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一章 楚歌与汉诗
第一节 楚歌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秦末，这则民谣应验了，楚人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是楚人。随着楚人的胜利，占据了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新的统治力量，楚乐楚歌也就流行起来。据记载，汉初最早的诗是项羽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首诗出于《史记》，历来都深信不疑。但仔细想起来，我以为有不少可疑之处。据记载，这首诗是项羽深夜起来在军帐中唱的，能听到的首先是虞姬，其次是左右亲信侍从。项羽兵败后，这些人都死了，没有被俘，更没有叛逃的，那么这首项羽被困垓下，深夜在军帐中唱的歌，怎么流传出来的？外人、后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我以为这多半是当时或稍后的人为怀念项羽这位失败英雄而编出来的。再后来，有人干脆把“美人和之”的和歌也编了出来：“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这首诗显然是后人伪托的，连清人沈德潜都看出来了，在编《古诗源》时，“为其太似唐人绝句”而不入选。
汉初第二首楚歌，当数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慷慨大风诗”（宋·张安道《歌风台》）。小人得志，衣锦还乡，自然前呼后拥，一言一行都有人记载。当然记下来后，难免经过加工。不过，无论怎么样，《垓下歌》和《大风歌》都产生在汉初，出现在《史记》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汉初流行楚歌，这也可以得到证实。直到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仍然是楚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垓下歌》写出了一位失败英雄走投无路的哀号。《大风歌》写出了一位成功者的心事，他虽然登上皇位，但能否久保江山，有谁能为他守卫四方，对此，他充满困惑与无奈。《秋风辞》写出一位强大帝国至高无上者内心的虚弱，他乐极生悲，深感人生无常，功业再煊赫，权力再大，都难免要老去，最终逃不出死神的手掌。三个煊赫一时的人，虽然经历与处境不同，但心境相似，在命运面前都充满困惑与无奈。对此，在以后的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主题由浅层进入深层次。
汉初，虽然楚歌流行，然而其他诗歌形式也同时存在，如刘邦的另一首《鸿鹄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缯缴，将安所施。
《史记》中说这是刘邦为戚夫人唱的“楚歌”，也许当时是用楚声唱的楚调，但从形式上看是一首整齐的四言诗，与中间加“兮”字的楚歌不一样。戚夫人有《舂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这首诗，虽然有人也把它列入楚歌，但其中没有用具有楚歌特征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为三言外，其馀都是五言诗句。本来戚夫人为齐地定陶（今山东西南部）人，未必稔知楚歌。再后来，在武帝时有李延年的《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作者系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人，离楚歌的原产地更远，形式上也不同于常见的楚歌，全篇除第五句之外，全为五言诗句。西汉后期，成帝的后宫嫔妃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一作《怨诗》或《咏扇诗》）：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已经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了。从这3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上层，诗的形式已在不自觉地向五言过渡。如果这首《怨歌行》确确实实不是伪托，那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社会上层的完整的五言诗。虽然这以前有所谓卓文君的《白头吟》、李陵与苏武的赠别诗都为完整的五言诗，但这些都是后人伪托的。
西汉有作者名姓可查的诗很少，文人诗更少，只有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勉强还能看得过去，他的另外两首诗《封禅颂》和《美人歌》（《美人赋》中的系歌），都是代人立言，没有自我个性，无可取之处。倒是我们在前边列举的几首社会上层的诗（除李延年的《歌》以外），都并不为写诗而写诗，只是为了一吐作者胸中的块垒，因此都很有个性。项羽的《垓下歌》，即使是后人代写（也在《史记》成书以前），也很能体现项羽的个性，仍不失为好诗。当时，社会上层写的诗多数为楚歌，但在楚歌盛行时，上层社会中五言诗也在悄悄萌芽成长，进行缓慢过渡。在内容上，不论是楚歌还是五言诗，都体现了“言志”这一特点。
第二节 汉诗
一、班固的咏史诗
到了东汉，文人诗逐渐多了起来，虽然多数还是楚歌，但班固笔下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写的完整的五言诗。班固是班婕妤的侄孙，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光武帝后的明帝和章帝时期。他作有五言诗《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首诗写的是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感动文帝，从此废除肉刑。全诗虽然质木无文，但这样的冷静叙述，简明扼要，对后世诗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班固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影响比较大，他写了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逐渐取代楚歌。同时，“咏史”也为后世开辟了新的题材，从此题咏不绝，出现了不少咏史名篇。
