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佟妃之子。在位61年（1661—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他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作为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基地。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考察，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圈地令，实施更名田；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并最终演变成“摊丁入亩”制度，并大蠲赋税。这些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
1．除权臣，延续家族权力
功高盖主的事情在历代统治者的周围时有发生，然而，天不能有二日，一山不能有二虎，否则正常的统治秩序就会被破坏。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及其支持者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方退出权力的舞台。
顺治帝在临终指定皇太子时，还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任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助幼帝，佐理政务。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苏克萨哈（正白）、遏必隆（镶黄）、鳌拜（镶黄）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顺治帝的这一决策，是和其母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经过斟酌、选择，并在母后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它标志着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形成。从此时至康熙八年（1696年）五月，捉拿鳌拜，废除辅臣，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辅政时期”。
那么，四位辅政大臣怎么会有此独特的待遇呢？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父亲和叔叔在努尔哈赤时，都是非常被信任的文人。皇太极执政时，索尼因久在戎行，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战将。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主张立顺治帝接位，索尼与其他五人盟誓于盛京三官庙，坚决辅佐幼主。入关后，畏于多尔衮的权威，盟誓之人多依附多尔衮，索尼却坚决自矢，不肯投靠，被罢官抄家，遣放回盛京，那时他已48岁。三年后，顺治帝亲政，索尼被召回京，晋封一等伯爵，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到出任辅政时，他已60岁，成为历事四朝的老臣。
资望不如索尼的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他的父亲曾以归顺之功得以娶努尔哈赤的女儿为妻，因此，事实上他与顺治帝为姑表兄弟。尽管他所立战功较少，但因为他以多尔衮所领正白旗属下的身份，在多尔衮死后率先揭发多尔衮阴谋篡逆，反戈一击，大受顺治帝和皇太后的赏识。此后又在湖南、湖北大败抗清义军，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因此，成为正白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籍隶满洲镶黄旗的遏必隆，姓钮祜禄氏，是清朝开国功臣——“五大臣”之首的额亦都的第十六子。在明清争夺辽西及洗劫中原的军事行动中多次立功。因反对多尔衮专权，被剥夺官爵牛录，抄没一半家产。顺治帝亲政，他不甘沉沦上书论冤被起用，后封一等公，升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与遏必隆同旗，姓瓜尔佳氏，为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的侄子。在清朝初年，鳌拜堪称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几乎所有重大战事都曾领兵参与，以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大功无数，有“勇士”（满语称：“巴图鲁”）之称。皇太极死后，誓死主张立其子为君，因而积怨于多尔衮，被三次论死，只因功高而幸免于难。多尔衮死后，其被命为议政大臣，进世袭二等公，又升任领侍卫内大臣。
由此可知，这四个异姓大臣被委以重任，主要是因为这四人不仅都是皇帝亲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家世显赫、屡建勋劳的功臣，在本旗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因为他们在支持皇统继承，反对多尔衮专权擅政的重大政治事变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因此受到迫害。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三人任领侍卫内大臣，掌握着全部宫廷侍卫的指挥权，一个为内务府大臣，总领全部宫廷事务。这种安排确实是煞费苦心，但又万般无奈。这是太皇太后又一次面临幼君登位，基于半生风风雨雨的经验和智慧的安排。她已保住了儿子的江山，现在她又要为使孙子安然于位，含悲忍泪，借用儿子的亡灵有序地导演出一幕幕群臣宣誓效忠的场面。
四大臣唯恐变革旧制引起诸王口服心不服，所以在将遗诏奏知太后当众宣示之后，便立即对下五旗诸王贝勒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索尼等跪告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其实诸王贝勒对此种安排也难免心怀不满，但以往皇位传承之际争杀流血的恐怖早已令人不寒而栗，一言不慎，便可以违背先帝遗诏之罪而立招杀身之祸。更何况当此大局已定之时，宗室之间也各有盘算，谁肯妄动，便要当乱臣贼子之名，因此都很客气地表示：“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尽管如此，四人仍心怀顾忌，再奏请太皇太后，回答仍是肯定的。到这个时候，已没必要虚情假意，四人压抑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辅政之职，当即在顺治灵前宣誓就职。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便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如下正确的措施：
1．积极整顿吏治
针对迅速腐败下去的吏治，鳌拜等辅政大臣进行了积极的整顿和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辅政仅仅半个月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机，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鳌拜还曾经于1665年春命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1666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抚大员“从重治罪”。鳌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仅1667年一年之内，就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563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春，鳌拜还要求所有官员“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还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一千字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到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
