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2，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2年，注定是无法太平的一年。自上一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民众坚决要求抵抗侵略。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中共江苏省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酝酿召开大会，扩大和统一全省反帝大同盟，以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和反对上海成为自由市，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做准备。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战火不断。1930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为排除异己、一统中国，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展开新军阀混战，即蒋冯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战争结束后，虽然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但也导致农村破产、难民四起，严重损耗国力，之后蒋介石又把矛头对准红军，国民党军队屡次“剿共”，试图扑灭中国共产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密谋对我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8日傍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一支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 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被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又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上级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名左右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在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第三旅第29团又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至1932年2月，在短短4个多月内，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还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成立了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主义”，眼看着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此沦陷，上千万同胞惨遭残酷的屠杀和野蛮的蹂躏。不仅我军受伤官兵，而且连无辜平民百姓都遭到枪杀、炮轰、刀劈、剖腹、挖心、活埋、电磨、悬头示众等灭绝人性的残杀。
当时，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决议，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动员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发表，中共中央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9月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宣言和决议，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领土、残暴杀害我国同胞的滔天罪行，谴责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确救国主张。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政府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和决议
中共江苏省委也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几个具体策略，此后又不断发出关于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反蒋斗争的指示。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燃起抗日救亡的烽火。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 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以请愿、募捐、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潮。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9月23日，由上海工、商、学、农各界联合组成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并于26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9月28日，上海赴（南）京的学生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时，广大爱国群众包括学生在内，尚未认清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真相，只是认为国民党政府内部部分人亲日误国，因此人们指责未能守卫国土的东北军，痛恨不能折冲樽俎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学生们愤怒高呼：“撤换外交当局！”“准备对日宣战！”游行队伍抵外交部门口时，一些学生拥进外交部大楼，殴打了态度傲慢的王正廷。接着，更多的学生来到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接见，坚持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被迫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群众，答复学生质问，但在讲话中敷衍搪塞，使人不得要领。
11月末，学生听闻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国际共管后，更加愤怒。12月17日，从上海等地汇集于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阻拦。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要求，高呼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上海《申报》和其他新闻报刊纷纷刊载学生们的抗日宣言；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则展开抵制日货活动，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海外侨团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一致抗日，表示可为后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们到南京请蒋介石出兵抗日
九一八事变影响重大，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国人民则对坚持在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抗日斗争给予热情援助。
一·二八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中国民众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
