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李贺，字长吉，祖籍陇西，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出生于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死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仅仅活了二十七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富有才华而不幸早逝的著名青年诗人。

据考证，他是唐宗室大郑王李亮的后裔，因此在诗中常自称“王孙”、“皇孙”、“宗孙”，但后来家境败落。父亲李晋肃曾做过边塞上的小官，后任陕县令，去世较早。家务由母亲郑氏维持。李贺的幼年时代在家乡昌谷度过。昌谷西往秦晋，南连吴楚，位于交通要冲，林茂竹深，鸟鸣鱼跃。优美的自然环境，涵养了诗人的性情，为他诗歌创作天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贺自幼聪慧，写作勤奋。《新唐书》载，他七岁就能作诗。少年时经常骑着瘦马四处游览，一个小书童背着古旧的破锦囊相随。在途中得到好诗句，他就随手写下，投到囊中。晚上回家，母亲见囊中取出许多诗笺，总是生气地说：“这孩子定要呕出心来才会罢休！”他才名早播，十五岁时，所作乐府数十篇即被乐工配曲弹唱，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益齐名，被称为“乐府二李”。相传素负盛名的韩愈和皇甫湜最初对李贺的诗才还有怀疑，曾同时登门访问，要求李贺当面写诗。李贺挥笔立成一首，题为《高轩过》，两人大惊，遂称赞不已。

由于勤读苦吟，加以自幼体弱多病，李贺不到十八岁便已经头发斑白。“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春归昌谷》）。乃至经常不离药物：“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他如此刻苦，是因为有着远大的志向。“他日须搅阵，牵去借将军”（《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二）；“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这些诗句表明，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效劳的宏图大志。

元和二年十二月，韩愈调洛阳，分司东都国子监。李贺前去谒见，送上自己的诗作，首篇为《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发唱惊人，语气悲壮，韩愈为之心折，热情地接待了他。韩愈乐于奖掖后进，在高级士人之间对李贺多有称誉。韩门弟子陈商、李汉、张彻、王参元、杨敬之等人，都非常敬佩李贺，常与他交游。这对李贺后来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是人们入仕的主要途径，考进士是当时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元和五年，李贺到京都长安应试。一些忌才争名的人，散布流言，制造借口，认为李贺父名“晋肃”，“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触犯家讳，不能应试。韩愈为他抱不平，专门写了《讳辩》一文，主张“不讳嫌名”，李贺有权应考。但无济于事，李贺终于愤愤离开试院。对像他这样的破落贵族出身的人来说，显名科场，是实现“拏云”壮志的唯一出路。多年来的梦想一旦破灭，他所遭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年春天，他再次入京，在太常寺做了个从九品小官奉礼郎，掌管君臣位次的排列和巡礼赞导的杂务，一派“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赠陈商》）的沉沦相。但为了“索米王门”，养家糊口，却不得不忍辱含恨，“风雪直斋坛”。元和八年春，他因病告假回昌谷。到家一看，妻子病逝，姐姐出嫁，弟弟也正准备出外谋生，家中生活全靠老母操持。自己官俸太薄，不足以养家。“少健无所就，入门愧家老”（《春归昌谷》）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半年之后，他又到了洛阳。先是一番思想斗争：“始欲南去楚，又将西适秦。”（《自昌谷到洛后门》）继而“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抱着迁调的希望，终于又回到了长安。元和九年初，奉礼郎三年任期已满，并无迁调的迹象，他于是决然辞职，返回昌谷。三年的奉礼郎经历，没有使李贺在政治上如愿以偿，但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积累了知识，使他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都趋于成熟。这一时期，诗人的诗歌才华倾动都下，受到广泛的称誉。但是煊赫的诗名并没能帮助诗人在仕途上有所升迁，于是，他只得怀着悲怆的心情离开了长安。