2．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开荒者减免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又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衰败。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为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3．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他在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若一味进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步前明后尘，迅速衰落下去。因此，他们在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之后，就迅速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靡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从而把完全统一中国的任务交给了后来的康熙皇帝。
这个时期大清王朝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为1683年最终统一台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应该说，鳌拜在任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为大清帝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和康熙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起来。随着康熙年龄的增长，那些由辅政大臣行使的权力势必要交还给他，然而，权力这个东西得来不易，一般人很难抗拒它的诱惑，鳌拜就是这样一个禁不住诱惑的人，他迟迟不愿将手中的权力还给康熙。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当时位列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于该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故，鳌拜则以辅臣之首自居。在长达七年的辅政期间，鳌拜利用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懦弱之隙，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大权在握，诛杀异己。康熙亲政后，鳌拜依旧结党营私，户部满尚书出缺，康熙已任命玛希纳出任，鳌拜却任命党羽玛尔赛，强行增设一名满尚书。
同年七月十九日鳌拜不顾康熙帝反对，将反对换圈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死。
苏克萨哈之母系努尔哈赤第六女，隶满洲正白旗。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因告发摄政王多尔衮殡服违制而受到顺治帝的器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遗命辅政。苏克萨哈与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同列辅政之列。因两黄旗与两白旗在继立问题上所存在的积怨，苏克萨哈在换圈以及处置反对换圈的满汉三大臣等问题上均与鳌拜意见相左。为了遏制鳌拜专权，苏克萨哈一再“自行启奏”吁请皇帝亲政，并明确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往陵寝居住（为顺治帝守陵）”，绝无恋栈之意。在康熙亲政后第六天（七月十七日），苏克萨哈疏请“往守先帝陵寝”。鳌拜遂假传圣旨，“著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
七月十五日，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诸如“背负遗诏”“欺藐皇上”“背负先帝”等，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七月十七日在鳌拜的干预下，议政王大臣作出对苏克萨哈及其子查克旦凌迟处死，对苏克萨哈子达器、德器，孙侉克札、侄海兰等斩立决、籍没家产的议处。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捋袖”，咆哮御前，君臣争辩一天，其结果只是将苏克萨哈从凌迟处死改为绞刑。
由此，皇帝和权臣之间矛盾激化并进一步表面化，鳌拜的下台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鳌拜党羽遍及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中都有鳌拜的党羽。如果明发谕旨逮捕鳌拜，“不免激生事端”，变生肘腋。康熙遂从小太监中择强壮者练习“布库”之戏（满语“摔跤”）。
1669年五月初，康熙帝召皇后叔父索额图（索尼次子）入宫对弈，安排逮捕鳌拜细节。五月十六日，鳌拜入宫议事，演习布库的小太监十余人将鳌拜生擒。索额图持皇帝谕旨把鳌拜死党班布尔善等十余人捉拿。五月二十八日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宣布鳌拜“欺君擅权”“阻塞言路”“偏护本旗”“上违遗诏、下虐生民”等三十条罪状，将其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以及心腹党羽班布尔善等共计七人被处死。对于曾经党附过鳌拜的官员，康熙“姑从宽免”，令彼等“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其职业”。
康熙在亲政两年后，始赢得朝纲独断。本来康熙皇帝宣布鳌拜是死罪，但他念在鳌拜立功不少的份上，宣布将鳌拜终身监禁。至此，权力终于回到了皇帝的手中。
年轻的康熙帝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处理问题有节有度，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干和大智大勇。他以自己的冷静，稳妥地把握住了时机，在沉默中控制着混乱的朝局。鳌拜集团的垮台一扫朝臣普遍的担忧情绪，人们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真正感觉到了年轻皇帝看似稚嫩，而实际透射出成熟和沉静中的老练，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更看到了王朝的希望。
2．维护中央集权，平定三藩
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平顺的一块整体，为了权力，各种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矛盾甚至激化有至兵戎相见。爱新觉罗家族和地方的三大诸侯，在权力的分配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了一场持久的战争。
康熙亲政后，将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精忠袭爵）。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过贡献。但是，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症结。
诸藩势力的发展，与清初政治形势是有联系的。当时清朝统治者需要以高爵厚禄招降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孔有德、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辽东人，于天命六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陆续去皮岛，投靠明总兵毛文龙。天聪二年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东江大乱，自相残杀，孔、耿、尚等辗转流徙，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后于天聪七、八年投降后金。清太宗皇太极出城十里相迎，隆重接待，并一反过去分拨降人隶属满洲八旗的惯例，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辽阳，号“天祜兵”；授尚可喜为总兵官，命率所部驻海州，号“天助兵”。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并多方给予迁就和照顾。这时出现直属皇帝的三位汉人藩王，不仅于中央集权无害，反而有利于抵制满洲诸王，维护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崇德七年八月，皇太极分汉军四旗为八旗，命有德、仲明、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
