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程：伦敦到巴黎

小时候，我住在离波士顿和缅因不远的地方。打那时起，我一听见火车驶过的声音，就恨不得置身其中。火车的汽笛声仿佛有种魔力：铁道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市集，无论地貌怎样，都能沿着完美的平面蜿蜒蛇行；火车的速度会让你的心情为之一振，想喝上两杯的愿望也从来不会落空。坐火车不用受罪，不必因为飞机恐惧症而汗出如浆，不必忍受长途巴士的晕车呕吐，也不会像坐小汽车的乘客那样，窝得双腿麻木。如果火车空间够大，够舒服，你甚至连目的地都不需要，一个角落的位子足矣。你成为旅人了，保持着运动状态，一路沿着铁轨前行而去，好似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也无需到达终点。就像那个幸运的家伙，退休了，拿着免费的车票，终日生活在意大利的火车上。坐进头等车厢比到达终点更惬意，或者就像英国小说家迈克尔·弗雷恩所说，他套用了麦克卢汉[1]的句式：“旅程即目的地。”可是，我已经选定了亚洲，一想起那块大陆与我有半个世界之隔，心头只有欣喜。

亚洲就在窗外了，我坐在向东驶去的列车上，穿越这片土地，惊叹着火车内部这派市集景象，就跟从身边呼啸掠过的市集一样。在火车上，任何事都有可能：美餐，狂欢，牌友过来打招呼，一次偷情，一夜安眠；还有陌生人长篇大论的独白，结构有如俄罗斯短篇小说。我要搭上每一列轰轰隆隆驶入风景的列车，从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一路开往东京中心站；我要搭上支线火车，去往开伯尔山口中的山地城市西姆拉，再走走连接印度和锡兰的那段弧线铁道；我要搭乘曼德勒快车、马来西亚金箭号、越南的当地火车，还有那些名字无限诱人的列车：东方快车、北方之星、西伯利亚横贯线。

我寻觅火车；我发现乘客。

第一位是达菲尔，我记得他，是因为后来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动词——先是莫尔斯沃思这么用，后来我也用了。在维多利亚车站的7号站台，“洲际旅客”的牌子那儿，他就排在我前头。他有把年纪了，身上的衣服对他来说实在太大，就像是匆忙离去时随手拿错了衣服，或是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似的。他走路时会踩到裤脚，裤边儿已然成了破布。他带了很多怪模怪样的牛皮纸包裹，外头还捆着细绳。这种行李更像是急匆匆的炸弹分子会拿的东西，而不像是无畏旅人的物品。行李标签在铁轨间吹来的风中摇摆飞舞，每一张上都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R.达菲尔，华棕旅馆，伊斯坦布尔。这一路我们要搭伴同行了。若是个蒙着严实面纱的尖酸寡妇岂非更好，她的提包里再装满杜松子酒或遗产，那就更妙了。可眼前没有寡妇，只有徒步的旅人、拎着哈罗德百货公司购物袋准备回去的欧洲人、推销员、跟损友们待在一起的法国姑娘，还有灰色头发的英国男女——带着大摞小说，好像要来一场昂贵的、文学式的偷情。没人会去比卢布尔雅那更远的地方，而达菲尔要去伊斯坦布尔，我很想知道他去那边做什么。我孤身一人旅行，神不知鬼不觉。我没透露目的地，也没任务要完成。没人会留意到我陷入沉默，跟太太吻别，独自登上十五点三十分出发的列车。

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克拉珀姆。我认为，旅行半是逃离，半是追寻。可待我们离开了伦敦南部郊区的砖砌阳台、铺着煤炭的前院、狭窄的后花园，经过德威学院操场的时候（打着领带的孩子们正在操场里懒洋洋地锻炼），我已经适应了火车的韵律，把上午一直在读的新闻报道忘得一干二净：“贝比·克里斯滕：一被起诉并即将获释的女子刺伤九岁女童”，没有一个字提及“小说家离家而去，不知所踪”，那倒也无妨。接着，列车经过一串联排房屋，进入了隧道。一分钟的彻底黑暗后，眼前豁然出现一幅全新的景致：开阔的草场上，牛群咀嚼着青草，身穿蓝色外套的农夫正在割草晾晒。我们已经远离了伦敦，远离了那个灰扑扑、湿乎乎的地下之城。在“七橡树”，我们又进了隧道，然后又瞥见了一派田园风光：田野里马匹正在用蹄子刨着地，羊儿跪卧在地上，烘干房上立着乌鸦，零星几座活动板房从一侧车窗外闪过。从另一侧车窗看出去，是一幢有着詹姆斯一世时期风味的农舍。郊区叠连着农场，这正是英格兰的风格。在好几个平交道口，公路上都塞满了汽车，直排到一百码开外。火车上的乘客狠狠地盯着车流，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好似在咕哝：“停车吧，混蛋们！”

