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求”：风波骤起（1957年）
1957年（29岁）
进入江苏省文联创作组。
与陆文夫、叶至诚、方之、陈椿年等组织“探求者”，并起草启事。
发表短篇小说《不幸》。
“探求者”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
高晓声回家结婚。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春天，江苏八位年轻有为的文学精英齐聚一堂，艾煊、方之、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曾华，像左拉的梅塘之夜，他们也有美好浪漫的金陵之夜。
艾煊，35岁，当过兵，当过记者，1954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并任省文联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组建了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组。他正躲在苏州修改长篇小说《红缨枪》——即后来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大江风雷》的初稿。
比艾煊小6岁的梅汝恺在长篇小说《农场女儿》问世后，正在南京郊区板桥血吸虫病防治站体验生活，准备创作新的长篇小说。他也决定去苏州写作。
陆文夫与梅汝恺、高晓声同龄，文名最盛。1953年，处女作《移风》脱稿。1955年2月，短篇小说《荣誉》发表，荣获江苏省首届文学创作奖，并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刊出。他被誉为文学新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1956年第10期《萌芽》发表他的成名作《小巷深处》，文坛、读者初识“苏州陆文夫”。1957年春，他告别苏州小巷，来到省城。
1957年5月，高晓声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开始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命运。
被称为老大哥的叶至诚也只有31岁，却已有14年的创作经历。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1954年秋，他踌躇满志来到南京，踏上江苏省文化局剧目编审室岗位。但戏剧创作极不自由，层层审查，备受政治干涉，他深深失望了。1956年春，他任省文联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与年轻作家相知相交，成为他们的“老大哥”，心头重燃文学希望。他一心想写出非凡之作。
方之是个小老弟，才27岁。搞土改时，互助组死了牛，他急得彻夜不眠，卖掉自己的手表为互助组买牛。他热情、真诚，像一团火。而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泉边》、中篇小说《浪头和石头》，密切配合农村各项运动和工作。他的才华被框住了。他正处在苦闷之中。
《雨花》的编辑陈椿年极富个性，桀骜不驯，头发总是乱乱的，像是戳出的钢丝。转业军人曾华，一心只想投身文学创作。
八个人，都是虔诚的文学信徒，年轻的胸膛跳动着火热的心，不愿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趋时媚俗、平庸无为的文字工匠，而要当生活的斗士、文坛的骁勇，有个性、有作为的作家。志同道合，他们都在探求。
5月初，陈椿年奉命从文学讲习所提前毕业回到南京，参加《雨花》编辑部工作。他觉得刚刚创办的《雨花》，并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如创办同人刊物。他找老友高晓声商量，高晓声找叶至诚，叶至诚找方之，一致认为要做点什么。
叶至诚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住在南京杨公井的锡剧团宿舍。高晓声也住锡剧团宿舍。陈椿年住湖南路的省文联宿舍，两处距离遥远。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陈椿年去看望他们，三人神聊。东拉西扯中，叶至诚说起1949年前他帮忙办《中学生》杂志的旧事。他们都认同，那时的刊物，基本上是同人办的。胡风派的《七月》、《希望》等不必说了，郭沫若他们的《创造月刊》、叶圣陶和夏丏尊的《开明少年》和《中学生》，林语堂他们的《论语》，都是这一伙那一伙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合力同心办起来的，自然而然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如今所有的文学刊物一律办成“机关刊物”，都要讲究统一战线大团结，从前的鸳鸯蝴蝶派和左翼作家同刊亮相，刊物不得不面面俱到，东拼西凑，像个大杂烩，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风格和特色呢！反过来说，原先各有风格和艺术观点的作家，到了“机关刊物”上也很容易磨平棱角，销蚀个性。
聊天中，陈椿年提出：“那么我们就来办它一个同人刊物怎么样？”叶至诚较为成熟，素来稳重，他只说：再想想，再说吧。聊天即兴，没有专门深入讨论，就转向别的话题。但对“机关刊物”的弊端，他们看法一致。
高晓声和陈椿年是老相识，几年前都曾是“文艺应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积极奉行者，都曾奉命写过剧本，都得过奖，也都从中感到莫大的苦恼，都觉得这套做法无非是遵从长官意志，搞图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全无创作个性和创作乐趣可言，得了奖也全无“成就感”。他们对“双百”方针，对正在中国流行的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和“复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等提法，兴趣浓厚。他们还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是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饰现实的根源。高晓声对陈椿年想办同人刊物的提议有些心动，在另一次见面时问他可有什么具体设想，陈椿年设想办一份报纸型的周刊或旬刊，以便扩大发行量，比较容易养活自己。至于刊物的名字，他建议可否考虑“探索”二字？高晓声没有明确表态，说：“再找几个朋友商量商量。”
当时省文联成立创作室，叶至诚任副主任，成员有顾尔镡、方之、陆文夫、高晓声、滕凤章等，这是江苏第一支专业创作队伍。除了顾、滕，其他成员参加了几次“探求者”的聚会。谁去了就随便聊聊，不去也就算了，组合十分松散十分自由。没见到章品镇。
