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穆木天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更重要的是，穆木天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为中国新诗提供了重要的新诗文本与新诗研究范本，为中国新诗发展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宝藏。与大多数跨文体的作家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穆木天涉猎的领域虽广，但首先仍是以诗人的身份而为大家所熟知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他在革命的战火、生活的动荡中辗转颠沛、北下南上，却从未放弃文学上的潜心研究与创作，先后出版了几本诗集，其中有今天大家仍然非常喜欢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在诗坛崭露头角开始，到他外出求学，成为象征派诗歌先驱，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走向浪漫主义，可以说，他的个体的文学路径，恰恰就是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行进路径，当然同时也确定了穆木天在象征主义早期由西方向我国文学领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集《旅心》的文本，也因此具有了被不断阐释与解析的命运。1923年到1926年，穆木天在东京帝大攻读法国文学。当时穆木天正值青春韶华，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迷醉，以及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是他生命中的巨大张力所在，因此他写下了几十首深情而优美的诗，并于1927年收编成册，名为《旅心》。《旅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诗人对祖国和故乡的深切怀念。正如汕头大学文学院著名穆木天研究专家陈方竞在《〈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中所言：“《谭诗》和《旅心》烙印着穆木天留学日本的生命历程，镌刻了穆木天在日本文化影响下与法国象征诗结缘的根由，展示了中国象征诗最初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尝试。由此可见，‘五四’后的中国新诗观念和创作的象征主义发展，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性质，体现了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1]的确，诗集《旅心》无可替代地开拓了中国象征派新诗歌的新天地，诗集中一些诗篇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以及一些诗篇融进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等，以鲜明的情调，传递着个体写作者的情绪。穆木天在与象征派交融的初期，潜意识中意在接通西方现代新诗的交响理论，在极力构建象征世界以外，他还接受异域文化的更多艺术审美启蒙，音乐、色彩等一切给予人心灵悸动的东西。他执着地追求诗的纯粹性，使诗向音乐的本真性靠拢，通过乐感暗示人的精神感知，使诗集《旅心》形成了丰富而多维的艺术风格与美学品质。因此穆木天的诗集《旅心》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考量，均可以定义为一部经典之作，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文本先驱。
1926年，《旅心》的部分诗歌在《创造月刊》发表时，郁达夫在编后记中就称赞：“颇具一种特别的风韵。”1935年，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列出《旅心》全部篇目并赞誉：“此为别创一格者。”这两位著名作家、批评家从客观而开放的审美维度，给予了诗集深入浅出的内涵认可，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因由国家命运所导致的文学悲情，《旅心》一直消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让人痛心而遗憾。令人慰藉的是，近年随着现代诗歌研究领域被不断拓宽，研究姿态的丰盈与开放，这部作品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新诗的福运，更值得我们对此满怀期待，期待这部曾经给中国象征派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的经典，在新时代的阐释中焕发出全新的诗歌生命与美学价值。
同为初期象征派诗人的冯乃超，作为穆木天的好友，曾在为《穆木天诗选》写的序言中提到《旅心》集里的一首小诗《与旅人——在武藏野的道上》，冯乃超认为：“这首诗在结构、语言、韵律上都比较新颖，尤其‘奔’字用得特别生动。‘奔’是追求，诗人有所追求，他‘问遍了点点的村庄’‘问遍了那里的镇市’，然后鼓励自己‘前进，对茫茫的宇宙’‘不要问哪里是欢乐，而哪里是哀愁’。苦难的中国不是敏感的诗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旅人’，抱着一颗流浪的旅心，不断地寻觅什么似的探索着。”[2]这样精准的解读，将《旅心》这部浸染了浪漫色彩与超验想象的大野文化的诗作，平添了神秘与悲情。
天下旅人的路一样遥远苍茫，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归宿。作为一个自认是“东北大野的儿子”的诗人，穆木天对故乡的深切眷恋，天地可鉴。辽阔苍茫的东北大野是他感受与探求生命真谛、感知文明与文化的母体。同时旅人的视野亦满怀辽远，因此他的诗歌文本中的大野故土，就无一不反射出一种别样的超验的甚至迷离的新的大野文化。故土乡园，经由作者的思想意识，在诗歌中仿佛重新诞生，一切现实必须经过诗人的想象和超验感受后才会凝结成真正的艺术佳作。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无论身处何地，诗歌创作无非是一个假借体而已，最核心的是将内心被生活与艺术同时雕琢的灵感准确而神奇地呈现。因此，东北大野情结事实上是穆木天生命与精神的双重起点，但于文本中，也许它完全是另一种面貌，而这也许正是诗歌的一种深度美学意义所在。
沿着诗人的精神脉络探索，有的研究者已经发现，诗集《旅心》虽然有着明显的象征主义风格，但仍然可以觅见，其间隐隐的已经向现实主义转化的倾向。直到1937年出版的《流亡者之歌》，以一种全然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新风格，向诗坛向大众展示在时代的行进中一个诗人的精神如何发生了嬗变，以及他的新诗歌的新方向，同时亦昭示诗人精神世界的巨变。
