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川之异（上）：北方各区
以上是将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讨论其空间分布范围，现在试对其内部的空间作进一步分析。
（一）南北之界
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华文化的地域分异自秦汉以降便首先是一种南北向的分异。这一点唐人也有强烈的同感。凡提及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唐人的第一感觉总是南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谓：“楚夏声异，南北语殊”；这是讲方言。王勃则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称：“天地所以间南北，山川所以别风云”；又称：“仰天文而窥日月，虽共光华，凭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234)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唐人习以“胡越”以表示山长水远、地域悬隔乃至反差显著。其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但在唐代可谓发扬光大。如元稹曾感慨：“天上参与商，地上胡与越”(235)；曹邺也有“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236)之句。至于以“塞北”与“江南”相对，更是唐人的老生常谈。如，杜甫曾写过“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237)，周弘亮《除夜书情》有“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238)。王智兴称：“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239)白居易则大发感慨：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240)
所谓“蓟北”自与“塞北”同义。这类话语，反映了唐人对于中华文化最大尺度分异方向的认同。
需要讨论的是南北界线。现存的唐人文献中，对这一点的体认分歧较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作为一条东西向的地理界线，唐人曾赋予它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启颜录》“晏婴”条谓：
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241)
这是很令人骇异的一条资料。毫无疑问，其出典为《晏子春秋》。然而《晏子春秋》原文所讲的地理界线为“淮”，久已成为有关地学研究中的经典论据，此处却将“淮”改成了“江”。
可以肯定，这一字之差并非传抄之误。“江”、“淮”二字笔画相去甚远，不太可能致讹；同时，还有一条类似的资料可资旁证。白居易曾在《礼部试策五道》之第一道中问：
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242)
所谓“植橘于江北”，显然也是用《晏子春秋》之典，而其改淮为江与上引《启颜录》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两者都是依据了同一个错误版本，那么至少可以断定，这一“谬种”在唐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
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最显著的表现在地面结构。韦夏卿《东山记》曰：“自江之南号为水乡。”(243)因而其生产及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差异。李乂曾在一篇上疏中称：
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244)
这种言论在当时完全是常识。如柳宗元在《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写道：“栋宇简易，仅除风雨，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245)；等于也暗示了当时大江南北其旧俗有所不同。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江南的气候与江北也有所差异。如于邵在《送蔡秀才序》中有“虽江南地暖于景度”(246)之语，而韩愈更是明确地表示：
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247)
所谓“风土”显然指气候。
更能表达这种感觉的是唐人的诗作。唐人在长江边往往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248)，或“远树烟间没，长江地际遥”(249)之类。表面上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暗含了对人事无常的深深喟叹。触目所及，自然而然地便有一种“忽限江南北”的情愫(250)。王勃曾写道：
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251)
首句显然即后人所谓“南船北马”，末句则意指江南为水乡。甚至有人即以此作为划分南北方的依据。崔涂《初识梅花》诗云：
江北不如南地暖，江南好断北人肠。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252)
虽仅以气候为言，但已精细地道出了江北即非“南地”，江南人不同于北人。作者用的是诗人的笔触，其意思已十分清楚。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宋之问曾在“白发岭南生”的时候向往“丹心江北死”(253)；而其所以称“江北”，显然是以为江北不属南方。他还在一次北归途中走到汉江便亲切地写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254)；这种感觉颇可以成为前引诗句的注脚。徐延寿的《南州行》讲得更直接：“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255)；是其以大江为南国之北界明甚。而所谓“南州”、“南国”，无疑都是南方的异称。
相对而言，唐人对于淮河作为地理界线的体认显得较为单薄。然而仍对其地理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元稹在《祭淮渎文》中讲其“经界区夏，左右万国”(256)，由此可见一般。
