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文坛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

李兆忠

十月的太湖，天高气爽，秋色宜人。坐落在太湖边上驰名中外的鼋头渚公园内的江苏省干部疗养院里，树木葱郁，桂香四溢，一派静谧，宛如世外桃源。

《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钟山》编辑部筹划已久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终于在这里召开了。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地点召开这样一个会，可是说是天时地利。这里远离闹市，没有喧哗，没有嘈杂。烟波浩渺的太湖，可以澄清人的心境；花香鸟语，可以舒展人的神经和思路。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时时从座谈会上感受到那种不平静的躁动，那种兴奋、痛苦、焦灼和彷徨。

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评论家和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近四十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钟山》主编刘坪、副主编徐兆淮、《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陈骏涛联合主持，会期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月十六日。

选择“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这样一个议题，对于当今纷纭繁杂的文坛来说，也许并不贴切，其中逻辑上的不周全也是一望而知的。这再一次证明了艺术创作本身的丰富复杂、不可分割的特性，也再一次证明了理论概括的某种先天性的局限与尴尬。这一切你可以从与会代表的发言中充分感受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就此可以放弃理论概括而驻足不前，关键在于批评家自身应当对于这项工作持有清醒的观念和态度，避免买椟还珠式的僵化和教条。事实上，理论概括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仅仅是认识事物的方式和手段，最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这种概括当中的充实的内涵和批评家充满才情灵性的人格表现。因此，我们必须放出眼光，穿透理论概念的藩篱，去发现一个生意盎然，纷繁复杂的世界。

热门话题之一：“主义”的尴尬

研讨会上一个首先值得提到的现象是，对于“主义”的谈论，大多数同志表现出一种冷淡、厌倦的态度；而同样值得人玩味的是，许多同志在表示捐弃“主义”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操起“主义”这个概念。

一个自相矛盾的怪圈。

话题是由探讨近年来文坛上出现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复苏这一现象时挑起的。正当江苏青年评论家王干（《文艺报》）试图用“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近年出现的类似刘恒、刘震云和方方这批作家创作的作品时，遭到了与会者的频频提问和驳难。王干把这批“后现实主义”作品概括为这样三个特性：第一，还原生活本相；第二，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第三，作家读者共同参与创作，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王干所讲的“后现实主义”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自然主义文学的范围；有的同志则认为，王干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一厢情愿的理论设计，与实际的创作情形并不完全吻合；还有的同志这样指出，他对“后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所作的区分，存在着“取一其点，不及其余”的思路，表现了理论分类的苦心和嗜好。面对蜂拥而来的诘难，王干左推右挡，极力招架。这时，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议论声中，响起了许子东（华东师大中文系）悠然平静的提议：“我们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吧。”

这一提议立即获得与会者的响应，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接过话题，建议大家多谈些具体创作，而且最好从叙述的角度，而不要光从概括的角度来谈论；李劼（华东师大中文系）也认为，主义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光谈主义，实际上就是没有主义。这时，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宁女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郑重插话，她说，在当今的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早已被分解拆散，有用的部分保留下来，没用的部分废弃淘汰，可是我们还在笼而统之地使用。这个见解使大家耳目一新，遗憾的是张宁引而不发，未及展开其论述就匆匆中止了话题。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对现实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番辨析后指出，现实主义是一个含混不清、大而无当的概念。它似乎什么都可以解释，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而所谓的“真实性”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测定的东西。什么叫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又在哪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所认为的真实的生活图景。因此，真实性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吴方（《文艺研究》编辑部）也认为，真实只是一种比较的讲法。本身无法测定，它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未完成性，因此，光从主义的角度谈现实主义，永远也谈不清楚。江苏的几位青年评论家甚至建议干脆放弃这个概念，而改用“模态”来命名这批创作，使它不再纳入现实主义这个范畴。