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说，父亲自称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从了解到理解，穆立立一直深有感怀。20世纪20年代，父亲执着于象征主义诗艺，魂牵梦萦的东北大野故园已然呈现别样面貌；20世纪30年代，战火硝烟中的父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诗风大变，吟出了泣血的“流亡者之歌”。的确，抗战爆发后，他一改往日情怀，以笔为旗发出呐喊，以笔为剑进行搏杀，诞生了许多的新作品，可以说他对诗歌的思考从未停止。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邢富君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说：“穆木天可以说是以现代诗人的姿态走进中国新文苑的第一个东北人，是东北流亡作家的前驱者，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东北作家的唯一代表。在为‘五四’的春风所唤起的最早一代东北文学青年中，穆木天的创作是最杰出的。”邢富君认为，在穆木天后来的文学活动中，对于法国文学以及其他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26年他开始发表关于法国诗人维尼的长篇评论，次年又翻译纪德的小说《窄门》，以后又持续不断地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写了许多法国文学评论。1935年，他出版了一大卷《法国文学史》。在早期的东北作家和学者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同穆木天的外国文学修养和译介工作成就比肩。爱情从来都是诗歌的核心源泉，穆木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读法国文学期间，遭遇了自己的第一次情感，遗憾的是以失败而结束。这样痛楚的经历，给了诗人写作的最佳语境，他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说：“那种兴奋和刺激，直接造成了我的那些诗歌。”后来穆木天与蒲风、任钧、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穆木天执笔写了《缘起》：“在半殖民地中国，一切都浴在疾风狂雨里，许许多多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第二年，中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穆木天又写了发刊诗，极力提倡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要新诗成为“大众的歌谣”，还写文章批判唯美主义。穆木天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失去故乡的流亡者，他说：“目睹着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验着‘九一八’的亡国的痛恨，我感到了诗人的社会的任务。”邢富君表示，正是这种使命感激发了穆木天新的诗歌创作，他的诗风也从此开始平白起来，从幻想回到现实，从象征艺术转向政治性呐喊。1942年，穆木天在重庆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新的旅途》。“对于时代的革命热情和对于沦陷故乡的黍离之悲，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派诗人先驱，他提出“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要求纯粹的诗的感兴（inspiration），也都包蕴着强调浪漫主义的因素在内”；更指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的，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3]这段至今仍被学界提及的话，提到了一个象征派的重要符号：暗示。事实上，充分运用暗示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是象征诗派极为重要的诗学策略。比如在《苍白的钟声》中：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蒙蒙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作者极致而纯粹地将形式与意象上的暗示作用，借钟声的渺渺之音，表达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意。诗人以晦暗的情调、沉郁的语言来描绘充满指向的钟声的苍白、朽腐与颓败。诗歌中反复提到的诸如“故乡之歌”“永远的故乡”“朦胧之乡”“苍茫之乡”“古乡之歌”等足以证明，诗人在此要呈现的是对家园大野的深切眷恋与怀想，无限的惆怅触动了诗人的心神，这也正是大多诗句诞生的前提。这是《苏武》：
明月照耀在荒凉的金色沙漠，
明月在北海面上扬着娇娇的素波。
寂寂地对着浮荡的羊群，直立着，
他觉得心中激动了狂涛，怒海，一泻的大河。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在湖上渡过，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吹进了沙漠。
他无力地虚拖着腐烂的节枚，沉默，
许多的诗来在他的唇上，他不能哀歌。
远远的天际上急急地渡过了一片黑影。
啊，谁能告诉他汉胡的胜败，军情？
时时断续着呜咽的，萧凉的胡笳声。
秦王的万里城绝隔了软软的暖风。
他看不见阴山脉，但他忘不了白登。
啊！明月一月一回圆，啊！单于月月点兵。
1925年6月17日
这首诗更加鲜明地将穆木天的诗歌风格尽显其内。在中国新诗史上，穆木天是无可争议的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早期引进者和创作实践者，也可以说，几乎就是最早的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传播者，以及进行象征主义诗歌写作尝试的从事现代新写作的诗人。穆木天作为引进者和创作实践者，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接受，必然历经了融会与再生的过程，其间深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彩交融，更有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其间繁复多维的文化意义，一直有着深刻而多重的价值。
