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文化名著 CLASSICS OF CHINESES CULTURE

1 中国文化名著 CLASSICS OF CHINESES CULTURE

《论语》

导读作者／钱逊

作者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招收弟子，办私学。是中国最早的私学之一。一生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政者正也”的治国理念和“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论语》的思想，融政治、道德与教育为一体，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他强调，道德与刑政不同，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百姓摄于刑罚，不敢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做坏事。他提出了正人先正己，先富后教，取信于民等重要原则。在仁学中，一方面倡导爱人、匹夫不可夺志，提倡独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以仁为己任，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种把个人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统一的人生观；在人我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原则；提出了孝、悌、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还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启发每个人的自觉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论证了道德思想与礼仪规范的关系，要求人们仁礼兼备，文质彬彬。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论语》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论语》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处于2500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论语》的内容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继承吸取其精华，也要注意剔除其旧的时代内容，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论语》的读法，可以一章一章读，一章一章地理解、把握，领会一点即有一分收获。同时要注意把散见于各章中的对同一问题或相关问题的论述，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以求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注意不要只据片言只语，做不恰当的理解和发挥。

《论语》版本很多。初学者可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钱逊的《论语浅解》（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如想做较深入的研读，可读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三国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宋人朱熹的《论语集注》。各家注释各有不同；通过各本不同注释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论语》的精义。

《老子》

导读作者／程钢

作者简介

《老子》的作者姓李，名耳，字聃，史称老子。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人。曾经担任周王朝史官，后退隐。关于《老子》这本书及其作者，争议颇多。对于老子究竟是谁，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不敢十分肯定，他还提到老莱子、太史儋，不排除他们也是老子的可能性。总体来说，老子的生卒年难于详考。学界一般认为，老子年长于孔子大约20岁左右。

《老子》一书最核心的范畴是“道”。所谓“道”，以冯友兰先生的阐述较为简明切要：“万物之所以生之总原理”，即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变化衰亡的总体规律。老子之“道”，乃生命之道，与纯粹机械物的运行规律不同。《老子》：“道生之”（51章），道就是生命的源头。若不符合道，生命就不能延续。“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30章）。道的追求目标是：“天长地久”（7章）、“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59章）。

得道之人，面对浮躁的世界，身心修养的途径就是“致虚极，守静笃”（16章）、“静为躁君”（26章），要在静笃中做自己的主人。与人交往则表现出：（1）提倡柔弱，反对强硬，“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76章）；（2）为人谦下，反对骄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66章）、“去甚，去奢，去泰”（29章）；（3）宽容、包容，“容”是修养的重要内容。“知常容”（16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

圣人道治天下的最高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37章）。具体表现为：（1）无私心，不与民争利。“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9章）、“天地之道，利而不害”。（2）公正。“以正治国”（57章）、“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77章）。反对社会的不平等。

《老子》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是道家、道教的重要典籍。不少儒家知识分子也十分喜欢《老子》。例如，宋代的王安石父子，对《老子》有深入研究，《老子》思想是其变法的理论资源。理学家兴起之后，《老子》地位有所下降。即便如此，也有理学家对《老子》研究颇深，最著名的是元代吴澄。明代释德清的《老子注》，融通释道，也有很大影响。近代以来，魏源、严复都将老子思想作为变法革新的理论支撑，见解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老子》全书约五千字，分为上下两篇，习称《道经》《德经》，故《老子》又称《道德经》。篇幅不长，《老子》大致押韵（先秦古韵），适合记诵。

建议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从人生哲理意义明显的章节入手，逐步深入解读文本，并联系相关章节，由已知通达未知，由浅显通达深奥。例如：第63至64章（从“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两章从大小问题着手，对事物的发展成长规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这两章中的名言警句，如“为大于其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影响极大。再如，第22章（从“曲则全，洼则盈”到“诚全而归之”）。这几章虽不直接运用“道”这个范畴，但对人生之道的阐述非常清晰，是理解《老子》非常好的入门章节。

《老子》的某些思想素有争议。例如，第7章“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36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历史上既有人解读成权谋法术，也有人反对，视其为误读，争议不休。通观全书，《老子》学说是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整体上仍然是实用理性主义的哲学。当功利有利于生命时，《老子》不反对功利；当功利危害生命时，《老子》则反对功利。

《老子》的权威版本是王弼本，可参考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陈鼓应、白奚著有《老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对老子其人、《老子》其书的重要争鸣有学术综述。高亨著有《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一文（收入《老子注译》，第1～13页），对老子生平相关问题有学术讨论，可供深入研读时参考。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本《老子》，有甲、乙本两种，上下篇序与今本正好相反，文字与今本有一定差异。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发现楚简本《老子》，篇幅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文本与今本有更明显的差异。出土文献引发了众多学术争论，对《老子》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要深入研读《老子》，不妨参考相关研究。

汪致正的《汪注老子》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每章均有一节“老子版本”，依次列出郭店甲本、乙本、丙本，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严遵本，为深入研读者提供了方便。

《老子》版本很多。初学者可读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高亨：《老子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还有多种当代学者译注本，读者可自行选择参看。

《孙子兵法》

导读作者／程钢

作者简介

孙子，名孙武，是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思想家。其生平难于详考。一般认为其军事成就的辉煌时期大致为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482年之间。孙子祖先姓陈名完，是陈国贵族，为躲避陈国内乱，逃奔齐国，因食采邑于田，故又称为田氏，陈完改称田完。孙子的曾祖父为田完之少子，因功被赐姓孙，与田氏分开，另立宗族。可能是因为躲避齐国内斗，孙武前往吴国求仕。孙武著《孙子兵法》，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

《孙子兵法》既是兵书，又是哲理著作。孙子主要有如下思想。

（1）“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既要慎战，又要备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主张要慎战；另一方面，在列国竞争的时代，要“恃吾有以待”（《九变篇》），“待”就是备战。

（2）全胜。战争的目标是争取“全胜”。有学者认为，“全”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观念。“全”就是全局。一般人以为战争就是攻城略地。孙子对此持否定态度。孙子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战争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要从政治全局评判一场战争的得失，“攻城”只是一个环节。最高明的战争方式是“不战”，也就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3）争取主动。孙子认为，用兵的核心是争取主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是抓住主动权，致于人是丧失主动权，被动挨打。只有把握主动权，才能“形人而我无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

（4）求势。“势”是孙子学说中独特的观念。它描述的是军事家通过巧妙组合作战的各种要素，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冲击态势或冲击力。这种态势稍逊即逝，高明的军事家都善于营造并巧用这种态势（势）。

在当代社会中，《孙子兵法》对企业家也有很深刻的启迪，企业经营的核心是赢得竞争力，与战争有相通之处。

《孙子兵法》对于一般读者也有人生哲理的启示。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应对逆境、与命运抗争是人生的常态。《孙子兵法》对于人生的重要启迪是：要牢牢把握人生的主导权，凸显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为根本的特征之一。

《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篇目如下：《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这些篇章，也可以用一个字贯通起来，它就是“知”。“知”字在全书中出现过69次。这种重“知”的精神甚至在篇名上也有所体现。例如：“计”“谋”“势”“虚实”“变”“用间”等，这些均与人的自觉性、主动性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全书以“知”相贯串，始于“计”，终于“用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书约6000字，花不多时间就可以通读完毕。建议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针对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分析思考。希望读者能超越军事或商战谋略的层次，体会其实用理性精神的合理成分。由于本书自始至终都包含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比较容易引导人们关注竞争性的权谋。这些权谋原本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有一定的合理性，若简单运用于日常人生，就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孙子兵法》应当和《论语》《道德经》合在一起学习，以便对这部经典著作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孙子兵法》版本很多。初学者可读郭化若：《孙子兵法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郭化若将军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贡献很大。还有多种当代学者译注本，读者可自行选择参看。

关于孙子的生平及其争议，可参看黄朴民：《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014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

对《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研读，建议参考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收入的注家并不限于“职业军事家”（如曹操），还包括看起来不是军事家的道教人物李鉴、唐代以史学著称的官员杜佑、以写诗著称的杜佑之孙杜牧、北宋以写诗著称的官员梅尧臣等人。这说明，兵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本书是《孙子兵法》最权威的古注选集。

近年来，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发表了《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等论文，以《孙子兵法》早于《老子》为话题，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谱系结构发表了新见解，引起了争论，可供深入学习者参考。

《墨子》

导读作者／钱逊

作者简介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鲁国人，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作守城器械等，曾学儒学，后自创墨家学说。

《墨子》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是反映前期墨家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主要阐述墨家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也包含部分自然科学知识，主要反映后期墨家思想，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

墨家思想的精神是“自苦利人”。他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利人为义，亏人自利为不义；以是否利人为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准。他的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要求人们学习大禹治水，自苦为极的精神，在个人物质生活取最低的标准。孟子称他是“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

政治方面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主张“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突破当时的贵族世袭制度。尚同是主张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最后上同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统一全国思想。

墨子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能赏善罚恶。同时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水草为食，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

墨子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他自苦利人，精神高尚，但带有若干空想成分，难于为多数人接受。他主张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否定贵族世袭，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又主张尚同，有专制主义的倾向。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的思想特点。

总体说来，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够发达。而《墨经》所阐述的逻辑思想，则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墨经》是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主要著作；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也有重要意义。

读《墨子》，可用今人王焕镳的《墨子校释》，或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重点读《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非乐》等篇。

《孟子》

导读作者／钱逊

作者简介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他晚于孔子189年，自称所愿是“学孔子”，《史记》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他以天下为己任，前半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宣传他的主张，但被看作迂阔而不见用。晚年回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孟子》一书是他晚年带领弟子写成。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被尊为亚圣。

