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试炼
船在距百慕大海岸700英里的海域燃烧。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站在后甲板上，脚下的厚木板灼灼发热，黄色的烟雾从裂缝中缭绕升起。甲板下的香脂和橡胶已被熔沸，正咝咝作响，汗水和浪花浸湿了他的身体。他感觉火苗很快便会蹿出来。“海伦号”的船员慌乱地从他身边跑过，将财物和供给抛进两艘正沿船侧下降的小型救生艇中。
救生艇在甲板上长期暴晒，木板已经萎缩，一碰到海水便开始渗漏。厨师急忙跑去寻找软木塞来堵住裂缝，而惊慌失措的船员们则在寻找桨和舵。约翰·特纳（John Turner）船长匆忙地把航行表和航海图打包好，他的手下则把装满生猪肉、面包和水的木桶放进小船。要漂流多久才能获救，又或者到底能不能获救，对此他们一无所知，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汪洋。
4年来，亚马孙雨林无尽的倾盆大雨已浸入骨髓，疟疾、痢疾和黄热病使他处于死亡的笼罩之下。而令他任务毁于一旦的却不是水，而是火。这看起来一定像一场噩梦：他平时煞费苦心地使这群猴子和鹦鹉免受湿寒的侵袭，而此时它们正从笼子中跳出来，四处逃窜，躲避火苗，停在了船首的斜桅上。在重达235吨的“海伦号”上，这支斜桅就像一截从船首戳出的针头。
华莱士站在那里，透过金丝边眼镜，眯眼看着惊恐的鸟，任混乱将自己吞没。吸血蝙蝠吸着他的血，沙蚤钻进他的脚趾下产卵，使他感染发炎。他已毫无生气，头脑混乱。数年来，他对乌黑的尼格罗河沿岸的野生生物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而如今所有的研究笔记都在船舱里。
火苗跳动着蹿向鹦鹉，甲板下火势已蔓延到纸箱周围，箱里装着他在亚马孙探险的真正战利品：近万张鸟皮，每张都被精心保存着。里面还有河龟、蝴蝶标本、瓶装的蚂蚁和甲虫、食蚁兽和海牛骨架、一卷卷展示未知奇异昆虫演化过程的图画，以及巴西动植物群标本，其中包括一片50英尺长的棕榈叶。这些笔记、鸟皮和标本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足以让其开创一份事业。离开英国时，他是一个只受过几年正规教育的、默默无闻的土地测量员。如今，他29岁，可以为成百上千种未知的物种命名，他距凯旋、成为真正的博物学家只有一步之遥。但如果大火不被扑灭，他返回时还将是个无名小卒。
华莱士于1823年出生在尤斯卡河西岸一个名为兰巴达克的威尔士村庄。他家有9个孩子，他排行第八。尤斯卡河从威尔士中部的布莱克山脉蜿蜒南下，流入塞汶河口。30年前，查尔斯·达尔文就出生在塞汶河畔，两地相距90英里，但几十年后，两人的生活才因科学史上最惊人的巧合而产生交集。
华莱士的父亲进行了一连串愚蠢的投资，因此无力支付他的学费。于是，华莱士在13岁时辍学，投奔哥哥，成了一名测量员学徒。蒸汽机的出现推动铁路行业蓬勃发展，数千英里的铁轨遍布英伦诸岛。这意味着测量员的需求量很大。当同龄的男孩在翻译维吉尔的诗歌、学习代数时，他穿山越岭，协助绘制未来的火车路线，并自学三角学法则。测量工作将乡村变成了年少华莱士的课堂。他从掘开的土地中，学到了人生的第一堂地质学课。箭石等灭绝物种于6600年前变成了化石，如今在承载厚重历史的土地中再现于眼前。这个早熟的男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力学和光学方面的入门书籍。他用纸筒、观剧镜和光学透镜制作了一个望远镜，用来搜寻木星周围的卫星。
华莱士在大规模的回归自然运动时期，接受了其非正规教育。这场运动是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人们挤在烟尘弥漫、肮脏不堪的城市里，开始向往先辈们的乡村田园生活，但穿越布满车辙的道路，前往不列颠群岛的海滨或偏远地区，既舟车劳顿又昂贵得让人却步。直至火车的出现，超负荷工作的英国城镇居民最终才能逃离这一切。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信奉一句圣经谚语：“游手好闲是魔鬼的作坊。”他们提倡自然历史收藏，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消遣方式。火车站的售货亭里摆满了有关私人收藏的通俗杂志和书籍。
苔藓和海藻被压缩晒干，珊瑚、贝壳和海葵被挖出装瓶。帽子上设计了专门的隔层，用来存放散步时收集的标本。显微镜的功能更强大，价格更低廉，这使人们对自然收藏更加狂热：曾经在肉眼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后院的树叶和甲虫——在镜头下突然展现出一种精细复杂之美。这股狂热呈现出燎原之势：一马当先的是法国的贝壳热，贝壳的价格飙升，贵得令人咋舌；紧随其后的便是英国的蕨类植物热，英国人踏遍英伦三岛的各个角落，着魔似的将蕨类植物连根拔起以丰富自己的蕨类收藏。拥有珍稀之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历史学家D.E.艾伦（D.E.Allen）说，摆满自然珍品的客厅玻璃橱窗“被认为是每一个有闲阶层人士的必备装饰，代表着他们的教养”。
一次，年少的华莱士无意中听到，赫特福德一位富有的家庭女教师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找到了一株名为水晶兰的罕见植物。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并不知道植物分类学是一门科学，又或者“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存在任何……规则”。他很快便产生了一种无尽的渴望，渴望进行分类，渴望知道自己测量图范围内每种生物的名称。他将花朵标本剪下来，带回自己和哥哥合住的房间里晾干。他创办了一个植物标本馆，并逐步扩展到昆虫。他掀开石头看下面蠕动的虫子，将甲虫困在小玻璃瓶里。