为了实现办刊愿望，叶至诚、方之、陆文夫等一开始就按组织程序，首先请示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艾煊明确表示支持，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的嘛！文艺处派指导员周正良来做“联络员”，直接参与“探求者”的一切活动。周正良曾任苏南新专的辅导员，下乡剿匪反霸时还是陈椿年的组长，彼此无话不谈。省文联党组书记钱静人也多次要叶至诚汇报“探求者”的活动情况。“探求者”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党组织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背着组织搞任何名堂。在这一过程中，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位领导、哪一级组织批评反对他们筹组同人刊物。
在文联的会议室，叶至诚、高晓声、方之和陈椿年，与钱静人对话。钱静人说：“《雨花》创刊不久，你们何必另外再出一本刊物呢？这样好不好？你们照样办同人刊物，但不要另出单行本，我去跟俞铭璜部长说，让《江苏文化报》按期辟出一版《探求者》的园地，两版也行！”《江苏文化报》是省文化局出版的一份四开周报。钱静人还说：“如果给你们两个版，一个月也有八万字的篇幅了，可以了！”当时无论是省委宣传部还是文联党组，都确认同人刊物可以办，分歧只是办的方式，是在报纸上辟一专刊，还是出单行本。钱静人作为当家人，不能不考虑出单行本需要经费和办公地点等实际问题，他提出的意见，大家能够理解。
他的意见符合陈椿年原先想办成“报纸型”的念头，但又嫌它易受报社的限制，陈椿年不说话，持中立态度。但方之、高晓声激烈反对。好好先生叶至诚则嗨嗨嗨地在一旁笑着缓和气氛。
双方谈不拢，四个年轻人便去吃饺子。吃罢回文联，在会议室铺席睡午觉。睡不着，讲些省里文化界的鸣放点滴。方之建议：下午我们一同去找省委谈意见。三人都同意，要解决问题，只有找省委。
下午三时许，四人到了省委。出面接待的是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四人早商量好了，公推方之主谈，他是团市委宣传部长，能说会道。方之侃侃而谈，书记十分客气，十分礼贤下士的样子。他答复：“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还要再商量。”
谈完了，回来的路上又公推陈椿年执笔成文，在《雨花》上发表。于是，七月号的《雨花》出现了四人署名的《意见与希望》一文，表达他们想办同人刊物的强烈愿望。
文章认为，江苏文学工作相当落后。问题何在？在于领导。领导问题有三。一，“长期以来，领导上片面地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运动宣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二，“领导上虽然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其实对文艺很不重视。”批评锋芒直指中共江苏省委和宣传部。三，“省委把文艺工作主要地当做了统一战线工作”。希望有四。一，是请有关部门的领导，给予作者、编辑相应的“政治待遇”，改变一些行政管理方式，扩大民主，信任知识分子。二，是“请领导上对江苏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有效的安排”。三，是“请领导上重视剧本创作”。四，是“建议文艺界领导上提倡和支持作者们自由结合组织文学社团”。他们，勇敢地喊出了探求的强音。随即，他们付诸行动。
6月初，去连云港参观的陆文夫与曾华一起回来了。陆文夫刚到南京，就去叶至诚家。
6月6日，陆文夫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叶至诚的宿舍，陆文夫、方之、叶至诚、高晓声四人聚首，一见如故，坐下来便意气风发地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勾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叶至诚特别提到，听说毛主席讲要把王蒙同志从围攻中解救出来，更增添了他们反对、讥讽官僚主义的胆量和勇气。他们觉得眼下的文艺刊物一个模式，发表的作品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他们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文学月刊，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一整天热烈讨论之后，议定由高晓声起草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陆文夫起草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陆文夫马上打电话给在乡下的梅汝恺，让他回南京。
过了两天，叶至诚通知大家到他那里聚会。那个上午，到了七个人：叶至诚、方之、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曾华。此外，尚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叶至诚作开场白，说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要办成一本正儿八经的文学月刊，由高晓声和陆文夫起草“启事”和“章程”。陈椿年担心：钱从何来？又怎样维持下去？叶至诚很有把握：“这些都有办法！”
主编请谁？叶至诚自认声望、资历、影响还不足以当头儿，大家不约而同：请艾煊。艾煊温和安静，一心为文，热心扶人，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为郑重起见，先由梅汝恺写信告知艾煊，再让陆文夫回苏州面谈，请他定夺。
陆文夫与艾煊详谈，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却谈了一通如何在灵岩山和一位高僧论佛。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很快写出来了。
“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
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们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结集起来，企求在同一目标下，在文学战线上发挥更大的力量。
