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人类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让我们着迷。我们的好奇心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叩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一直以来，一说起这个故事，总离不开考古学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头和骨头。这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只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给我们提供了确定性，给了我们可以依循的凭据。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轻易不敢绕过这些“铁证”，因为他们可不想被说成是在凭空编故事。可是，单凭这些骨头和化石，也许并不能完整地讲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这里所说的进化，指的是社会和认知的进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步履缓慢而犹疑，但是，它是人类进化到现代人的真实路径。其实，我们真正想探寻的答案，就隐藏于这段进程之中，它会告诉我们，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相对猿类而言）？人类何以走到今天？
我们人类属于类人猿（great apes），因为我们身上所携带的生物学、基因学和生态学上的特质，大体上和类人猿共享。如今，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与我们属于同科的还有两种黑猩猩（genus Pan，黑猩猩属）、两种（抑或四种）大猩猩（genus Gorilla，大猩猩属）和两种（或三种）红猩猩（genus Pongo，猩猩属）。在它们中，只有红猩猩不是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现在，只有在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才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而在一万多年前的上一个冰河纪结束时，它们还广泛分布于印度支那和中国大陆的南部。
直到1980年前后，关于人和类人猿关系的传统观念还认为，人和类人猿无疑同属一科，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构成了有别于其他猿类的亚科（subfamily）。因为和猿类相比，我们有着一系列很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直立行走，类人猿四肢着地行走；类人猿的脑容量以灵长类的标准来衡量已经算很大，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更要大得多；我们有文化，而类人猿只有行为。这些区别显示了在早期猿类即有不同的分支，一条通向现代人类，另一条通向现代的其他猿类。红猩猩的这条分支能通过化石追溯到大约一千六百万年前，如果由此类推，我们和猿类的共同祖先应该至少也有那么久远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故事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从这时起，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从基因上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度（相对于仅仅依赖解剖学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发现，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类和黑猩猩的相似度明显高于其他猿类，大猩猩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但是，从一千六百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东南亚的红猩猩和我们的相似度却并不高。而在非洲生活的几种猿类（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形成了一条共同的支线，这条支线的分叉点离现在要近得多，大约是在六百万到八百万年前（图1.1）。我们并不是类人猿科之下一个独立的亚科，而是从属于非洲猿类亚科。由于我们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黑猩猩（而不是第三纪中新世（［Miocene］的随便某种猿类）就成了人类支线十分恰当的类比参照物，从很多角度来讲，黑猩猩是早期的人类支线，也就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及其前辈中最好的模板。
为了把故事讲清楚，让我来简单重复一下非洲猿科的进化过程，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再进一步描述我们人类的支线从非洲猿亚科分离出来之后的五个重要演化阶段。这些阶段，或可称为转变过程，构成了我所要讲述的这个人类演化故事的框架。
非洲猿猴的故事
现存的类人猿（其中包括红猩猩），其祖先是生活在中新世时期的猿类。那是大约在两千万年前，各种猿类突然大量繁衍，这种现象起初发生在非洲，而后又蔓延到欧洲和亚洲（图1.1）。到了大约一千万年前，由于气候日益干燥，湿润温暖的热带森林面积大大减少，而这些森林就是当时种类繁多的中新世时期猿类的家园。数十种活跃于当时的猿类因此灭绝，取而代之的是生存能力更强的猿猴，这些猿猴在之前的亚非大陆灵长类中并不起眼。随后，非洲猿类中的一条支线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现存非洲猿类的共同祖先。之后，大约在八百万年前，成为大猩猩的那条支线分离了出来。又过了大约两百万年，最终诞生现代人类的支线开始形成，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同属于这条支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简称为LCA）。这条支线，之后走上了它独自的进化轨道。又过了很久，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差不多就是在人属（genus Homo）现身于东非的时候，黑猩猩的支线开始一分为二，演化成普通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bonobo，也就是pygmy chimpanzee）。按照惯例，分类学学者现在把猿科动物（包括人类）称为人科（hominids），在LCA后分离出来的最后成为人类的支线中所有动物称为人亚科（hominins）。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是“homininoids”和“hominids”这两个相应的词，不过，我使用的是目前学界通用的术语。
