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0 从温州到北京

1924

旅行杂记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一 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特派的招待员接洽。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榜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招待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待”一下不可。“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片,票价——还得找钱。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什么,急急寻觅一样;面部筋肉平板地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七点还欠五分了。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他们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钱,一言不发。——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什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

二 “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这个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该厅离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走进会场,坐定细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楼上正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一个黑色的警察,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瓷的社员徽章,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座位。(我所谓“军警席”,是就实际而言,当时场中并无此项名义,合行声明。)听说督军省长都要“驾临”该场;他们原是保卫“两长”来的,他们原是监视我们来的,好一个武装的会场!

那时“两长”未到,盛会还未开场;我们忽然要做学生了!一位教员风的女士走上台来,像一道光闪在听众的眼前;她请大家练习《尽力中华》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时候,她温和地笑着向大家说:“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轻轻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来了。说完“一——二——三——四”之后,《尽力中华》的歌声果然很响地起来了。她将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上下的挥着,表示节拍;挥手的时候,腰部以上也随着微微的向左右倾侧,显出极为柔软的曲线;她的头略略偏右仰着,嘴唇轻轻的动着,嘴唇以上,尽是微笑。唱完时,她仍笑着说,“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时候,她拍着两手,发出清脆的响,其余和前回一样。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惊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学生一样了;但是半秒钟的惊愕与不耐以后,终于又唱起来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临时的学生时代告终。不一会,场中忽然纷扰,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东北角上;这是齐督军,韩省长来了,开会的时间真到了!

空空的讲坛上,这时竟济济一台了。正中有三张椅子,两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齐燮元,韩国钧,另有一个西装少年;后来他演说,才知是“高督办”——就是讳“恩洪”的了——的代表。这三人端坐在台的正中,使我联想到大雄宝殿上的三尊佛像;他们虽坦然的坐着,我却无端的为他们“惶恐”着。——于是开会了,照着秩序单进行。详细的情形,有各报记述可看,毋庸在下再来饶舌。现在单表齐燮元,韩国钧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高论。齐燮元究竟是督军兼巡阅使,他的声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时场中也特别肃静——齐燮元究竟与众不同呀!他咬字眼儿真咬得清白;他的话是“字本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字与字间的时距,我不能指明,只觉比普通人说话延长罢了;最令我惊异而且焦躁的,是有几句说完之后。那时我总以为第二句应该开始了,岂知一等不来,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这儿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毕,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才姗姗的来了。这其间至少有一分钟;要用主观的计时法,简直可说足有五分钟!说来说去,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将“中华教育改进社”一题拆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进”,是为第二股;“中华教育改进”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层层递进,如他由督军而升巡阅使一样。齐燮元本是廪贡生,这类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戏;只因时代维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应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约便是为此了。最教我不忘记的,是他说完后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与众不同,鞠下去时,上半身全与讲桌平行,我们只看见他一头的黑发;他然后慢慢的立起退下。这其间费了普通人三个一鞠躬的时间,是的的确确的。接着便是韩国钧了。他有一篇改进社开会词,是开会前已分发了的。里面曾有一节,论及现在学风的不良,颇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听听他的高见。但他却不曾照本宣扬,他这时另有一番说话。他也经过了许多时间;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济,还是另有原因,我毫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时候,他提高了喉咙,我也竖起了耳朵,这才听见他的警句了。他说:“现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统一的。今天到会诸君,却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为职志,毫无畛域之见。可见统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这最后一句话确是漂亮,赢得如雷的掌声和许多轻微的赞叹。他便在掌声里退下。这时我们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齐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变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详说:这是很遗憾的。于是——是我行文的“于是”,不是事实的“于是”,请注意——来了郭秉文博士。他说,我只记得他说,“青年的思想应稳健,正确。”旁边有一位告诉我说:“这是齐燮元的话。”但我却发见了,这也是韩国钧的话,便是开会辞里所说的。究竟是谁的话呢?或者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么?这却要请问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么思想才算正确和稳健呢?郭博士的演说里不曾下注脚,我也只好终于莫测高深了。

还有一事,不可不记。在那些点缀会场的警察中,有一个瘦长的,始终笔直的站着,几乎不曾移过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着可怕的静默。我最佩服他那昂着的头和垂着的手;那天真苦了他们三位了!另有一个警官,也颇可观。他那肥硬的身体,凸出的肚皮,老是背着的双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翘着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挂着的徽章——那天场中,这后两件是他所独有的——都显出他的身份和骄傲。他在楼下左旁往来的徘徊着,似乎在督率着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记他。

三 第三人称

七月A日,正式开会。社员全体大会外,便是许多分组会议。我们知道全体大会不过是那么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我因为也忝然的做了国文教师,便决然无疑地投到国语教学组旁听。不幸听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议的是“采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记了);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地解决了。这次讨论,总算详细已极,无微不至;在讨论时,很有几位英雄,舌本翻澜,妙绪环涌,使得我茅塞顿开,摇头佩服。这不可以不记。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地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彳巨”“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教人佩服?

