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宗棠来甘之前的活动简介
左宗棠在晚清“中兴名臣”中是颇具特色的一位，就其一生的成就与功业而言，可谓大器晚成。然而一个人的事业，与其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个人的性情及阅历关系非常大。这如同搞建筑一样，没有坚实的基础、完备的材料及精心的施工，难以期望有坚固大厦的矗立。如果把左宗棠的一生以1860年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则其前期正是为他后期建立功勋奠定基础的时期。下面从时代与士林风气、师友渊源、学问和阅历等几个方面，谈一谈左宗棠前期的主要活动。
（一）左宗棠的师友、学识和经历
左宗棠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他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这表现为“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1]。值得注意的是伴此时代之新特点，士林风气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清治至道光而报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2]
1.时代风气
中国传统的士人，从来都是把读书做学问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士人、读书人而言，最佳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从来就是读书人的传统精神，即“君子为学，明道经世”。但秦汉以来，由于封建统治大一统的需要，迫于政治的高压，读书做学问与经世致用的联系被割裂了，结果“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3]。所以，历代盛衰循环之际，士人中每每出现返本求源的经世思想。
在“康乾盛世”时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采取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政策。读书人为“文字狱”所苦，投向故纸堆，不敢面对现实，士林风气一片死寂。当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统治者被长期蕴积的矛盾所纠缠，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面对统治者无所措手的严重形势，那些极为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瘼”的有识之士，开始发出不满现实而要求变革的呼声，进而演进成一股经世思潮，并成为当时的士林风气。自此，士林出现了学术与政治，即做学问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的新动向。他们逐步摆脱宋学空谈性理和汉学繁琐考据的学风，走上了讽议时政的道路，力求联系实际，以期解决实际问题。英国军舰的炮声，打掉了天朝的威仪；《南京条约》的签订，扫尽了“上国”的灵光，也惊醒了时人，更多的读书人开始把读书做学问与关注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推动了经世思潮的发展。
2.湖湘文化
就历史和地理环境而言，湖南历史上一直是个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即使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它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不发达省份，地位无足轻重。王闿运说它“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4]。语虽简略，但情形却属实。湖南在地理上“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造成了它“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不过同时也造就了其地“民性多流于倔强”，而能够“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5]的特点。
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一个是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对后来培育和形成湖南独特的学术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造成湖南学术风气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首先是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无论是心学、实学的变迁，还是清代汉学的兴起，都对湖南士林影响甚微。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6]。湖南士人习理学者多，习汉学者少。再者，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探讨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湖南士林这一学术传统，适逢清学道光的转折，由是遂开一代风气。
3.师友渊源
就在左宗棠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当时几位极力讲求有用之学的有识之士，这些师友对他一生的学问事业影响很大。
首先是贺熙龄（字蔗农，湖南长沙人）、贺长龄（字耦耕）兄弟二人。左宗棠二十岁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贺熙龄“以侍御家居，主讲席”。贺乃“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很是赏识。左宗棠在给友人信中称：“稍长，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7]后来左宗棠更有“十年从学”之语，可见贺熙龄对他的影响之大。
当时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正丁忧在籍，一经引见，居然推认左宗棠为“国士”，两人交往频繁。左宗棠常向贺长龄借书，阅毕则互相交流心得，考订得失。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书，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齗齗，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8]而贺长龄正是经世致用之学主要文献《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
其次，对左宗棠有较大影响的是林则徐和陶澍。林、陶是当时很有政声的封疆大吏，读书为官者多目之为楷模。他们敢于正视现实，对清王朝的衰退之势有清醒认识，对种种弊端深为不满，极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企图通过对政治及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诸务的整顿与变革来挽救已呈衰相的清王朝。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做山长时，以联语得到当时路过此地的两江总督陶澍的召见，“一见目为奇才，纵古论今，为留一宿”[9]。此后交往较多。林则徐当时因在广东抗英禁烟而遭贬，在士人中影响颇大。左宗棠虽只在林则徐由云南引疾还闽途中在长沙见过一面，但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事态度则由衷钦佩。近人秦翰才在其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评说陶与林二人对左宗棠的影响时道：“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模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陕甘后，变更建置，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司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举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10]这正是对这一渊源的生动描述。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对魏源也尤为心仪，目之为既袭承湖南经世学风，又极力倡导并发扬此风而开“清学之变”的第一人。他对魏源感于海警，以激励后人振作精神，效法祖先而著的《圣武记》深为赞叹：“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方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11]而对贺长龄主持下由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对经世学风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也是认真研读，勤加批注，深受其影响。
另一位对左宗棠后期成就功业关系甚重的人物是他的好友，也是中兴名臣的胡林翼。二人同庚，两家父亲又是好友，交往甚密。诚如胡林翼所言：“林翼之先人与先生之先人交最厚，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12]这是一方面。另外，后来太平军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荐左宗棠入张亮基幕，互相前后援引提挈，为湘军稳固后方，供应补给，共同对付太平军，使之尽展才能与抱负。后左宗棠涉“樊燮案”，多赖胡林翼从中斡旋，多方运动营救，才免遭不测。而左宗棠的受赏识与得重用，也正因为胡林翼联合曾国藩竭力举荐。左宗棠得以由举人擢为疆吏，胡林翼的鼎力推举之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郭嵩焘、郭昆焘兄弟。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历官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史、署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法公使。其弟昆焘，字仲毅，号意诚，举人，长期居湖南抚幕，后由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郭氏兄弟与左宗棠同是湘阴人（郭家住城关西门），彼此从小相识，时相过从。太平军入湖南，他们共同避居湘东青山，可谓患难与共。稍后，郭氏兄弟又共同努力，敦劝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先后入居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郭昆焘一直是与左宗棠协力共事的幕友。而身居北京、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则在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处于危难之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后来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出现裂缝，“凶终隙末”。这些，都是后话了。