天色渐晚。汤布里奇的月台上，身穿深蓝外套的学童拿着板球拍和书包，袜子滑落在脚踝上，傻乎乎地笑着。列车驶过，带走了他们的笑容。我们不停车，连大站也不停。我坐在餐车里凝视着外头的景致，面前摆着一杯晃晃荡荡的茶。达菲尔先生也弓着腰，一边盯着他的包裹，一边拿一支医生用的压舌板搅着他的茶。我们经过啤酒花田，九月的啤酒花田给肯特郡添上了几分地中海式的混乱风情。我们经过吉卜赛人的营地，十四辆破旧的大篷车，每辆车的前门口都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垃圾堆。我们经过一个农场，四十英尺外，村落外围的晾衣绳上晾着好多有趣的衣物：灯笼裤、长内衣、亮闪闪的黑色胸罩、耷拉成三角旗般的软帽和袜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则精妙复杂的讯息，就像一艘忧心忡忡的护卫船正守护着这些房屋，而这些衣物就是船上的信号旗。

我们一路未曾停顿，这为这列英国火车增添了一种匆忙的气氛。它加速驶向海岸，准备过英吉利海峡。可这急匆匆的劲头是个假象。坐在倾斜小桌旁的达菲尔要了第二杯茶。黑乎乎的阿什福德火车站朦胧现身，又隐没在背后。我们正在穿越罗姆尼沼泽高低起伏的草场，一路朝着福克斯通驶去。此时，我已经把英格兰抛在了身后。其他乘客也是一样。我回到铺位，听见意大利人提高了嗓门。或许，已然到达英格兰边界的事实让他们放了心，有了勇气。几个尼日利亚人说起了约鲁巴语，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一曲“头饰四重奏”——两人戴着礼帽，一人顶着缠头巾，一人戴着蜂窝式的假发。看他们说话的模样，好像要把每个词都拼出来似的，每说完一个音节就咂咂嘴唇。每个乘客都转回了母语，只剩下英国人嘟嘟囔囔地把眼光转开去。

“哟，快看。”一位女士一边说，一边把手帕在膝上铺开。

“真是整洁有序。”窗边的男士说。

“有鲜花呢。”女人把手帕轻轻裹到鼻子上，先擤了一边，再擤另一边。

男人说：“国殇纪念墓园管理委员会在负责管理。”

“弄得很漂亮。”

一位小个子男人拎着扎了细绳的纸包裹，走进过道。他的胳膊肘撞到了走廊的窗。达菲尔。

那位尼日利亚女士俯身往外看，念出站名：“福洛克斯度恩。”她错误的发音像是在讽刺挖苦，神情像特罗洛普[2]笔下的格伦蔻拉夫人般无动于衷（“她什么也不想要，就连福克斯通也不想看”）。

港口吹来的风扑到我眼前，灰压压的，还带着细密的雨珠。我正在感冒中苦挨——九月第一遭寒流侵袭伦敦的时候，我就中了招；这让我向往起锡兰的棕榈树和明媚煦暖的好天气。这场感冒让我出远门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出门本身就是解药：“吃阿司匹林没有？”“不用，我就要去印度了。”我拎着行李走进渡口，进了酒吧。两个年长些的男人站在里头。其中一个正拿着一枚两先令的银币敲柜台，希望引起酒保的注意。

“雷吉瘦得吓人。”第一个男人说。

“是吗？”第二个说。

“恐怕是。瘦得吓人。衣服都不合身了。”

“他本来也不壮。”

“这我知道。可你最近见他没有？”

“没。戈弗雷说他病了。”

“要我说啊，病得可不轻。”

“上年纪了，可怜的家伙。”

“而且瘦得吓人。”

达菲尔进来了。这两人议论的没准就是他。但实际上不是，两位年长绅士根本没注意他。达菲尔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像是把包裹忘在了别处，也像是自以为被人盯了梢。过于宽松的衣装让他显得很虚弱。鼠灰色的华达呢外套耷拉在肩上，皱巴巴的，衣袖太长了，盖到了指尖，跟拖沓的裤腿一个模样。他身上有股面包皮的味儿。他依然戴着粗花呢帽子，而且也患了感冒。他脚上的鞋很有意思，是农民爱穿的工作靴。他开口要了杯苹果酒，从口音里我听不出他是哪里人，可他的籍贯有待琢磨，那耐穿的衣料透出一种固执的俭省意味——对伦敦人来说，那太寒酸了。他能告诉你帽子和外套是在哪儿买的，花了多少钱，鞋子已经穿了多久。几分钟后，我从他坐着的角落沙发旁经过，看见他打开了一个包裹，面前摊着一把刀，一条法国面包，一筒芥末酱，数片红艳艳的意大利香肠。他慢慢地嚼着自制三明治，陷入了沉思。