图1.1
根据地质年代画的猿科图谱，中新世的非洲和欧亚有很多猿（普罗猿及其后代），但大部分在中新世末期热带森林收缩时灭绝了。深色长方形表示仍存活，浅色表示已灭绝。
虚线表示尚未确定的关系（比如最早期的人亚科、乍得沙赫人猿、图根原人以及地猿和人科的关系）。
参考Harrison（2010）。
而人类的祖先，当时还毫不起眼地混迹于各种猿类之中，在大约六百万年前，默默地开始了进化历程。在非洲中部，残留着大片中新世的大森林，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这片森林边缘更为开阔的平地。虽然猿类有时候也能在平地上活动，但是，按它们的天性，它们是生活在树上的动物，习惯于手脚并用地窜上参天大树，或者在林地上的树枝间攀爬和悠荡。而我们这条支线的决定性特点，也就是双足行走（bipedalism）的特点，在和黑猩猩分开后不久就形成了，据推测，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在没有大树的广阔平地上行走。
人类的祖先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古人类学家就是利用了这个物种在解剖学上的特征，来寻找我们最早的祖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最早的人亚科化石属于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但也有人怀疑，它们并不属于人亚科，而“仅仅是另一种猿类”。这只几乎完整的头骨是在德乍腊（Djurab）沙漠发现的，那里是西非乍得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这个头骨的发现有两大重要性，一是在于它的年代（距今约七百万年前，所以非常接近于LCA），二是在于它的发现地距离其他早期人亚科发现地的东非有数千公里，且距离现代猿类在西非居住区域的北方也有数千公里（这表明森林和林地一度向更北面的方向延伸，切入了当今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域）。虽然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只头骨属于某一种猿类，但更多人则依据它的枕骨大孔（头骨中脊柱穿过的孔）的位置，确认了头骨主人双足行走的姿式，以此推断应该把它归入人亚科。越是接近猿类和人亚科分开的时期，其化石标本的界限越是模糊，难以区分，所以很难将那个时期的化石精确归类。
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古老的人亚科化石，距今大约六百万年，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的图根山。这个发现不同于沙赫人的头骨化石，原人的化石主要包括四肢骨骼、颌骨以及数颗牙齿。从原人的大腿骨和髋关节的角度来看，[1]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判断出原人是双足行走的，虽然同时也表现出非常善于攀爬的特征。从这点说，原人好像和一百万年后在东非和南非大量出现的南方古猿有很多共同点，可以确认它是人亚科中最早期的一员。接着，来到了距今大约四百五十万年前，这个时期的化石被大量发掘，证明了人亚科支线在这个时期又衍生了更多不同的种类，于是南方古猿的时代来临了。在当时，很有可能同时出现了多达六种南方古猿，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散居在非洲的不同区域（图1.2）。
南方古猿的繁衍非常成功，一时间，它们的生活空间覆盖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大部分区域。虽然在它们被发现之初曾经引发了考古界的轰动，在当时被确认为人类支线的祖先成员；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它们无非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就大脑容量来说和现代的黑猩猩几无差别。和黑猩猩一样，它们很可能也属于食果类动物（frugivore），在能弄到肉的时候也吃一点儿。它们后来很有可能也开始使用石头工具，在这一点上可以关联到能人（Homo habilis），后者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期的南方古猿。但是，这些工具充其量就是原始粗陋的趁手石块，拿这些石块做工具，类似于现在西非的黑猩猩也会拿着石头当锤子用。
从一百八十万年前再向后数一百五十万年，称雄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这是一个人亚科物种，在所有人亚科类动物中，这个物种很可能生存了最长的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物种属于生物学家口中的年代种（chronospecies），意思是一种随时间的推进而变化的种。考虑到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超长的生存时间，这种提法倒是合情合理。在它的早期，也就是匠人（Homo ergaster）期前后，这个物种基本上在非洲生活，而到了后期（也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直立人时期），这个物种已经遍布欧亚大陆。这个阶段（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前或更早）演化的意义在于人亚科物种第一次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加工过的工具（1859年，在法国北部圣阿舍尔，出土了属于阿舍利文化的手持斧头）。这一时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稳定性。在将近一百五十万年中，直立人脑容量的增加相当有限，而他们所使用的石头工具，在形状的变化上更是乏善可陈。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在人亚科演化的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而后，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某个时段里，一个新的物种从非洲匠人和直立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它们成为了第一批古人类（archaic humans），也就是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大脑容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物质文化多样化的起点。当然，从匠人到海德堡人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过渡性物种，但是从细节上来看，其中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匠人群体渐渐淡出非洲和欧洲，被古人所替代，但是在东亚，直立人群体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直到六万年前仍然在这个区域生存着。被称为霍比特人的弗洛勒斯人（Homofloresiensis）就是它在形体上较为矮小的变种，直到一万两千年前，这个群体仍然生活在印尼群岛上，以地质学的时间概念来讲，那就像发生在昨天。