孟子继承孔子成人、成圣之学，《孟子》的思想也是以做人的道理为中心，由做人而推及治国，而又多有发展。孔子教人“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要求德礼兼修，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孟子倡言仁义，认为仁是“安宅”，人的精神家园，义是“人路”，人一切言行应遵循的道路，做人就是要“居仁由义”；又提出要培养浩然正气，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概；明确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义和生不可兼得时要能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独立人格的尊严，对于士的出处进退，提出不少具体要求。对后世影响极大。

孟子把仁义推扩到对待百姓，治理国家，提出王道仁政思想。明确提出“民贵君轻”，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反对诸侯争霸的战争，重视民生；认为百姓的温饱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基础，以黎民不饥不寒为施政目标，提出了一系具体的惠民政策和措施。

“孟子道性善”，提出他人性善的思想。他否定“生之为性”，从人与禽兽相区别之处认识人性，认为只有天赋本性中人所独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才是人性；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天赋的，是仁、义、礼、智等善性的源泉和萌芽，是人性善的根据；人之所以有恶，是由后天习染所造成的。他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自觉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所以没有做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并提出了一系列修养心性的原则和方法。

孟子的人性学说中还论述了人性与天道、天命的关系。提出尽心就可以知性，知性也就知天。充分发挥本心就可以了解自己固有的善性；了解了善性也就知道了天命，可以安顿好自己的人生，安身立命。建立起了由心性修养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以后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孟子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要懂得孟子思想，必先读《论语》，并对《论语》《孟子》作会通的理解。要把握《论语》《孟子》共同的中心思想。《论语》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读《孟子》也应牢牢把握这个中心；既要注意二者的同，也要注意二者的异。既要看到同中有异，也要能够异中见同，看孟子如何在传承孔子思想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把握二者的异同，要注意二者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孟子》书，可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孟子集注》，当代学者注本有杨伯峻的《孟子译注》、钱逊的《正气浩然·孟子读本》和颜炳罡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孟子》可作参考。

《庄子》

导读作者／程钢

作者简介

庄子名周，战国中期蒙人（今安徽河南交界处）。庄子本人曾担任过管漆园的小官吏，生活清贫。庄子的传记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生活的年代与孟子同时而稍后，生卒年及生平难于详考。令人遗憾的是，庄子与孟子生活于同一时代，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对方，这让我们失去了欣赏大思想家之间对话品评的机会。

现存《庄子》33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的作者是庄子本人，其余由庄子后学所著。现在读到的《庄子》33篇是魏晋时代郭象所编。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核心范畴仍然是“道”。庄子之“道”，以“道通为一”（《齐物论》）为宗旨，着眼点不在于揭示万物生存变化的操作性规律，而是帮助人们理解、接受并应对这个充满偶然性、恢诡奇谲、不合常规、变化不定的世界。在庄子看来，万物一体，道通为一。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所聚合而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而为死”（《知北游》）。这个世界又是由色彩斑澜、形态各异的事物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寓言》）。“禅”是替代。每个事物都是有限的，都有生死，都会被其他事物替代，宇宙生化，无穷无尽。“道”的独特功能就是“通”。个体都是有限的、偶然的，在无尽的宇宙中孤苦怜丁。只有藉助于“道通为一”，个体才能将有限的生命与更大的宇宙整体联通起来，并融入其中，从而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意义，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在庄子看来，死亡原本是自然现象，有如四季的代谢转移。

庄子的“道”可以外现为人格。“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大宗师》）。道是有情，可以与人感通。对于得道之人，庄子有多种称法。有“真人”“至人”等。大宗师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庄子认为，万物一齐，没有本质差别。通过认知之路，无法通达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没有真理。真理要以真人作为前提。“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

庄子推崇达观游世，提倡以道为师，放弃自我中心，物我一如，达到无我的境地。自我中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缺点。它有两种局限性：一是束缚了人类的生命想象力，认识不到宇宙的浩瀚无边，看不到宇宙无可言说的“大美”，体验不到天人一如的“天和”“天乐”（《天道》）；二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了贵贱等级，人为物役，相互争斗，乐此不疲。依庄子看，一切等级都是浮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秋水》）。种种物我差别都是一种自我欺骗，与大道完全背离。真正得道的人，会摆脱自我中心，不为物役，真正地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回归自己的本性，做物的主人。对于现实的一切，顺其自然，坦然达观。“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大宗师是真正达观游世的人。

“道通为一”的体验，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表述，必须藉助于寓言、重言、卮言，才能传达。《庄子》书中，有极其丰富的寓言，它们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与富于哲理的构思，向人们展现了宇宙的丰富多样与复杂关联。

《庄子》对自我中心的批判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大的影响。庄子道论，既是佛学传入中土的哲理媒介，还为宋明理学的崛起提供了理论资源。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也从庄子学说中得益匪浅。破除自我中心主义是世界性的话题，庄子思想仍有其启迪意义。

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庄学与儒学的关联。儒家思想的重要提法如“内圣外王”以及“六经”等儒家思想的主要范畴，多源出于《庄子》。宋代思想家王安石援儒入庄、援庄助儒的庄学观也受到关注。

《庄子》全书共有33篇，篇幅较大，通读不易。建议认真通读《内篇》（共7篇），外加《秋水》《知北游》和《天下》3篇。

历史上，知识分子喜欢《内篇》，主要因为《庄子》脱去了《老子》书中的“权诈”因素。有些学者干脆直接以《内篇》为文本依据，研究庄子本人的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内篇》固然是理解庄子的基础，但是庄子的某些重要思想，在《外篇》《杂篇》中也有同样深刻、甚至是后出转精的阐述。例如《秋水》中的“无以人灭天”深受当今环境保护人士的喜爱。《天地》中关于机事、机心的寓言，深受现代技术哲学家的关注。《天下篇》是一部精要的学术史，历来受到学界推崇。

司马迁在谈论庄子时，未提及《内篇》，谈论的是《外篇》中的《箧》、《杂篇》中的《渔父》《盗跖》。受司马迁影响，有些学者视《外篇》《杂篇》为庄子所作，《内篇》为庄子后学所作。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C Graham）认为，《庄子》由五部分人共同写成：庄子本人、庄子弟子、原始主义者、杨朱派、折衷主义者（杂家）。作为一家之言，可以参考。（参看《论道者》，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203页）

《庄子》版本很多。初学者可读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这是当代最通行的庄子注译本。张默生的《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版。本书系由张翰勋根据张默生的讲义和著作补订整理成书。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其译文类同串讲，没有回避篇中难解的关键词语，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还有多种当代学者译注本，读者可自行选择参看。关于庄子的生平，可参看颜世安的《庄子评传》第一章“生平著述”。（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庄子》的权威版本是郭象本，可参考《南华真经注疏》，（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版。

《荀子》

导读作者／廖名春

作者简介

荀子（约公元前336—前238年），名况，字卿。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认为人天生有恶性，天生好利恶害，如果任凭人性恶的一方面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要注意的是，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说人生有恶的一面，并非说人性全恶。荀子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人天生有这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圣人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恶性而选择善。所以，礼义之善并非从恶性中产生，而是产生于知性，是“知有所合”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化性起伪”论。

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利欲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别。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荀子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

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将自然之物大规模地生产出来而供人所用，这就是所谓的“人成天生”说。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强调“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的通病。为此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要专心，不要让各种胡思乱想和烦恼来扰乱思维，将正确的认识坚持到底，这样就能达到“大清明”的境界。

荀子又建构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指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前人。

荀子的战争观出自孔、孟，其认识的深度则超过了孔、孟。他以禁暴除恶为目的的战争观、以壹民附民为本的强兵论，虽然不无创造发展，但从总体看，是对孔子、孟子儒家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他以为将之道、王者之军制为内容的治军术则主要是他在战国末期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传统军事思想的创新和补充，其中许多见解往往发人之所未发，弥足珍贵。

荀子以孔子思想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甚至包括思孟学派，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荀子的性伪之分、明分使群、天人之分、虚壹而静、兵以壹民附民为本、名以指实等思想是荀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贡献。因此，说荀子是先秦儒学的殿军，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应不为过。

《荀子》一书唐杨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王天海的《荀子校释》（2005年）上、下两册；廖名春有《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代表了荀子研究的最新水平。

《韩非子》

导读作者／廖名春

作者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全书由55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大都出自韩非之手，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

韩非继承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进而达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其主张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军功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统治才能巩固。而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的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在学术思想史方面，《韩非子》也颇有贡献。其中《显学》一篇，保留了“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珍贵记载。而《解老》和《喻老》则是现存最早研究和注释《老子》的作品。

该书在先秦诸子书中风格独特，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两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清代以来卢文、顾广圻、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都整理过此书，清末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总结了清人的成果。民国时期较好的注本有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民国丛书》本），近年来较好的注本有张觉的《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易传》

导读作者／廖名春

作者简介

《易传》的思想源于孔子，孔子与《易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战国时期的孔子后学对《易传》各篇也做了许多创造、发挥的工作。因此，《易传》的作者主要应是孔子及其后学。

《彖传》上、下两篇是解释卦辞的。因为《周易》的卦名往往寓于卦辞之中，或者和卦辞联在一起，所以《彖传》也兼释卦名，并由卦名、卦辞进而阐释一卦之义。《周易》六十四卦共有六十四条卦辞，《彖传》因而也有六十四条。

《彖传》解经，一是分析别卦卦体；二是阐释卦名卦义；三是解释卦辞；四是解释别卦卦象；五是剖析爻位爻义；六是阐发易理。其中乘、承、比、应、当位等说，对后来易学的发展，影响尤大。

《彖传》在自然观上提出了“乾元”“坤元”说、盈虚消息说。其政治观的核心特征一般都认为是“法天治人”，其实，这是很不够的，《彖传》政治观还有法天因人的一面。其“革命”说、“尚贤”说、“损上益下”说非常深刻。《彖传》的人生观，最突出的就是其尚中守正说和好谦说。

