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童年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青年时期他自己改名为从文，本书便采用这个名字），生于1902年12月28日。他父亲叫沈宗嗣，字少仙。母亲姓黄，孩子们只称她“母亲”，却并不知道她的名字。1985年沈才在信中告诉本书作者说，他母亲名字叫黄素英。沈从文在兄妹九人中排行第四，在男孩子中居第二，因此同胞弟妹全都叫他“二哥”，沈从文早期写作的许多小说中，常常也把其中自传性的人物叫作“二哥”。24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虽然他们发家历史并不久远。沈从文说过，在镇筸城西边有个沈家庄，居民是汉人。村民靠开采朱砂为生，他们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对此现已无法考证。沈追溯祖先历史只到上面两代，不像中国某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动不动就将祖宗家谱上溯到1000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说明，沈家的确是寒素之家。再说，像湘西这样开发历史本来就较短的地方来说，像沈家这样祖、父两代都有功名的家庭，也足够称为“世家”了。25
沈家是从沈从文祖父沈宏富的青年时代起，才突然兴旺起来的。沈宏富小时人们都叫他沈毛狗。19世纪50—60年代，在太平军造反的危急时刻，清朝让骁勇善战的沈宏富统率当地人部队组成镇筸军，并升为青年将校。这样沈宏富就从既非军人出身，又属边区小民一跃而成为将军。在正常时代，军官跟文官一样，都得通过逐级考试，而且官级升迁也得靠孜孜不倦刻苦任职，不容许官兵有任何关节。沈从文谈到这点时带点夸张的神情说，他祖父沈宏富原来靠卖马草为生，他和田兴恕、刘士奇、张文德等其他三位镇筸军将领后来升到地方提督时，四个朋友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26沈宏富后来跟随湘军一起打过太平军，也打过起义回民、苗民。1863年他升任贵州提督时，年纪才25岁。这时他的将领田兴恕（田也刚26岁）因为镇压天主教徒招致国际责难，清廷受到很大的外交压力，便将他革职。关于沈宏富本人，我们还知道一点材料，就是他在官运亨通担任省一级军事长官时，还带领一旅的官兵打了至少一年仗，后来负伤回家，不久去世。27
沈宏富可算功名富贵集于一身，他“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沈家后人在当地居于优越地位”。他没有子女，夫人便将弟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沈宗嗣过继为子。沈宗嗣长大后立志从军学武，这位将门之子也打算挣到一份将军基业。28后来他虽然的确做了军官，可惜他被派去跟随罗荣光一起镇守大沽炮台，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炮台失守。这样就断送了他的一生功名和大部分产业，他回到家乡后生下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沈从文。29
在沈从文的童年时代，沈家还能算是小康之家。家中的田地在凤凰城（1913年起镇筸改名为凤凰县）外十多里，年产稻谷300石，其中三分之一归沈宗嗣，所以他能把女儿送到私塾去受初等教育。30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原想竞选进湖南省议会。竞选失败后，心中十分不平，赌气出门来到北京，参与刺杀袁世凯的密谋。密谋被袁世凯的侦探破获后，沈宗嗣逃到热河（直隶），躲在朋友家中。此后他改名换姓，重新开始戎马生涯，在中国最偏僻的满蒙、西藏一带奔走，直到袁世凯去世，他才跟家人通信，但写信是要家里把田产抵押一笔钱供他还债。后来还是靠当时在东北做美术工作的沈从文大哥才把父亲接回湘西老家。1922年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到北京时，再一次见到父亲。沈从文通过老上司张子卿替父亲在湘西辰州一个军医院里找到差事，也是他父亲最后的一份工作。沈宗嗣在1931年前后去世。31父亲生前希望沈家再出一名将军的愿望，就只能落在沈从文的弟弟、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沈岳荃的身上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对他并不是显赫的家世出身，一直讳莫如深，而且也不愿谈他的民族血缘。现在事情已经比较清楚。沈的先世大多不是汉人。他的母亲是土家族，他的祖母（沈宗嗣的母亲）是苗族。土家人容易冒充汉人，不至于像苗民那样被汉人歧视。沈从文的外祖父黄河清考取过贡生。其家庭是当地唯一的书香门第。黄河清似乎早就料到他外孙会喜欢读地方志，曾经在1892年编纂了一部十六卷本的《凤凰厅续志》。沈从文的母亲比他父亲读书多，虽然她早年常同她做军官的哥哥黄镜铭一起在军营中生活。