图1.2
这是六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几种主要的物种及其时点。在大部分的历史阶段中，出现了数个人亚科物种同时存在的现象。最早的物种都是属于南方古猿属，然后在大约两百万年前（MYA），分离出一支粗壮型南方古猿，这条支线最终进化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个阶段的演化还有另一层重大的意义——这批古人的迁徙，推动了第二波向欧洲和西亚进发的行程，从而最终造就了欧洲人的原型尼安德特人（或称尼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长了一副特别适应高纬度生存环境的身板，在欧洲和北亚的冰河纪寒冷气候中，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四肢短小，身体结实，这种体征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从四肢手脚散失热量，这一点和生活在北极圈的现代因纽特人（或称为爱斯基摩人）很像。不同的是，因纽特人和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同胞是近期才来到这样的生存环境的，而尼安德特人将此特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在冰河纪的欧亚大陆生存了大约二十五万年。
与此同时，在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在更南面的非洲，古人正在经历着另一种演化，这种演化的结果最终造就了我们自身的物种，被称为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现代人，或可简称为现代人），更科学的命名是智人（Homo sapiens）。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相比，身材变得纤细，而且，大脑容量在持续增加。现代基因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利用俗称的分子时钟（molecular clock）来测算某条支线进化的时间。分子时钟的原理是利用两个物种之间DNA的不同数量及自然变异的速率，来计算两条支线分开了多少时间。观测的重点是自然选择范围之外的基因组，也就是说，分子时钟测算的只是DNA中自然变异部分的稳定速率，这一点很重要。决定我们的身体特征的那部分DNA会在自然选择的过滤下，发生急速的变化。通过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2] 有基因证据显示，AMH现代人的起源来自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族群，那是生活在距今二十万年前后的大约五千名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族群的总数只有五千名女性，它只是表明，现代人类的基因都是由那五千名女性贡献的。
至于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全新的演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气候的变化是导致新物种形成的重要原因，智人的形成很可能也不例外。不管怎样，我们的物种迅速地在非洲各地繁衍开来，取代了古人的位置。至于古人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地被智人取代，仍然是个谜。要知道，在被智人取代之前，古人在非洲还有欧洲至少已经生存了三十万年。
之后，在距今约十万年前，AMH现代人在非洲东北部的一条支线迅速在地域上扩展，到距今七万年前，已经跨过红海，占据了亚洲的南部海岸，最终在距今约四万年前到达了澳洲。[3]抵达澳洲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因为这个旅程必须跨越从巽他陆架（Sunda Shelf，现代印尼和婆罗洲）到莎湖陆架（Sahul Shelf，新几内亚，再连接到澳洲大陆）[4]之间九十公里的深海海沟，这说明他们应该已经拥有了较大的船只。在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阶段，因为伴随着他们的出现而来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距今约五万年前的这段时期里，武器、工具、首饰及工艺品等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相比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要说在那个时期还出现了诸如帐篷、灯具等一系列实用性的物件以及大型的船只。
现代人离开非洲向亚洲进发，在途中的黎凡特（Levant）第一次遭遇尼安德特人。在这次的正面交锋中，现代人很有可能遭到了尼安德特人的抵制而不能进入欧洲，迫使他们沿着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岸，往东进入了亚洲。在东亚，他们很有可能与直立人的残余相遇，更为确定的是，在亚洲，他们和另一种叫作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古人相遇，因为有与之杂交的迹象。关于丹尼索瓦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能凭借几根骨头化石，那是在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的一处洞穴中发现的几根骨头，距今约有四万一千年。这个洞穴，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居住过。通过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洞穴的所在之处，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前的早期古人往东扩张的一个终点。