二十出头时，华莱士读了查尔斯·达尔文所著的《贝格尔号航行日记》（Voyage of the Beagle）。在此之后，他便开始梦想自己的探险之旅。他已经将自己在英国土地上能找到的所有爬行、绽放之物进行了分类记录。他迫切渴望研究新物种。铁路泡沫破灭，测量工作枯竭，他开始寻找世界上未经探索的角落，这些地方或许会帮他解开当时最大的科学谜团：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他在勘测时发现的其他一些物种又为何会灭绝？他或许会踏着达尔文的足迹去南美航行，这是否是个极度疯狂的想法呢？
华莱士与年轻的昆虫学家亨利·贝茨（Henry Bates）结为朋友。1846年一整年，两人不断通信，讨论航行的可能性。在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的昆虫展室后，华莱士告诉贝茨，他对自己获准研究的甲虫和蝴蝶数量感到十分失望。他说：“我想对单独的某一科进行彻底研究，主要是为了研究物种起源理论。我坚信，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某些明确的结论。”
那一年，《亚马孙河之旅》（A Voyage Up the River Amazon）出版发行，作者是美国昆虫学家威廉·亨利·爱德华兹（William Henry Edwards）。他用一段极具诱惑力的序言开篇：“对于那些热爱奇观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片希望之地……条条磅礴的河流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上澎湃奔流，隐藏着，却又孕育着最为美丽、多样的动植物；肆无忌惮的探险者受到秘鲁黄金的诱惑，却又遭到亚马孙女人的憎恶；基督教传教士和不幸的商人沦为印第安食人族和贪吃蟒蛇的腹中之食。”读了此书之后，俩人便确定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地。
他们从巴西的港口城市帕拉出发，一路行至亚马孙河，将探险过程中所获的标本运回伦敦。塞缪尔·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是他们的标本代理商，通过将“复制的”兽皮和昆虫卖给各博物馆及收藏家来资助其探险之旅。在动身去巴西北部的前一周，华莱士前往位于莱彻斯特的贝茨庄园，学习如何射击及剥鸟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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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4月20日，华莱士和贝茨登上皇家“恶作剧号”，开始了前往帕拉的航程。他们一共航行了29天，大部分时间里，华莱士都因晕船窝在自己的舱位里。他们从帕拉一路冒险深入亚马孙的中心地带，捕捉蝴蝶，乘坐粗糙的独木舟搏击激流。他们以短吻鳄、猴子、乌龟和蚂蚁为食，用新鲜的菠萝解渴。美洲豹、吸血蝙蝠和致命的毒蛇时刻威胁着他们，在给史蒂文斯的一封信中，华莱士回忆道：“每走一步，我都感觉脚下有冰冷的躯体在滑动，腿上有致命的毒牙在叮咬。”
在共度了两年时光、行走了1000英里之后，华莱士和贝茨决定分道扬镳：除非他们开始收集特定的某一类标本，否则他们实际上是在互相竞争。华莱士沿内格罗河而上，贝茨则前往安第斯山脉。华莱士定期将一箱箱的标本寄往下游，打算让中间人把它们运回伦敦。
1851年，华莱士患了黄热病，一病就是几个月。他挣扎着为自己准备奎宁和塔塔药水。“在这种冷漠麻木的状态下，”他写道，“我总是半梦半醒，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种种，幻想有关未来的憧憬，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注定要在内格罗河这里终结。”1852年，他决定提前一年结束航程。
他将乘坐独木舟回到帕拉。他在这只独木舟上装满了一箱箱保存完好的标本和一些临时的笼子，笼子里装着34只活体动物，有猴子、鹦鹉、巨嘴鸟、长尾小鹦鹉和一只白冠雉鸡。在中途停留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之前寄出的许多标本都被海关关员怀疑是违禁物品而扣留。他花了一笔小钱，将这些标本弄了出来，装上了“海伦号”。“海伦号”于7月12日起航，此时距他初到巴西已有4年的时间。
此刻，“海伦号”在百慕大以东700英里。船舱里，一万张鸟皮、蛋卵、植物、鱼和甲虫被炙烤着。而这些标本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顶尖的博物学家，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增光添彩。这场大火仍有被扑灭的希望。特纳船长的手下投弃货物，劈开木板，冒着令人窒息的烟雾拼命地寻找火源。下面的船舱里，浓烟滚滚，所有人都只能挥动几下斧子便跑去呼吸新鲜空气。
船长最终下令弃船，船员们沿着将漏水的救生艇固定在“海伦号”上的粗辫绳滑了下去。华莱士终于一跃而起，采取行动，匆忙跑到自己的舱位，看是否能挽回些什么。“现在船舱里烟雾弥漫，热得令人窒息。”他抓起一块手表和几张他所作的鱼及各种棕榈树的画。他感到“冷漠麻木”，这或许是受惊过度、体力透支的结果。他未能带上自己的笔记本，而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多次冒着身家性命收集来的观察结果。所有困在货舱里的鸟皮、植物、昆虫和其他标本都烟消云散了。
虚弱的华莱士沿着绳索从“海伦号”上往下滑，他一时没能抓紧，跌进了已经一半淹没在水中的救生艇。他的手被绳子磨得皮开肉绽，在舀海水时火辣辣地疼。
大多数的鹦鹉和猴子都在甲板上窒息而死，但仍有少数幸存的鸟兽蜷缩在船首斜桅上。华莱士想哄诱它们上救生艇，但最终当斜桅也开始燃烧时，除了一只鹦鹉，所有鹦鹉都飞入了烈火之中。最后一只鹦鹉在它栖息的绳子着火后，跌入了海里。
华莱士和船员们在救生艇上眼看着大火将“海伦号”吞噬，疯狂的疏散被单调的舀水所代替。他们不时地将燃烧的残骸推开，因为这些残骸漂得太近，足以构成威胁。当具有稳定船身作用的船帆最终起火时，船倾覆崩裂，呈现出“一种壮丽而骇人的景象，船翻了……所有货物在底部形成了一个冒烟的团块”。