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一些文艺杂志，虽然也明确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种拼盘杂凑的杂志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编辑部战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艺术思想的混乱。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个杂志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结社创办的。我们有自己的宗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的力量。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
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也随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后者却远远地落后于前者。怎样促使思想意识较快地赶上时代，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而文学必须参与这项巨大的工作。
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坏的要铲除；好的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识建立的过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经常同时出现，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也必须加以辨别。有益的和正确的要扶植，要帮助他们成长；有害的和错误的要批判、要纠正过来。这更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
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更突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
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阶级斗争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更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方法。
创作方法有过历史的发展，现实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大进步。恩格斯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这个定义像一条红线，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其他创作方法划分得清清楚楚。现实主义当然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现实主义是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起质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清楚地划出一条红线。一切有关的论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同的论据仅仅是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或者极少接触到创作方法。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密切联系，但是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作家世界观的转换现象判断为创作方法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文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尚有待于对具体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目前难下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运用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统一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所以与原来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所不同，是因为作家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故而能更正确地、深刻地理解现实和反映现实。除此以外，我们还不明白他们运用的创作方法为什么恰恰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鉴于上述种种，我们认为现实主义在目前仍旧是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论研究方向是：具体地研究古典作品和当代的优秀作品，探索他们的创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明确现实主义在哪些方面是丰富了、发展了。那种在概念上打滚，空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洋洋宏论，我们认为毫无道理。
我们还认为，自愿结合来办杂志，和用行政方式办杂志比较起来有很多优越之处。
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现在的文艺刊物是中央有几个，各省有一个，各自为政。各省杂志的任务大抵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与培养本省作者，繁荣创作”；中央则扩而大之。因此都不得不面面照顾，杂志的内容也就不得不拼盘杂凑。另外，这些杂志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是用行政命令从各方面调过来的，编辑之间的观点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有艺术观点完全一致的编辑部，却又因为面面照顾，必须登载那些和本身观点相抵触的作品。所以杂志就谈不上独特的见解和艺术倾向，树立不起自己的风格来。
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还在于作者与编辑部是脱节的，作者得听凭编辑部的摆布。有时候同一编辑部对于作者的同一作品都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何况作者往往和几个编辑部接触，一篇稿件在几个编辑部旅行之后，听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修改了，发表了，而作品原有的特色往往也不见了。这就使作者难于认识自己，容易迷失方向，不仅无助于自己的风格的形成，相反的带来了苦闷。