让我们再回到欧洲，此时，古人族群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进而演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在距今约二十五万年前到四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的主宰，直到现代人的出现。和后来历史上其他的入侵族群一样，现代人也是从俄罗斯草原进入欧洲的东部，抵达西欧不过在三万两千年前后。这两个族群共同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大约两万八千年前，尼安德特人最终在伊比利亚半岛消亡。尼安德特人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谜团，在时间上和基因上他们都和我们最接近，消亡的时点离现在也不远，这一切都让我们费解又着迷。何况，他们已经适应了北方的气候，比起我们的祖先AMH——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他们在欧洲生存的时间更长，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消失了踪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按下不表，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展开深入的探究。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类人猿
首先，让我回到本书的主题：我们和其他猿类共享一段漫长的演化历史，我们有着相似程度极高的遗传基因以及相似的体型外貌，我们都有发达的认知能力，这使得我们能够学习和交流，我们也共同拥有群居狩猎的生活方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我们就是类人猿，我们和类人猿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生理解剖的差异之上，也就是我们双足行走的站姿，这当然是最一目了然的差异，但同时也是最无趣的差异。中新世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热带森林的退行和消失，为了避免物种消亡，行走方式的改变是必须的，这些早期的细小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形成了人类在形体上的种种特征。其余的争论纠缠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事实上，这些只是认知上不值一提之处，即使脑容量只是黑猩猩一个零头的乌鸦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认知，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所能够产生的意识，是这些意识赋予了我们独特的人类文化，而文化才是人类文学和艺术的根源。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类对动物文化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尤其是针对猿类的文化，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学科，被命名为猿类学（panthropology），也就是关于类人猿的人类学。[5]在近亲中找到类似于人类的某些行为和认知能力，这并不奇怪，人类的特征不可能毫无来由地从天而降，相反，这些特征是不断适应和进化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有的一些特征因为选择压力的加重而逐渐演变为新的特征。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是目前我需要明确的重点是：是的，人和猩猩都具备通过学习，社会性地传递行为方式的能力；而且，是的，我们也确实可以说黑猩猩和其他猿类拥有它们自己的文化，但事实上，和人类相比，猿类的文化能力简直太微不足道了。这样说不是要贬低猿类的能力，而是为了点明一个在混乱和激动中几乎被忽视的重点——是人类把这种文化能力提高了一大截，从猿类的文化到人类的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不是缓步向前。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化中有两个关键的特性，显然为人类所独有。这两个特性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讲故事。其他任何生物，无论是猿类还是乌鸦，它们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文化特性。这两种特性，完完全全属于人类，而且只属于人类。我们说这两种特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因为这两种特性都需要用语言来执行和传递，而只有人类的语言拥有这种作为媒介的质地。对于这两种特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要求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的虚拟世界，它并不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凭借想象在头脑中幻化出另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和我们每一天都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上和眼前的现实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去思考它的缘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或者，去想象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那是属于虚拟甚或是超虚拟（para-fictional）[6]的精神世界。这些特殊的认知行为不是无关紧要的进化副产品，相反，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些行为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解释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所在。
