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食蓼少年

东坡诗：“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闲如啖蔗。”

一　蜀道难

蜀，位居中国之西南边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岭所围绕，中间一大盆地。境内旧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称四川。

蜀与中原的交通，陆路须出秦川（陕西），川陕之间，峻岭连云，山深岩密，绝无通路。照李白说，只有陕西郿县（今眉县）太白山的层层峰峦间，才有一道缺口，也只有飞鸟可度，而人迹不至：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春秋战国时代，蜀人始通中国。《华阳国志》传说，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王派遣五丁开山往迎，还到梓潼，见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揽其尾想要拉它出来，力不能胜，于是，五个力士一起来拉，大声呼叫，山崩石裂。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压死了——正因为当初这项开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达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这类似神话的“五丁开山”的传说。但赖以通蜀的山间栈道，也从这个时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来了，李白诗说：“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天梯石栈虽然是架起来了，但是迟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难，依然难于登天。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岭悬崖万仞，满山云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处，景象肃杀，鸟号古木，子规夜啼，眼前尽是无穷的连峰叠嶂，高与天齐，枯松倒挂绝壁，飞瀑转石雷鸣。李白叹道：“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峥嵘崔嵬的剑门关，耸立于大小剑山的连峰绝壁之间，飞阁通衢，绵亘一百多公里的插天峭壁，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势。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乱时，却成为西蜀赖以偏安的天险。

自古以来，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这片大地上，龙战千年，杀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卫护中间这一方安和乐土。肥沃的成都平原，从不缺乏粮食，纺织业非常发达，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闻名天下的蜀锦，山崖和乡野盛产茶盐，物产如此富饶，人人都能丰衣足食。经济上一有自给的满足，蜀人隐然自视为中原以外的独立王国，爱好和平和自己的乡土，无人愿意背井离乡，到陌生地方去闯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开疆拓土的英雄们，不是难于登天的蜀道、万夫莫开的剑门所能阻挡得了的。秦汉之际，刘邦屯兵汉中，就曾以声东击西的谋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征服了西蜀；三国时代，蜀汉的诸葛亮，就因为据有了富饶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争胜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于天宝十四载发生安史之乱，玄宗被安禄山的叛军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马嵬驿，在兵变的胁迫下，忍痛赐死杨贵妃后，就冒险进入山岳重叠、云烟万里的蜀道，而西狩剑南。从此以后，四川这块安和乐土，便被卷入时世的浪潮中，冲击动荡，不再能够保持像从前一样的单纯和宁静了。

安史乱平后，唐朝元气大伤，统治力量逐渐衰退，全国各地，盗贼蜂起，凡是拥有武力的藩镇，莫不割据为雄，强者且图问鼎中原，天下大乱。屡试不第的黄巢乘机秘密结社，造起反来。黄巢势力迅速膨胀，攻陷潼关不久，就占领了首都长安，国号“大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

当叛乱的烽火延烧到京师，即将逼近宫门时，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经幸蜀，认为这个四境崇山的盆地，是个理想的避难之所，于是决定车驾入蜀。世乱的压迫，使蒙尘的帝室、落魄的长安贵族和贵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艰难的蜀道挑战，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这时候，有个贩私盐、盗家畜，人称“贼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机会，起兵勤王，以讨伐黄巢为名，卫护流亡中的僖宗皇帝进了西蜀。后论功行赏，便被任命为蜀中某一地方的长官。王建虽是草莽出身，却颇具有雄心，在这个小地盘上，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兼并弱小，坐大势力，到大唐帝国的命运终归灭亡时，他便占领整个四川，自己建起独立王国来了——是为“前蜀”，时当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还难，而东南向另一条发源于岷山的长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并不容易。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连续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三峡之险，两岸一望无尽的层峦峭壁，密夹江流，水随山转，山壁阻挡水势，激起万顷风波，汹涌搏斗，还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谁碰着它，立刻舟覆人亡。这一条递长七百里的峡路，同样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利弊。承平时固然交通不便，但当天下动乱的时候，蜀也靠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来祸害的波及，得以在杀声震天、哀鸿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为避难者的天堂。

五代十国，实是唐代藩镇之祸的延续，大江南北各地，全由节镇割据，各自独立称王，大吃小，强凌弱，此分彼合，交战不休。在这个战乱频仍的黑暗时期里，王建所统治的前蜀，恰是一个遗世独立，最平靖、最安谧的乐土。中原大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宁愿冒着蜀道的险难，搬到四川来寄寓，带来多年积储的财富和历世收藏的文物。王建虽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这个机会，优与容纳这批外来的高级难民，他们带来的大批金帛和物资，充实了西蜀的地方财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荣了起来。避难入蜀的旧官僚和失去寄托的文化人、艺术家、诗人甚至禅僧，一例受到王建的优遇，这些人原来都是中原上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他们将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长安文化带进西蜀来，于是中原的生活风习、礼乐文物，广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会被数十年间无情的战火摧毁殆尽时，反倒要蜀境内所保存的传统文化来反馈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历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国家的后唐所灭，但又遭后唐委派治蜀的军人孟知祥叛离而独立，是为“后蜀”，后蜀亦历二主，三十三年。

前后蜀近六十年间，王、孟两家的统治，诛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万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只要没有战争，没有社会动乱，这一段中国历史上相当黑暗的时期中，也只有西蜀独能保持一个平稳的时世。

这段独立时期，四川生产的物质，一丝一粒都不必输送中央，无数金帛和珍宝虽然积聚于蜀宫，但总还算是蜀境内的藏富。蜀宫的生活无论怎么豪奢，甚至荒唐到连溺器都用黄金铸造，七宝镶嵌。然而一人之奉，毕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负重惯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过得平安，农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顺顺当当做生意，他们就可以从节俭中过他们卑微的生活，从卑微的生活中获得满足。

二　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觉察到军人操政的危险，随后就有“杯酒释兵权”那样戏剧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头绪，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诸国，先平荆南，次平蜀，再次南汉和南唐（时贬号江南），渐次敉平，统一中国。

平蜀战事，发动于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光义、崔彦进为副，将步骑六万，分由凤州、归州两路走栈道和扬子江三峡之险，进军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远、韩保正辈素不知兵的人统军御敌，其败亡的命运，不卜可知。剑门关天险一失，蜀主惶骇无计，但言：“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终至无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军自汴京发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后只费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宋为彻底矫正前代藩镇的弊害，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财，所以一经征服西蜀，首先即将蜀宫中满库的金帛珍宝，全部没收，特别编组一个输送队，一车一车地载离蜀土，输往汴京。这大批的资财，固然是取之于蜀宫内库，但也是六七十年间从四川老百姓头上搜括来的地方财富，蜀人眼看它们运离本土，不能没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愤怒。

胜利的将军们，更摆出一副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姿态，他们在成都，整日整夜地举行盛大宴会，征歌选色，纵酒狂欢，毫无顾忌地放浪声色，再也不管军务，任令部下抢掠财物，霸占妇女。蜀人屈服在宋军的淫威下，积愤难平。曹彬屡请主帅王全斌班师回京，而全斌等则贪恋成都的享受，不予理会。唐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认为全国城市的繁荣，扬州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这批将军们就乐不思归了。

皇帝下诏调遣蜀兵赴京，这是预防蜀人作乱的釜底抽薪之计，然而蜀兵岂能甘心离乡背井，任人摆布。王全斌又不知轻重，既已纵令部曲对蜀兵百般侵凌，又克扣他们的行装旅费，这些土著兵士就满怀怨愤，密谋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军行至绵州，他们就公开造起反来了，抢夺绵州附近的城邑，号召民众，一时集聚者达十余万人，自号“兴国军”，推举蜀文州的刺史全师雄为统帅，率众攻彭州。全师雄自称“兴国大王”，开幕府，设官置署，派节帅二十余人，分据要害，两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声势日盛。王全斌派兵进剿，屡屡落败，师雄扬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资、简等十六州及成都属乡都纷纷起兵响应，蜀人抗宋的武装革命，一时如火如荼。

其时，成都城里还剩有遣余的蜀兵二万七千人，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与部将合谋，将他们骗入夹城中，一起杀了。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发指。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即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统治下的子民，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赋税之外，有各种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农民终年耕稼，还得不到一个温饱。前后蜀时代，老百姓缴付的捐税，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润，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四川重要的出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人民不得自由买卖。今天以十千买进，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独行“禁榷”（专卖），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几乎无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当地名产“蜀锦”，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

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粜贱贩卖，投机取利，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深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这一股怨恨，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

宋朝横暴的武力统治和苛酷的经济压榨，交相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后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终于发生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此起义的缘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

王小波，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农民而已，乘着这个痛苦的时势，喊出众民心中的一个口号，就将饥饿线上十万贫民集合拢来，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们抓到彭山县的县令，公开将他的肚皮剖开，拿大把大把的铜钱装进他的肚皮里去，说他平日爱钱，现在给他。这个样子的惩贪办法，颇具戏剧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乡，纷纷起来响应。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创死，众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顺做统帅，略州夺县，所向无敌，到攻陷邛州时，他们已有几十万人了。

义军势力发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顺攻陷汉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脏——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动摇。

宋太祖派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分兵进讨，击破李顺大军，斩首三万级，杀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复成都，俘虏李顺。王继恩胜利后，作风与王全斌如出一辙，贪恋成都的享受，专务饮博，顿师不进，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妇女，剽掠财物，有如凶神恶煞，因此残余的民众革命运动，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肃清。到至道年间，复有张余之乱，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但是，后任官吏，竞喜功利，聚敛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顺化”。官军发兵反攻，王均撤桥塞门，坚守不出，官军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领党徒突围而逃，官军疑有埋伏，纵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职的数百人，集体烧死，时人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乱，蜀人经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战争，三十六年的焚烧劫掠，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好日子了。这一段历史背景，距苏轼之生亦不过三十余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怀乡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辞辩而好论理，坚强独立，不认为世上有所谓权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说：“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所以苏轼从政，每每站在当权派的反对立场，奋不顾身地为事理争论。王安石当政，炙手可热，苏轼反对新法病民，更反对他的独裁作风；司马光主国政，苏轼因恢复差役一案，为民争命，不惜获罪于相国之门，充分表现蜀人不向权势低头，富有政治勇气的地方性格。

荆公变法，最大目的要为国家救穷，在实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于恤民。王小波、李顺起事的成因，在苏轼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当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时，心所谓危，便不顾一切，发为激烈的言论，而贻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采取高压政策，蜀人普遍怀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态度。史书说蜀人不好出仕。事实上，北宋时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属西蜀者只有四人，开国之初，太祖、太宗两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无一个蜀人在内。

