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李贺,字长吉,祖籍陇西,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出生于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今河南省宜阳县境内),死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仅仅活了二十七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富有才华而不幸早逝的著名青年诗人。

据考证,他是唐宗室大郑王李亮的后裔,因此在诗中常自称“王孙”、“皇孙”、“宗孙”,但后来家境败落。父亲李晋肃曾做过边塞上的小官,后任陕县令,去世较早。家务由母亲郑氏维持。李贺的幼年时代在家乡昌谷度过。昌谷西往秦晋,南连吴楚,位于交通要冲,林茂竹深,鸟鸣鱼跃。优美的自然环境,涵养了诗人的性情,为他诗歌创作天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李贺自幼聪慧,写作勤奋。《新唐书》载,他七岁就能作诗。少年时经常骑着瘦马四处游览,一个小书童背着古旧的破锦囊相随。在途中得到好诗句,他就随手写下,投到囊中。晚上回家,母亲见囊中取出许多诗笺,总是生气地说:“这孩子定要呕出心来才会罢休!”他才名早播,十五岁时,所作乐府数十篇即被乐工配曲弹唱,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益齐名,被称为“乐府二李”。相传素负盛名的韩愈和皇甫湜最初对李贺的诗才还有怀疑,曾同时登门访问,要求李贺当面写诗。李贺挥笔立成一首,题为《高轩过》,两人大惊,遂称赞不已。

由于勤读苦吟,加以自幼体弱多病,李贺不到十八岁便已经头发斑白。“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春归昌谷》)。乃至经常不离药物:“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他如此刻苦,是因为有着远大的志向。“他日须搅阵,牵去借将军”(《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二);“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这些诗句表明,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效劳的宏图大志。

元和二年十二月,韩愈调洛阳,分司东都国子监。李贺前去谒见,送上自己的诗作,首篇为《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发唱惊人,语气悲壮,韩愈为之心折,热情地接待了他。韩愈乐于奖掖后进,在高级士人之间对李贺多有称誉。韩门弟子陈商、李汉、张彻、王参元、杨敬之等人,都非常敬佩李贺,常与他交游。这对李贺后来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是人们入仕的主要途径,考进士是当时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元和五年,李贺到京都长安应试。一些忌才争名的人,散布流言,制造借口,认为李贺父名“晋肃”,“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触犯家讳,不能应试。韩愈为他抱不平,专门写了《讳辩》一文,主张“不讳嫌名”,李贺有权应考。但无济于事,李贺终于愤愤离开试院。对像他这样的破落贵族出身的人来说,显名科场,是实现“拏云”壮志的唯一出路。多年来的梦想一旦破灭,他所遭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年春天,他再次入京,在太常寺做了个从九品小官奉礼郎,掌管君臣位次的排列和巡礼赞导的杂务,一派“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赠陈商》)的沉沦相。但为了“索米王门”,养家糊口,却不得不忍辱含恨,“风雪直斋坛”。元和八年春,他因病告假回昌谷。到家一看,妻子病逝,姐姐出嫁,弟弟也正准备出外谋生,家中生活全靠老母操持。自己官俸太薄,不足以养家。“少健无所就,入门愧家老”(《春归昌谷》)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半年之后,他又到了洛阳。先是一番思想斗争:“始欲南去楚,又将西适秦。”(《自昌谷到洛后门》)继而“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抱着迁调的希望,终于又回到了长安。元和九年初,奉礼郎三年任期已满,并无迁调的迹象,他于是决然辞职,返回昌谷。三年的奉礼郎经历,没有使李贺在政治上如愿以偿,但扩大了眼界,增长了阅历,积累了知识,使他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都趋于成熟。这一时期,诗人的诗歌才华倾动都下,受到广泛的称誉。但是煊赫的诗名并没能帮助诗人在仕途上有所升迁,于是,他只得怀着悲怆的心情离开了长安。