李贺辞去奉礼郎，回到昌谷小住，当年秋天又到了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他的好友张彻在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属下的潞州幕府做幕僚。李贺客游潞州，协助张彻办理公文，原想在那里寻找机会，施展抱负。但腐朽的唐王朝已不可救药，忠心耿耿的昭义军受到朝廷冷遇，后来张彻也抽身回了长安。元和十一年秋，李贺只好带病再回昌谷。诗人一生备受排挤、压抑，不第不达的遭遇和家境的凄凉，使他忧恨绵绵，病体更弱。这期间，他写下了《客游》、《野歌》、《秋来》等诗，并整理旧作，授予挚友沈子明。不久，他年轻的生命便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传说那是因为天帝新成白玉楼，特召他去撰写碑记，倒也给这位杰出诗人的失意生涯增添了一层浪漫色彩。

二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歌手。李贺生活在唐代中期，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那时，延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国家元气大受损伤。强藩四起，兵祸连年。加以德宗、宪宗都宠信宦官，猜忌在朝官僚，致使宦官“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

在这种国事日非的情势下，统治者不思进取，却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昏庸的德宗曾下令让文武百官自选胜地，游宴享乐。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奢费，又巧立名目，鼓励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向朝廷进奉。宰相李泌曾劝阻德宗，要他莫贪私财，停止进奉，德宗口头应诺，私下却发了一道敕令，让地方官以后进奉，别让宰相知道。这样，自朝廷而下，贪赃纳贿之风越刮越猛。宪宗李纯即位之初，任用了一些有才干而正直的人做宰相，出任节度使，曾先后平定了四川刘辟、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各地藩镇一时有所收敛。但是，他并没有扭转国家的衰败趋势，而且有些方面比德宗更变本加厉。他求方士，好神仙，大兴土木，广事征敛，终于被宦官陈弘志谋害。

由于藩镇构祸，宦官擅权，君臣奢靡无度，朝廷腐败，加上大肆勒索，兼并土地，以致社会动荡，民生涂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唐王朝的统治好像建筑在沙堆上一样，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社会的动荡往往会刺激和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名家辈出、争艳斗胜的局面。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姚合，以及稍后的温庭筠、李商隐等，纷纷竞起争鸣。青年诗人李贺才气横溢，纵恣不群。韩愈推许在前，杜牧、李商隐揄扬在后，引起了诗坛的瞩目。

他通过自己诗歌的复杂多样的内容，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针砭时弊，慨叹人生，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同恶势力抗争，为受压迫的人们鸣不平，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从主题思想来看，李贺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藩镇割据的罪行，维护国家的统一。如在《猛虎行》中，他把专横跋扈的藩镇比作吃人的猛虎，形象地描绘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和凶残面目：“长戈莫舂，强弩莫抨。乳孙哺子，教得生狞。举头为城，掉尾为旌。”并愤怒指斥了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嘲讽了统治者的无能。在《公无出门》中，诗人用熊虺、毒虬、狻猊、猰等毒蛇猛兽来比喻藩镇，强烈谴责他们把社会搞得天昏地暗，造成了“天迷迷，地密密，熊蛇食人魂，霜雪断人骨”的惨状，字里行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由于藩镇割据破坏了国家的统一，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诗人一面揭露和抨击他们的罪行，一面号召志士从戎，发出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呼喊。

第二，讥讽宦官统兵，叹息良将闲置，真才见弃。如在《吕将军歌》里，诗人利用对比手法，写心雄胆壮的吕将军被派到城外看守陵墓，“剑龙”怒吼，欲上战场而不得；而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却被派到战场上作统帅，讽刺他像傅粉女郎一样，远离敌阵，不敢接战。对这种所用非人的现象，诗人不禁发出了“圆苍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如此”的慨叹。《感讽六首》（其三）也是这类作品。《马诗二十三首》中的多数诗篇，则以表达了真才见弃的悲愤而引人注目。