黄镜铭可算是当地的进步分子。他在沈从文家乡开了第一所邮政局，第一家照相馆。沈从文母亲跟他学读书、学会照相。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祖父。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黄家世系并不怎么显赫。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这说明家族早先必然有人是被放逐贬谪的罪犯。32还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个家族的隐私，事关沈从文的祖母。当她的儿子过继到沈宏富家之后，有人就精心设了一个圈套来掩盖真相，即把这位苗族妇人打发到乡间去改嫁，却对外人说她是个汉人，已经去世。还用一副假棺材为她堆了一座假坟。这件事不但骗过了邻居，还使后代儿孙都信以为真。33
沈从文直到1934年她母亲去世之前，才在母亲病床上听到这个悲剧故事的全部经过。他19岁时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个大概，虽然在这以前，他就怀疑过父亲跟乡下苗家有些瓜葛。沈从文1932年写的《从文自传》里，已经提起过那位来自苗乡的紫色脸膛表兄滕韩。表兄在苗族士兵中威信高，对他讲过许多苗民战斗故事，沈从文母亲并非汉人这一点可能已经清楚了。不过沈还以为母亲是苗人。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小传里说过。他外祖母和外曾祖母都是贵州的苗人（可能沈和许多湘西汉人一样，对土家族和苗族的区别根本就闹不清楚。要不就是祖宗长辈中女方家世更难于弄清）。沈从文一定为此感到困惑过。这位年轻作家总以为自己来自苗家。他对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一向引为自豪，对苗民备受压迫的处境更深表同情。然而，他对自己的“种族”血缘，总有些心事重重，甚至困惑不解。只有一次，他在1931年写的一篇序言（此文后来已难见到）里，才直接承认过他有苗族的血统。34
沈从文这种尴尬心情，使得他在写自己家庭的作品中，往往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而他的早期作品很多都是回忆家庭往事。后来他又采取用玄思构想办法，编造一通家属关系，例如他在小说杰作《边城》里，写年轻的女主角翠翠和老爷爷的关系。这篇小说说明，核心家庭跟整个家族中几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沈的小说里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沈却从未写过一部以大家庭为中心的史诗性小说，也没有写过一篇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来反映处在19世纪那种严酷关头自己的或别的家庭是怎样构成的。他写这类作品并不缺乏材料。父亲就对他讲起过许多沈宏富怎样跟长毛打仗的惊险故事，父亲沈宗嗣也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起义的风风雨雨。他的家庭里至少有一位外祖母、许多仆人。在周围乡间还有三个叔祖的儿子、两位姑姑，以及许多表兄姐妹。难道是中国文学不兴写作家世小说吗？不。沈从文的知交巴金就以大家庭为背景写过许多有独创性的小说。《红楼梦》是沈从文一生爱读的作品，它描写的也是大家庭。35
沈从文早期描写的作品中有五个人物来回出现过：一个是写沈从文自己的那个淘气鬼；他的六弟得鱼（沈岳荃），是他幼年玩耍的伙伴；苦命的妈妈，她浑身是母爱和同情心；他的大哥沈云麓，大哥的任务总是惩罚沈从文，这在生活中也确是真情；小九妹，她是全家的心肝宝贝，她有时和沈从文联合起来对抗大哥，有时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小说《炉边》的故事情节可能是根据童年回忆写成的，它最能说明问题，沈从文同他的六弟想吃顿夜宵时，往往就让九妹嚷肚子饿。妈妈最喜欢九妹，这时必定叫春秀丫头去煮燕窝粥或莲子羹，于是大家便可沾光美餐一顿。可是九妹很聪明，知道他们怂恿她叫饿并没有安好心，这样他们后来搞这个把戏就得先贿赂九妹才成。小说中充分写出这个核心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何等温情脉脉，有时虽然吵架赌气，总以喜剧告终。总之，在沈从文看来，自己这个家庭永远是那么其乐融融，亲密无间。后来，沈从文大哥长大成人，成为美术家，对兄弟更加疼爱。沈从文小说《旧梦》中写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在北京想当作家不成，大哥便请他到东北去，想为他找工作。整个故事写的是似乎真人真事，直到后面出现了个小插曲：大哥为了引导弟弟接触女性，居然让他跟一位有夫之妇厮混。36