清朝进关后，主要是在汉人居住地与汉人交战，所以很注意发挥汉人藩王的作用。顺治元年十月，命孔有德、耿仲明随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吴三桂、尚可喜随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从南、北两路进兵陕西，征伐李白山。顺治二年，下西安后，有德、仲明与多铎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南京，消灭南明第一个政权——福王政权，八月班师；三桂、可喜与阿济格进兵湖广，追击李白山，即班师。如果说这时还是满汉合师进讨，那么从第二年起便逐步进入汉人藩王独自专征的阶段，由此也形成了三藩割据一方的局面。“三藩”分镇，曾取得显著效果。吴三桂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率兵攻入缅甸，强行引渡永历帝及其眷属、随行官员，并另遣总兵追击、招降巩昌王白文选，不久晋王李定国亦死，云南底定。耿、尚分守闽、粤，亦曾有效地抵御郑成功的进扰。
随之而来的是“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涨。云南每年耗饷最多时达九百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所以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了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文武军民一切事务。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财源，欺压百姓。在康熙初的十余年间，“三藩”的势力已越来越强，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居功自傲的功臣在战争结束不久，已成了伏踞南方、危害国家安定的势力。形势的发展，向年轻的康熙皇帝提出严峻的挑战。
康熙亲政和擒拿鳌拜之后，专心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更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九年，将因揭发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宏烈免死遣戍广西梧州；十年，康熙东巡至奉天（今沈阳），亲自召见因劾奏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皇帝“具陈始末”，康熙听后为之动容，“慰劳良久”，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之后不久，又有南明遗臣查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此人于事泄之后被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三桂的怀疑更深。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觉得撤藩的机会来了，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清廷意向，疏请撤藩。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理前往云南经办撤藩事宜，遣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事宜，于是三藩并撤。不久三藩公开反叛，正式起兵对抗清朝政府。历时八年，三藩之乱才被平定。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没收藩产入宫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据之害民众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3．拉拢汉族士人，开考“博学鸿词”
能在马背上打江山，但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要想得到不同民族的拥护，必须了解他们的心思，考虑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了人心才好治国，家族的统治才能长久。
随着边疆及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康熙帝觉得确实应该喘口气了。可是他心中明白，要在战场上以武力征服顽敌并不是难事，对他这样一个被汉人视为满洲夷人的帝王来说，化解民族歧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使汉人心服，才是长期、艰难的事。
对此，康熙一直用尽心机，但仍时时感到满汉之间的隔阂未彻底消弥。既为征服者，当然要保证满族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但如果对汉人歧视太甚，他们即使不公开反抗，也会心怀不满，以消极的方式不予合作，只有汉族人口百分之一的满族也像坐在火山口上，难以自安，更不要说达到天下大治了。他之所以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凡事谨慎小心，不能不说与这一点有关。其实，自康熙帝即位开始，这一问题始终是急于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康熙帝也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顺治年间，由于对汉族官员的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而其他职务也都是满员高于汉员。这种明显的歧视，不仅不能调动汉官的积极性，反倒使他们感到耻辱，使本来就难以诚心办事的情形更加复杂，有些汉官不过是混日子，三心二意地应付局面。康熙帝亲掌政务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起码在形式上一致起来了。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才逐渐改变了清初地方官总督、巡抚多用满人的局面，但是仍以使用旗人（满、汉军）为多。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用满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用汉人又难以担当责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不过既然康熙帝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同时，康熙帝又采取了另一项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抚攻心之策。本来满族一入关，就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企图对汉族士大夫诱之以功名利禄。尽管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有一些士大夫和年轻的读书人相继通过考试步入仕途，但一些学问素著、名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仇恨清朝，遁迹民间，仍不肯应试为官。这些人影响很大，往往享一方名望，具有号召作用。不与清朝合作倒无所谓，他们往往著书立说，鼓动复明之志，谩骂清朝之非，显然是新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在顺治年间，清廷便多次派人到民间征访遗贤，又让地方官将所管范围内的隐逸、贤良征召为官，甚至下令：“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一体收编。如有抗节不到，终身不得予试。”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我行我素，便是托词拒绝，就是不为所动，甚至还写诗讽刺那些应召者，是变节辱身，砚颜利禄。