李贺辞去奉礼郎,回到昌谷小住,当年秋天又到了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他的好友张彻在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属下的潞州幕府做幕僚。李贺客游潞州,协助张彻办理公文,原想在那里寻找机会,施展抱负。但腐朽的唐王朝已不可救药,忠心耿耿的昭义军受到朝廷冷遇,后来张彻也抽身回了长安。元和十一年秋,李贺只好带病再回昌谷。诗人一生备受排挤、压抑,不第不达的遭遇和家境的凄凉,使他忧恨绵绵,病体更弱。这期间,他写下了《客游》、《野歌》、《秋来》等诗,并整理旧作,授予挚友沈子明。不久,他年轻的生命便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传说那是因为天帝新成白玉楼,特召他去撰写碑记,倒也给这位杰出诗人的失意生涯增添了一层浪漫色彩。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歌手。李贺生活在唐代中期,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那时,延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国家元气大受损伤。强藩四起,兵祸连年。加以德宗、宪宗都宠信宦官,猜忌在朝官僚,致使宦官“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

在这种国事日非的情势下,统治者不思进取,却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昏庸的德宗曾下令让文武百官自选胜地,游宴享乐。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奢费,又巧立名目,鼓励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向朝廷进奉。宰相李泌曾劝阻德宗,要他莫贪私财,停止进奉,德宗口头应诺,私下却发了一道敕令,让地方官以后进奉,别让宰相知道。这样,自朝廷而下,贪赃纳贿之风越刮越猛。宪宗李纯即位之初,任用了一些有才干而正直的人做宰相,出任节度使,曾先后平定了四川刘辟、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各地藩镇一时有所收敛。但是,他并没有扭转国家的衰败趋势,而且有些方面比德宗更变本加厉。他求方士,好神仙,大兴土木,广事征敛,终于被宦官陈弘志谋害。

由于藩镇构祸,宦官擅权,君臣奢靡无度,朝廷腐败,加上大肆勒索,兼并土地,以致社会动荡,民生涂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唐王朝的统治好像建筑在沙堆上一样,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社会的动荡往往会刺激和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名家辈出、争艳斗胜的局面。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姚合,以及稍后的温庭筠、李商隐等,纷纷竞起争鸣。青年诗人李贺才气横溢,纵恣不群。韩愈推许在前,杜牧、李商隐揄扬在后,引起了诗坛的瞩目。

他通过自己诗歌的复杂多样的内容,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针砭时弊,慨叹人生,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同恶势力抗争,为受压迫的人们鸣不平,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从主题思想来看,李贺的诗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露藩镇割据的罪行,维护国家的统一。如在《猛虎行》中,他把专横跋扈的藩镇比作吃人的猛虎,形象地描绘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和凶残面目:“长戈莫舂,强弩莫抨。乳孙哺子,教得生狞。举头为城,掉尾为旌。”并愤怒指斥了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嘲讽了统治者的无能。在《公无出门》中,诗人用熊虺、毒虬、狻猊、猰cw1等毒蛇猛兽来比喻藩镇,强烈谴责他们把社会搞得天昏地暗,造成了“天迷迷,地密密,熊蛇食人魂,霜雪断人骨”的惨状,字里行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由于藩镇割据破坏了国家的统一,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诗人一面揭露和抨击他们的罪行,一面号召志士从戎,发出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呼喊。

第二,讥讽宦官统兵,叹息良将闲置,真才见弃。如在《吕将军歌》里,诗人利用对比手法,写心雄胆壮的吕将军被派到城外看守陵墓,“剑龙”怒吼,欲上战场而不得;而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却被派到战场上作统帅,讽刺他像傅粉女郎一样,远离敌阵,不敢接战。对这种所用非人的现象,诗人不禁发出了“圆苍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如此”的慨叹。《感讽六首》(其三)也是这类作品。《马诗二十三首》中的多数诗篇,则以表达了真才见弃的悲愤而引人注目。