事实上穆木天对新诗的思考与批判的执着，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了他的创作热情，以至他对于新诗的失望情绪在越接近难以言说的状态就表露得越激烈。他曾在《道上的话》中说：“这一二天来我看诗看得头痛。中国诗人真多啊，真是中华大国，但这些诗人的作品，简直就没有诗意。在感觉感情想象都没了的中国人里可也难怪这些可怜的青年。我曾说过，诗有诗的世界，诗有诗的文法，诗有诗的绝对的存在。诗是内生活的象征啊，攻新诗的青年们呀，请回到自我的国里，到你们的唯一的爱，藏在你们心中的唯一的爱的里头，作你们的诗的生活，作你们的诗的意识，在沉默（silence）里歌唱出来那才是你们的诗。作诗如作文的胡适主义，别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啊！实在说，中国现在是作诗易于作文。总而言之，在现在中国里分行写出来，什么都是新诗啊！想作诗的青年们啊，你们个个回到你们的象牙塔里，你们天天作散文的生活，怎么能作出诗来呢？你们的生命力得动！动！动！真的，生命的流才是真正的诗啊！你们没有内意识，怎能攻文艺？诗更不消说了。”[4]
这样的话，这样的哀叹，如此令人惊异，因为这话如此锋芒而犀利，哪怕在当下也是完全适用的。1924年10月17日，他在写给郑伯奇的一首诗里，还曾有过这样的内心表白：
什么是真的诗人呀，
他是民族的代答，
他是神圣的先知，
他是发扬“民族魂”的天使。
他要告诉民族的理想，
他要放射民族的光芒，
他的腹心是民族的腹心，
他的肝肠是民族的肝肠。
啊！外来的东西呀！
它们只能慰我们的悲伤，
不能引我们直直前往；
它们只能做我们的药汤，
不能做我们的膏粱。
…………
举起我们象牙的角笛吧！
共唱我们民族的歌曲吧！
啊，伯奇呀！歌！歌！歌！
“民族魂”的真的歌，
是永远的青青长长的绿。[5]
除了这样泣血的哀叹，他还对一些文学现象持有严苛的批判：“有些所谓象征主义诗歌，事实上是恶魔主义，是颓废主义，与唯美主义无关，是对于一种美丽的安那其境地的病的印象主义，这种回光返照的文学，是退化的人群的最后的点金术的尝试。那种爆发的绝望的表现，如不像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那样向着新的秩序走去，就会是引着那个主义的依随者达于毁灭的田地。”[6]
在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语境里，诗人仿佛经历着真实与梦境的结合，更与他钟情的象征主义一见如故。他的诗论作品《谭诗》和《什么是象征主义》等是对象征主义的呈现与阐释，至今仍葆有宝贵的理论与史料意义。百年文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上的反思与批判，丰满尽显而犀利尽在，也许这是他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不磨灭的巨大功绩。
穆木天是卓越的诗人，文学理论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个经典的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他曾领导制订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他提出文学史、作家、作品三结合的课程体系，并且至今还在各个高等师范院校发挥各样的作用，这是钟敬文为《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所写序中记载的。这让人心中不由得一再涌荡出敬意。他的文学翻译，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有着充分体现，更加呈现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核心指向：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彼此启蒙、彼此互文的紧密关系之中。也许因为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庄严责任，穆木天在自己繁重的文学活动中，从未懈怠手中的翻译之笔，以自己超人的精力与智慧，为读者架设一道精神的桥梁，将世界经典作品带到读者面前，为丰富我国早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同样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对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是其中重要的一笔，穆木天是我国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巴尔扎克的第一人，巴尔扎克的一些重要作品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都是由他翻译，译文智慧、舒展、俊雅、自由。
穆木天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曾经就“翻译”问题有过论争，这是“五四”以来因为观点不同而造成的，但同时这也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因为他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和阐释，是有目共睹的左翼文学的重要翻译文学经典。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他尽心竭力多维度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一共翻译了十九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宏阔震撼的文学天地，同时因由他对作品的进一步解读，为读者正确理解异域文化打开了无限可能之门，也为批评界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让人敬佩的是，他在大学课堂中开设了对巴尔扎克的文学阐释的课程，为异域文化的流畅传播打开了新的门窗，更为我国读者与巴尔扎克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之桥，作为一位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为巴尔扎克流畅地进入中国文坛提供了弥足贵重的可能。这是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幸运，在异域国度，有了那么多对他作品心心念念的读者；这更是每个国内读者的幸运，是穆木天让我们得以领略一代大师的精神魅力与动人心魄的艺术光芒。
[1] 陈方竞。《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J］. 华文文学，2006（3）：58。
[2] 穆立立。穆木天诗选［G］.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5。
[3] 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J］. 创造月刊，1926（1）。
[4] 穆木天。道上的话［J］. 洪水，1926（18）。
[5] 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J］. 京报副刊，1925（80）。
[6] 郑振铎，傅东华。文学百题［G］. 上海：生活书店，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