唐人对于淮水的观感，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长。很多人在提到淮水时都注意到这一点，如“淮海长波接远天”、“淮流一派长”之类的意象(257)。在唐人的篇什中陈陈相因，几可谓泛滥成灾。唐人习以“长”作为前缀与“淮”构成一固定用语，如“高鸟长淮水”(258)、“长淮流不尽”(259)、“暮涛凝雪长淮水”(260)等。“长淮”在唐诗出现的次数比“长江”还多。唐人对“江”的修饰语更多的是“大”而不是“长”。一大一长，可谓相映成趣。只不知“长淮”这一习惯用语在后世何以未能继承下来。
另一点是深。这一方面被提及的频度远不及前者，但也颇值得关注。其中有单言淮水的，如岑参有谓“清淮无底绿江深”(261)；也有以淮水与海连称的，如萧颖士所谓“淮海阻且深”(262)。还有以淮与江相提并论的，如高适所谓“萧条秋风暮，回首江淮深”(263)。
与淮水有关的地理现象，唐人普遍注意到落叶阔叶林的自然景观，即所谓“淮南落木”。无论在当地在外地，凡言及淮水、言及秋天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重复这一意象。如宋之问在《初宿淮口》中曾写下“况值淮南木落时”(264)，陈存在楚州曾写下“淮南木叶飞”(265)，刘长卿在隋州曾写下“淮南摇落客心悲”(266)、在江州曾写下“淮南木落楚山多”(267)。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此深切的关注，显然是认定淮水为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南界，或曰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北界。方干有所谓“寒芜随楚尽，落叶渡淮稀”(268)，可以为证。因而在淮水以南只要见到落叶便将古人的老调重弹一遍。
苟此解不误，则当时的自然景观当与现代相去不远。在现代的植被分布图上，淮水以北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区，而以南为凉亚热带含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林分布区(269)。
至于淮水的人文地理意义，唐人普遍将它与古代的楚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楚地北界。贾岛云：“楚从何地尽，淮隔数峰微”(270)；方干亦称：“越山直下分吴苑，淮水横流入楚乡。”(271)既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不少人认为其在当代仍是重要的人文地理界线。刘长卿称：“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272)所谓“东西”语涉双关，其一层含义是送人西赴上都，另一层含义则因淮水东流方向偏北而为言，意指其为一地理分界线。他还在一首送人往南的诗中有句称：“相望隔淮长”(273)，由此可见其对淮水作为地理界线的重视。
更多的人是将淮水表述为一条南北地理分界线。韩翃多次在诗中强调淮水的地理意义，其送人归江南时有句称“过淮芳草歇”(274)，而送人往淮南时则称：“白苎歌西曲，黄苞寄北人”(275)，是其以淮水为南北方分界线明甚。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云：
水国南无畔，扁舟北未期。乡情淮上失，归梦郢中疑。……
……宿莽非中土，鲈鱼岂我乡。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276)
很明显诗人是在自北向南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为北方人(277)，竟然称“乡情淮上失”，显然是认为淮水以南不属北方。而“非中土”三字尤值得注意。虽然在文化脉络上与上述对楚的联想同出一源，但唐人以如此口吻称述南方的已实在不多。
与淮水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秦岭，在唐人的眼中，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
唐人阐述秦岭的地理意义，很少从自然景观入手。从自然方面入手的，顶多讲到其山体高大，如“秦岭高崔嵬”(278)，对交通具有阻隔作用。孟贯《过秦岭》主旨亦如此：“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279)很多人都是综合秦岭各方面的表现，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秦岭是一条综合性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如欧阳詹《题秦岭》所谓：
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280)
“悠悠烟景”无疑指自然景观，其南北之不同是不待言的。而一些北方人则专从它的人文地理意义着笔，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281)，即以秦岭作为其家乡的界限。对此表述更清楚的是司空曙的《登秦岭》：
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282)
以至于在不少人心目中，越过秦岭似乎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如所谓“冰雪背秦岭，风烟经武关”(283)，以及“我上秦岭南，君直枢星北”(284)，个中的感觉是值得细细回味的。
以下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分别讨论南北双方内部进一步的地域分异。
（二）关中
与全国范围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方向不同，北方文化的地域分异主要是一种东西向的分异，这一点在唐人心目中异常清楚。其中最明显的对立是山东和关中。这一风气沿自周隋，但入唐以后绵延不替。史载唐太宗曾在宴席上谈起山东人、关中人，言辞间“意有同异”。张行成当即跪奏：“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285)以九五之尊犹未免市井轻薄之态，可见其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的笑话集《启颜录》载有不少山东人和关中人互相嘲诮的例子。例一是通过“下俚人言音”，关中人戏称“山东固多仁义”，而山东人回敬“关中人亦甚聪明”(286)，其文甚长不录。其二则表现了两地饮食习惯的差异：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287)
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两地文化差异，尤其是两地人在文化上互不认同。