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在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话的欢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的。”“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这句话却有意思!文言里间或有“伊”字看见,这是真理;但若说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许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实,但只是用在白话里;我可保证,他决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话!而且若是主张“伊”字用于文言,那和主张人有两只手一样,何必周先生来提倡呢?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调和终于无效,一位女教师立起来了。大家都倾耳以待,因为这是她们的切身问题,必有一番精当之论!她说话快极了,我听到的警句只是,“历来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驳道,“‘好’字岂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这大笑之中。忽有苍老的声音:“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这回真哄堂了,有几个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几乎要出来;真是所谓“笑中有泪”了。后来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约便在谈笑中收了场;于是乎一幕喜剧告成。“二等车”,“三等车”这一个比喻,真是新鲜,足为修辞学开一崭新的局面,使我有永远的趣味。从前贾宝玉说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至今传为佳话;现在我们的辩士又发明了这个“二、三等车”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启迪来学了。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那位辩士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1924年7月14日,温州

(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

1924

民国二十三年(1924年)春到民国二十四年(1925年)夏,朱自清应夏丏尊之邀来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兼任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国文教员,两地奔波,所以实际工作时间只有半年左右。

当时春晖中学创办不久,国文科仅由夏丏尊一人担任,急需一位老师补充师资,夏丏尊想到了小他12岁的朱自清。朱自清在十中教书的时候已经育有一子二女,而十中每月的薪水仅30元,还常常欠薪,得知此消息的朱自清随即向十中校长递了辞呈,年后动身。

1924年10月,朱自清将家眷迁到白马湖,与夏丏尊做了邻居,两家人其乐融融。正是通过夏丏尊,朱自清认识了丰子恺和朱光潜,也在白马湖畔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艺圈子。

春晖的一月

去年在温州,常常看到本刊,觉得很是欢喜。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颇别致,更使我有一种美感。今年到宁波时,听许多朋友说,白马湖的风景怎样怎样好,更加向往。虽然于什么艺术都是门外汉,我却怀抱着爱“美”的热诚,三月二日,我到这儿上课来了。在车上看见“春晖中学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兴。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是我便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干,那变形的纹的栏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

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好了,我也该下桥去了;春晖中学校还没有看见呢。弯了两个弯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利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我碰着丏尊先生。他引我过了一座水门汀的桥,便到了校里。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去芊芊的一片。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有许多的惊异,供给笑话的材料;我这城里人下乡,却也有许多的惊异——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于初进城的乡下人。闲言少叙,且说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对于“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会的遗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这在现社会,也不能免的。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

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校里只有协治会而没有自治会。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也有太随便的地方,如有几个人上课时喜欢谈闲天,有几个人喜欢吐痰在地板上,但这些总容易矫正的。——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往往终日看不见一个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学生的修养上却有了问题。现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乡村。乡村生活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此地所说适应,只指两种意思:一是抵抗诱惑,二是应付环境——明白些说,就是应付人,应付物。乡村诱惑少,不能养成定力;在乡村是好人的,将来一入城市做事,或者竟抵挡不住。

从前某禅师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闹市,“看见粉白黛绿,心便动了”。这话看来有理,但我以为其实无妨。就一般人而论,抵抗诱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年龄、学识、经济力等有“相当”的关系。除经济力与年龄外,性格、学识,都可用教育的力量提高它,这样增加抵抗诱惑的力量。提高的意思,说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用了这种方法,学生达到高中毕业的年龄,也总该有相当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毕业者,因初中毕业,仍须续入高中,不必自己挣扎,故不成问题。)有了这种抵抗力,虽还有经济力可以作祟,但也不能有大效。前面那禅师所以不行,一因他过的是孤独的生活,故反动力甚大,一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强,便“虎兕出于神”了!这岂可与现在这里学生的乡村生活相提并论呢?至于应付环境,我以为应付物是小问题,可以随时指导;而且这与乡村,城市无大关系。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会乘电车而跌了一跤,跌得皮破血流;这与乡下诸公又差得几何呢?若说应付人,无非是机心!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训。

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这种机心,有无养成的必要,是一个问题。姑不论这个,要养成这种机心,也非到上海这种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乡村一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凡以上所说,无非要使大家相信,这里的乡村生活的修养,并不一定不能适应将来城市的生活。况且我们还可以举行旅行,以资调剂呢。况且城市生活的修养,虽自有它的好处;但也有流弊。如诱惑太多,年龄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学生,或者转易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炼定力,反早早的将定力丧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养不一定比乡村生活的修养有效。——只有一层,乡村生活足以减少少年人的进取心,这却是真的!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我已说了我的“春晖的一月”;我说的都是我要说的话。或者有人说,赞美多而劝勉少,近乎“戏台里喝彩”!假使这句话是真的,我要切实声明:我的多赞美,必是情不自禁之故,我的少劝勉,或是观察时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

(原载1924年4月16日《春晖》第27期)

1925

白马湖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

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徜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筵”上,有丏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丏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7月14日,北平

(原载1929年11月1日《清华周刊》第32卷第3期)

