古文约选序例
《古文约选》是方苞在雍正十一年（1733）奉和硕果亲王之命为八旗子弟选编的一部古文读本。方苞按照“义法”标准，选录两汉至唐宋历代古文，而其中以选录汉人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名义上，它是和硕果亲王选编的，本序例也署名“和硕果亲王”，其实是由方苞代笔。本序例是方苞对“义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指事类情，汪泽自恣，不可绳以篇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乃古文义法之上乘。语言雅洁，取舍精当，结构谨严，言之有物则是“义法”的具体内容。同时，本文以“义法”为标准，对宋以前的历代古文进行了评论，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篇古代散文批评的专论。
《太史公自序》[1]：“年十岁，诵古文。”[2]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3]，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4]，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5]，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6]。我国家稽古典礼，建首善自京师始[7]，博选八旗子弟秀异者[8]，并入于成均[9]。圣上爱育人材，辟学舍，给资粮，俾得专力致勤于所学[10]；而余以非材，实承宠命以监临而教督焉[11]。窃惟承学之士[12]，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13]，闳博深远[14]，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15]。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16]。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17]，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18]。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19]。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20]，敷陈论策[21]，绰有余裕矣。虽然，此其末矣[22]。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23]，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24]。”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25]，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26]。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27]。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28]，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29]，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30]。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31]，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32]，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33]，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34]。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35]，倜傥排宕[36]，不可方物[37]，而法度自具。昭、宣[38]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39]，惟刘子政杰出不群[40]，然亦绳趋尺步[41]，盛汉之风，邈无存矣[42]。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43]，所录仅三分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44]。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45]今观其书疏吏牍[46]，类皆雅饬可诵[47]。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48]，必至严乃不杂也。既得门径，必从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49]。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50]。