最后，在20年代后期作品里，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都放了进来，跟他一起共度艰难岁月。在沈从文15岁进预备兵技术班时，沈家的田产都已典卖一空，之后家中完全破产。母亲和妹妹只好都来北京，靠沈从文那点微薄稿费过活。《一个妇人的日记》则是用沈从文嫂子的口气写成的，日记中描述了全家人亲密无间的感情，只不过和沈从文的亲身经历似乎远了一些。出场人物还是那些人，日记的记述者很操心为四弟说个媳妇，这位四弟是作家，靠卖文章挣几十块钱，果然这位四弟就是影射沈从文。37
在这些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很少写到父亲和那个大家庭。这说明沈从文跟母亲的感情远比对父亲深厚，他说过：“我的气度得自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自于妈妈的较多。”他写母亲怎样影响他的一生，教他认字，跟他讲许多故事，教他认识药名，教他决断——“做男子汉必不可少的决断”。沈宗嗣在新旧社会都一事无成，使他的妻子要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担。也许父母都想让沈从文拼命奋斗，谋个一官半职，弥补父亲一辈庸碌的缺陷。不幸的是，家庭传说又有些夸大其词，强调沈宏富有那么大的功名，后代也必须无愧于祖宗功业。连沈从文也错误地相信，沈宏富在贵州曾经官居总督（实际上只是提督）。38沈从文父亲是否对孩子表示过自己愧对祖先的心情，对此沈从文一直避而不谈。作者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件挺吓人的故事，说由于他少年时一再说谎，掩饰逃学，应该受到处罚，引起父亲的愤怒，说以后他若再逃学说谎，便要当众砍去他的一个手指。这个故事很难说就是俄狄浦斯式的父子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沈所处社会给他灌输的因未能尽孝而内心愧疚。沈从文感到他的行为“实在伤害了这个做军人父亲的心”。从此，父亲就离开了他。39
沈从文喜欢写自己老想逃离家庭，躲开家中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不听话，想种种方法逃避惩罚，尝尝赌博、逃学的滋味。这类主题在《炉边》之外，还在其他许多作品中出现过。同样，他写的家庭人物中还有些并非是他家的人，而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亲戚，还有些并不受人敬重的局外人，例如那位一字不识的滕四叔。这只是一个跟家中来往的熟人，他卖草药、算命、教拳棒还教过武术。沈还写过一个曾当刽子手的亲戚和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她跟沈从文写过的童养媳萧萧一样，要为妇女找到一条解放的路。40
沈从文作品写到宗教时，只着重写公众庆祝大典之类，很少写家中敬宗法祖的孝道。有些年年都有的节日，往往全家团聚，像小说《腊八粥》写的那样。沈从文常常写那种在露天举行的节日，由专管仪式的人跟大家一起举办。这类节日只有某些地区才有，很富于人情味。中国西南各省这类赛会到处风行，根据部落传统，汉人举行这些法会平常是请苗族巫师主持。41
沈从文作品虽然充满了怀乡忆旧感情，写了许多地方神话，然而这些作品一般说来没有多少历史趣味性。他的自传特别强调他受通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气质。作者开头是个淘气小孩，渴望逃脱成年社会的种种严格约束，从中透露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反对儒家的信息。这种叛逆精神沈在20年代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跟胡适一样，作者的文化根基似乎是开头就受到女性的启蒙教育（沈从文第一个老师是他母亲，后来的老师是教沈从文姐妹的四姨）。42沈从文对周围世界异常敏感，又天性好奇。他观察宇宙万物细致入微，他的艺术天才一部分正来源于此。青年沈从文对城镇、对乡村的奥秘喜欢追根究底。