1926

飘零

一个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书房里,在晕黄的电灯光下,谈到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C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波定谟约翰郝勃金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C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第一回认识W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P大学读书,W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P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第一次见他的面,是在P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W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著名,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W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W了。

P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W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W的事。他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P说他也相信W的话;真的,P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P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P又告诉我W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P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W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P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P又曾指出《来日》上W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P说W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W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W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P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什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啰。W这回真不高兴。K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K要钱。K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W了。”

P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

“W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1926年7月20日,白马湖

(原载1926年8月1日《文学周报》第236期)

1925

朱自清到春晖中学后,起初的日子颇为顺心,可是在1924年底的时候,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学校提前放寒假,开除学生28人,由于风潮事件,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了春晖,虽然朱自清仍留在白马湖,但其在日记中称:“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1925年,清华大学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了俞平伯,巧的是同年的2月,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因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直是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领略一回。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说:“弟倾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俞平伯一下子想到了朱自清,他推荐了朱自清,得到了胡适的应允。

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学教师朱自清倏然间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实在是始料不及的。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适之先生: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就这样,1925年8月暑期过后,朱自清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五年辗转不定的生活。

初到清华记

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furiously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哪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甡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什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1936年4月18日作

(原载1936年《清华周刊》副刊第44卷第3期)

1926

阿河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佣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佣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佣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好!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她走近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的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地从容地问道,“你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她背影一会,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我想再问她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己屋里。

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儿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儿了。

午饭后,韦君照例地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地谈起阿河的事。我说:

“你们怎知道她的志气好呢?”

“那天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聪明,就问她为甚么不念书?她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

“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

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儿!让我说完了呀——”“我代你说啵,”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他是李妈的邻舍,我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几岁?”我问。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

“不,十八,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

“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

“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

她们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给阿齐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齐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

“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俄延了一会,只好走了。我问韦君什么事?他说,

“阿河?!还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

“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

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

“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那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齐拦着那跟来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她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她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她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么?”韦太太惊诧地问。

“他们说得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

“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爷,你那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她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

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厨房里挈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地睡,只翻来覆去地做梦,醒来却又一脸茫然。这样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懒懒地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

我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么?他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

“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

“想法子呀!”陆嚷着。

“什么法子?你说!”

“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河,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

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韦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齐告诉我,说她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说她的爹那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她是个古板的人;她数说了阿河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齐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她,我可以给她五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她些,我教阿齐一块儿告诉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

“我拿十块钱吧,你告诉阿齐就是。”

我看阿齐空闲了,便又去问阿河的事。他说,

“她的爹正给她东找西找地找主儿呢。只怕难吧,八十块大洋呢!”

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

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

“今天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己拣中的;这种年头!”

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说什么好呢?愿命运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1926年1月11日作

(原载1926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

1926

民国十五年(1926年),此时冯玉祥国民军正与奉军作战,大沽口守军炮击日本军舰,日本等国认为违反《辛丑和约》,对北洋政府提出抗议。此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在北京发动群众与学生运动,3月18日,群众与青年学生进入天安门抗议帝国主义,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武力镇压,造成学生和平民的伤亡。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清华教授朱自清也在游行队伍之列,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自觉已无法收拾,匆匆赶到执政府,对段祺瑞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据说当时段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李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若不能,我便撤你,换你,枪毙你!”也有人说段闻之详情长跪不起,后终生食斋。

执政府大屠杀记

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四十余人,伤者约二百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十九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翔实,可以参看。

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约十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干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决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退下;但没等我退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这时已听到劈劈拍拍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啧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述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四分钟;这其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纷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趑趄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决没有的!至于第一次纷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纷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其余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是依命令动作的)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射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间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深长思了。

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轰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二十余步,在第二次纷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糊其辞,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么?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地问:“开枪之前,有警告么?”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时。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经纷散,放一排朝天枪(假定如此)后,第一次听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地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决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

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觉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殷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懈弛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地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偃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决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是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她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偃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场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

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地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往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样地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线,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时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弹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那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她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得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大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就是海军部的西辕门和陆军部的东西辕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二百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天《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间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926年3月23日作屠杀后五天写完

(原载1926年3月29日《语丝》第72期)

1926

海行杂记

这回从北京南归,在天津搭了通州轮船,便是去年曾被盗劫的。盗劫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肮脏,实在令人不堪耳。这是英国公司的船;这样的肮脏似乎尽够玷污了英国国旗的颜色。但英国人说:这有什么呢?船原是给中国人乘的,肮脏是中国人的自由,英国人管得着!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在大菜间里,那边看看是什么样子?那边,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这不怪同船的几个朋友要骂这只船是“帝国主义”的船了。“帝国主义的船!”我们到底受了些什么“压迫”呢?有的,有的!

