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埃德温·里斯特走下火车，踏上距伦敦以北40英里的特林站台。此时天色已晚。小镇一片寂静，居民已经用过晚餐，孩子们正进入梦乡。他开始了通往小镇的长途跋涉，米德兰铁路也随之消逝于夜色之中。
几小时前，埃德温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为纪念海顿（Haydn）、韩德尔（Handel）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而举办的“伦敦音景”音乐会上进行了表演。在音乐会开始前，他将一副乳胶手套、一支小型的LED手电筒、一把钢丝钳和一把金刚石玻璃刀装入一个大拉杆箱，塞进了他在音乐厅的储物柜。埃德温与瘦高的彼得·汤森（Pete Townshend）有几分相似：锐利的目光、高挺的鼻子、乱蓬蓬的头发，只不过他吹奏的是长笛，而不是飞快地弹奏芬德吉他。
夜空中挂着一轮新月，使这段原本便昏暗的路变得越发幽暗。他拖着行李箱，穿过淤泥和沙砾，沿着路边走了将近一小时，头顶粗糙多节的树木缠满了藤蔓。北面是寂静的特尔汉格森林，南面是切斯特纳特森林，其间有休耕的田地和偶尔出现的小灌木丛。
一辆汽车轰鸣而过，前灯发出刺眼的光。他感到一阵兴奋，知道自己接近目的地了。
特林集镇的入口守着一家名为“罗宾汉”的16世纪小酒馆。几条路之外，37号公共人行道的入口隐现于古老的特林啤酒厂和汇丰银行之间，当地人称之为“银行巷”。这条小巷不超过8英尺宽，两侧围有7英尺高的砖墙。
埃德温悄悄走进小巷，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他一路摸索前行，直到站在已预先探察了几个月的建筑物前。
他与这幢建筑物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围着三股有倒钩的铁丝，要不是带着钢丝钳，他的计划可能已经泡汤了。在剪出一个缺口后，他将行李箱举到壁架上，自己也爬上了墙。他不安地环视四周，没有保安的踪影。他在墙上的栖身之处与建筑物最近的窗子有几英尺的距离，这形成了一道小小的沟壑。如果掉下去，他可能会伤到自己，更糟的是，可能会弄出响声，触发报警系统。但他早就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蹲伏在墙上，将玻璃刀伸向窗户，开始沿着窗格切割玻璃。尽管这比他料想的要困难，他还是尽力要割开一个缺口。这时，玻璃刀从他手中滑落，掉入了沟壑中。他思绪飞转。这是一个预兆吗？他正想着要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这时一个声音喊道：等等！现在不能放弃。你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在过去几个月中，正是这个声音一直敦促他向前。
他爬下墙，捡起一块石头，又爬上墙站稳，四下窥探，看是否有保安的踪影，随后把窗子打破，将行李箱从满是锋利碎片的缺口塞进去，接着爬进了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
埃德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发了保安室的警报器。他掏出LED手电筒，沿着走廊朝收藏室走去，手电筒在他前方投下了微弱的光亮。一切正如他在脑海中演练的一般。
他悄悄地推着行李箱，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走廊，离他所见过的最美之物越来越近。如果这次他能得手，这些美丽之物将带给他名誉、财富和声望，会使他的难题迎刃而解。它们是他应得的。
他进入了收藏室。数百个白色大铁柜像哨兵似的一排排站着，他开始行动。他拉出了第一个抽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12只红领果伞鸟在他的指尖下颤动，它们是数百年来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从南美的森林和丛林中收集而来的，并由一代代的研究员精心保存，以供日后研究之用。尽管光线昏暗，但它们铜橙色的羽毛仍闪着微光。每只鸟从喙到脚的长度大概有一英尺半，如下葬般的姿势，仰卧长眠，眼窝里塞着棉花，双脚紧贴着身体。它们的腿部绑着每只鸟来历信息的标签，标签上的字迹是手写的，已经褪色，上面记录着这些鸟被捕获的日期、海拔高度、纬度和经度，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细节。
他拉开了行李箱，开始将鸟塞进去，掏空了一个又一个抽屉。他一把把抓起的皇霸鹟亚种是一个世纪前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安第斯山脉地区捕获的。他不清楚箱子究竟能装多少只鸟，但博物馆里此类雄性标本共有48个，他已成功将其中的47个塞进了箱子里。接着，他推着行李箱走向了下一个柜子。
楼下保安室里，保安正盯着小小的电视屏幕，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场足球比赛，他还没有注意到监控面板上警报指示器的闪烁。
埃德温打开了下一个柜子，里面露出了几十只凤尾绿咬鹃，它们是19世纪80年代从巴拿马西部奇里基云雾林收集而来的。如今，这一物种因受到大规模森林采伐的威胁，而得到了国际条约的保护。这种鸟身长将近4英尺，很难被塞进行李箱里，但埃德温轻轻地将其弧形长尾卷成小圈，巧妙地往箱子中塞了39只。
埃德温沿着过道前行，打开了另一个柜子的门。这个柜子里储藏的是中南美洲的伞鸟亚种。他偷取了14张已有百年历史的秀丽伞鸟皮。秀丽伞鸟体形较小，呈蓝绿色，胸部为紫红色，常见于中美洲。在此之前，他还偷了馆藏的37个紫胸伞鸟标本、21张辉伞鸟皮及10张条纹伞鸟皮。条纹伞鸟是濒危物种，据估计，现今存活的成年个体只有250只。