我们这样来办杂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我们也竭诚地寻求同道，但绝不面面照顾。对于来稿，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期望以自己的艺术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
还有一点，用行政方式组织的杂志编辑部往往机构庞大，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杂志的编辑工作，由同人轮流担负，每班两人即可（行政、杂务另聘专人负责），同人在担负编辑工作期间，在经济上稍加补贴或不必补贴。这样可以减低杂志成本，避免赔钱。目前许多杂志，都在蚀本，需要国家补贴。我们两手空空，无本可赔，除要求政府帮助或贷给开办费之外，将逐步做到自给。
在文学上形成一个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斗争。我们的办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来办杂志；而是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形成文学流派才有可能。目前，我们提出的主张并不一定就是完善的，在今后的发展中将不断吸收养分，纠正错误。我们知道，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将刻苦学习，刻苦创作，克服困难，并尽量避免错误。党和政府支持我们，文学战线上的前辈会关心我们，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给我们增添力量，广大读者会赞成我们，即使困难重重，也坚信事在人为，胜利必定。
章程和启事，有着极其鲜明的流派意识，宣扬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堪称一个文学流派的宣言，宣告“探求者”文学流派即将诞生。
他们将章程的打印稿直呈北京，不久就到了康生的手里。康生读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阴阳怪气地说：“听说这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儿子，嗯，嗯，嗯……”
高晓声、陆文夫他们当然不知道康生在打什么主意。他们把章程、启事油印若干份，分送文艺处、文联党组以及“探求者”各个成员，此外又多印了几份，由方之和陆文夫带去上海，去筹集经费，寻找支持，在上海文学界中征求“同人”。
方之、陆文夫是华东作家协会的会员。陆认识不少上海的青年作者，方自告奋勇同行。他们跑到上海的华东作家协会，先去看望巴金，之后拜访了叶以群、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希望他们加入。
巴金毕竟是“过来人”，已经感到气候的变化，明确表态自己不参加，并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刊物”。
巴金在多年后的《悼方之同志》一文中说：
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功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说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叶以群、阿章、唐克新等人的态度模棱两可。只有初露峥嵘的姚文元，读了章程和启事，连声赞叹叫好，表示“你们办起来，我一定参加帮忙”。谁知人心难测，正是这个“金棍子”姚文元，根据方、陆送上门去的章程和启事，无限上纲任意“推理”，炮制了好几篇批判“探求”的大作，置人于死地，而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且又捞了一票政治资本。
被巴金婉拒后，血气方刚的方之很失望，说：巴金不是党员，我们别去听他。陆文夫有些沮丧，但没说什么。从上海回来，陆文夫顺便去了一趟苏州的家。他已冷静下来，想想巴金的意见恐怕有道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市文联，信中说：“同人杂志，总觉得有小集团嫌疑，与提倡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抵触，我想来想去，还是退出，不参加的好。”这封信救了陆文夫一命。后来追查，他虽受处分，但没被打成右派。
方之从上海回来，对妻子李艾华说起巴金：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方之的意思很明白：我是小青年，是党员，没什么好怕的。“探求者”们觉得巴金不参加“探求”是因为胆小，没有理解巴金对他们的提醒和保护。不出几天，他们就倒了大霉。
高晓声也不怕，他非但写了纲领性的启事，而且勇敢实践“探求者”主张，创作了短篇小说《不幸》。小说从题材到立意都有独创性。他的笔触开始伸向人物的感情世界，捕捉和表现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小说描写深受丈夫精神压迫的女演员李素英的内心痛苦，细腻动人，批判的锋芒直指那个满脑子封建思想虚伪的“君子”丈夫。而这个独断专横、道貌岸然，“说尽真理，做尽坏事”身任剧团副团长、艺委会主任的丈夫，正是共产党员。《不幸》明显地体现高晓声创作的重大转折，他已经把文学创作从为宣传转移到为人生上来，并且举起了批判的匕首和投枪。
《不幸》在《雨花》第6期发表。小说第一次“把笔触伸向了革命队伍的内部，描写了一个满口革命原则，而实际上灵魂卑污，给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伪君子形象，从一个侧面提出了知识妇女同样存在的妇女解放问题”。（高晓声，《我的创作道路》，《钟山》，2006年第2期）
《雨花》第6期同时发表高晓声、方之、叶至诚、陈椿年的《意见与希望》，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原则”发出质疑。
说来叫人不信，就在筹办“探求者”的同时，他们对于那些把党员说得一无是处的言论和大字报，对于上街闹事等等，很反感。方之甚至赶写了一篇小说，希望感动上街闹事的青年学生切莫忘了旧社会的苦难。他们的反感，其实也带有不少“左”的情绪。谁料，不久他们自己却都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探求者》因为经费和人力的种种困难，奔忙了半个多月，烟消云散。启事与章程只为征求意见，给极少数熟人看过，没有发表，也没广为传播。未成形，便流产。但影响远播。江苏六合高级中学31名师生响应探求召唤结社，领头羊查良铿，就是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的哥哥。
