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之界

三、山川之异(上):北方各区

以上是将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讨论其空间分布范围,现在试对其内部的空间作进一步分析。

(一)南北之界

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华文化的地域分异自秦汉以降便首先是一种南北向的分异。这一点唐人也有强烈的同感。凡提及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唐人的第一感觉总是南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谓:“楚夏声异,南北语殊”;这是讲方言。王勃则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称:“天地所以间南北,山川所以别风云”;又称:“仰天文而窥日月,虽共光华,凭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234)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唐人习以“胡越”以表示山长水远、地域悬隔乃至反差显著。其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但在唐代可谓发扬光大。如元稹曾感慨:“天上参与商,地上胡与越”(235);曹邺也有“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236)之句。至于以“塞北”与“江南”相对,更是唐人的老生常谈。如,杜甫曾写过“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237),周弘亮《除夜书情》有“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238)。王智兴称:“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239)白居易则大发感慨: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240)

所谓“蓟北”自与“塞北”同义。这类话语,反映了唐人对于中华文化最大尺度分异方向的认同。

需要讨论的是南北界线。现存的唐人文献中,对这一点的体认分歧较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作为一条东西向的地理界线,唐人曾赋予它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启颜录》“晏婴”条谓:

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241)

这是很令人骇异的一条资料。毫无疑问,其出典为《晏子春秋》。然而《晏子春秋》原文所讲的地理界线为“淮”,久已成为有关地学研究中的经典论据,此处却将“淮”改成了“江”。

可以肯定,这一字之差并非传抄之误。“江”、“淮”二字笔画相去甚远,不太可能致讹;同时,还有一条类似的资料可资旁证。白居易曾在《礼部试策五道》之第一道中问:

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242)

所谓“植橘于江北”,显然也是用《晏子春秋》之典,而其改淮为江与上引《启颜录》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两者都是依据了同一个错误版本,那么至少可以断定,这一“谬种”在唐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

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最显著的表现在地面结构。韦夏卿《东山记》曰:“自江之南号为水乡。”(243)因而其生产及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差异。李乂曾在一篇上疏中称:

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244)

这种言论在当时完全是常识。如柳宗元在《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写道:“栋宇简易,仅除风雨,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245);等于也暗示了当时大江南北其旧俗有所不同。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江南的气候与江北也有所差异。如于邵在《送蔡秀才序》中有“虽江南地暖于景度”(246)之语,而韩愈更是明确地表示:

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247)

所谓“风土”显然指气候。

更能表达这种感觉的是唐人的诗作。唐人在长江边往往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248),或“远树烟间没,长江地际遥”(249)之类。表面上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暗含了对人事无常的深深喟叹。触目所及,自然而然地便有一种“忽限江南北”的情愫(250)。王勃曾写道:

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251)

首句显然即后人所谓“南船北马”,末句则意指江南为水乡。甚至有人即以此作为划分南北方的依据。崔涂《初识梅花》诗云:

江北不如南地暖,江南好断北人肠。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252)

虽仅以气候为言,但已精细地道出了江北即非“南地”,江南人不同于北人。作者用的是诗人的笔触,其意思已十分清楚。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宋之问曾在“白发岭南生”的时候向往“丹心江北死”(253);而其所以称“江北”,显然是以为江北不属南方。他还在一次北归途中走到汉江便亲切地写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254);这种感觉颇可以成为前引诗句的注脚。徐延寿的《南州行》讲得更直接:“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255);是其以大江为南国之北界明甚。而所谓“南州”、“南国”,无疑都是南方的异称。

相对而言,唐人对于淮河作为地理界线的体认显得较为单薄。然而仍对其地理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元稹在《祭淮渎文》中讲其“经界区夏,左右万国”(256),由此可见一般。

唐人对于淮水的观感,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长。很多人在提到淮水时都注意到这一点,如“淮海长波接远天”、“淮流一派长”之类的意象(257)。在唐人的篇什中陈陈相因,几可谓泛滥成灾。唐人习以“长”作为前缀与“淮”构成一固定用语,如“高鸟长淮水”(258)、“长淮流不尽”(259)、“暮涛凝雪长淮水”(260)等。“长淮”在唐诗出现的次数比“长江”还多。唐人对“江”的修饰语更多的是“大”而不是“长”。一大一长,可谓相映成趣。只不知“长淮”这一习惯用语在后世何以未能继承下来。

另一点是深。这一方面被提及的频度远不及前者,但也颇值得关注。其中有单言淮水的,如岑参有谓“清淮无底绿江深”(261);也有以淮水与海连称的,如萧颖士所谓“淮海阻且深”(262)。还有以淮与江相提并论的,如高适所谓“萧条秋风暮,回首江淮深”(263)