夕阳西沉，他们等待着救援。他们打算在不被点燃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靠近大船，因为只要火焰发出光亮，路过的船只便会看到火光，赶来救援，前提是他们足够幸运。每当华莱士闭上双眼，渐入梦乡时，他都几乎立刻会因“海伦号”炫目的红光而猛然惊醒，徒劳地搜寻救援信号。
到了早晨，船只剩下一个烧焦的外壳。幸运的是，救生艇的厚木板吸水膨胀，已经封住裂缝。特纳船长审视着他的航海图。在理想情况下，他们或许会在一周之内到达百慕大。举目四望，看不到其他船只，于是这支破烂不堪的船队扬帆起航，驶向陆地。
他们向西航行，穿越狂风暴雨，定量供给少量的水和生猪肉。10天后，他们的手和脸都已晒得脱皮，就在此时，他们遇见了一艘去往英国的木材船。那天晚上，在舒适的“乔德森号”上，华莱士的生存本能被深切的悲伤所取代。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时，危险已成为过去，我开始充分体会我的损失是多么惨重。有多少次我都几乎想要放弃……我仍爬进森林，收获了那些未知的美丽物种！”
然而他很快便重回求生模式。“乔德森号”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船只之一，在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平均时速为2海里。现在，这艘船严重超载且供给不足。当英国迪尔港口出现在视野中时，船员们已沦落到以老鼠为食的地步。80天前，华莱士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亚马孙河口，所带的标本足以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而如今，他从那艘几乎要沉的船上走下来时，衣衫褴褛、浑身湿透、饥肠辘辘而又两手空空，脚踝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
灾难过后，卧病在床的华莱士对所剩无几的东西进行了盘点，以展示自己数年来在亚马孙地区的收获。几张热带鱼和棕榈树的图画，一块自己的手表，有那么多东西可救，而他就从大火中挽救出了这些！华莱士始终无法解释，他在“海伦号”上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塞缪尔·史蒂文斯为这些标本收藏购买了一份200英镑（如今约合3万美元）的保单以防其损毁，但这笔钱根本算不上慰藉。逝去的科学洞见无从索赔，华莱士秉承达尔文的精神要写书的素材更是无从挽回。
他该何去何从？要探究物种的起源，他需要新的标本，而这意味着另一场探险。但他的资源有限，身体透支，名誉也不复存在。至19世纪中期，曾经模糊标示着尚未开发的森林和岛屿的未知之地正迅速从地图上消失。此时，举足轻重的英国海军炮艇驶入口岸海港，抢占处女地，从荷兰和葡萄牙等衰落帝国的手中夺取殖民地。通常，他们会带着一位博物学家一道而行。达尔文得到其剑桥教授的推荐，参与了皇家“贝格尔号”之行。这艘海军舰艇肩负着开发南美洲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任务，并且他的父亲承担了5年航行的所有附带支出。植物学家J.D.胡克（J.D.Hooker）是达尔文的密友，于1839年登上了皇家“厄瑞玻斯号”，开始了为期4年的南极探险之旅，接着又随皇家“西顿号”在喜马拉雅和印度进行了数年的考察。这些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来自财力雄厚的显赫家庭。他们每年为上百个新物种命名。华莱士得不到任何剑桥教授的举荐，无法参与即将到来的种种探险。
若要青史留名，华莱士就不能浪费时间，沉湎于过去。他刚一恢复健康，便以自己的回忆和挽救出的几幅画为蓝本，给伦敦各科学学会写信。在返航仅5周后，他便在昆虫学会宣读了一篇有关亚马孙蝴蝶的论文。他还去动物学会，做了一个有关亚马孙猴子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理论，称这一地区曾经被广阔的海洋覆盖，但海水渐渐退去，留下三条河流——亚马孙河、马德拉河及内格罗河——将这片土地分成了4个部分。这种“大分割”理论解释了他在这一地区观察到的21种猴子的变异和分布情况。
华莱士并没有解答物种的起源，但他知道地理环境是研究的必备要素。他对其他博物学家记录地理数据的草率方式进行了批判：“在各种自然历史著作和博物馆中，我们通常只能得到有关地理位置的模糊描述。最常见的描述有南美洲、巴西、圭亚那和秘鲁等。如果标本上的标签上写着‘亚马孙河’或‘基多’……我们无从知晓这一标本来自亚马孙河北部还是南部。没有物种所在区域的精确信息，我们便不可能了解物种是如何或为何朝不同方向演变。”在华莱士看来，标签和其所附着的标本几乎同样重要。
在返回后的几个月内，华莱士成了伦敦各科学学会的固定成员，但他真正的重心是选择下一个探险地点。然而，重返亚马孙已毫无意义，因为他的朋友贝茨仍然在那里，已收藏了大量的标本，遥遥领先于他，这使他的目标破灭。重走达尔文的路线也几乎是徒劳，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 Humboldt）已经征服了中美洲、古巴和哥伦比亚的各条山脉。华莱士需要找到记录中的空白，找到地图上那片与自己竞争的博物学家尚未探索过的区域。
华莱士读了一篇关于“新世界”的介绍，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动物王国”。于是，华莱士便把目标定在这个新世界——马来群岛，自然历史学家探索的脚步还未曾到达此地。随着声望日增，华莱士于1853年6月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爵士提出申请，描述了一段雄心勃勃而又耗时长久的旅程：婆罗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帝汶岛、摩鹿加群岛和新几内亚。华莱士计划在每个地区待上一两年的时间，这样算来，这次探险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默奇森同意帮他搭上下一班开往这些地区的船，并向殖民当局进行了有价值的引荐。