《易传》中的《象传》实际当分为《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六十四条，分别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义；《小象传》三百八十六条，分别解释《周易》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和两条用辞。

《大象传》分析别卦的卦象，主取象说，并根据别卦的卦名、卦义发挥其政治观和人生观。其解经的特点，前半句讲天道，后半句讲人事。认为天道与人事有同一性，故因天道而明人事。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取自《乾·大象》和《坤·大象》。

《小象传》是解释爻辞的，其解说分为取义说和爻位说两种，其思想主要是关于修养论、伦理论和政治论方面的。

《文言传》又称为《文言》。“文言”，即“文饰乾、坤两卦之言”。因为乾、坤两卦为《易》之门户，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意义重大、地位突出，所以特意加以文饰解说，以作为训释其他六十二卦的榜样。

《系辞传》上、下两篇通论《易经》和筮法大义，对一些重要的观念和爻辞又作了重点诠释。其论占筮的原则和体例，其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对卦爻辞的意义及其卦象爻位等的解释；一是论揲蓍求卦的过程。《系辞传》关于《周易》一书性质的论述，将《周易》的卜筮功能降低到极度，完成了《周易》从卜筮到哲理化的创造性转换，这给后来的思想家和易学家以深刻的影响。《系辞传》将《易经》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二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三是“《易》与天地准”。其对《周易》的解释，奠定了后来易学发展的基本精神。

《说卦传》第一、第二章，讲的是“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显然是就六画卦而言；第三章至第十一章，是“专说八卦”。通过论述《周易》的象数、阐发《周易》的义理，《说卦传》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比如父母六子卦说，将八卦的关系定义为家庭伦理；其“帝出乎震”章将八卦与方位、时间相联系，画出来就是后人所谓“文王八卦图”。通过阐述八卦的取象、德性、功能和相互作用，《说卦传》表达了它对万物生成的看法。八卦能生出无穷无尽的物象，它能象征世界上的万物。而这大量的物象中，其基本的又只有八种，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象是其他众多物象的根本，也可以说是构成万物产生的基础。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自然现象在万物的生成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反相成，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序卦传》是一篇分析《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并揭示诸卦前后相承意义的专论。通过对《周易》六十四卦序的分析，《序卦传》表述了它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命题。又探讨了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承认先有自然界而后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其以相反说解释卦序，表现了穷极则反的对立面转化的思想。这些见解都是相当深刻的。

《杂卦传》以卦象对举见义的形式揭示《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德。其卦序排列顺序都很有规律，皆“二二相耦”，每两个卦成一组；每组两个卦的关系又是相综相错、非覆即变。其以“乾，刚；坤，柔”始，以“柔遇刚”“刚决柔”终。中间的六十卦，虽未明言刚柔，但刚柔之义或示之于六爻，如否、泰、剥、复；或显之于上下卦，如渐、归妹。未言刚柔而实寓刚柔之义于其中。所以，《杂卦》实际是以反对为内在结构形式，以刚柔思想为主线的一篇《易》说。

《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较好的今注本有徐志锐的《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6年）、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学术思想方面，可参考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第十讲至第十五讲。

《礼记》

导读作者／陈来 申祖胜

大体上说，《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的内容及产生与变迁，记录孔子和弟子及他人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论述如何以礼正确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等。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生活习俗、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广泛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思想、文化、制度的重要资料。《礼记》之思想，与孔子、孟子、荀子一起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学的基本典籍，成为后世儒学的思想根源。通行的注释本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元陈《礼记集说》、朱彬《礼记训纂》以及孙希旦《礼记集解》等。

《礼记》字数甚多，在唐代被称为“大经”，如果加上郑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确乎庞然大物。如果漫无目标地全篇通读，既费时费力，又无太大必要。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为“以常识修养应用”为目的而读《礼记》者开列了一个阅读篇目，即：

第一等：《大学》《中庸》《乐记》《礼运》《王制》；

第二等：《经解》《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传》，《礼器》之一部分，《祭义》之一部分；

第三等：《曲礼》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其余。

梁氏言道：“吾愿学者于第一等诸篇精读；第二、三等摘读；第四等竟或不读可也。”读者可以参考。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然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尤其适合研究者使用。普通读者学习《礼记》，则可选用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杨天宇《礼记译注》以及王文锦《礼记译解》等本。

《左传》

导读作者／方朝晖

作者简介

根据《史记》《汉书·艺文志》，《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从内容上看，《左传》的作者可能不止一个人，其主体部分有可能是由左丘明在前人历史记录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后经几代人的增补最终成书。

关于左丘明这个人，许多学者认为他可能与孔子同时代，并在鲁国担任过史官。《论语·公冶长》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此可知，左丘明是一位深受孔子赏识的贤人君子或才学之士。《汉书·艺文志》称左丘明为“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当然，有人认为《左传》作者非《论语》中那个左丘明，甚至有人认为此书非左丘明所作。

《左传》一书按春秋时期鲁国12位国君的在位年数纪年，这12位国君是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全书主体就是记录春秋列国、包括周王室发生的大事。除王室外，所记列国包括周、晋、齐、秦、楚、鲁、宋、郑、卫、陈、蔡、吴、越等国，还有与它们发生关系的数十个小国。

《左传》一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不离外交和内政两大方面。掌握了这两条线索，就能从总体上把握此书。从外交上看，此书围绕着春秋时期列国会盟、攻伐来进行。其中齐国、晋国、楚国及吴国（后来出场）是列国会盟、战伐的主要核心。春秋前期是齐、楚争霸，中期是晋、楚争霸，后来是吴、越兴起。从内政上看，此书紧紧围绕列国内政上的一系列内乱展开，分析其中的人物性格、矛盾起因、最后结局，等等。

《左传》不仅包含大量春秋时期列国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地理、文化等方面内容，也是一部思想性和文学性极为丰富的不朽经典。清代桐城派学者称其为我国的“文章之祖”。

《左传》在古代最权威的注解本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的《春秋左传正义》。清代以来，《左传》研究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阅读《左传》最便利的读本可能是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全四册，中华书局本）。杨注本文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也吸收了不少清代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出土文献。对于有志打下古文基础的人来说，还是建议先从杜预注、孔颖达疏的《春秋左传正义》读起，而以杨注本为参考。

阅读《左传》最好参考一些工具书。首先是人名。杨伯峻、徐提所著《左传人名词典》对春秋时期主要人物名称、特别是一人多名的情况有较好的介绍；程发轫《春秋人谱》对春秋时期人物世系关系有较全面的介绍；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对《左传》中一百五十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及写作方法进行了汇总。此外，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和吴生《左传微》都是阅读《左传》非常好的参考书。《春秋大事表》提供了有关《左传》所涉及各重要领域材料的分类汇编；《左传纪事本末》是按国别对《左传》中重要内容进行的重新编排；《左传微》重在根据《左传》中各主要事件对其义法进行阐发。

《史记》

导读作者／刘国忠

作者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到公元前90年以后去世。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长期任太史令一职。司马迁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幼诵习经典，并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二十岁以后，司马迁到全国各地游历，考察沿途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他还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地，又曾奉命出使西南，这些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和见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直有志于撰写一部历史著作，并已经完成了部分篇章，但该书尚未完成他就因病去世，临终前把撰史的工作托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之后，有机会阅读皇室典籍和文献档案，积极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与公孙卿、壶遂、落下闳等人共同制定太初历，此后即开始着手著史。天汉3年（公元前98年），他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被处以宫刑。他忍辱发愤，艰苦撰述，终于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书。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素王妙论》等。

《史记》记载了上起五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但因流传过程中有所佚失，其中《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律书》《三王世家》《龟策列传》等十篇仅存目录，“有录无书”，现存的这些篇章为后人所补写。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在继承以往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纪传体这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史记》通过历史的纵横剖析和人物描写来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以及人生正道问题，体现了作者从历史视角来思考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同时，《史记》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擅长用生动形象、准确凝练、饱含情感的语言和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描绘历史人物，所描写的人物个性鲜明，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千百年后还仿佛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鲁迅称赞该书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洵非过誉。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最好全部阅读，但阅读顺序可以适当变通。《史记》的本纪部分按时间顺序列举国家大事，有些类似流水账，比较枯燥一些；十表是一些表格，八书专论典章制度，阅读起来难度都比较大。建议初读的同学们可从列传部分开始读起，然后再读世家，有了相关的基础后，再读本纪、表和书，感觉就会有很大不同。初读时可能会有不认识的字词，要勤查字典，也可通过上下文推测；同时建议结合考古发现、文物资料等来理解《史记》的内容，多去看看历史遗址和相关文物，以便与书中所获认识相印证，这样的话，对于《史记》的理解就不会仅仅局限于文字。随着阅读量增加，专业修养提高，同学们还会逐渐发现《史记》中也会有不少失误之处，可以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加以订正。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建议同学把阅读重点放在列传和世家部分。

《史记》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推崇，也不断有学者为本书作注，早期的注解本，最有名的当属南北朝时期裴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后人把这三种注解本汇编到一起，这就是《史记》三家注本。在此之后，历代的整理和注解成果不计其数，为我们今天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华书局“简体字本前四史”丛书所收录的《史记》三家注本，比较便于阅读（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共三册），对于古文基础薄弱一些的同学，可以阅读韩兆琦译注的《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共九册）。

《汉书·西域传》

导读作者／余太山

作者简介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名史学家，主要著作《汉书》，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成书于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

《汉书·西域传》是《汉书》中的一篇（卷九十六）。所谓“西域”乃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客观上包括了今天中亚的全部、南亚和西亚的大部、以及北非和欧洲的一部。《汉书·西域传》是研究公元前上述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历来受中外史学界重视。

汉武帝为打击匈奴而开始经营西域，遂有张骞之西使。张骞凭借这次西使的经验，向汉武帝提出了经营西域的策略：“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疆，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这一策略根本上符合所谓大一统理念，它不仅被汉武帝接受，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西域经营。“徕远人、致殊俗”从此成为西域经营最重要的内容，也成了本传编者认知和阐述的轴心，并深刻影响了历代正史“西域传”的编撰。