与淮水有关的地理现象,唐人普遍注意到落叶阔叶林的自然景观,即所谓“淮南落木”。无论在当地在外地,凡言及淮水、言及秋天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重复这一意象。如宋之问在《初宿淮口》中曾写下“况值淮南木落时”(264),陈存在楚州曾写下“淮南木叶飞”(265),刘长卿在隋州曾写下“淮南摇落客心悲”(266)、在江州曾写下“淮南木落楚山多”(267)。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此深切的关注,显然是认定淮水为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南界,或曰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北界。方干有所谓“寒芜随楚尽,落叶渡淮稀”(268),可以为证。因而在淮水以南只要见到落叶便将古人的老调重弹一遍。

苟此解不误,则当时的自然景观当与现代相去不远。在现代的植被分布图上,淮水以北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区,而以南为凉亚热带含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林分布区(269)

至于淮水的人文地理意义,唐人普遍将它与古代的楚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楚地北界。贾岛云:“楚从何地尽,淮隔数峰微”(270);方干亦称:“越山直下分吴苑,淮水横流入楚乡。”(271)既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不少人认为其在当代仍是重要的人文地理界线。刘长卿称:“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272)所谓“东西”语涉双关,其一层含义是送人西赴上都,另一层含义则因淮水东流方向偏北而为言,意指其为一地理分界线。他还在一首送人往南的诗中有句称:“相望隔淮长”(273),由此可见其对淮水作为地理界线的重视。

更多的人是将淮水表述为一条南北地理分界线。韩翃多次在诗中强调淮水的地理意义,其送人归江南时有句称“过淮芳草歇”(274),而送人往淮南时则称:“白苎歌西曲,黄苞寄北人”(275),是其以淮水为南北方分界线明甚。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云:

水国南无畔,扁舟北未期。乡情淮上失,归梦郢中疑。……

……宿莽非中土,鲈鱼岂我乡。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276)

很明显诗人是在自北向南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为北方人(277),竟然称“乡情淮上失”,显然是认为淮水以南不属北方。而“非中土”三字尤值得注意。虽然在文化脉络上与上述对楚的联想同出一源,但唐人以如此口吻称述南方的已实在不多。

与淮水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秦岭,在唐人的眼中,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

唐人阐述秦岭的地理意义,很少从自然景观入手。从自然方面入手的,顶多讲到其山体高大,如“秦岭高崔嵬”(278),对交通具有阻隔作用。孟贯《过秦岭》主旨亦如此:“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279)很多人都是综合秦岭各方面的表现,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秦岭是一条综合性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如欧阳詹《题秦岭》所谓:

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280)

“悠悠烟景”无疑指自然景观,其南北之不同是不待言的。而一些北方人则专从它的人文地理意义着笔,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281),即以秦岭作为其家乡的界限。对此表述更清楚的是司空曙的《登秦岭》:

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282)

以至于在不少人心目中,越过秦岭似乎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如所谓“冰雪背秦岭,风烟经武关”(283),以及“我上秦岭南,君直枢星北”(284),个中的感觉是值得细细回味的。

以下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分别讨论南北双方内部进一步的地域分异。

(二)关中

与全国范围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方向不同,北方文化的地域分异主要是一种东西向的分异,这一点在唐人心目中异常清楚。其中最明显的对立是山东和关中。这一风气沿自周隋,但入唐以后绵延不替。史载唐太宗曾在宴席上谈起山东人、关中人,言辞间“意有同异”。张行成当即跪奏:“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285)以九五之尊犹未免市井轻薄之态,可见其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的笑话集《启颜录》载有不少山东人和关中人互相嘲诮的例子。例一是通过“下俚人言音”,关中人戏称“山东固多仁义”,而山东人回敬“关中人亦甚聪明”(286),其文甚长不录。其二则表现了两地饮食习惯的差异: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287)

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两地文化差异,尤其是两地人在文化上互不认同。

关中的概念,上引李德裕言已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之说。这一说法可以解释关中得名的渊源,但不足以界定一个文化地域。就后一层意义郭子仪曾有一番体认:

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288)