我现在且说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宁波的茶房了。他们的地盘,一是轮船,二是旅馆。他们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轻侮,正和别的“宁波帮”一样。他们的职务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实正好相反,旅客从他们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吓,与欺骗罢了。中国原有“行路难”之叹,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缘故;但在现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于行旅的人,也还时时发出这种叹声,这又为什么呢?茶房与码头工人之艰于应付,我想比仅仅的交通不便,有时更显其“难”吧!所以从前的“行路难”是唯物的;现在的却是唯心的。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霉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他说得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副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玩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这样你便是门槛里的人,便是内行;他们固然不见得欢迎你,但也不会玩弄你了。——只冷脸和你简单说话;要知道这已算承蒙青眼,应该受宠若惊的了。

定好了舱位,你下船是愈迟愈好;自然,不能过了开船的时候。最好开船前两小时或一小时到船上,那便显得你是一个有“涵养工夫”的,非急莘莘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办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绊住了他;他虽然可托同伴代为招呼,但总之麻烦了。为了客人而麻烦,在他们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时船于明早十时开行,你今晚十点上去,以为晚上总该合适了;但也不然。晚上他们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扰乱他们的清兴;他们必也恨恨不平的。这其间有一种“分”,一种默喻的“规矩”,有一种“门槛经”,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应付得“恰到好处”呢。

开船以后,你以为茶房闲了,不妨多呼唤几回。你若真这样做时,又该受教训了。茶房日里要谈天,料理私货;晚上要抽大烟,打牌,那有闲工夫来伺候你!他们早上给你舀一盆洗脸水,日里给你开饭,饭后给你拧手巾;还有上船时给你摊开铺盖,下船时给你打起铺盖:好了,这已经多了,这已经够了。此外若有特别的事要他们做时,那只算是额外效劳。你得自己走出舱门,慢慢地叫着茶房,慢慢地和他说,他也会照你所说的做,而不加损害于你。最好是预先打听了两个茶房的名字,到这时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仿佛很熟悉的样子,不可有一点讷讷。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觉得你有意和他亲近(结果酒资不会少给),而别的茶房或竟以为你与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当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时,别人往往会帮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尔叫他们;若常常麻烦,他们将发见,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内行,他们将立刻改变对你的态度了。至于有些人睡在铺上高声朗诵的叫着“茶房”的,那确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房眼中,其为“阿”字号无疑了。他们于是忿然的答应:“啥事体啦?哇啦啦!”但走来倒也会走来的。你若再多叫两声,他们又会说:“啥事体啦?茶房当山歌唱!”除非你真麻木,或真生了气,你大概总不愿再叫他们了吧。

“子入太庙,每事间”至今传为美谈。但你入轮船,最好每事不必问。茶房之怕麻烦,之懒惰,是他们的特征;你问他们,他们或说不晓得,或故意和你开开玩笑,好在他们对客人们,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负责任的。大概客人们最普遍的问题,“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类。他们或随便答复,或说,“慢慢来好啰,总会到的。”或简单的说,“早呢!”总是不得要领的居多。他们的话常常变化,使你不能确信;不确信自然不回了。他们所要的正是耳根清净呀。

茶房在轮船里,总是盘踞在所谓“大菜间”的吃饭间里。他们常常围着桌子闲谈,客人也可插进一两个去。但客人若是坐满了,使他们无处可坐,他们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们老实不客气将电灯灭了,让你们暗中摸索去吧。所以这吃饭间里的桌子竟像他们专利的。当他们围桌而坐,有几个固然有话可谈;有几个却连话也没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为他们觉着无聊,但他们也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倦怠,嘲讽,麻木的气氛,仿佛下工夫练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这满脸:所谓“施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便是这种脸了。晚上映着电灯光,多少遮过了那灰滞的颜色;他们也开始有了些生气。他们搭了铺抽大烟,或者拖开桌子打牌。他们抽了大烟,渐有笑语;他们打牌,往往通宵达旦——牌声,争论声充满那小小的“大菜间”里。客人们,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于他们有甚么相干呢?活该你们洗耳恭听呀!他们也有不抽大烟,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烟画片来一张张细细赏玩:这却是“雅人深致”了。

我说过茶房的团结是宗法社会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们中间仍不免时有战氛。浓郁的战氛在船里是见不着的;船里所见,只是轻微淡远的罢了。“唯口出好兴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们的口,一面是练得极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们大约是“宁可输在腿上,不肯输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间,往往因为一句有意的或无意的,不相干的话,动了真气,抡眉竖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这时脸上全失了平时冷静的颜色,而换上热烈的狰狞了。但也终于只是口头“恨恨”而已,真个拔拳来打,举脚来踢的,倒也似乎没有。语云,“君子动口,小人动手”;茶房们虽有所争乎,殆仍不失为君子之道也。有人说,“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为南方人”,我想,这话也有理。茶房之于客人,虽也“不肯输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态度,动真气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动真气,他倒愈可以玩弄你。这大约因为对于客人,是以他们的团体为靠山的;客人总是孤单的多,他们“倚众欺”起来,不怕你不就范的:所以用不着动真气。而且万一吃了客人的亏,那也必是许多同伴陪着他同吃的,不是一个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动真气呢?尅实说来,客人要他们动真气,还不够资格哪!至于他们同伴间的争执,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单枪匹马做去,毫无可恃的现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题,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时候,那必是收酒资的几分钟了。酒资的数目照理虽无一定,但却有不成文的谱。你按着谱斟酌给予,虽也不能得着一声“谢谢”,但言语的压迫是不会来的了。你若给得太少,离谱太远,他们会始而嘲你,继而骂你,你还得加钱给他们;其实既受了骂,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实上大多数受骂的客人,慑于他们的威势,总是加给他们的。加了以后,还得听许多唠叨才罢。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个学生,本该给一元钱的酒资的,他只给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争,终不得要领,于是说:“你好带回去做车钱吧!”将钱向铺上一撂,忿然而去。那学生后来终于添了一些钱重交给他;他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然。——付了酒资,便该打铺盖了;这时仍是要慢慢来的,一急还是要受教训,虽然你已给过酒资了。铺盖打好以后,茶房的压迫才算是完了,你再预备受码头工人和旅馆茶房的压迫吧。