康熙帝清楚，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对立情绪当然会逐渐缓和，因此，继续征召无疑是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康熙九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柑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对不自愿出来为官的遗老，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仍不见明显效果，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颐见有征召之旨，竟称病坚决不就，卧床不起。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收服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在平乱转机已显的关键时刻，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一场大规模搜访荐举人才的运动随着谕旨到处开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有170余人的名单上报朝廷。这一次，康熙帝成功了。
应该说，当时清朝30余年的统治，即使对三藩之乱的冲击仍无法撼动，可反清复明的前景也已无望，因为人们早已被战乱折腾得筋疲力尽，新一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人很难再有更多的对“异族”的仇恨。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当然一些气节坚劲，声望素著的大儒此生已矣，别无他求，仍难以就范。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征举诏书到日，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弄到最后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后来又被他的朋友，山西学颐列入征召对象。这次他虽以病为由拒绝，竟被强行连床一起抬到省城，最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也总算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也是非以自杀，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应荐者，有许多人也并非情愿，心存“走一遭”，对付一番了事。
康熙帝已经够满意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及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银装素裹的京城还是一派平静安宁，宫廷中又显现出数年少见的安详。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倒不急于开考这场被命名为“博学鸿词”的特科，他发下旨意说：冬季白天时间太短，不利于答卷，难以显示各学人的才华，可将考期后延，待来年春暖再行安排。同时命令主管部门——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白银三两、白米三斗，不使各位有饥寒交迫的忧虑。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679年4月11日），春风和煦，阳光普照，康熙帝一早排驾到堂子致祭，回宫登上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齐集太和殿前，对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被引导至右侧的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只见大学士捧来试题，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上午十时，康熙帝又降旨赐宴体仁阁，并由大学士向与试者宣布。从来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都不赐宴，现在破例是皇上非常礼遇重视之意。然后由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宴、赐茶。席间还向应试者透露说：本来大家都是很有才学被荐举，不必考试的，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敬重的意思。
吃饱喝足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不过，应试者心中都清楚，这场考试不过只是走走形式，试题如此简单，要求又这样宽松，根本就不像是考试。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次日，康熙帝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一路由京城南行，沿路春风杨柳万千条，田野中麦浪滚滚，白沟河水蜿蜒南流，他的心情好不轻松。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然后到保定，十四日返回京城。十几天中他看过了试卷，大致说来还算满意，只是其中有些应试者大概是故意没有认真答题。因此他也不想认真，便与阅卷官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共同商量录取，他认为那些特别有影响、有名气的人必须录取。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一等彭孙通等12人、二等李来泰等30名。其中朱彝尊、潘耒等人甚至诗句不通、不合韵；毛奇龄诗中甚至有违碍字样；而严渑、孙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结果也一样都被录取。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其中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从未进过官场，康熙帝都特加优待，授为翰林院检讨。尽管授官后，其中个别人心中还是不快，觉得这种“变节”行为有负为士名节，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帝也并未过分勉强，还是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对遗民的宽忍重用，对慢慢缓解朝野的对立情绪起了重大作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其实，康熙帝早在举“博学鸿词”之前，便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召山林隐逸这些办法还有局限性。注重对读书人的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影响，但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心向背，不能忽视。因此，三藩之乱发生不久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帝又下令实施捐纳制度。当时清廷确实财政紧张，兵费支拙，正好一举两得，准许那些名落孙山、入仕无路又总想为官扬名的一些落魄士人和地主，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以此吸引他们与清朝合作，既可减少他们参与叛乱，稳定地方，又可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为清朝统治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出谋划策。这一办法果然取得成效。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士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仅苏州府属长洲和吴县在三藩之乱平定前三年，便有800余人捐了文武生员，而全国在三年之中竟有500余人捐为知县，占全部知县的三分之一。清政府每年捐纳收入，竟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也对平定三藩之乱起到重大作用。就当时收买人心的实际作用来说，甚至较“博学鸿词”科影响范围更宽、更大。