苏轼兄弟因农村破产，家业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师，尚在应试阶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还乡，寻求夜雨对床之乐，所谓“未入仕版，已怀归志”。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现，与一般人的淡泊不尽相同。

事实上，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但从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学侍从之臣，从未操持实际政柄，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言官们便大声警告：“不能用他为宰辅。”苏轼甫登执政，朝中便兴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议论。虽然有人为苏轼加上一顶“蜀派”领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们，帘前温谕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来孤立。”

魏泰《东轩笔录》：“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盖为这地方蕴藏着反政府的情绪，恐怕会发生不测的危险。庆历以后，这种紧张的情形，稍稍松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对蜀人的歧视，并未完全消泯。

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远，永远孤立，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

三　世系

苏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蜀之眉州眉山县。

眉山县，位于成都之南五十公里，而成都是四川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区。据传，大禹导江工程始于蜀山，岷江实为长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县，纵贯成都、新津、眉山、乐山、青神、犍为诸县，至宜宾而入长江。此一江流丰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这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江水有一支流，流经眉山县城的东郊，水色特别澄清，绿油油的像玻璃一样透明，所以称为“玻璃江”。沿江两岸遍种桃花和杨柳，枝叶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称眉山为“小桃源”。

眉山是个饶有古意的小城，气候温和，风光明丽，和成都一样美好，但特有小城纯朴的风味，宁静的气氛。城中街路宽阔，大片大片的青石板铺作路面，洁净无尘，路的两边，种植高大的槐树和柳树，垂荫匝地。城中，即使是穷家小户，门前总也有个庭院，养竹种桃，一片苍翠和绚丽。

莲花，眉山的名物，城里处处见有池塘，塘里都是种的莲花，阳光映照下的田田荷叶，泛起一片碧绿的生意，夏日花开，香闻十里。

苏轼故居在城南纱縠行，占地数十亩，三面环水，屋前屋后，茂林修竹，苍翠欲滴，树上累累鸟巢，时闻鸣啭，庭前有两株合抱的老榆树，传为其父苏洵所植，院中还有一株两枝交拱的荔枝树，是蜀中父执蔡褒送苏轼二次还朝时所种。宅西一大池塘，种满了荷花，宅内点缀着许多纪念性的建筑物，如百坡亭、披风榭、抱月亭、采花舫、瑞莲亭等，虽然都是后人所建，并非苏家旧物，但是曲径回廊，幽雅有致，颇合诗人居处。此一名迹，号为“三苏祠”，明末一度毁于兵火，现在所见者，皆为清朝时所重建。

眉山苏氏，原籍赵郡，即今河北赵县，后魏置郡，唐改赵州，宋升为庆源府。栾城从战国时代就属于赵郡，今为河北栾城县。三苏题名，惯称赵郡苏某，苏辙并名其文集曰《栾城集》者，都是从其祖籍，盖苏洵作《苏氏族谱》，追认赵郡苏味道为其始祖，如言：

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

其实，历史上的苏味道，不算是个正派人物。他是赵郡栾城人，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生。少有文名，成进士后，以文章受知于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将军，托味道作谢表，这篇文章传诵远近，使他名噪一时。至周则天朝，他亲附则天皇帝的佞臣张昌宗，宦途开始得意，历迁凤阁舍人、检校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居相数年，毫无作为，凡事模棱两可，庸庸保位，人称“苏模棱”。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跟着张昌宗倒了下来，被贬眉州刺史，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留一子于眉，是为眉州苏氏的始祖。

自唐神龙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苏氏落籍于眉，且已三百余年，所以这家族虽然算不上是个高门巨阀，但却是著名的眉山县旧家，是苏轼诗所谓“炯炯明珠照双璧，当年三老苏程石。里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门倒凫舄”的乡绅人家。

自苏味道的儿子家于眉山，传两百余年而至苏泾，泾以前，皆不详。

泾生釿，苏洵《族谱后录》下篇，记其世系，说他和高祖釿“以侠气闻于乡闾”。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苏祜，“以才干精敏见称”。其存殁与五代相始终，这一长达七十年的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唯蜀独保安定，而苏祜又精明能干，苏家的经济基础，大约奠定于此时。

祜有六个儿子，苏洵的祖父苏杲以孝友著名乡里，颇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余财可以施舍别人，曾言：“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所以总是偷偷摸摸地帮助穷人。因为乐善好施而散财，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敝陋而不葺。

《族谱后录》记杲有弟宗晁，是个“轻侠难制”的人物，还有个族弟苏玩，“尝有重狱”。事迹虽然不详，但甚可注意，侠以武犯禁，这个家族中的人，似乎极有任侠尚义的遗传气质。

其实，任侠尚义和乐善好施，一样是出于热心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过因对象不同，表现方法互异而已。苏家这份遗传气质，这份侠义精神，在后来子孙身上，依然清晰可见。

热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俭约，几乎也是苏氏传承的家风。宋朝的大军破蜀前后，蜀国的达官贵人，纷纷抛售田宅，赶赴汴京投效，有人劝苏杲贱价收买，但他不占这个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

杲子序，字仲先，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像他父亲一样，乐善好施，而不爱读书。体格魁伟，气量宽宏，为人平和朴实，自奉甚俭，待人却很厚道，一心只想博取别人喜欢，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对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别人笑他谄媚，其实他对田父野老也一样谦虚。外表上看，他对任何人一样好，其实内心里自有一个品鉴的分寸，严格得一点都不随便。

李顺举事时，兵围眉山，苏序就在城中亲身担任守御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不幸在这战乱中，他的父亲病故了，他也能依礼治丧，退慰其母，并不草率，其时他还只二十一岁。

他虽不爱读书，却欢喜做诗，就他自己所见所闻，上自国家大事，下至乡里琐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诗的形式写出他心里真实的喜怒哀乐，下笔很快，积稿数千篇，但只以此自娱，从不自鸣。

虽然表面上是那么一个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顺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为。蜀人比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处不伦不类的茅将军庙，为眉人所信畏，庙祝借以骗钱，香火甚盛。他一日乘醉，带领村仆二十余人入庙，斧劈偶像，并将这座新庙一起拆毁，不畏神谴。他就是这么一个正直而饶有侠义精神的乡里长老。

他非常淡泊，与世无争。王称《东都事略》说，仁宗庆历四年三月，诏诸路州府军监并立学，如修学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然是时郡县颇以此扰民，亦一时之弊也。怎样扰民，虽不详知，但记言县中有力者争取执事县学的地位，则定有好处，可想而知。苏氏是当地的缙绅之家，有资格争取，但苏序独令家人退让，不跟别人争夺。他出入都不乘马，说：“路上有比我老还在步行的，我骑了马怎么见他？”一生竭力藏退，敝衣恶食，他才心安理得。

他家陆田不多，大部分都只种粟，收成后，盖一大仓贮存，大家猜不透他是什么用意，几年下来，存有三四千石。有一年，眉州遭逢饥荒，苏序就开仓取粟，先济族人，次助外戚，再次赈济佃户和乡曲的贫民。有人问他：“救荒何必一定用粟？”序说：“粟米性坚，能耐久储，缺粮时用它，不会霉烂。”平日，住宅周围，都种芋魁，每年收获很多，收藏在厚草囷里。寒冬腊月，他家用大蒸笼蒸了热腾腾的芋魁，摆在大门外，任令饥人取食。

眉山苏家，原来并非士族，迁蜀的五世先人中，没有一个做过官，也都不大喜欢读书。这是当年的地方环境和社会风气所使然。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唐末及五代之际，变乱相寻，天下骚扰，蜀人自有安和优裕的农家生活可过，就不愿离乡背井，投身到混乱不安的政治社会里去谋求官职。不想做官，所以读书风气也就比较衰微，虽然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和文化修养。

苏序生有三子，长名澹，早逝；次名涣，字公群，生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幼子苏洵，字明允，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比他的二哥要小九岁。

四　双亲

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生警惕，以为军人如此跋扈，政权何由巩固？太祖对他的心腹重臣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因此决定了一个重要国策：贬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参政，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人更少。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宋真宗御笔亲作《劝学篇》，传布天下，这短短的篇章，迷醉天下士子者，几近千年，何况当时。诗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士人求仕，正规的途径唯由科举。宋代的科举制度虽仍唐制，但较唐朝优遇得多。只要一中进士，立即“释褐”，就有官做，或授京朝官，或为州郡副长官，或置馆职清望之地，并且待以不次之擢。如此优奖进士，目的即在开创一个文治的局面，以矫正前朝武人专政的弊害。进士，不但出路很宽，而且宋朝的官俸甚厚，大官的待遇更好，除去正格的俸禄外，还有不时的额外恩赏，不但本身富足，并且荫及子孙，如做到学士以上官，历资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接替登朝。朝廷如此大力奖励，读书求仕的风气，当然披靡全国，远如大庾岭外的广南，剑门关外的西蜀，也都闻风振起。苏洵《族谱后录》说：

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宦于朝。然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也。

这股风气，越过崇山峻岭，吹入西蜀，吹进“五世不显”的眉山苏家。苏序的次子苏涣，即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二十四岁时考上了进士，当时轰动全蜀，曾巩《元丰类稿·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序）墓志铭》说：

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任。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其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苏涣成进士后，旋即授官，苏序父以子贵，也被诰封。苏序的亲家程家非常富有，也有子弟出仕受封，这样的大喜事，令程家人非常兴奋，一切准备停当后，来劝苏序道：“公何不也预先做个准备？”序答道：“儿子已有信来，做官的器用都由他寄来。”

一天，苏序和村老一起在城外饮酒，箕踞高歌，喝得酩酊大醉时，封诰送来了，并有外缨公服、笏板、交椅、水罐子和衣版等器物。其时，苏序头上只戴一顶指头粗细的小冠子，蹲在地上，慢慢取出诰文，读了一遍，一言不发，随手就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装进一只布袋里。取诰时，见有吃剩的牛肉，又将它装入另一布囊，叫个村童替他挑担，自己骑驴一同入城。城中有人听到这个消息，跑出城外来看他，走到半路上，只见老人骑在驴上，童子挑着两只布囊，走在驴后，莫不大笑。他就是这样一个简朴的乡里长老。