第三,揭露君主及权贵们的昏庸奢靡及冶游无度。如《上云乐》讽刺帝王纵情声色,骄奢无度:“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荣华乐》通过全面揭露东汉贵戚权臣梁冀一门的势倾朝野和穷奢极欲,托古讽今,对当时的权贵们提出了警告:“当时飞去逐彩云,化作今日京华春。”旨在说明梁冀当时一门显贵,不可一世,而被杀之后,家破人亡,一切化为云烟。至于今天气焰嚣张的达官贵戚,自然不能逃脱同样的下场。这类作品还有《贵公子夜阑曲》、《贾公闾贵婿曲》、《花游曲》、《牡丹种曲》、《秦宫诗》等。

第四,讥讽帝王求长生,指明神仙虚妄。这类作品或借言天上并无长生不死的神仙,衬托出人间求仙的虚妄(《官街鼓》);或讲生死寿夭,乃是自然规律,连秦皇汉武也无可奈何(《苦昼短》);或反复陈说神仙虚妄不可信,应当远方士,保令名,惜韶华,荫子孙(《相劝酒》);或讥讽方士作态待时,趋炎求荣,不如鱼鹿(《仙人行》)。此外,如《拂舞歌辞》、《古悠悠行》等,都是借历史故事,讽喻当世,讥刺的对象就是迷信丹药的唐宪宗。

第五,歌颂正义战争,叙述征戍的辛苦。如《摩多楼子》从“二万四千里”的“玉塞”落笔,写边地辽远荒寒,形象地展示了出征士卒的征伐之苦。《雁门太守行》描写守边将士半夜出兵,奔袭敌军,气象肃杀,情调悲壮。诗末更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表现了将士们誓死报国的英雄气概。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雪夜下蔡州,平定淮西,擒吴元济,上御门受俘。李贺兴奋地写了《上之回》,表示庆贺。“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字里行间,一派喜气;“天高庆云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企盼国家统一、四海安宁之情溢于言表。《送秦光禄北征》、《公莫舞》两诗,旨趣也都与此相同。

第六,同情人民的疾苦,为受苦受难者鸣不平。李贺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对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老夫采玉歌》中,诗人尖锐地指出,由于统治者“琢作步摇徒好色”,逼使采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采玉蓝溪,境遇十分悲惨。读来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感讽五首》(其一)形象地描写了一位农妇穷于应付官府勒索的情景:“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就已经恶狠狠地跑来收税了。农妇恳求时,小姑急忙备餐款待。但县官刚刚大嚼而去,簿吏又到来了。诗人对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官吏的贪婪残暴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斥责。他如《平城下》有感于守边士卒受虐待,《绿章封事》为众多死于瘟疫的穷书生鸣不平,《宫娃歌》则叙说幽闭深宫的宫女怨旷思归的心情,都让人能够看到诗人那颗同情弱者、指斥世道不公的诗心。

第七,描写神仙鬼怪,抒发对人生的种种感慨。李贺诗中写到神怪的地方很多,这里指专门描写神仙鬼怪的诗篇。如《金铜仙人辞汉歌》,通过描写魏官搬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的故事,借铜人的凄苦,抒发作者的故国兴衰之情。《梦天》通过叙说梦入月宫的情景,抒发了沧桑易变和登天而小尘世的感觉。《苏小小墓》描写了墓地上肃杀幽冷的景色,表达了诗人对红颜永寂的凭吊之情。《天上谣》、《帝子歌》、《湘妃》、《感讽五首》(其三)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后世有些评论家主要根据这类作品,便称李贺为“鬼才”,称他的诗为“鬼仙之辞”。

第八,叙说个人的不幸遭遇,发泄壮志难酬的愤懑。这类诗为数不少,感情激越。如在《赠陈商》中,诗人颇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不幸和苦楚,虽然“心已朽”,但仍旧期待着“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题归梦》叙说家人望他获得禄位,得到温饱。但仕途蹭蹬,梦醒后对着灯光再也无法入睡。《开愁歌》描写失意之后,愤懑至极的情景:“临岐击剑生铜吼”,“壶中唤天云不开”。歧路击剑,怒不可遏;壶中唤天,借酒消愁。《示弟》、《崇义里滞雨》、《野歌》及《南园十三首》中的许多诗篇等,都是这类作品。