其命名虽未称关中,但所言地域是颇值得重视的:东起崤山、函谷关,西迄陇山,南界秦岭,北抵黄河。不言而喻其核心地域便是关中,只北界和东界略有不同。北界上文已论证过,自鄜州、泾州以北唐人便感觉已经是边塞了。而东界,当时多数人的感觉应该在潼关及黄河一线。唐玄宗《潼关口号》有“河曲回千里,关门限二京”(289)之句。而蔡希寂《陕中作》亦有句曰:“西别秦关近,东行陕服长”(290);所谓“秦关”显然指潼关。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的普遍感觉是秦。卢照邻从西往东,写下“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的诗句之后,其感觉是标题所示:《入秦川界》(291)。杜甫《塞芦子》诗称“延州秦北户”(292);李白咏蜀道有“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293);张祜在潼关描绘:“关门西去华山色,秦地东来河水声。”(294)这些诗句分别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的边界将其与邻区的文化归属判读了出来。

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有其现实的依据。王昌龄往西走到泾州,便有“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295)之慨。北部,元稹称:“自鄜而北夷夏杂居,号为难理。”(296)南面,薛能在汉中的西县写道:“蜀音连井络,秦分隔褒斜。”(297)东边,张乔在华山有云:“地连秦塞起,河隔晋山微。”(298)不难看出,位于这中间的是一个既有共同文化渊源,又有文化相对一致性的地域。

至于其具体的文化特征,当时人比较突出的感受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豪黠剽轻”的游侠之风。不仅“辇毂之下”如此,“扰之则狱市不容,缓之则囊橐相聚”(299);其郊县也不免。如盩厔有人痛感其民风“浮诈”,“奸民豪农颇输名买横”(300),显然也是豪侠之风的一种表现。这无疑与“五方错杂”(301)的人文环境颇有关系。京城自毋庸赘言,盩厔的情形也是“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302)。这种风气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陈仲师《土风赋》述秦地是“侠客凭陵”(303),卢照邻描写“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的诗篇开头便称:“长安重游侠。”(304)

也许这种游侠之风应该算一种青年亚文化,传世的相关歌行一般都将其与“少年”联系在一起。“五陵年少”的名头赖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而大著于世,有些歌行在标题中便言明“少年”。如上引卢照邻诗的标题为《结客少年场行》,崔颢也有《渭城少年行》称:“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305)乃至于杜牧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中也写道:“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306)

游侠之风并非关中特产,袁瓘《鸿门行》有“学剑西入秦,结交北游魏”(307)之说,表明在华北平原中部游侠之风亦盛。但关中与游侠之风相伴生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地域文化特点,即言利。这一点在史料中并不昭彰,然而对各种史实进行一番综合判断当不难证成此说。正面的有孟郊感慨:“秦俗动言利,鲁儒欲何匄”(308);反面的则有山东的对比。下文将可以看到,山东的地域文化是以质直尚气为一大特征的。当时山东与关中的文化对立有如上述,如此,关中之言利是不言而喻的。

关中地域文化的第三方面,是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的异族在此滞留。这一方面前人已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在此无须过多铺叙,仅略引两条较常见的资料以见大概。其一是陈鸿祖在《东城老父传》中就“首饰华服之制不与向同”而发出哀叹:“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309)另一条则是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

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310)

由此可略见当时长安的国际化程度。这类现象当时并非仅见于长安,但长安作为首都所在,其表现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与长安适成对比的是,当时关中稍偏远的地方则相当古朴。据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所载:

邠为古国,其俗质而厚,其人朴而易理,业尚播种畜扰,有后稷公刘之遗风。(311)

这种资料,可充分地反映当时关中的文化基础并不雄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普遍对关中给予非常高的文化评价。独孤及称:“秦地神州,中有圣人”(312);所谓圣人是当时对于天子的俗称。与历史相联系的更是称“秦中自古帝王州”(313)。由此便有不少人认为关中的自然环境也相当宜人。沈佺期曾吟咏:“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314)所谓“镜中”不知是否雾霭蒙蒙的感觉。李频既写过“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又写过“关中秋气早,雨后夜凉生”(315)。具体的情形已难以悉知,但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左的例证。

(二)河东

在关中和山东的对立中,有一个既不属于关中,也不属于山东的地域,那便是河东。

该地作为一个文化地域,在唐代不如关中、山东醒目,但它的独立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柳芳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所划分的文化地域在北方便有山东、关中、代北三个:

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16)

所谓“代北”自不能狭义地理解,在此应看到的是它与“山东”、“关中”相对立。这说明在后两个地域之间还有另一个地域存在。其望姓的种类且与众不同,文化风气之互异自毋庸赘述。

这一地域的范围比较明确:左山右河,北面临塞。山指的是太行山,河则为黄河。然而终唐一代这一地域却缺乏一个固定的专有名称。杜佑界定“山东”时称其为“太行、恒山之东”(317);其以西号为“山西”自不待言。可是唐人对“山西”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低(318),况且当时所谓山西并非特指这一地域。卢象曾豪迈地吟唱:

家居五原上,征战是平生。独负山西勇,谁当塞下名?(319)

五原属盐州,地在今陕北定边,显然“山西”能指地域更为宽泛。

相对而言,唐人称之为河东的情形较为多见。唐高祖曾在刘武周未平时出一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320)这一对话中秦王世民所言太原、河东,高祖统称为“大河以东”。贞观以后此地为河东道,尽管“河东”一词颇多歧义——它不仅作为县名而存在,天宝至乾元间还曾兼为郡名。中唐以后,作为节度使辖区的河东,范围北缩至太原一带,南面另有河中、昭义二节度使,但仍有人将河东得名渊源所自的河中一带称为河东。如杜佑在《通典》中叙述风俗时,便以魏晋以降的河东为言。

文化的归属,时人普遍将其与古代的晋联系起来。如唐玄宗《南出雀鼠谷答张说》有句云:“川途犹在晋,车马渐归秦。”(321)张乔《题河中鹳雀楼》亦称:“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322)其文化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人多勇气。杜佑谓:

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323)

这里的“并州”显然非指唐代的并州,而是以汉代的并州为言。其风气之骁勇在唐诗中尤为昭著。虞世南曾有“山西多勇气”(324)之慨,白居易也认为:“晋国封疆阔,并州士马豪”(325)。以致“并州儿”一词在唐诗中已具有一种特定的含义,李颀写“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326),岑参讲“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327),都没有对该语词作任何的解释或铺垫。

不仅作战骁勇,该地居民在经济方面亦颇具进取心。杜佑述其风俗称:“山西土瘠,其人勤俭。”(328)所谓“土瘠”,柳宗元有不同看法,其《晋问》写道:“晋之故封,……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329)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一分歧可存而不论,但对“勤俭”二字则两人所见略同。柳宗元所称“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自然是勤俭的结果,其后文状三河之人“闻脍炙之美则掩鼻蹙,贱甚粪土”,无疑是“俭”的具体表现。

柳芳对此亦有所论及。其在将不同的地域进行比较时说:“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330)就是说,关中人爱慕虚荣,而代北人注重实惠。上文已经论述关中的地域文化也是以言利为一大特征的,看来与代北相比,关中的言利更具有一种爱面子、图气派、讲排场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关中作为政治中心所在,权势熏天,自然官气十足;而代北在这方面空间有限,未免以财富为终极目标。

由于“三晋云山皆北向”(331),其南部与北部的地域差异相当明显。自太原以北,唐人视之已如塞外,上文已述;晋南则文教颇为发达。杜佑曾注意到“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所谓“河东”指的是河东郡,其注中有曰:“魏丰乐侯杜君畿为河东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自后河东特多儒者。”(332)不仅此地,晋州也有薛能的《平阳寓怀》写道:

晋国风流阻洳川,家家弦管路岐边。(333)

这与上述“俗尚武艺”的情形适成对比。显然,当时所谓的“山西勇”、“并州儿”可能主要以北部为言。值得说明的是,当时人觉得自太原以南自然环境相当不错。李商隐认为“太原风景恬和,水土深厚”(334)。欧阳詹更是以诗的语言描述道:

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335)

末句寄托乡思,在此可暂不置论。这种情景在北方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上引薛能《平阳寓怀》的中间两联云:

曾为郡职随分竹,亦作歌词乞采莲。北榭远峰闲即望,西湖残景醉常眠。

更是一派南方风景。赵嘏《汾上宴别》诗也称“云物似故乡”,并有“一樽花下酒,残日水西树”(336)之句。由此可见,上述杜佑与柳宗元关于山西“土瘠”与否的分歧,后者的判断当更近于事实。

杜佑称河东“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且颇有以其为“文学盛兴”(337)所致之意。实则这也是当时山西可能颇具普遍性的一个文化现象。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诗云:

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定襄诸小儿,争讼纷城市。长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谤书盈几案,文墨相填委。牵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338)

值得注意的是其后文还有“此乡多杂俗,戎夏殊音旨”之句,并且直接称该地之人为“边塞人”;然而其讼狱繁兴竟如此,看来个中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对利益的追求。

(三)山东之一:河北

“山东”是一个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的地域概念,唐人对它的使用颇为频繁。但唐人所谓“山东”其内涵不甚确定。上引杜佑的解释是“太行、恒山之东”,实际上其中有广、狭二义。广义是指恒山、太行山、崤山以东,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就是说,其中包括河南、河北。如《旧唐书·韩思复传》所载:开元初“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339)。王维亦称:“山东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国。”(340)是所谓山东均包含河南、河北明甚。