他要人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怎么制造东西，告诉他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甘冒任何风险要离开家，然后再暗暗找路子回来。他一旦失去自由——例如罚他跪在房中的角落，那时他的想象恰如生了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想到当天见过的各种情景。在学校时，他也用他的想象填补无聊的时光，因为背书对他来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一点倒用不着猜测，他自己写得十分清楚。逃学跟他一块玩的同伴都是亲戚和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这帮孩子会爬树、会打架斗殴，会采笋子、采蕨菜，有时采一些草药用来医治爬树下跌或扭伤的脚。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上山采花，分成两群打架，而且往往是一场恶斗。夏天顽童喜欢捉蟋蟀，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偶戏，或者花半天功夫捉螃蟹，或下河游泳，不会游泳的把裤子泡湿，扎紧裤管，捕捉满两裤腿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水马”，使全不会游水的人也能向水深处泅去。沈从文会游泳，他不管家里如何担心他会被淹死，老下河去洗澡。他学会空手在水中抓鱼，像苗家娃娃一样，还用黏土来捏制“泥炮”，把这些太阳晒过的“泥炮”扔到地上时，就会发出最响亮的“叭”的一声巨响。43
这帮顽童更喜欢赶场，这种机会每五天便有一次。最引顽童着迷的是凤凰县西郊不远的一个集市。苗人酋长带着女儿乘小船木筏唱歌前来，在这里卖牛羊和烟草，又卖野猫、老虎皮，换盐和冰糖回去。他们在集市上决斗、赌钱，出卖捕来的斗鸡，这种鸡后来就会在城里斗鸡场上出现。碰上苗家特别节日，沈从文还能看到斗牛和“椎牛”的仪式，这种习俗不久就不再举行了。沈懂得的那点苗语刚好够用来向苗民买狗肉。《在私塾》一文中还提到，苗人酋长对汉人少爷非常和气，会请你到他筏上去坐，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吃他田里自己女儿种的红薯、甘蔗和梨——因为苗民看重而不鄙弃劳动，苗民妇女只有少数人缠脚，她们穿着长过膝盖的峒锦外衣，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裙子上面多贴银片（如普通战士的盔甲）”。讲故事人回忆起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景”时感叹说，这幅动人的画面“简直是一种梦中的奇迹！”44
这帮无法无天的逃学娃娃还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子里的李子、枇杷、小红萝卜，在雨水泡软的田埂上尽情吃喝，采摘大路两边的浆果、野樱桃、野枇杷。当愤怒的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他们就飞奔而逃，沈从文还唱山歌气那主人。顽童们还向大一点的人挑战。打架斗殴是凤凰县通行的解决争端办法。他们打架都当众进行，两边围满观战顽童，看看哪一边能占上风。沈从文虽然生性平和，并不好斗，但他认为这帮打架的家伙简直就像《三国演义》中那种慷慨仗义、宽宏大量、舍己救人的英雄，他们为朋友报仇雪恨，热爱正义，解囊相助，很多人都孝顺尊敬长辈。45
我们且把《我的小学教育》一篇作为例子。作者说，在凤凰，每天每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十一二岁的小孩，每条街的孩子结成一帮，在街中心相殴相扑。一般打架目的是遇到街上土台戏开场时去戏台边占据地盘，特别是唱长达一天的木偶戏时，强占座位尤其要紧。座位按街巷划分，本街孩子必定要把别街孩子赶出自己地盘，要不就在别街唱戏时去侵占他们的地盘。
沈自己常常扮演头头的角色，他充当过七回“都督”。他得凑钱为本帮兄弟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军器是削尖的南竹块（凤凰县顽童每个人袖子里都藏有这种军器，为了不受“恶狗或坏人的欺侮”）。沈从文还布置作战演习，让一些战士骑“马”，马当然是由身子壮实的乡下孩子甘愿充当。交战双方在圈子里扭缠，碰伤出点血毫不在意。为了磨炼大家牛劲，让大家玩拔河赛，或者绑住一个人的手，让他用一只手来斗，或让两人与一人斗。直到有人啼哭着回家，才算获得胜利。当然，这帮顽童在衙门口的确看过士兵真刀真枪的操练。
