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很残酷

新年前，我去塞格德看朋友，皮什迪家是我必到的一站。

塞格德靠近南斯拉夫边境，离罗马尼亚也不远，人口虽然不到二十万，但在匈牙利已算名列第四的大城市了。我刚出国的头六年，都是在这座城中度过的，那几年对我来说是最动荡最磨难的日子，最幸运的经历也发生在那里。在许多帮过我的朋友中，皮什迪是关系最近的一个。他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兄妹俩都是高个子，大眼睛，棕头发，笑时有两个大酒窝，骨子里的暖男暖女。我刚认识皮什迪的时候，他还单身，女友几周换一个，常借我和朋友租住的房子。他每次来都很受欢迎，因为会拎瓶红酒或可乐给我们留下。

皮什迪的父亲埃米尔是琼格拉底州警察局的刑警上校，曾在我身份“黑转白”时帮过我的大忙。不过，我从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每次我去找皮什迪，都见他父亲穿一身休闲装，说话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只要别人话音未落，他就不会张口，给人感觉更像一位以倾听为职业的心理医生，跟我想象中会擒拿格斗、腰里别枪的警察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难怪皮什迪的母亲总开丈夫的玩笑：“他不仅在同事里人缘很好，罪犯们也都喜欢由他审问，好像自愿帮他破案一样。”

女主人说，警察局的同事开过丈夫一个精辟的玩笑，说埃米尔上校骨子里跟罪犯是一伙儿的，只是一个坐在这边，另一个坐在那边，之间隔了张可笑的桌子。说是审问，气氛活像是聆听忏悔……但是说来也怪，从不横眉立目，从不威胁咆哮，但是他审的犯人几乎没有不招的。

每次我去皮什迪家，母子俩都会争抢着给我讲男主人的新故事。可是这一次，或许由于他们知道我成了作家的缘故，埃米尔未等家人开口，自己主动向我讲述了一个刚刚遇到的烦心事：

圣诞节时，赶上埃米尔值班，位于巴黎大街的整座警楼空得让人心慌，每层一位值班警官带两名小警察，再有就是一个他很讨厌的门房。妻子跟孩子们去奥地利滑雪了，他坐在办公室里翻几页卷宗，看一两眼电视，忽然感到莫名的孤单。值班警察不能聊天，这是规矩，他突然想起楼上关着一个涉嫌杀人犯，这桩案子由他负责，但找到的证据还不充分。

上校按铃，叫手下的小警察把关在二层的那个嫌疑犯提过来，他让手下人在门外等着。审讯室里只剩下两个人，他出人意料的温和说：“你看，今天是圣诞，我是一个人，你也一个人。今天晚上不算提审，只是在一起吃一顿饭，随便聊聊。”说完，他派人到隔壁餐馆打了两包快餐，边吃边侃些男人的话题：足球、女人、盖房、学生时代……

起初犯人还很紧张，后来呵呵地开始争辩。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突然寂静下来，犯人的眼睛东转西转，不敢直视，动作逐渐放慢，最后费劲地狠咽一口，半张的嘴忽然喘息起来。

埃米尔敏感地皱起眉头，知道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忽然变得异常烦躁，异常暴躁，冲着犯人失控地呵斥：“你给我闭嘴！你听见没有？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说完再次按响电铃，命令将嫌疑犯带回关押的房间。

“上校先生……我……我就是。”未等狱警的脚步出现，对方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仿佛他的回答迟些，自己的喉管就会被割断。

说到这里，埃米尔稍稍停顿片刻，脸上流露出烦闷与沮丧。他问我：“听皮什迪说你学过心理学，又是作家，也许我说的只有你能明白——从良心上讲，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让我觉得自己手段卑鄙。”显然，那家伙招供并非慑于上校的威严，而是自己没能扛住圣诞夜的感动。事实上，埃米尔提他出来陪自己吃饭，目的并非要感动对方，而是没有扛住节日里的孤独。

“那个蠢货，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绞索……”埃米尔的语调里充满懊恼。“现在可好，犯人是招了，可我觉得自己犯了罪似的。没有人会举报我，也没有人会原谅我，我跟人讲，别人不仅不会理解，反会觉得我是办案高手，这更让我心烦。我办过这么多案子，但没有一次是这样办的。”

我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心里同情，但又知道这种同情无论怎么流露都会很滑稽。

“是啊，”他停顿了片刻继续又说，听上去像是自言自语，“这东西……人在用的时候真要小心。”

“您指什么？”我不解地问。

“感情，我指感情，”他的情绪有些激动，“真想不到，一点点关心就能具有那么大能量，一点点同情，片刻之间竟能置人于死地……”

这时候，正在一旁鼓捣电脑的皮什迪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心不在焉地插嘴道：“爸，我看您也能写小说啦。”

埃米尔瞥了儿子一眼，摇摇头，然后自嘲地挥了下手，立即将话题转到金融危机方面。但是，整个晚上我都觉得自己该对埃米尔说点什么，即使不是直接的安慰，也至少该表示自己对他的讲述有所触动。但是，直到晚饭后我起身告辞，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离开的时候照例跟一家人亲热地吻别，当我的脸被埃米尔的新胡子楂儿扎得刺痒时，心里涌上股复杂的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