我原是声明了叙述通州轮船中事的,但却做了一首“诅茶房文”;在这里,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们若很谨慎的将这句话只用在各轮船里的宁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会悖谬的。所以我虽就一般立说,通州轮船的茶房却已包括在内;特别指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

1926年7月,白马湖

1927

朱自清初到清华园,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与陈寅恪、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为邻。据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回忆:“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我家很近,因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父亲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我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父亲当然不肯收,见朱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后来在西南联大,朱自清以“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不相忘”的诗句,表达对这段共餐经历的怀念。

1927年1月,朱自清将家眷从白马湖接到清华园,住进西院45号的中式住宅,紧邻荷花池与近春园遗址。1927年仲夏,荷花池的夜色触发文学家敏锐的思绪,有感于军阀征战的国内时局,朱自清写下了不朽名篇《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

1927

一封信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现在终日看见一样的脸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于是木木然,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正可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诗。这是两年前初到北京,在一个村店里,喝了两杯“莲花白”以后,信笔涂出来的。于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于诗中所说的,那更是遥遥乎远哉了,但是事情是这样凑巧:今天吃了午饭,偶然抽一本旧杂志来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给S的一封信。信里说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于想不出,这却指引我一条路,虽然只是“一条”路而已。

我不能忘记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记S。他从前欢喜喝酒,欢喜骂人;但他是个有天真的人。他待朋友真不错。L从湖南到宁波去找他,不名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结了婚。为结婚的事烦恼了几个整年的他,这算是叶落归根了;但他也与我一样,已快上那“中年”的线了吧。结婚后我们见过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样,结了婚终于是结了婚的样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记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妩媚的骂人的意态;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

南方这一年的变动,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样地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说过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我说过森林,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恕我,恕我,我向那里去找你?

这封信曾印在台州师范学校的《绿丝》上。我现在重印在这里。这是我眼前一个很好的自慰的法子。

S兄:

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我第一日到六师校时,系由埠头坐了轿子去的。轿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诧异,为什么堂堂一个府城,竟会这样冷静!那时正是春天,而因天气的薄阴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国土。约莫到了卖冲桥边,我看见那清绿的北固山,下面点缀着几带朴实的洋房子,心胸顿然开朗,仿佛微微的风拂过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里,登楼一望,见远山之上,都幂着白云。四面全无人声,也无人影;天上的鸟也无一只。只背后山上谡谡的松风略略可听而已。那时我真脱却人间烟火气而飘飘欲仙了!后来我虽然发见了那座楼实在太坏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但自然的宽大使我忘记了那房屋的狭窄。我于是曾好几次爬到北固山的顶上,去领略那飕飕的高风,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绿绿的田亩。这是我最高兴的。

来信说起紫藤花,我真爱那紫藤花!在那样朴陋——现在大概不那样朴陋了吧——的房子里,庭院中,竟有那样雄伟,那样繁华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惊诧!她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那朴陋,使人一对照,反觉朴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虬劲的枝干,这么粗这么粗的枝干,宛转腾挪而上;谁知她的纤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她们悬在那皴裂的臂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双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们下课的时候,又曾几度在楼头眺望:那丰姿更是撩人:云哟,霞哟,仙女哟!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记她,我真妒羡你们!

此外,南山殿望江楼上看浮桥(现在早已没有了),看憧憧的人在长长的桥上往来着;东湖水阁上,九折桥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钓鱼的人;府后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门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医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欢的。说来可笑,我还记得我从前住过的旧仓头杨姓的房子里的一张画桌;那是一张红漆的,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我放它在我楼上的窗前,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我半年的生活。现在想已搁起来无人用了吧?唉!

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我一年里只见过三个上海装束的流氓!学生中我颇有记得的。前些时有位P君写信给我,我虽未有工夫作复,但心中很感谢!乘此机会请你为我转告一句。

我写的已多了;这些胡乱的话,不知可附载在《绿丝》的末尾,使它和我的旧友见见面么?

