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证——忆亡妻

穷证
——忆亡妻

我并不喜欢收藏。对于时下日趋风靡、很多人趋之若鹜地搜集真真假假的烂古董、铜钱和毛泽东像章、邮票之类，皆无兴趣。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但是，作为一个虽然还未很老、但毕竟已不年轻的文化人，寒家总有不少文化积存，其中包括收藏家们已经或正在感兴趣的东鳞西爪、一枝一叶。

譬如说，我在翻旧相册、笔记本、画册、书籍时，有时会发现上海、北京、江苏等地的粮票。其中上海的半两粮票，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当时凭此票可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也因此遭到外地人，特别是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十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还不够塞牙缝，亏他们想得出！”其他还有工业品券、布票、油票、买豆制品卡等等，都是我多年前随手乱放，时间久了，也就忘诸脑后，有时找东西、查资料时，又使这些鸡零狗碎之类，重新跃入眼帘，勾起我许多沉重、无奈的回忆。有的事，更是刻骨铭心，令我老泪纵横。

图16 复旦大学第六教工宿舍，我与过校元从1961年冬天入住60号，次年夏天宇轮儿出世。我在这里经历了家的温暖、丧妻之痛、被打倒的苦难、平反后的欢欣。1996年5月18日我来此看望老邻居，60号已很残破。回首往事，不胜唏嘘。

娶妻生子，人生大事也。我妻过校元女士，无锡人，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我同届。但我读的是历史系。我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参加了研制我国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的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二十五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我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碗里的饭拨一些到我的碗里。1961年初，我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我俩商量多次后，决定结婚。因为结婚后，才能拿到户口簿，而有了户口簿，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我们的积蓄很少，为置办必备的家用品煞费脑筋。我在朔风凛冽中奔波，费了很大劲儿，才凭票购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

第二年夏天，我妻在第二军医大学办的长海医院，生下我们的儿子宇轮。全国的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我们无权无势，无处开后门。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身体又不好，故儿子出世后，她几乎没有奶水。出院那一天，她哭着对护士长说：“我这一点点奶水，怎么能养活这个孩子？”这位瘦长的约三十多岁的护士长，含着眼泪，叹息着说：“是啊，你如果营养跟不上，身体又康复得不好，很可能会断奶的。”她说：“这样吧，我去找医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开出证明，就说你因病无奶，你们拿这个证明，去找牛奶供应站，按照规定是可以订一瓶牛奶的。”也不过十分钟后，护士长微笑着来告诉我们：证明开来了！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善良的护士长、女军人才好，我妻感动地连连抹着眼泪。而护士长叹息着，一脸无奈地说：“这里的产妇，很多都没有奶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证明，我们是很少开的。因为现在牛奶供应非常紧张，多开了，牛奶公司会对我们有意见。”回家后，我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办事员是位中年人，得知我俩都是在复旦大学搞研究的，他二话没说，就给我办了一张牛奶卡。我手拿这张薄薄的、四寸见方的卡片，觉得手头沉甸甸的，胜似万两黄金。有了它，我的儿子的生命才有保证，我妻子才能破涕为笑。

弹指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那贤惠却又苦命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不幸去世，已经二十八年。宇轮远渡重洋，在澳洲落籍，也已十年。不知那位护士长大姐、办事员老哥，现在哪里？非常怀念他们……

回首票证浑是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不管是众多爱好者热心收藏的，还是我家残存的各种票证，都是穷证——是计划经济，特别是极“左”年代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其次，更准确地说，是“左”的路线、乌托邦空想把国家、百姓搞穷的物证。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共产风、浮夸风闹到了顶峰，带来的后果正如一句诗所形容的那样，“一峰顿使九州贫”，这是莫大的历史悲哀！所幸噩梦一般的历史，早已翻过去好多页，改革开放现代化大潮，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冲走了那些大大小小、琐屑难记的票证。真个是：别了，票证。但愿它永远不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