由于政治的高压，“探求者”的宣言未能付诸实现，章程和启事后来发表在《雨花》1957年第10期，充当批判材料。但“探求者”那独树一帜的强烈流派意识，它对社团——杂志——流派三位一体的周详完整的设计，足以使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其宝贵的独一无二的流派文献。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实属首创。而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人们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为人生派”是三位一体，“创造社”——《洪水》——“为艺术派”也是三位一体，它们都成为20年代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造就了一批文学巨匠和大家，推动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期的崛起。这也是“探求者”憧憬的文学前景。方之、叶至诚、高晓声、陈椿年兴奋地展望：“大批的文学社团出现后，青年作者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讨论自己的手稿，探索自己感到兴趣的艺术问题，这对于活跃我们文学界的空气，帮助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的形成，吸引更多的人爱好文学，都会有好处。……人们在文学事业中这种‘气味相投’的结合，常常能够起一种互相刺激、互相推动、互相帮助的作用，这对文学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一个多么美好、理想、伟大的文学梦！
这需要勇气。戏称被“探求者”拉下水的艾煊当时发表的杂文《也有感于环境的勇气》中表白：“正直的、确想用艺术武器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艺术家，他总是勇敢的。他的勇气就在于：他要表现他所深切地感受到、深刻钻研过的东西，他不能不把真实的东西奉献给人民。这常常要接触到深刻的社会生活问题，有时要触犯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忌讳，甚至要冒险。”50年代中国文坛的环境，与个性、风格、流派格格不入。以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关连长》为发端，接着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直至斗争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都在运用政治大棒将文艺打进政治框架，造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谁想背离，格杀毋论。“探求者”公然挑战政坛权威，挑战文坛的既定秩序。经历了二十多年沧桑，陆文夫曾说：“压力和勇气本来都不属于艺术，但是艺术都是在其间滚动着向前。”
“探求者”并不孤立。它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文艺运动的产儿，是“干预生活”的文艺思潮的组成部分，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的文学反响。从1956年到1957年6月，中国文艺界进入活跃时期，努力恢复文艺本身审美创造的积极力量抬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等，阐述文艺本质，批评教条主义文艺的束缚和禁锢。“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报告文学《改选》与《在桥梁工地上》、话剧《洞箫横吹》、电影剧本《布谷鸟又叫了》等相继问世。
“探求者”文学流派应运而生。他们共同经历了相似的思想历程和创作历程，对文艺界无休止的批判及其后果有清醒认识，感应文艺界渐渐活跃的环境气候，意识到自己创作实践的不足。他们迫切希望踏上真正的新路。
在高晓声起草的启事中，“探求者”们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二十四个字”：“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求人生，促进社会主义。”求变、求实、求真、求新的文学精神贯穿其间。这是一种改革的、进步的文学精神，也是一种生命力旺盛、创造力巨大的文学精神，与保守、僵化、虚假、媚俗精神水火不容。教条是创作的大敌。只有个性，只有创造，只有风格，只有流派，才给创作带来蓬勃生机和活力。
“探求者”文学社团和《探求者》文学月刊虽然夭折，可“探求者”们的艺术心灵已经深深扎下自己流派的慧根，不管遭遇怎样的困顿，再也不会拔去。作为凡人，他们可能成为昨夜星辰，但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远追梅塘之夜，作为精神，永生永存，“金陵之夜”的佳话永垂史册。
气候说变就变。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一夜之间转为“反右”。中国大地飓风骤起，“探求者”在劫难逃。夏天刚到，迫不及待秋后算账，于是百花凋零。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到北京大学发表长篇演讲，为“胡风事件”翻案，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林被打成右派。陈椿年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时与林希翎有过交往，并通信，因此也被揪出。这一揪也就带出“探求者”们。
6月初，敏感的陈椿年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一个星月交辉的晚上，高晓声和叶至诚、梅汝恺邀陈椿年去玄武湖乘船纳凉。闲谈中陈椿年说起在北京认识了林希翎，从她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讲了些报告内容。冷不防高晓声生气地阻止他：“你说这些干什么？！今后不要再说这些事！”
陈椿年一愣，这才注意到，原来有人不断向他问这问那，打听他与林希翎来往详情，此刻却沉默了。陈椿年悟出苗头不对。果然，第二天有人就找文联秘书长检举揭发。当时省文联的反右斗争远未开始。人在事中迷，陈椿年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错误，至多有点自由主义罢了，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共八大文件中，以及后来发布的“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些文件中，早已一再公开评论过了。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均已全文或摘要刊载。这些“兄弟党”的机关报，当年在中国可直接订阅。只有到陈椿年成了“右派”之后，他才从回忆中深切体会到高晓声对他的一声断喝，实在够朋友！80年代初，陈椿年从青海平反归来，当年那位秘书长去陈家恳谈，透露了些许内情。