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还在上海挑起了事端，引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18日，临近壬申年的春节，一伙儿手拿木鱼、打扮奇怪的和尚突然于寒日出现在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一家当时十分著名的国货企业门前。当天下午，他们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不停地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引起厂内自发组织“三友抗日义勇军”的注意，立即跟踪其后。这群和尚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在赵家宅附近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这时，一群已被收买、奉命混入义勇军的流氓一哄而上，将这群和尚用石块猛砸狠打，致使其中一死两伤，然后趁乱逃散，将责任嫁祸于“三友抗日义勇军”。这起日僧事件（又称“和尚事件”）可算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
事件发生后，日本浪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回到租界后，日本浪人又砍死砍伤3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举行“日本居留民团”集会，他们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发生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不但如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还于21日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无理的强硬要求：一、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二、逮捕和处罚作案者；三、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四、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与此同时，日军已经积极准备武装进攻上海，开始向上海大量增兵。在发动进攻之前，日军已在上海集结了军舰、飞机，海军陆战队及武装日侨数千人。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收到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前对日本所提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国民党政府慌乱如麻，授意上海市政府进行退让，全部答应日本方面的要求。岂知日本侵略者没有就此罢休。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致函上海市政府，声称将派兵进驻闸北一带，要求驻闸北的中国军队即刻撤退。28日晚23时30分，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的情况下，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坦克的掩护下，即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进攻。开战第二天，三友实业社即被日军占领。
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驻防上海的国民党地面部队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抵抗；2月，张治中将军率由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组成的第五军赶来支援，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发动上海人民直接参加前线的作战与其他后勤工作。
上海各界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抗战运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掀起了参加义勇队的热潮，上海各行业工人、大中学生和其他市民迅速组织起数十支义勇军，北平、广州、四川等地的义勇军也远道赶来助战；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54家日资工厂的6万多名中国工人，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的中国职员、水手，以及在日本商店、机关、住宅工作的中国店员、职员、佣工都举行了罢工；商店罢市。
1932年1月31日，上海市民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举行抗日大会
与此同时，上海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仅1月30日一天，就募集现金10万元。2月3日至5月30日，由虞洽卿、史量才、黄炎培、杜月笙等组织的上海地方维持会，也募集救国捐款27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还到真如前线慰劳战士，一天工夫就筹设了数十个伤兵医院；发动和组织“国难战士救护队”，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一所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带领妇女界、医务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支援前线；发起捐制棉衣活动，五天内制成3万多套送到前线，联络和发动海内外各方面力量支援上海抗战，为处于困境的十九路军募集款项物资。国内各阶层人民和海外爱国华侨纷纷为十九路军捐款，款项达700余万元。广大爱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使十九路军士气大增，他们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建立的国民伤兵医院旧址
战争开始前夸口“四小时即可了事”的日军司令盐泽，因攻击失败于2月4日被免职。2月13日，接替盐泽的野村也因包抄吴淞计划失败而被解职。2月20日，植田的进攻也无济于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经受住重大牺牲，抵抗一个多月。日本决定以前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换替植田，并增调两个师团和100多架飞机来沪。至此，日本投入的总兵力达到六七万人，与中国方面参战兵力大致相当。3月1日，日军发动总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后援无继，被迫于当夜退守嘉定、黄渡一线。十九路军一后撤，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同日本妥协媾和了。
一·二八事变使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受到重创。当时的上海炮火连天，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血刃塞途。”在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的疯狂言语之下，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藏书40多万册，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三友实业社、五洲大药房和商务印书馆等中国商人的生命财产在日军炮火下，均遭重大损失，有的几乎倾家荡产。战后，上海生意萧条。
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重要一步。而当时的蒋介石正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曾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当时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调停上。