由五言诗体取代楚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与班固齐名的崔骃和傅毅仍在写楚歌和四言诗，班固本人的诗除《咏史》之外，也多为楚歌和四言诗。其后有石勋的《费凤别碑诗》，看来也可能是一首五言诗，可惜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第二首完整保存下来的文人五言诗是张衡的《同声歌》。
二、张衡的五七言诗
张衡博学多才，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创造了浑天仪、地动仪，有《张河间集》传世。《同声歌》写女子新婚时的欢乐心情，不同于以往习见的宫怨诗（如班婕妤的《怨歌行》）与弃妇诗（如《诗经》中的《氓》与《谷风》等），而且这首诗在语言技巧上比班固的诗更为成熟，其中“思为……”与“愿为……”两两对偶，设想奇特，很好地表达了女子的一片痴情：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
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
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他还有一首《四愁诗》也很有特色：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文人笔下的情诗恋歌写得如此热烈真切，前所未有。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既有楚歌的遗响，又有《诗经》的叠章手法，把南北民歌融为一体，十分巧妙得体。这首诗除了每章第一句中间有“兮”字，显出了楚歌的痕迹外，其馀都是整齐的七言句，预示着七言诗的萌生。虽然这之前有崔骃的《七言诗》，但只有三句，而且十分平淡，实在算不上诗。因此张衡的《四愁诗》，应该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文人写的七言诗。这首诗对后世有不小影响，鲁迅还有一首仿效这首诗写的打油诗。
自张衡以后，写五言诗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同时也陆续有人写七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正在悄悄地发展着。到了建安以后，五言诗终于全面取代了楚歌和四言诗。张衡以后建安以前写的五言诗，完整保存下来的有郦炎的《诗二首》、秦嘉的《赠妇诗三首》、赵壹的《秦客诗》与《鲁生歌》、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与《翠鸟诗》、孔融的《临终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特别是《饮马长城窟行》、《羽林郎》和《董娇娆》三首，都是在乐府民歌影响下文人创作的乐府诗，既有民歌的朴素明朗，又有文人诗的精巧，比起张衡的五言诗来又迈进了一大步。
三、蔡邕等人的仿“乐府”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蔡邕《饮马长城窟行》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
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辛延年《羽林郎》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
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
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
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
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
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宋子侯《董娇娆》
我们不难看出，这三首诗是文人仿作的乐府诗，因此既有民歌的朴素、明快，含有不少叙事成分，叙述与对话穿插；同时又有文人诗的巧妙精致，一波三折，曲折有致。二者密切结合，增强了艺术性。
七言诗的发展，在汉代较缓慢，虽然据记载有汉武帝时的《柏梁诗》，但这首诗是伪托的，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已提出了怀疑，清初名家顾炎武在《日知录》第21卷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首诗的序中说作于武帝元封三年，但在联句的作者中，有好几人在元封三年前已死了，有些官名在元封三年以后才有，如此等等，总之漏洞百出，无疑是后人伪托的。因此，我们定张衡的《四愁诗》是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只是尚有明显的楚歌的痕迹。其后，完整的七言诗也就是马融在《长笛赋》中的系诗，这首诗水平不高，但已完全消除了楚歌的痕迹，比起《四愁诗》来，这也是一种进步。此后，直到建安以前，未见有完整的文人七言诗。
有人把七言诗的起源与成熟定在五言诗之前，而说只是发展得比五言诗慢。这种说法是把楚辞楚歌说成是七言诗的来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楚辞楚歌中的七字句与七言诗中的七字句，在语言结构上截然不同，这只要把二者放在一起稍作比较就看得很清楚。显然，在七言诗中，七个字都有效；在楚辞楚歌中，虽然也常常出现七字句，但只有六个字有效，其中的“兮”只是一个衬字。其实七言诗在两汉还只是一个萌芽阶段，到建安以后才缓慢发展成长起来。
中国的诗，由《诗经》时以四言为主体，发展到东汉后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每句增加了一个字，而是一次飞跃，大大增强了表现力，扩大了内容含量；字句组合上摆脱了四言诗二二的呆板形式，变化成二一二（池塘生春草）、二二一（馀霞散成绮）、一二二（苟必有终极）、二三（误哉秦穆公）、三二（富贵者称贤），等等，在一首诗里交替使用，显得灵活多变。而七言诗的表现力又强于五言诗，字句组合也更为灵活多变，因此，由五言诗体发展为七言诗体又是一次飞跃。所以，我以为先有五言诗，然后才有七言诗，这才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