关中的概念，上引李德裕言已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之说。这一说法可以解释关中得名的渊源，但不足以界定一个文化地域。就后一层意义郭子仪曾有一番体认：
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288)
其命名虽未称关中，但所言地域是颇值得重视的：东起崤山、函谷关，西迄陇山，南界秦岭，北抵黄河。不言而喻其核心地域便是关中，只北界和东界略有不同。北界上文已论证过，自鄜州、泾州以北唐人便感觉已经是边塞了。而东界，当时多数人的感觉应该在潼关及黄河一线。唐玄宗《潼关口号》有“河曲回千里，关门限二京”(289)之句。而蔡希寂《陕中作》亦有句曰：“西别秦关近，东行陕服长”(290)；所谓“秦关”显然指潼关。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的普遍感觉是秦。卢照邻从西往东，写下“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的诗句之后，其感觉是标题所示：《入秦川界》(291)。杜甫《塞芦子》诗称“延州秦北户”(292)；李白咏蜀道有“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293)；张祜在潼关描绘：“关门西去华山色，秦地东来河水声。”(294)这些诗句分别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的边界将其与邻区的文化归属判读了出来。
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有其现实的依据。王昌龄往西走到泾州，便有“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295)之慨。北部，元稹称：“自鄜而北夷夏杂居，号为难理。”(296)南面，薛能在汉中的西县写道：“蜀音连井络，秦分隔褒斜。”(297)东边，张乔在华山有云：“地连秦塞起，河隔晋山微。”(298)不难看出，位于这中间的是一个既有共同文化渊源，又有文化相对一致性的地域。
至于其具体的文化特征，当时人比较突出的感受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豪黠剽轻”的游侠之风。不仅“辇毂之下”如此，“扰之则狱市不容，缓之则囊橐相聚”(299)；其郊县也不免。如盩厔有人痛感其民风“浮诈”，“奸民豪农颇输名买横”(300)，显然也是豪侠之风的一种表现。这无疑与“五方错杂”(301)的人文环境颇有关系。京城自毋庸赘言，盩厔的情形也是“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302)。这种风气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陈仲师《土风赋》述秦地是“侠客凭陵”(303)，卢照邻描写“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的诗篇开头便称：“长安重游侠。”(304)
也许这种游侠之风应该算一种青年亚文化，传世的相关歌行一般都将其与“少年”联系在一起。“五陵年少”的名头赖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而大著于世，有些歌行在标题中便言明“少年”。如上引卢照邻诗的标题为《结客少年场行》，崔颢也有《渭城少年行》称：“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305)乃至于杜牧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中也写道：“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306)
游侠之风并非关中特产，袁瓘《鸿门行》有“学剑西入秦，结交北游魏”(307)之说，表明在华北平原中部游侠之风亦盛。但关中与游侠之风相伴生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地域文化特点，即言利。这一点在史料中并不昭彰，然而对各种史实进行一番综合判断当不难证成此说。正面的有孟郊感慨：“秦俗动言利，鲁儒欲何匄”(308)；反面的则有山东的对比。下文将可以看到，山东的地域文化是以质直尚气为一大特征的。当时山东与关中的文化对立有如上述，如此，关中之言利是不言而喻的。
关中地域文化的第三方面，是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的异族在此滞留。这一方面前人已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在此无须过多铺叙，仅略引两条较常见的资料以见大概。其一是陈鸿祖在《东城老父传》中就“首饰华服之制不与向同”而发出哀叹：“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309)另一条则是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
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310)
由此可略见当时长安的国际化程度。这类现象当时并非仅见于长安，但长安作为首都所在，其表现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与长安适成对比的是，当时关中稍偏远的地方则相当古朴。据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所载：
邠为古国，其俗质而厚，其人朴而易理，业尚播种畜扰，有后稷公刘之遗风。(311)
这种资料，可充分地反映当时关中的文化基础并不雄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普遍对关中给予非常高的文化评价。独孤及称：“秦地神州，中有圣人”(312)；所谓圣人是当时对于天子的俗称。与历史相联系的更是称“秦中自古帝王州”(313)。由此便有不少人认为关中的自然环境也相当宜人。沈佺期曾吟咏：“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314)所谓“镜中”不知是否雾霭蒙蒙的感觉。李频既写过“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又写过“关中秋气早，雨后夜凉生”(315)。具体的情形已难以悉知，但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左的例证。
（二）河东
在关中和山东的对立中，有一个既不属于关中，也不属于山东的地域，那便是河东。
该地作为一个文化地域，在唐代不如关中、山东醒目，但它的独立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柳芳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所划分的文化地域在北方便有山东、关中、代北三个：
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16)