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国联出面对九一八事变予以调停，并提议国联任命委员会赴中国东北调查获取真实情况。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了中国政府的申诉请求，向中日两国发出了“紧急通告”，作出“防止事态扩大，恢复满洲各地原貌，损害赔偿额”等决议。日方却提出日中两国自行解决，直接交涉。对此，中方代表表示强烈抗议。日军于10月8日对锦州进行空袭。应中国代表请求，国联提前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并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到“满铁”附属地内；同时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在满洲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日本拒不接受撤兵决议。实际上，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虽然国联对日本作出了限期撤兵的决议，但日本拒绝接受，国联对此也束手无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调查
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却是《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主导国。在国联不能派遣调查团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10月5日，美国告知南京政府，组建了一支汉森—索尔兹伯里观察队，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在基本掌握真实情况后，美国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联理事会也于12月10日通过决议，以派遣调查团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公布报告书，首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定性：确认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预谋的侵略，中国对“满洲事变”不负有任何责任，“满洲国”是日本制造的傀儡组织，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等等。12月，报告书正式提交国联大会讨论。1933年1月8日，十九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2月，提出最终建议案和报告书，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泰国）通过。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中国的外交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道义上的支持。然而，作为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国联始终无法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在淞沪第一次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一面积极抵抗”，一面也在与日本“交涉”，这是“吸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调停不能专门依赖国联的经验教训，奉行了两手政策。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窥其实质，仍是退让求和的基本方针。因此，十九路军在遭到敌军的猛烈攻击之后，多次求援无果，除第五军外，其余国民党部队均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
1932年3月14日，经英国公使斡旋，中日代表郭泰祺、重光葵会晤，商定自即日起停止军事行动。24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5月5日，国民党政府再次“忍辱求全”。这天，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军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屈辱退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不能忍耐，也不能沉默，人民蕴藏心底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爆发为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打破了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而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江苏、上海等地席卷开来。1931年9月21日，苏州各界反日会发表宣言，愤怒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南通人民举行群众大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政府严重对待日本的侵略。23日，南京20万市民集会请求政府对日宣战。24日，武进县抗日救国民众大会宣布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兴起抵制日货运动等。
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方面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起一场“送蒋北上抗日”运动。25日，上海与杭州、北平、无锡、苏州各地学生1万多人齐聚南京。次日，南京及外地共2万多学生，冒着雨雪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欢送蒋总司令北上讨日大会”。会后，到国民政府门前，坚持要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学生们的斗争得到蒋介石的一纸手谕，他要学生“安心求学，拥护政府”。
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没有满足，学生们的斗争也不停止。继1931年12月3日北京大学示威团来到南京后，9日上海学生示威团又赶到南京，10日南京23所学校近万人到国民政府门前示威，中央大学一些教授也参加到游行的队列中。13日，上海、北平、武汉、广州、安庆、苏州、太仓、天津、济南等地又有许多学生到南京示威，各地学生示威团在中央大学成立联合办事处。14日，各地学生4000余人在国民政府门前举行两个小时的联合示威，之后又到南京的街道上进行抗日宣讲。
由于人民抗日反蒋怒潮的猛烈冲击，加上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蒋介石无奈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施展以退为进的手段，下野“避难”。但他下台之前已经控制了政府中枢及要害部门，改组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政府，还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于南京麒麟门外。
12月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共3万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13名学生被捕，许多学生受伤。17日，示威学生路过珍珠桥时，捣毁了多次诋毁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央日报》编辑部和排字房，遭到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学生中重伤30余人，被捕60余人。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二年级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头部、胸部被刺伤，跌落珍珠河里死亡。次日凌晨，首都卫戍司令部调集大批军警包围中央大学，强行将外地学生送到下关车站和码头，送回原地，是为“珍珠桥惨案”。19日，南京政府通令全国，禁止学生示威游行。