苏涣中进士时，苏序的少子苏洵还只十五六岁。

苏洵，字明允，俗号老泉，实是沿习的误称。所谓“老泉”者，是因苏家祖坟在蟆颐山之东二十余里，地名老翁泉，故其子孙以祖墓地名，称洵曰老泉，以避名讳。后来文人误以为这是苏洵的别号，大家称之为苏老泉，甚至有加先生者，其实非是。明允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自少就不喜欢读书，虽是一个生性内向、沉默寡言笑的人，天性里却富有游侠精神，喜欢结交一些斗鸡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在外游荡，苏序也不管他，亲戚们问是什么缘故，苏序淡然道：“你们不知道的。”到了年已及冠，他依然故态，苏序还是充满信心地说：“这样一个人，是不必担心他不学的。”

苏洵娶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程夫人系出名门，知书达礼，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苏家来，已是委屈，而夫婿又那么不知上进。她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虽然不说什么，心里总是郁郁不乐，只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希望有一日她的夫婿能够自己感悟过来。

苏家本来只是一个中产之家，经过多年来的消耗和人丁的不断增加，稍有意外，经济上就有捉襟见肘的烦恼，而岳家的富有和胞兄出仕后的荣显，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常常发生无情的对比，构成精神上甚大的威胁。因此，当苏洵要外出求官时，他们就从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迁了出来，在眉山城南纱縠行街上租了一栋宅子，似乎不仅住家，还经营着布帛或织物的生意。因为，从这条街名推测，“行”者，基尔特组合式的同行集中之处，住在这条街上的，也必都是同业。关于这栋房子以及在这栋住宅里兼营过纱縠生意，有苏轼自记可见：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榖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

所谓“婢子熨帛”，可能就是生意作业的一部分。程夫人不贪窖藏的非分之财，她只规规矩矩做生意，帮助家计，希望她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这份苦心，苏洵不是不知道，他后来说：

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嘉祐集祭亡妻文》）

苏洵因此感叹折节，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少年，首次闭户读书，时年二十五岁。

苏洵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时间实已太晚，何况一开头的时候，态度又不很认真，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

但到第一次出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了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始知古人出言用意，与自己所想的不同，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不禁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下帷终日，兀然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在这六七年中，封了笔砚，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自述读书有得的过程，如前揭《上欧阳内翰书》言：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苏洵于乡试失败后，焚弃旧稿，决心从头苦读，则已二十七岁，故欧阳修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史本传皆言：“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

自二十七岁起闭户苦读六年，至三十二三岁终于自学成功。曾巩论其文章说：

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

欧阳修称其为学，则曰：

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

苏洵与程夫人结婚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儿，都夭折了。有一天，他闲逛到城中玉局观道院，看到观中一家卜卦的店里，挂着一幅画像，卜师无碍子说是“张仙”，买去供奉，有求必应。苏洵听了心动，就解下身上佩带的玉环，与他交换了，回来挂在房里，每日清晨一定上香求子。如此虔诚地供养了好几年。他廿六岁时，生了长男景先，在襁褓中夭殇；翌年又生一女，是即后来嫁与程之才的幼女八娘；二十八岁时生了次子苏轼。苏洵有《题张仙画像》文曰：“……旦必露香以告。逮数年，得轼，性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也。”

仁宗宝元二年己卯（1039），洵三十一岁，二月二十日，幼子辙生。他们只有兄弟二人，辙诗所谓“兄弟本三人，怀抱丧其一”者是也。

五　少年

苏轼自幼身体健康，头脑明快，原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孩子，而他又不缺少游伴，除自家兄弟外，还有伯父家的堂兄弟不欺、不疑、不危，外婆家的表兄弟程之才、之元、之邵和街坊邻居等。孩子们碰在一起，便结伴往醴泉寺爬到树上去采橘子和柚子，登石头山去拾松果，玩得非常痛快。直到鬓有二毛，苏轼还非常怀念他们的童年，作《送表弟程六（之元，字德孺）知楚州》诗：

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

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

诸孙相逢万里外，一笑未解千忧积。

…………

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就读于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为师，同学近百人中，老师就只称赞他和陈太初两个学生，聪明为全校之冠。但是人生各有不同的际遇，这陈太初后来做了道士，得了道，尸解于眉山。

学中见到老师的朋友矮道士李伯祥。这矮道士甚好作诗，但是诗格不高，苏轼记得他的一联断句“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认为相当可爱。他一看到苏轼，便叹赏道：“这位郎君，是个贵人。”苏轼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苏轼记得七岁时，碰到一个九十岁的朱姓老尼姑，讲她早年曾随其师进入蜀主孟昶宫中。一个盛暑酷热的夜晚，蜀主与花蕊夫人纳凉于摩诃池上，曾作一词，老尼记得全文，念给他听了一遍。四十年后，苏轼还记得首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暇日寻味，认是《洞仙歌》令的起句，遂为补足全词，是《东坡乐府》中的名作之一。

庆历三年（1043）三月，仁宗因讨伐元昊，兵久无功，奋然改组政府，以章得象、晏殊为相，用杜衍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为谏官。朝局更新，当时的名士石介作了一篇《庆历圣德诗》，歌颂朝廷的人才济美。有人从京师来，抄了这篇诗给一位乡老先生看，苏轼刚巧在旁，听大人们这样讲，便从旁偷看，默默诵习，他问那乡老先生文中所颂，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人说：“童子何用知之。”苏轼抗议道：“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使也是人的话，为何不可问？”那乡老先生讶异这孩子能说这样的话，就给他详细数说，并且告诉他道：“这韩、范、富和欧阳四人，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孩子心里，对这四个大人物，从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很想深入了解他们的为人。谁也料想不到，日后除了不及亲见范仲淹常以为恨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在这个孩子未来的生命历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范文正公文集序》）

苏轼十岁，已能开笔做文章。有一天，父亲诵读了欧阳修的新作《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后，就叫儿子仿作一篇，他的拟作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那么一句，老苏甚喜，指着说：“希望这句话，将来你能自用。” 做父亲的人，没有不望子成龙的，而四十六年后，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撰谢表时，记起童年这个故事，果然把这联句子用了进去。

庆历五年（1045）春，苏洵离家宦游，先游了蜀境内的岷山、峨眉山，虽然攀上了绝顶，但是目眩足颤，只怕自己会下不了山，惶恐之至。然后坐了船由夔州、巫州经三峡而至湖北襄阳，舟行江上一个多月，看尽了两岸青峰，经历了峡路的急流，然后陆行而至汴京。

苏洵在京师，与同乡好友史经臣（彦辅）同应茂材异等试，这是朝廷收罗遗贤、布衣可求出身的特种考试之一。洵曾写信给梅圣俞，述当时应试之苦，有曰：“自思少年尝举茂材，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虽然吃了苦，这次考试，却未取上。

苏、史二人，是推心置腹的好友。在眉山时，他们两个在“破窗孤灯，冷灰冻席”上，常常深谈终夕。这次同在京师应试，则又是“饮食寤寐，相恃以安”的伙伴，结果两人都没有考中。

苏洵外表冷漠，沉默寡言，他的儿子形容他是“燕居如斋”，难得一见言笑的人，但他心里却充满一团热火，隐然还有豪情侠气在他血管里沸腾，所以交游中他独喜欢豪放不羁的人物，如述他与史经臣的交往：“子以气豪，纵横放肆，隼击鹏骞。奇文怪论，卓若无敌，悚怛旁观。忆子大醉，中夜过我，狂歌叫欢。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他人窃惊，宜若不合，胡为甚欢？嗟人何知，吾与彦辅，契心忘颜。”他们这时候，原来热切希望能够相共“飞腾云霄”而一举成名的，不料双双铩羽。

苏洵在京师逗留了一年多，不能得官，一气之下，漫游了河南的中岳嵩山、陕西的华山和豫陕之间的终南山，又南下江西，在九江与雷简夫订交。《忆山送人》诗说：“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登庐山，见圆通寺的名僧居讷禅师，然后再赴虔州，直至接到父亲（苏序）于是年（庆历七年，1047）五月十一日逝世的噩耗，这才奔丧回乡。

苏洵离家后，苏轼便从张道士那里退了学，改由母亲亲自教读。计从道士张易简读书者已经三年。程夫人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因为历史事迹，不但启迪一个人的知识，更是培养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训练。她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出来考问他的儿子，而她这个儿子反应敏锐，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欢喜。

程夫人教儿子读《后汉书》，至《范滂传》，不禁慨然太息起来。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学问气节，深得乡里敬重，举孝廉，又举四行，受荐于朝廷，被派往冀州视察灾荒，范滂当时“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自入州境，一力纠弹吏治，铁面无私，甚至使贪官污吏，望风解印而逃。延熹二年（159）太尉黄琼任为府掾，范滂根据诏令，一口气检举州郡刺史太守以及权门豪家二十余人，朝廷不能尽采他的直言，他就辞官回家侍母。

当时宦官弄权，政风败坏，志士仁人，共起抗争，于是发生了党锢之祸。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二百余人下黄门北寺狱，范滂亦被小人攀诬在内，到第二年得逢大赦获释。

灵帝建宁元年（168），太傅陈蕃及大将军窦武谋诛宦竖官，事机不密，反被宦竖击败，于是大捕“钩党”，范滂也在党人名单里面。汝南督邮吴导奉旨缉捕，但他不忍去抓这样一位正人君子，在传舍里抱着诏书痛哭，范滂听说此事，便亲往县府投案，县令郭揖大惊，有意弃官与他一同亡命，而范滂不从。

他的母亲赶来与滂诀别，滂道：“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于泉下，存亡各得其所，望母亲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伤。”

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

范滂再拜受教。回头对他的儿子，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而下场如此。”

听到这话的邻里和路人，莫不为之同声哭泣。范滂死，年才三十三岁。

苏轼读完这篇甚长的《范滂传》，十分感动，陡然问母亲道：“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凛然答他。

令人慨叹不尽的，是苏轼少年读《范滂传》时，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个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的巨人；到了历尽坎坷，才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当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热情来拥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长的历程，却尽是错落的噩梦。

苏轼是个悟性很强的孩子，读书不错，生性好动，所以非常贪玩，和七八岁大的弟弟苏辙，二人课余不免做些抟泥弄沙、掏挖鸟窝之类的游戏，如《天石砚铭》说：“某年十二岁，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扣之铿然有声……”高兴得如获异宝。