《汉书·西域传》用很大的篇幅描述葱岭以西诸国。这是因为远国来朝，是中原王朝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本传中，葱岭以东诸国所占篇幅虽然超过了葱岭以西诸国，但涉及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国本身的内容少得可怜，大量的篇幅用于叙述这些绿洲国家和两汉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且多涉及与匈奴的斗争。

尽管事实上西汉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没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传文对诸国经济却仅留下了一些笼统的记载。不仅一些绿洲小国的经济情况未有只字涉及，连龟兹这个塔里木盆地最大的绿洲国，其经济形态竟也没有直接的记载，以致只能根据后世的记载推知该国兼营农牧。与西汉关系颇为密切的车师诸国的农牧业情况同样不见比较翔实的记载。这也可以看出编者贵远贱近，对于葱岭以东诸国，笔墨是十分吝啬的。至于手工业，本传仅对铸冶业有所注意，重点在武器制造和铸币；而对另一重要部门——纺织的关注也是很不够的。传文编者对于商业情况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这可能反映了这些绿洲以自给自足、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为主，以及本身资源贫乏、只能进行所谓过境贸易的客观事实。但是，从其他资料不难推知，这类过境贸易的规模不可小觑。因此，有关贸易活动记录的贫乏，主要缘自编者的关注点不在于此。

除葱岭以西诸国外，编者关心较多的是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游牧政权。这是因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动机之一，是为战胜塞北游牧政权——匈奴而寻求与其西方的敌国结盟。

本传以“国”为记述单位，内容除了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部族之关系外，主要包括：王治名称，去中原王朝都城之距离，户、口和胜兵数，职官名称和人数，去中原王朝驻西域长官府治之距离，去周围诸国王治距离，民俗、风土、物类等。其中，里数记录突出诸国王治去中原王朝首都和去中原王朝驻西域长官府治的里数，意在表明诸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和对中原王朝的向往。

概言之，本传有关诸国文化、宗教、习俗、制度，以及人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记录都极其零碎，有很大的随意性，猎奇之外，较多的是与华夏的异同以及所受华夏之影响。重视“致殊俗”的“西域传”对于习俗等的记述疏略如此，只能说明“致殊俗”的兴趣不在殊俗本身，而在其象征意义。

《汉书·西域传》记述的出发点不是西域或西域诸国本身，而是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这决定了传文的性质；传文编者以皇权专制主义政教礼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料的剪裁、取舍。这可以说是解读“西域传”的关键。

《汉书·西域传》各版本中，以中华书局版较为精当；近人的注释与研究，可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3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再版）。

《论衡》

导读作者／牟钟鉴

作者简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间年（约公元100年前后）。王充高祖有军功封侯，后来家道衰落，以农桑为业，自称出身于“细族孤门”。少时好学，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师事班彪。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就店阅读，博览强记，通晓众流百家之学，自学成才，卓而成为大家。他一生只短暂做过地方下级官吏，后来归居故里，从事著述与教学，生活清贫，直到老年还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是位平民学者，深悉民间生活和民众疾苦。

《论衡》的中心思想如《佚文》篇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自纪》篇又说：“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故为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总之是要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用真实可靠的知识，破除各种虚浮妄诞的假说，以正视听，以健风气。他用元气一元论和道家天道自然无为说批判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谴告说，认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谴告》），“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他用精气说反对人死为鬼、能作祟，认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那么为什么会有见鬼的情况呢？“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订鬼》），因此主张薄葬，但赞成祭祀，“一曰报功，二曰修先”（《祭意》）。王充反对谶纬把圣人神怪化，认为圣人不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实知》）。他敬重孔孟，但不迷信孔孟。作《问孔》，指出孔子之言“上下多相违”；作《刺孟》，说孟子以义非利，与五经矛盾，又说“孟子不知天也。”王充作《道虚》篇专驳道教长生不死之说，“物无不死，人安能仙？”“夫有始者必有其终，有终者必有其死。”此外，王充《论衡》还批判了一系列世俗迷信，如忌讳、卜筮、占日、解除等，认为求福之法“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解除》）。王充思想中也有内在矛盾，既讲天道自然无为，又讲天命难知；既反对世俗迷信，又相信瑞应妖祥；他的“任耳目以定情实”（《实知》）的求真务实之论，偏重于感官的经验，而缺少哲学的论证，这些都是时代的局限性，不必苛求于前人。

《论衡》用实证和说理的方法，批判各种迷信风气，建立元气自然论，在中国无神论和科学思想发展史上树起一座丰碑，影响到南北朝的范缜《神灭论》和清代无神论者熊伯龙的《无何集》。民国初大学者章太炎评论曰：“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更为重要的是，王充有反潮流的勇敢精神，能独立思考，提倡问难，不惧怕主流思想的打压，不接受民间陋习的浸染，把追求真理、探究事实作为人生担当，这种实证的学风影响到中国学术，使中华思想的人本主义和理性思维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神秘主义不能泛滥成灾。

《论衡》的通行注本有：黄晖的《论衡校释》，附刘盼遂《论衡集解》（中华书局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论衡注释》（中华书局版），比较通俗。周桂钿的《王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版）是较新的研究成果，可作为大学生了解王充《论衡》的参考书。

《坛经》

导读作者／牟钟鉴

作者简介

慧能，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涿州），本人出生于广东新兴，生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卒于唐先天二年（713年）。小时家境贫寒，成年后出家为僧，辗转至黄梅东山五祖弘忍禅师处求法，舂米为务。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寺僧作偈（佛教颂词）。上座神秀主张渐悟，其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悟性极高，不赞成神秀而主张顿悟，其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弘忍心许之，半夜唤入堂内，密授法衣，定为六祖，令其南去弘法。慧能至岭南，住曹溪宝林寺，开南宗一派，其法门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宋以后，禅宗大行于天下，而南宗慧能一派则是禅宗主流，直至今日。

宗宝本《坛经》共有十篇：“行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疑问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忤悔品第六”“机缘品第七”“顿渐品第八”“护法品第九”“付嘱品第十”。全书表述了慧能的独创性佛学理念，主要有：（1）佛性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要识身中净土。（2）心外无物，万法由心而生，故曰：“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3）不立文字，顿悟成佛，故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超凡入圣只在一念之间。（4）在入世中出世，真如随处可修，故曰：“佛法在人间，不离人间觉”“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运水搬柴即是妙道。”（5）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故曰：“于念而无念”“于相而离相”“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慧能留下《自性真佛偈》作为遗嘱。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成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坛经》的佛教法门，强调佛性本有、自我解脱和简易功夫，掀起佛教一场改革运动，一扫以往烦琐、教条、痴迷的积习，又打破教内教外的界限，因此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士人和民间的传播。它吸收了儒家重现实、重人伦的精神与理念，又借重于道家微妙玄通、见素抱朴的超越之论，而使佛教在深层次上融入中华固有文化，受到社会欢迎。就不信佛教的人群而言，如把《坛经》为宗经的禅宗看作是一种信仰心理学，从中吸取一些破除人生自寻的烦恼，自觉克服贪（贪欲）、嗔（怨恨）、痴（无明）的病态心理，发现和涵养人性中善良、坦诚、包容的品性，对于造就快乐人生和善美社会是有帮助的。

《坛经》的注释和研究论著很多。丁福保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学术参考价值较大。当代佛学专家郭朋的《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版），比较精到简明。李安纲的《禅悟坛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有原文、白话、集注，还有插图与漫画，便于观览。

《读通鉴论》

导读作者／宿志丕

作者简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于湘西衡阳石船山，故称船山。王夫之自幼从学于父兄，博览群书，十四岁即考入衡阳县学，成为秀才。王夫之目睹明末的社会动荡，统治腐朽和满族贵族势力的扩张危局，主张政革弊政。他十分关注国家社会政治时局，格外用心研究历史。明清交替，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后迫于形势逆转，退隐山林。王夫之终生蓄发，在艰苦生活条件下，以全部精力从事著述。力图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寻求社会发展、汉民族复兴之路。

王夫之的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多达百余种。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研读《资治通鉴》，以史鉴今，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代的治乱兴衰、人物的成败得失多方面进行评论。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贤”。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思想，王夫之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世益降，物益备”，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以后郡县制“垂二千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辩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秦始皇出于“私天下”的主观动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相契合，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特识”（梁启超语）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列举，给人以启发和思考。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作者对历代采取的一些制度措施多有批判，其认识还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

《读通鉴论》一书可选读中华书局1975年印行的单行本。以后历年的重印本很多，很容易找到。还可选读岳麓书社的《船山全书》本。推荐2011年修订版及单行本。此书进一步核校订正，并增补了二十二卷唐玄宗第六论脱文378字，是目前《读通鉴论》一书最完整的版本。还为各卷帝王目录下所论内容加以标题，方便了检索和阅读。

另外，中华书局2013年印行了中华国学文库简体字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发行了文白对照全译读通鉴论，《资治通鉴之通鉴》。其原文采用了中华书局75年本影印本。

阅读《读通鉴论》需要对中国古代史知识有一定的储备。此外，阅读时，可以参照阅读《资治通鉴》，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读相关的史书，帮助理解所论内容。