此外，人类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特性，也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是作为社会活动的音乐演奏，诚然，很多其他物种也会表现出乐感，比如鸟和鲸鱼。但是，只有人类是把音乐表演当作一种社交性的活动，对于鸟类来说，制造音乐主要是为了引起异性的关注，是出自于交配的本能。因而，在人类社会中，音乐在社会关系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如今的现代社会，我们时常端坐在音乐厅里，温文尔雅地欣赏音乐。但是在传统社会里，音乐的制作和歌唱以及舞蹈几乎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人类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的起点当然就是我们发达的大脑，说到底这里就是我们和其他猿类产生根本性区别的所在。在图1.3[7]中，列出了所有人亚科物种的大脑容量，这张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过去的六百万年为时间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人亚科的大脑容量在不断地稳步增加，今天的现代人类，脑容量已经是当初南方古猿的三倍。这个数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承受着不断长大的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选择的压力使大脑稳步加大，这种和地理时间的推移相伴的增长，其实只是一个由不同物种样本拼起来后呈现出的假象。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更加明显的是间断性平衡的特点，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脑容量的增加会有一个跳跃，产生类似于爆发性增长的现象，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脑容量又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图1.3
几个主要人亚科物种的平均颅腔容量。灰色方块代表该物种50%的数值范围，直线代表该物种95%的数值范围，水平线是现代黑猩猩的等同数值。数据来源：De Miguel和Heneberg（2001）。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一一描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或称为五个演化阶段。把这五个阶段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人们要描绘的人类演化路径图，而每一次转变都是由于大脑容量或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第一次转变是从猿类到南方古猿，主要是外部生态和解剖生理上的变化，并无大脑容量或认知上重大变化的证据；此后，从距今约两百万年前开始，经历了三次大脑进化。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人属物种伴随大脑容量的跃升而出现，虽然在此之前，伴随着能人的出现，预告了一次微弱的增长，或许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第二次伴随着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海德堡人的出现。最后一次是脑容量更为急速的飞跃，这个发生于距今约二十万年前的巨变，直接催生了我们的物种，也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就是智人）的出现。与此同时，尼安德特人在大脑容量方面也有着平行的进化，相比它们在古时候的基准线，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增加，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里再次展开探讨。每一次的转变，都会带来与相关物种有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偿付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因为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大脑活动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二是如何把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庞大的社会群体伴随着脑容量的增加而来，脑容量越大，越能组成更大的社会群体。在每一个时间都已经被占用的日子里，能否找到更好更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更大的脑容量的支持，在每个阶段，群体的最大数量就会遇到瓶颈。
在上述的四个最根本的转变之外，我还要增添一个和脑容量无任何关系的转变，也就是本书要讲述的第五次转变。那就是发生在近东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距今大约有八千到一万两千年。关于新石器时代，尤为让人疑惑又好奇的一点是，它几乎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颠覆。两大主要的更新是这个时期的标志，首先，由游牧过渡到定居，然后，逐步实现了农耕。虽然农业革命总是更加令人感兴趣，但事实上农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类能够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游荡。不管群体以什么原因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处所，必然会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只有在化解了这些矛盾之后，才有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一旦这些问题被解决，人类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有能力拥有更大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城邦以及小王国才会次第出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诞生了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此次行旅，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试图去寻觅和理解人类祖先是如何渡过这一系列的转变。
前方的道路