4.学问与志趣
社会思潮由于时代的需要而喷涌，加以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成了激荡一时的士林风尚。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处在倡导这一风尚的中心之地湖南，追随当时极力推求经世之学的人为师友，所以其学问便深受经世思潮的浸染。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随其祖父、父亲读书，走的是追求科名之途，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偏好“有用”之书。十八岁那年，有一次从书铺购得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来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这是他读有用之书的开始。虽然“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以后积累成他学问的一个主要部分，即地理之学。第二次参加会试失败后，居住岳丈周家，“肇事方舆家言”[14]，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第三次会试再罢，对他求功名的信心打击颇大，开始表示出对功名之途的失望与淡漠，转而更加倾注极大兴趣于地理之学。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按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数十册。在从事舆地图说过程中，除绘成各代地图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军事的关系，逐一考订说明。后来在陶家教书时，又利用陶家藏书，考订他自绘地图之误。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15]。由于他一直关注并悉心研究地理之学，于中国地理非常熟悉，以后军事上屡建功业，实在有赖于此。
1839年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开始留意农事，并“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16]。因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启发，对“区田”问题颇为注意，作成《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17]，亲自在柳庄试验他的区田方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还悉心遍阅历代讲农事诸书，分门别类抄录，计划编写一部《补存阁农书》，“以诏农圃”[18]。在农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左宗棠讲求经世之学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学问在他后期规复陕甘及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体现。历史表明，左宗棠40岁前所习的这些“有用之学”，在他往后30余年的历史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两度幕湘
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驱使有识之士于有用之学中探求挽救之法。他们既恨当权者无所措手，又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既然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必将为经世之才提供用武之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为左宗棠等人安邦卫道的渴求提供了机遇，自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间的八年幕府生涯，便是他经邦济世学问的大见习阶段。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1852年10月至1853年2月）和幕鄂（1853年3月至1853年10月），都是在巡抚张亮基幕中度过的。时间总计整整一年，这是他初展身手的一年。一年来的活动，既是他早期所获学识的初步的和部分的运用，也为他以后有所作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所以，1853年夏击退由河南南下湖北的太平军之后，他在给陶桄的信中颇为得意和自负地说：“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然其实亦只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指太平军）何遂猖狂至此！”[19]同时，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的作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因而不久又有被礼聘。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时间近六年之久（1854年4月至1860年1月）。由于他所表现的才能和施展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巡抚骆秉章的信任和倚重。后来他在答郭嵩焘的信中写道：“骆文忠（骆秉章谥号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20]在当年的家书中，他说得更明白：入幕后，“中丞（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是位恃才傲物、敢于任事的人，“遇事有不可者，必力陈之”，但骆“不以为忤”。对于左及其同僚们的敢于任事，有些妒忌心重的人曾造谣挑拨，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骆则明白予以辩护驳斥，认为他们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21]。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顾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左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22]。这当然不无渲染之处，但骆对左的倚任之专和左的权势之盛却是事实。所以，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23]。《湘军志》作者王定安则总括地说：“骆秉章专听左宗棠，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宗棠毅然任劳怨，谤议颇起，然未尝稍自卸。秉章自度才智不逮，信之弥坚。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24]
由于左宗棠卓越的学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确实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曾经概括地说：左宗棠在此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他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25]这个概括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说的“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两句话：“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总之，实践考验了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丰富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历史给他提供了契机，他有备而来，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历史也承认了它所需要的人物。诚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八年的幕府生活，是左宗棠生平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左宗棠早期的四十年，是他生长壮大，积累学识，接触社会，因而成为往后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那么，幕府时期的八年，则是他生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端，是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转折阶段。”[26]的确，左宗棠正是以区区一幕客，以他的实力获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27]的声望，并成为一名封疆大吏的。从此开始了他的创建功业之路。
（二）来甘之前的主要军事与政治活动
