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到长沙
湘乡驻省中学
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得力于东山高等小学堂一位老师的热情推荐。其时正值1911年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前夕。
与偏僻闭塞的韶山和东台山相比，长沙又是一番景象。各种各样针砭时弊的报纸杂志广为传播，形形色色的街谈巷议不绝于耳。种种迹象使毛泽东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他再也难以平静地读书了，而将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校园以外那广阔的世界。
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
，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关于毛泽东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的情况，周世钊在《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中做了详细的叙述。周世钊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成为毛泽东的同学和好友。
他写道：
1911年的春天，毛泽东离开了他读了半年书的东山小学，自己挑着行李，由湘乡走到湘潭，又由湘潭搭上湘江里的小火轮，到了长沙。
这是他第一次到长沙。
这时，他是17岁的少年，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乡。他家里的人也不很同意他离家远出。这回离家180里，来到陌生的长沙，完全是出于要求学习、要求进步的迫切愿望。
初次来到长沙，使他感到到处新奇。他觉得长沙的人多，地方大，市面繁华，比他生活了十多年的韶山村不同多了，就是比他读过半年书的湘乡县也不同多了。特别使他感觉惊奇的是长沙城里热闹的街道，开满了五花八门的洋货铺；长沙城外的湘江中，排列着耀武扬威的外国兵舰。这些现象，给他心理上的刺激最深，过了好多日子还不能平静下来。
他到长沙不久就考取了一个中学。这是湘乡县办在省会的中学，叫作湘乡驻省中学。他在这里读了五六个月的书。
他除认真学好学校的功课以外，头一爱好就是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一是《湘报》，一是《民立日报》。他从这些报纸上学到了许多学校功课里所没有教给他的新知识、新思想。
这时报纸上最引他注意的有几件大事：一是那年3月19日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反抗清朝而壮烈牺牲的事件。二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他又钦佩，又兴奋，即刻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政见的文章，贴到学校的墙壁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做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时他还不知道孙中山和康、梁主张不同，只觉得他们都是讲革命、讲维新的领袖，是应该结合在一起来反对清朝统治和皇帝制度的。
这年上半年，国内接连发生了不少的大事情。3月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接着4月间清朝又宣布把筑铁路的权利出卖给外国人的“铁路国有”政策，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反对。直隶（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广东、湖南各省的人民都举行了抗税、罢市、罢课、罢工表示抗议。四川、广东的群众，还成立了保路会，和各地清朝政府驻防军进行斗争。声势越来越大。
湖南是开办新式学校最早的一省。参加以“排满革命”为目的的华兴会的骨干人物，也多半是湖南人。后来华兴会加入了同盟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有些在长沙的同盟会会员，时常到学校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时学校里充满了“排满革命”的空气。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在湖南开展以后，学生和教师也是运动中的“急先锋”，态度也最激烈。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的革命风暴影响下，反对清朝政府的意志更加坚决了。他在班上提议把各人留在头上的辫子剪掉，以表示反对清朝政府的决心。
投笔从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长沙，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有些人在策动新军起义，响应武汉；有些人向青年学生宣传，鼓动“排满革命”。
辛亥革命同样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决心投笔从戎。毛泽东说：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宣传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讲演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涌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谘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谘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横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利益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7元中，我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求学与自学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继续求学。这时，学校和未来职业的选择，便成为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他后来回忆说：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1个月。
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我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在求学和谋职上的犹豫不决，反映了毛泽东对自己未来的认真思考，这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是很典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举棋不定，他终于决定报考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这所学校创办于1912年2月，同年下半年即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1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火药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很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爆炸着，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过了1个月左右，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袁现在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闿，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
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毛泽东曾写过一篇作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早年的唯一一篇作文，文章从取信于民入手，着力抨击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国文教师阅过这篇作文，极为赞赏，评了100分，还做了7处眉批和文末总评。
湖南省立图书馆，坐落在长沙城内离新安巷大约3里路的定王台。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丰富。图书馆分上下两层，楼上是藏书房，楼下为阅览室。院落里面还有花园和一个不大的金鱼池。
1936年冬，毛泽东向斯诺谈起他在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情景时，说道：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想要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3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3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生活，跨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大门。这时，正是1913年的春天。半年的自学虽然短暂，却在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51年秋天，周世钊等几位当年湖南的老同学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们不禁回忆起青年时代在长沙读书的情景。毛泽东十分高兴，竟兴奋地提起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的情景：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绝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 应为《民立报》，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下同。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15—116页。
- 公元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议和领导下，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推孙中山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治纲领，作为革命斗争目标。同盟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反清士绅联合的革命政党。—原注
-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1—4页。
- 1911年10月，毛泽东加入湖南新军，编入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
- 一说为《湘汉新闻》。见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0页。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16—118页。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18—119页。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19—120页。
- 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 据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中说，这幅世界地图的名称是《世界坤舆大地图》。
- 据考证，这批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很可能是赫胥黎《天演论》的误记。因为当时只能看到这部著作的前五章（单行本）。见龚育之、逄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89页注2。
- 耐人寻味的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曾表示“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0—121页。
-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于《新苗》195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