此外,李贺诗集中还有一些诗篇,或咏事咏物,如《李凭箜篌引》、《春坊正字剑子歌》;或描写儿女之情,如《七夕》、《大堤曲》、《美人梳头歌》等;或描写田园风物,如《南山田中行》、《溪晚凉》等;或系酒筵应景之作,如《许公子郑姬歌》、《花游曲》等;乃至着笔剑客妓女,如《走马引》、《洛姝真珠》等。

总之,李贺诗歌的题材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主要方面,读者可从中发现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面影。

李贺的诗歌,不仅具有鲜明的主题,深刻的思想,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他的诗的确奇峭不羁,瑰丽凄恻,绝不同于凡响。

首先,格调俊爽、多样。当时提倡古文运动最力的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文必己出”。李贺受其影响,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对当时轻滑、圆熟的一派极端憎恶,尤其对一般应试的律诗,更是不屑一顾。在学习和吸收《楚辞》、汉魏古诗、古乐府及齐梁体精华的同时,创造出了他独具的俊爽、多样的诗歌格调。大体而言,李贺诗歌的格调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继承《楚辞》的。这是他诗作中最独到、最精彩的部分。虽然其形式是唐代一般的古诗,却在意境、风调方面继承了《楚辞》精神,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风格。如《帝子歌》仿效《楚辞》里的《湘君》、《湘夫人》,《雁门太守行》脱胎于《国殇》,《公无出门》神似《招魂》,《神弦》则活画出迎神送神的神秘气氛。所以宋人刘辰翁曾评论说:“读此章,使人神意森索,如在古祠幽暗之中,亲睹巫觋赛神之状。”其他如《湘妃》、《贝宫夫人》、《神弦曲》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另一种格调是学习古歌谣和乐府诗的。诗人吸取了汉魏古歌谣和乐府诗的丰富营养,或借旧题创新意,或据新事创新题,在用语和立意上创造了新的格调,发挥了古歌谣和乐府诗形式自由的优长,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感受。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所占比例不少,如《蜀国弦》、《艾如张》、《巫山高》和《苦昼短》、《后园凿井歌》及《金铜仙人辞汉歌》、《致酒行》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还有一种格调是借鉴齐梁体的,将齐梁体的浓艳融化为自己的血肉,大都设色绮丽,绚烂而又凄惋,但无淫靡萎弱之弊。如《难忘曲》、《梁公子》、《休洗红》、《美人梳头歌》等,都是这类作品。

其次,想象奇特,丰富。李贺诗作的想象往往奇幻新颖,思落天外。比如《金铜仙人辞汉歌》所咏是魏官搬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的历史故事,诗人笔下的铜人不仅有知有觉,而且感情丰富,当它被魏官运出宫门时,竟潸然泪下,清如铅水。其痛深切,竟至兰草同悲,汉月伤心,苍天愁苦,渭水悲吟。诗人借助奇特丰富的想象,托铜人易主去国之悲,抒发了自己由唐帝国之兴衰而引起的沉痛感慨。在《李凭箜篌引》中,诗人驰骋想象,可以说对乐曲的形容描绘达到了极致。其他如《天上谣》、《铜驼悲》、《神仙曲》等,也都以想象力的丰富和新奇见称。

再次,气势雄壮而又奇峭不羁。李贺不少诗篇工于发端,起调高昂。随即如龙腾虎跃,奇曲多姿,而又自然成势。《旧唐书·李贺传》谓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如《浩歌》以“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起笔,沧海桑田,涵盖雄阔,气势奔放;三、四两句转说“王母桃花千遍红”,高寿者彭祖、巫咸也该死过好几回了;五、六两句又转说到初春时候,骑着骏马出游;七、八两句讲美人用金杯劝酒,勉励说自己年纪还轻,当自爱自强;九、十两句进而说到要有雄心壮志,以“世上英雄本无主”自励;十一、十二两句陡转,暗叹当时没有怜才爱士的人;十三、十四两句则转而回到宴饮上来;十五句承前而说到人生易老,末句迸发而出,说明堂堂男子当奋发有为。全诗着想奇崛,文思跌宕,气象雄伟,有不可羁勒之势。其他如《绿章封事》、《致酒行》、《梁台古意》、《公无出门》等,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特色。