《四书集注》

导读作者／牟钟鉴

作者简介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出生地在福建南剑州（今南平），生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一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官至宝文阁待制。为官9年，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绍兴三十年（1110年），拜程颐三传弟子李侗为师。淳熙二年（1175年）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相会于信州铅山鹅湖寺，讲论朱陆异同，史称“鹅湖之会”。淳熙五年，建白鹿洞书院，立学规。晚年反对权臣韩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列为“逆党”。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太极图说解》《周易参同契注》《通书解》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问答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成《朱子全书》，是其《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学者须由此入门，“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才能“闻大道之要”。朱子还作了补传，强调即物穷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道统之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传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子思作《中庸》，“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朱子注“忠恕”曰：“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乃千古不移之论。朱子在《读〈论语〉〈孟子〉法》中引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说出了道学家追求的精神境界。朱子在《孟子序说》中引韩愈的道统说和敬崇孟子之言曰：“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借助于对“四书”文本的创新性解读，表述了他的主要理学思想，如理本论和理气说，理一分殊论，心统性情论与十六字心传，天理人欲论，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论，仁乃生意论等。朱熹的理学后来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学，得到政治集团大力推崇，使得汉代以来形成的“三纲五常”以理论形态获得进一步巩固，它一方面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风气的建设；另一方面理学内在的“存天理灭人欲”和突出“三纲”、淡化“五常”的缺陷，被专制政治所利用、所膨胀，遂出现“远人情以论天理”，乃至“以理杀人”的负面效应，于是有阳明心字和反理学思潮兴起，给予补正和批判。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当代读者可用中华书局1983年编辑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有新式标点，便于阅读。当代学者钱穆著有《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对于朱熹思想资料有分类整理，是很好的参考书。

《传习录》

导读作者／牟钟鉴

作者简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并创办阳明书院，自号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他28岁登进士第，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官职，受封新建伯。其心学以“龙场悟道”为契机而有大觉解，遂自成一家；其事功以平定朱宸濠叛乱为大业绩，于是成为儒学史上兼“内圣”（创发孔孟圣学）和“外王”（实践治国安邦）而成就卓著的罕有大才。他继承和发挥南宋陆九渊的道学思想，形成与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相对立的陆王心学学派，达到理论上新的高峰。

《传习录》所阐述的阳明心学要点如下。

（1）心即理。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而理主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伦理。《传习录上》曰：“爱（徐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阳明的“心即理”，不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把客观事理归结为主观心识，而是在伦理学意义上把道德行为归结为主体心意。

（2）知行合一。《传习录下》曰：“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答顾东桥书》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此说针砭两种时弊：一是动机不纯；二是有言无行，有极大警世作用，成为后世名言，沿用至今。

（3）致良知。良知说来于孟子，《传习录中》曰：“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而致良知包括扩充良知，《传习录下》曰：“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又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致良知也包括推致良知于事物，《传习录中》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阳明晚年把致良知学说归纳为“四句教”，《传习录》载他与学生钱德洪、王汝中“天泉证道”：“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4）万物一体之仁。《传习录．答聂文蔚书》曰：“盖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这一思想在《大学问》中有精彩表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恤之心焉，是其仁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总括起来，阳明心学的主旨就是追求人的生命主体的自尊无畏、超脱自得、真挚活泼、廓然大公，使生命不受外在功利、教条的约束，从而得到优化和提升，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成为后来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精神动力。当然阳明心学有重心轻物的偏向，其末流忽视读书达礼、居敬涵养、格物穷理，导致目无道统、自我张狂。阳明心学曾传播到东亚，在日本和韩国有重要影响，与朱子理学同为东亚儒学圈的一条文化纽带。

《传习录》连同《大学问》收入明代隆庆年间谢廷杰编定的《王文成公全书》。当代学者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年于民雄作《传习录全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夷待访录》

导读作者／牟钟鉴

作者简介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学界称其为黎洲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崇祯即位，19岁的黄宗羲入京为父讼冤。事师刘宗周，成为复社领袖。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黄宗羲组织世忠营，英勇抗清，兵败流亡各地，晚年回居家乡，兴办证人书院，潜心学术与讲学，开创浙东学派。其主要著作有：《留书》《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宗羲全集》共十二册，《明夷待访录》收入第一册。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清康熙二年（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名，其爻辞有：“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不言”，“箕子之明夷”。箕子被商纣王囚禁，武王灭纣后，箕子获释。“明夷”是比喻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明主来访顾启用。黄氏在《题辞》中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书也？”该书有《原君》《原臣》《原法》等篇，还讲到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官等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原君》尖锐批判君主专制，指出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把天下当成私产，“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造成无尽的灾难，“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原臣》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法》指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以下“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应当有“公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如：设置宰相掌政务以分疏君权，建立学校议政以制约中央，实行计口授田以解除民困，用奖励“绝学”（科技）来取代旧式科举，发展工商业以促进民富，实行征兵以充实军备。顾炎武读《明夷待访录》后写信给黄宗羲，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代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十章中说：“黄宗羲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有三大支柱，一个是君；一个是相；一个是学校。这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君主立宪制的一个雏形。”此书于清乾隆时遭到查禁，于清末才重见天日。

《明夷待访录》有单行本（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阅读比较方便。

《天下郡国利病书》

导读作者／汪晖

作者简介

顾炎武，明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原名绛，字忠清、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亭林先生。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去世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金石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并称“归奇顾怪”。崇祯末乡试落第后，绝意仕进，留心经世之学。明亡后，参加抗清行动。曾七谒孝陵（明太祖陵），六谒思陵（崇祯帝陵）。面对康熙帝和清朝新贵的多方罗致，他曾多次以死抗争。晚年卜居陕西华阴。炎武虽绝意仕进，却将经世之才在生产经营上小试，累致千金，少有匮乏之日，在明遗民中不多见。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原边疆，在病中仍无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体现出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他倡导“经学即理学”，反对脱离六经而空谈性理之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试图以实学挽救明末空疏的风气，重视礼学、音韵学，开清学之先声。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全书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共有北直隶备录、苏州备录、苏松备录、常镇备录、江宁庐州安庆备录、凤宁徽备录、淮南备录、淮徐备录、扬州府备录、河南备录、山东备录、山西备录、陕西备录、四川备录、浙江备录、江西备录、湖广备录、福建备录、广东备录、广西备录、云南贵州备录、云南贵州交趾备录、交趾西南夷备录、九边四夷备录等部分。每一部分都对该区域疆域、形势、风俗、物产以及这一地区全国性的事业（如在涉及北直隶时重点论述了建都问题，在山东部分对漕运、海运利弊进行了分析）等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汇总、分析，尤其注重古今对比。由于顾炎武对地理和历史十分娴熟，书中收录了或散佚、或不多见的史料，可补足相关史料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顾炎武对周秦以来封建、郡县之争的一个思考。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他认为在郡县制下，遇有内乱或外敌入侵，他主张通过下放权力和地方官的长治久任以重新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以便国家长治久安。他之所以剖析天下郡国利病，对地方治理给予浓墨重彩的关注，乃至于编修《天下郡国利病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一思想的体现。

该书还有着边疆乃至周边的意识，若干判断直到清末仍受重视。将观察的视角深入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兼收了边疆少数民族情况如历史、地势、习俗、物产、兵戎、土司设置等内容，记述了他们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情况。对于朝鲜、安南、占城国、真腊国、爪哇国、泰国、缅甸、日本、琉球以及西方的佛郎机（葡萄牙）等地形势、风俗、物产、交通情况也有所反映。

后世李光地、钱大昕、戴震、孙星衍、洪亮吉、包世臣、魏源、左宗棠、陈、张之洞等人对该书都有积极评价。《四书总目提要》也认为“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并对晚清边疆史地名著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寰志略》以及梁廷楠的《粤海关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读法，可以一章一章地阅读，也可以按照区域分开阅读。要注意散见于全书中的同类问题（如建都、漕运、兵防、水利等）或相近区域（如同一地理单元或相似文化背景等），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以求获得一个宏观、深入的理解。同时可以结合作者其他作品如《日知录》中相关章节和《郡县论》等论文阅读，以更好地把握作者思想与用意。此外，可以配合顾炎武另一本地理之书《肇域志》以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洪亮吉的《乾隆府厅州县志》进行阅读，以更全面地把握相关问题。另外，相对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当下形势以及民俗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于书中的部分论断，要用历史的眼光并结合今天的新情况重新审视。

《天下郡国利病书》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抄本有濂溪堂抄本、萃古斋抄本、树萱堂抄本、二余轩抄本、乌丝栏抄本等。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出现了第一个刊本，即敷文阁本（四川龙氏聚珍版本）。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原稿影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中，即涵芬楼影印本。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四库善本丛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皆以此为据。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炎武全集》，其中收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涵芬楼影印本为基础，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了整理校勘。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精义，从中可以看出清代文字狱政策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

《天演论》

导读作者／汪晖 邓欢娜

作者简介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又陵，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与教育家。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式教育，少年家境败落，因此放弃科举仕宦之途，考取当时的新式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并于1877年由清政府遣派至英国深造。三年后归国，掌教北洋海师学堂长达二十年。然而，使严复声名大噪且深刻影响了近代历史的却是他的思想活动。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颇为注意观察西方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状况，回国后更是潜心研读西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严复带来极大震动，他开始积极宣传变法、译书述作、传播西学。严复后来担任北大第一任校长。

严复常被视为西学启蒙的第一人，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托译以表达政治观点。他的诸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作为一位生物学家，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但此书的核心观点却是，不应当把优胜劣汰的宇宙进化原理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而应该以伦理来限制社会内部的生存斗争，同非正义的宇宙过程进行斗争。

在自序中，严复如此自述翻译《天演论》的动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斯宾塞是略早于达尔文的英国社会学家，他的观点与赫胥黎恰好相反，认为进化论也可以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其结构存在日益分化和复杂化的倾向，不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和细胞与生物体的关系十分不同，个体的动机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本身又是个体谋求幸福的工具。因此，斯宾塞赞成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严复欣赏赫胥黎对人类事功的强调，而欲以此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弊。