在筹备阶段，华莱士经常参观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昆虫和鸟类展厅，随身带着他那本厚重的《鸟类概论》（Conspectus Generum Avium）。这本书是吕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亲王所著，长达800页，书中介绍了1850年以前所有已知的鸟类物种，华莱士还在空白处做了详细的注解。他很快便意识到，博物馆对地球上一种最为奇异美丽的鸟类——天堂鸟——的收藏并不完整。
天堂鸟能引起西方公众的无限遐想，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神秘之鸟。1552年，麦哲伦将第一批天堂鸟鸟皮带到欧洲，作为送给西班牙国王的礼物。这批鸟皮都没有脚，采用的是早期新几内亚猎人的剥皮方式。因此，分类学之父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将这一物种命名为Paradisaea apoda，意为“无足的天堂之鸟”。许多欧洲人也因此认为这种鸟居住在天国，向阳而生，以玉液琼浆为食，直至死亡的那一刻才会落入尘世。他们认为雌鸟将蛋产在配偶的背上，在穿越云霄时，将它们孵化。马来人称其为manuk dewata，意为“上帝之鸟”，而葡萄牙人给它们的称呼是passaros de col，意为“太阳之鸟”。林奈描述了9种从未被发现的鸟类物种，群岛上的商人称之为burong coati，意为“死鸟”。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Ⅶ）拥有一对天堂鸟鸟皮。年轻的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在其1610年的一幅画像中，自信地站在一顶以天堂鸟为装饰的帽子旁。伦勃朗（Rembrandt）、鲁本斯（Rubens）和老勃鲁盖尔（Bruegel the Elder）将其波状的羽毛再现于画布之上。这些据传来自天堂的生物使西方人为之着迷，但尚未有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在野外观察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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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南美返航之旅是灾难性的，18个月后，他于1854年3月4日登上了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一艘轮船。这艘船载着他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经过马耳他堡垒，到达亚历山大港。他在亚历山大港换乘一艘驳船，沿尼罗河而上，抵达开罗。在那里，他将所带物品装上一辆马车，乘车穿过东部沙漠，驶向苏伊士港。接下来他乘坐一艘123英尺长的货船“孟加拉号”，途经也门、斯里兰卡和马六甲海峡“树木繁茂的海岸”，最终到达新加坡。
在抵达后的一个月内，华莱士给史蒂文斯寄去了将近1000只甲虫，它们属于700多个不同的品种。要收集如此多的标本，他的日程排得很紧。他每天早上5点30分起床，将前一天收集到的昆虫进行分析、储存，准备好枪支弹药，修补好捕虫网。在8点用过早餐后，他进入丛林，进行4到5小时的标本收集，然后回到住处将昆虫弄死制成标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开始用晚餐。每晚就寝之前，他都会花一至两小时在收藏簿上登记标本。
大英博物馆几乎买下了华莱士寄回去的所有东西。只要是能捉住卖钱的东西，史蒂文斯都想要得更多，于是他问华莱士是否晚上也能出去收集。这激怒了华莱士，他回答道：“当然不能……对业余爱好者来说，晚上工作或许不错，但对一个每天进行12小时收集工作的人来说，绝对不行。”
收集标本劳神费力，但保护它们免受食腐动物的持续威胁更令人抓狂。黑色的小蚂蚁例行公事般地“占领”他的房子。蚂蚁沿着纸质通道盘旋而下，爬到他的工作台上，在他眼皮底下将昆虫搬走。青蝇成群结队地飞来，在鸟皮上大量产卵，若不及时清除，这些卵就会孵化成蛆虫，以鸟为食。然而他最大的敌人是一直在屋外徘徊的骨瘦如柴的饿狗。只要他在剥鸟皮时离开一会儿的工夫，狗就一定会把鸟叼走。华莱士把鸟皮挂在椽子上晾干，但如果他把活梯留在离鸟皮过近的地方，狗就会爬上去，叼走他最珍爱的标本。
时光的流逝也别具威胁。几个世纪以来，动物标本制作师煞费苦心地寻求保存鸟类的最佳方法，以供未来研究之用。他们尝试把鸟类进行腌制、浸入酒精和氨水中、涂上虫胶清漆，甚至放在烤炉中烘干，但所有这些技法都会毁坏鸟皮，或有损羽毛之美。直到近几十年，博物学家才完善了剥鸟皮的技术。他们把鸟从腹部到肛门切一个细口，摘除内脏，用羽管笔将脑子挖出来，切掉耳根部，取出眼球，用棉花填充，然后在皮毛上涂一层砷皂。至19世纪中期，标本制作指南比比皆是，里面充满了可怕的技巧：用手帕系成一个绳套，勒死受伤的鸟；用8号子弹射击体形比鸽子小的鸟类，5号子弹猎杀那些“较大的家伙”；用手杖狠狠击打受伤苍鹭的头部，以制服这种具有攻击性的鸟类。大型猛禽的脚部肌腱应切除。
应从背部而不是内脏处剥皮。巨嘴鸟的舌头应留在头盖骨里。蜂鸟无须切开，而是放在炉子上烘干，再用樟脑包裹。
鸟皮保存不当，会被昆虫或脏兮兮的野狗啃掉，这几乎与眼看着它们葬身火海一样糟糕。华莱士找来了16岁的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协助完成日常的标本采集工作。在两人合作探险之初，他欣喜地告诉母亲，查尔斯“现在的射击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我能改掉他粗心大意的积习，他很快就能帮上大忙”。但不到一年，华莱士便耐心全无，恳求姐姐找人来代替查尔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像他这样的人再给我添麻烦了……他要是制作一个鸟类标本，鸟头会歪向一边，脖子的一侧会有一大团棉花，像个粉瘤，双脚扭曲，脚底朝上，或者有其他什么毛病。凡事都是如此，总会出问题。”