所谓“代北”自不能狭义地理解，在此应看到的是它与“山东”、“关中”相对立。这说明在后两个地域之间还有另一个地域存在。其望姓的种类且与众不同，文化风气之互异自毋庸赘述。
这一地域的范围比较明确：左山右河，北面临塞。山指的是太行山，河则为黄河。然而终唐一代这一地域却缺乏一个固定的专有名称。杜佑界定“山东”时称其为“太行、恒山之东”(317)；其以西号为“山西”自不待言。可是唐人对“山西”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低(318)，况且当时所谓山西并非特指这一地域。卢象曾豪迈地吟唱：
家居五原上，征战是平生。独负山西勇，谁当塞下名？(319)
五原属盐州，地在今陕北定边，显然“山西”能指地域更为宽泛。
相对而言，唐人称之为河东的情形较为多见。唐高祖曾在刘武周未平时出一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320)这一对话中秦王世民所言太原、河东，高祖统称为“大河以东”。贞观以后此地为河东道，尽管“河东”一词颇多歧义——它不仅作为县名而存在，天宝至乾元间还曾兼为郡名。中唐以后，作为节度使辖区的河东，范围北缩至太原一带，南面另有河中、昭义二节度使，但仍有人将河东得名渊源所自的河中一带称为河东。如杜佑在《通典》中叙述风俗时，便以魏晋以降的河东为言。
文化的归属，时人普遍将其与古代的晋联系起来。如唐玄宗《南出雀鼠谷答张说》有句云：“川途犹在晋，车马渐归秦。”(321)张乔《题河中鹳雀楼》亦称：“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322)其文化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人多勇气。杜佑谓：
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323)
这里的“并州”显然非指唐代的并州，而是以汉代的并州为言。其风气之骁勇在唐诗中尤为昭著。虞世南曾有“山西多勇气”(324)之慨，白居易也认为：“晋国封疆阔，并州士马豪”(325)。以致“并州儿”一词在唐诗中已具有一种特定的含义，李颀写“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326)，岑参讲“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327)，都没有对该语词作任何的解释或铺垫。
不仅作战骁勇，该地居民在经济方面亦颇具进取心。杜佑述其风俗称：“山西土瘠，其人勤俭。”(328)所谓“土瘠”，柳宗元有不同看法，其《晋问》写道：“晋之故封，……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329)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一分歧可存而不论，但对“勤俭”二字则两人所见略同。柳宗元所称“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自然是勤俭的结果，其后文状三河之人“闻脍炙之美则掩鼻蹙
，贱甚粪土”，无疑是“俭”的具体表现。
柳芳对此亦有所论及。其在将不同的地域进行比较时说：“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330)就是说，关中人爱慕虚荣，而代北人注重实惠。上文已经论述关中的地域文化也是以言利为一大特征的，看来与代北相比，关中的言利更具有一种爱面子、图气派、讲排场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关中作为政治中心所在，权势熏天，自然官气十足；而代北在这方面空间有限，未免以财富为终极目标。
由于“三晋云山皆北向”(331)，其南部与北部的地域差异相当明显。自太原以北，唐人视之已如塞外，上文已述；晋南则文教颇为发达。杜佑曾注意到“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所谓“河东”指的是河东郡，其注中有曰：“魏丰乐侯杜君畿为河东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自后河东特多儒者。”(332)不仅此地，晋州也有薛能的《平阳寓怀》写道：
晋国风流阻洳川，家家弦管路岐边。(333)
这与上述“俗尚武艺”的情形适成对比。显然，当时所谓的“山西勇”、“并州儿”可能主要以北部为言。值得说明的是，当时人觉得自太原以南自然环境相当不错。李商隐认为“太原风景恬和，水土深厚”(334)。欧阳詹更是以诗的语言描述道：
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335)
末句寄托乡思，在此可暂不置论。这种情景在北方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上引薛能《平阳寓怀》的中间两联云：
曾为郡职随分竹，亦作歌词乞采莲。北榭远峰闲即望，西湖残景醉常眠。
更是一派南方风景。赵嘏《汾上宴别》诗也称“云物似故乡”，并有“一樽花下酒，残日水西树”(336)之句。由此可见，上述杜佑与柳宗元关于山西“土瘠”与否的分歧，后者的判断当更近于事实。
杜佑称河东“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且颇有以其为“文学盛兴”(337)所致之意。实则这也是当时山西可能颇具普遍性的一个文化现象。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诗云：
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定襄诸小儿，争讼纷城市。长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谤书盈几案，文墨相填委。牵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338)
值得注意的是其后文还有“此乡多杂俗，戎夏殊音旨”之句，并且直接称该地之人为“边塞人”；然而其讼狱繁兴竟如此，看来个中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对利益的追求。
（三）山东之一：河北
“山东”是一个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的地域概念，唐人对它的使用颇为频繁。但唐人所谓“山东”其内涵不甚确定。上引杜佑的解释是“太行、恒山之东”，实际上其中有广、狭二义。广义是指恒山、太行山、崤山以东，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就是说，其中包括河南、河北。如《旧唐书·韩思复传》所载：开元初“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339)。王维亦称：“山东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国。”(340)是所谓山东均包含河南、河北明甚。