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好多鸟雀在这些树上筑巢。程夫人最恶虐杀生物，严禁儿童婢仆捕鸟取卵。春天，雏鸟新生时，母鸟最怕的是天上飞的鹰鸢和地上爬的蛇鼠，这些东西惯于攫取巢中的卵和幼鸟。母鸟在这里巢居过几年后，相信人们不会加害于它时，便渐渐把巢筑到低枝上来，因为低枝近人，可以受到人类的庇护，吓退鹰蛇的入侵。苏家园子里，鸟巢低得小孩都可俯身而视，苏轼他们就常去观察幼鸟的动态，找些食物来喂它们，看到它们张嘴接食，呀呀乱叫，快乐得拍手大笑。

儒家教人要“推己及人”，再进一步就是要爱及同为有生之伦的大地上其他的生物，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教养，苏轼得之于母亲程夫人者为多。

他们园子里又常有一种羽毛非常美丽的桐花凤飞来，这种珍禽，难得一见，邻里认为这是苏家祥瑞的征兆。

儿童都喜欢过年，而蜀中风俗也很重视度岁的年事。腊月中旬，亲戚朋友们就互送年礼，不论山珍海味、活兔子、大鲤鱼，都可以当礼品，也无所谓贵贱厚薄，量力而行。富人送出来的礼物固然光显；穷人舂米作糕，也一样是份年礼。将近除夕数日间，家家杀猪漉酒，彼此相邀到家里来吃顿年夜饭，苏轼诗所谓“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是为“别岁”。

除夕那一天，合家彻夜不睡，名之为“守岁”，孩子们都勉强撑起精神来不肯睡觉，因为这个热闹欢笑的夜晚，在他们是非常难得的有吃有玩的好机会，虽然“岁”是守不住的。苏轼有个比喻，垂尽之岁恰如赴壑之蛇，蛇已进入洞里，即使你能抓住它的尾巴，终究是徒费力气。

新年里，眉山城里的男女老幼，万人空巷，都到东门外十数里的蟆颐山去踏青，山上有亭榭松竹，下临大江，士女杂沓，歌吹嬉饮于山野间，热闹非凡。苏轼、苏辙兄弟上山去，看到有一道士，拦路兜售神符，说谁买了他的符挂在家里，养蚕蚕会结茧如瓮，养羊羊会肥至数百斤。路人并不一定信他，然而还是买了。下山再见这道士时，他已得钱沽酒，喝得醉倒路边了，嘴里还一直喃喃自语：“我的符灵验啊，我的符灵验啊！”苏轼觉得这骗人的醉道士，连自己也骗，非常好笑。

二月中旬，趁着农家春闲的时候，城中举行“蚕市”，卖养蚕缫丝用的器具，同时有各种玩乐的饮食的摊子，供四乡进城来的乡下人吃喝游乐。两兄弟便常溜出去看热闹，苏轼注意到那些做生意的城里人，在那里用花言巧语来骗乡下人的钱。

庆历七年（1047）五月，祖父苏序逝世，至八月，在虔州的苏洵才奔丧回到眉县。从此，轼、辙两兄弟才正式就学于父亲。苏洵为这两个儿子取了学名。兄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时年十三；弟名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时年九岁。洵复作《名二子说》勉之：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从这命名的意思里，看得出这位精明的父亲，很担心这十三岁的次子，才华外露，容易吃亏，希望他能学习蕴藏，“若无所为”。他也欣赏幼子的敦厚和朴实，期望他有用于世而不必居其名。

苏洵改后园书斋名南轩者为“来风轩”，他就于此课子读书。苏轼四十余年后在海南回忆当时读书的辛苦，作《夜梦诗》曰：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

可见当时父教子读，非常严厉，课业以日程功，一点不能马虎，而儿子贪玩，到了限定读毕《春秋》的日子，他还只读了一半，心里惶急得像吞了钩子的鱼一样。

苏轼自言当时用功的情形，曾言：“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海南初度清明节，苏轼卧听少子苏过朗朗读书之声，音节闲美，感念四十年前，自己少年时，他的父母也很喜欢听他诵读的书声，作《和陶郭主簿诗》曰：

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

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

闭户未尝出，出为邻里钦。

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

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

苏轼读书，渐有进境，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夏侯太初论》，命他作文。老苏见文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两联句子，知道这孩子已能运用他的想象力，入于文章了，对此非常称赏。苏轼后来做《黠鼠赋》，把这得意的句子也用进去了。

稍后，父子三人同读富弼的《使北语录》，记“说大辽国主”一节，有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这在当时情势中，确是第一等的外交辞令，两个人都叹赏其言明白而切中事机。老苏故意要考考他的儿子，问道：“古人亦有此意否？”

苏轼对曰：“记得严安上书说：‘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秽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但不如此明白。”

老苏笑以为然，心里当更欢喜这孩子书读得熟，记忆力亦强。

他们的伯父苏涣同时守制在家，两个侄子常往请教，他很恳切地告诉他们道，我少年时读书，不让老师烦恼，年稍长，学作文，每日有一定的课程，做不完，决不停止。到街上去，规规矩矩走路，在屋子里，不懒散。非独我如此，凡是我的朋友也都如此，不这样，就要被乡里看不起。所以当时读书的人虽然不多，但从不听说有读书人犯重大过错的。你们，才不如人，不妨学我的但求寡过就好。

中国人向来视人格教育重于知能训练，苏涣这番诚恳的话，在两个侄子的印象中非常深刻。苏辙后来回忆，将它详记在《伯父墓表》中。

眉山学者刘巨，字微之，在城西寿昌院设馆授课，从学的儿童几达百人，父亲便命轼辙兄弟前往就读。同学中，他们和家氏三兄弟——勤国（汉公）、定国（退翁）、安国（复礼）最为交好，而这近百名的学生中，日后出仕者亦仅二苏与家退翁、家复礼四人而已。

二苏在刘微之门下受学者亦三四年。有一次，刘巨做了一首咏鹭鸶的诗出示他的得意门生，末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读后说：“先生的诗是很好，不过我怀疑最后两句断章没有归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好不好？”微之慨然对别人道：“我没有资格做他的老师了。”

苏轼读书，除了必须诵习的经典之作外，最喜欢贾谊、陆贽的文章，都是不尚空言，侧重实用的。后来偶得《庄子》，看得废寝忘食，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苏轼开始学做诗时，他和同学们便有了一种新的游戏。几个小朋友坐在一起，出个题目，各人轮流做一句或两句，串联起来，使成为一首完整的诗，是为“联句”，这是读书人流行不衰的一种文字游戏。有一次，二苏与居住在同条巷子里的邻友程建用、同学杨尧咨相会于学舍中，天下大雨，枯坐无聊，他们就发起四人联句来作六言诗。

程建用先吟：“庭松偃仰如醉。”杨续道：“夏雨凄凉似秋。”苏轼联第三句曰：“有客高吟拥鼻。”轮到苏辙结句，他还不到十岁，做不出来，漫道：“无人共吃馒头。”大家都为他捧腹绝倒。

六　但愿一识张益州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苏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苏洵的幼女八娘，嫁与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辅），本来以妻兄作亲家，以内侄做女婿，原是亲上加亲的好姻缘。不料八娘嫁过去后，却因不得舅姑的喜爱，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义，竟至送了性命。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复作《族谱亭记》，痛言其乡风俗的败坏，起于某人，而某人者，乃其乡颇有名望的人物，大乱其俗。虽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骂的是眉山豪绅程濬。

苏洵举其六大罪状：一曰不恤其兄之遗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遗产而孝悌之行缺；三曰为族人所讼而礼义之节废；四曰宠妾灭妻而嫡庶之别混；五曰笃好声色，父子杂处而闺门之政乱；六曰黩财无厌，唯富为贤而廉耻之路塞。并且指斥他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人心，败坏社会风气，以官爵金钱勾结府县，以虚言诈语欺罔君子。总结起来，骂他为“州里之大盗”。

苏洵用这样火爆的文字来泄愤，同时宣布与他的岳家从此断绝来往，告诫家人子弟必须永远遵守这个禁令。这件事，遭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程夫人，她丧失了爱女，又断绝了母家，骨肉之间发生这么绝情的变故，足以令人肝肠摧折，精神崩溃。然而在那个时代的妇人，出嫁从夫，只好把一切横逆归诸命定，她是一个刚毅好强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咽苦水，一句话也不说。

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娶眉山邻邑青神县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女为妻，王夫人名弗，时年十六。

这一年，蜀中散发了一个漫天的谣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领报告，侬智高在大理，即将率众寇蜀。疆吏接到这个情报，不辨真伪，惊惶万分，立即调兵屯边，加征额外弓手，发动民众筑城，昼夜不歇。蜀人曾因李顺等人的起事，兵连祸结，痛苦的记忆犹新，四乡的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看见官府那么紧张，就纷纷逃到城里来，将粮食布帛贱价卖了，换成金钱窖埋地下，还不到婚龄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减轻危难中的负担。人心惶惑，秩序大乱。

朝廷得到这个警讯，立即发陕西步骑兵戍守西蜀，于是兵仗络绎于道，更增添了战争前夕的恐怖气氛。

朝廷为加强防御，决定要改派一个朝中重臣移镇西蜀，于是同年七月间，礼部侍郎张方平（安道），就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于十一月到达成都，经过实地的研究和考察，认为大理远离西蜀二千里外，两地之间的地方都由非常复杂的种族分据，安南酋与他们并无役属关系，怎能行军过境，来寇西蜀？便断定这是一个谣言。

方平对邛部川提出严重警告：“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下令新调来的军队，立刻归还原来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过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照例放灯，城开不夜，继复追查到谣言的始作者，枭首示众。于是一天云雾，顿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为了酬答张方平的崇功厚德，照当时的习惯，恭绘画像陈奉于成都之净众寺，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

北宋时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风，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发掘在野遗贤的责任。张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苏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犹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

苏洵来成都，幅巾野服，以尺书求见。方平立刻接待他，倾盖论交，共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的评骘议论，甚是融洽。又读了苏洵带来的《权书》和《衡论》各篇文章，认为他有司马迁一样的笔力，赞赏之余，不禁叹道：“这人是困于棘茨的鸿鹄！”就特别在宾馆里辟一房间，留他住下，一面状奏朝廷，保荐他代黄柬为成都学官。

朝命累月不下，苏洵等得很不耐烦，记起九年前在九江订交的雷简夫（太简），时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儿去访他。太简除了为他写了分致朝中大老韩琦、欧阳修的介绍信外，又为作书促请方平替苏洵再请三请，得请后已。书略曰：

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途路间耶！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