弟自清。

九月二十七日记

(原载1927年10月14日《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副刊》第2期)

1928

朱自清和妻子及两个孩子阿采和闰生回到学校后,生活开始安定。但是1927年4月12日发生的事改变了朱自清的生活,这一天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解散,一切革命机关被封闭。3天之间,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3000多人失踪。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惊,惶急非常。近年来他为全家衣食奔忙,没有时间看什么书,与思想界似乎有些隔膜,但他也很留心报纸,因此在他的感觉中,“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回京后的一个晚上,朋友栗君突然来访。那夜月色很好,他们沿着西院附近小塘边一条幽静小径,缓缓地往复走着,怏怏地谈着。栗君是国民党员,他劝朱自清参加他们一伙儿工作,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学术、艺术无不可以。最后他恳切地说:“将来若离开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这些话让朱自清开始深深思考未来和自己要走的道路。

哪里走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

说“哪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拼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哪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

三个印象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源。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ourg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Petty Bourgeois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余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怏怏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时代与我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说不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智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Class 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Struggle是不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浪。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Struggle,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毒辣的手段来的。枪与炸弹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我们要复仇!”但这是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我们的诅咒与怨毒,只是“我们的”诅咒与怨毒,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拼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该大大地变形了吧?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做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做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当一样当做快事吧?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做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我并非迷信着Petty 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Proletariat在革命的进行中,容许所谓Petty Bourgeoisie同行者;这是我也有资格参加的。但我又是个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Prole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过这种廉价的同情罢了,于他们丝毫不能有所帮助。火说得好:同情是非革命;严格论之,非革命简直可以说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闲情,余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着不相干的人呢?况且同行者也只是摇旗呐喊,领着的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跟着,远远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阶级性还保留着。这结果仍然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可以晚一些罢了。而我懒惰地躲在自己的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灭亡。以自私的我看来,同一灭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为了自己的阶级,挺身与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我若可以说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已身不致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路

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返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肤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消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消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做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余暇,它就来盘踞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4卷第3期)

1928

儿女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丏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啰。”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啰。”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1928

武钟谦和朱自清结婚12年,但与丈夫在一起共同生活满打满算却不足5年,然而无论是离是合,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从无一句怨言,也从不发脾气。与民国众多女子一样,武钟谦骨子里认定嫁给才华横溢的丈夫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有时朱自清发脾气,她不会吵,不号啕,只是抽噎着流泪。

当年朱家逃难的时候,武钟谦不忍舍弃朱自清的书,别人都说她傻,可武钟谦却在心里想,丈夫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最爱这个玩意儿。如果拿书来衡量她对朱自清的爱,那么书有多重爱就有多深。

1928年底,武钟谦在生完她和朱自清的第六个孩子后,身体终如遭了虫蛀的苹果,一日日腐烂了。开始她以为是痢疾,忍着,也知道有病要就医,却舍不得花钱。实在忍不下去了,找大夫去看,她的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都说好人薄命,她前后病了不过一个月,就撒手人寰了。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

给亡妇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知,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迈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闰儿父亲说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转子都好。五儿全家夸她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儿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没有挨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照管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儿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儿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儿睡过。那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儿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黄蜡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

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迈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儿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儿。你的身子本来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工夫一大就得过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迈儿,转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你后来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儿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这也难怪你,你自己便是这样长大的。况且孩子们原都还小,吃和玩本来也要紧的。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迈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儿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谦,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工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教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讽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夹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坐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不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真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十二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谦,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儿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

你为我的劳什子书也费了不少神;第一回让你父亲的男佣人从家乡捎到上海去。他说了几句闲话,你气得在你父亲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带着逃难,别人都说你傻子。你有你的想头:“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没有晓得,那些书丢了也并不可惜;不过教你怎么晓得,我平常从来没和你谈过这些个!总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谢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别说怨我,就是怨命也没有过。老实说,我的脾气可不大好,迁怒的事儿有的是。那些时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泪,从不回嘴,也不号啕。不过我也只信得过你一个人,有些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因为世界上只你一个人真关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为我吃苦,更为我分苦;我之有我现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给我培养着的。这些年来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烦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绝,闹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领教过一回的,那回只一两点钟,可是也够麻烦了。你常生病,却总不开口,挣扎着起来;一来怕搅我,二来怕没人做你那份儿事。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儿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工夫你就完了!本来盼望还见得着你,这一来可拉倒了。你也何尝想到这个?父亲告诉我,你回家独住着一所小住宅,还嫌没有客厅,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来还不孤单的。只是当年祖父母的坟太小了,你正睡在圹底下。这叫做“抗圹”,在生人看来是不安心的;等着想办法哪。那时圹上圹下密密地长着青草,朝露浸湿了我的布鞋。你刚埋了半年多,只有圹下多出一块土,别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样子。我和隐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她病了没来成。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吧,你。

1932年10月11日作

(原载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

1930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8月,杨振声到青岛大学任校长,所遗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校方请朱自清代理。此时朱自清正因为失去至亲而回老家休养,接到任命后急回清华履职。

实际当武钟谦去世的时候,一些关心朱自清的朋友感到他孤身一人生活不便,劝其及早续弦,许多人也开始为他物色,此时一名叫做陈竹隐的女士走进了朱自清的世界。

陈竹隐原籍广东,1905年生,小朱自清7岁,16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清苦。后来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独立生活,继后又考入北京艺术学院,学工笔画,曾受教于齐白石、肖子泉、寿石公等人,又从浦熙元学习昆曲,常到浦家参加“曲会”。浦熙元看她年龄已大,北京也无亲人,便关心她的婚姻问题,与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谈及此事,请其作媒。

