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记得是1975年，我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去搜购沈从文著作。没有料到书店店员对我说：“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等到心情平定下来后，我就猜想沈自己国家的书店店员该怎样回答我的提问，来以此自慰。想来回答是：“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是资产阶级。”或者，“他只会描写旧社会”。甚至说，“他还在信仰上帝”。当时中国的书店里买不到沈从文作品（实际上，那家唐人街书店里也是这种情况）。我知道沈在台湾倒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贵），但那里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听说我在搜罗沈的著作，想当然地说了一句：“沈从文？他是共产党——他没有到台湾来。”我对自己说，真是一份绝妙材料，可以让鲁迅写成小说，因为鲁迅作品在台湾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关系改善以后，我终于得到机会去拜访沈从文，这时才发现每当他毫无顾忌地评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时，他不像老头儿，倒像个调皮孩子。

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尽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会使作家名声湮没不彰。很少有汉学家能把自己的评价形诸笔墨。一位权威学者1972年曾当面向我推崇沈从文的成就，但到了80年代，当讨论沈和其他作家谁能充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这位学者把当年说过的话全部收回。¹鲁迅现在之所以声名显赫，既要归功于众望所归，又归功于重新评估，那么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呢？汉学家势必要考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评价，难道要采取双重标准吗？

本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一部传记。它记述沈从文的一生，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从全面来加以考虑。但由于本书是写沈从文的第一部传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²所以书中以较多篇幅来记述“史实”，如何评价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同样，他的艺术也帮助我们阐明他的思想。不过我处理这些题目，也为了要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的确，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来阐明我对沈从文这位作家的看法，不仅仅是为了一般读者，作为外行人，他们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本书主要是向鉴赏家表明我的观点。沈从文本人欣赏过许多作品，其中较低的有都德和法朗士，高层次的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乔伊斯。沈当然要超过前两位，虽然我还不能把他同后面几位作家并列。与我同样欣赏沈的人当然不满足于把沈从文跟莫泊桑、纪德这些二等名家相提并论。沈不像屠格涅夫那样始终一贯，也不像沈喜爱的契诃夫那样是多面手，沈只擅长写小说。可是评价一位作家只能看他的杰作。我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我还想把鲁迅同他来比一下，这不算对鲁迅不敬。如果鲁迅看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记在他的账上，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何况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对沈从文评价的困难之处，除了他写过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还在于他写起部头较大的作品来就漫不经心这个老毛病（幸亏不是一直如此）。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有些评论家说沈只能算是“文体家”；的确，这位成熟的作家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小说也没有写完过，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边城》在风格和形式上几乎可算十分完美，单是这篇经典性作品就够得上使沈从文成为伟大作家。我们不妨把《边城》跟其他孤独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比较一下。它当然比不上《红楼梦》。那么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项狄传》，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比比怎么样呢？我是西方人，我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们西方世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的名声不是也有过几起几落吗？

事实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声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写过一部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是沈从文的弱点，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较差作品中，他的实验对中国文学也是贡献，当时的确需要这种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本书正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思考历史形式主义怎样影响了文艺批评。在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鲁迅著作一直受到过分推崇，认为它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学方向。在西方，我们可能对一首新发现的莫扎特交响曲感到兴高采烈，然而如果发现这件作品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会嗤之以鼻。我们自己的历史形式主义使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反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品感到亲切，所以我们习惯于现代派作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读者，不容易欣赏中国现代文学，觉得作品“过时”。反过来说，正因为沈从文这样的少数作家敢于“挣开束缚”（用西方说法），对先锋派思想和技巧进行实验，那些对我们时代有偏见的人（包括我在内），才能在沈的杰作外找到极为珍贵的“创新”。沈从文从前人手中学到先锋派思想，但到了30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对“思想解放”和开拓新文艺领域感兴趣的最后一位作家了。

似乎显得矛盾的是，沈从文对他家乡始终一往情深。1980年以前他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学过外语。他的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传记，却能把中国社会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盘根错节地联结起来。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只有耳聪目明的小说家才能塑造出本乡本土上那批令人难忘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刻画出了现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甚至写出了20世纪人物的生存处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区形象为主，提供湘西的详细情况，作为人类世界的范例。可以说，沈从文写湘西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正如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评论福克纳作品的那样：“他的每部小说，不论中篇或短篇小说，所揭示的内容似乎都比他明确指出的还要多，主题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独立的作品都像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矿体的纹理和疵点。”³