虽然康熙皇帝还很年轻，但从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足以看出他的成熟和老练。当其初步目的达到后，他心中也很清楚，捐纳历来不是用人的好办法。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是不会白下本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上任，便会不顾廉耻地贪占搜刮，苛虐百姓，长此以往，只会败坏官风，使社会稳定难求。因此当全国逐渐稳定后，他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指出那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奠定的统治基础上，其后代子孙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当成祖制而一再实行，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基础。
录取博学鸿词者，全都参加修《明史》。康熙帝的宽和、容忍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到很大的安慰。大儒士顾炎武曾走南闯北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透露出关心朝廷政治的问题。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完全化解满汉矛盾，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即使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在康熙帝的礼遇下，不仅尽心尽力地为政治出谋划策，而且都对康熙帝的品行治绩盛赞备至、歌功颂德了。
其实，康熙帝并不是真的想用所选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4．维护国家统一，收复台湾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哪个民族来统治并非首要，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郑氏家族作为明朝残余势力的代表，一直在为推翻爱新觉罗的统治而斗争，然而天下大势已定，郑家的反抗终以投降而告终。
郑成功，乳名福松，原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祖先来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省潢川县），而后迁至福建，再至广东潮州，最后定居于泉州南安县。其父亲郑芝龙因来往于中日之间经商，成为巨商，而后与平户侯之家臣田川某之女结婚，并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阳历8月27日）生郑成功于日本平户千里滨。
郑成功于1631年与母亲及幼弟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安平（今福建晋江县安海镇）。那时的明王朝已是奄奄一息，崇祯皇帝于1644年自尽，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成为弘光皇帝。可是，郑芝龙所支持的南京政权，抵挡不住清军攻势，仅维持一年而亡。郑氏又在翌年1645年于福州拥立唐王为隆武帝。此时已廿一岁的郑森去拜谒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无女可赐妻与你为憾，应勿忘朕、尽忠义。并赐给明王朝的国姓朱，名字也改为成功，这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由来。
1646年8月，清朝将隆武帝捕掳，以授官职为条件促郑芝龙投降。虽经郑成功反对，郑芝龙还是于同年11月答应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将郑芝龙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则受清军凌辱而自尽。获知此噩耗，郑成功在孔子庙前烧烬象征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决心不做读书人，要做一个军人，为君国及父母报仇。”知隆武帝死亡的讯息，逃亡在广东肇庆的桂王于1647年即位，并改国号为永历。身为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帝，被清军追击辗转各地，1653年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永历帝于1661年亡故，明王朝寿终正寝。之后，郑成功及其族人仍继续崇奉明朝的正朔永历而不变，表示不承认异族满清，立志“反清复明”。郑成功后来颠覆荷兰在台湾的统治，迁移台湾，目的是为实现复兴明王朝的计划，结果给台湾带来新的命运转机。
郑成功转战中国各地，但是徒劳无功，于1611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厦门、金门两岛的窘况。此时，台湾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债逃到厦门，对郑成功陈述台湾土地丰饶，劝其进攻，并献上海图。郑成功将金门及厦门的守备交托长男郑经，以何斌为向导，亲自率领四百余船只及两万五千名将兵，同年四月首先占领澎湖岛，继而将目标指向台湾。对荷兰人抱着愤懑，尤其是郭怀一事件后敌忾心加深的台湾移民，对郑成功的军队表示欢迎。郑成功回避面临海峡的遮兰奢城，袭击防备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轻易而得手。郑军更进一步包围热兰遮城，因而荷兰人笼城固守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台湾长官一方面向巴达维亚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援。但是，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错失时机，而原住民的支援在到达以前便被歼灭。结果，荷兰于1662年2月向郑成功投降，撤退至巴达维亚。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侵略统治宣告结束。
郑成功到台湾未满一年，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便于1662年5月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39岁。获悉郑成功死讯后，在厦门的郑经立即赶往台湾。郑经在台湾完成继承安排后又回到厦门，但遭到清朝和荷兰军队的联合攻击，于1664年1月带领约七千名将兵及其家属迁台，这是郑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的总撤退。
郑氏一族迁移台湾以后，清朝政府立刻对台湾实施封锁，即所谓迁界、海禁政策。迁界是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南沿海五省的居民从沿岸往内陆迁移三十里，中间不但不准居住或农耕，连进入也被禁止；海禁则是禁止渔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规定。但是此封锁政策，反而使得走私猖獗，促进了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了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地扩大起来。粮食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居民粮食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了郑氏政权对清朝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一方面开发，另一方面郑氏政权为筹措财源，向台湾住民征税不遗余力，其苛酷比较荷兰统治时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臧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死郑克臧，郑经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再加上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大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澎湖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自铜山出洋。第二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由此看来，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存在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发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且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