18个月后，华莱士和小艾伦分道扬镳。为了让自己的标本能长久地保存下来，华莱士雇用了一个名叫阿里（Ali）的年轻马来助手。阿里注重细节，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在航程的头两年，华莱士从新加坡出发，到达马六甲、婆罗洲、巴厘岛、龙目岛及望加锡，收集了大约3万件标本，其中6000件是特有物种。或许有了“海伦号”的前车之鉴，他习惯性地将成箱的皮毛寄给史蒂文斯。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陆运”路线最为快捷，但也最为昂贵：在海上行走7000英里到达苏伊士，换为闷热的拖车抵达亚历山大港，再用轮船运至伦敦，此行为期77天。除此之外，他还将箱子装上绕好望角航行的轮船寄回去，这要花费4个月的时间。
然而，探险已将近3年的时间，他还未见到天堂鸟。
1856年12月，一位一半荷兰血统一半马来血统的船长告诉华莱士，有一个地方或许能捉到这种他梦寐以求的鸟。华莱士和阿里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一艘破烂不堪的船，向东部1000英里以外的一小片群岛驶去，这就是阿鲁群岛。他面对的是横行的海盗、由高耸入云的红木和豆蔻组成的难以逾越的丛林、疟疾和毒液，以及成千上万种尚待发现的未知物种。在岛屿深处，难以寻觅的天堂鸟正在某处振翅飞舞，还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在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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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缓缓向东而行，穿过佛洛瑞斯和班达海域。这时，华莱士清点了一下补给：两支猎枪、一袋子弹和一把猎刀。他的标本箱整齐地堆放在他居住的小竹屋的角落里。竹屋与船首的甲板相连，里面还放着一袋烟草、许多小刀和珠子，这些是给当地猎鸟人和捕虫人的酬劳。他在瓶子和袋子里装上砷、胡椒和明矾，用来保存标本。他还带着上百张标签，上面印着“华莱士收集”的字样。随着一步步靠近上帝之鸟，他以时间为单位来衡量食物储备：3个月的糖、8个月的黄油、9个月的咖啡和1年的茶。
要了解神秘的天堂鸟最初为何会在阿鲁及附近的新几内亚岛屿上诞生，时间是关键点。1.4亿年前，南半球的超级大陆冈瓦纳开始分裂。4600万年后，澳洲板块与大陆分离，开始向北漂移。800万年来，随着澳洲大陆缓慢漂移至热带水域，各种各样的鸟类在这片大陆上展翅飞翔，其中便有天堂鸟的祖先——鸦科中的乌鸦和松鸡。2000万年前，形似乌鸦的天堂鸟开始变得多样化。距华莱士第一次踏上这片岛屿的250万年前，新几内亚大陆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附近海域中出现，是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岛。地壳板块的碰撞使山脊向上隆起，至今上升速度仍属全球之最。在接下来几百万年的冰河时期里，海平面反复升降。每次海水退去，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都会出现一条大陆桥，使动植物和鸟类能在两地之间迁徙。但当海水上升时，留在新几内亚岛屿上的鸟类便再次与外界隔绝。
在这片偏远的岛屿上，没有各种猫科动物捕食天堂鸟，没有猴子或松鼠与其争食水果和坚果。数百年来，无人砍伐天堂鸟栖居的树木或将其猎杀以获取羽毛。没有天敌，雄性便无须进化出自卫的武器。同样地，它们也无须融入周围环境，因为突出醒目并不会招致危险。这片岛屿与世隔绝，环境安全，有充足的食物。这为所谓的失控选择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历经数百年，天堂鸟逐渐生长出异常华丽的羽毛，并且在精心准备的场地上进行复杂的舞蹈仪式，它们极尽浮夸及炫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其终极目标：求偶。
华莱士终于抵达阿鲁，他找寻当地人带他进入丛林，却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岛屿周围纵横交错的河道上，海盗猖獗，他们会将船洗劫一空，甚至连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都不放过。他们烧毁村庄，将妇女和儿童掳去做奴隶。无论华莱士出价多高，阿鲁居民都不会帮他寻找这些鸟。最终，他找到一个人划船带他穿过红树林，沿一条小河而上，来到小村瓦努拜。这个村子只有两座小屋，他用刀在其中一座简陋的屋子里换了一个房间，屋子里同住的还有其他12个人。他进去时，看见屋子中间有两堆即将燃尽的炉火。
这些鸟近在咫尺，清晨时，他能听到鸟独特的叫声——wawk-wawakwawk-wawk——在树梢回荡。他急切地想看到这些鸟，他蹚过淤泥，冒着高温，忍受着蚊虫叮咬。到了晚上，他被沙蝇围攻，四肢上布满了一圈圈的小红疱。在热带的阴霾天，它们成群地爬上他的双腿，使他的腿部肿胀溃烂，无法行走，他不得不在小茅屋里休养。为了最终能在野外看到天堂鸟，华莱士穿越沙漠、海洋，行走几千英里，却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被小小的沙蝇挡住了去路。他开玩笑说，他捕获了成千上万只昆虫制成标本，这就是报复。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我被困在阿鲁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而这里的森林中到处都能发现珍稀美丽的生物……这种惩罚太残酷了。”