6月下旬，北方各报点名揭批林希翎，江苏的“反右”也紧锣密鼓发动。陈椿年居然无动于衷，稀里糊涂从未想到眼前波涛汹涌的“运动”，跟自己有什么纠葛。高晓声比他聪明多了，重新住医院生病去了。《探求者》的事停顿下来。
钱静人向叶至诚、陆文夫打招呼，叫他们准备“主动检查”。谁也没去和陈椿年打招呼。他被视为“另类”。“另类”却依旧满不在乎，去医院看望高晓声，还询问有关《探求者》的进展。高晓声叹了口气说：“不谈它吧！这事我们都别问了，自然另外有人会来问的。”高晓声是使陈椿年意识到处境危险的第一人。
但陈椿年并未“主动补救”，固执地认定办同人刊物没错，那不是周扬亲口倡导的吗？至于林希翎，她在北京的活动自己全不知情，自己在南京的活动也不与她相干，有什么错？党对自己知根知底，不可能把自己踢出家门。
陈椿年错了，错得一塌糊涂。7月20日，江苏省作协党组召集全体“探求者”开会，要各人说清情况。钱静人宣布：“有些同志主动要求检查，这是很好的。现在就由各人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情况说说清楚，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当然各人的情况不一样，各有各的责任。《探求者》以外的事，今天不谈，性质不同嘛！”
陈椿年的心一沉。他一听就明白了。“《探求者》以外的事”，指的是他和林希翎的关系。“性质不同”，那就是敌我矛盾了。看来党组当时把《探求者》一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把除了陈椿年以外的其余人保护过关，而陈椿年，将被供奉到“运动”的祭坛上。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事到临头，陈椿年乐得大方。他静听众人一一检讨过关，有意最后一个书面发言，表明自己知道成了“重点”。
高晓声养病不成，从医院被“请”回来了。他在发言中客观地叙述了《探求者》的来龙去脉，承担了草拟启事的责任，但没作检讨。发言完毕，他就斜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皮吸烟，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
陈椿年在书面发言中承担了“策动”的责任，叙述了“同人刊物”念头的由来，也没作检讨，末了表态：“至于我在北京期间的其他问题，和《探求者》无涉，不在这里赘述。”把自己的这一切与《探求者》分开，两不牵扯，便于其他人“过关”。
钱静人听罢看罢，黑着脸沉默半晌，起身离座说：“好吧！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径自往会议室门外走去。其余人也纷纷离座走开，只有陈椿年一人坐在位子上不动，目送他们离去。他注意到，高、叶等人回头朝他望望，那是一种告别的目光。
很快，陈椿年被停职反省，通知他搬出宿舍，住进机关二楼一间小屋，软禁起来。再次见到高晓声，是在批判斗争会上。高晓声什么也不说。有人咒骂侮辱陈椿年。
作为和蔼长者的钱静人，从苏南文联起就是陈椿年的老领导，多年来关心爱护。非常时期虽把陈椿年送上祭坛，对他还是心慈手软。钱不满人身攻击，从此改作对陈开小会“说理斗争”。“说理批判会”由顾尔镡主持，开了三四次，次次和风细雨。几个人心平气和围桌而坐，也允许陈申辩、澄清事实。有一次陈椿华香烟“断炊”，陆文夫、方之和高晓声一齐把他们的烟抛给他，一点儿都没有“同仇敌忾”的气势。
8月12日，省文联召开首次“反右”批斗大会，又召开文联委员扩大会，批判“探求者”“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相继被隔离审查。不过，起初“探求者”们并不承认自己办刊是“反党”，只说是这做法“不合时宜”。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为什么？》打出的信号，但出于对文学的天真和痴迷，忽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竟然不顾劝阻，执著地“逆流而上”，也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人民日报》社论接二连三：《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实际上，是毛泽东发话了。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毛泽东公开宣称：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的内部讲话：秦始皇坑了四百五十个儒，我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泽东讲给秘书的私房话：反右是引蛇出洞，是钓鱼。
可怜的“探求者”们哪能未卜先知。他们只知心悦诚服地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只知掏心掏肺，锐意进取。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
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头撞上了康生，那个见风使舵的整人老手。
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具体指导江苏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在北京时他已获悉江苏出了个《探求者》，那时他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8月底，他离开上海，坐镇苏州。省委负责人去看望他，汇报全省反右斗争形势，康生听了，一锤定音：“全国揭出的右派集团上千上万，像你们江苏的《探求者》那样，有纲领，有宣言，有组织，大摇大摆成立起来而且公开活动，倒是只此一家。这样的集团还不算右派反党集团，那你们眼睛里还有谁算反党集团呢？！”遂下令严查。
北京、四川等地一些同人刊物虽被取缔，但没有哪一个像《探求者》那样遭遇没顶之灾。
钱静人企图抛一个保一批，此刻是行不通了。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俞铭璜本也着眼于保，这时也保不住了。多年后，章品镇跟陈椿年谈起，钱静人曾被一位省委分管书记叫去挨了一顿骂，质问他：“这几年你们是怎么搞的？！培养了那么多右派！”
中共江苏省委对“反右”并不积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还为此受到上边批评。时任省长的惠浴宇回忆：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探求者”这批成员的处理意见时，常委们都想保他们，俞铭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的”。于是想出对有些人“边戴帽子边摘帽子继续留在党内”的保护性做法，这是中共江苏省委在“反右”运动中的发明。尽管“探求者”们都挖空心思作了深刻检查，但康生咬住他们不放，江苏不得不公开批判“探求者”。省委领导也身不由己。