1931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带陈竹隐等几个女学生到一家馆子吃饭,在坐作陪的有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人便是朱自清。两人便这样见面了,但席间很少说话。

从小的独立生活让陈竹隐变得很有主见,饭局散后同学们都嘲笑朱自清老土。陈竹隐却有自己的见识:“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从此两人开始通信,感情不断发展,陈竹隐住在中南海,朱自清常常进城去看她。

随着感情的升温,唯一的矛盾也暴露了,那就是朱自清的六个孩子。“我那时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

就这样两人终于在北平订婚。

南行通信

在北平整整待了三年半,除去年冬天丢了一个亲人是一件不可弥补的损失外,别的一切,感谢——照例应该说感谢上苍或上帝,但现在都不知应该说谁好了,只好姑且从阙吧——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这三年半是中国多事的时候,但是我始终没离开北平一步,也总算是幸福了,虽然我只想到了个人。在我,也许可以说在我们这一些人吧,北平实在是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几年前周启明先生就写过,北平是中国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孙春台先生也有《北平乎》一文,称颂北平的好处:这几年时代是大变了,但是我的意见还是和他们一样。一个地方的好处,也和一个人一件东西的相同,平时不大觉得,到离开或丢失时,便一桩桩一件件分明起来了。我现在来说几句北平的好话,在你们北平住着的,或者觉得可笑,说我多此一举吧?

北平第一好在大。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下的道路。一个北方朋友到南方去了回来,说他的感想:“那样天井我受不了!”其实南方许多地方的逼得人喘不出气儿的街道,也是北平生人受不了的。至于树木,不但大得好,而且也多得好;有人从飞机上看,说北平只是一片绿。一个人到北平来住,不知不觉中眼光会宽起来,心胸就会广起来;我常想小孩子最宜在北平养大,便是为此。北平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上海也是五方杂处的都会,但它仅有工商业,我们便只觉得繁嚣,恶浊了。上海人有的是聪明,狡猾;但宽大是他们不懂得的。

北平第二好在深。我们都知道北平书多。但是书以外,好东西还多着。如书画,铜器,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公家收藏固已很丰富,私人搜集,也各有专长;而内阁大库档案,是极珍贵的近代史料,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美术的文物荟萃于北平;这几项的人才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北平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胡适之先生说过,北平的图书馆有这么多,上海却只有一个,还不是公立的。这也是北平上海重要的不同。

北平第三好在闲。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即如电车吧,在上海是何等的风驰电掣,有许多人上下车都是跳的。北平的车子在宽阔的路上走着,似乎一点也不忙。晚九点以后,确是走得快起来了;但车上已只剩疏朗朗的几个人,像是乘汽车兜风一般,也还是一点不觉忙的——有时从东长安街槐林旁驰过,茂树疏灯相掩映着,还有些飘飘然之感呢。北平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我也喜欢近代的忙,对于中古的闲却似乎更亲近些。但这也许就因为待在北平太久的缘故吧。

写到这里看看,觉得自己似乎将时代忘记了。我所称赞的似乎只是封建的遗存,是“布尔”或小“布尔”的玩意儿;而现在据说非“普罗”起来不可,这可有点儿为难。我实在爱北平,我所爱的北平是如上面说的。我没有或不能“获得”“普罗”的“意识形态”,我也不能“克服”我自己;结果怕只该不说话或不说真话。不说话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说话大约在现在也还不能就算罪过吧;至于撒谎,则我可以宛转地说,“我还没有那种艺术”,或干脆地说,“我还没有那种勇气!”好在我这通信是写给一些朋友的,让他们看我的真话,大约是还不要紧的。

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北平,这回是回到老家去。但我一点不觉着是回家,一切都像出门做客似的。北平已成了我精神上的家,没有走就想着回来;预定去五个礼拜,但想着南方的天井,潮湿,和蚊子,也许一个月就回来了。说到潮湿,我在动身这一天,却有些恨北平。每年夏季,北平照例是要有几回大雨的,往往连下几天不止。前些日子在一个宴会里,有人问我到什么地方避暑去;我回答说要到上海去;他知道上海不是避暑的地方。我却知道他是需要避暑的,就问,是北戴河么?他答应了之后,说:北平太热了,而且照例的雨快要来了,没有意思!我当时大约说了“是”,但实在并不知道北平夏天的雨究竟怎样没有意思!我去年曾坐在一间大屋中看玻璃窗外的夏雨,又走到廊下看院中的流水,觉得也还有些意思的。但这回却苦坏了我。不先不后,今夏的雨期恰在我动身这天早晨起头!那种滂沱不止的雨,对于坐在大屋中的我也许不坏,但对于正要开始已生疏了的旅行生活的我,却未免是一种虐政了。我这样从西郊淋进了北平城,在恨恨中睡了一觉。醒来时雨倒住了,我便带着这些阴郁的心情搭早车上天津来了。