一、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51]。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52]。虽相如《封禅书》[53]，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54]，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55]。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56]，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57]，永叔史志论[58]，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59]，淳实渊懿[60]，子固序群书目录[61]，介甫序《诗》、《书》、《周礼》义[62]，其源并出于此。概弗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63]，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64]。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65]，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66]，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67]。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
而自与之并矣[68]。故于退之诸志，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69]，皆变调[70]，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71]，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72]。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73]，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
耳[74]。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75]，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76]。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
【翻译】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十岁时，开始诵读古文。”周代以前的书都是他所谓的古文。自魏晋以后，堆砌词藻、讲究文采的文章盛行，到唐代韩愈将衰微了八代的古文重新振兴起来，然后读书人才将先秦西汉论事说理、古朴而不芜杂的文章当作古文，那些大抵是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的支流枝梢。我大清国考求古制，规范礼仪，首先要把京师建设为教化最好的地方，所以广泛地选拔优秀特出的八旗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皇上爱惜培育人才，开辟学馆，供给资财粮食，使得大家能专心致志地勤奋学习；而我作为一个并无才能的人，此次却蒙受皇上的恩宠任命，到国子监来监察管理而教授督促诸生。我私自认为，来受学的士子一定要钻研古文，但近来社会上书坊刊印的古文，绝对没有好的本子。圣祖仁皇帝御定的《古文渊鉴》中的古文，宏大广博而深远，不是初学所能全部阅读并切实究明的。于是精选了两汉的书信奏章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刊印发行，用作广大士人学习古文的范本。
古文的由来，很久远了，六经、《论语》、《孟子》是它的根源。能够成为它们的支流，而义法最精的，没有一种比得上《左传》、《史记》，然而它们各自成书，首尾完整，不可分割。其次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虽然都有各自的篇法可以探索，但都是贯通地记载数百年的言论和事情。读书人必须通读全书，然后才能获得它们的精要。只有两汉的书信奏章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每篇写一事，可以选择出其中最优秀的。但所选的一定要最为精要，然后它们义法的精微才可能体现出来。所以从韩愈的作品中选十分之二，欧阳修的选十分之一，其余六家有的选二十分之一，有的选三十分之一；两汉的书信奏章，则选取百分之二三罢了。读书人能对这些文章切实探究，再用来探索《左传》、《史记》、《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的义法，那么触类旁通，用来做科举文章，写好议论文和策问，肯定是绰绰有余了。虽然如此，但这是学习古文的最低要求了。前辈儒家程颢说韩愈是因学文而发现“道”，但韩愈自己却宣称说：“学古道，所以想同时弄通古文言辞。”广大文士果真能依据我们这本文选来探求六经、《论语》、《孟子》的宗旨，而得到他们根本的趋向，亲自实践仁义，在忠孝上鼓励自己，那么立德、立功来报答我们皇上爱惜培育人材的最好心意，都从这里开始打下基础。这就是我编选这套古文读本来辅助传播政治教化的内心愿望。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
一、《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史记》是古文的正宗，但都自成一个整体，读书人一定要反复熟读全书，然后才能辨明其门道，而进入到深奥中去。所以这部书中所选编的，只是汉代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专集，以使初学做古文的人先知道写作古文的方法途径，然后可以考察源流，完全掌握各家的精髓了。
二、周代末叶诸子的文章，精深而宏大广博，汉代、唐宋的文章作家都是从中吸取精华的。只是先秦诸子著书，目的在于指出事实，以类推阐发情理，所以像在汪洋大海而自由自在，不可用一定的篇章法则来衡量。其中篇章法则完备的文章也偶尔有一些，但体制也各有不同，所以一概不予采录。读者理当从自己的阅读中去获得这样的体会。
三、过去议论的人都说，古文的衰微是从东汉开始的，这是不对的。西汉只有武帝以前的文章，富有生气，奋发飞动，洒脱不群，激荡奔放，不能具体识别其形成的种种原因，却又自有其法度。昭帝宣帝之后，文章就渐渐地写得拖沓而不流畅，只有刘向杰出，不同凡响，但也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固定的规范写作，西汉盛世的文风，到这时已经完全没有了。这部读本中对汉武帝至三国时的文章录取的仅占三分之一，然而其中还有些文章因为所写之事适合讲授答问，所以显然超出选录范围，却保留下来了。