从8月8日到31日，省文联在南京召开十多次座谈会，批判高晓声、陈椿年等“探求者”的思想，批判升级为斗争。
1957年10月9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系统批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全是莫须有、想当然。每一顶铁帽子都压得死人。10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铁板钉钉。
高晓声看到，自己心爱的《雨花》从第10期开始，第11、第12期连续发表批判“探求者”的文章，调子不断升级：贺庆国的《一定要歌颂社会主义》、谢闻起的《对“探求者”的“政治观点”的探索》、苏隽的《歧途上的探索——评“探求者”的“艺术主张”》等。编辑部全文刊登“探求者”月刊社的《启事》和《章程》，在编者按中写道：“希望大家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在刊登村夫的《向何处去？——质〈雨花〉编辑部》时，编者在《编后记》中作了反省和检讨。
第11期，《雨花》刊发社论《在“反右派斗争”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坚决、彻底、大胆地改进文艺工作》，表示“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伪装帮助党整风，到处放火，向党进攻。……对于他们的这种阴谋罪行，我们当然不能轻轻放过，一定要狠狠地给以反击，辨别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12期又发表江树峰的文章《从作品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越性——批判“探求者”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错误》。
上海的姚文元也闻风而动。此人是“文棍”。其父姚蓬子，与鲁迅的学生胡风友善，曾让姚文元认胡风做干爹。1955年，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姚文元作文大批干爹。1957年，姚文元写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在谈到王蒙、李希凡、姚文元时，对姚评价最高。姚的《录以备考》，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观点、思路不谋而合。姚文元吃准风向，一棍子打了下来，在1957年第12期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中说：“‘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的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陆文夫、方之送上门去的启事和章程，成了姚文元揭发批判“探求者”的第一手材料和罪证。毛泽东对姚青眼有加，曾夸奖：“57年的真正左派是姚文元。”
这场由江苏发端、北京推动、上海呼应的批判，连篇累牍，“探求者”一时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案。由于康生的直接干预，“探求者”终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名是“取消党的领导”，“搞同人刊物”。此时的“同人刊物”已等同于“反党刊物”，哪里只是“不合时宜”，完全沦为敌我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康生的指令，直接导致批判“探求者”的升级和定性。
康生定性后，省文联机关的“反右斗争”立即升温。陈椿年已被“揪出”，第一波火力冲他齐射。9月一个闷热的秋夜，陈椿年坐在隔离室，翻阅基佐写的《法国大革命史》。忽然门外走道灯火大亮，接着传来人们的低语声和纸张的沙沙声。他想出门看看，却听到高晓声沙哑的嗓门和方之重浊的喉音低声对话：“看看贴得齐不齐？”“不错，蛮好。”天哪！他们来贴自己的大字报！陈椿年没有开门。第二天清早出门，墙上糊满了大字报和漫画。画家亚明笔下的陈椿年两只眼睛奇大，一只眼睛里是瓜皮小帽的地主，一只眼睛里是西装领带的资本家。声讨诗似叶至诚的笔迹：“你是一毒草，昨砍今又生。野火烧不尽，锄头来挖根。”还有高晓声笔迹的一副长联，敦促陈椿年认罪悔改。年轻气盛的陈椿年边看边冷笑，别的人不在乎，他特别生高、叶的气，心里叫喊：“好你个叶至诚、高晓声！你们可真是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啊！……”起初陈以为这批大字报乃是猛烈批斗他的“先声”，为此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谁知“太阳落雨吓小鬼”，几张纸头贴完，也就完事了。陈椿年再也无人问津。
一个月后，一切都明白了，陈对叶、高也不再生气了。这是钱静人的一片苦心，要他们对陈“坚决斗争”，以便表明“探求者”已和右派划清了界线，以求从宽发落的一个计策啊！
风云突变。“探求者”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要找首犯，找主谋。“探求者”们好汉做事好汉当，都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
口诛笔伐持续了两个多月。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叶至诚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地铺的草席。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时，把他们几个也叫了去。会上从主席起，一个接一个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人就像听了宣判一样回到宿舍，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仍旧充满了对叶至诚的信任。叶至诚心乱如麻，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本来我也是跟党走的，可是，现在……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叶至诚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叶至诚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他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叶至诚，从小秉承父训，为人为文要至诚。面对写检查和“揭发材料”的稿纸，他头脑中一片空白，一根又一根地抽烟，一根又一根地拔下头发，又一根又一根将头发凑上烟头燃烧，茫然而机械地重复这些动作。几个小时过去了，依然面对白纸一张。那满头乌发，不知不觉渗出缕缕银丝。想当初，父亲叶圣陶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一件多么值得称道的文学壮举，而自己却不能走父亲走过的路。难道文学不再可为吗？而方之想到了死。