陈思和把近年来文坛上风行的“主义热”归结为一种“主义情绪”。他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原本来自西方。在中国，“五四”以前，即在西方文化输入之前，文学艺术上本没有什么主义可言，只有文体上的不同流派，就像唐诗、宋词那样，并不存在思潮性的问题。“五四”以后，各种主义纷纷涌入中国。于是就开始有人运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来套中国文学，比如当时就曾经对晚清小说作过各种各样的概括，有人说是浪漫主义的，有人说是古典主义的等等，实际上都不确切。到了解放后，有的理论权威就用现实主义来概括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这种生搬硬套自然不可能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和评价。而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概念在套用的过程中，其含义往往逐渐被歪曲，而离开它原初的意义。比如现实主义，严格地说，中国没有什么现实主义，有的只是一种精神。考察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它的鼻祖和正宗应当是福楼拜，而不是巴尔扎克。恩格斯的一句话，就把巴尔扎克定为经典现实主义，其实巴尔扎克还没有完全摆脱浪漫主义。中国也没有什么浪漫主义。如果说有，那也仅仅是在抒情这一点上与浪漫主义有某种对应，至于崇高和宏伟这些浪漫主义的特征，中国的文学中是没有的。陈思和认为，所谓的主义，应当来自不同的人生观、哲学观和不同的社会基础，而在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义同时存在。陈思和进而对那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就走完了西方文学一百年里所走过的历程的说法提出驳难。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的想法。新时期文学十年事实上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走完人家一百年所走过的路，它所完成的，仅仅是主义不断翻新的道路。这种主义的匆匆更换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明显的：它使文学创作流于肤浅，它刺激创作频频替换，玩弄新花样，并且造成一种庸俗化了的创新风气，使那些真正在艺术上潜心进行探索的作家得不到重视，因为他们无法归入某个主义。这种“主义情结”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史撰写者的思路。在现今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十部有九部是文学运动史和文学思潮史，而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文体的。对于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深入探讨非常缺乏。假如能够撇开所有这些主义，而专门就优秀作品进行细微透彻的研究，理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将是一种崭新的眼光。遗憾的是，评论家们往往缺少这种眼光，这显然与各种主义的蒙蔽有关。

陈思和的发言无疑包含许多引人深思的内容。主义与问题的争论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经鼓噪过一阵子。今天重新提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因为这两个都是新旧交替、思想解放的时代，都是我们的民族面临着何去何从选择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不谈主义事实上不可能，不谈问题更难办到。关键在于应当如何谈。我们需要捐弃的，是那种生搬硬套的思想商标，是那种教条僵化的思维定式，是那种打着漂亮的旗号扼杀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枷锁。今天，我们的民族正在进行着痛苦而艰难的选择，我们的文学同样也在进行着痛苦而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可能从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现成的主义指引我们走向未来。我们需要探索，需要借鉴，需要在对无数大大小小问题的深入探讨中找到通向未来的路口，找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主义。

热门话题之二：现实主义——尴尬中的谈论

研讨会上，“现实主义”一时几乎成为一个忌口的词。然而事实上，大家仍然在不断地谈论它，并且发表了许多有分歧的意见，由此可以窥测与会者对于现实主义所持有的不同的理解、评价和期待。

南帆从艺术功能上对于现实主义作了剖析与批评，他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近年来文坛上流行的“现实主义回归”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中心论的再度表现，在这以前，批评界就曾经给现实主义进行过多次的加冕仪式，于是就有了“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类型，现实主义遂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占据整个文坛。现实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文学的正宗。然而仔细分析下来，就可以发现，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热情，主要并不在于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上，而是在于它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干预生活的功能和作用上。因为在中国，公民的身份和作家的身份历来就是划分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往往就成为公民的代言人。因此我们对于作家的要求也格外特别，他应当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还必须是社会学家、道德家、改革家等等，承担着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的任务。而一部作品也只有在这两方面都兼顾到的时候，才会取得人们的欢迎和认同。由此不难看到“文以载道”这个强大的幽灵的游荡。在这种情形下，文学往往难以获得独立自主的存在和发展。

南帆的发言代表了不少与会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在中国的文坛上，由于文艺与政治的过于密切的关系，现实主义往往违背自己的初衷而变为伪现实主义，因此，中国实际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毛时安（《上海文论》）对当今中国文坛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表达了浓重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展示现实生活最真实的图景，是现实主义文学首要的任务，然而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从创作环境看，中国目前尚未具备产生这种文学的充分条件。中国的作家缺乏独立的品格，缺乏讲真话的素质和胆识，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先天性的软弱所决定的。而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已经在他们当中形成一种挨整的心理结构，就连一些最有胆量魄力的作家，一旦遇到政治风暴，也要退避三舍，采取妥协的策略。这里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中国当代作家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绝不亚于搞肃反扩大化期间的苏联作家，而中国却没能产生像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伟大的作家。