宋庆龄
珍珠桥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痛斥国民党的反动罪行。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发表宣言或撰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反动派的暴行。南京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也分别向行政院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请愿。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撤走了驻在中央大学的军警。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江苏地方仅为一例。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群众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江苏人民又掀起了以援助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为主要内容的反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1月29日，南京各界5万余人热烈欢送十九路军驻南京部队开赴淞沪前线，中央大学4名热血青年当场投笔从军，赴沪杀敌。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则致信全国各报馆，批评政府“委曲求全”。工界抗日会成立运输队赴前方为抗日军队转运物资；妇女救济会开展广泛的募捐活动，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慰劳前方将士；工人、学生组成担架组和救护组到前线救护伤员；大学教授们也一再呼吁政府，不要依赖国联调解，应急调海空军帮助陆军作战，不再压制民众的抗日运动。
无锡民众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劳军活动。1932年2月1日至3日，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各界人士共捐出现款1255元，银元82枚，还有大量的年糕、面包、炒米、大米等食物，以及棉被、绒衫、军衣、军毯、毛巾、鞋袜等军用物资，还派出了医务界的救护队，以及航运公司的轮船等，到上海救助伤员和难民。
南通学院医科学生参加了救护十九路军伤员的工作。在中共启海县委领导下，组织了民众反日联合会，学生、教师、农民、工人、商人纷纷加入该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日救国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
镇江人民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高潮中，将停泊在镇江码头的日本军舰上三名上岸寻衅滋事的日本士兵痛打一顿。
徐州人民举行各种活动声援上海军民抗战。学生救国会代表30余人，于2月14日，趁蒋介石、汪精卫的专车去河南途中路过徐州车站时，向蒋、汪请愿，提出三项要求：（1）宣布对日绝交；（2）援助十九路军；（3）维护爱国运动。汪精卫代表蒋介石出来接见学生，口头答应了学生提出的要求。
扬州各界在淞沪抗战后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校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全市开展禁止日货的统一行动，发起募捐，举办抗日救国义演等。
义士肖特
靠近淞沪前线的苏州地区，一·二八抗日枪声一响，当地人民就立即行动起来，募捐钱物，转运物资，收治伤员，组织医疗队赶赴前线。2月22日，军政部航空学校美籍飞行教官劳勃（罗伯）特·肖特，驾机在苏州南郊上空与6架日机自发进行空战，不幸被击中后坠毁遇难，肖特的义举赢得全国人民的崇敬与爱戴。
江苏人民用实际行动支援了十九路军的抗战，激励了前方将士们抗日杀敌的斗志。上海市民更是责无旁贷。当时，在上海前线支援抗战的义勇军就有5000多人，其中最强大的一支义勇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会”）组织的义勇军。义勇军和民反会在支援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英勇作战，上海和全国人民在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部队，多支抗日义勇军深入战场参战。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精神的上海人民，怀着与抗日军队同进退的心情振臂而起，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抗日救亡斗争的高潮。
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工厂被焚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后，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已经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防卫，回击日军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共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向全党指出：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上海战争明显的带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意义，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积极地加入这一战争”，明确上海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召开各地群众团体的反日代表大会，通过反日斗争纲领，公开领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反日斗争；除了扩大反日群众组织以外，必须通过义勇军的组织形式，把民众武装起来，尤其是武装工人群众；开展争取十九路军士兵的工作等。
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发动了全上海日厂10万工人的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之久，以协助十九路军的作战，同时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的抗日联合会，吸引了广大群众参加这个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募捐和慰劳等工作，动员了许多群众直接参加作战，并积极宣传抗战政策。
社会知名人士，除宋庆龄、何香凝等外，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率领“承华社”全体艺员在北平为淞沪作战伤兵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捐助救护医疗事业。粤商陈炳谦也向红十字会捐助1万元。新加坡著名华侨实业家胡文虎汇款1万元，指定捐助何香凝的救护事业。
上海爱国进步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不甘落后。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胡愈之、陈望道等43位文化界著名人士于2月3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李达、阳翰笙、周扬、周谷城、郁达夫、丁玲、巴金、胡秋原、胡愈之、许德珩、陈望道、丰子恺、田汉等129位文化界爱国人士于2月7日签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坐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战。2月8日，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宣告成立，戈公振为主席，陈望道为秘书长。该会联系和团结全上海赞成抗日救国的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宣传抗日，向海内外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并创作和出版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对动员和鼓舞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由阿英编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于1932年4月出版，集中反映了一·二八事变的真相。