华莱士将带来的珍珠和小刀派上了用场，任何人只要能给他带来一只活的天堂鸟，就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他的助手阿里同当地的猎人一道出发，带着钝尖的箭和小型罗网，这些工具是为了不损伤鸟的羽毛而专门设计的。
当阿里抓着一只王天堂鸟从森林里走出来时，华莱士欣喜若狂。这只小鸟有着超脱尘世之美：“浓艳的朱砂红色的”身体、“饱满的橙色”头部、眼睛上方有“金属绿色的”斑点、亮黄色的喙、纯白色的胸脯及钴蓝色的双腿。它的尾部有两根细长的羽毛，羽毛的梢部呈螺旋式紧紧卷着，像两枚闪闪发光的祖母绿色硬币。“这两枚装饰，”华莱士写道，“独一无二，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已知物种身上都不曾见过。”
他思绪万千：“我想到了过去的漫长岁月，这种小生灵一代代地繁衍生息，走完生命历程——年复一年地在晦暗的树林里诞生、存活、死亡，没有智慧的双眼凝视着它们的可爱之处，这显然是对美的肆意浪费。”
华莱士一边惊叹于它们非凡的进化历程，一边将思绪忧虑地投向了未来。“如此精美的生物竟然只生活在这些荒凉地区，在蛮荒中展现自己的魅力，这似乎很可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文明人踏足这片遥远的土地……我们或许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扰乱有机自然与无机自然之间这种微妙的平衡，造成这种生物消失，直至最终灭绝，虽然只有人类才能欣赏领略其令人惊叹的构造和美丽之处。”
他总结道：“这种代价一定是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物都是为人类而生。”
在离开阿鲁之前，他目睹了一场大天堂鸟的“舞蹈盛宴”。300年前，麦哲伦将这一特殊物种的无足鸟皮首次带到欧洲，查理一世国王将其放在帽子上展示，仿佛这是一件战利品。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冠上，20只头部呈黄色、喉咙呈翠绿色的咖啡色雄鸟展开翅膀，伸长脖子，将金黄色的羽毛举过头顶，形成一个稀疏的扇面。然后，它们一同抖动羽毛，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将树梢变成轻轻跳动的“金色桂冠”，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那些栖息在附近的土褐色雌鸟的敏锐目光。
华莱士敬畏地站在这些有节奏跳动着的金色羽扇之下，他也因此成了首位观察到大天堂鸟求偶仪式的博物学家，而他此时还未意识到大规模的破坏已迫在眉睫。他所担心的那些“文明人”已经在啃噬这片原始森林的边缘。在群岛的各个港口，以牟利为目的的猎人和商人买卖着一袋袋羽毛张开的死鸟，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它们在交配的高峰期被屠杀。
在存在了2000万年以后，它们的捕杀者扬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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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5年里，华莱士都会在马来群岛的热带丛林深处一待就是数月的时间，那里的条件极为艰苦。他挤在简陋的小屋里，有条不紊地进行一系列工作：张网、捕捉、装瓶、剥皮、贴标签及研究标本之间的细微差异。
他已在阿鲁以北700英里的特尔纳特小岛上建立了大本营。他在岛上的主要城镇的郊外租了一间40平方英尺的房子。精疲力竭的探险之后，他可以在舒适的小屋里享受一番。走廊两边种着棕榈树，深井里有清澈冰凉的水，附近还有一小片榴梿和杧果树丛。他开辟了一个小菜园，里面种着南瓜和洋葱，稳定供应的鱼和肉也使他体力恢复，精神焕发。
然而，1858年伊始，华莱士发现自己再次患病，这次是疟疾发热。尽管气温高达90华氏度，但他还裹着毯子，浑身冷汗。他发着烧，思索着那个最初让他踏上亚马孙艰辛之旅的问题——新物种的起源。天堂鸟共有39种，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与众不同、千差万别的物种的出现？仅仅是洪水、干旱等外部条件吗？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物种的数量超过另一个物种？他想到了人口增长方面的“积极抑制”——战争、疾病、不育和饥荒——这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于1789年在《人口原理》一文中提出的，华莱士思考着这如何适用于动物。通常动物的繁殖速度比人类要快得多，如果没有类似的马尔萨斯抑制机制，动物将会挤满整个地球。“我模模糊糊地想到这意味着大规模、持续性的毁灭，”华莱士继续写道，“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物种死掉了，而有些活了下来？答案很明显——总体而言最适合的生存了下来。最健康的逃过了疾病，最强壮、最敏捷、最狡猾的躲过了敌人，最善于捕食的挨过了饥荒。”
在疟疾发作的这两小时里，华莱士的大脑一直高速运转，试图得出完整的自然选择理论，“突然一个想法闪过，这种自我作用过程必定会改善物种，因为每一代中的弱者必然会被淘汰，强者将继续生存，这即是适者生存”。他想到自己在森林和丛林中收集到的标本，它们由于海平面的升降、气候变化和干旱等因素而不断发生改变，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然法则”。
华莱士急切地等待着退烧，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笔端。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他勾勒出了自己的理论。他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自己最崇敬的人：查尔斯·达尔文。他后来回忆道：“我写了一封信，我希望他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想法令人耳目一新，也希望这个想法能为解释物种起源提供缺失的要素。”