狭义的“山东”则仅指河南或河北二者之中的一个地域。如陈子昂所谓“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341);韦处厚所谓“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342);殷侔所谓“自(窦)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343);李商隐所谓“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344),“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345);均以“山东”与“河北”对举,显然其“山东”仅指河南。而有时唐人又以之单指河北,如杜牧《罪言》所言“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服”,以及“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346),其中的“山东”均不包含河南。又《旧唐书·杨炎传》所载“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其中的“山东”也特指河北无疑。

既如此,本文将“山东”分为河北、河南两部分进行讨论,在此先讨论河北。

河北的地域范围非常清楚:西自太行山,东至海,南界大河,北临塞。其中,北、西两界上文已有论证,在此须略作交待的是其南面的界线。虽然唐人未像上述对岭、塞、江、淮那样赋予河以丰富深刻的地理内涵,但普遍认为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区界线。如陶翰所赞叹的:

壮哉大河之功也!南分淮泗,东委溟渤,呀呷长川,呼吸万里。(347)

这种感觉使得唐人很自然地便认为其南北两岸自成独立的区域。姚合的诗句有云:“百年心知同,谁限河南北”(348),实际上已隐含了一个“限”的前提。杜牧所谓“百战百胜价,河南河北闻”(349),也认为河南与河北有所不同。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最突出的感觉是燕赵。当时人提及河北,第一反应便是如此。王维观人送别诗道:“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350)钱起送人北还时称:“相思东北望,燕赵隔青山。”(351)以自叙口吻的,也有崔颢“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352)的诗句。不过燕赵只能代表河北北部,其南部地区,唐人普遍的感觉是魏。吴畦称:“长河北控,太行东隅,粤有奥壤,厥为全魏。”(353)因而较为全面的,便不免以燕赵魏连称,如柳宗元所言“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354)之例。

当时河北的文化风气,有不少是以“山东”的名目出现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质直尚气。狄仁杰有“诚以山东之人重气,一往死不为悔”(355)之说,实际上说的是河北。其时狄氏为河北安抚大使,上疏为民多胁从于突厥辩解。柳芳谓“山东之人质”,“其信可与也”(356),所言也包括河北在内。陈仲师《土风赋》称:“冀州则纣之余烈,易为仇寇。”(357)这是站在否定的立场记叙的。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其措辞则会优美得多。如阎朝隐有句云:“疵贱出山东,忠贞任土风。”(358)谦逊一点的也有崔湜的表白:“余本燕赵人,秉心愚且直。”(359)

这一性格在当时可谓卓尔不群,唐人普遍注意到该地域文化风气之特异。韩愈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开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在当时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元稹《处分幽州德音》也有“燕赵之间,古多奇士”(360)之语。不光燕赵,当时整个河北都给人以类似的感觉。杜牧便有“幽魏多壮士”(361)之句。

至于所谓“奇”的具体表现,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曾生动地描摹: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362)

诗中所言地域为韩魏,实际上所重在“奇节”。唐人心目中的奇人奇行大抵如此,各种资料表明,其在燕赵的表现尤为典型。韦应物有所谓“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363)。上引杜牧诗的下句也称之“意气相淹留”。元稹以一种华丽的言辞写道:

幽并少年,燕赵奇士,居常以紫骝自骋,失意则白刃相仇。(364)

这与上引虞世南诗的格调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这种性格的另一面,便是所谓“强愎狠戾”(365)。杜牧对此曾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分别在不同的篇章中作过表述。上引其《罪言》有曰:

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自魏晋已下衍浮羡淫,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蔽,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

又,《战论》亦谓:

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366)

其措辞相当客观,而且前一段文字还以真切的感受指出了河北与其他地域民风之不同。这样的民风,无疑是劲卒的天然沃壤。王维已注意到“赵魏燕韩多劲卒”(367),所言地域涵盖了整个河北。郑畋也以对偶的形式表述道:“负山西之壮气,因河北之威声。”(368)

不仅男子,该地女性的文化形象也颇为出众。太史公称该地“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369),这一风气在唐代犹有遗存。李白曾有一首诗吟咏: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370)

这一盛况,当堪与扬州的春风十里和襄阳的十里长堤相媲美。而尤令它处所不及的是,燕赵佳人具有一种不惮长途奔走的英豪之气。崔颢有一首诗写道:

邯郸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见一妇人。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371)