我在本章一开始就说过，考古学家们是靠着石器工具和化石遗骨吃饭的，佐以那么一点点区域地质学。但是，这些传统上被人们聚焦的石器和遗骨有其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反映不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层面，至于人类的认知这一进化中更为重要的依托，更是不可避免地被疏忽了。当然，考古学家们的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们总觉得，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并不完整，也不够直接，试图从中推断出任何你想要证明的社会行为，是否过于轻率了。但是，正是我们这个生物物种的社会和认知行为，标刻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在六百到八百万年前，由最后共同祖先（LCA）走向我们自己现在所代表的现代人类。这条道路曲折迂回，经常看不清前方。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迷雾中摸清这条道路，就必须紧紧贴住这个模糊不清的、隐藏着的社会性世界，无论这样做将要面临多么艰巨的困难。
在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社会中，每个群体都是高度结构性的网络，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亲情、友情和责任维系着。这种由亲情和非亲情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它们的分布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是否能容易地得到帮助，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
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来面对这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生存环境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强化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因此能够轻巧地绕过一个难关，在重塑化石人行为的尝试中，避开一个长期的困扰。迄今为止，标准的研究方式是，找到一种和化石人共享某些关键特性的现存动物，然后再假设化石古人类和这些动物有着相似的生态和社会组织。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期，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狮子和鬣狗都做过早期人类的模板，甚至连非洲的野狗都享有过这种殊荣。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伟大的化石专家及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派出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和戴安·福西（Dian Fossey），深入中非的森林去近距离研究黑猩猩和大猩猩，他希望通过这样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寻觅和发现化石人在行为方面的蛛丝马迹。这类“模拟”方式[8]有其硬伤，它们总是着眼于现存物种和化石物种之间共享的某一种特性，但这种特性说不定和现存物种的社会组织没有必然的关系。此外，这类方式还假设了每个物种有自己“标志性”的行为，虽然大体上来说，这种假设基本没有大的差池，但是，根据过去五十年对灵长类动物的野外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物种在行为上和生态上具有很强的适应弹性。
而我在这里所采用的方式，和上述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方法是基于我们对灵长类在时间分配上的进一步了解，掌握灵长类在各类核心活动（如进食、走动、休息、社交等）上的时间分配，以判断对特定周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关键所在。这种研究方式建立在一系列的时间分配模板之上，那是我们根据一些猴子和猩猩的行为推算制作出来的。利用这些模板，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出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个动物能够分配到各项核心活动上的时间。这种方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天的时间是固定有限的（晚上都要睡觉），因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在对象物种醒着的时间段之内完成。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在一个生物体系之内，这种有利条件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为，在一个特定生物体系中，每一个局部发生的变化，不可能不对整体中的其他部分产生连带的影响。因此，一个物种，如果发生了脑容量或者体量上的变化，它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分配在行走和社交等其他核心活动的时间。总而言之，这些时间都必须累加在一起，它们的总数就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长度。正是这一事实给了我们研究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的坚实基础。
我们这种研究方式的第二个基础是社会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这个假说是时间分配分析方法的支点。社会大脑假说最初由心理学家安迪·怀腾（Andy 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提出，起先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有着和身体体量不成比例的超容量大脑。后来，这个理论也逐渐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各灵长类物种之间在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相关性差异。这个假说的关键点在于，它给出了大脑容量和社会团体大小之间的量化等式关系。这个关系的确非常管用，因为它避免了任何一种生态环境的直接干扰，我们因此可以根据对象物种的化石，推算出这个对象所在的社会团体的规模。这在时间分配方面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其一是，因为根据大脑容量能推算团体的大小，我们就能由此推算出，如果想要建立更加庞大的团体社会关系，需要付出多少额外的时间；另一个是，脑容量增加的前提必须是觅食时间的增加。我们给每个物种提出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它们是如何在时间上满足额外需求的？如果时间分配已经饱和，它们找到了怎样的解决方法，以保证所需的时间？
