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珲春与骆宾基的幼年与少年
骆宾基的出生地是吉林珲春。据《三国史记》和《新唐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7年（汉河平二年），今珲春市境内的温特赫部城就已是高句丽的栅城。唐渤海国强盛时期，在珲春温特赫部城设东京龙原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明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属的密拉卫、乌尔珲山卫、童宽山卫（今珲春通肯山）等，都设在珲春一带。
清初珲春属封禁区。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设珲春协领，这是有资料可查的珲春地名第一次在官方出现。珲春协领下设卡伦十五处，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次年始建协领衙门于浑蠢水（即今珲春河）之北，据《金史·世纪》载，有“珲春水与统门水合流即此”，并开始建城。1859年（清咸丰九年），珲春协领升为副都统衔协领。1881年（清光绪七年），增设珲春副都统，统辖延边大部分地区。首任副都统依克唐阿继续在珲春筑城，初在今靖和街东部（第一百货商店东——东关路一带），俗称“旧城”。同年设吉林边务督办、珲春招垦局，开放荒围。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前后在珲春相继建有副都统衙门、招垦总局、边务行营等军政机构。1909年（清宣统元年），设珲春厅，辖密江以东之地，治所仍在珲春城。添设吉林省东南路分巡兵备道，珲春厅抚民同知衙门与道台衙门同城。从此废除了吉林围场。实行移民驻军的实边政策，如招民垦荒、驻靖边军、置防俄炮台、修通道路、整设驿站，使珲春进入了重新开发时期。1913年（民国二年），珲春厅改为珲春县。
关于“珲春”之名，最早在《金史》中有“浑蠢”名，后来在《明史》中也出现了“浑蠢”一名，并说明“浑蠢”来自女真语，也就是后来的满语。在此后的诸多史料中“浑蠢”还写作“浑淖浑”“温车恨”“浑蠢浑”“弗出浑”“弗出”“训春”等，最后音译汉化为“珲春”。从“浑淖浑”到“珲春”，变化很大，但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满语音译时所用的汉字不同而造成的差异，珲春是其最后较稳定的译音。另据朝鲜《李朝实录》，称珲春为“训春”“后春”“下训春”，称哈达门一带为“上训春”，称珲春河为“训春河”。
据《珲春县志》和《珲春乡土志》记载：珲蠢金时称作浑蠢，为魏晋时“沃沮”二字的变音。凡勿吉、窝集、扶余皆此音之转。《明史》又载，珲春为满语“边地、边陲、边陬（zōu，隅，角落）、近边”之意。也有人说，珲春是满语“尾巴”的意思，表达河流的概念，可译为“江汊”“河汊子”。或意为“末端”“边陲”。还有人说，珲春是以水得名，满语意为“边远之城”。综合起来，珲春是满语大概无疑，可做三种意思理解：一、可当“尾巴”和“末梢”之意来讲；二、作为河流的概念可当作“汊子”“江汊”“河汊”来讲；三、由于珲春东部、东南部濒临大海，颇有天涯海角之感，故又可当作“边陲”来讲。虽然多数人同意珲春是满语，但其中有人认为是针对自然地理形态而言，有人却认为是由古代土著部落名演化而来的。
珲春群峦拱卫，濒临江海，是诸水流入江海的地方。正所谓“九河下梢”之地，这些情况适于满语的译解，且因其最早见于《金史》。据《珲春乡土志》（1935年）河流部分记载：红溪河又名珲春河、红旗河（旧作“浑蠢”、一作“乌春”），源于珲春东北通肯山。因红旗河，当时亦称珲春为“红旗街”。因而推测，金代以前，当地先民因地理形貌而取河名，始有珲春河；此后因河名而派生珲春政区名珲春协领；最后因珲春政区名而派生城区名（聚落名）。又有人说今天的珲春市城区最早叫“大八屯”，后因随珲春县名而改称“珲春镇”。
据吴振臣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著《宁古塔纪略》中载：“在宁古塔西南（应为东南）地名红旗街与高句丽接壤颇近海，今设官府，出海参为头等。”其所说的“红旗街”亦即珲春。另外，在民间有“珲春”是“浑（混）春”的转语之说。其说的根据是：因珲春近海，晨雾较多，尤其在春夏之交季节，晨雾蒙蒙缭绕，近午方消，故曰“珲春”。
按现代的说法，珲春，位于吉林省东端，靠近海参崴，面向日本、朝鲜和俄罗斯边境之间的三角地带。具体点讲，珲春地处吉林省东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南，处在东经130度3分21秒至130度18分33秒，北纬42度25分20秒至43度30分18秒之间。政区以珲春岭为界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哈桑区接壤，边境线全长二百四十六公里；西南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咸镜北道相邻，边境线全长一百三十九点五公里；北部以老爷岭为界与汪清县毗连，西北角与图们市相连，东北与黑龙江省东宁市相邻。珲春市位于图们江下游。与俄罗斯陆路接壤，与朝鲜临江相邻，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珲春独特地理位置的魅力所在，“雁鸣闻三国，虎啸惊三疆；花开香三邻，笑语传三邦”是对珲春的真实写照。由于珲春市处于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核心地带，也被称为“东北亚的金三角”。[1]
由于珲春地区具有江河、海洋、森林集于一身的独特地理风貌和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2]，这就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息、繁衍的条件。据史书记载：珲春“自古称为天府隩区，在部落时代酋长称雄，其民风气纯厚，恃射猎为生”，因而形成了“珲春居民风气纯厚，习俗朴素”[3]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与大自然同生共难中产生的倔强不屈、胸怀宽广、感情笃实、热爱生命、向往和平的民族性格。