沈从文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还帮助我们懂得，地方主义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⁴他参加军阀的部队后，一边在湘西打仗，一边学习，同湘西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是军阀割据黑暗年代的写照。他的地区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看法在文学中赏心悦目，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令人恼火（这是他离开故土以后才认识到的），它能导致暴力反复逐步升级，最后爆发内战。可有时候在其他方法失败后，乡土感情也能在地方水平上把中国社会团结起来，防止落到氏族械斗，造成天下大乱。沈从文一面阐明这种对地区认同的种种方法的运用与误用，一面又带着感情，给自己所爱的故土赋予生气。他的作品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一旦失去地区的凝聚力，就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从积极意义上讲，沈从文作品的基础是他对当地情况有深刻理解。他的地区并不大，他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亲戚，就是相识。因此，他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的作品在体现美国南部的政治情况方面显得更充分，作品并没有因为主观性而丧失了可读性，或减弱了它注释历史的力量。沈没有袭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地区性的自我形象和地方色彩的陈旧写法。美国的传统南方作家写了地方风物木兰、模仿鸟、骑士神话，沈的作品中也写了艾草、龙船、巫师、侠客，沈通过这些特点把湘西描绘成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写这些风物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散文来创作地方色彩小说的作家。

这种写法并非完全出于想象。民国时代的湘西本来就富于乡土感情。正如它的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最适于产生浪漫的神话，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活动造成了一些条件，这个地区的一个抽象的社会和地理的观念正等待着在这些条件中产生。由此看来，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不但填补了湘西、也填补了更广泛的中国乡土文学和神话创作的空白。

也许沈从文这位艺术家可算过分忠于“现实”（虽然中国的评论家一般都指责他脱离现实）。只有福克纳才能描绘那幅约克纳帕塔法的地图，因为具体细节都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下去。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却不然。他得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有时他把平素他看不起的人写得有声有色，寥寥勾勒几笔就使读者同情他们，正像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写俄克拉荷马州的流动雇农一样。有时候沈也像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写他的苗族老乡，把他们写成行将衰亡而又高尚可贵的野蛮民族。如果说沈对湘西认识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也不是由于他对湘西一往情深或者主观，而往往是因为他构思还不能摆脱羁绊。

然而照我看来，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作整个中国的民族寓言来读。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民族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低落，已经意志消沉。跟鲁迅一样，沈从文看到祖国人民沉湎于过去显赫历史，而现在却被武器更精良、更“注重物质”的西方打败，感到苦恼。中国人想作为独立国家获得新生的希望已成为泡影，却跟南北战争后的南方佬一样，还以虚妄的“精神胜利”来自我宽慰。沈从文认为，中国人从内心反省上寻找出路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从传统意义上的古老文化中去找出路。沈从文的社会和历史观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悲观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显得相当乐观，因为他毕竟提出了希望的根据——中华民族的新生，更确切地说，一个由多民族、多文化组成的现代化国家。

在沈从文的青年时代，大家对中国的前途还比较乐观，但到他成年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中国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革新、新生、更新的力量一下子不断涌现，使西方人都说，这是“少年中国”时代（指戊戌维新变法以来的历次进步运动）。⁵“少年中国”特别指从中国文人学士中成长起来的新式军人和学生，这两种人是新兴的高瞻远瞩人士的精华。而湘西则地处穷乡僻壤，在辛亥革命以前没有受过维新运动的任何影响，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思潮进入湘西要迟20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社会进化论、地方自治计划、西方教育和军事改革一下子都传入湘西，跟着又是文学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思想都能拯救中国；可以造就的青年人要站在前列，采用新的白话文来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沈从文从20年代到30年代，一直在宣传五四运动首创的充满希望的信息，甚至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没有离开他独立不倚的道路，尽管他在文艺同行中几乎是孤军奋战。那么，沈从文的乐观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得要追溯到他的宗教思想，或者归诸他所受的教育。沈从文不是在鄙弃中国人传统的时代里形成他的思想的激进分子，而是仍然相信中国的古老事物（不是指古老的儒家文化）能够改弦更张，为新目的服务，用不着害怕西方，也不怕社会解体。沈从文在风格题材上的中国气派，和他轻而易举及不容置疑地同化外来思想的手法，说明这位艺术家既不害怕中国向帝国主义屈服，也不担心中国在变革的过程中会失魂落魄。人们可以相信，在湘西，地区文化并未受到西方文化威胁，它的部族社会也没有被古老的儒家文化征服。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道德和文化财富的见解。他创造了从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用浪漫的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再塑造它，塑造一个少年中国形象，而不是古老的中国形象。沈从文让他的读者用新眼光来看待祖国的“传统”遗产，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一代，甚至看成是他也渴望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的先辈的热望中，看到富于朝气蓬勃的创造性活力。从正确的立场看，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够重新找到青春和活力的源头，在傲慢无礼的西方和推行蒙昧主义的中国旧知识阶级之外，找到一种文明力量的以太。而且，全中国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注释】