四、韩愈说：“汉朝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现在看汉朝的书信奏章公文之类，大抵都典雅工整，可以诵读。这里选录的文章只有五十余篇，因为辨察古文的文气文体，一定要极为严格才能不至于驳杂。知道了门径，还必须广泛地学习百家之长，然后才能成就一家之言。韩愈自己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就是这个意思。
五、古文的文气文体，贵重的是纯清而没有渣滓。纯清的最高境界，便是自然而又能散发出光泽精华，那么《左传》、《史记》的瑰丽浓郁就是这样。初学就追求古雅典范，必然会沦落成明代前后七子的那种摹仿形式的伪体，所以像《答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的文章都不采录。即使像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也姑且搁置不选，因为司马相如天生超凡俊杰，不是从人世间来的，恐怕读书人无从窥伺寻找他的精华，却胡乱地摹仿其字句，那只会白费精神在生涩浅薄中罢了。
六、司马迁的《世表》、《年表》、《月表》序文，义法精深又富于变化。韩愈、柳宗元读经书和诸子文而写的文章，欧阳修的史志论，它们的来源都出在这里。班固的《艺文志·七略序》，淳厚朴实而又深刻有内容，曾巩的群书目录序，王安石的《诗义序》、《书义序》、《周礼义序》等文，它们的来源全都出在这里。以上一概都没编入，因为《史记》、《汉书》是学作古文的人必须全部通读的。单单选录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列在“世家”“列传”之后，但别为一篇，不是《史记》的本文。
七、韩愈、欧阳修、王安石都擅长写墓志铭。但是叙事的文章，义法在《左传》、《史记》中已经具备，韩愈变换《左传》、《史记》的格调而暗用它们的义法，欧阳修摹仿《史记》的格调而巧妙地领会了它的风格神韵，王安石又变换韩愈的结构布局而暗用他的章法。学古文的人真正能够探究《左传》《史记》的精华，那么对于三家的墓志铭，不用去摹仿就自然会和他们取得同样的成就了。所以对韩愈作品中奇特突出、高超古雅、清新深沉的墓志都没选录，只选录《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和《柳子厚墓志铭》。这两篇都改变通常写法，比较浅显易学。一般来说，墓志铭应当如实验证事迹，有的事迹无可验证，便叙述作者与死者之间长久亲密的交情，而以此发出感慨，马君墓志就是这样。有的是另外发表一通议论，可以激发情感志向，可以认识某些事理，《柳子厚墓志铭》就是这样。对欧阳修只选录他给亲人朋友写的墓志铭，王安石的只选录于记事之外发表议论的墓志铭，各有几篇，他们的体制都是学的韩愈，选这些是为了使初学的人知道怎样入门。
八、韩愈说自己的学习，在于“辨别古书的正伪，和虽正但没达到理想标准的文章”。大凡分辨不清黑，那么所见的白就不会是纯真的白。柳宗元文笔古朴俊秀，但义法却有很多小毛病。欧阳修、苏氏父子、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也偶尔有不合义法的，所以都大略地指出其中的缺点，以使其优点不至于被掩盖。
九、《周易》、《诗经》、《尚书》、《春秋》以及“四书”，一个字也不能增减，是文章的最高准则。以下《左传》、《史记》、韩愈的文章，虽然篇幅很长，但字句可以删减的却很少。其余各家，即使是举世传诵的文章，内容枝蔓、言辞冗杂之处，大概不能避免吧！不便于删改，姑且在旁边加以钩划，使读者便于辨别选择。
注释
[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作（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叙述作者家世及有关《史记》写作的情况。
[2]年十岁，诵古文：《史记》原文为“年十岁而诵古文”。
[3]藻绘：堆砌词藻，讲究文采。
[4]韩氏：韩愈，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起：兴起，振兴。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认为古文自西汉以后，历经八代衰微，到了唐代才由韩愈重新振兴起来。
[5]盛汉：指西汉盛世。质：质朴。
[6]盖：大概，大抵。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即《易》、《诗》、《书》、《礼》、《乐经》（已佚）、《春秋》。孔子、孟子之书：指《论语》和《孟子》。余肄：支条。肄：树木再生的嫩条。
[7]“建首”句：意思是说京师应为教化最好的地方。出《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
[8]八旗子弟：清朝初期将满族编为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又增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满洲八旗地位最高。八旗子弟指满族贵族的子弟。
[9]成均：西周时的大学，后来也称国子学或国子监为“成均”。这里指教授八旗子弟的官学。
[10]俾（bǐ比）：使。
[11]监临：监管临视。
[12]窃：谦词，私自，私下。承学之士：入学馆学习的人。承：接受。
[13]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皇帝。《渊鉴》：即《古文渊鉴》，康熙命徐学乾等编选，共六十四卷，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秦至宋文，每卷有康熙御批，以及注笺，以倡导古文，并供学习古文之用。
[14]闳（hónɡ宏）：宏大。
[15]切究：深切地领会，理解，指很好地掌握。
[16]约：精要。书疏：书信和上给皇帝的奏章。唐宋八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位散文大家。楷：楷模，范本。
[17]盖：句首语气词，表示下文是一种推论。
[18]剟（duō多）：割取。
[19]尤：优异突出的。
[20]制举：应试科举。