第三，揭露君主及权贵们的昏庸奢靡及冶游无度。如《上云乐》讽刺帝王纵情声色，骄奢无度：“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荣华乐》通过全面揭露东汉贵戚权臣梁冀一门的势倾朝野和穷奢极欲，托古讽今，对当时的权贵们提出了警告：“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旨在说明梁冀当时一门显贵，不可一世，而被杀之后，家破人亡，一切化为云烟。至于今天气焰嚣张的达官贵戚，自然不能逃脱同样的下场。这类作品还有《贵公子夜阑曲》、《贾公闾贵婿曲》、《花游曲》、《牡丹种曲》、《秦宫诗》等。

第四，讥讽帝王求长生，指明神仙虚妄。这类作品或借言天上并无长生不死的神仙，衬托出人间求仙的虚妄（《官街鼓》）；或讲生死寿夭，乃是自然规律，连秦皇汉武也无可奈何（《苦昼短》）；或反复陈说神仙虚妄不可信，应当远方士，保令名，惜韶华，荫子孙（《相劝酒》）；或讥讽方士作态待时，趋炎求荣，不如鱼鹿（《仙人行》）。此外，如《拂舞歌辞》、《古悠悠行》等，都是借历史故事，讽喻当世，讥刺的对象就是迷信丹药的唐宪宗。

第五，歌颂正义战争，叙述征戍的辛苦。如《摩多楼子》从“二万四千里”的“玉塞”落笔，写边地辽远荒寒，形象地展示了出征士卒的征伐之苦。《雁门太守行》描写守边将士半夜出兵，奔袭敌军，气象肃杀，情调悲壮。诗末更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表现了将士们誓死报国的英雄气概。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雪夜下蔡州，平定淮西，擒吴元济，上御门受俘。李贺兴奋地写了《上之回》，表示庆贺。“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字里行间，一派喜气；“天高庆云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企盼国家统一、四海安宁之情溢于言表。《送秦光禄北征》、《公莫舞》两诗，旨趣也都与此相同。

第六，同情人民的疾苦，为受苦受难者鸣不平。李贺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对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老夫采玉歌》中，诗人尖锐地指出，由于统治者“琢作步摇徒好色”，逼使采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采玉蓝溪，境遇十分悲惨。读来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感讽五首》（其一）形象地描写了一位农妇穷于应付官府勒索的情景：“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就已经恶狠狠地跑来收税了。农妇恳求时，小姑急忙备餐款待。但县官刚刚大嚼而去，簿吏又到来了。诗人对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官吏的贪婪残暴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斥责。他如《平城下》有感于守边士卒受虐待，《绿章封事》为众多死于瘟疫的穷书生鸣不平，《宫娃歌》则叙说幽闭深宫的宫女怨旷思归的心情，都让人能够看到诗人那颗同情弱者、指斥世道不公的诗心。

第七，描写神仙鬼怪，抒发对人生的种种感慨。李贺诗中写到神怪的地方很多，这里指专门描写神仙鬼怪的诗篇。如《金铜仙人辞汉歌》，通过描写魏官搬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的故事，借铜人的凄苦，抒发作者的故国兴衰之情。《梦天》通过叙说梦入月宫的情景，抒发了沧桑易变和登天而小尘世的感觉。《苏小小墓》描写了墓地上肃杀幽冷的景色，表达了诗人对红颜永寂的凭吊之情。《天上谣》、《帝子歌》、《湘妃》、《感讽五首》（其三）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后世有些评论家主要根据这类作品，便称李贺为“鬼才”，称他的诗为“鬼仙之辞”。

第八，叙说个人的不幸遭遇，发泄壮志难酬的愤懑。这类诗为数不少，感情激越。如在《赠陈商》中，诗人颇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不幸和苦楚，虽然“心已朽”，但仍旧期待着“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题归梦》叙说家人望他获得禄位，得到温饱。但仕途蹭蹬，梦醒后对着灯光再也无法入睡。《开愁歌》描写失意之后，愤懑至极的情景：“临岐击剑生铜吼”，“壶中唤天云不开”。歧路击剑，怒不可遏；壶中唤天，借酒消愁。《示弟》、《崇义里滞雨》、《野歌》及《南园十三首》中的许多诗篇等，都是这类作品。