一·二八事变后，日军捕捉五洲大药房职工情形
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上海各界民众又掀起一个反对停战协定的热潮。在事变中宁可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也要为国家、为民族进行武装抵抗的上海人民义愤填膺。一些热血商人在停战之后，坚持认为“救国一定要靠自己”。鉴于淞沪之战中，敌机四处轰炸，中国因无防空力量而损失巨大，1933年1月24日，上海市商会发布“为宣传商界航空救国告商人书”，认为在局势危险时，必须防备空袭，航空救国是商人自救之路，建议商民集款2000万元，购置200架飞机以巩固国防。市商会还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决定先由全体执监委员募捐款项，定购沪商首架飞机。每位委员在2月底之前捐款5000元以上。截至9月7日，沪商会收到的各业航空捐加银行利息共计92448. 69元。生产“佛手”牌味精的甬籍巨商张逸云，一人独自出银10万元，捐献战斗机、教练机各一架，助力抗日救国。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已经万分高涨，势不可当。
中共中央酝酿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
在严峻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把“民反会”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合并，联合上海几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当时秘密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
上海在历史上一度是属于江苏的。在元朝之前，属于苏州府下属华亭县，元朝升华亭府，后改名松江府，驻地称华亭县（现上海松江区等地），同时成立上海县（现上海市区等地），与苏州府平级。清朝雍正时期设立上海道台（苏松道），驻地上海县，管辖苏州府、松江府，上海道台的政治地位在江苏省仅次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民国时期上海郊区大部分划入江苏，分为江苏省松江专区和上海特别市（后改称“上海市”）。
江苏是全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建立最早的省区之一。中共江苏省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区（亦称江浙区）执行委员会成立。1927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五大关于按行政区划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决定和《中共第三次修正章程》的有关规定，决定撤销中共江浙区执委，分别建立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兼中共上海市委）于当年6月上旬成立，机关设在上海，辖江苏省、上海市及安徽省部分地区党组织。1927年中至1933年初，中共江苏省委负责领导江苏省、上海市等地区的党组织开展斗争。
中共临时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留在上海，直到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中央指示，定1932年8月1日为“反帝战争日”，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以统一和推动全国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掀起新的运动高潮。6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即根据中央关于掀起新的反帝斗争高潮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和统一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做准备，并定于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
经过约一个月的准备和努力，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民联于6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成立筹备处。7月2日，筹备处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第一号通告》，以“江苏全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的名义宣告：“由东北旅沪同乡会等八十余民众团体发起召集江苏省及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业于六月二十四日开筹备大会，正式成立筹备处，并经决定于七月十五日召集江苏全省代表大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用特登报通告，务希各地民众团体届时推派代表出席大会，共商国是，群策进行为要。”
由于租借会场遇到困难，江苏全省代表大会的日期推迟到7月17日，以举行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为由，租借沪西共舞台作会场。
沪西共舞台，又称共和大戏院，旧址在胶州路、长寿路（当年称劳勃生路427号）口的南面，现胶州路959弄1号长久大厦后面。沪西共舞台（现属上海市普陀区）南侧原来是大夏大学（大厦大学）校舍，西侧原来是大沟浜及难民临时搭建的草棚集居地。
关于沪西共舞台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30年，亲日分子金友发依仗日本人势力，在大夏大学原校舍西北处强行赶走难民，拆除草棚，开设剧场。剧场设施简陋，上面以芦席作顶，后台有演员化妆室兼休息室，观众席为木板长凳，可容200多人。另一种说法为：沪西共舞台由业主吴某创设，设施极为简陋，于1931年开幕。戏院靠近法租界，由中国政府与租界工部局分而治之。
原大夏大学生物实验楼
不管哪种，此处为沪西地区第一个剧场无异议，且专邀淮剧团演出古典淮剧，也是有一定特色的。为什么演淮剧？因为当年的沪西是江北人的聚集居住地。江北籍主体为苏北人，也包括皖北人，而苏北人中又以里下河地区的人居多。他们到上海讨生活，大多成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纺织女工、清洁工、女佣等。生活于底层的苏北人数量众多，对娱乐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需求。剧场老板正是从实际出发，考虑了他们的收入和品位，把最对他们胃口的家乡戏———江淮戏搬来了。
相较于之前的以京剧为独占性或压倒性的共舞台，沪西共舞台还呈现了江淮戏等其他小剧种，可谓名副其实的共舞台。
沪西共舞台又被称为共和大戏院，“共和”两字颇有深意。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戏园不同，能称得上共舞台的，都是那一时期沪上的新式剧场。共舞台的名称很时髦，除了蕴含男女同台演出之意外，抑或也受到辛亥革命、共和思潮的时代影响，直接被称为“共和大戏院”，其含义更是显而易见。
当时反动当局加紧镇压抗日运动，6月11日，市公安局还发布特别戒严令。但当时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完全不顾局势的严峻，在《第一号通告》中不仅公开两次会议的时间，而且亮出筹备处的地址：上海云南路（今云南中路）会乐里三弄279号。在共舞台案中被捕的幸存者顾卓新（被捕时名叫陈广和）、温济泽（被捕时名叫温谅文）等回忆说：“这就使国民党当局能够有准备地来对付我们。这种‘左’倾错误，是导致共舞台集会遭到破坏和大批同志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