5．抗击沙俄，奠定帝国东北版图
对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而隐藏在背后的则是统治着国家的大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面对外敌的入侵，爱新觉罗家族励精图治，坚决地予以反击。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维护了家族的利益。
满族统一东北后，沙俄侵略者在短短50余年的时间内，便扫过西伯利亚平原，行程六千公里，于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的崇德元年，抵达了太平洋沿岸。在清军进入山海关前半年（1643年10月），俄军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带着90名哥萨克武装翻越外兴安岭，闯入黑龙江流域的中国领土。
由于那时清朝正全力以赴向南镇压汉族各阶层的反抗，沙俄侵略者便利用清政府无力北顾的机会，于黑龙江上大肆抢劫。在康熙帝出生前后的十数年间，清朝驻守在宁古塔的驻军，数次与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松花江下游的各族人民协同进行反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到康熙帝即位时，除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等少数据点外，黑龙江流域其他地区的俄军据点已全部被攻克。
康熙四年冬，俄军重占中国领土雅克萨，自贝加尔湖南下，侵入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并建立楚库柏兴和尼布楚等据点。康熙帝刚刚亲政，就又传来更令人气愤的消息：在沙俄煽动下，索伦族酋长根特木儿背叛朝廷，逃奔尼布楚，这使边疆问题更加严重起来。
康熙继位之后，俄国侵略军继续向我国边境窜扰。康熙四年（1665年），俄国向中国进行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一是南下侵占我喀尔喀蒙古管辖的楚库柏兴，一是东进，再次窜犯雅克萨。而且，俄国侵略军逐渐改变了入侵方式。17世纪50年代，俄军在黑龙江上做长距离的流窜、骚扰。这次新进攻开始后，俄侵略军为避免孤军深入，转而采取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方式。除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据点外，他们还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些较小的侵略据点。他们修筑工事，巩固堡垒；开辟道路，保持和后方联络畅通；从据点派兵四处推进，再建新据点。他们以据点为掩护，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的财物和人口，“构乱不休”，“子女参貂，抢据殆尽”。虽然中国军民拼力抗击，但未能最后阻止俄军的侵略活动。这样，17世纪60年代以后，俄侵略军在中国，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建立了它的殖民统治。
康熙亲政（1667年）后，面对着的正是这样一种被动局面。他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大祸患。此患不除，边疆不固，祖宗发祥地不安，而且侵略强盗得寸进尺，如不加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东北地区是清朝的老基地，向来关内有事，从关外调兵。若危机不解除，便很难发挥这种机动作用。因此，康熙把抗击俄国列为本朝大事。
康熙帝在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为了保卫边疆不受外来侵犯，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彻底清除这伙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他总结了中国军民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3000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辉），并先后3次调兵3000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求他们撤离中国领土，退回到俄国境内，不许扰害中国居民，否则大军进剿，将全部歼灭。但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进行警告和劝说多次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侵略者。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巴什里等45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后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600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次侵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又一次出兵。1686年3月，康熙帝下令：今俄军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7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2000余人及福建藤牌兵400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国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800多俄军最后只剩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徒手被擒。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要求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共同议定边界。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指日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11月底，清军停止进攻。1687年5月，清军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持续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到此结束。
1686年冬，雅克萨停战后，中俄两国立即准备派使谈判，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当时，沙俄由于在西方同波兰争夺乌克兰，进行了多年战争，和土耳其、瑞典的关系也很紧张，同时国内人民不断起义，兵疲财乏，困难重重，没有力量再派兵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流域大规模作战。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张局势，决定暂时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设法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谋取商业利益。