此外，李贺诗集中还有一些诗篇，或咏事咏物，如《李凭箜篌引》、《春坊正字剑子歌》；或描写儿女之情，如《七夕》、《大堤曲》、《美人梳头歌》等；或描写田园风物，如《南山田中行》、《溪晚凉》等；或系酒筵应景之作，如《许公子郑姬歌》、《花游曲》等；乃至着笔剑客妓女，如《走马引》、《洛姝真珠》等。

总之，李贺诗歌的题材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主要方面，读者可从中发现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面影。

三

李贺的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主题，深刻的思想，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他的诗的确奇峭不羁，瑰丽凄恻，绝不同于凡响。

首先，格调俊爽、多样。当时提倡古文运动最力的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文必己出”。李贺受其影响，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对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极端憎恶，尤其对一般应试的律诗，更是不屑一顾。在学习和吸收《楚辞》、汉魏古诗、古乐府及齐梁体精华的同时，创造出了他独具的俊爽、多样的诗歌格调。大体而言，李贺诗歌的格调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继承《楚辞》的。这是他诗作中最独到、最精彩的部分。虽然其形式是唐代一般的古诗，却在意境、风调方面继承了《楚辞》精神，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风格。如《帝子歌》仿效《楚辞》里的《湘君》、《湘夫人》，《雁门太守行》脱胎于《国殇》，《公无出门》神似《招魂》，《神弦》则活画出迎神送神的神秘气氛。所以宋人刘辰翁曾评论说：“读此章，使人神意森索，如在古祠幽暗之中，亲睹巫觋赛神之状。”其他如《湘妃》、《贝宫夫人》、《神弦曲》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另一种格调是学习古歌谣和乐府诗的。诗人吸取了汉魏古歌谣和乐府诗的丰富营养，或借旧题创新意，或据新事创新题，在用语和立意上创造了新的格调，发挥了古歌谣和乐府诗形式自由的优长，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受。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所占比例不少，如《蜀国弦》、《艾如张》、《巫山高》和《苦昼短》、《后园凿井歌》及《金铜仙人辞汉歌》、《致酒行》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还有一种格调是借鉴齐梁体的，将齐梁体的浓艳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大都设色绮丽，绚烂而又凄惋，但无淫靡萎弱之弊。如《难忘曲》、《梁公子》、《休洗红》、《美人梳头歌》等，都是这类作品。

其次，想象奇特，丰富。李贺诗作的想象往往奇幻新颖，思落天外。比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所咏是魏官搬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的历史故事，诗人笔下的铜人不仅有知有觉，而且感情丰富，当它被魏官运出宫门时，竟潸然泪下，清如铅水。其痛深切，竟至兰草同悲，汉月伤心，苍天愁苦，渭水悲吟。诗人借助奇特丰富的想象，托铜人易主去国之悲，抒发了自己由唐帝国之兴衰而引起的沉痛感慨。在《李凭箜篌引》中，诗人驰骋想象，可以说对乐曲的形容描绘达到了极致。其他如《天上谣》、《铜驼悲》、《神仙曲》等，也都以想象力的丰富和新奇见称。

再次，气势雄壮而又奇峭不羁。李贺不少诗篇工于发端，起调高昂。随即如龙腾虎跃，奇曲多姿，而又自然成势。《旧唐书·李贺传》谓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如《浩歌》以“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起笔，沧海桑田，涵盖雄阔，气势奔放；三、四两句转说“王母桃花千遍红”，高寿者彭祖、巫咸也该死过好几回了；五、六两句又转说到初春时候，骑着骏马出游；七、八两句讲美人用金杯劝酒，勉励说自己年纪还轻，当自爱自强；九、十两句进而说到要有雄心壮志，以“世上英雄本无主”自励；十一、十二两句陡转，暗叹当时没有怜才爱士的人；十三、十四两句则转而回到宴饮上来；十五句承前而说到人生易老，末句迸发而出，说明堂堂男子当奋发有为。全诗着想奇崛，文思跌宕，气象雄伟，有不可羁勒之势。其他如《绿章封事》、《致酒行》、《梁台古意》、《公无出门》等，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特色。