这首诗题为《邯郸宫人怨》,有理由相信作者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当时的现实依据。刘禹锡也在诗篇中提到:“幽并侠少趋鞭弭,燕赵佳人奉管弦。”(372)可见燕赵佳人在当时是与该地侠少一样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乔潭作《饶阳县令厅壁记》,称其“多奇士,好带剑侈服,多佳人,善弹弦跕躧”(373)。而《旧唐书·张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唐玄宗为临淄王时,任潞州别驾,“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于是“王幸之”,生下废太子瑛。史籍中并未明言该女子的确切乡贯,但其受到了弹弦、跕屣风气的影响可无疑义。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文教自然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尤其中唐以后,该地的文教水准更是直线下坠。这方面,最典型的资料当推杜牧的《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

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374)

这条材料写得异常生动,简直像说书的口吻。黄先生既已“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然而后者却入王屋山以后“始闻《孝经》、《论语》”,颇令人不可思议。但其中所反映的燕赵一带的文化气氛,应大体是可信的。上文所引证过的资料,也在在与此相合。“本兵矢”、“俗俭风浑”、“果于战耕”,已表明文教不为其俗所重;而韦应物以“礼乐儒家子”与“英豪燕赵风”相对,尤可证明儒家礼乐与燕赵英豪之风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

表面上,上引杜牧文在史料中可以找到反证。在其之前韦稔曾撰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立文宣王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但若对碑文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反证的力度其实有限:

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郡无者何?范阳本幽州之属,……大历初诏剖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为州,因涿郡之地,题为涿,第为上,以范阳为治所,县遂为州治矣,然此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375)

所谓“大历初”据《旧唐书·地理志》为大历四年(769)。照作者的说法,该地在此前未有文宣王庙不过是偶然事件。然而可以注意到,涿州作为一个上州,又是重镇幽州的旧地,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未有文宣王庙,这在“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的背景下,本身就是一个醒目的事件。由于“多故”便“未遑建置”,文教在该地的境遇可想而知。

而且,中唐以后河北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胡化问题。这一问题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而大著于世,实则当时人对此已有强烈感受。身历安史之乱的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376),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史之乱带有文化冲突的色彩。刘禹锡也曾沉痛地写道:

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377)

就连身为藩镇的田弘正也不得不在上表中承认:

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378)

以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沉痛感慨,当时的华北平原“实如蛮貊异域焉”: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379)

笔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唐后期河北胡化说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如果仅仅着眼于民生,当时藩镇割据的状态下当地百姓生活未必不好。上引资料中已有“法令齐一,赋均而轻”的积极表述。然而让当时人及司马光产生河北“犹夷狄”的感觉,主要是着眼于君臣大义。如刘禹锡的理由是“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380);而田弘正据以立论的依据也是“虽外一车书,而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381)。实际上这一点可能并不是问题。历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刑赏自专乃至帝制自为者屡见不鲜,但并未一律被目为夷狄。笔者觉得隐藏在这背后的有一个更重要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

当时河北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的。李商隐斥之“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382)。措辞比较委婉的如吕温也称瀛州“东负沧海,南驰诸夏,地饶俗杂,久号难理”(383);元稹则称“鸡泽衡漳附于上党,……其土瘠,其人劲,养理训习,尤所重难”(384)。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庾承宣《魏博节度使田布碑》谓:

魏之风俗久悖声教,魏之将士素染很戾。……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赏礼乐皆自已出。(385)

显然这一状况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的。

早在隋代,山东的文化风气便已引起关中人的强烈不满。大业(605—617)初雍州万年人韦云起在上奏中称:

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386)

笔者颇疑其笔锋所向主要指河北。因为自作门户、党同伐异正是上述所谓“尚气”的一种表现。此疏导致两人配流、九人免官,形成了一起带有强烈地域文化色彩的政治事件(387)。入唐以后,类似的政治事件未再发生,但山东人自作门户的风气在社会上仍很明显。其表现手段是尚婚娅。

尚婚娅的实质当然是重结交,柳芳所谓“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388),一语已道破了底蕴。此点可以说也与尚气不无关系。太宗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旧地”指族望,以至“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389)。这一风气显然主要流行于河北。刘禹锡有“洛下推年少,山东许地高”(390)的诗句可以为证。山东既然与洛下相对,“许地高”自然以河北较为典型。唐太宗对此深恶痛绝。笔者推断,上述唐太宗在宴会上对关中人、山东人“意有同异”,所指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否则张行成不会以“示人以隘狭”而为言。