然而，在严复诸多按语之中，多有引述斯宾塞以批驳赫胥黎之语。严复更认同斯宾塞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立场。赫胥黎区分了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但终究也承认，“严格说来，伦理过程是宇宙过程的一部分”，道德伦理并非毫无自然根基。严复正确地领悟到了赫胥黎的未尽之意。他独创“天演”这一名词以对译“进化”，“天”兼具自然论与道德论色彩，因此，“天演”概念绝不同于纯生物学意义的“进化”概念。事实上，无论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政治社会中，严复都强烈拒绝强权公理，强调互相尊重与互不侵扰的原则；尊天演而行不排斥人类自身的道德努力。

严复在赫胥黎和斯宾塞那里共同领悟到的，莫过于“自强保种之事”。对于严复来说，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是列强环伺、殖民日兴的国际环境中“保群自存”。这是一种另类的生存斗争，目的是在实现自强的同时反对殖民的逻辑。可以说，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天演论》既是对危机的警示，也是一种充满激励的号召。

通过《天演论》，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传统思想逐渐向现代过渡，同时为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铺垫了思想背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简要地理解这种影响。

第一，进化论提出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一系列挫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关于“进化”的思想挑战了中华文明优越的观念，颠转了中西进步与落后的位置。从此，知识分子走向不断反思乃至批判中国传统的道路。

第二，进化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步史观。进步史观坚信历史的发展最终能达至真美善的终极目标。求新、求变取代了好古，旧价值遭到贬抑，新事物得到提倡；传统的、中国的是为腐旧与落后，现代的、西方的是为崭新与进步。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长久地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思辨与实践。

严复译著使用文言文，且言语古雅、典故繁多，阅读相对困难，商务出版社“严译名著丛刊”收入的《天演论》（1981年）附有编者所加的译名对照与名物解说，对阅读者甚有裨益。《进化论与伦理学》可参考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今译，将今译本与严译本逐节对照阅读，一方面可以减轻阅读难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领会两种译文的不同风格以及严复译本传达的强烈时代感。

《大同书》

导读作者／汪晖

作者简介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天游化人等。中国近代重要的改革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年轻时有经营天下之志，遍读中国群书，后来又渐收西书。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有弟子梁启超等。1895年在京应试期间，联合千余举人上书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此后创设强学会等组织，推动变革。1898年，参与领导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此后流亡海外十余年，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三十多个国家，1913年归国。流亡后不久，他便明确反对“反满革命运动”，主张君主立宪制。1917年，康有为参与迅速破产的“张勋复辟”，也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批判对象。

康有为致力于从思想上系统地回应西方列强从中国周边逐渐侵入中心地带、中国从千年帝制向共和制转变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他重新阐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希望以此为核心，让孔子之道在民主时代仍然能够成为世界与中国的指导性思想，将晚清今文经学推进到终结性阶段。同时，他结合广泛的游历与阅读，一方面试图建构具有普遍性的大同思想体系；一方面主张中国在当时不能进入共和民主阶段，应实行虚君共和制。他的思想对整个20世纪和今天都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

成书过程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过程有多种说法，也是康有为研究领域的重要研讨议题。康有为在生前并没有公开印行《大同书》全书，只是在1913年《不忍》杂志上发表过甲部和乙部。在他逝世8年之后的1935年，弟子钱定安整理全书十部，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自己曾多次指出，《大同书》写于1884年。但许多学者认为，康有为在此书成书年代问题上有“作伪”的嫌疑，例如《大同书》中提及的一些事件发生在1884年之后。不过，《大同书》的部分基本思想，在1884年前后已经形成。比较稳妥的看法是，从1884年起直到1913年，《大同书》的部分手稿得以发表，直至更晚时期，康有为都一直在扩充、修改、增补、甚至部分地重写《大同书》。（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第三节的分析）

从康有为思想发展过程中两条相关联的问题线索，可以大略把握《大同书》的成书过程：一是试图建立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以太平大同作为核心议题；二是重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视此为孔子之道“范围万世”与孔子作为“全球教主”的基础。

根据康有为的回忆，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从广州返乡避战火，思路大开，构想“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我史》，1899年）。体现这一构建全球公理之学思路的早期作品，包括被视为《大同书》雏形的《实理公法全书》（约1888年前）。这一阶段较少论及“大同”。

与此同时，康有为对中国两千年来之学有深入反思，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太平大同之义在甲午战争前后才成为他的核心议题。大约1893年之前的主要议题是，两千年来之学遗忘了先王和孔子有关“敷教于民”和“上下之通”的精义。1893年之后，主要议题转变为遗忘了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代表作品包括《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等。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太平大同之义是孔子之道在民主时代仍然具有普遍性的基础。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1901年）中提及，“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二段”，并比较详细地陈述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纲领。康有为在重新阐释孔子的太平大同之义的同时，也在继续推进构建全球公理之学的工作，到戊戌变法前后，已经明确地以大同为中心建构全球公理之学。

1902年，康有为对《大同书》手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总体来看，一方面，康有为将孔子视为全球公理之学的最佳代言者；另一方面，《大同书》并非以阐释孔子之义作为展开论述的主要框架，而是以“康子自道”的方式，以近代西方形成的知识框架为基础，以孔子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义综合全球知识包括历史分析。康有为在生前未刊布《大同书》全文，也有维护作为“全球教主”的孔子形象、维护孔教运动的考虑。

此后康有为对《大同书》继续有所修订，直到晚年。由于成书过程漫长，《大同书》有多种稿本。目前已发现的稿本，包括1956年古籍出版社（北京）据以校订的康氏家族藏抄本，以及现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的手稿八卷，后者与前者有较多出入。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以八卷手稿为基础，标注了此一稿本与其他稿本及印本的区别。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的“康子自道”以“人之不忍之心”与人皆希望“去苦求乐”作为起点，从国家、阶层等级、种族、性别、家庭、经济产业、全球治理、万物众生平等、宗教等领域依次展开。这一结构包含有儒学的要素（例如“三世说”），但已经不是儒学所能完全涵盖，尤其是论述问题的领域划分，包含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发展出来的一套知识框架。在每一个分论题的论述中，康有为把中国史、全球史、经学阐释、佛学思想与国外思想等整合在一起。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康有为所要经营的“天下”，不再是“中国”的别称，而是整个世界。

康有为先在“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中对“众苦”做了平面分类，列举了诸种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随后从乙部到庚部在分主题批判的基础上论述如何去苦求乐，渐进大同。最后从辛部到癸部总括性地描述了大同世的状况。

“乙部 去国界合大地”批判有国之害，提出国家之间通过联邦制方式整合，建立大一统的全球公议政府，以东西、南北各百度划分区域，实行自治。“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与“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批判阶级、民族、国家与种族的等级差别，同时又将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变成对种族主义前提的确认。“戊部 去形界保独立”谴责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己部 去家界为天民”批判家族制度，主张实行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包括公养、公教、公恤制度等。“庚部 去产界公生业”批判私有财产制度，阐述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社会化，提出公农、公工、公商。

“辛部 去乱界治太平”在前面分主题论述基础上，系统概述了大同世的世界治理，包括以度为界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全地球大同公政府，以及交通、奖惩和教化等。“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认为大同之世技术发展，会有替代性食物，人类可以戒杀鸟兽。“癸部去苦界至极乐”描绘了大同世“九界既去”“诸苦尽除”之后的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

《大同书》用骈散结合的文言文写成，但整体上比较浅近，阅读难度中等。

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大同书》的编校比较粗疏。在此基础上，章锡琛、周振甫根据康氏家族藏抄本做了校点，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大同书》有多种，大多以前述版本为基础。其中，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大同书》（邝柏林选注）有简要注释，有助于读者理解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康有为大同论二种》（朱维铮编校，中西书局2012年重印出版），收入了《实理公法全书》与《大同书》，编排质量较高。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的八卷《大同书》手稿。《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收《大同书》为这些手稿加了标点，并详细列明了它与上海中华书局本、《不忍》杂志刊登部分之间的差异，这一版本有助于深入理解此书。

可以参照阅读康有为早期的《实理公法全书》与晚期的《诸天讲》。如果说《大同书》是有关地球秩序的“外篇”，那么《诸天讲》是有关宇宙秩序的“内篇”。

《大同书》对资本主义逻辑做了系统性的反思和批判，试图重新规划世界关系，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影响。可阅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了解他为什么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相关研究可阅读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版）第七章“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

《清代学术概论》

导读作者／张勇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中国之新民、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早年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与其师康有为合称“康梁”，为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君主立宪的政治活动。民国初年，曾先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其间，曾发起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护国运动。五四运动前后，退出政界，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曾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在晚清民初曾先后创办并主持《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等报刊多种，执一时舆论之牛耳，其影响广大深远。著述甚多，辑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考证学）视为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的秦以后四大“时代思潮”之一。认为清代“思潮”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绝相类似，“以复古为解放”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术内容虽繁多，但“带有时代运动特色者”不过两大潮流：前半期为“考证学”，后半期为“今文学”。考证学又称清学的“正统派”，由清初顾炎武等为开山，至乾嘉时期达至鼎盛，形成分别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二派虽各有特点，却共同遵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根本治学方法，其研究范围则以经学为中心。今文学兴起于嘉道时期，至光绪年间汇为巨澜，其代表人物即康有为、梁启超。今文学重翻经学史上“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的公案，其用心则在“经世致用”，以应对道光以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局；故虽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毛病，却以其对数千年经典的勇猛怀疑和批判，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有助于域外新思想传入的巨大作用。

《清代学术概论》于考证学强调其“科学方法”，于“今文学”则充分肯定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与同时代的同类著作相比，其独到之处，则在对“今文学”的叙述。尤其是梁启超以亲历者身份并标榜“超然客观”的忠实态度，来叙述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历史，不仅生动亲切，更增几分可信，因而对后世有更多的影响。但就实际而言，作为亲历者“回忆”通常所具有的缺陷（夸饰、片面等），梁启超也难以避免，这是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清代学术概论》为初学者了解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知识（基本背景和概念，主要线索和内容）提供了方便，但它又是梁启超退出政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后的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其中或曲折或直接地表达了他及其一派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和主张，这也是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清代学术概论》篇幅不多，应当通读；且因其偏重议论、史实简略，可以适当扩展阅读，以丰富相关知识；也可以阅读一些同类著述，以资比较。前者，可读梁启超的另一本清学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者，则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近代汉学变迁论》、皮锡瑞《经学历史》（清代部分）等经典著述也都是，且简约易读，可供选择。