狭义的“山东”则仅指河南或河北二者之中的一个地域。如陈子昂所谓“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341)；韦处厚所谓“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342)；殷侔所谓“自（窦）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343)；李商隐所谓“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344)，“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345)；均以“山东”与“河北”对举，显然其“山东”仅指河南。而有时唐人又以之单指河北，如杜牧《罪言》所言“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服”，以及“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346)，其中的“山东”均不包含河南。又《旧唐书·杨炎传》所载“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其中的“山东”也特指河北无疑。
既如此，本文将“山东”分为河北、河南两部分进行讨论，在此先讨论河北。
河北的地域范围非常清楚：西自太行山，东至海，南界大河，北临塞。其中，北、西两界上文已有论证，在此须略作交待的是其南面的界线。虽然唐人未像上述对岭、塞、江、淮那样赋予河以丰富深刻的地理内涵，但普遍认为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区界线。如陶翰所赞叹的：
壮哉大河之功也！南分淮泗，东委溟渤，呀呷长川，呼吸万里。(347)
这种感觉使得唐人很自然地便认为其南北两岸自成独立的区域。姚合的诗句有云：“百年心知同，谁限河南北”(348)，实际上已隐含了一个“限”的前提。杜牧所谓“百战百胜价，河南河北闻”(349)，也认为河南与河北有所不同。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最突出的感觉是燕赵。当时人提及河北，第一反应便是如此。王维观人送别诗道：“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350)钱起送人北还时称：“相思东北望，燕赵隔青山。”(351)以自叙口吻的，也有崔颢“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352)的诗句。不过燕赵只能代表河北北部，其南部地区，唐人普遍的感觉是魏。吴畦称：“长河北控，太行东隅，粤有奥壤，厥为全魏。”(353)因而较为全面的，便不免以燕赵魏连称，如柳宗元所言“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354)之例。
当时河北的文化风气，有不少是以“山东”的名目出现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质直尚气。狄仁杰有“诚以山东之人重气，一往死不为悔”(355)之说，实际上说的是河北。其时狄氏为河北安抚大使，上疏为民多胁从于突厥辩解。柳芳谓“山东之人质”，“其信可与也”(356)，所言也包括河北在内。陈仲师《土风赋》称：“冀州则纣之余烈，易为仇寇。”(357)这是站在否定的立场记叙的。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其措辞则会优美得多。如阎朝隐有句云：“疵贱出山东，忠贞任土风。”(358)谦逊一点的也有崔湜的表白：“余本燕赵人，秉心愚且直。”(359)
这一性格在当时可谓卓尔不群，唐人普遍注意到该地域文化风气之特异。韩愈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开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在当时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元稹《处分幽州德音》也有“燕赵之间，古多奇士”(360)之语。不光燕赵，当时整个河北都给人以类似的感觉。杜牧便有“幽魏多壮士”(361)之句。
至于所谓“奇”的具体表现，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曾生动地描摹：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362)
诗中所言地域为韩魏，实际上所重在“奇节”。唐人心目中的奇人奇行大抵如此，各种资料表明，其在燕赵的表现尤为典型。韦应物有所谓“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363)。上引杜牧诗的下句也称之“意气相淹留”。元稹以一种华丽的言辞写道：
幽并少年，燕赵奇士，居常以紫骝自骋，失意则白刃相仇。(364)
这与上引虞世南诗的格调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这种性格的另一面，便是所谓“强愎狠戾”(365)。杜牧对此曾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分别在不同的篇章中作过表述。上引其《罪言》有曰：
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自魏晋已下衍浮羡淫，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蔽，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
又，《战论》亦谓：
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366)
其措辞相当客观，而且前一段文字还以真切的感受指出了河北与其他地域民风之不同。这样的民风，无疑是劲卒的天然沃壤。王维已注意到“赵魏燕韩多劲卒”(367)，所言地域涵盖了整个河北。郑畋也以对偶的形式表述道：“负山西之壮气，因河北之威声。”(368)
不仅男子，该地女性的文化形象也颇为出众。太史公称该地“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369)，这一风气在唐代犹有遗存。李白曾有一首诗吟咏：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370)
这一盛况，当堪与扬州的春风十里和襄阳的十里长堤相媲美。而尤令它处所不及的是，燕赵佳人具有一种不惮长途奔走的英豪之气。崔颢有一首诗写道：
邯郸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见一妇人。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371)