1835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乘“皇家贝格尔号”航行时，收集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类和嘲鸫，这在其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这些鸟就存放在附近的抽屉里。该博物馆最具价值的藏品有已灭绝鸟类的骨架和皮毛（其中包括渡渡鸟、大海雀、旅鸽）以及一本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所著的大开本的《美洲鸟类》（The Birds of America）。总体而言，特林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收藏馆之一，存有75万张鸟皮、1.5万具骨架、1.7万只保存在酒精中的鸟、4000个鸟窝和40万组鸟蛋。这些藏品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从世界各地最偏远的森林、山坡、丛林和沼泽中收集而来的。
然而，埃德温闯入博物馆并非为了得到土褐色的雀鸟。当他推着行李箱最终在一个大柜子前停下时，他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收藏室里待了多久。一块小饰板标明了柜子里的所装之物：天堂鸟。37只王天堂鸟、24只丽色天堂鸟、12只华美天堂鸟、4只蓝天堂鸟和17只火红辉亭鸟瞬间被洗劫一空。这些完美无瑕的标本，是150年前人们克服了千难万险，从马来群岛的原始森林中收集而来的，现在它们都落入了埃德温的口袋。它们的标签上都写着一位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的名字，这位博学家的重大突破使达尔文都震惊不已，他就是A.R.华莱士（A.R.Wallace）。
保安看了一眼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里面显示着一排排停车场和博物馆园区的画面。他开始巡逻，在走廊里来回走着，检查门是否关好，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埃德温早已记不清自己拿了多少只鸟。他本打算只从每个种类里挑选几只最好的，但窃取的兴奋使他抓起什么都塞进箱子里，直到箱子装不下为止。
保安走到外面，开始在周边巡逻。他抬头看了看窗户，用手电筒照了照银行巷砖墙附近的那片区域。
埃德温站在那扇被打碎的窗子前，现在窗子上有一圈碎玻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除了那把掉落的玻璃刀。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窗子爬出去而不被划伤，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到街上。
***
第一次听到埃德温·里斯特的名字时，我正站在红河齐腰深的水里，这条河穿过新墨西哥州陶斯以北的桑格里克利斯托山脉。我的飞钓线已在半空中，有力地悬在我身后的水流上方，准备向前投抛去钓金腹鳟鱼。我的飞钓指导斯潘塞·塞姆（Spencer Seim）向我保证说，一条鳟鱼正躲在溪流中央一块汽车大小的石头后面。无论是在漆黑的深潭，还是在混沌的旋涡之中，斯潘塞都能通过急流中泛起的白沫察觉到躲在石头后面的鱼。他确信一条14英寸长的鱼正在水下1英尺的地方游动，等着上钩，前提是我能将飞蝇投得准确无误。
“他闯入博物馆偷了什么？”
刚刚听到的消息使我分了心，这一杆我抛砸了，钓线直接拍在了水面上，鳟鱼都被吓跑了。“死鸟？”为了不把鱼吓跑，在此之前，我们只是小声低语，尽可能灵巧地靠近每一处垂钓点，注意光线及我们的影子可能投向何处。但我难掩自己的怀疑。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故事，而斯潘塞才刚刚讲了个开头。
钓鱼的时候，通常什么都无法使我分心。而不钓鱼的时候，我数着日子，就盼着能穿上长筒胶靴，蹚入水中。我会将手机放在汽车的后备厢里，任它一直响，直到没电为止。我还会在兜里放一把杏仁，用以充饥，渴了就喝溪水。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在不见人影的情况下，连续钓上8小时。我的生活就是一场充满压力的风暴，这是唯一能令我平静的事情。
7年前，我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负责协调伊拉克费卢杰市的重建工作。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在一次梦游中，我从一个窗子摔了出去，差点丧命。我的手腕、下巴和鼻子都摔骨折了，头骨也裂了，脸上缝了几十针。更糟的是，我对睡眠产生了恐惧，我的大脑可能会在晚上捉弄我。
在康复期间，我了解到我的许多伊拉克同事——翻译、土木工程师、教师和医生——正在被他们的同胞追捕杀害，理由是他们与美国“勾结”。我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les Times）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代表他们发声，天真地以为当权者会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给他们发放签证。没有料到的是，我很快便收到了来自伊拉克人的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向我请求帮助。我失业了，睡在姑妈家地下室的蒲团上。对于援助难民，我一窍不通，但我列出一份名单，追踪每一个发件人的名字。
几个月后，我发起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名单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与白宫角力，说服参议院、召集志愿者、求得捐款以维持人员开支。多年来，我设法将成千上万的难民带到美国，确保他们安全，但很显然，我们永远无法给所有人提供帮助。在每一次成功背后，都有50个案件被搁置在联邦政府机构中，从这些翻译人员离开伊拉克的那一刻开始，政府机构就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2011年秋天，随着战争正式结束的日益临近，我感觉我被困在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牢笼里。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在逃命。要带他们逃出来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一旦美国民众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这只会变得更加艰难。