1858年6月18日，查尔斯·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华莱士的来信扰乱了我的思绪。”他读着华莱士的信，变得越发忧虑，他意识到这位比他年轻13岁、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竟独自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他已默默酝酿了几十年。“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惊人的巧合，”他在给地质学家朋友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所用的术语现在甚至就出现在我书中各章节的标题中。”他这里指的是他正在创作的有关自然选择的书。
“我所有的独创性，无论这意味着什么，都将一文不值。”达尔文写道。他承认尽管他还没有打算将自己的理论公之于众，但华莱士的来信迫使他必须这样做。而且，他不想被指责为一个抄袭盗用者。他写道：“要让我因此放弃多年的领先地位，对我来说似乎太残忍了。但我宁愿把整本书都烧掉，也不愿意让他或任何人觉得我的行为卑鄙。”
华莱士正在新几内亚搜寻更多的天堂鸟，而达尔文的科学界盟友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学家联盟林奈学会的会议上，确定了一个方案，以决定谁理应成为这一理论的创始人。
1858年7月1日，莱尔的一封信在林奈学会被当众宣读：“这两位先生在独立的、互不相识的情况下，构思出了同样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来解释地球上不同物种和特定品种的出现及延续。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两人理应被认为同样具有独创性思想。”莱尔随后将聚光灯投向了自己的朋友：达尔文于1844年所写的一篇论文摘要被首先宣读，接着是达尔文于1857年写给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封信的概要。华莱士的信几乎是作为补充，直到最后才被宣读。
华莱士在返回自己的特尔纳特大本营时，发现了一堆信件。他迫不及待地告知母亲，“我收到了达尔文先生和胡克博士的来信，这两位是英国最著名的博物学家，这让我感到欣喜万分”，他还提到自己的信在林奈学会被当众宣读。他喜不自胜地写道：“这使我确信，在我返家后，我能结识这些杰出的人物，并且他们会给予我帮助。”他觉得很骄傲，让他的标本代理商给他买一打林奈学会的杂志，然后便踏上另一场收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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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完这段行程，华莱士还要在马来群岛再待上几年。在8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装箱了310只哺乳动物、100只爬行动物、7500只贝壳、13100只飞蛾和蝴蝶、83200只甲虫及13400只其他种类的昆虫。但他最珍视的是那8050只鸟，他将其捕获、剥皮，保护其不致葬身于饥饿的蚂蚁、蛆虫和瘦狗之腹，然后再将其运送至万里之外的伦敦标本代理商手中，代理商将其中的数千枚留作研究之用，将其余的标本卖给大英博物馆。据华莱士自己估计，他在马来群岛地区行走了14100英里，进行了60至70次独立的收集探险活动。这8年里有整整两年时间花在中转途中。
华莱士梦想着能将一只活的天堂鸟带回伦敦，他尝试精心照料这些鸟，但总是以失败告终。每当猎人带来一只在袋子中扑棱着翅膀或系在棍子上的天堂鸟时，华莱士都会把这只焦躁的鸟放在一个他自己搭建的大竹笼里，笼里放着槽子，盛着水果和水。尽管他会给鸟喂蚂蚱和米饭，但结果也始终如一：第一天，鸟疯狂地拍打翅膀，想要挣脱束缚；第二天，它几乎一动不动；第三天，他就会发现鸟死在笼子的地板上，有时鸟会剧烈地抽搐，然后奄奄一息地从栖木上摔下来死掉。在华莱士的照料下，10只天堂鸟中没有一只活到第四天。
因此，当他听说一位欧洲商人在新加坡成功圈养了两只雄性天堂鸟时，他放弃了在苏门答腊岛再花几个月时间收集这种鸟类的计划，而是出价100英镑买下了这对鸟。如果这对鸟能熬过返程之旅，它们将成为第一对活着到达欧洲的天堂鸟。
在为时7周的返程之旅中，为了使这对鸟活下来，华莱士“麻烦不断，焦虑至极”。当轮船驶近苏伊士时，在孟买摘的香蕉和捉的蟑螂已供应不足，于是他不得不溜进储藏室，将蟑螂扫进一个空饼干罐里。他紧张地保护着这对鸟，使它们免受海浪和寒风的侵袭。他与这两只鸟一同待在火车上寒冷的行李车厢里，穿越沙漠，从红海到达亚历山大港。在马耳他，他弄到了一批新鲜的蟑螂和西瓜，以帮助鸟熬过这段路程，直到在巴黎再次进行补给。最终，华莱士于1862年3月31日抵达英国福克斯顿港口，此时距他启程去马来群岛已有8年的时间，他发电报给动物学会称：“我非常荣幸地宣布，我收获颇丰的行程已经结束，天堂鸟（我想这应该是首次）安全抵达英格兰。”
华莱士返回时，达尔文已因“他的”自然选择学说而闻名于世，他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已经第三次印刷。即使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扬名立万感到愤愤不平，他也从未表现出来。现在科学界已经完全接纳了他：他被选为英国鸟类学会的荣誉会员，并成为动物学会的会员。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宣称：“华莱士是这一代人中罕有的人才，他体力充沛，智慧过人，品行端正，能在热带荒野中漫游而毫发无伤……并且能同时收集令人叹为观止的藏品；返回后，能睿智地进行思考，从收藏中得出结论。”英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称华莱士的标本为“完美”，对未来的研究大有裨益。