至和二年（1055），苏轼年已及冠。最近这几年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奔驰驿路，不能自已；又勤于作业，所蓄文章如经论、史论、经义、经解、策论等，已经积稿盈箧。他的文章，能以敏锐的洞察能力，驭以旺盛的气势，纵笔所至，议论风发，写其所不能不写，而立论的精神，则皆归于实用，不唱高调。其风格似孟子，论事则如陆贽。

张方平少年读书，是个天才人物，凡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再读。曾向别人借一部十七史，那么多的卷帙，据说经月就已看毕，归还书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诰，官拜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属有数的人物。苏洵命苏轼带了课业往谒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苏轼在成都，乘便游了大慈寺中和胜相院，并拜观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画像，对于唐室之奔走失国，深为感叹。在此寺中，他认识了成都僧统惟度和本是苏家远房族人的寺僧惟简。他们的年龄比苏轼大多了，但是谈得津津有味，听他们讲唐宋五代间的掌故，都是书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识，求知欲非常旺盛的二十少年，听得非常兴奋。

这一年，苏洵也办了次子苏辙的婚事，娶于史氏，新郎新娘年纪都还很小，苏辙《寄内诗》所谓“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这样早婚，与他决定次年要两兄弟一同赴京应试有关。

张方平起先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久无消息，便劝苏洵道：“西蜀僻远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师去一求发展？”苏洵为之心动。

但是苏洵想到自己年将五十，还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实已太迟，倒是为两个儿子谋取出身要紧。不过张方平所见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节操，而且认识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烦他呢，心中踌躇不决，“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后决”，作《上张侍郎第一书》说：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苏洵是个非常强项的人，为了儿子的前途，竟也顾不得腼颜求助，甚至罚神赌咒说了“不如所言，愿赐诛绝”那样的话。

其实，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苏轼，当苏洵与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应乡试，如何？”方平说：“使从乡举，是乘骐骥而驰闾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设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两个儿子，使从六科之选，恐怕还不够骋其足力耳！”

于是，苏洵决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过成都，携苏辙谒张。直到这个时候，苏洵的荐状还是没有消息，显然已被当局借口检核资格，搁了下来。方平愤然道：

“吾何足为重，进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责也！”

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张方平和欧阳修从前政治立场不同。庆历初年，韩琦、富弼、范仲淹当国，颇欲有所作为，欧阳修时为谏官，站在他们这一边，尽力协助，遂与宰相吕夷简那一派的人发生摩擦，引起政见之争，结果是两败俱伤，皆在“朋党”这个帽子下被罢了官。张方平后来做御史中丞时，曾就这一旧案，力加抨击，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问。但是张方平为不埋没苏洵，毅然写信给欧阳修，固然难得，而欧阳修也并不因是张方平介绍，便漠视这个人才，这种风度，求诸后世，几已不易再见了。

于是，三苏决定于是年三月赴京应试。

这期间，苏家的经济情况已不甚好，老苏计划出行时，家计煞费周章，所谓“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踌躇好久之后，苏洵想到贩夫走卒还能左提妻、右挈子地奋身远行，他又何独不可？毅然决定了行计，留在眉山的这个十余口人的家庭重担，就完全落在忧伤的程夫人一个人肩上了。

古道热肠的张方平，还资助了老苏旅费。

七　登进士第

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苏父子启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阆中，自阆中登终南山，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此乃川陕间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县）北斜（斜谷，在眉县西）两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间万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哗哗流过，沿途古木阴森，难见天日。这条凿石架木的栈道，秦时即已开筑，古道斜阳瘦马，实是一场艰险的行役。

至横渠镇，兄弟同游了名为崇寿院的那座古庙，然后来到凤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脚，不料凤翔的驿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丧之下，只得将就在“鸡声茅店月”的小客栈过了一夜。再经大散关而至关中，苏轼在关右见有一首题壁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心里生出一种无端的向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读书求仕，便须把责任尽了，才能寻求水竹村居之乐，心里不免怅然若失。

东向而至长安，行至二陵间（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为乘骑的马匹，因过分疲惫，病死中途，只好骑驴而至河南洛阳以西的渑池。渑池是战国时代秦王大会诸侯，逼赵惠文王献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苏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闲的僧舍歇脚。这老和尚照顾周到，兄弟俩都在寺壁上题诗留念。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得京师，已经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间了。父子三人，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们的起居。

这一年的四月，河北发生大水，商河泛滥成灾。五月间京师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决，河水一直冒上岸来，泛滥入城，大水涨到与安上门的门关相齐，城南全部浸在水里，公私屋宇数万栋都被大水冲坏。六月间连地基很高的社稷坛都淹了水。苏轼等来时，看见沿河两岸，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锄头畚箕之类的工具，县衙门里日费千万，忙着征召民夫来抽水，沿途数十里，吆喝之声，不绝于耳。

七月，大雨虽止，而京城内繁华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车马的影子，路上到处都是小艇，在浊水里划来划去。有天晚上，苏轼独自一人走上大内正对面的龙津桥上观看夜市，虽然仍是满街辉煌的灯火，却照耀在黑黝黝的脏水面上，像无数蠢动的金蛇，抬头上看，则星寒月皎，一片凄清，这岂是繁华的京城？宛然为江湖水乡的风貌。“独立市桥人不识，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心里有无限的寂寞、无限的乡愁。

八月，苏氏兄弟与林希（子中）、王汾（彦祖）、顾临（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应举人试于开封景德寺。

待到发榜，四明袁毂（公济）为榜首，苏轼初露头角，考了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都中了举。

这个来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区的乡野青年，虽然心知这紫陌红尘里，住着好多一向景仰的国之大老，少年时期读过的《庆历圣德诗》，印象都还非常深刻，但是门墙高远，无由晋接，心里不免怏怏。有一天，苏轼踯躅街头，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枢密大臣韩琦的车驾，他只得侧身道旁，从行列中远远瞭望这两个伟人的风采，觉得他们的容貌似乎都很宽厚，但有“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的庄严气象，心想这岂不就是书上所说的大臣风度，禁不住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念头，在这青年热烈的心上升起。

儿子们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试的第一关，已经具有应试进士的资格了，老苏心里放宽了一步。九月间，他就捡写了《洪范论》《史论》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欧阳学士书》。书中，除了盛称欧阳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

然后，他就带了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往谒欧阳。欧阳读了苏洵的论文，以为博辩宏伟，即使贾谊、刘尚亦不过如此。初见面，觉得他温温然不太善于说话，但是相处时间愈久，愈觉此人可爱，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往往愈谈愈深入，愈深入则辨理愈为明晰。欧阳修叹赏他是一个纯明笃实的君子。

欧阳修就将苏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荐布衣苏洵状》，略曰：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论衡》《几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

所以请求朝廷，将他的文章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以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如此大力推荐，苏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为之瞩目。据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执政，欧阳修有意提掖，约了苏洵同往，席间赋诗，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句，虽入中年，当时的意气还是非常旺盛。

苏洵后来就照通例，以投贽文字的名义，上书时相富弼、文彦博，枢密韩琦、田况。其时军政废弛，士卒骄情，韩琦欲稍裁制，但恐军人悍怒生变，逡巡未发。苏洵略闻其意，所以在致韩琦的书中说：“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他认为前任枢密狄青，过分宽厚，所以搞得兵骄将惰，纪律不振，因此力劝韩琦必须一反狄青之道，严格整顿军队的风纪。他认为天子有生杀大权，所以不可多杀以贾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亦无以归罪，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希望他要考虑长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时的称誉，须尽至公之心，励威武以振军风的疲堕。

韩琦看了，虽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个心胸开朗、以和气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谈到有人倾害他时，也辞和气平如道家常，所以虽不赞成苏洵的意见，但也不批评他。

上富弼书，苏洵则说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须“政出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当权的人，如前前后后有不平者在，则其身危，所以劝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过，以杜绝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劝他用人行政，必须扩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诸人，对于欧阳学士竭力揄扬的人物，口虽不言，但都不甚领情。有人探问富弼对他的观感如何，富说：“此君专门教人杀戮立威，岂值得如此要官做！”语意非常刻薄。不过，韩琦是与范仲淹同以文人治军，声震夷狄，人称“韩范”的军事家，而苏洵与之大谈兵事；富弼更是政坛老手，且具外交长才的政治人物，而苏洵与之论政治技术，宜其所得结果如此。

欧阳论荐，苏洵止得试衔初等官，心里大不满意，据说是由于富弼的排斥。

其时，老苏对于自己的仕进还很热心，听说张方平已以三司使召还，便立即西出百余里前往迎见，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嘉祐集·上张侍郎第二书》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枢密使宋庠的车驾，更使他自伤沦落，续曰：“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

最后说，明公认为廉洁有文可以上比司马迁者，而困穷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认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以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公仪）、翰林学士王珪（禹玉）、集贤殿修撰范镇（景仁）、知制诰韩绛（子华）等四人同权知礼部贡举。欧阳又举辟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圣俞）等为编排详定等官，同入试院。

宋代的科举，以贡举为常科，大体沿袭唐朝的制度，设进士、明经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明经科试“帖书”“墨义”，进士试诗、赋、论各一篇，策五道，帖《论语》十帖。策论验实学，诗赋看词章，前者定去留，后者分高下。

宋重进士而轻明经，考进士登上第者，不数年就赫然显贵。所以，主司对这两科的应试举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经科者一入闱场，立即撤除帐幕毡席之类，以防传递作弊，其法甚严。场中也不供给茶汤，考生有渴到饮砚中墨水，弄得满嘴乌黑出来的，传以为笑。贡院试进士之日，例于阶前设案焚香，主司与进士互相对拜，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垂帘讲解，礼意周至。欧阳修有诗云：“焚香礼进士，撤幕待诸生。”即是指此。

宋代开国之初，为了开创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学问相尚的知识分子，所以历史上，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国。

然而，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欧阳修读书之日，偶于废纸簏中得到一卷韩愈的遗文，取读之下，明白晓畅，觉得必须循此途径，才是文章之正道，于是竭力提倡恢复古文，期能革新文学的颓风。不料士人狃于旧习，束缚过久，一时不易变化，而又用意过当，作起文来，只求艰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诡怪不通，迂僻难以句读的地步。这种病态的文字，其为空文而无实用，与骈丽之作，也是一样，所谓旧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风非常萎靡。

欧阳修以为读书人求出路，必须通过科举这条道路，而试官玉尺抡才，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丕变文风的关键。当时风气，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测下一科的主考会是谁，则谁的文章就是仿照诵习的模板，主试官的好尚与意向，往往可以领导风尚开创文运。欧阳修决心乘主持此届进士试的机会，建立标准，变革文风。入闱之初，即与同官协议，定下一个原则，凡是雕刻诡异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荐卷，文字艰涩破碎，猜想是有声场屋的刘几之卷，决心拿来开刀，提起朱笔就在这份卷子上画了一条极粗的红勒，予以黜落，以示惩劝。

