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一 初仕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风凛冽，地冻天寒的晓色朦胧中，郑州城里出来一簇旅人，约有六七匹乘骑，跟着一辆大车，来到西门外。
这一行中，三匹马并辔联行在前面，中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高颧大耳、浓眉插鬓、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的苏轼；紧靠在他身旁骑着一匹瘦马的那个瘦长个子是他的弟弟苏辙；稍微落后一步的马上，则是年岁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马梦得；后面那辆车上，是从行的内眷——王弗夫人、不满三岁的儿子迈和两三个婢仆。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苏轼定定神，转上荒茫的驿路，然后，他就在马上构想一篇诗作，要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次，苏轼把朋友马梦得带到凤翔去，原因起于喜欢涂墙抹壁，写“题壁诗”。
杞人马梦得，字正卿，原在京师里做“太学正”的学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苏轼去访他未晤，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苏轼自己说是“初无意也”，但那首诗却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原诗是：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来自京华的苏轼，行程所经的关中地区，尽是地方残破、村落萧条的景象，这还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兵连年入寇陕甘，所造成的破坏和灾害，到现在仍未恢复元气。
宋代两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来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但自五代时，辽太祖阿保机立国后，竭力倡导耕织，已渐次进为农业社会。宋辽关系亦自改观，澶渊和谈后，辽每岁坐得大宗银绢，建设内部，似已无意南侵，所以北宋当前之患，实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庆州党项族的酋长李思恭，当时做夏州（今陕西靖边）节度使。至宋，他的儿子虽曾一度叛离中朝，但至李德明继位后，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国王的册封，身事两朝，相安无事。
然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亲的保守态度为然，屡屡劝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都是宋朝的恩赐，不可负！”元昊却说：“穿皮毛，事畜牧，这是我们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应当自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赏赐的锦绮。”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夺甘州，尽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继立，他便整军经武，建立政治体制，大力发挥他的抱负，国势日强。不久，就据有了现在的宁夏、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领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实现了自当皇帝的野心。立国后，遣使奉表宋朝，说他已自建国，国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开叛逆，便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断绝双方的互市，并且揭榜边城，重赏缉购元昊的头颅，于是西夏兵便连年入寇陕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败。朝命韩琦安抚陕西，韩又举荐范仲淹知永兴军，同负经略招讨之责。不料韩主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而范则稳重，主张屯兵营田，备边观衅。主帅的意见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倾全国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好水川一役，宋军又是大败，于是朝廷将陕西分为四路，以韩琦、王㳂、范仲淹、庞籍各领重兵，都二十万人环边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庆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员六七百里之间，焚荡抢掠，几成赤地，自泾邠以东，各地都只闭垒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军虽然年年入寇，屡屡得胜，但其人马的伤亡也很严重，财用亦复不继。而宋朝既于西边布下重兵，韩范两人虽然战守意见不同，但其治军严明，风纪大振，则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倾全力收拾边疆的人心，诸羌畏威怀恩，不敢轻犯。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杀掳掠之后，无力长期占领，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势，宋与西夏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币帛，西边自此才得安静。事距苏轼之去凤翔，已经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陕甘两地，经历那种野蛮的焚烧劫掠，原始性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庐舍田地都变成了废墟，所有壮丁牲畜又全被掳劫而去，连资以恢复生产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没有了。劫后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复。苏轼一路所见，地旷人稀，萧条满目，处处都还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苟活在残迹上赤贫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
现任太守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进士出身，早年在京，曾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同为三司僚属，做地方官又一向声望甚好，温文尔雅，颇能敬礼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来凤翔的，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诗》说：“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东湖诗》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日后与宋选的儿子，画家宋汉杰书说：“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凤翔县令胡允文，在蜀时曾从老苏问学，至此方才识面，相得甚欢。
苏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东北，为州长官官邸之西邻，府衙的后圃，高柯乔木，森荫繁茂，城北的终南山色都为这丛丛树木所遮蔽。而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
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辛辛苦苦经营这个小园，只为“临池饮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抵任之初，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得有闲暇，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浏览古物。
首谒孔庙，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这十个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铭文，唐时出土，当时大家认是周文王时代的石刻，但据最近研究，推定为战国时代秦灵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时的制作。很多唐代诗人为此古石刻作诗，而以韩愈的《石鼓歌》为最知名。初时这批石刻还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里，雨淋日晒，无人看顾，还是韩愈的朋友郑余庆将它搬进凤翔县的孔庙里保存起来。
