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里斯本有一定数量的餐馆，在其中一家外观体面的餐馆的二楼，有一间普通的餐室，它有着不通铁路的小镇上的饭馆所特有的实在感和家常风味。在这间餐室里，除了星期天，其余时间顾客寥寥，你总能遇到一些相貌平平的怪人，他们都是生活舞台上的配角。

有一段时间，我手头拮据，又想图个清静，便成了这间餐室的常客。每次我7点左右去那儿用餐时，几乎总能看到一个人。起初他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我渐渐对他产生了兴趣。

他个头很高，身材瘦削，约莫30岁。他坐着时背弓得厉害，但站着时没那么明显。他衣着随便，但不完全算是不修边幅。他那苍白且毫无特色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看不到任何趣味，也很难说那种表情代表着什么样的磨难。它似乎暗示着各种状态：贫穷、焦虑和饱经沧桑后的波澜不惊。

他总是吃得很少，饭后卷烟抽。他很明显在观察其他顾客，谈不上有什么疑惑，但又不像是只对别人感兴趣。他并未细细打量他们，似乎只是兴致使然，无意要分析他们的外在行为或记住他们的外貌体态。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对他产生了兴趣。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注意到，他像是才气超群，而这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使他的容貌变得生动起来。但沮丧——冷淡、苦楚的郁积——始终笼罩在他的脸上，所以很难再从他脸上看到什么别的特征。

我偶尔从餐馆的一个侍者那里得知，他在附近一家商号工作。

有一天，楼下的街上出了一点意外——两个人在互相殴打。二楼餐室的每个人都跑到窗户边看热闹，我和我说过的这个人也去了。我和他闲聊了几句，他也同样附和了几句。他的声音迟疑不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那些觉得抱希望也没用便不抱希望的人才会这样说话。然而，从这个与我一同用餐的人身上看到这一点，或许有些荒谬。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们就互相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或许因为可笑的巧合，我们都9点半才去吃晚餐，竟因此而随便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他问我是否写作，我说是的。我提到了最近刚刚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奥菲欧》⁽¹⁾。他对这本杂志大加称赞，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告诉他我很吃惊，因为这本杂志的撰稿人有诀窍，只能与少数人产生共鸣。他说或许他就属于少数人中的一个。此外，他又说，这种诀窍对他来说并不新奇。他羞怯地说，由于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没有朋友可供拜访，也没有兴趣去看书，他通常晚上待在家里，也就是在他的出租屋里，写点东西来打发时间。

他的两个房间里放置着相似的奢华家具，无疑，要放开这些家具，就不能不牺牲某些基本物件。扶手椅都是他费心挑选出来的，铺着坐垫，坐起来柔软舒适。他同样精选了窗帘和地毯。他解释说，这样的室内设计使他能够“保留单调的尊严”。在现代风格装饰的屋子里，单调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且实实在在的痛苦。

没有什么东西驱使他去做任何事情。他在孤独中度过了童年，从未参加过任何团体，也没有修过什么学科，从不属于任何群体。他的生活环境有一种奇怪但又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或许所有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如此——按照天性来雕琢外表和形象，往往具有惰性和逃避倾向。

他从来不必面对社会或国家的需要。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需要。他从来没有动力去交朋友或谈恋爱。在某种意义上，我算得上是他唯一的知己。即便我总是假设自己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也未必真正拿我当作他的朋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需要找人托付他的书。起初，我感到很麻烦，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够从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尽可能做他的朋友，致力于完成他与我结交的目标——出版这本书。

即便在这方面，他的运气也是异常地好，因为正是运气使然，我这样的人才会走进他的生活，并且对他很有用处。

(1)　《奥菲欧》于1915年3月首次在里斯本发行，同年7月，发行了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