这首诗题为《邯郸宫人怨》，有理由相信作者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当时的现实依据。刘禹锡也在诗篇中提到：“幽并侠少趋鞭弭，燕赵佳人奉管弦。”(372)可见燕赵佳人在当时是与该地侠少一样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乔潭作《饶阳县令厅壁记》，称其“多奇士，好带剑侈服，多佳人，善弹弦跕躧”(373)。而《旧唐书·张
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唐玄宗为临淄王时，任潞州别驾，“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于是“王幸之”，生下废太子瑛。史籍中并未明言该女子的确切乡贯，但其受到了弹弦、跕屣风气的影响可无疑义。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文教自然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尤其中唐以后，该地的文教水准更是直线下坠。这方面，最典型的资料当推杜牧的《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374)
这条材料写得异常生动，简直像说书的口吻。黄先生既已“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然而后者却入王屋山以后“始闻《孝经》、《论语》”，颇令人不可思议。但其中所反映的燕赵一带的文化气氛，应大体是可信的。上文所引证过的资料，也在在与此相合。“本兵矢”、“俗俭风浑”、“果于战耕”，已表明文教不为其俗所重；而韦应物以“礼乐儒家子”与“英豪燕赵风”相对，尤可证明儒家礼乐与燕赵英豪之风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
表面上，上引杜牧文在史料中可以找到反证。在其之前韦稔曾撰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立文宣王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但若对碑文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反证的力度其实有限：
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郡无者何？范阳本幽州之属，……大历初诏剖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为州，因涿郡之地，题为涿，第为上，以范阳为治所，县遂为州治矣，然此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375)
所谓“大历初”据《旧唐书·地理志》为大历四年（769）。照作者的说法，该地在此前未有文宣王庙不过是偶然事件。然而可以注意到，涿州作为一个上州，又是重镇幽州的旧地，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未有文宣王庙，这在“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的背景下，本身就是一个醒目的事件。由于“多故”便“未遑建置”，文教在该地的境遇可想而知。
而且，中唐以后河北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胡化问题。这一问题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而大著于世，实则当时人对此已有强烈感受。身历安史之乱的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376)，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史之乱带有文化冲突的色彩。刘禹锡也曾沉痛地写道：
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377)
就连身为藩镇的田弘正也不得不在上表中承认：
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378)
以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沉痛感慨，当时的华北平原“实如蛮貊异域焉”：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379)
笔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唐后期河北胡化说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如果仅仅着眼于民生，当时藩镇割据的状态下当地百姓生活未必不好。上引资料中已有“法令齐一，赋均而轻”的积极表述。然而让当时人及司马光产生河北“犹夷狄”的感觉，主要是着眼于君臣大义。如刘禹锡的理由是“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380)；而田弘正据以立论的依据也是“虽外一车书，而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381)。实际上这一点可能并不是问题。历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刑赏自专乃至帝制自为者屡见不鲜，但并未一律被目为夷狄。笔者觉得隐藏在这背后的有一个更重要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
当时河北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的。李商隐斥之“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382)。措辞比较委婉的如吕温也称瀛州“东负沧海，南驰诸夏，地饶俗杂，久号难理”(383)；元稹则称“鸡泽衡漳附于上党，……其土瘠，其人劲，养理训习，尤所重难”(384)。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庾承宣《魏博节度使田布碑》谓：
魏之风俗久悖声教，魏之将士素染很戾。……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赏礼乐皆自已出。(385)
显然这一状况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的。
早在隋代，山东的文化风气便已引起关中人的强烈不满。大业（605—617）初雍州万年人韦云起在上奏中称：
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386)
笔者颇疑其笔锋所向主要指河北。因为自作门户、党同伐异正是上述所谓“尚气”的一种表现。此疏导致两人配流、九人免官，形成了一起带有强烈地域文化色彩的政治事件(387)。入唐以后，类似的政治事件未再发生，但山东人自作门户的风气在社会上仍很明显。其表现手段是尚婚娅。