到了开戏这天，“都督”“团长”要挨家挨户去传话，宣布动员令说：“本街唱木偶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戎装执械到场，把守台边……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战士们先选定远离戏台的空阔场地，排队成列，提出决斗口号，煽动起同仇敌忾情绪，嘲弄对方，不敢应战的人就在自己人和敌方面前丢了面子。根据《我的小学教育》，这帮人有下面几条赏罚律：
“见仇远走者，罚钱一文。
“被打起包不哭哼者，赏钱一文。
“在别处被二人以上围打不伤者，赏钱二文。
“被人骂娘二句受到挑战而不敢动手者，罚钱二文。”46
说实在的，沈似乎总在考验他的毅力。六岁时麻疹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肚子里长了蛔虫，以至于他变得黄瘦异长，从此再也胖不起来，人们背后都叫他小猴儿精。打那以后，他一直长得骨瘦如柴。按中国南方人身材来说，他身材不算矮。可是常在打仗的环境中，使他越来越对自己身材不高壮感到遗憾，因为士兵站队列时是按高矮排列，高个子在前面。也许这种身体不高壮的感觉才使他喜欢泅水，喜欢打架。尽管沈从文这帮顽童最爱打仗，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怕鬼，所以他们的一切胡闹只能在白天干。47
童年时的沈从文爱和别人较量。他文章里写过斗蟋蟀、在土地庙里斗鹌鹑、斗鸡、赌钱等，都可以说是后来成为宁静学者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开头学会斗蟋蟀，学会以后又开始在赌摊上掷骰子。他的赌本呢，是早上上街买菜时剩下的零钱。后来索性把叫他买东西的钱全用作赌本。他的外祖母由于溺爱，往往也给他钱翻本。可是后来真相大白，就派沈从文大哥专门打他的屁股，并不许他吃饭。沈从文跟那帮赌摊上的赌徒胡来，言谈中不时带出赌徒们说的下流脏话，经常使得家人大吃一惊。48
幸运的是，沈从文在顽童时期的诸般玩意儿也有许多是值得称道的农家娱乐。他们认为收获季节最令人开心。沈从文学会怎样分辨庄稼、识别害虫、抓蚱蜢、蝗虫、刺猬，在浸泡过的田里钓鱼。他学会用稻草编小篮子，或者像《长河》里的滕伯伯卷桐木皮做成哨子吹曲子。沈家还喜欢打猎、打狐狸、野猪、野鹿和捕捉野鸡。捕野鸡方法是吹口哨和用驯养的囮子鸟作为诱饵，把野鸡引诱出来。鸟都是用猎枪填充上自制火药打下来的。此后学百鸟鸣叫和辨别树种就成了沈从文毕生的爱好。49
沈从文后来喜欢自称乡下人。实际上他对在县城看到的榨桐油、做花炮的各种生产工艺，也同样喜欢。他每天上学要走过很长一条街，路上他就有许多有趣东西可看。这些店铺有磨针的，有做雨伞的，也有皮鞋店、染坊、豆腐作坊、豆粉店等。糖果店制作莲花糖和糖制菩萨来沿街叫卖。有织簟子、编绳子的铺子（沈说他现在对簟子的工艺似乎比写字还在行）。此外从刑场走过看尸体，从河滩走过看宰牛，从街上走过看剃头铺师傅刮脸，看买卖人以货易货，还有看工匠师傅制作像轿子这样精巧东西的过程，无不激起他很多联想。他把大千世界的风物全都记在心头，所以后来他文学作品中写到这些事物时，显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就毫不令人奇怪了。沈从文特别喜欢两种行业，可说从小到老都令他流连难舍，即磨粉与打铁。他在当兵时，经常一个人跑到附近一个熔铁工厂的大泥炉前，观看工人把铁矿石熔化，变成生铁板，再把它敲碎回炉，最后变成熟铁的全部过程。沈要我们相信，他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干那一行。50
作家还有两种爱好，但后来也未如愿以偿。沈说过他童年深深受到水的影响，不过他是在当兵随部队开拔到辰河下游以后，才熟悉了船和船上生活。再后来，特别是40年代他买得起留声机后，才发现自己喜欢音乐，包括西洋古典音乐。小时候他就喜欢湘西流行的阳戏，也喜欢即兴表演的苗民傩戏。他跟鲁迅一样，两人都从小爱着家乡的地方戏而讨厌那种音调刺耳、行腔单调的北方戏曲，沈从文更不喜欢北方戏曲的音律平平、只适合上流社会的口味，因为沈的父亲酷爱京剧，曾经希望儿子将来学戏，做谭鑫培那样的名演员，所以沈不爱京剧可说是出于心理学上的一种逆反心理。51
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何况当时湘西地区的文化水平不高。学术上并没有过“湘西学派”，湘西学者只有严如熤写过一本《苗防备览》，论述苗民战略战术的专著。沈从文在30岁时读过这本书，认为写得非常枯燥乏味。20世纪初，当地的进步军官曾经非常推崇明清两代的伟大军人学者王阳明、曾国藩，要人们仿效他们的功业。1920年，沈从文军营中的伙伴也推崇过曾国藩。当时湘西的确是社会安定：在1916年以前土匪乱党并不多见。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