这时的清政府也不愿大量用兵对外作战，不主张单纯用武力解决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国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压服彼此，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正是鉴于这一认识，即使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沙俄入侵的争端问题。康熙帝就曾多次写信给沙皇，一面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一面建议他们撤军谈判。因此，一经沙皇要求停战谈判，清政府就立即下令停止对雅克萨的进攻，并于1687年单方面撤离雅克萨，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沙俄虽然提出谈判解决黑龙江流域问题，但并不想轻易放弃侵占这一地区。1686年1月，沙皇决定派御前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文出使中国，谈判边界问题。沙皇在发给戈洛文的训令中指出：一、俄中两国应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如果中方不同意，则争取以牛满河（今俄罗斯联邦境内布列亚河）、精奇里江（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结雅河）及其以西的黑龙江为界；如中方再不同意，则争取以雅克萨为界，俄国人得在黑龙江、牛满河、精奇里江渔猎。二、如中方不接受上述划界方案，则俄国使臣应争取缔结临时停战协定，然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同时又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使应不惜赠送任何礼物，向中国使臣行贿。这一训令表明，当时俄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取得黑龙江以北的全部或一部分中国领土；如果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目的，就准备再次诉诸武力，以求一逞。
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观念极为明确。1688年，清朝康熙帝任命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大臣，全权与俄使议界。康熙帝指出，俄罗斯占据的尼布楚是中国茂明安部游牧的地方，雅克萨是中国达斡尔族居住的土地。因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流域和通此江的一河一溪，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可稍弃之于俄罗斯。如果俄国同意这些条件，就和它划定疆界，准许它通使贸易。否则，你等即还，不便与它议和。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收回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广大领土，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议定中俄边界，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通商关系。
中俄两国经准备后，商定于1688年在色楞格斯克进行谈判。这年5月30日，中国使团从北京启程去色楞格斯克，7月下旬行抵克鲁伦河附近，因准噶尔部进犯喀尔喀蒙古，道路阻隔，无法通行，索额图使团不得不返回北京。又和俄国代表拟定，会谈改为1689年在尼布楚举行。
在此期间，俄国政府考虑到了当时的形势，感到坚持吞并黑龙江流域必然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为了避免冲突，并争取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打算在中国坚持收复黑龙江时，暂时放弃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沙皇于1689年初训令戈洛文，让他在中国坚持要俄国交出雅克萨时，毁掉那里的城防，撤退俄国居民。但为了给俄国以后侵占黑龙江流域留有余地，让戈洛文要求中国也不许在雅克萨设防。
清政府为了能够早日和平解决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也打算做出更大的让步。1689年6月，中国使臣索额图去尼布楚会谈前，上奏康熙帝，准备按原议，以尼布楚为界。康熙帝认为，以尼布楚为界，俄罗斯派使贸易都没有栖托的地方，势难相通。他指出，初议可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俄使不同意时，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样，中俄两国的主张逐步接近，为尼布楚会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1689年6月13日，清朝索额图使团自北京启程，出古北口北行，7月31日到达尼布楚，在石勒喀河南岸扎营。使团成员有：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翻译是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法国名字弗朗索瓦·热拉皮翁）、葡萄牙人徐日升（原名托马斯·佩雷拉）。
俄国戈洛文使团1686年2月从莫斯科出发，1687年9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之久，1689年8月19日才到达尼布楚。使团成员有：御前大臣戈洛文、伊拉托木斯克总督符拉索夫、秘书科尔尼茨基。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8月22日开始正式会谈。谈判一开始，俄方代表就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妄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它用武力未能得到的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这一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当即被中方代表严词拒绝。索额图明确阐述黑龙江属地是中国的领土，提出两国应以鄂嫩河、尼布楚一带划界。双方辩论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8月23日，中俄双方使臣举行第二次谈判。俄方开始仍坚持原方案，中方坚决拒绝。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呈破裂状态。戈洛文见第一方案行不通，便稍微降低要价，企图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索额图抱着早日缔约划界的愿望，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俄方的第二方案，另一方面则主动做出让步，表示可以把尼布楚让给俄国。俄方对中方的这一让步仍不满足。
从8月24日开始到9月6日的半个月中，两国使臣一直没有会谈，但双方通过译员继续进行商谈。在多次协商过程中，中方代表据理驳斥了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并做了一定的让步。俄国代表在中国代表的坚持下，也表示不再坚持占据黑龙江，双方意见渐趋一致。自8月22日两国全权使臣举行首次会议以来，双方往返交涉达16天之久，终于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全面达成协议。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六款，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和流入黑龙江的河川，全属中国；以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全属俄国。
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俄国事实上承认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为非法，同意把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军队全部撤回本国。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把中国方面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它的版图，并获得重大的通商利益。中国政府作了让步，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在以后的150多年间，两国按照这一条约管理边界，使黑龙江流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边界冲突。