[21]敷陈：铺叙，详加论说。论策：议论文和策问，都是康熙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
[22]此其末矣：意思是说，能写作科举文章，还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23]先儒：指北宋程颢。他认为学习本是为了修德，有德然后才有言，而韩愈却弄颠倒了，是学文然后见道。见《近思录》及张伯行集解。
[24]“学古道”二句：见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
[25]躬：亲自。蹈：实行，遵循。
[26]本志：指内心愿望。
[27]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康熙第十七子。
[28]三传：指《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部书都是阐发《春秋》经经文的著作。
[29]熟复：反复熟读。
[30]窔穾（yàoyào要要）：深奥。
[31]津梁：渡口和桥梁，比喻用做引导的事物或过渡的方法，手段。
[32]周末诸子：春秋战国时各个学派，也指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此处指后者。
[33]类情：类推以阐发事物的情理。
[34]绳：衡量。
[35]奋动：蓬勃振奋，形容富有生气。
[36]倜傥（tìtǎnɡ替淌）：洒脱，不拘束。排宕：开放、有气势。
[37]不可方物：不能识别。语出《国语·楚语》：“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此处指不能具体辨析其篇章结构等写作手法。
[38]昭、宣：西汉昭帝和宣帝。
[39]繁重滞（zhì志）涩：指文章写得拖沓，不流畅。
[40]刘子政：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41]绳趋尺步：这里指按固定的规范标准写文章。绳、尺都是木工用来比划曲直、度量长短的工具，这里用来比喻固定的文章标准、规矩。
[42]邈（miǎo秒）：久远灭绝。
[43]蜀汉：朝代名。三国时刘备占据蜀地称帝，国号汉，后代称之为蜀汉。
[44]过：超出常规。
[45]“汉朝人”句：见韩愈《答刘正夫书》。
[46]吏牍：公文。
[47]类：大抵。雅饬（chì斥）：典雅工整。
[48]气体：文气和文体。
[49]从横：即纵横。
[50]“贪多务得”二句：见韩愈《进学解》。意谓博览群书，兼收并蓄。捐：舍弃。
[51]明七子：指“前后七子”。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阳并称“前七子”。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伪体：指模拟因袭、缺乏生命力的东西。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前后七子都主张拟古，追求形式，形成一股摹拟风气，对当时及清代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方苞称之为“伪体”。
[52]《客难》：即《答客难》，东方朔作。《解嘲》：扬雄作。《答宾戏》、《典引》：班固作。
[53]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封禅书》：当为《封禅文》。
[54]天骨：天生的骨骼，指天赋的品性气度。
[55]敝：耗费。蹇（jiǎn简）浅：生涩肤浅。
[56]子长：指司马迁。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史记》的作者。《世表》、《年表》、《月表》序：指《史记》十表的序。司马迁《史记》中有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类，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每表前各有序。
[57]“退之”句：指韩愈、柳宗元读经书、诸子书后写的文章，如韩愈的《读荀子》、《读仪礼》，柳宗元的《论语辩》、《辩列子》等。
[58]永叔史志论：指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序》等文。永叔：欧阳修字永叔。
[59]孟坚：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汉书》的作者。《艺文志·七略序》：当指《汉书·艺文志序》。班固的《艺文志》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故此并称之。
[60]渊懿（yì义）：深刻而有内容。懿：深。
[61]“子固”句：曾巩有《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文。子固：曾巩的字。
[62]“介甫”句：王安石有《诗义序》、《书义序》、《周礼义序》等文。介甫：王安石的字。
[63]家、传：指《史记》中的“世家”和“列传”。
[64]志铭：即墓志铭，刻在石上埋入坟墓中的文字，写明墓中人的姓名及一生的主要事迹、经历等。
[65]阴：暗地里，这里指把别人的东西融合到自己的东西里面，使得表面上看不出来。
[66]曲：深入而巧妙地。
[67]壁垒：军营的防御工事，这里比喻结构布局。步伐：指章法。
[68]规
：即规模，效法，摹仿。并：并列齐名，指取得同样的成就。
[69]马少监、柳柳州二志：指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柳子厚墓志铭》。柳柳州：柳宗元晚年为柳州刺史，故人称柳柳州。
[70]变调：指不同于常规的写法。
[71]兴：抒发感情志向。观：认识社会。语本《论语·阳货》。
[72]“辨古书”二句：见韩愈《答李翊书》。
[73]古隽（jùn俊）：古朴俊拔。隽：通“俊”，俊秀、俊拔。
[74]
（yǎn掩）：掩盖。
[75]四书：从宋代开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合称为“四书”。
[76]薙芟（tìs hān替山）：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