这样做，当然会引起落第举子的抗议，但是欧阳修望重士林，毫不顾虑。两年后，刘几改名刘煇再度应试时，则所作文字已经完全变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见欧阳修以考试为变革文风的手段非常成功。

苏轼学为文章，本自孟子、韩愈文入手，而对于文体演变的途径，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及第后上《谢欧阳内翰启》所言：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这篇谢启里的话，岂不与欧阳修所要力矫时弊、重振文风的心意完全吻合！难怪欧阳修读此函后，兴奋得决欲放此人出一头地了。

礼部属尚书省，故其会试又称省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得十分轻松，其实他也一样需要苦心经营。据李廌说，王珪的儿子仲嶷告诉他，王珪当年同知这次贡举，曾将苏轼的论与策两份原稿，带回家里秘密珍藏，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凡三次起草，虽然只是草稿，也结写涂注几字几字，其慎如此。

按房分卷，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这次省试，锁院五十日，闱内无事，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及两梅（挚与尧臣）共六人相与唱和作诗。欧阳修《归田录》说：“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目为一时盛事。”这盛事后来遭人攻击，朝廷明令禁止，以后试官在闱内不得做诗。

礼部试合格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苏氏兄弟通过了礼部这一关，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兴国寺里等候金殿御试。

三月，礼部奏名，将省试中式的人，开列名单，奏请天子亲策于廷，故又称为廷试。这一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礼部引试，约集进士先拜阙下，然后引入金殿两庑的考场，两庑内临时设置几席，席上各标姓名，寻名入座。仁宗皇帝亲御崇政殿。殿试以应答天子策问为主，试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

考毕，由内臣收卷，编排官编注字号，付封弥官校勘，用御书院印。

旧制，殿试尚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这一年起，诏进士参加殿试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发榜，全部登科。

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迈《容斋随笔》说：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蒙正、张齐贤皆是也。

苏轼送同榜状元《章子平（衡）叙》也说：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举子汹汹大闹，指责试官挟有私见，评文不公，且在闱内唱和作诗。欧阳修摹写考场即景，有“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句；梅尧臣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句。落第举子便据此汹汹抗议，攻击考官，说他们自命为五星，视我辈为蚕蚁。造为种种丑话，千百人聚于途中，包围欧阳修的马前马后，群诟众骂，甚至散布生祭欧阳的祭文，叫嚣不休。但至殿试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闹了。

苏轼依例分别致书谢各试官。《谢梅龙图（挚）书》称道考试的方法说：“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这个意见，就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的滥觞。《谢王内翰（珪）启》有“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之语，竟是后来身罹诗狱的语谶。

欧阳修接到苏轼的谢启，拿给梅尧臣看，慨然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日，与儿子欧阳奕论文，说到苏轼，欧阳修叹道：“你们记得，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在《上梅直讲（尧臣）书》中，也充分表现了他对欧、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欧阳修提携后进，向来不遗余力，对苏轼更是用尽全力，到处揄扬。介绍他去见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韩琦，大家都以国士待之，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些前辈对这位新科进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识范文正公。”盖因范仲淹已于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苏轼归读欧阳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精神，磊落的行谊而深受感动，不觉落泪，叹道：“自读石介《庆历圣德诗》，中经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见其面，岂非命也！”

欧阳修不但介绍他晋见名公巨卿，并且叫他的门客晁端彦（美叔）去访苏轼，说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盛名于世，嘱与定交。

梅尧臣是老苏的老朋友，他看到轼、辙兄弟时，他们的年纪都还很小。后来作《老翁泉诗》赠苏洵，有“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翔”之句，对苏氏兄弟更是赞誉非常。

因是父执，苏轼尊之为梅二丈，说他长身玉立，秀眉大耳，额头泛着红光，酒量很宏，饮过百盏，他就端坐高拱不语，此时算是醉了。

榜发后，苏轼往谢这位父执，圣俞问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典出何书？”苏轼坦然答道：“想当然耳。”

在这场兄弟同登进士第的喜庆中，传说苏洵禁不住有点遗憾的样子，有人问他的感想，他道：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不论此传说中的话语是真是假，想象苏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轰轰烈烈的考前考后的忙乱，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静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晴天突生霹雳，忽自眉山传来京师。轼、辙兄弟的母亲程太夫人已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卒于纱縠行的老家。

八　母丧

老苏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变出不意”，父子三人仓皇出京，奔丧返蜀。

程夫人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苏家，不以清寒为嫌，认为只要大家努力，未尝不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她的丈夫游荡不学，口虽不言，心里总是抑郁难解。幸得苏洵自己觉悟，下帷苦读，她便抖擞精神，将全家内外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不让丈夫分神。

老苏外出求仕，她更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担当起来，经常陪伴儿子，青灯共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本已很难，尤其是房份间经济环境发生高下的变化时，更不易处。程夫人是个有见解、有胆识的妇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在纱縠行街上赁屋而居；但在宗法社会里面，这是一件不易得人谅解的行为，她也无可奈何。

老苏外出两年回来，一事无成，戚党里邻间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长的女儿又不幸既嫁而死，导致老苏和她的母家闹得那么决绝，断绝往来的是她的骨肉血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逆来顺受。

丈夫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媳妇看家，最多不过四十余岁，何以忽然逝世，诚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

老苏个性刚强，责人甚严，对他的夫人，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厌薄他的故乡一样，也厌薄他的夫人。程夫人只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将她一片心血，寄望于两个儿子，但是等到她的两个儿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则又撒手人寰了。

三苏回到家门，只见屋庐倒坏，篱落破漏，正如一栋逃亡无人的家屋，如今新丧在堂，更增一重凄凉空洞的光景。老苏在京，甚不得意，这次又经溽暑之下的长途奔波，回来后，疾病侵寻，自己觉得不数日间就忽然变成了一个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来，谢绝与人过往，杜门不出。

苏洵为程夫人茔葬于武阳安镇山下。山分左右两股，中间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潴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名曰“老翁井”，虽旱不竭。苏洵在泉上筑了一个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养两个孩子的辛苦：“惟轼与辙，既冠既昏（婚）。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而现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惊叹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而生者的哀伤是“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了。

于是，轼、辙在乡，依礼守制。

嘉祐三年（1058），宋朝名相王旦的儿子、龙图阁学士王素（公仪）从定州来知成都，苏轼以在籍进士的身份，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的问题，上书进议有关蓄兵赋民之事。略曰：蜀人劳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犹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而，民困已深时，是为政者最容易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希望他不要错过。国家向老百姓收税来养兵，两者应该兼顾，不能厚此薄彼。兵士离心，还是小乱，民怨深积，却足酿造大乱，所以希望他两存而皆济。又说，天下不可能完全没有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够公开接纳诉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现在，老百姓有冤无处申，申诉了也不听，甚且指为凶民，阴中其祸。吏治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就无死所了。

从这信中所说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对蜀人的经济压榨和剥削，经历百年，还一点也没有改善，苏轼痛心桑梓，疾奋一言。

王素非常看重这位后辈，以后叫他的儿子王巩（定国）从苏轼问学，此后，他们两人成了患难与共的知交。

苏轼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县，他就常到那里去玩。他夫人的族叔王淮奇（字庆源，又字子众），住在瑞草桥，做过多年县衙门的主簿、户掾之类的小官，待人和蔼可亲。他家自酿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苏轼一到，淮奇就约了杨宗文（君素）、蔡褒（子华）诸人，携酒带菜到江岸边，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云，听江上的涛声。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多，但是一点隔阂也没有。日后回忆，苏轼只想早日“归休，相从田里”。只要说到这个，他的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后来继妻的胞弟，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苏轼很喜欢他，江边饮酒回来，天也黑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与王箴对坐在庄门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地闲话，过一个清静闲适的夜晚。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镇上，有个猪母泉。传说百年前，有头母猪在此化为泉水，泉中有两尾鲤鱼，常人不能见。有一次，苏轼与其妻兄王愿玩到此处，苏轼俯视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见鲤鱼了。”王愿不信，于是两人作了一个祷告，不久鲤鱼果然浮出水面，王愿大惊再拜。

苏轼很喜欢喝酒，虽然并无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样过瘾。他的族叔慎言，是个道士，住在蟆颐山下的道观里，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观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个海量，一口气喝个二十大杯也不醉，他们传杯递盏地喝个够，便大声歌唱。“当此时也，”苏轼说，“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中书省札子下眉州，以两制议上欧阳修的荐状，召苏洵赴京“试策论于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老苏甚不满意，决定称病请辞。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书，称病请辞外，并条陈十事，大体上均为指陈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进的建议，以自解其辞不应召之罪。

老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读书人，最大的不满，是朝廷要“试而后用”。《答雷简夫书》曰：“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尧臣书》曰：“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穷。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

半年后，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苏洵再辞，同时上书欧阳，解释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于门下。他又说：从嘉祐元年丙申之秋，公进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余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数月而至京师，待命数月，得就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考官评阅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年载间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老苏对于官场的泄沓，对于朝廷之以众人待之的不平，跃然纸上。

然而，二十四岁的儿子，则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而志气如虹，当他的朋友宋君用将赴京师，苏轼作诗赠行，认为扩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个譬喻，生长在山上石溪里的鲤鱼，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气，而溪岸石密，无缝可钻时，定将窘迫得有如涸辙之鲋。所以，必须超越小溪，奋然跃往大江大海，而与浮沉浅水的群蛙道别。苏轼鼓励他道：“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望能有用于世，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样，非但不能分割，甚至无可选择，只有这一条通道。所以他进一步说：“我非田农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年轻的新科进士，对政治抱着无比的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他鼓励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读书为求世用，就不能不奋然跃入政治这个大海里去，发挥生命里的光和热，进入权力世界里去，才能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

九　南行

嘉祐四年（1059）九月，妻丧终制，老苏决定全家离蜀。

轼、辙兄弟这两位新科进士，当然要回京去，办理注官手续，两位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乡没人照顾，何况长媳还怀着孕，都必须跟随丈夫同行。

老苏自己并非不知故乡眉山风土可爱，只因受够了人情势利的伤害，再也不愿住在眉山看小人得意的嘴脸。他从前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诗曰：“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没有这个能力，在那时候，不过是一个秘密的心愿而已。而今夫人死了，儿媳都将离去，一个孤单的老人，没有穷独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决定同走。