七月十日,天津丸中。某君南去时,我请他写点通信来,现在以付此“草”,希望“源源”而来。他赶大暑中往江南去,将以受了热而怪张怪李,却难说。此文对于北平,虽怀恋的成分多,颇有相当的允的。惟末段引需要避暑的某君的话,咒诅北平的雨,却未必尽然。我以为不如咒诅香炉灰式的道路。

七月十九日北平记

(原载1930年7月28日《骆驼草》第12期)

1930

南行杂记

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写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后来北归时,又在“天津丸”上写了一篇,在天津东站亲手投入邮筒。但直到现在,一个月了,还不见寄到,怕是永不会寄到的了。我一点不敢怪邮局,在这个年头儿;我只怪自己太懒,反正要回到北平来,为什么不会亲手带给编辑人,却白费四分票,“送掉”一封虽不关紧要倒底是亲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信呢?

我现在算是对那封信绝了望,于是乎怪到那“通信”两个字,而来写这个“杂记”。那封信仿佛说了一些“天津丸”中的事,这里是该说青岛了。

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而我们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岛的夜——听说青岛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从上海赶来跳舞的。

青岛之所以好,在海和海上的山。青岛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海滨生活;凡是在那一条大胳膊似的海滨上的,多少都有点意思。而在那手腕上,有一间“青岛咖啡”。这是一间长方的平屋,半点不稀奇,但和海水隔不几步,让你坐着有一种喜悦。这间屋好在并不像“屋”,说是大露台,也许还贴切些。三面都是半截板栏,便觉得是海阔天空的气象。一溜儿满挂着竹帘。这些帘子卷着固然显得不寂寞,可是放着更好,特别在白天,我想。隔着竹帘的海和山,有些朦胧的味儿;在夏天的太阳里,只有这样看,凉味最足。自然,黄昏和月下应该别有境界,可惜我们没福受用了。在这里坐着谈话,时时听见海波打在沙滩上的声音,我们有时便静听着,抽着烟卷,瞪着那袅袅的烟儿。谢谢C君,他的眼力不坏,第一次是他介绍给我这个好地方。C君又说那里的侍者很好,不像北平那一套客气,也不像上海那一套不客气。但C君大概是熟主顾又是山东人吧,我们第二次去时,他说的那一套好处便满没表现了。

我自小就听人念“江无底,海无边”这两句谚语,后来又读了些诗文中海的描写;我很羡慕海,想着见了海定要吃一惊,暗暗叫声“哎哟”的。哪知并不!在南方北方乘过上十次的海轮,毫无发现海的伟大,只觉得单调无聊,即使在有浪的时候。但有一晚满满的月光照在船的一面的海上,海水黑白分明,我们在狭狭一片白光里,看着船旁浪花热闹着,那是不能忘记的。而那晚之好实在月!这两回到青岛,似乎有些喜欢海起来了。可是也喜欢抱着的山,抱着的那只大胳膊,也喜欢“青岛咖啡”,海究竟有限的。海自己给我的好处,只有海水浴,那在我是第一次的。

去时过青岛,船才停五点钟。我问C君,“会泉(海浴处)怎样?”他说,“看‘光腚子’?穿了大褂去没有意思!”从“青岛咖啡”出来时,他掏出表来看,说:“光腚子给你保留着回来看罢。”但我真想洗个海水澡。一直到回来时才洗了。我和S君一齐下去,W君有点怕这个玩意儿,在饭店里坐着喝汽水。S君会游泳走得远些,我只有浅处练几下。海水最宜于初学游泳的,容易浮起多了。更有一桩大大的妙处,便是浪。浪是力量,我站着踉跄了好几回;有一回正浮起,它给我个不知道冲过来了,我竟吃了惊,茫然失措了片刻,才站起来。这固然可笑,但是事后真得劲儿!好些外国小孩子在浪来时,被滚滚的白花埋下去,一会儿又笑着昂起头向前快快游着;他们倒像和浪是好朋友似的。我们在水里呆了约莫半点钟,我和S君说,“上去吧,W怕要睡着了。”我们在沙滩上躺着。C君曾告诉我,浴后仰卧在沙滩上,看着青天白云,会什么都不愿想。沙软而细,躺着确是不错;可恨我们去的时候不好,太阳正在头上,不能看青天白云,只试了一试就算了。

除了海,青岛的好处是曲折的长林。德国人真“有根”,长林是长林,专为游览,不许造房子。我和C君乘着汽车左弯右转地绕了三四十分钟,车夫说还只在“第一公园”里。C君说,“长着哪!”但是我们终于匆匆出来了。这些林子延绵得好,幽曲得很,低得好,密得好;更好是马路随山高下,俯仰不时,与我们常走的“平如砥,直如矢”的迥乎不同。青岛的马路大都如此;这与“向‘右’边走”的马路规则,是我初到青岛时第一个新鲜的印象。

C君说福山路的住屋,建筑安排得最美,但我两次都未得走过。至于崂山,胜景更多,也未得去;只由他指给我看崂山的尖形的峰。现在想来,颇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感了。

九月十三日夜

(原载1930年9月22日《骆驼草》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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