在李贺的创作中，尤其突出的还是他的诗歌语言瑰丽、奇诡、警迈，用词遣意，必自己出，不蹈常袭故。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思牵今夜肠应直”（《秋来》）、“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蓝溪之水厌生人”（《老夫采玉歌》）、“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杨花扑帐春云热”（《蝴蝶飞》）、“壶中唤天云不开”（《开愁歌》）、“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等等，都是千年传唱不已的“不经人道语”。

李贺在炼词造句时，能从事物本身的物理属性出发，加以发挥改制，使之更为鲜明、突出；并且往往借助于拟人化和比兴等修辞手法，使之更加生动。如“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由于浮云在天河中移动，设想它是像水一样在“流”，而且也会发出响声。“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通常只说羲和为日御，李贺改为“敲日”，因“敲”便产生“玻璃声”。李贺还喜欢用“湿”、“冷”、“寒”、“重”等字，来增加诗句的分量，用“啼”、“哭”、“惊”、“笑”等字，来传达他敏锐的情感，用“鬼”、“死”、“血”、“骨”等字，来渲染幽冷的气氛。

李贺诗歌中也有一些诗篇，如《大堤曲》、《蜀国弦》、《莫种树》、《休洗红》等，写得平易自然，明白流畅，别有一种风调。由此可见诗人创作艺术上可贵的探索精神。

此外，借古讽今也是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之一。元和年间，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内外交困，为祸不测。主惑于上，臣愤于下。“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征事，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昌谷集注序》）、这类作品有《还自会稽歌》、《绿章封事》、《追赋画江潭苑》、《仙人》、《秦宫诗》、《荣华乐》等。

李贺生命短促，加以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缺乏更加全面深刻的体察和认识，所以尽管他努力于艺术创作实践，毕竟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一味刻意求新，有时也难免堆砌、雕琢，甚至流于晦涩。还有些诗篇，如《恼公》、《夜来乐》、《花游曲》等，专写狎妓、冶游之事，辞藻浓艳，则是受到齐梁体的不良影响。

但是，总的看来，李贺的诗歌思想深刻，风格独特，是中唐时代诗坛上的一朵异彩夺目的奇葩，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故被誉为“长吉体”。稍后于他的李商隐、温庭筠受其影响很深，形成了唐代诗歌的一个流派。晚唐以降，不少诗人都受其沾溉。他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四

李贺去世前曾将他所写的二百多首诗歌汇为一集，分成四编，授予好友沈子明。十五年之后，沈氏请当时著名诗人杜牧作序，李贺的诗作因此得以流布。现在通行的本子于四卷之外附有外集，篇数也稍有出入。历代李贺诗集的注释本有十多种，而以清人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为最善。王本注引翔实，解释谨慎，识见精深。今人叶葱奇先生的《李贺诗集》折衷旧注，别作疏解，博观约取，多有发明，是一个便于初学的本子。近些年来，各地陆续出版了一些选注选译本，其中也不乏可观者。本书选录李贺诗九十六首加以注译，力求能够反映出李贺诗歌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风貌。其中，从通行本的一、三两卷中选四十二首，由冯浩菲注译；从二、四两卷和外集中选五十四首，由徐传武注译。全书由冯浩菲统稿，并撰写《前言》。根据《丛书》编写的统一规定，原诗文字以通行本为主，择善而从，一般不作校勘说明。注释尽量简明，不作详细考证。译文力求做到既切合原诗，又通俗流畅。希望对读者比较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李贺的诗歌创作能有所帮助。古典诗歌的翻译工作不大好做，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存在问题一定不少，恳望读者能给予批评指正。

冯浩菲（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徐传武（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