黄毓璜（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现实主义的精髓不是别的，就在于它的批判本质。这种批判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类精神文化的一切领域，它强调的是以批判的眼光不断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所可能达到的真切程度和透视力度。因此，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总是伴随着痛苦而产生，总是对现存秩序持一种失望、怀疑和挑剔的态度。然而，这种现实主义以前曾被极大地玩弄过而早已失去其精髓，而这种玩弄的历史已经积淀出一种无意识的误解，排抗着它自身批判品格的张扬。因此，眼下人们对现实主义的普遍失望并非没有合理性，这与其说是它受到冷落，不如说是它辜负了自身的使命。

部队评论家朱向前（军艺文学系）结合军事文学的具体创作谈了看法，他认为，军内的现实主义文学正面临困境，尤其是艺术真实性这一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有些创作上的框框诸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制约着作家的创作，使他们无法把笔墨伸向心灵的深层。由于种种创作上的顾忌，有些作家干脆放弃军事题材的写作而转向非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创作，因此，严格地说部队目前还没有现实主义文学。

与此同时，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曾镇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发言中对近年来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坛上遭受冷落表示不平。同时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对现实主义作过于狭窄的理解。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创作方法，不如说是一种风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一种审美态度。从这个角度看，那种认为过去我们没有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现实主义在中国走过了一段坎坷多难的道路。到了新时期，现实主义得到了恢复和发扬，经历了从呐喊到彷徨的历程。

丁柏铨（南京大学中文系）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存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并且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同建国十七年相比，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突进，它冲破了歌颂光明暴露黑暗的简单模式，将笔墨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和意识深处，挖掘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

与此相关，座谈会又涉及对近期文坛上相继出现的一批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品的评论和评价。与会同志对于这批作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并予以较高的评价。有的同志甚至这样预测：在近期或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坛上必将出现以至形成蔚为壮观的新写实主义文学运动。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对这批“新写实主义”作品的一片肯定赞扬声中，却可以听出两种大相径庭的调门：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复兴，是现实主义强大力量的又一次胜利；有的同志则宣称，这是对以往现实主义的反动和叛逆，中国直到今天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仔细辨析一下，大致可以发现，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志，各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参照标准，由此可以窥测到认识观和价值观上某种深刻的差异。

陈骏涛在发言中比较详尽地阐述了他对“回归”说的看法，他认为，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传统的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产生了新变，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放系统。当先锋派文学由于外部的以及自身的原因而陷于困顿的时候，现实主义则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得到回归。这种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表现出这样三个新的特征：（一）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不避讳现实的矛盾和缺陷，对现存秩序不满足，表现出一种求真的意识，一种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二）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写芸芸众生，从创造典型到典型的消解，从写外世界到写内世界；（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李星（《小说评论》）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刘恒、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写出了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非常富有现代感，而那些先锋派的作品太难读，太超前了，脱离了民族文化的土壤，脱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现实主义在新的层次上回归，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

一些青年评论家则持另一种看法。王干用了“后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命名这批作品，他认为，近一个世纪来，现实主义在与现代主义的对弈和搏斗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但现实主义本身却在这过程中丧失了自身，因此可以说，现实主义已经死亡。而有一种既对现实主义进行反动又对现代主义采取逃避的新的小说方式已经出现，像《伏羲伏羲》《小鲍庄》《河边的错误》就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还原生活本相为其创作宗旨，既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生活现象，又不同于现代主义以个性内视角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而是以一种绝对客观冷静的态度，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实现对生活本相的还原，而拒绝对生活作任何主观的判断和分析，所以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在作家与读者的共同操作之下完成的。

此外，还有同志从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小说彼此融化消解的角度探讨这批“新写实主义”的作品。徐兆淮认为，这批“新写实主义”作品之所以新，在于它们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们能够吸取融合现代派各种创作流派的艺术长处，同时它们又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并以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和哲学意识作为底蕴。丁帆（扬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具体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批“新写实主义”作品在叙述形态上，一方面既保留了旧现实主义的基本描写特征，比如情节与细节描写的生活化、原生化，人物描写的细腻性等等，另一方面它们又融进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比如那种心理的、情绪的、直感的介入，那种隐喻的、象征的、意象的“反典型”描写，那种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命过程的体验，等等。这批作品试图从融化和消解旧现实主义和先锋创作方法中走出来，使面临困境的先锋派小说黯然失色，也使已往的旧写实小说不再成为经典。它们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又保持了纯文学的精义，可以说预示着中国未来小说的前景。如果说先锋小说是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反动的话，那么，这批“新写实主义”作品又是对先锋派小说那种模仿、移植乃至于矫情的反动。