为了改变这一风气,唐太宗曾试图利用其权势调整社会价值标准,刊正姓氏,重定《氏族志》。其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巨大,然而成效似乎并不理想。神功中(697),袁谊仍不得不对以族第相矜的山东人清河张沛申斥:

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391)

平心而论,这一口气过于偏颇。关中人尚冠冕,上文已述,如此则山东人“求于禄利”自未必如关中人之甚;山东人婚媾论财,但此外并无言利口实;至于“旷代无人”云云尤属成王败寇之论,不足为凭。

尽管对其文化风气褒贬不一,但唐人对河北的自然环境则普遍持肯定的评价。河北壤地辽阔,杜甫曾写下“澶漫山东一百州”(392)的诗句,李华甚至称之“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393)。这当然都是极言其大,事实上当时河北不过二十余州(394)。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河北的重视之情。李华还认为:“国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间,于京师为近。”(395)既感觉近,自不免觉得亲切。唐人对河北的地理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适应。崔湜《冀北春望》诗云:

回首览燕赵,春生两河间。旷然万里余,际海不见山。雨歇青林润,烟空绿野闲。问乡何处所,目送白云还。(396)

如此朴素得近乎单调的景观,在作者的笔下竟被描绘得饶有韵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环境判断在起作用。姚合也有一首诗堪与媲美:

蓟门春不艳,淇水暖还清。看野风情远,寻花酒病成。(397)

这首诗巧妙地点出了北方春色不艳然却景色阔远的特征,自有一种博大的气象。在这方面,王维尤称个中圣手,其《渡河到清河作》云:

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398)

单从景观类型上看,如此多水,如此富庶,颇令人疑心是水乡江南。然而江南尽管也是由这些景观要素组合而成,却无论如何无此雄浑之气。

(四)山东之二:河南

河南的南北两界分别为淮水、大河,其地理意义上文已分别予以论证。其西界唐人的判读并不十分清晰。有人认为在函谷关,如胡宿称:“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399),其以函谷关以西属关中之意至为明显。唐玄宗《途次陕州》诗云:

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400)

个中含义很值得细细玩味。“山川入虞虢”意指陕、虞、虢风俗非常接近,“限西东”似乎是以其为河南之西界;然而“境出三秦外”表明其与关中已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又张九龄的奉和之作中有“川原三晋别”(401)之句。也许,该地处于两京之间,从而其风俗呈现一种过渡的状态。不过相对而言,其与河南的文化距离似乎更近。顾非熊有句云:“树势标秦远。”(402)又,杜牧曾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403)不难看出,所言区域正是河南,而虢州恰为洛水所经。

在唐人心目中,河南也是山东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与河北却大相径庭。河北具有鲜明且内部高度一致的文化特色,河南则内部的歧异甚为明显,以致很难认定可以作为其内部共同特色的文化特征。以山东名目出现的,大多实际上特指河北,如上文所述;兼指河南的,安乐公主骂魏元忠时有“山东木强安知礼”(404)之说,魏元忠为宋州宋城人。但这条资料缺乏足够的映证,更能反映河南具有山东共同文化特征的,是“山东士子”。

自隋世以降,“山东士子”在社会上便颇为出名。《旧唐书·窦建德传》载:“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这条资料中的“山东士子”实际上是一个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称谓。据记载唐太宗派萧翼前往越州购兰亭序,便是“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405)。《启颜录》中有一条甚至有“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406)之言。当然这一称谓中的“山东”包括了河北。萧翼作为梁元帝的曾孙,当时便“今贯魏州莘县”。又《异闻集》所记邯郸卢生的黄粱美梦,临终上疏也有“臣本山东书生”(407)之语。但其中也包括了河南。唐穆宗有诏褒郑馀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408),而郑正是荥阳人。

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士子”很可能以指河南更为经常。至少,其在这一称谓中所占的比重当不输与河北。因为邹鲁一带自来便是文教昌明的典型之地。李白云:“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409)杨巨源也称:“卫多君子鲁多儒。”(410)郎士元更是以为:“邹鲁诗书国,应无鼙鼓喧。”(411)因而李白在《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中写道:

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412)

考虑到该地的历史底蕴,这一口径应不见得十分夸诞。

还不仅仅邹鲁,当时河南不少地方对文教都相当重视。荥阳的情形已在上文因郑馀庆的资料而略有所见,许州则对文宣王庙一修而再修(413)。陈仲师作《土风赋》,先是痛贬了一通“陈俗夸而奢,其国无主;韩地薄而险,其人不堪”,以及“颛顼之居卫也,桑间濮上务耽声色;太公之存齐也,冠带衣履,唯勤组织”,然后盛赞睢阳“地多君子,而风有先王,富礼乐,盛文章”(414)。这种资料在河北是看不到的。