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观音、大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萨像，连同两副龛座，舍与极乐院，在如来堂里供养，作《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苏家最近三十年间，骨肉零落，悲忧惨怆之气，郁积未散，所以他决计要“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也希望菩萨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够超脱幽阴，遨游于上下四方，如他“游于四方而无系”一样的快乐逍遥。

嘉祐四年十月，他们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泸、渝、涪、忠、夔诸州，下三峡而抵荆州度岁。

初自眉州入江，苏轼豪气凌云地说：“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岷江之滨，有凌云寺凿山为大弥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九层楼阁为庇覆，极是壮观。他们的船，随着奔腾的江流，行过大佛脚下，这一路水平山远，胸襟异常旷荡。舟过宜宾，行近戎、涪一路，地与多山的贵州接境，沿江遂见不知名的山峦无数，一重一重的夹岸峭壁，高耸天际。夜泊牛口渚，才见岸边有三四户人家，疏树寒灯，非常寥落。船上要补充食物，但这穷荒地方，是无酒亦无肉的，只好向他们买点蔬菜回来，看他们住在“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家屋里，身上穿的破裤，遮蔽不了双股，饭不满盂，被盖都不齐全，天生的性情，使苏轼忘怀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为他们连这个样子的生活也在过，而且过得毫无怨言，自忖道：“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过泸州安乐山，听说天师张道陵曾经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树叶都有纹如道士所篆的符。苏轼不信这些神话，他说天师早已死了，他的子孙也一样要死，岂能有神力于满山的秋叶。

江流两岸，群山壁立，这青年人站立船头眺望，风平浪静，不觉舟行，但见群山去如走马，他举起手来，想与山上的行人打个招呼都来不及，觉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诗：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此诗虽是少作，但已充分显露苏轼作诗已能自由表现他敏锐的观察与丰富的想象能力。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举手和他说说话，他开朗与和善的性格，也完全流露于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来了，舟中无事，兄弟学欧阳体作《江上值雪》诗，照欧阳修的限制，作雪诗不得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的比喻字眼，他们更加设限，不得用皓白洁素等形容词。这是一种游戏，但也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训练。过忠州后，沿途独多三国时代的名迹，如至鱼腹，游永安宫，登山望诸葛亮的八阵图，看诸葛盐井，访屈原庙，作赋。抵夔州，吊刘备托孤的白帝城，都是宇宙山川与历史人物的交织，怀古吟诗的好题目。

至夔府而后入峡，首过瞿塘，两岸峭壁对耸，上入霄汉，仰视天如匹练，中贯一江，是乃三峡的大门。苏轼形容峡门的形势：“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群山逼阻水势，水又反激起来，狂噬山脚，水石相激，造成危险的涡流，势欲吞舟，而一舟微茫，前途难测。

过了瞿塘，经滟滪堆，全系崩山碎石积成，出水数十丈，夏秋涨水时，水又高出堆上数十丈，苏轼有赋。以后便是巫山，巫山是峡中一大县，但山隘诡怪，如石门关，仅通一人行，为天下之至险。过了巫峡，便是归州新滩，此处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称新崩滩。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汹涌，而且水中暗伏锐石，船触上石礁，立即沉没，每年舟毁人亡于此者不可胜计，为峡中最险之处。苏轼诗：“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大鱼都被浪冲到滩上，暴鳃而死。他们在新滩遭遇了大风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么事也没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个叫龙马溪的地方，买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舱里喝闷酒。

经黄牛峡、扇子峡，登虾蟆碚，而至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欧阳修《下牢津诗》所谓“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者是也。再过三十里，则已见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峡，人人额手相庆，如得更生。

至夷陵，这是欧阳修曾被谪居的小邑。他们专诚往访了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过荆门十二碚，皆高崖绝壁，巉岩突兀，以险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驿。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苏轼作集叙（因避父祖名讳，所以他们父子写序，都作叙或引），首述作文的态度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苏轼文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南行集》没有传本，今从三苏集中寻绎出来，得苏轼之作四十二篇，苏辙二十三篇，附老苏所作及各赋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苏氏一家在船舱里闷了两个月，亲历三峡之险，实已精疲力尽。到得荆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腊鼓频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荆州住下来，过了年再走。

苏轼因当地的风土见闻，作《荆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

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

这是苏轼的少作，饶有杜甫《秦州杂诗》的风貌。

嘉祐五年（1060）正月初五，他们从荆州启程，陆行赴京。经浰阳，渡汉水而至襄阳，苏轼作古乐府《野鹰来》《上堵吟》《襄阳乐》三首，又去南阳城南二十里登访了诸葛亮的隆中草庐，拜观了武侯的遗像。

过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宋属京西南路），太守赵尚宽正在发动戍卒、招揽流民，共同从事修复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数万亩，而且使濒临饥饿边缘的流民和淮湖一带失业的老百姓来做工，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种落籍。

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说，而化荒地为良田，收游民为自耕农，此于安定社会方面的贡献，又岂仅增产而已。苏轼对赵太守这项工作，敬佩万分，他虽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能亲执壶浆箪食，帮助赵太守迎劝四方的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代赵太守告于道路，即如现在布告。其中一章说：

侯谓新民，尔既来止。

其归尔邑，告尔邻里。

良田千万，尔择尔取。

尔耕尔食，遂为尔有。

继续行程，二月至许州，始识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纯仁，时任许州签判，范苏订交自此。时正春光明媚，苏轼往游许州西湖，但见游人如鲫，提壶携酒，非常热闹，而苏轼却想着欢游背后有人寒饿，诗言：“……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

过汝州，游颍考叔庙。至尉氏，大雪纷飞，酷寒入骨，苏轼独留驿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来自北方的旅人狼狈进来，头戴的竹笠上已经积雪盈寸，下马登堂，面色苍黑，冻得全身僵硬。苏轼现成有酒，就邀他过来同饮。主人持杯未举，那来客却已顾不得客气，斟满大杯，一倾而尽。其时，外面风狂雪暴，“千门昼闭行路绝”，如临世界末日，而驿所里这两个同是风雪中的旅人，则酒暖颜酡，相与笑语不绝，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苏轼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见他横策上马而已。

大苏自荆州陆行京师，途中作诗三十八首，小苏《栾城集》中仅存七篇，两人共四十五首，后人编为《南行后集》。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氏一行到达汴京，于西冈租了一栋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多，单是从贡举出来的选人已经不少，官员缺额有限，皇祐年间，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试中式的进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资格，要做官，尚须通过吏部的典选和注拟。

轼、辙赶往京都，就是为去参加吏部的“流内铨”。吏部择人之法，举办身、言、书、判四项考试：

身，以体貌丰伟为合格；

言，以言辞辨正为合格；

书，须楷法遒美为合格；

判，须文理优长为合格。

这四项以书、判为重。身、言两项，类似现在的面试；后面书、判两项，则是应用书牍的测验，这是做官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过“流内铨”的考试合格，吏部铨派：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

吏部铨叙，只能注拟州县官幕职，进士及第者，例授九品，县主簿都是从九品的职官。

这种但凭年资的任用办法，实与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资格”相同，只能培养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异能之士，徒使沦为州县小吏，以后很难出头，实是国家严重的损失。

苏氏兄弟，皆辞不赴。

八月，苏洵被任命为试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官虽止于从八品，但为士大夫间所最看重的清职，由此可登馆阁，践言路，假如运气好，更迁起居院，就可入侍讲筵也说不定。宋代的清职，几乎无有不试而任的，这次苏洵以布衣召用，不试而任，可以说是非常的恩遇，此盖欧阳修大力斡旋的结果，但是老苏还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二则此仅“试衔”，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说：“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自此以下，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这几句话，虽然道尽了千古小公务员的伤心之处，但其真实的原因还是在于年已老大，不堪磨炼。他说：若为少年，今且守选数年，然后得窥尚书省门，又待阙岁余而到任，幸无差错，又守选，又待阙，如此熬过十四五年，满七八考，又幸有举主五六人，然后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时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因为等不到它成长结实也。（《上韩丞相书》）

是年，王安石以提点江东刑狱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仁宗庆历二年（1042）成进士。知鄞县四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家贫母老而不赴。陈襄首为上荐，将他与一代大儒胡瑷并举，称其笃于古学，而文辞政事，亦都有闻于世。仁宗至和元年，欧阳修荐为谏官，称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彦博、韩维同荐，朝廷任命为集贤校理，但他都借口家累，辞不应命。嘉祐元年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第二次于再论水灾状中，以王安石与包拯、张环、吕公著四人共荐，赠诗则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比之为李白、韩愈，推许可谓极至。但是安石报诗，却说：“他日傥能窥孟子，此身安得望韩公。”处欧阳为韩愈，而自期为孟子，这样妄自尊大的口气，欧阳修大度宽宏，并不为嫌。

其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院中牡丹盛开，包公邀同赏花，时酒相劝。司马光素来不喜欢喝酒，碍于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强干杯，而安石终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强。司马光说：“光以是知其不屈。”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点江东刑狱，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建言国是。安石虽然不在京师，而朝廷的达官贵人，都已熟闻其名，尤其世方争权夺利之不暇而安石则屡诏不起，自甘于地方小官，远离名利之场，大众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誉。

王安石抵京后，欧阳修劝苏洵往交这位杰出的名士，但苏洵说：“我知道这个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为天下之患的。”老苏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

世传苏洵有《辨奸论》一文之作，痛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又说：“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等等，极口丑诋。

此文《嘉祐集》不载，是真是伪，聚讼莫决，若是后人伪作，则张方平所撰墓表及苏轼本集所见《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都是一连串相关的伪物了。不过，两宋文人，对于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见，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许多诡异的故事来中伤他，《宋史》又糊里糊涂地采入引用，此文始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邵氏正是一个颇具偏见的作者，梁启超撰《王荆公传》引李绂（穆堂）之《书〈辨奸论〉后》，断为伪作，非为无见。

老苏求官，千回百转，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合意的职位。至嘉祐六年，儿子们忙着准备制科试，老苏百无聊赖，他又再函韩（琦）丞相，一则声明上年朝廷除试校书郎，辞不愿赴的原因，继言：“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语意颇有不平。韩琦先曾对老苏说过，“关于你的出处问题，几次想与欧阳修商量。但是见了面，总是忘记，实在很是奇怪”。老苏就抓住这一点，作此函的结尾说：“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则仍不免有腼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洵得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命同编纂礼书。这很可能是韩琦与欧阳修商量后协力的结果。