“探求者”们争抢“右派”帽子，但批判者非要追挖主谋，最后顶了十几天，不得不“供出”高晓声。
高晓声自承是他起草了启事，启事即是宣言，他才是“主谋”。高晓声顿成罪魁祸首、众矢之的。他不推诿，不反驳，不吭声。他明白凶多吉少，索性放下《探求者》，思索自己的前路。
批判斗争正当激烈，高晓声突然失踪，谁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很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南京的燕子矶往往被某些不愿忍辱偷生的人选作归宿之地。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大家不必惊慌，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他：
“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
“回家做什么？”
“结婚。”
对话几乎是戏剧性的，可高晓声永远的悲剧也由此揭幕。
女方有肺病，高晓声也有肺病，相恋多年未结婚。大难到来，高晓声以闪电般的方式确定关系，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希望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温暖的窝巢，还有一位红尘的知己。人总要有一种寄托才能活下去，特别是知识分子。
省文联机关已迁至山西路一家百货公司的楼上。湖南路72号原址，只有门房和陈椿年。10月的一天晚上，楼下一阵响动，灯火通明。陈椿年走下几级楼梯，俯身看去，只见原来一间办公室房门大开，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两个总务人员动手架床，一旁立着高晓声，怔怔的，呆呆的，手里还拎着一个旅行包。陈椿年一看就明白了，高晓声“出事”了！前几个月软禁陈椿年时，为他架床的也是这两位总务人员。“同是天涯沦落人”了，自己还能生他的气吗？
两人常找机会私下交谈，每次三言两言，以免兼当看守的门房发现两个“右派”在“密谋”什么。第一次，陈问高：“你怎么了？”高叹口气：“也戴帽子啦。”“怎么会呢？”他苦笑笑：“我不戴谁戴？启事不是我写的吗？”“可那是大家公推的呀，又不是你自己主动要的！”“嘿，现在还能说这些吗？！”
另一次，陈椿年向高晓声询问其他“探求者”的情况，高支吾了一小会儿，淡漠地说：“叶至诚大约不会戴帽，可能受个处分吧。方之、陆文夫也差不多。”陈追问：“还有呢？”高又支吾了一阵，不耐烦地说：“政策你不懂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嘛！”作为“过来人”，陈椿年心里雪亮，不再说什么。
《新华日报》社论发表，陈椿年读着社论，想着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违背宣传部和文联党组初衷，恐怕也出乎省委意料，更不用说“探求者”几个年轻人了。夜里，他下楼走进高晓声的房间，问他：“那篇社论你看到了吗？”高晓声身体不好，半躺在床上看书，他放下书本静静地看着老朋友，懒散地笑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你还是到院子里去欣赏秋月秋风吧！”
也在秋天，起初批判由高晓声赤膊挂帅的“探求者”时，吴天石在会上批评了高晓声。高晓声一贯傲上，宁可吃亏不靠拢领导。碰到摆官架子的官僚，正眼不看。可他总能感受吴天石的亲切。吴天石的批评深深震动了他，觉得辜负了教自己爱自己的长者。经过近两个月的批判斗争，“探求者”们终于十分虔诚地认罪和忏悔。
五十年代初，一个友人到叶至诚家作客，对叶的藏书之丰大为赞叹，看了所有的书橱后问：“怎么看不见马列主义？”叶至诚脱口而出：“马列主义在外面。”书房外确有一个书橱，里面装着马列主义。批判叶至诚时，这事也被翻出来，写成锋利的文章，题目就叫《马列主义在外面》。把马列主义放在外面，大逆不道！反党反社会主义绝非偶然！
艾煊家里为“探求者”闹不和，艾煊显然发了犟劲，忿忿然对妻子说：“你尽可以去揭发我。”后来离婚。
高晓声幽居湖南路期间，难得见到任何熟人。有一次在门口扫街，碰到艾煊从机关回来。艾看见了高，微微一笑，便无语而过。高晓声的心胸为之一开，还可以笑嘛！
无情的口诛笔伐，无情的检举揭发，然后是无情的政治判决，一纸公文宣判“探求者”实属反党小集团、右派小集团，将陆文夫的《平原的颂歌》、方之的《杨妇道》、高晓声的《不幸》、梅汝恺的《夜诊》以及曾华的《七朵红花》定性为毒草，发动大家集中批判。“探求者”成员一律受到处分：“首恶”陈椿年被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送进劳改农场，后又流放到青海劳动教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罪行”逐步升级，终于被送进监狱，过着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生活。“执笔者”高晓声，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发配到原籍劳动改造。艾煊、叶至诚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又立即摘去，留党察看。陆文夫、方之、梅汝恺、曾华被定为“中右”，即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高晓声没法和“同人”们一一道别。12月，陈椿年被押送省公安厅转押去滨海农场劳改，临行时回望熟悉的院子，只见高晓声伫立在他房间的窗户后，朝他默默地点头。
城市尚在沉睡。清晨，原本握笔的手拿起大扫把，打扫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积雪，春天的花絮。
12月，高晓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南京中山东路307招待所挨文化界左派人士批斗。有一次，有人疑心他在听报告时做小动作搞攻守同盟，把他叫出会场命令他翻转口袋，这就暴露了他怀有一匣“辉煌牌”铁壳香烟。那是为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特制的一批高级香烟，以后再也没有生产过。其后，高晓声遭公开点名批判。后来，他在《烟囱世界》里提起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