需要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首先，非洲猿类的一条支线，是从何处启程，继而走上独特的进化之路的？其次，早期的人亚科，又是如何从南方古猿中脱颖而出，占据了旧大陆，挺过更新世晚期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分支？更进一步，在更新世中期，人属一度昌盛，衍生出多条支线，为何只有我们这一条得以延续，一直生存到现在？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条标志了我们过去六百到八百万年间行程的轨迹，折射了我们大脑容量和组织结构上的戏剧性巨变。我们的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由物种变化、迁徙、灭绝和文化特性构成，细节散落在人类进化的时间长河里。而伴随着脑容量发生变化的，是一系列其他的相关特性。这些特性，有的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另外还有些，从现代人的行为中，就可以很明确地获知。在表1.1中，我分列了四大类特性，其中有的是解剖学上的，也有的是行为或认知学上的。不过，所有这些特性，必须和大脑容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群体规模）以及时间限制的变化保持一致，能够做到无缝对接，同时也必须和考古记录相吻合。正是这个利用不同信息的三点测量法，使我们的任务得以完成，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大大减少了推测和臆断成分的一次研究。我们决不会操纵表1.1中的各种特性，任性排列拼凑，就为了让我们的故事能自圆其说。相反，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使得我们能为这种特定的排列组合提供原则性的理由，或者，至少能够提供理由充分的有限选择。
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表1.1中所列的部分特性很眼熟，在传统的人类演化故事中，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向双足行走的过渡、骨盆结构的变化、适合行走的足底[9]的形成以及犬牙的消失，还有体态的逐渐轻盈纤细、大脑容量的缓步增加、现代人类成熟期的延缓（延缓生长的臼齿是个例子）和婴儿的早熟，以及复杂程度不一的各种工具、狩猎活动和艺术品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性（比如时分时合的社会性、劳动的分工、婴儿的隔代照顾、雌性成员的更年期、烹饪、宗教和伴侣结对等）在人类社会进化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缺乏考古学的有力佐证，没有化石依据让我们做出明确的断定。还有一些特性，可以说非常的另类奇异，从未被置于人类演化的历程之中，比如音乐、舞蹈、讲故事、宗教、心智理论能力（theory of mind）或心智化能力的社会认知以及欢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会阐述这些特性对人类进化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生？
表1.1
这些是将现代人类和猿类区分开来的特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这些特性的形成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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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个侦查的过程，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由考古学记录组成的犯罪现场。和通常的犯罪现场一样，证据很不完善，这让人激动，又让人抓狂。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推理出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动机。社会大脑假说和时间分配模板是我们的侦破工具，在故事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会在每一个阶段把它们都充分运用起来。我们会像最敏锐的侦探一样，把散落的碎片细细地拼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侦破手段是量化的（也就是说，数量的汇合必须和时间分配相吻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随意拼接，只为了迎合我们预想的某种结论。我们会一步一步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拼接这幅演化的图像。把每个物种面临的新的危机和困扰，放在它们前辈的处理方式之中来研究。以这样的研究方式，逐渐积累深入，我们将会描绘出一幅比之前更加合理完整的画面。
在这里，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很多古人类学家会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可怕的灾难，对于他们来讲，化石太神圣，是他们所有思维方式的依据。长久以来，任何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技术，只会招致质疑和反对。就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分子基因学颠覆了人亚科（即猿和人）解剖学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正确的态度是，对待新的方式方法，与其怀疑抵制，不如扪心自问这种新的方法是否对我们有益，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缺不全的考古学记录。科学的进步，不是凭借轻易而得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地叩问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我对人类演化的故事提出了全新的疑问，也给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式和答案。我毫不怀疑随着新的化石被发掘，新兴技术的出现，我的故事中的细节也将会随之改变。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里是常有的事，一块新的化石会改变人类演化故事的走向。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依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去质疑以往的考古记录。