而且,河南还有全国一流的文化中心洛阳(415)。洛阳在唐代的地位颇为特别,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以及国际化程度都不及长安,但文化发达程度则未遑多让。此地的地理区位优于长安。唐人习以“京”、“洛”连称,如“十年京洛共风尘”(416)、“京洛风尘久”(417)等,而尤有不少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张九龄曾有句云:“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418);张籍亦称“洛阳宫阙当中州”(419)。其物资给应亦远较长安丰富。常衮称:“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财赋,衣食京师。”(420)这是从大处着眼。注重于生活环境的,白居易云:“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421)因而当时有不少官宦之家卜居于此。崔湜有句:“故人不可见,冠盖满东京。”(422)郑世翼更是勾勒过一幅长卷:

步登北邙坂,踟蹰聊写望。宛洛盛皇居,规模穷大壮。三河分设险,两崤资巨防。飞观紫烟中,层台碧云上。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左右多第宅,参差居将相。清晨谒帝返,车马相追访。胥徒各异流,文物纷殊状。嚣尘暗天起,箫管从风飏。(423)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卢照邻称:“洛阳富财雄”(424),韦应物云:“洛都游燕地”(425),都显示了洛阳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化中心的背景和气氛。终唐一代这一气氛十分浓郁。唐人赏牡丹的风习以洛阳为中心,这绝不是偶然的。寒山有诗云:

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426)

作者以出家人身份,写下如此题材的诗篇,足见该地风俗之动人心魄。薛逢亦曾在《醉春风》中追忆:

顷年曾作东周掾,同舍寻春屡开宴。斗门亭上柳如丝,洛水桥边月如练。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坐客争吟云碧句,美人醉赠珊瑚钗。(427)

如此胜事,上引“五陵花柳满秦川”的繁华亦不过如是。

尤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河南还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地从五代至北宋逐渐成为首都,而其奠基则是在唐代。兴起的直接动因是交通。白居易称:“梁宋之交水陆合会。”(428)喻坦之甚至吟咏:“自古东西路,舟车此地分。”(429)所谓“自古”其实古得有限,《元和郡县志》于河南府河阴县下叙云:

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后汉初,汴河决坏,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渠筑堤,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注洄,无复溃漏之患。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430)

可见此地虽然在地理区位上处于四冲之要,而其优势发挥出来却不过是从大运河起作用以后。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对此亦记载得相当清楚: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431)

此中关键在最末一句。对照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所谓“勋业新城大梁镇”(432),不难参透个中消息。

本来这一带的文化相当落后,老杜曾有句专叹此事:“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433)其民风颇与河北相类。独孤及谓“三河之人豪”(434),指的便是这一带。上引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的后文有曰:

人尚矜豪,气率骄蹇。有梁园兔苑之遗事,当四会五达之通庄;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

这样的环境,于文化发展是颇不相宜的。然而大梁作为一都之会而兴起,为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提供了机会。钱起《送兴平王少府游梁》有句云:“梁国遗风重词赋,诸侯应念马卿贫。”(435)由此不难看出其变化的趋势。

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着河北的严重胡化,河南也发生了明显的文野变迁。早在战乱发生的时候,李白曾惊恐万状地担心: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436)

还好历史并没有作出最坏的选择,其结果只是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坠而已。原本就不甚发达的地方自不必说。独孤及称:“全齐之人武”(437);滑州一带,宋申锡也写道:

戎马之地,气尚杂习。三河之所殷会,四方之所枕带;逋逃容隐而为薮,萑蒲积习以成风;人用轻生,吏不知禁。(438)

这种状况,几乎与上述河北的情形已无区别。就连素以诗礼著称的邹鲁,也令人萌生无限感慨:

宣精在上,奎为文宿;画野在下,鲁为儒乡。故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大憝起于幽都,虏将因兵锋取其地,右勇左德,积六十年。(439)

以致当时人一提起河南,便不得不摇头:“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440)对比同时期南方的发展,同时联想到此后南北方文化发展水平的逆转,这一变迁是伤筋动骨的。

在北方诸区中,河南的水热条件得天独厚,因而此地的自然景观在唐人笔下既有北方的阔大,又有南方的绮丽。王维《早入荥阳界》云:

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441)

其中“秋野田畴盛”是河北见不到的。而高适所谓“郡国长河绕,川原大野幽”(442),杜甫的“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443),又是南方不可能有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唐人对河南的环境评价颇为不错,如韩翃《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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