热门话题之三：先锋派的困顿

关于先锋派的研讨，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从大多数与会者发言中约定俗成的含义看，先锋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那些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美学思潮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并且在其直接影响之下的一批文学创作，其作品从哲学思想到艺术形式都有明显的超前性，批评界通常又把它们称作“探索文学”“实验文学”“新潮文学”等等。

与会代表对近年来的先锋派文学的评价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其中不乏否定性的意见。然而从这些批评和责难中，我们又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角度的思路。这亦值得思索。

毛时安首先发难，他认为：先锋派创作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模仿，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主义来，人家有的主义，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主义，我们没有。毛时安进而对此中原因作了令人沮丧的分析，他认为，先锋派文学应当是一种具有丰富而高超想象力的文学，是根据作家独特的感受对现实生活进行编码和重构，创造出最陌生最奇特的图画。然而，我们这个民族却恰恰缺乏想象力。这是先锋派小说疲软的最根本原因。

李劼，这位曾经对先锋小说倾注过极大兴趣并且不遗余力为之鼓吹的青年评论家，在发言中亦对之表示深深失望。他甚至这样认为，先锋派这个称号，现在这批作家还配不上，他们不过是过渡阶段的人物而已。李劼进而对一些先锋派作家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情绪主义倾向发动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宣泄不过是一种低档次的东西，特别迎合大众口味，因为中国人特别容易找到心理平衡，宣泄自己的痛苦。这样必然带来艺术创作上的肤浅和短期效应。而那种真诚的祈祷，在我们的先锋作家中是那样地缺少。李劼最后发出感叹：中国缺少精英文学！

陈志红（《当代文坛报》）和陈剑晖（《海南师院学报》）针对一些先锋派作家热衷于玩弄技巧、玩弄形式提出了批评。陈志红认为，先锋派文学尽管在艺术手法上不断翻新花样，然而总是给人以做作的感觉，就如同那些漂亮的蜡人，没有生命力。小说在这种刻意翻新中反而丧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有些作品虽然不缺乏才气和聪明，却总是无可奈何地暴露出小家子气来，使人觉得这些作家缺少那种大悲大苦、大恨大爱的人生经验和广博深厚的艺术经验。陈剑晖指出：先锋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模仿西方现代派小说，终于使读者和评论界失去了耐心，而对技巧和语言的一味玩弄，亦是缺乏真诚的表现。还有一些作家用一种阴暗仇恨的眼光打量和表现这个世界，恶相地宣泄，根本无法使读者的人格和情感得到升华。

吴亮（上海作家协会）的观点与众不同，他没有直接就先锋派作品作出自己的评价，而是从另一角度发表了对先锋派的看法。他坦率地表白：他喜欢超验的东西，而不喜欢写实的东西，他并不企盼在文学作品中找到现实生活的影子，而是希望在其中寻找到无法经验的东西，就像图画和音乐那样。因此，他宁愿在中国文坛上看到第二个博尔豪斯，而不想看到一百个巴尔扎克。我们民族历来就重实际而缺乏想象力，因此，对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我们应当予以高度的珍视。谈到先锋作品近来遭到冷落，吴亮认为这是件好事，应当鼓掌欢迎。先锋派作品失去轰动效应，意味着文学已经开始真正成为个人的东西，作家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确立了自我。谈到模仿问题，吴亮认为，这不是件坏事，一个再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模仿，而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模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是表达了一种新的经验，我们就应当予以珍视和谅解，而不要苛求责备。

有的同志在对先锋派文学的疲软提出批评的同时，又对它在新时期文学发展阶段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陈骏涛认为，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匹“黑马”，它有力地促进了整个艺术观念和审美倾向的改变，尤其是它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使传统的现实主义产生了新变，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开放的系统。许振强（《当代作家评论》）也认为，对于先锋文学，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它的大胆否定精神和探索精神。可以这样说，八四年以来中国文坛的生气和热点无不与它的从天而降发生联系，对于以往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的冲击，先锋派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选择。