自从清朝初年，此地被列为“封禁之地”后，“珲春一带渐渐变为荒凉之地，即鲜编氓、复懈政治，其疆界遂有暗昧不明之势。”[4]日本、沙俄连年不断的侵略和吞并，使聚居着汉、满、朝鲜、回族和一些日本、俄国及西欧人的珲春，随着对外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由地理位置上的几方交界的边地变为国际风云中极敏感的政治区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又不断发生中、日、朝几方的矛盾冲突，再加之各民族、各阶层内部的矛盾纠纷，所有这些又将珲春投入了纷纭复杂、一触即发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和阶级的多重矛盾旋涡之中。就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骆宾基在一个原籍山东的茶商家庭里出生了。
正如有论者所说，珲春这个小城是骆宾基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都是以此地为背景展开故事的。如《混沌初开》（又名《幼年》《少年》，是长篇自传体小说《姜步畏家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合集，1998年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边陲线上》《罪证》《乡亲——康天刚》《蓝色的图们江》等。
当骆宾基长到要上学的年龄时，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当然也就成为父母的希望。
然而，在骆宾基的教育以及将来要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上，骆宾基父母的意见经常有分歧。
母亲想叫骆宾基上新学堂，甚至求人帮忙，亲自托小学校长的关系。而父亲对这种说法持反对态度，骆宾基长大成人后去经商才是父亲的期望。他父亲还认为在新学堂里读不到“正经书”，还不如拜个师傅学点谋生的本事。
骆宾基就是这样在一父一母这两股势力的“较量”中，上了小学又退学，先后拜了几位塾师念古文，还和先生学过扶乩、瞧病、看风水等，后来上高小，直到毕业。
骆宾基六岁时的启蒙老师是韩三爷，他是清末的一名秀才，被称为“三秀才”，在当时的珲春他很受人尊敬。论长相他其貌不扬，是一位矮胖矮胖的老人。手里总是拿着根长长的乌木杆烟袋，手指甲有一两寸长。尽管他好像有一股威严，但却从来没用戒尺打过人，也没向学生发过脾气。骆宾基拜他为师的时间并不长。
七岁时，城里北区的祖师庙私塾，又引得骆宾基在那里读了一个寒假。上部《论语》读完后，来自胶东的塾师张海涛给小小的骆宾基很多称赞。他还告诉骆宾基的父亲，一定要供孩子好好读书，要上大学。在这私塾念了不久，大约八岁，骆宾基的母亲执意坚持并亲自促成了骆宾基来到东关县立第一小学读初小，直接入二年级做插班生，念至四年级毕业。
骆宾基在《幼年》中对在初级小学里的这段日子，有着多方面的描写和介绍。在作品中姜步畏的学校生活，姜步畏的喜怒哀乐，都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
初小四年级毕业后的三年时间里，骆宾基先后拜了几位塾师，一些作者本人的回忆也模糊不清了，似乎还在祖师庙的私塾里念过一段“四书”，具体情况已经不可考。1930年，在母亲的坚持之下，骆宾基又回到县立第一小学，插班高小一年级，当时他已经虚岁十四岁了，已经进入了他的少年时代。
就在他插班县立高小一年级后，学校聘请了一批刚从北平香山慈幼院毕业的新教员。骆宾基一年级的班主任是白全泰老师，二年级的班主任是本地的满族人郎光宇先生，两人都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爱国者。其中白全泰老师教语文，教他的时间也比较长，骆宾基在许多文章里都提到这位老师，可见这位老师在骆宾基心中的印象之深。这些新教员给这个地处边陲的小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骆宾基也就是在他们那里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珲春地理位置偏僻而遥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都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小城并没有多大的动静。也是因为这里偏僻而狭小，所以也没有更高级的学校。当时珲春最高学府大概也就是县立两级小学了。就像骆宾基在书中写的那样：在当时，“就是县邮局的信差，商埠地高等警察厅的警察，也都要在报考时交初级小学的毕业文凭，至于手抱三角旗‘大令’巡街的宪兵，都须有高级班的毕业资历，才能报考”。
有着进步思想的新教员在这个珲春的最高学府展现自己才华的同时，也为学生带来了民主进步的新思想。当时庆祝“双十节”的标语写着：“要革命，不要做官！”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救中国！救中国！”的歌，晚会上演出话剧《娜拉出走之后》……新老师不摆架子，不搞体罚，课后跟学生一同游戏，一同锻炼。到了星期天，还带学生去郊外写生……也正是从这时起，骆宾基才真正开始懂得更多的道理：什么是信任，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五四”“五卅”“宁汉分家”“中国共产党”……
可是就在他念高小二年级的时候，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学校也开始停课了。白全泰老师给学生们讲了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当时教室里死一样的寂静，有的人在低声啜泣。课后，一个朝鲜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这样的话：“这回你们跟我们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