尚婚娅的实质当然是重结交，柳芳所谓“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388)，一语已道破了底蕴。此点可以说也与尚气不无关系。太宗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旧地”指族望，以至“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389)。这一风气显然主要流行于河北。刘禹锡有“洛下推年少，山东许地高”(390)的诗句可以为证。山东既然与洛下相对，“许地高”自然以河北较为典型。唐太宗对此深恶痛绝。笔者推断，上述唐太宗在宴会上对关中人、山东人“意有同异”，所指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否则张行成不会以“示人以隘狭”而为言。
为了改变这一风气，唐太宗曾试图利用其权势调整社会价值标准，刊正姓氏，重定《氏族志》。其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巨大，然而成效似乎并不理想。神功中（697），袁谊仍不得不对以族第相矜的山东人清河张沛申斥：
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391)
平心而论，这一口气过于偏颇。关中人尚冠冕，上文已述，如此则山东人“求于禄利”自未必如关中人之甚；山东人婚媾论财，但此外并无言利口实；至于“旷代无人”云云尤属成王败寇之论，不足为凭。
尽管对其文化风气褒贬不一，但唐人对河北的自然环境则普遍持肯定的评价。河北壤地辽阔，杜甫曾写下“澶漫山东一百州”(392)的诗句，李华甚至称之“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393)。这当然都是极言其大，事实上当时河北不过二十余州(394)。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河北的重视之情。李华还认为：“国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间，于京师为近。”(395)既感觉近，自不免觉得亲切。唐人对河北的地理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适应。崔湜《冀北春望》诗云：
回首览燕赵，春生两河间。旷然万里余，际海不见山。雨歇青林润，烟空绿野闲。问乡何处所，目送白云还。(396)
如此朴素得近乎单调的景观，在作者的笔下竟被描绘得饶有韵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环境判断在起作用。姚合也有一首诗堪与媲美：
蓟门春不艳，淇水暖还清。看野风情远，寻花酒病成。(397)
这首诗巧妙地点出了北方春色不艳然却景色阔远的特征，自有一种博大的气象。在这方面，王维尤称个中圣手，其《渡河到清河作》云：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398)
单从景观类型上看，如此多水，如此富庶，颇令人疑心是水乡江南。然而江南尽管也是由这些景观要素组合而成，却无论如何无此雄浑之气。
（四）山东之二：河南
河南的南北两界分别为淮水、大河，其地理意义上文已分别予以论证。其西界唐人的判读并不十分清晰。有人认为在函谷关，如胡宿称：“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399)，其以函谷关以西属关中之意至为明显。唐玄宗《途次陕州》诗云：
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400)
个中含义很值得细细玩味。“山川入虞虢”意指陕、虞、虢风俗非常接近，“限西东”似乎是以其为河南之西界；然而“境出三秦外”表明其与关中已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又张九龄的奉和之作中有“川原三晋别”(401)之句。也许，该地处于两京之间，从而其风俗呈现一种过渡的状态。不过相对而言，其与河南的文化距离似乎更近。顾非熊有句云：“树势标秦远。”(402)又，杜牧曾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403)不难看出，所言区域正是河南，而虢州恰为洛水所经。
在唐人心目中，河南也是山东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与河北却大相径庭。河北具有鲜明且内部高度一致的文化特色，河南则内部的歧异甚为明显，以致很难认定可以作为其内部共同特色的文化特征。以山东名目出现的，大多实际上特指河北，如上文所述；兼指河南的，安乐公主骂魏元忠时有“山东木强安知礼”(404)之说，魏元忠为宋州宋城人。但这条资料缺乏足够的映证，更能反映河南具有山东共同文化特征的，是“山东士子”。
自隋世以降，“山东士子”在社会上便颇为出名。《旧唐书·窦建德传》载：“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这条资料中的“山东士子”实际上是一个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称谓。据记载唐太宗派萧翼前往越州购兰亭序，便是“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405)。《启颜录》中有一条甚至有“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406)之言。当然这一称谓中的“山东”包括了河北。萧翼作为梁元帝的曾孙，当时便“今贯魏州莘县”。又《异闻集》所记邯郸卢生的黄粱美梦，临终上疏也有“臣本山东书生”(407)之语。但其中也包括了河南。唐穆宗有诏褒郑馀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408)，而郑正是荥阳人。
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士子”很可能以指河南更为经常。至少，其在这一称谓中所占的比重当不输与河北。因为邹鲁一带自来便是文教昌明的典型之地。李白云：“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409)杨巨源也称：“卫多君子鲁多儒。”(410)郎士元更是以为：“邹鲁诗书国，应无鼙鼓喧。”(411)因而李白在《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中写道：
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412)
考虑到该地的历史底蕴，这一口径应不见得十分夸诞。
还不仅仅邹鲁，当时河南不少地方对文教都相当重视。荥阳的情形已在上文因郑馀庆的资料而略有所见，许州则对文宣王庙一修而再修(413)。陈仲师作《土风赋》，先是痛贬了一通“陈俗夸而奢，其国无主；韩地薄而险，其人不堪”，以及“颛顼之居卫也，桑间濮上务耽声色；太公之存齐也，冠带衣履，唯勤组织”，然后盛赞睢阳“地多君子，而风有先王，富礼乐，盛文章”(414)。这种资料在河北是看不到的。