热门话题之四：商品经济冲击下文学的出路

可以说，这是本次研讨会最触动与会同志神经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私下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强有力冲击下，文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文学应当怎样求得生存？我们应当怎么办？这是与会同志急切要寻找的两个答案。

李劼用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八个字来形容当今的文坛，发言时由于神情激动而浑身频频扭动。李劼认为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好就好在原来那些误入文学歧途的人分化出去了，原先那些想在这儿捞一把的人淘汰出去了，该做生意的去做生意，该当官的去当官，飞鸟各投林。剩下的人现在可以坐下来真正地谈论文学，哪怕只有一两个人。因为文学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谈论的。李劼的发言情真意切，语气悲壮，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陈骏涛对此问题的看法较为豁达，他认为，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冲击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逆潮流而动，企图创造出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文学与商品大潮相抗衡，固然表现出文人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和真诚，但终非长远之计，而且事实上文学自身也不具备这样一种抗衡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它的基本目标应该在于提高和丰富人的精神境界，而且也必须认识到文学也具有商品的属性，它无法自外于商品时代。这是二律背反，但也是客观存在着的无可回避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为文学寻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生路。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但必须调节它的内在的机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正视纯文学、俗文学、纪实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促进这三种文学独立自主、正常有序地发展。

汪宗元（《文学自由谈》）的发言更加乐观自信，颇有企业家气度。他认为，商品经济不仅不会动摇文学事业，而且还给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带来文学真正的独立。真正的文学，只能产生于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意识，而这种人格和意识的独立，首先应当是经济上的独立，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汪宗元进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表示感慨，并对中国是否有文化精英感到怀疑。他认为精英应当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象征，它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推动一个民族的前进、推动历史的发展。而在我们的国家，政治运动一来，知识分子顷刻就完蛋，就是硬不起来。这哪里谈得上什么精英。既然没有精英，自然也就谈不上精英文学。而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知识分子没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因此，今天商品经济的到来，是文学取得独立地位的大好时机。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社会的选择，文学从此将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汪宗元对文人经商、作家经商表示赞赏，他认为中国目前亟需文化企业家。

不少同志还对商品经济冲击下文学工作者心理上的调整和生存方式的调整作了谈论。许子东把中国的作家、评论家的地位与国外作了比较，认为中国的作家虽然在生活水准上总的说来不如人家，然而中国作家在国内所享有的特殊的地位则是人家所没有的，他们往往兼有文化干部的身份，享受着比一般老百姓高得多的待遇。而中国的作家往往还有这样一种心理：谈到创作自由，他们拿自己跟西方作家比，谈到作家的社会地位，他们又跟苏联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头的好处他们都想沾，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商品经济的冲击，将逐渐改变作家们这种文化干部的身份，对此作家们应当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搞评论的，中国的评论家虽然生活甚为清苦，但是写出评论文章来就能到处发表，得到承认，这种情形全世界几乎都没有。在西方评论家一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当专栏作家，完全受艺术消费者的左右；二是当大学教授，从热爱科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并没有充分表达自己个性的权利。商品经济的冲击，也将改变中国评论家这种特殊的便利，他们的评论文章也将逐渐受到冷落。王玮（常州市群艺馆）谈了自己的心态，他认为，目前整个文学处于调整阶段，自我面临着挑战，面临着价值选择。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这一点上：搞批评究竟为了什么？原先那些激动人心的观念，现在似乎都已经消失。大家对于“主义”的厌弃，根本原因也许就在这里。那么，批评的动力究竟在哪里？王玮主张采取“快乐原则”，也就是说把文学当成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是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而以往，一踏进批评领域，评论家就失去了其作为一个读者的快乐，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这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来说也许是可悲的。而评论家还有一种顽固的意识，就是求知名度，要争夺一席之地，生怕自己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批评家对文学的嗜好实际上已经被剥夺。我们现在需要恢复这种嗜好，使批评重新有话可说。吴亮也认为，批评现在应当冷落一下，作新的调整和充实；批评由于前一阵子纵欲过度，导致虚脱，使批评家内在的激情和新鲜的感觉消失殆尽，只剩下一大堆空洞无用的概念。吴亮表示今后他将要采取“游戏”的对策，以应付当前躁动不安的文坛。

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彭韵倩（《文学评论》）、李洁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於可训（武汉大学中文系）、费振钟（《雨花》）、汪政（如皋师范学院）、刘润为（《文论报》）等。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原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