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为什么要写《狂人日记》？
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发表时间是1918年5月20日。写作时间略早些，作者在小说开始的文言部分后注明日期“七年四月二日”，也就是1918年4月2日，小说末尾注明了1918年4月，大致的日期就在这个范围。但是在鲁迅日记里查不到具体记载。鲁迅记日记很奇怪，什么时候逛街买书，什么时候收到别人的信，甚至别人的信是几号寄出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关于写作的情况却常常不记。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起因，鲁迅还是讲得比较多的。鲁迅在这之前没有写过白话小说，却写过漂亮的文言小说，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拜章太炎先生为师，文体上受太炎先生的影响，喜欢用一些冷僻的古字，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还有早年写的《斯巴达之魂》和翻译的域外小说，都是极有个性的文言，朗朗上口，神采飞扬。鲁迅最初不是很热心参与新文学运动，在《〈呐喊〉自序》里他写了自己是怎样被卷入新文化运动的。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作为一个心气很高的知识分子，但又是一个级别不高的政府教育部门公务员，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感到无所作为，而麻痹自己痛苦的方法，就是埋头抄录自己所喜好的古碑——这也是一种很清高的文人爱好。但有一阵子，他的朋友、也是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钱玄同先生去看他，看他百无聊赖地抄写古碑消遣寂寞，就劝他为《新青年》杂志写文章，为此鲁迅就写下了一段推己及人的论述：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明明是鲁迅自己感到寂寞，他却用自己所感到的情绪来理解《新青年》的同仁。鲁迅在这段话的前面，有一段文字回忆他在东京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验。其实，几个想入非非的年轻人想办杂志又缺少资金，失败是难免的，很多文学青年都有过这种遭遇，但对鲁迅来说，这次失败的经验似乎对他刺激特别大，他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注：同上书，第417页。)
这段话里鲁迅表述了自己对《新生》事件的心理感受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初“不知其所以然”，第二个阶段是“后来……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第三个阶段是再以后“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我把这点特别提出来，是为了说明鲁迅对办《新生》失败的经验是在不断回味反思过程中逐渐加入了他的人生经验的认识，而越来越加重了经验的分量。这次他又一次回味了自己办《新生》失败的经验，并把它涂抹到《新青年》的早期况景之上，所以他不知不觉地用了“寂寞”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况景。由于这种经验的沿袭，鲁迅在潜意识里不但把《新青年》看作是当初他办《新生》的理想的一种继续，甚至对其所必然会遭遇的失败的结果也预先考虑进去了。然而当他再次意识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时，我们就能理解他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了：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鲁迅虽然被钱玄同说服而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却没有被说服放弃自己所以为“必无”的悲观，他对自己的经验使用了“确信”、“必无”等词，而对钱玄同的乐观主义的斗争精神只使用了“所谓可有”四字，语气的坚定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是愿意通过写作实践来克服内心深处的“无聊”之感，期待“希望”或许会成功。这就决定了鲁迅参加《新青年》的战斗呐喊在思想情绪上与《新青年》同仁是不同质的，他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与《新青年》同仁们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也是不同质的。
追根溯源，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悲观与怀疑不仅仅来自《新生》失败的经验，而是有更加丰富的思想基础和世界性的现代思潮作背景。他在《文化偏至论》里有一句名言：“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就是要破除对物质文明的迷信，转而弘扬精神力量；“任个人而排众数”，就是对于大多数的庸常之辈的意见要给以排斥，力去陈腐，转而强调天才，强调自己的力量。这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前那段时期的思想，以前的学界都认为这是鲁迅思想处于低潮的时候，反映了鲁迅思想的某种局限，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注：譬如郜元宝在《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里把鲁迅前期所表述的思想解释为一种“心学”的传统，是相当有见地的。关于我的论点请参考拙文《王国维鲁迅比较论——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收编年体论文集《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和自选集《新文学传统和当代立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我以为鲁迅早期的这一论断与他从西方早期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现代思潮中获得的信息有关，它恰恰是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主流的对立面出发的，而不是随大流的时髦言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不就是要引进西方民主体制？民主也就是“众数”，而不是少数精英分子说了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民主是指众数，科学就是物质文明。当“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时候，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国要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大多数人的民主；要反对传统的精神道德，强调科学强调物质，这是时代所认同的思想主潮。鲁迅的思想自然也有与主潮相通的地方，否则就不会积极参与建设这一时代共名。但是他又是带着自己很深的怀疑精神参与进来，他在早期论文里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论断都与时代主潮逆反而行，譬如当时政客杨度提倡用“金铁主义”来救国，所谓“金”指黄金，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铁”指黑铁，即武器，把军事搞好，靠黄金黑铁就能建立世界的霸权。这话大约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有人爱听的。但鲁迅认为这些东西是不能真正救中国的，关键还是需要“立人”，那就是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他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的价值如何，他也是怀疑的：第一是这种“民主”能不能在中国实现？第二是就是实现了“民主”，能不能救中国？鲁迅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这样的怀疑精神，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没有从鲁迅头脑中完全消除，更不可能由钱玄同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比喻而完全克服。怀疑里面包含了有彻骨凉意的深刻，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鲜明特点。他没有像陈独秀、胡适之那帮人那么乐观，觉得振臂一呼，民众响应，社会就改变了。鲁迅是很怀疑的，他明确地说过：“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但恰恰是在这种怀疑当中，鲁迅表现出一种独立的思想家的深度。《狂人日记》是一个双刃剑。当“五四”新文学运动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现代文明的力量批判传统礼教的时候，《狂人日记》尖锐地发挥出两边的杀伤力：一方面，鲁迅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揭露“吃人”的社会、“吃人”的礼教下的中国人心之黑暗；但反过来，他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张扬的人道主义、人性至上、现代文明也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