6．平定准噶尔叛乱，维护国家统一
准噶尔叛乱，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也是对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挑衅。对于这种挑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将对方置于死地，以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在今内蒙古地区的是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的是漠北喀尔喀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尔部的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到噶尔丹执政时，在吞并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和原隶属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后，开始进占青海的和硕特部，又攻占了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城。随着准噶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噶尔丹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面见噶尔丹，要求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召集大臣会议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最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噶尔丹得意洋洋，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一道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赶快派了一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上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却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求援。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对噶尔丹进行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恐惧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很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看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急忙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布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队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服毒自杀。至此，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从此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7．多子非福，精心选择皇位继承人
历朝历代，权力的交接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让统治者头疼的事。对最高权力的迷恋，会让人失去理智，忘记父子兄弟的情分。如果选择的继承人是个低能儿，很遗憾，这不仅是让祖宗蒙羞的事，更有可能危及家族的统治。康熙能够在众多的儿子当中选出雍正，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可谓是慧眼独具。从此，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逐步走向了黄金时代。
康熙一生共有35个儿子，长大成人者过半。皇二子允礽为孝诚皇后所生，因其出生后母即逝去，格外得到康熙的宠爱，未满两岁，便被康熙立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在康熙的精心栽培下，能文能武，既兼通满汉文字，熟读诗书，又娴熟骑射武艺，唯独缺些“心系天下，纯孝仁慈”的胸怀抱负，并且性格暴戾无常，行为不够检点。另外，长期的储君地位，在他周围形成了与封建绝对专制的皇权对立的“第二权力”中心。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种种劣迹被康熙发觉后，康熙忍无可忍，于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废掉允礽。废储君事件如同一支火把，点燃起了康熙众多皇子抢夺储位的战火。
皇长子允缇因系庶出，未被立为太子。见太子被废，以为时机已到，怂恿康熙杀掉允礽，遭到康熙的斥责。后皇三子允祉揭发允缇请喇嘛用巫术镇压太子，致使太子精神失常，康熙极为震怒，斥责允缇为“乱臣贼子”。允缇因此而被康熙囚禁，被排除出争储局外。皇八子允祀才具优长，在诸皇子中属于佼佼者，又能交结朝中大臣，且心有主见，所望甚高。在康熙征求大臣立新储意见时，允祀苦心经营拉拢兄弟和朝臣。这种在王公大臣们中的“威望”本是允祀的优点，但因过于急躁外露，且与皇权会有矛盾冲突，引起了康熙的疑忌。康熙大骂允祀，亦将其囚禁。
第一次废除太子后，皇四子胤禛得到了康熙的赞赏。反对太子的皇三子允祉揭发允缇被康熙认为心术不正，皇长子怂恿康熙杀掉允礽被康熙斥为乱臣贼子，皇八子允祀积极策划储位被康熙骂为“妄蓄大志”时，只有皇四子胤禛一方面在康熙前替太子开脱，另一方面体察康熙的内心苦楚，以孝诚之心宽慰了康熙。
允缇、允祉、允祀的所作所为使康熙对废太子之事颇觉后悔，终于在太子被废三个月后，借允祉揭发皇长子用妖术镇压以致太子行为不正常为由，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太子复立后，未改前愆，终被康熙于五十一年九月第二次废除。此后，康熙心力交瘁，一直到死，未再立太子，而争夺储君的斗争却越演越烈。
康熙晚年，皇十四子成了皇位继承的最大可能者，十四子与皇四子胤禛同母，但却与皇八子允祀交好。他既是一员“良将”，有“带兵才能（康熙语）”，又聪明绝顶，“才德双全”（允祀语）。恰逢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准噶尔进兵侵扰西藏，31岁的十四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此次任命，使朝廷大臣及外省都抚认定十四子乃康熙晚年属命之人。
康熙晚年由于太子废废立立而引起的皇子夺嫡之争，由开始的各树党羽，招罗大臣，至此已演变成两大集团之间的争夺。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是最有希望的一个集团。其领袖也因前期允祀被康熙疑忌而转为康熙最相信的皇十四子。另一集团则有皇四子胤禛与皇十三子，似乎势单力孤，但皇四子的韬略显然优于前一集团，其争夺皇位的计划一直都在暗中进行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戌（晚上7—9点）时，康熙病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死前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正继承父业，有所成就，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康熙废除太子后，胤禛继承皇位，改元雍正。胤禛诚信佛教，工于心计，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在位期间严整吏治，清查亏空，并对满清的赋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在位仅十三年，但他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整顿吏治，清理钱粮，摊丁入地，扩大垦田，火耗归公，以银养廉，创设军机处，革除旗主，平定青海，安定西藏，改土归流，这些措施促进了生产发展，使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局稳定，边疆巩固，统一增强，为乾隆创建“大清全盛之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