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玛多，一个人的记忆
端详着眼前这个像高原岩土般质朴的汉子，我最关注的不是他为何能成为劳模，而是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在环境的极限状态下如何生存。这个人骨子里有多么顽强的韧劲，才能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里长久地坚守？才能忍受那漫长乏味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三十多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当我脱口问了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时，他黢黑的面孔下意识地一抖，又难得一笑：“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度过的，你要问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采访手记
一、一个人的出现
如果你要去黄河源头，这是你无法绕开的一个地方，玛多。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个人走到这里，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若再往黄河上游走，已是一派苍凉肃杀的无人区。一条黄河从源头流到这儿，河水才映现出那荒凉河谷中颤抖的身影。
颤抖缘于流水的波动，也是那些走得离黄河最近的人正在一阵一阵地颤抖。
如果说玛多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让我一阵一阵地颤抖的地方，一个让我头痛欲裂的地方。我实在不甘心用恶劣，甚至十分恶劣来形容这里的自然环境，但对于人类，尤其是我们这些来自高原之外的人，这儿又的确是生存环境极度严酷的地区之一。玛多是青海省甚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境，平均海拔4500米。在这里别提春夏秋冬，一年只有冷暖两季。除了短暂的夏天，一年里的八个月都是冰天雪地，国庆节刚过，院子里的井水就开始结冰，随后便是气温骤降。冷，可以冷到人类生存的极限，最低达零下48摄氏度。暖呢，我来这里时，季节已入伏，离大暑也很近了，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然而在北半球热死人的酷暑，这里早晚还冷得要穿毛衣。我在县城玛查理留宿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终于体验到了什么是高寒缺氧，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得神经一阵阵疼痛，冷得连棉被也裹不住瑟瑟发抖的身子骨……
这就是我用短暂的一天一夜体验到的玛多，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如果一个人，将要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来体验这一切，那又该是怎样铭心蚀骨的记忆？在这如人间绝域的地方，又是什么在如此深深地吸引他？如果说神秘的黄河源让我充满了无穷的想象，那么我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也许比黄河源更神秘。
一个人的出现，让我忽然有些疑惑，这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吗？
他有些迟缓、蹒跚地挪动着脚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长期在高原上生活的人，焦黑的脸色、青紫的嘴唇，这模样绝对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仿佛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他看了我一眼，脸上似乎也带着和我一样的疑惑。直到落座、喝茶、抽烟，这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又有条不紊，而那双关节突出的手，就像特写一样醒目。
透过这样一个身影，我遥想着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是1977年，黄河水利学校又有一批应届生就要毕业了，将要分赴大河上下。这所始建于1929年的学校，被誉为“黄河技术干部的摇篮”。在莘莘学子中，一个叫谢会贵的学生，从不显山露水，一心埋头于学业，然而在毕业前夕却干出了一桩轰动校园的事情，他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而大河上下最艰苦的地方在哪儿？黄河人都知道，玛多。有人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黄河上最艰苦的地方是水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区，源区最艰苦的地方在玛多。