一个月后，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相），兼任提举太常修礼的工作。宋之典礼，初时沿用唐之开元礼，宋太祖开宝年间，曾补遗逸，通以今事，成《开宝通礼》二百卷。现在，欧阳以为太常修订新书，遗略甚多，目前所存简牍，日久残脱，将不能应用，奏请续编建隆以来的遗礼。诏许，即以苏洵与项城令姚辟两人，专领其事。

苏洵的政治理想，见于其所撰《六经论》者，以为人类有惜生、好逸、安常、知耻等各种性情，以儒学之礼、乐、诗、易为用，因其性情而为社会行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进步。

生民之初，自然纵逸，无所谓贵贱尊卑、长幼老少，人民好逸恶劳，如水趋下，久之，不免自相残杀。圣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设礼制以矫制自然之纵逸，利用人类安常知耻的天性，用礼来服人心。而统治者亦必须立德以取信，使礼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质，倡导尊君崇圣,以巩固政治力量；用乐的正声，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诗来畅发人之天赋情欲；以诗的教化来阻遏人欲横流。所以，治礼书这个工作，适合苏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苏洵认为编修礼书，是属于史家的工作，礼书乃史录，所以他主张：“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善恶自著。”（《嘉祐集·议修礼书状》）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为然，他们说：“祖宗所行，不能无过。若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目的是在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苏洵不从，径行其是。

其时，洵年已五十三岁，阅五年而谢世，官止于是。

十一　制策之试

宋沿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得常才，又设制科以待非常的人杰。士人出身进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隽者，则更被人矜贵，莫不以国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举，唯待天子特诏才举行的特试，须由大臣奏荐，受天子亲自策问与拔擢，其隆重可见。仁宗一朝，有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帏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习称“六科取士”。

制科之试，始于汉文帝之诏举贤良。宋因前代成规，而制度更加严密，每届对策者最多不过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达之知的荣宠，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诏求直言，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杨畋（乐道）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荐举了苏辙。

苏轼说制科特考之难，有曰：“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为应付这项漫无范围、无所不问的考试，他们必须有个清静的地方读书准备，因此于翌年（六年）正月，便从西冈移往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之怀远驿居住。

应考制科，须历三个规定的程序：一是缴进辞业，二是秘阁六论，三是殿试策问。

应试人于大臣论荐奏可后，先自选录所写的策论五十首，分为十卷，检同荐状诣阁门或附递投进，送两省侍从“看详”。经评定等次，选取文理优长者，择日参加阁试。苏轼因此有上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丞相富弼、曾公亮书。

《上两制书》说，轼本是草茅下士，现在列名为州县小吏，而诸公则是可与人主揖让周旋的人，贵贱的分际非常辽远。然而轼所学者圣贤之道，所习者圣贤之言，所守者圣贤之分，故敢踽踽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分，非所以施于此也。

他检送富弼的是策论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请观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献其文凡十篇，“惟所裁择”。苏轼志气如虹，昂首于权势之外的风度，在这些地方，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兄弟俩当时的生活，实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后，苏轼和他的朋友刘攽（贡父）谈起读书怀远驿时，每日三餐，饭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盐三样食物，戏称之为“三白饭”。刘攽是个惯开玩笑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忽折柬邀苏，去他家吃“皛饭”。苏轼已经忘记前事，认为贡父读书多，所谓皛饭定然别有典故，到时兴冲冲赶去赴约，待见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一碟子食盐时，才悟到已为贡父所戏，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

时光过得很快，在怀远驿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间的天气，白昼还是秋暑难挡，兄弟俩挥汗如雨，但是有个晚上，忽然刮起西风来，风声非常凄厉，一阵阵落叶，穿窗入室，寒气袭人，间又下起潇潇冷雨，更是一番凛然秋意。

苏辙年轻时，有肺病，身体很单薄，起来要去找件夹衣穿，苏轼正在读韦苏州（应物）集，刚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不禁触景生情，意识到兄弟俩现在拼命准备考试，一旦做了官，各自宦游四方，从此就要分离。眉山老家中，两人无忧无虑，闲居读书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俩就此讨论起前途来。清贫人家的读书子弟，怎么推得开求仕谋生这条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从仕路上退出来，同回故乡，才能对床而卧，共度风雨之夜，寻回他们的旧梦。

兄弟俩就在怀远驿做了“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年间，两人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然而由于可悲的人生羁绊，终身不能实现。

嘉祐六年（1061）七月，诏以起居舍人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杨畋、知制诰沈遘（文通）为秘阁考官。

凡举制策者，于前纳文卷经两制看详，列等次优以上，才得参加秘阁考试六篇论文。这次的考题是：一、王者不治夷狄论；二、刘恺、丁鸿孰贤论；三、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四、形势不如德论；五、礼以养人为本论；六、既醉备五福论。

秘阁试六论规制非常严格，甚难通过，当时的士人目为“过阁”，意指难如过关。六论每篇不得少于五百字，须一天一夜内写成。风檐寸晷，时间紧迫，一般考生但求充分发挥意见，无法考究文辞工拙，所以向来皆不起草，文章都不能工。苏轼为文，意思充沛，下笔如流泉汩汩涌出，不能自已，因此，他独可从容起稿，及时完篇，而文义粲然。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得见的天才。

秘阁六论及格后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亲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策题长达五百余字，规定对策字数应在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完成。苏轼举条而对，文长五千五百余字，本于深厚学养，济之以一腔忠诚，痛快淋漓地极论国是，写得甚是得意。所以登科后，他慷慨自言道：“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这次制科，四人中录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

制策取士，特别郑重，考官定等之后，言官（包括御史和谏官）例得复核。

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

苏辙对策，极言尽谏，语甚切直，司马光非常推许，定为三等，但却发生了争议。覆考官胡宿以为此卷出言不逊，坚持不可。司马光与范镇商量，范镇主张降等录取，另一覆考官蔡襄说：“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是推卸，而胡宿力主黜落。事情不得解决，闹到皇帝那里，帝诏：“差官复位。”复位的结果，也主张黜落苏辙。是科，弥封卷号，苏轼为“臣”字，苏辙为“𣭆”字。司马光奏曰：

……臣窃以国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识高远之士，固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所试文辞，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𣭆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臣区区所忧，正在于此，非为臣已考为高等，苟欲遂非取胜而已也。

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𣭆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𣭆所对事目，虽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岂不美哉！

奏上，执政将“𣭆”号对策卷进呈御览，仁宗看了之后，谕曰：“此卷，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录。所以，苏辙终于收入第四等。荐官杨畋见皇上时面奏：“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馆。”仁宗欣然从之。

光献曹后后来说，那一天仁宗策试贤良后，归宫，面有喜色，对曹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意指轼、辙。

制科入等后调官，苏轼除大理评事，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

自此风声所布，一旦之间，三苏父子文名，震动京师，流传四方，苏氏文章，遂为天下第一。士人竞以苏文为师法，很多人来访求传抄新作，也有很多人来要求从老苏问学，孙鼛（叔静）兄弟就于此时拜在老苏门下。

据说，老苏发愤苦读之初，偶得《战国策》一书，读之大喜，视为枕中鸿宝，秘不示人，甚至不让儿子们看见。一天被苏轼偷来看了，哪知他也很喜欢书中那种纵横雄辩的文字，所以后自为文，就带有非常浓重的纵横家风格。

王安石为翰林院知制诰，他是个笃实的经学家，很不喜欢苏轼文章中的策士气息，曾对吕公著、韩维说：“如果我是考官，就不取他。”

王、苏二人性格的不合，始见于此时。

苏轼在京师宜秋门旁买了一栋住宅，号曰“南园”，奉老苏及全家徙寓于此。与蜀中杨济甫书，说及此宅：

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稍有佳趣。傍宜秋门，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

诗又云：“荒园无数亩，草木动成林。”则此住宅，屋宇虽不甚大，而花木繁茂，宅基又在宜秋门旁的高槐古柳之中，九陌红尘里，不失为一所幽雅的诗人之居。苏辙曾将园中草木，一一题咏，则可见到堂前有芦，砌下有竹，堂后有石榴树，隙地有井，可以汲水浇花，另外还有双柏及一座葡萄架，深处更有幽室，室前杂植萱花、葵花、牵牛花之类的草花。

老苏又在庭前开凿一口方池，引水从假山岩鼻中流注池内，另以一盘上盛木三山，这一木根雕刻，还是老苏从蜀中携带出来的爱物，《嘉祐集》有记。

不久，朝廷告下，任苏轼为将仕郎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苏辙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王安石当制，认为苏辙在对策中说古时的宰相，专攻人主，比之为谷永，缴进词头，不肯撰告。

宰相韩琦笑道：“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

知制诰沈遘不以为然，所以后来当制作词说：“……而辙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贯靡究，亦可谓知爱君矣。”

苏轼将赴凤翔任所，其时苏辙的科考能否入等，尚在朝中纷纷议论之中，出处未定，而父亲孤身在京，无人陪侍，所以他只好留京侍父。此后三年，苏家仍然居于南园。老苏除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外，公余之暇，续写他的《易传》，苏辙亦于此时，从父学易。所以苏轼自凤翔寄诗，有这样的句子：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一说唐剑南道仅分东西二川，至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以此名为四川。——编者注

本书引文多有省略之处，且与通行版本未必尽合。但因作者已逝，不知所据版本，为尊重本书原貌，故于省略、不同之处不予增补，谨修订实质性错误。——编者注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宋制禄之厚”。

〔宋〕李廌：《师友谈记》。

本集：《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本集：《题李伯祥诗》。

〔宋〕赵令畤：《侯鲭录》。

〔宋〕苏轼：《东坡志林》。

大全集载东坡少时语。

本集：《富郑公神道碑》。又马永卿《元城语录》。

佚名撰，钱熙祚辑：《爱日斋丛钞》。

本集：《记里舍联句》。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佚名：《道山清话》。

〔宋〕欧阳修：《归田录》。又彭乘《墨客挥犀》。

〔宋〕李廌：《师友谈记》。

〔宋〕朱弁：《曲洧旧闻》。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佚名：史阙。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王素知成都在嘉祐四年（1059），可备一说。——编者注

本集·书简。

本集·书简。

本集：《记猪母佛》。

本集：《题子明诗后》。

流内铨：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之铨选，官自一品至九品称流内。九品以外，称流外。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宋〕朱弁：《曲洧旧闻》。

〔宋〕俞文豹：《吹剑录》。又陈鹄《耆旧续闻》。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