在李贺的创作中,尤其突出的还是他的诗歌语言瑰丽、奇诡、警迈,用词遣意,必自己出,不蹈常袭故。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黑云压城城欲摧”(《雁门太守行》)、“思牵今夜肠应直”(《秋来》)、“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蓝溪之水厌生人”(《老夫采玉歌》)、“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杨花扑帐春云热”(《蝴蝶飞》)、“壶中唤天云不开”(《开愁歌》)、“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等等,都是千年传唱不已的“不经人道语”。

李贺在炼词造句时,能从事物本身的物理属性出发,加以发挥改制,使之更为鲜明、突出;并且往往借助于拟人化和比兴等修辞手法,使之更加生动。如“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由于浮云在天河中移动,设想它是像水一样在“流”,而且也会发出响声。“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通常只说羲和为日御,李贺改为“敲日”,因“敲”便产生“玻璃声”。李贺还喜欢用“湿”、“冷”、“寒”、“重”等字,来增加诗句的分量,用“啼”、“哭”、“惊”、“笑”等字,来传达他敏锐的情感,用“鬼”、“死”、“血”、“骨”等字,来渲染幽冷的气氛。

李贺诗歌中也有一些诗篇,如《大堤曲》、《蜀国弦》、《莫种树》、《休洗红》等,写得平易自然,明白流畅,别有一种风调。由此可见诗人创作艺术上可贵的探索精神。

此外,借古讽今也是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之一。元和年间,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内外交困,为祸不测。主惑于上,臣愤于下。“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征事,无一不为世道人心虑”,“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昌谷集注序》)、这类作品有《还自会稽歌》、《绿章封事》、《追赋画江潭苑》、《仙人》、《秦宫诗》、《荣华乐》等。

李贺生命短促,加以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缺乏更加全面深刻的体察和认识,所以尽管他努力于艺术创作实践,毕竟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一味刻意求新,有时也难免堆砌、雕琢,甚至流于晦涩。还有些诗篇,如《恼公》、《夜来乐》、《花游曲》等,专写狎妓、冶游之事,辞藻浓艳,则是受到齐梁体的不良影响。

但是,总的看来,李贺的诗歌思想深刻,风格独特,是中唐时代诗坛上的一朵异彩夺目的奇葩,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故被誉为“长吉体”。稍后于他的李商隐、温庭筠受其影响很深,形成了唐代诗歌的一个流派。晚唐以降,不少诗人都受其沾溉。他对我国古代文学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李贺去世前曾将他所写的二百多首诗歌汇为一集,分成四编,授予好友沈子明。十五年之后,沈氏请当时著名诗人杜牧作序,李贺的诗作因此得以流布。现在通行的本子于四卷之外附有外集,篇数也稍有出入。历代李贺诗集的注释本有十多种,而以清人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为最善。王本注引翔实,解释谨慎,识见精深。今人叶葱奇先生的《李贺诗集》折衷旧注,别作疏解,博观约取,多有发明,是一个便于初学的本子。近些年来,各地陆续出版了一些选注选译本,其中也不乏可观者。本书选录李贺诗九十六首加以注译,力求能够反映出李贺诗歌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风貌。其中,从通行本的一、三两卷中选四十二首,由冯浩菲注译;从二、四两卷和外集中选五十四首,由徐传武注译。全书由冯浩菲统稿,并撰写《前言》。根据《丛书》编写的统一规定,原诗文字以通行本为主,择善而从,一般不作校勘说明。注释尽量简明,不作详细考证。译文力求做到既切合原诗,又通俗流畅。希望对读者比较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李贺的诗歌创作能有所帮助。古典诗歌的翻译工作不大好做,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存在问题一定不少,恳望读者能给予批评指正。

冯浩菲(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徐传武(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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