如果说，左宗棠在幕府时期，还是“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28]的话；那么，此后六年，他则是驰骋疆场，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起义虽然继续有些局部的胜利，但总的来说处于衰败阶段；左宗棠的地位则迅速上升，先是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继而巡抚浙江，最后总督闽浙，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宗棠在这一阶段所做的事有两项：一是襄办江南军务与进军江西皖南；二是攻陷杭州与镇压福建太平军余部。左宗棠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已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由于两军长期拉踞厮杀，特别是由于官军的蹂躏，所至赣、皖、浙、闽、粤各地，早已成为“糜烂”之局。但左宗棠比一般昏庸顽劣的官僚们高明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反抗是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所造成的。因而他师行所到之处，较为注意纪律；在战时和战后都十分重视赈济抚恤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大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提倡和奖励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浙江和福建的时间较长，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较为突出。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这些方面只略微提及，不再做详细介绍。
（三）左宗棠的主要洋务活动
左宗棠参与洋务运动20余年之久，颇多建树。虽然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在洋务运动中起过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也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地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但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左宗棠在来甘肃以前和离开甘肃以后都从事过洋务活动，且本书将重点介绍左宗棠在甘肃举办的洋务事业，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就左宗棠一生参与洋务活动的主要阶段、内容及突出特点，略作评介。
1.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的内容与阶段划分
左宗棠一生所从事的洋务事业与他政治职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每个时期所举办的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具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明显特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担任闽浙总督时期（1863—1867），主要活动有创建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左氏从事洋务活动，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起源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29]这个问题。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乃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30]从而把造船思想转化为实践活动，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了迅速办好该厂，他不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缓慢发展的道路，而向法国购买机器，雇聘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迅速建成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的综合企业，使中国造船业由旧式木质风帆船一跃而成为近代机器动力船。这是中国造船业的转折点。
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氏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说，福州船政局“所重在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并明确规定：“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31]，就不能算是完成任务。他的目的是，“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32]。在他同日意格所订的合同中，亦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33]作为主要任务。这正反映了左宗棠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和注重开办学堂，以求迅速掌握该门技术，力图自立自强的正确的思想。1866年12月，船政局破土动工兴建时，“求是堂艺局”就已招收学生，暂以城内白塔寺和城外定光寺等处开学。求是堂分学习法文制船和学习英文驾驶两个部分，后称前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制船）和军事（海军）专门学校。可见，左宗棠创办的“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先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要目的的近代学堂，是中国旧式的封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真正起点之一。
第二阶段是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期（1867—1880），在西安、兰州、阿克苏设立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通过这些活动，将在福州船政局的单一军用造船，发展到制造枪炮、弹药等多种军用产品，并因制造纺织机器和抽水机，将军用工业推向民用工业，成为西北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其中，特别是甘肃织呢局的创办，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创办近代纺织业，虽是李鸿章在1875年最先提出的，但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0年成立后，在1890年才部分投产，而甘肃织呢局提出虽晚一些，可在1880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因此，它使我国传统手工纺织业最先发展成为近代机器纺织业，更是我国毛纺织业近代化的起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肃州等地用机器探矿，试采金矿，由近代工业迈向矿业。此外，左氏在治理泾河时采用开河凿井机器，开了中国近代用机器治河之先声。将甘肃织呢局的呢绒直接投入市场销售，成为商品生产，使资本主义性质大为增长，他还从肃州官办采矿中认识到“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正确主张。这种主张是左氏长期强调官办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越过当时的官督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当时，他要乌鲁木齐铁厂“招工筹造”，要“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他对金河采金亦说：“听民自采”，对库尔勒铁矿亦准商民“自行垫发成本”[34]试办。可见，他在70年代任陕甘总督时举办的洋务工业的内容比60年代要更广泛，并有新的发展。这部分将在第七章做专门的论述。
第三个阶段是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时期（1880—1885）。如果说他任陕甘总督时所从事洋务事业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洋务活动则具有向纵深化发展的特点。主要内容有：
一是支持与发展原有洋务企业。如派习制造懂洋务的潘露、聂缉规为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总理或会办，加强对原有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营运水脚“按里匀摊”，“运费较多，水脚亦需增益”[35]。更重要的是，他在加强江海防务时，让福州船政局代造开济、镜清、寰泰等铁肋双层快轮，不仅使船政局所造轮船与当时向英德购买船舰比较，“似尚足以相埒”，造船技术向前提高一步。同时，船政局因此出现三船并造，“船台鼎峙，合此而三”[36]的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
二是军用工业向民用工矿、交通、轻工业的广泛发展。左宗棠允许兴办规模较大的工矿、交通和轻工业。如1882年，他准许胡恩燮开采徐州利国驿煤铁矿，认为，“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似有把握”，“应准开采”[37]。1884年，对池州煤铁局，除原开煤铁外，准许商董“加招股本”，“兼采铜铅”[38]。驾设电线是通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当英国要将上海水路电线引向陆路时，左宗棠要盛宣怀招商筹资架设长江至汉口陆路电线，并派干员协助，“以期得力，而免贻误”[39]。随后，他于1885年的奏折里提出：“铁路宜仿造”。他认为铁路关系到国内的商务军事，“一经造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并主张先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铁路。至于“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40]这显示他看到铁路的重要性，且不乏远见。在轻工业方面，他于1885年2月提出派熟知糖务的人员赴美参观，“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匠工数名来华”，先在福建试办糖务，“著有成效，既先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41]。这是中国近代发展机器制糖工业的最早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