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我退休之后,兴趣集中于人物传记写作,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有过较多的交往。我和他们相识是在“文革”期间,那时他们已被打入另册,生存环境维艰,我是由于工作之便而接触了他们。所谓日久见人心,和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的防范渐消。我走进他们的心中,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敬慕之情油然而生。我和他们交谈,不是作为采访者,而是一名仰慕者,所以交谈时就不能穷追不舍地去“挖”材料,只是听他们谈,谈什么我就听什么,谈到哪里算哪里,加上我多方搜集,积聚了许多资料。后来有人说我是在做“抢救”工作,我实在是没有那样的境界。那时我也很迷茫,只是感到中国文化已处于末日黄昏,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了。那时没有写书的想法,只是想做一本秘籍,传诸朋友间,对他们的人格及艺术作一番品赏。

几度春风,几番秋雨,换了人间。可以写书出书了,我才想到了人物传记的写作。那时我就有了一个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把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和活动环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表述出来,那就是历史,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我写了一批人物传记,这也正是从事传记写作的人常以此而自慰的。但是,我这种自慰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在传记陆续出版之后,我就发现材料的疏漏及写作中的不足,心中难免产生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传主的材料发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愧对传主,心中的遗憾也就越大,而补充、修改甚至重写原来作品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所以人物传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遗憾有时会变成一种心病。

2014年某日,中华书局余佐赞、于欣、胡正娟诸君来寒舍小坐。一杯清茶道古今,也谈写书出书的事,言及我的这种遗憾,他们也未置可否。闲谈时这种言者无意、听者无意之事是常有的。可在数日后,于欣、胡正娟二君又再次光临舍下,谈起如何让我弥补遗憾,重新出版几种人物传记之事。我被他们的善解人意感动得几乎老泪纵横。她们随即带走我过去写的几种人物传记,说是研究后才能决定。数月后,她们告知拟重新出版《林风眠传》、《张伯驹传》和《张珩传》。

我先对《林风眠传》作了较多的补充和修改。这是因为我认识了电影制片人柳和清先生,20世纪50年代,他和林先生有较多的交往;我还认识了席素华女士之子王泽良先生,他少年时代随林先生左右,他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有趣的是,杭州风眠民间工作室的徐宗帅先生,自费“寻找林风眠”十多年。凡是林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他都去,凡是认识林先生的人他都要访问,他为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林风眠重访巴黎并举办个人画展的情况,我一直不甚了然,广州林风眠艺术美术馆的姚远东方小姐和巴黎的李丹妮相识,得到了林先生去巴黎时与李丹妮往来信件几十封。李丹妮是林先生老朋友李树化的女儿,又是林先生在巴黎举办画展的经办人。以后,我又联系到姚远东方小姐,她为我提供了林先生巴黎之行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林先生的外孙杰拉德从巴西来到上海,我和他见了面,然后他又去了杭州、香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陈若茜沿途跟随采访,陈小姐后来把采访到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对张伯驹、张珩也是这样。我为他们写的传记虽然出版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关注,继续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如果不把新的资料、新的发现通过对原来的传记予以修订时表现出来,那不是让我心中留下更大的遗憾,承受着更大的不安吗?

我曾经多次拜过张伯驹先生,也请他为我的藏画写过题跋。张先生内敛寡言,我又是带着敬慕的心情去看他,不敢请他谈传闻中的事情。后来读到他儿子张柳溪先生的口述《父亲张伯驹的婚姻》(张恩岭整理),看到他收藏之外生活的一角;后又从中央文史馆资料中张伯驹写的几种《自述》及“文革”期间在东北写的交代材料;近来又从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中,读到张家财产纠纷的几个法律文件。在这次修改时,除了对张先生写的一些材料及张柳溪的“口述”作了较多的引用外,也采用了寓真先生及其他有关著述中的资料,但对张先生生活中的事都未作展开,还是主要集中在收藏方面。在修改时,把张先生的收藏和他的词对应起来,加强了他收藏时心情的分析。张伯驹不只是大收藏家,也是当代大词人,对词的理论研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功。词是张伯驹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两者融合在一起,要了解张伯驹,就不能不读他的词,特别是每首词前的短序,更值得细读和深入研究。

我没有见过张珩(葱玉)先生,但是他的朋友谢稚柳、启功、谢辰生、曹大铁、唐云、王世襄、谭敬等,都是我熟悉的。我之所以要为张珩写传,那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听到他的许多故事,只要谈到古书画鉴定,张珩的事总是挂在他们嘴边。但是张珩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很少,在开始为他写传记时,我是下了功夫的,待把他的日记、诗稿发掘出来后,对他才渐渐地清晰起来。后又认识了张先生的两个公子和女儿。某年我去美国探亲,得到王伊悠小姐、马成名先生的帮助,了解到张珩收藏的书画流散在国外的情况,诸如藏品的名称,如何流散出去,现在藏于何处,查到的藏品和流散了的藏品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次传记修改,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一些古书画的鉴定,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作品的鉴定。在这方面已经引起海内外鉴定界、收藏界的关注和研究。

我这次对三本传记的修改都补充了一些新资料,应该说也尽了一些努力。但还是难免有旧的遗憾未能全消,又增添了某些新的遗憾之感,真是无可奈何,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光阴岁月不饶人。我在修改三部书稿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有些章节稍显得杂乱。责任编辑于欣、胡正娟二君,删冗去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万君超先生对样书稿作了审读校正,作出了奉献。他们的辛劳又恰值酷暑炙人,实在令我惴惴不安。连同本文中所提到的对这次修改有所帮助的海内外诸君,我再次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郑重

2015年7月30日百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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