他在摄政公园的一座房子里安顿下来，这里与他所带回的天堂鸟相距不远。天堂鸟吸引了一大群人来到动物园。他买了最舒服的安乐椅，供自己研究时用，还找木匠做了一张长长的桌子，他在桌上开始将堆得摇摇欲坠的标本箱进行分类整理，并为自己的旅行回忆录做笔记。
6年后，华莱士完成了作品《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The Malay Archipelago：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and the Bird of Paradise），这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旅行故事之一。他将此书献给达尔文，作为“对他个人的尊重和友谊的象征，同时也表达我对其才华和作品的无限钦佩”。在给最初与华莱士一道同去亚马孙河的亨利·贝茨的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华莱士先生对我毫无妒意，这令我印象最为深刻：他必定善良，诚实，品行高贵。这些美德远胜于才智。”
华莱士通过自然选择推断进化所起的作用，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这一点已基本为人们所淡忘。但他对物种的地理分布给予了不懈关注，在标本标签上一丝不苟地记录了细节。这最终使他留给后代的遗赠大放光彩，使他成为一个新兴科学研究领域——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华莱士意识到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的深水海峡形成了一道分界线，将澳洲与亚洲大陆架上发现的物种分隔开来。现在这一海峡在地图上被标注为“华莱士线”。沿马来群岛向东延伸的一片13万平方英里的生物地理区域如今被称为华莱士区。
天堂鸟共有39个已知品种，华莱士在游历期间，只捕获了其中的5种，其中的幡羽天堂鸟（Semioptera wallacii）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在1863年的一篇论文中，华莱士解释了他为何费尽心力地收集标本，他将每一种标本描述为“组成一幅幅地球史卷的单个字母，然而，由于一些‘字母’的遗失，使整个句子变得晦涩难懂，因此，许多生命形式的消亡——虽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也必将使这段宝贵的历史记录，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地球的历史深远厚重，为了防止其遗失，华莱士恳请英国政府在博物馆中尽可能多地储藏标本，“这或许能为未来的研究和阐释所用”。这些鸟皮必定能回答科学家们尚未提出的问题，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保护。
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后世必然会将我们视作沉迷于追求财富、而目光短浅的一群人。他们会指责我们本有能力保护，却任凭造物的某些记录损毁。”他质疑那些反进化论的宗教主义者，“他们声称每一种生物都直接出自造物主之手，是造物主存在的最好证明。然而，奇怪的是，他们的观点自相矛盾，许多种生物从地球上消失殆尽，一去不返，无人照料，无人知晓”。
华莱士于1931年逝世，此后大英博物馆购买了那些卖给各种私人收藏家的标本，扩充了华莱士所集标本的馆藏量。在砖石陶瓦所筑的展馆深处，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华莱士收集的鸟类拆包，整齐地放在储藏柜里，就置于达尔文所收集的雀类附近。博物馆里有一只来自阿鲁群岛的雄性王天堂鸟，这只鸟于1857年2月在小村瓦努拜附近捕获，地点是瓦特莱河以北，南纬5度，东经134度，海拔138英尺。正如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另一个华莱士，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第二个带有此类生物数据的标本。负责保护这些标本的研究员会在退休前培训学徒，他们的继任者亦会如此。
然而，保护标本的工作突然受到威胁。华莱士逝世的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齐柏林飞艇静静地驶过11000英尺的高空，在伦敦及其沿海地区投下了186830磅炸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闪电战打响时，纳粹德国空军连续57个晚上在城市上空狂轰滥炸。大英博物馆被击中了大约28次，植物展区几乎被摧毁，地质展区的数百扇天窗和窗户被炸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迅速恢复工作状态，连夜清理受损的部分，但显而易见，他们的标本已经受到威胁。
为了保护标本免受希特勒（Hitler）的炸弹袭击，研究员们将华莱士和达尔文收集的鸟皮藏在无人注意的卡车里，运送到英国各地的乡间庄园和宅邸中。其中一座“安全屋”是一家坐落于特林小镇的私人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建造者是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将其作为送给儿子的21岁生日礼物。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长大后赢得了许多“荣誉”：尊敬的勋爵、罗斯柴尔德男爵、国会议员、通奸者、勒索案受害者以及有史以来最不幸的、痴迷于鸟类的收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