第二个提醒是关于各类人亚科化石确切的解剖学现状。在过去一百年里，解剖学是人类演化研究中的明星，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已经挥洒了大量的笔墨。在此，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笔墨，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我的这种态度很傲慢，感觉受到了侮辱。其实，我不是说解剖学不重要，我只想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忽略它，是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细节证据，能让我进行更精确更全面的分析，相反，我要做的是，舍弃细节，着眼于更宏大的画面，那就是这些物种是如何在它们生存的地方生存的？为什么最终大部分走向了灭绝？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将为我们提供深入研究的可靠基础，我们可以在每个物种各自的层面再加探究，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解剖学的细节必定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切掌握每个物种的特性。
不过，我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些主要观点和概念，它们是我们这个故事形成的基础。在下一章里，我会总结几条灵长类社会演化的主要原理，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方式的基本框架。事实上，这些原理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理论根据。人亚科在这个框架内，就因为它们是灵长类动物。但是，如果它们走出了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说明它们为什么走出，如何走出，以及何时走出的。所以，下一章会更详细地探讨两个关键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为本书的后续提供模本，而我们对人类演化整体的探讨就是基于这两个理论。
注释：
[1] 猿的大腿骨是直接挂在和骨盆相连的关节上的，这种生理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当猿直立行走时，必须以膝盖为支点晃动身体以保持平衡，因此走路时会摇摇摆摆。而对于双足行走的人科物种来说，因为大腿骨和髋关节之间的角度，形成了双膝内向弯曲的状态，因此不管哪只脚着地，身体重心都会落在膝盖上方。
[2] 线粒体是传统细胞内部的小型发电站，为细胞提供能量，使之不断运行。和定义了我们身体的传统核心DNA不同，线粒体有着自己的DNA。因为线粒体是细胞核（定义了我们身体的传统核心DNA就藏在这里）外围细胞质的一部分，精子只有细胞核而没有细胞质，所以它们只通过雌性遗传。最初的线粒体是自由生长的细菌，在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早期就进入了多核组织的细胞内，在那里建立起一种极为成功的共栖关系。因为宿主细胞的包容，它们得以高效地生存和繁衍。
[3] 人类很晚才到达美洲（大约在一万六千年前），当时，他们很可能穿过裸露于陆地之上的白令海峡，然后，很快地由北向南遍布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期间，可能经过连续的三波迁徙（爱斯基摩人就是第三波，也就是最后一波迁徙过来的）。最近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认为北美洲在更早的时期就被梭鲁特人（Solutrean）入侵了。他们从欧洲西南部出发，搭着北极的冰块渡过大西洋，在大约两万年前到达北美洲，成为美国东南部神秘的克洛维斯人（Clovis Folk）（《梭鲁特大西洋假设》，Stanford和Bradley，2002年）。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克洛维斯人最终因为后期西伯利亚人的入侵而灭绝了，也有可能是完全被他们同化了（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基因痕迹）。不出意料，这个梭鲁特假设成为了引发众多争论的话题。
[4] 海沟在生物学上非常重要，在海沟的两侧，只有几种相同的鸟类，这条海沟成了澳洲和亚洲（包括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这两大主要动物区的分割线。它也被称作华莱士线，以现代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名字命名。
[5]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人类学家自然是“研究人类”的。但是，大部分人类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研究文化以及不同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的。猿类学这个称呼，也套用了这层含义，意思是研究猿类文化的。
[6] 我在这里用了“超虚拟”这个词，意在表达一个确实是出于假想的世界，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依然坚信它的存在。
[7] 本图以及其他以此为基础的图采用了De Miguel和Heneberg（2001）估算的数据。古人类学家在关于哪组数据最好且更加准确的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组数据。
[8] 之所以说是“模拟”，是基于一种假设，在生态或分类学相近的前提下，现存物种能够为化石提供合理的模拟。
[9] 足底（plantar）指的是在走路时和地面接触的脚底部分，人类脚趾的一半隐藏在脚掌内，这在灵长类中是很独特的。其他灵长类的脚都像手一样，这种设计便于抓握树枝。而人类的足底，是为步行的需要而特别设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