而且，河南还有全国一流的文化中心洛阳(415)。洛阳在唐代的地位颇为特别，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以及国际化程度都不及长安，但文化发达程度则未遑多让。此地的地理区位优于长安。唐人习以“京”、“洛”连称，如“十年京洛共风尘”(416)、“京洛风尘久”(417)等，而尤有不少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张九龄曾有句云：“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418)；张籍亦称“洛阳宫阙当中州”(419)。其物资给应亦远较长安丰富。常衮称：“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财赋，衣食京师。”(420)这是从大处着眼。注重于生活环境的，白居易云：“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421)因而当时有不少官宦之家卜居于此。崔湜有句：“故人不可见，冠盖满东京。”(422)郑世翼更是勾勒过一幅长卷：
步登北邙坂，踟蹰聊写望。宛洛盛皇居，规模穷大壮。三河分设险，两崤资巨防。飞观紫烟中，层台碧云上。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左右多第宅，参差居将相。清晨谒帝返，车马相追访。胥徒各异流，文物纷殊状。嚣尘暗天起，箫管从风飏。(423)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卢照邻称：“洛阳富财雄”(424)，韦应物云：“洛都游燕地”(425)，都显示了洛阳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化中心的背景和气氛。终唐一代这一气氛十分浓郁。唐人赏牡丹的风习以洛阳为中心，这绝不是偶然的。寒山有诗云：
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426)
作者以出家人身份，写下如此题材的诗篇，足见该地风俗之动人心魄。薛逢亦曾在《醉春风》中追忆：
顷年曾作东周掾，同舍寻春屡开宴。斗门亭上柳如丝，洛水桥边月如练。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坐客争吟云碧句，美人醉赠珊瑚钗。(427)
如此胜事，上引“五陵花柳满秦川”的繁华亦不过如是。
尤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河南还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地从五代至北宋逐渐成为首都，而其奠基则是在唐代。兴起的直接动因是交通。白居易称：“梁宋之交水陆合会。”(428)喻坦之甚至吟咏：“自古东西路，舟车此地分。”(429)所谓“自古”其实古得有限，《元和郡县志》于河南府河阴县下叙云：
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后汉初，汴河决坏，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渠筑堤，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注洄，无复溃漏之患。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430)
可见此地虽然在地理区位上处于四冲之要，而其优势发挥出来却不过是从大运河起作用以后。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对此亦记载得相当清楚：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431)
此中关键在最末一句。对照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所谓“勋业新城大梁镇”(432)，不难参透个中消息。
本来这一带的文化相当落后，老杜曾有句专叹此事：“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433)其民风颇与河北相类。独孤及谓“三河之人豪”(434)，指的便是这一带。上引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的后文有曰：
人尚矜豪，气率骄蹇。有梁园兔苑之遗事，当四会五达之通庄；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
这样的环境，于文化发展是颇不相宜的。然而大梁作为一都之会而兴起，为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提供了机会。钱起《送兴平王少府游梁》有句云：“梁国遗风重词赋，诸侯应念马卿贫。”(435)由此不难看出其变化的趋势。
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着河北的严重胡化，河南也发生了明显的文野变迁。早在战乱发生的时候，李白曾惊恐万状地担心：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436)
还好历史并没有作出最坏的选择，其结果只是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坠而已。原本就不甚发达的地方自不必说。独孤及称：“全齐之人武”(437)；滑州一带，宋申锡也写道：
戎马之地，气尚杂习。三河之所殷会，四方之所枕带；逋逃容隐而为薮，萑蒲积习以成风；人用轻生，吏不知禁。(438)
这种状况，几乎与上述河北的情形已无区别。就连素以诗礼著称的邹鲁，也令人萌生无限感慨：
宣精在上，奎为文宿；画野在下，鲁为儒乡。故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大憝起于幽都，虏将因兵锋取其地，右勇左德，积六十年。(439)
以致当时人一提起河南，便不得不摇头：“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440)对比同时期南方的发展，同时联想到此后南北方文化发展水平的逆转，这一变迁是伤筋动骨的。
在北方诸区中，河南的水热条件得天独厚，因而此地的自然景观在唐人笔下既有北方的阔大，又有南方的绮丽。王维《早入荥阳界》云：
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441)
其中“秋野田畴盛”是河北见不到的。而高适所谓“郡国长河绕，川原大野幽”(442)，杜甫的“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443)，又是南方不可能有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唐人对河南的环境评价颇为不错，如韩翃《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