石鼓上的铭文，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可辨识者过半，但仍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资料。苏轼用心辨认，在所作《石鼓歌》中，说他“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初寻偏旁，再一点一画地推详，只能认得十之一二，其余的文字，像雾里的月，稂莠间的禾，见面不识，它似乎只是轩辕、仓颉的朋友，李斯、李阳冰的前辈，苏轼虽有“余生也晚”的惆怅，但当面对这个古代战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谴责暴虐的秦政，对帮凶法家李斯更投以无情的讽刺，如言：“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自古以来，野心家一旦拥有权力，便都挂起救国救民的招牌而无所不为，也不愁没有人来歌功颂德。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岐山风物，实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老是怀念他家乡澄碧的蜀江，后来发现东门外，有个东湖，为古饮凤池的旧迹，“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个去处，一游再游。
以上诸游，各有诗篇，连同《真兴寺阁》《李氏园》及《秦穆公墓》三诗，合为《凤翔八观》。
苏轼到底年轻，又是一个文人气质偏重的人，被派到这荒凉的凤翔来，不免时有“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的慨叹。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是他的兴趣，而“扶风古三辅，政事岂汝谙”则又是初仕当时的心理压力，但见别人都很忙碌，只能独自一个，往东湖去寻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脱。
所幸者，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二 怀乡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谢执政启，述其任务曰：
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说的，都是苏轼在签判这个职务上该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书，虽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说它。凤翔府有两大特别任务，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每年均须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则凤翔是对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要负责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军需。这两大事务，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来义务工作，困难重重，何况黄河堤防，每年要修，贩务征课，更是繁杂。苏轼是甚不耐烦的人，苦于被事务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担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的一种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费时失业不说，更须担负运输中途的风险，如公物损失，就必须赔偿，这无穷无尽的负担，使老百姓几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凤翔这地方，原来土地富足，中产之家所有土地，不以亩计，而以顷为计算单位，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但自西夏之变，经历战争以来，如汤沃雪，顿见消融，有产者残存不及十之三四。战争的伤残未复，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负劳役，更苦于赔偿，因而破产者，比比皆是。
苏轼遍问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说：“木筏之害，本来还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时间安排得好，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费用省而危险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负担就轻。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时，叫木筏逆拒水势挽运，就造成数不清的灾难了。”苏轼分析后，认为有理，就着手修订衙规，使衙前可以自择水工的运作时间，筏行不发生危难，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险之余，再来承担公物的赔偿。此案经过宋太守的核可后实施，从此衙前之害，减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诸州减决囚禁。凤翔所属共有十县，苏轼被派往宝鸡、虢、郿、盩四县，督饬减刑释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毕，回程朝谒盩厔东南二十余里的太平宫，瞻仰二圣御容，泛舟南溪，复游楼观、大秦寺、延生观，访玉真公主遗迹，观仙游潭，取中兴寺玉女洞的飞泉，从郿县归府复命，就整个游程，写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与苏辙。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微雨，父老以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开笼收云归家，作《攓云篇》。
太守祭祷灵应，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二麦，立见复起，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对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详，所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
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积雪甚厚，只见古柳树下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独无雪迹，等到天晴了，这方土地又高起数寸来，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所以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王弗夫人说：“假使先姑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许发掘纱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瓮的故事，如此婉转谏阻，使苏轼觉得惭愧而止。
然而，西北的强风黄土，凤翔府的官吏生涯，处处都使苏轼感觉厌倦。重九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怀子由二首，如言“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等，情绪非常低落。
苏辙十九岁登第五甲进士第，二十三岁中制科，一鼓作气，可以算得其进也锐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驳回词头，不肯撰告，事情便在执政间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气消磨殆尽。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来，而老苏在京，身旁别无侍子，苏辙便以这个理由，辞不赴任。
商州与凤翔毗邻，假使苏辙赴商，还可希望能来凤翔一聚，现在又落空，寄诗慰弟说：“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再说，商山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苏轼听商州县令章惇说，商州人说话像外国语，一句也听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状腺肿），不辨肩颈，这个样子的地方，不去也罢，诗言：“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度岁的年中行事，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欢度元宵夜，只有苏轼在家，独坐无聊，一个人跑到城北街的开元寺东塔院去看王维的壁画。其时，夜色已阑，苏轼凝眸注视，但见残灯影下的画中僧人，个个都栩栩欲动的样子，竟是看得呆了，对于诗人画家的笔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三 陈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是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公弼）自京东转运使来代。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充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仍是幕职，有如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联，非常密切，而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形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颇类似现代人之称某博士者一样，实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愤然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