《清代学术概论》版本很多。较好的当属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该版本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出，便于比较阅读；中华书局又有朱维铮校注的《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也可选择。就初学者来说，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中有《清代学术概论》的朱维铮导读本，对于了解《概论》的背景及相关知识，颇有助益，是一较好的读本。就扩展阅读而言，有关该书的最近讨论，还可参看张勇《偶然的背后：试说梁任公著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

《中国哲学简史》

导读作者／陈来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年），著名哲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书，他的名字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曾用“三史论今古”来概括其学术贡献，“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公元1933年）、《中国哲学简史》（公元1948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七册（1980—199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著作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性”之作。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他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形成之后，冯友兰写下《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这本书是为美国人学习中国哲学提供的一个比较简明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本，但也适合普通的中国读者阅读。这部书虽不太长，但正如冯友兰所说，“并非姓名学派之清单，譬如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与此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相比，《简史》除了介绍中国哲学史的基本人物与发展外，也反映了作者关于“新理学”的一些思想，并对中国哲学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他认为人都有思想，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对人生有系统地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哲学中满足人对超乎现世的要求，在哲学中欣赏超道德的价值；哲学的功用就是按照一定的哲学去体验超道德的精神境界。他提出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即是一种超道德的精神境界；认为庄子所谓的“不知之知”不是原始的无知状态，而是经过了有知阶段以后，由精神的创造达致的一种境界等。

在《简史》中冯友兰进一步发展了他对中国哲学史的许多看法。如：他认为孟子是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一派，荀子是儒家现实主义的一派；今文学派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道家与法家代表了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他还提出，《易传》代表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的最后阶段，《易传》的“道”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很像西方哲学中“共相”的观念。在魏晋玄学中，他区分了主理派与主清派，前者如向郭；后者指魏晋风流，如竹林七贤。这些分析对后人解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简史》并非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它文笔轻畅、深入浅出、哲思敏睿，极富意蕴，是地道的大家手笔，可以说是冯友兰前期哲学史研究的力作，其内容之简明，尤适合于广大初学者。

推荐读阅涂又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的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涂先生翻译本书时，就住在冯先生家中，这使他得以随时跟冯先生请教，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同时，此版译文的文风也有意靠近冯先生的文字，得到了学界的一致称赞。

《国史大纲》

导读作者／张国刚

作者简介

钱穆，字宾四（1895—1990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后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成书过程

《国史大纲》一书撰写于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1938至1939年间，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扩大，钱穆先生由北京南下香港，再由香港北上广州，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后随校一路西迁，经过广西，借道越南，方至昆明。1938年4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而此时的中华民族，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当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梦家与钱穆先生关系很好，他劝说钱穆先生“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迫切需要计”写一部“教科书”。从大的背景来看，我们知道1938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程中，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武汉也危在旦夕，愁云笼罩中华大地，许多人都在犹疑，抗战究竟能不能胜利？中华民族会不会灭亡？就钱穆先生个人的经历而言，他少年时即受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等文章的影响，一直坚信“中国不会亡”。此时陈梦家的一番话，终于打动了钱穆先生，他决定撰写一本通史来回答“中国会不会亡”的问题。

自1938年5月他在蒙自开始撰写书稿，在艰苦动荡的境况下，一边坐火车去昆明给联大上课，一边在宜良奋笔疾书。到了1939年6月，基本完成了书稿。后几经周折，1940年6月，《国史大纲》终于印制于上海，在重庆国难版扉页上印有“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的字样。《国史大纲》出版后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部定大学用书”，风行全国，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抗日救亡的热情，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著名哲学与哲学史学家汤一介说：“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抗战之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1974年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第二次修订本，又多次重印（最新一次重印在2015年）。此书同时也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及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先生全集》中。

《国史大纲》正文共八编四十六章，近五十余万言。在正文之前，有《引论》和《书成自记》。

《国史大纲》第一页便是钱穆先生撰写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提的四条内容显然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严厉批评、甚至全盘否定的潮流所发，钱穆先生认为：如果一国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失却了温情与敬意，国家即使有所改进，那也只是相当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其自身的文化并没有转变与发皇，而是萎缩与消灭了。

《引论》长达64页，完整地阐述了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一书背后的想法。钱穆先生首先强调了“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以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从清末以来，整个思想界弥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的空气，在此情况下撰写新的通史必须满足“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我们不是不应该学习西方，而是不能因而就完全否定甚至抛弃中国的一切传统。实际上，中、西社会历史演化路径和民族文化精神都存在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不能强用来自西方社会历史的概念硬套中国的社会历史。这篇《引论》由浅入深、由点到面、一气呵成、雄辩有力，在报纸上先行刊出后被学界广泛赞扬，更被陈寅恪先生称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

正文共七编四十八章，时间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清末。但钱穆先生在撰写时并不是平均用力，具体而言：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在不同的时代，钱穆先生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言，“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正文每章节的标题均明显点出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如：第六章《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到王莽）》、第九章《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第十八章《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第二十三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第三十二章《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等，显出钱穆先生往往能够以简洁的语言描述出不同时代最突出的特点。

钱穆先生常以通贯性的眼光，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提出有许多启发性的论断，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连续论述了《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自唐至明之社会）》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为了现实“大纲”的特色，此书正文用大号字处理纲要性内容，而用小号字对这种纲要性内容作进一步解说细节、补充史实。

《国史大纲》在市面上所见的基本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即繁体竖排并且夹有小注，对于没有读过古籍的学生可能有点难度，不妨先仔细反复地阅读《引论》《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自唐至明之社会）》（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章）这两部分，然后再进一步阅读其他章节。此外在阅读时还可以参阅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等由演讲稿改编而成的浅显易懂的著作来帮助理解。

钱穆先生善于讲课，口才极佳，非常吸引学生。他写文章亦复如是，不做高深语，平易近人。特别是《国史大纲》倾注了他炽烈的爱国之情，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对我民族国家深沉的热爱，用词遣句感染力极强，让人读后感到“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然而钱穆先生也曾对余英时说过，《国史大纲》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余英时多看其他类似的著作。所以同学们在阅读《国史大纲》时也要多多思考，多参看其他通史类著作，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等。

《青铜时代》

导读作者／李学勤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年），字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即以诗人闻名，随后献身革命，参加北伐。“四一二”政变后，被迫流亡日本，潜心先秦古史与甲骨、金文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方面职务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及该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郭沫若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又是文学家，著作等身，人民出版社所印《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有38卷之多。

由《青铜时代》这部书，可以看到郭沫若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理论研究与历史实际的结合。郭沫若的研究方法与胡适一派的“整理国故”不同，他说：“‘整理’的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要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后来的工作，如在《青铜时代》中所见，尽管不再明说，实际都是他所讲的“批判”精神的贯彻，具有理论研究的高度。

其次，是历史研究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结合。郭沫若接续并发展了王国维的学术传统，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在日本期间先后纂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书，在学科建设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读《青铜时代》，不难知道他是怎样把这些方面的创新成果，尽可能地引用到古史的探索中去的。

最后，是社会史研究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结合。郭沫若的《青铜时代》所收各文，大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商代、西周以至春秋、战国的思想潮流，放到社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剖析考察。特别是对老子、孔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百家的种种学说，做出了独到的研究分析。又如关于稷下宋、尹文遗著的发现，关于《老子》成书与环渊的关系，关于秦楚之际儒家学者的抉发等，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郭沫若的《青铜时代》首版于1945年由文治出版社出版，此后1946年群益出版社、1954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科学出版社等进行了再版，以上均为繁体竖版。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横版出版，比较适于青年大学生阅读。

这里还必须提到，郭沫若在编纂《青铜时代》的同时，还另编有一部《十批判书》作为姊妹篇，其中涉及学术思想史的内容更多。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青铜时代》“偏于考证”，《十批判书》“偏于批评”，两书合读，更能体现郭沫若治学的特色。

《中国建筑史》

导读作者／秦佑国

作者简介

梁思成（1901—1972年），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15—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1927年获硕士学位，后去哈佛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28年回国后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当选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宗师。由他主导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结合了现代田野调查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方法，确立了中国建筑作为一个持久而独立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建筑历史中的地位。

成书过程

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历经十余年，遍历200多个县，对两千余处古建筑做了现场调查和测绘。抗日战争末期在四川李庄，梁思成基于调查测绘资料和前期的文献与理论研究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并完成了《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的英文文稿。

1932年在北京结识了梁思成夫妇的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得很疲倦。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中国建筑史》1944年写成，直到1954年4月以《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旧稿》作为课程讲义付印，油印了50本，只是文字，没有插图，并删去了第八章“结尾 清末及民国以后之建筑”。1955年2月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中国建筑史 清华大学梁思成编》（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发行，依旧是油印本，没有图片，没有第八章。正是这一年，全国范围发起反对建筑界“复古主义”“大屋顶”的运动，梁思成首当其冲受到批判。随后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直到“文革”结束，这本书一直未能出版，而梁先生已于1972年逝世。

1980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着手编辑《梁思成文集》，其中第三卷包括《中国建筑史》，1985年3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文中有插图197张，这是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一次正式刊印出版，40年过去了。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2005年，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0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于2011年皆出版了《中国建筑史》的单行本。

1987年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助手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迄今为止清华大学唯一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建筑史》开头即道出建筑的目的及其影响因素：“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其活动乃赓续的依其时其地之气候，物产材料之供给；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更同其时代之艺文，技巧，知识发明之进退。”并指出建筑的“嬗替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

