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国学热”
有一位同学递来一个条子，问我对这几年“国学热”持何看法？我觉得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我赞成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在一封信中的看法，就是有分析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不能排除某些人想用孔夫子、董仲舒来抵制马克思主义、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企图，还应看到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因此，他不同意把“国学热”和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简单地画等号。
说到国粹主义，我们就会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一些抱残守缺的人打着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招牌，反对新文化。对这些人和他们的主张的实质，鲁迅当年就有尖锐和深刻的揭露。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发生过围绕“整理国故”的争论，那是在1922年以后。在这场争论中，一些提倡文学革命的作家一般地并不排斥和轻视国学。郭沫若曾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说：“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沈雁冰则在《进一步退两步》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成员，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简章》中就曾提出“整理中国的旧文学”的任务。由于当时在新文学运动内部还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理论，指出继承文化遗产和复古的本质的不同，郭沫若和沈雁冰的文章中确实也担心当时整理国故易为复古派张目，会“促成旧势力反攻的局面”。
正确地研究国学，继承文化遗产，不等于复古，不等于国粹主义，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提出这种明确的认识，大致是在1928年以后，鲁迅的《〈奔流〉编校记十》中就有这种明确的观点。鲁迅于1930年撰写的《〈浮士德与城〉后记》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更为清楚。
1938年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学习和总结历史遗产的重要性。由于毛泽东是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伟大学说的前提下，强调学习和总结我国的历史遗产，这样也就把继承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又从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特殊现实出发，把学习、总结和继承我国历史遗产同提高民族自信心联系起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清理古代民族文化不仅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著名论断。
按我的理解，现在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民族文化，也是包含着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的内容和作用的。
1994年11月，全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主题是“民族精神和中国近代文学”。我因事未能与会。我在致学术讨论会主席团的一封信中说过以下这些意思的话。我说，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自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社会，由于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近代文学的重要主题。爱国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特征。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的近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逐步发展和深化的，由最初的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内容发展到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意识，这种爱国意识又必然是同吸收外国革命的政治思想和其他先进的文化思想相联系的。大家都知道，在清末，在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所谓“洋枪洋炮”这点上，是较少争议的，但在吸收政治文化思想这点上争议就大了。但后者的吸取却又是历史的必然。著名学者王国维说过，甲午战争以前，当时人们注意学习的是西方的形而下的东西，而在甲午战争以后，人们更多地注意学习西方的形而上的东西。也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就总体上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有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的内容，也有继承和改革传统文化的内容。在近代文学中出现的空前的“新变”现象，即从龚自珍开始到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和推动的文学革新思潮，就是这种文化内容的一种体现。梁启超等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领导的并且直接服务于维新政治变革的文学革新运动，因此它的指导思想中借鉴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社会学说和文学观念是十分清楚的，文学史家也是这样论说的。但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空前的“新变”，它包含着继承本国文化的传统和变革传统，也是确切无疑的，只是文学史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基础上前进和深入，将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然，这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梁启超等发动的文学革新初起于维新变法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个文学革新运动却进一步发展，“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提出，就是在1899年，即戊戌变法的次年。
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封建顽固派镇压下去，两年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结果是清政府与各侵略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即每个中国人分担一两，奇耻大辱，莫此为甚。这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卖国政府。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正是在这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潮趋向成熟，它的标志就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六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从此结束。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有人说辛亥革命搞糟了，那是漠视历史的呓语。
我们现在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前奏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那是以《新青年》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如果再往前追溯，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已旗帜鲜明地号召兴起一个像19世纪30年代“青年德意志”运动那样的文学运动。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毕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没有辛亥革命，也就没有1917年的文学革命，也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辛亥革命的人，必然不可能是真正继承“五四”精神的人。
我在那封信中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有所谓“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这两者都是绝对化，都是片面性的表现。我总认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一个虚伪的口号，或者说它有很大的虚伪性。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所选择的“西化”是资产阶级化，同样是在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是排斥的。国粹主义当然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和发扬民族文化，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扬民族精神。在我们今天新的历史时期，如果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乃至把腐朽视作神奇，那是十分错误的。作为完整形态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已不适合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必须引进、借鉴西方先进文化，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但对孔子和儒家学说，我们可以使之局部转化，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是长期的任务，不能依靠盲目制造尊孔热来完成，盲目制造尊孔热，恰恰是不利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的。
为了回答一位同学的提问，我在上面的发言中涉及了近现代的若干历史现象，并且讲得较长，那是因为我认为要认识当前的问题，回顾历史才有助于鉴别和判断。
现在再回到“国学热”问题上来。我不仅不赞成盲目制造尊孔热，甚至对传统文化研究上不断变化着的“热”，或者是制造轰动效应，向来持保留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是长期的工作，也是艰苦的工作，当然也是一项光荣的职责和任务，决不能依靠“热”来解决。
北京大学创办《国学研究》，被人认为是“国学热”的一个标志，因为北京大学名气很大。《国学研究》的主编袁行霈教授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学风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据我所知，他决不是要炒这个“热”那个“热”的人。在学术界，喜欢在学术问题上炒“热”甚至哗众取宠的人诚然是有的，但并不是他。我还有很多朋友，都是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也可以说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对在学术研究中搞轰动效应大抵也都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还认识不少研究传统文化的青年学者，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有成就，其中不少成就还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他们的师辈，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国学热”，都不影响他们坚持的学术道路和献身的学术事业。
我还认识一些原本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研究过我国的文化史，仅仅根据一些既成的理论来写论著，从概念到概念，往往难以写得深入，更难对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所以他们决定涉足传统文化领域，并且发奋从事。对于这种现象，能否被视作“国学热”的一种表现呢？如果是，那也不是什么国粹主义和复古。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有“第二次文化热”的说法，大概是为了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文化热”。上一次“文化热”中有些人志不在搞文化，事实早已证明。这一次“文化热”中有的人也志不在搞文化，也已有迹象说明。我觉得，一切真正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人，必须警惕，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作者附记：本文系根据我在今年五六月间在外地几所高校讲课时对一位同学提问的回答整理而成。）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