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收到又一个以前伊拉克同事的绝望的求助，我便对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但事实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从那次意外之后，我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才能入睡。于是，我没完没了地观看我能在网飞（Netflix）上找到的、最无聊的节目。每天早晨，我一醒来面对的就是新一波的难民申请。
飞蝇钓竟出乎意料地成了一种解脱。在河水中，我无须给记者打电话，无须恳求捐助者，只需仔细观察水流和昆虫，引鳟鱼上钩。时间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特质：5个小时转瞬即逝，仿佛只有30分钟。在钓了一天鱼之后，我闭上眼睛沉沉睡去时，会看到鱼模糊的轮廓梦幻般地逆流而上。
正是这种对现实的逃避使我置身于新墨西哥州北部山间的那条溪流。我跳上了自己那辆破旧的克莱斯勒敞篷车，从波士顿开到陶斯，要在镇上一个小型艺术家聚集地，将我在伊拉克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创作障碍。我没有签订图书合同，之前也从未写过书，而我那嗜睡的文稿代理人却无视我越发急切的指导请求。与此同时，名单上难民的人数不断增加。我才31岁，搞不清自己究竟为什么会来陶斯，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于是我找人带我在当地的河边转转。
黎明时分，就在522号州道旁的加油站，我见到了斯潘塞。他倚靠在他棕褐色的丰田越野车上，保险杠贴纸是电影《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中的大人物勒布斯基（Lebowski），透过泥巴能隐约看到上面写着：“伙计，别在地毯上撒尿。”
斯潘塞年近40岁，留着长鬓角，剪着短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与所有优秀的指导一样，他讲话的方式很轻松。我们一见如故。在河里钓鱼时，他教我提升投抛技巧，并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各种昆虫的生命周期。这位从前的鹰级童子军认得每一种灌木、矿物、鸟类和昆虫，并且似乎认得每一条鳟鱼。“上个月我用同样的钓组抓住了这个家伙，真不敢相信它又上当了！”
当飞蝇被河岸上的杜松树钩住时，我皱了皱眉头。我已经在鳟鱼飞蝇上花了一笔小钱，买了一点麋鹿毛、兔皮和公鸡颈羽，用线绑在一个小钩上，来模拟各种水生昆虫，骗鱼咬钩。
斯潘塞只是笑了笑。“糟糕，这些都是我自己绑的！”他打开飞钓渔具盒，里面露出上百个小小的飞蝇，有浮式、旋式、饰带式、若虫式、羽化式、刺激式、降落伞式和陆生式。他还有以地方为主题的飞蝇，如圣胡安蠕虫，以及灵感来自电视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的冰毒卵。为了与他进行垂钓的每一条河流及小溪里孵化的昆虫相匹配，他使用的线色或鱼钩大小都有微妙的变化。他在5月与8月使用的飞蝇也有所不同。
他觉察到我很好奇，便打开了一个单独的渔具盒，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奇异的事物之一：一个乔克·斯科特鲑鱼飞蝇。他解释说，这个飞蝇是根据150年前的方法绑制的，用了12种不同鸟类的羽毛。当他转动这只飞蝇时，它折射出深红色、淡黄色、蓝绿色和夕阳橙色的光芒。钩柄处缠着一圈圈炫目的金线，覆以一个用蚕肠做成的钩孔。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鲑鱼飞蝇，需要用世界上最稀有的羽毛绑制。”
“这些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们在网上有一个绑飞蝇的小团体。”他说道。
“你们会用这些东西钓鱼吗？”我问道。
“不会。大多数绑飞蝇的人对钓鱼一窍不通。这更像是一种艺术形式。”
我们逆流而上，在接近一片看起来有鱼的水域时，俯低了身子。寻找罕见的羽毛来绑一枚飞蝇，却不知道怎样用它钓鱼，这个爱好似乎太奇怪了。
“你觉得这很奇怪——你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叫埃德温·里斯特的孩子！他是世界上最棒的飞蝇绑制高手之一，他闯入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就为了得到鸟来绑这些飞蝇。”
我不知道是由于埃德温这个听起来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名字，是故事的古怪离奇，还是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向，使我瞬间对这桩罪案着了迷。那天下午接下来的时间里，为了让我能钓到鱼，斯潘塞竭尽全力，但我无法集中精力，一心只想知道那晚特林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
然而，我了解越多，这个谜团就变得越大，我要解开谜团的欲望也随之变得越强烈。我丝毫不知，对正义的追寻意味着我要深入羽毛的地下世界。那里有狂热的飞蝇绑制者、羽毛贩子、瘾君子、猛兽猎人、前侦探和见不得光的牙医。那里充斥着谎言与威胁、谣言与真假参半的消息、真相与挫折，我开始从中渐渐领悟人与自然之间的邪恶关系，以及人类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占有自然之美的无尽欲望。
我耗尽心力，花了5年的时间，才最终查明特林博物馆失窃鸟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