加来车站很黑，但巴黎特快上灯火通明。我感到十分宽慰。格伦蔻拉夫人对女伴说：“咱们可以直接见到库尔德人啦，爱丽丝，用不着再换船。依我看，这就是欧洲大陆让人舒心的地方。”我要一路去往巴黎了，搭上东方快车，见见库尔德人。上车后，我发现车厢里挤得要命，于是走到餐车去喝点东西。服务生把位子指给我，一对男女正在撕着面包卷，却没有吃。我想要红酒，可服务生端着托盘忙前忙后，不搭理我的恳求神色。火车开动了，我向窗外望了一会儿，视线转回来时，只见桌上已经摆着一块烧煳了的鱼。撕面包的那一对说，想要酒的话，得找点酒的服务生。我四处张望着寻找，上了第二道菜后才看见他，点好了酒。

“安格斯在《泰晤士报》上说，动笔前他会做调研，”那男人说，“这说不通嘛。”

“我猜，安格斯肯定得先研究一番。”女人说。

“安格斯·威尔逊[3]？”我问。

他俩看着我。女人冲我笑笑，可男人相当不友好地瞪了我一眼。他说：“格雷厄姆·格林就用不着。”

“为什么？”我说。

男人叹口气说：“他不用研究也知道。”

“我希望能同意你的观点，”我说，“可是我读《宛如幻术》的时候，心想，‘这才像真正的农学家嘛！’可在《名誉领事》里头，三十岁的医生说起话来活像七十岁的小说家。提醒一句，我觉得那小说不赖，你可以看看。来点红酒？”

“不了，谢谢。”女人说。

“格雷厄姆送了我一本。”男人说。他转向那女人：“书上签着‘敬请雅正，格雷厄姆’。就在我包里。”

“他这人蛮不错的，”女人说，“我一向喜欢看格雷厄姆的书。”

长时间的沉默。餐车上的调料瓶和酱汁瓶子晃荡着，甜点跟咖啡一道送来了。我已经喝掉了刚才点的半瓶红酒，急切地想再来点，可服务生又忙了起来，拿着托盘步履蹒跚地在桌子间收拾脏盘子。“我喜欢火车，”女人说，“你知道吗，下一节车厢会挂到东方快车上去。”

“没错，”我说，“实际上……”

“开什么玩笑。”男人看着服务生递给他的小纸片，上头用铅笔写了字。他把钱放在茶碟上，领着女人走开了，再也没瞧我一眼。

我自己的账单上写着四十五法郎，估算下来大约是十美元。我着实吓了一跳，可随后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报复机会。回到铺位后，我发现报纸落在餐车桌子上了，于是转回去拿。可我刚碰到报纸，服务生开口了：“您要做什么？”[4]

“这是我的。”我凶巴巴地说。

“您刚才坐这儿？”

“当然。”

“那您刚才点的什么菜？”看起来，他颇为享受这番精妙的盘问。

我说：“煎煳了的鱼，一小块烤牛肉，湿答答的烧焦西葫芦，冷土豆，不新鲜的面包，这些玩意儿收了我四十五法郎，再跟你说一遍，四十五……”

他让我把报纸拿走了。

在巴黎北站，我所在的车厢挂到了另一个火车头上。达菲尔和我一起在月台上看着，然后上了车。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上来，累得直喘。列车开动之后，他仍然站在那儿喘息着。这辆车要往前再开二十分钟，到达巴黎里昂火车站，再载上其余乘坐东方快车的旅客。现在已过了十一点，绝大多数公寓楼都熄了灯。可有一扇窗还亮着，里头的晚餐派对即将散场，像是一幅城市风情画，在屋顶和阳台的幽暗画廊里闪着光。火车驶过，窗里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围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三个酒瓶、盛宴余下的残羹、咖啡杯、一碗吃剩的水果。所有这些道具，还有穿着衬衫的男人，都述说着一种怡人的亲昵，一场老友重聚的悲喜剧。让和玛丽有阵子没回来了。让微笑着，正准备说笑话，他装出一副困惑的法国人模样，来回挥舞着手说道：“她像个疯子似的站到桌子上，就像这样，冲着我来回摇晃它。真不敢相信！我对玛丽说：‘皮卡德两口子肯定不信！’这是真的。然后她……”

火车慢慢地绕着巴黎开，在黑洞洞的楼宇间穿行，呜呜的尖锐汽笛声传进沉睡女人的耳朵。里昂火车站充满了活力——明亮的灯光和冒着白烟的火车头映出午夜的魅惑，在闪烁着微光的铁轨对面，有辆火车上覆盖着螺纹帆布，仿佛把这辆车变成了一条准备动身的毛虫，打算在法兰西的大地上啃出一条道路。月台上，到达的乘客打着哈欠，拖着疲惫的步伐。搬运工倚在行李车上，瞧着人们费劲地提起箱子。我们的列车与东方快车的车厢挂在了一起，砰然一声，包厢门震得滑了开来，把我径直抛向对面女士的膝部，令她从睡梦中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