绪论第一节“中国建筑之特征”说“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长，散布区域辽阔”。“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并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梁思成先生提出的“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对中国建筑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意义。正是从这两个因素，梁先生论述了中国建筑的特征。

“结构取法及发展”有四点：“以木材为主要构件”“架构制（Framing Structure）之结构原则”“斗拱为结构之关键”“外部轮廓之特异”（迥异于他系建筑，自身风格之特素，优美、富有吸引力）；“环境思想方面”也有四点：“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建筑活动受道德观念之制裁”“着重布置之规制”“建筑之术，师徒相授，不重书籍”。

绪论第二节提出中国建筑的历史分期：上古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清时期、民国时期。

绪论第三节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两部术书——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作了介绍。“我国关于营造之术书极少，宋清两朝各刊官书一部，为研究我国建筑技术方面极重要资料。”并以两图表示宋、清两朝木构架做法样式。

在随后各章中，按历史分期讲述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针对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先从文献综述上对该时期的建筑活动，结合该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作“大略”和“梗概”的总体描述。接着便对这一时期的“实物”遗存，配以营造学社现场拍摄的照片和测量绘制的图纸，进行实例剖析和研究。最后是该时期“建筑特征之分析”，从“建筑类型”和“细节分析”两个方面总结出这一时期建筑的共同特征以及地区差异，又对不同历史时期作纵向比较，分析建筑形制和工法的发展演变。

这本书完稿于1944年，以文言文写成，又是一本学术性著作，现在一般读者阅读有一定的难度。

1980年代以后有多家出版社出版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相较之下以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发行的版式较好。当然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第四卷中收录的《中国建筑史》版本更好，文字中的“公尺”未改成“米”，数字用中文写出（如公元一八六〇年），未改成阿拉伯数字（公元1860年），和文字的语境相符。其他的版本都改写了。

因为中国建筑是木结构，难以耐久，加之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常毁坏前朝的宫室建筑，并因为北魏、北周和唐朝三个皇帝的“三武灭佛”毁坏寺院，所以中国没有很古的建筑遗存，只有考古发掘的被掩埋的遗址和一些汉代的石构（石阙、崖墓等）。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公元782年唐朝中期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1953年发现）

可以配合阅读《A PICTOR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像中国建筑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1984年出版，199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汉英双语本，2011年三联书店也出版了该书。

还可阅读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一书的中文译本，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最后附一张梁思成先生《中国建筑史》手稿的扫描图。从中可以看到他极端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敬业求精的学术精神。

《乡土中国》

导读作者／王天夫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早年考入燕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1936年，负笈英伦，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名扬世界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1938年，费孝通回国加入云南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1952年学科调整后，调入中央民族大学。1979年后，费孝通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任职与任教，以70岁高龄领导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费孝通一生抱定“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他的学术人生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及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紧密相连。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想要回答，“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此尝试中，费孝通在对中国社会深入考察基础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洞察力与分析能力，针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征，总结与提炼了一系列简洁精到的概念与术语，精巧地钩织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肌理体系。费孝通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社会，描绘出了不为当时外来的社会学、人类学所了解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是社会学本土理论化的最杰出成就。

《乡土中国》全书共有14篇短文，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5个部分。第一篇“乡土本色”总论全书，概述了何为“乡土”，即中国农村社会植根于乡土：以农业土地耕种为业，在乡村聚集而居，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重定居轻迁徙、熟人社会、地域隔离、稳定保守等“地方性”特征。第二部分关于文字的两篇文章着重讨论了乡村的知识体系。乡土知识并不是由来源于庙堂的文字记录传播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知识的权威难以体现，而生活习惯习俗才是推动乡土社会运转的力量。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的第三部分可能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费孝通简明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整个社会则是由己及人、由己及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其余的一切道德伦常（包括男女感情）均涵盖在此关系结构之中。接下来的四篇文章构成讨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第四部分。中国乡土社会的治理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宗法礼治”，既有别于外来国家权力强加的“法治”，也有别于依靠社会舆论压力的道德约束，是个人在长期的传统教化中习得的自然而然的、从内心向外的行为规范。显然，乡土社会的上述特征都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稳定与有序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社会变迁较为缓慢。这也是最后三篇文章作为第五部分讨论的主题。

《乡土中国》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必读经典，其中的分析与洞见至今仍然无可超越。在阅读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费孝通在书中的“后记”与“重刊序言”中，强调了“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自注：pattern或configuration）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中理解社会。二是，《乡土中国》并不是一项“调查报告”，也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写”，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三是，《乡土中国》提炼出了认识现象的“观念中的概念（Ideal Type）”，“既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这些概念来源于现实中普遍性的提炼，也应当回归现实中不断核实。

《乡土中国》有多种版本，如2005年北京出版社、2013年中华书局的版本，还有201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版本，对于《乡土中国》的深度阅读，可进一步拓展到《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生育制度》以及《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导读作者／李正风、郭嘉

作者简介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1900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李约瑟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对中国文明与科学的研究。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浩瀚的史料和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对消除西方中心论和促进现当代中西文化交流有深远影响。李约瑟关于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曾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99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李约瑟亲授勋爵，中国政府和学界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分为导言、儒家与儒学、道家与道教、墨家与名家、法家、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六个章节。

作者认为儒家与儒学思想对科学的发展存在相互矛盾的倾向，重理智、反迷信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但对人类社会过分集中的兴趣则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作者认为这也是在历史上理智主义反不如神秘主义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一个案例。比较而言，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认为道家对于自然的猜想与洞察，是中国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在作者看来，中国道家关于自然的玄思洞识，可以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希腊思想匹敌。作者进而分析了墨家、名家与法家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对中国的阴阳家给予有特色的解读，认为它是很重要的自然主义学派，不仅发展出有机的自然主义哲学，而且提出了赋予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明显特征的基本理论。此外，作者对中国古代怀疑派理性主义传统（以汉代王充为主要代表）的分析也很值得关注。

李约瑟在正文之前的“作者小引”可以为阅读本书提供借鉴，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古代科学的差异的重要认识。作者认为，要把握古代与中世纪的中国科学思想较之古代希腊与中世纪欧洲的科学思想究竟有何差异，就要了解中国自然主义中极端有机的与非机械的性质。此类思想最初发现于公元前4世纪时的道家、墨家、以及阴阳学派的自然哲学家，后来完成中国中世纪的世界观的体系与定式。在李约瑟看来，中国自然哲学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幸免陷于欧洲有神论的与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的持续对立和争辩之中。

作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的洞察，也非常值得思考。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具有观察自然兴趣和实验态度的道家与主张理性主义的名家、儒家、法家之间不能很好地结合。何以如此？这种现象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何种后果？值得结合“李约瑟问题”进一步探究。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的重要特点是以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从科学与文明的视角看待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这种内在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意义及其局限打开新的空间，提供新的思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这个特点。同时，该书的探讨也与作者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有密切联系，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曾经取得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之后中国的科学明显落后于西方，这何以会发生？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结合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思考。

该书系《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被翻译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系列著作的第二卷。独立出版的中文译本由陈立夫等人翻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别在1990年、1999年、2006年出版了不同的版次）。李约瑟关于中国文明与科学方面的著述颇多，读者可结合李约瑟其他相关著作阅读。

《美的历程》

导读作者／李睦

作者简介

李泽厚，哲学家，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世纪新梦》《己卯五说》等。

“美的历程”恍若一部影像，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璀璨的文艺巅峰与文化图景，渐次展现。这是一条属于民族心灵的美学走廊，流连于各时期、各类型的艺术场域，充满着灵动与思辨、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图腾。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艺术归位于时代土壤与美学观念，逐一镶嵌在先人文字、图像、器乐的指间。

全书十章，犹如十份情感，置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每一篇章呈现一个时代的艺术盛宴。事实上，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通览，其重点也不在于作品的赏析，而是以先民的美学观念，把属于艺术的、审美的与整个的文明历史进程相依凭，把代表每一时期闪光的“风物”，像珍珠般串接在一起，揭示出各种社会语境下生活之于审美和艺术的表征，将古典中国的文艺演进概括性地安放在神龛之上：

龙飞凤舞

青铜饕餮

先秦理性精神

楚汉浪漫主义

魏晋风度

佛陀世容

盛唐之音

韵外之致

宋元山水意境

明清文艺思潮

作为一个民族精神与心灵的外化、表现和寄托，美和艺术便是我们具体而实在的痕迹，在看似一片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历史幽深之处，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和逻辑，无论是魏晋“士人”的风度，还是明清之际“市民”的狂欢，文化的历史自有的显现出一种心理积淀和经验轨迹，而“美”就像精灵般降临在“人的自觉”后的世界。

《美的历程》不是对历史整体的描述，恰恰在于廓清属于“美”的内在逻辑，从历史的片断与时空的遮蔽中拈出，置于当下，使之变得清晰、生动，重新感受历史与美的温度。

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书的结尾处那一行“俱往矣。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美的历程，其实也是生命的历程。

《美的历程》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初版，多次再版重印，更有众多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在海外，也有英文、德文和韩文等多种译本问世。

这里推荐文物出版社的第一版，但作为经典美学著作，各个版本均可阅读，不失文本要旨。在按序通读的基础上，可根据文学、音乐和绘画的不同重点作深入的阅读，特别是要关注几个思想转变的重要关口处，如：魏晋、中唐、两宋和明中晚期等大变局时代。

与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相比，此作也似另一形式的中国美学史。如果说《中国美学史大纲》倾向于严谨、客观的梳理，那么，《美的历程》则更像心灵的书写。

另外，李泽厚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中国思想史系列，其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着力较深，可作为延伸阅读，有助于更深入地体验“美的历程”。体会了思想史的演进，也就更能够感受到书中各个闪光之处，“美”则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