1 我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和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我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少数论点之一。然而后来证明，这种论点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

2 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他从不想告诉我应该怎么写。然而凡是传主认可的传记作者享有的优越条件，我一点也不缺。因为在80年代以后，沈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我在1980年夏天，和沈单独晤谈了12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我们曾结伴游览了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妇家里，又和沈谈了六回，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我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沈老当时已到78岁高龄，但还能记起当年从军和后来在文艺界许多同事的姓名，记得凤凰县各处古迹，见到北京文物商店的古玩时更是如数家珍，仿佛前几天刚见过一样。当然，对50多年前的很多往事他已记不清楚了。包括他20年代写的某些作品。他不愿谈起早年的“不成熟”作品，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使得某些史实难以澄清。例如在《记胡也频》（载《沈从文文集》第九卷第40页）中，他显然将《第二个狒狒》和《“狒狒”的悲哀》混为一谈，而他想谈的其实是后者的续篇，叫作《用A字记下来的事》。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这些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如丁玲、胡也频）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在我写作本书的1986年，沈仍在研究中国历史，虽然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此后他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和我通信。

3 见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福克纳简介》第15页。

4 关于中国经济地区的划分，见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又见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地方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和萧邦奇（R.Keith Schoppa）的《中国望族与政治变化：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关于各地军阀割据形势，见季林（Donald Gillin）的《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罗伯特·A.柯白（Robert A.Kapp）的《四川与中华民国：1911—1938年的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约翰·C.霍尔（John C.Hall）的《1927—1937年的云南地方派》、加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的《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和苏堂栋（Donald S.Sutton）的《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滇军1905—1925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军政一体化的，有多萝西·J.索林杰（Dorothy J.Solinger）撰写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体化：1949—1954》一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区特色，没有多少人研究过，只有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写过两本有趣的书，即《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至于南北朝的诗歌，更无人问津。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一书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地区分划的某些脉络。在现代文学方面，没有人写过研究地区文学的书。1949年以后，只有浩然的“地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黄春明的乡土小说》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乡土文学》。沈在1980年7月20日和我谈话中同意说，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在地区特色与地方风味方面都极其贫乏。夏志清是研究地区文学的先驱，见他的《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乾在1980年5月31日给我的信中说，他认为除了东北作家群之外，40年代崭露头角的还有内蒙古文学、云南文学，以及广东文学等作家群。

5 20世纪前三十年间，中国外文报刊上常常提到“少年中国”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它不像19世纪30年代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或20世纪早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少年中国”并非这帮人自己取的名字，它泛指那些争取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进步的分子。它的另一个先例是日本20世纪初期新闻界中著名的“明治青年”运动，见伊雷娜·鲍威尔（Irena Powell）《现代日本作家与社会》6—8页。有人以“少年中国”专指1898年的立宪维新党人，也指进步的、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青年。“少年中国”还指全国兴起的文化复兴运动，而不限于流亡海外的那批秘密活动分子，这一点跟青年意大利党类似，而不同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尽管当时中国和土耳其一样，也是个“亚洲的病夫”，所以一般指那些青年军人。在晚清末期，这种人占出洋留学生的绝大部分。但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革命党人则可以包容在内。所以，J.O.P.布兰德（J.O.P.Bland）在《中国、日本与朝鲜》里乐观地把中华民族称为“少年中国”。后来，罗素（Bertrand A.W.Russell）的《中国问题》、兰斯洛特·福雷斯特（Lancelot Forester）的《中国的新文化》都把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的青年作为“少年中国”的代表。这不指五四运动中的少年中国社，它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人。玛丽·C.赖特（Mary C.Wright）在《中国革命第一期：1900—1913年》中指出，在1900—1911年间，中国正在走上民族再生的过程。而后来的研究家却又指出，1915—1949年间中国又走上国家瓦解的道路。见薛立敦《解体中的中国：中华民国1912—1949年》。好在另外一些学者，如孔飞力（Philip Kuhn）、费惟恺（Albert Feuerwerk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却找到了中国正在奔向现代化的漫长征途。见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张朋园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1. 以下简称《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