那年谢会贵刚刚二十岁，我也曾想过，二十岁，弱冠之年，还是个连胡子都没有长黑的毛头小子呢！他递出那份决心书，兴许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吧，又或许是他对玛多有多么艰苦还不大了解吧。但要说谢会贵不了解玛多，又有点说不过去。他是青海省贵南县人，那儿也属黄河源区，离玛多并不遥远，玛多是个啥地方，他是从小就听说过的。而他的家乡是在黄河源区海拔最低点，在龙羊峡至共和盆地一带。说来，谢会贵一个农家子，可以说是黄河改变了他的命运。为了修建龙羊峡水库，他们家乡成了库区，被迁移到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贵德县，那可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而为了妥善安置库区移民就业，政府又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移民子弟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到黄河水利学校。谢会贵1975年高中毕业，原本就打算回乡务农了，却有了这样一个机遇。对于他，这是一次如鲤鱼跳龙门般的人生飞跃，却又因为谢会贵自己的选择，而跌入了一个人间绝域。凡到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海拔3000米以下是一个世界，越过海拔3000米是一个世界，越过海拔4000米又是一个世界，也就是生命禁区了。然而，三十多年后，一个早已过了天命之年的黄河汉子，对自己弱冠之年的选择依然不悔，他的想法，远比我的描述要简单得多，“青海是我的家乡，我自己都不去，谁还会去呢”。
这一去又有多远呢？如果以今天的时速，一条青康公路在五六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我从西宁送到黄河源头的第一座县城玛查理，而在当年，这条路还是一条在高山深壑、悬崖绝壁间往复穿插的砂石路，又加之高原冻土层的沉降起伏，更有风云莫测的气候，一旦山洪暴发、大雪封山，一条路就断了。而谢会贵要去的玛多，人烟稀少，车也非常少，大多是搭乘去玉树州方向的过路车。谢会贵在西宁等了八天八夜，才终于等到了一班路过玛多的汽车，又在路上走了四天四夜，才抵达了玛多。当那辆一路颠簸、风尘仆仆的汽车把一个小伙子吐出来，就像吐掉了一粒枣核，在这空旷得令人绝望的高原上，一个人真的觉得自己就像一粒枣核，突然被抛弃在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地方。好一会儿，小伙子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这其实是高原反应，脑子缺氧，转得也慢了，但哪怕浑浑噩噩，也能一眼就看穿了整个县城，一条灰扑扑的土街，两旁散落着几十栋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在街道转弯处便是这座县城最高的、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一座两层的电影院。而整个县城才一千多人口，除了县直机关的干部职工、家属和驻军，九成以上都是清一色的藏民。小伙子忽然想到了远在中原古都开封的母校，这县城里所有的人口，加在一起，一幢四五层的教学楼就可全部装下了。而你在这里想问个路，也几乎没有人能听得懂。这些藏胞对汉人很友善，可在那岁月，还极少有汉人来这里，由于交流太少，汉藏之间语言不通，微笑与手势，在这里，就是人间最好的语言。
小伙子就是在一个藏族大爷的手势指引下，走到了当年县城最偏远的地方，却是离黄河最近的地方——玛多水文站。这里将成为他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个归宿，对于短暂的人生，这将是他最漫长的一个归宿。“黄河有多长，水文就有多长。”这是黄河水文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还应该加上一句：“水文有多长，他们走过来的路就有多长。”人生记忆里，最难忘的也许就是那些个“第一”。是的，这里有太多的“第一”，这里是黄河源头最上游的一个水文站，人称“万里黄河第一站”。不用说，这里也是青海省乃至全国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水文站。但它也是黄河源头最重要的水文站。追溯历史，青海省水文事业以1951年首设西宁等五个水文站为开端，最早来这里建站的老一代水文工作者都是从祖国各地奔赴青藏高原的，有的还是从大城市来的。玛多于1955年6月建站，这在黄河水文史上是破天荒的。
那可真是破天荒啊，尽管新中国成立五六年了，在这荒凉河谷里还有嗜血的野兽与流窜的匪徒神出鬼没。一场惨案不久就发生了。那是1957年2月26日清晨，白茫茫的大雪几乎覆盖了天地之间的界线。在这样的冰天雪地，是极少有人出门的，但有两个人却必须在早晨八点钟准时出门，他们是玛多水文站建站之初的两位职工。他俩都不是玛多本地人，一个叫李创姓，时年二十五岁，甘肃永登县人；一个叫王际元，时年二十四岁，山东寿张县人。那时玛多水文站还在小县城最偏远的黄河沿，两个年轻人扛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和破冰的钢钎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跋涉，一人肩上还背着一支七九式步枪，这家伙，还是晚清时训练新军时从西欧引进到中国的，和三八式一样，是比较典型的手动步枪。那个年代的水文人竟要背着枪测流，可想而知，那时候这里有多么荒僻和凶险。从水文站到观测断面有五六里，而在这种连站着也要拼命喘气的地方，他们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路，每走一步还要在深陷的大雪里用力拔脚。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看见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切只是人们后来的猜想。哪怕是猜想，也让我突然之间胸口闷塞，如同窒息一般难受。我知道，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此时他们还一无所知。哪怕有极其不祥的预感，感觉自己正在迫近一个深渊，他们也不会停下脚步。当他们走到测流的断面时，一定已疲倦至极。在稍做准备后，他们便开始打冰测流。那沉重的凿冰声一如既往，仿佛要使劲打破天地间那可怕的沉寂。一阵枪声猝然响起，王际元连喊一声也来不及就连同手中紧攥着的钢钎一起倒下了。后来人们才发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穿透了一颗年轻的心脏。几乎在同时，另一颗子弹也击中了李创姓的胸部，他倒下后，还在白雪覆盖的冰河上往前艰难地爬了十几米，一伙从山沟里冲出的匪徒又追上来在他身上连刺了几刀。没有人听见枪声。两个倒在黄河源头的遗体，在那个人所不知的世界，一直静静地躺在一条冰河之上，而冰川之下，静水深流。直到两天后，他们才被人发现，而我在时隔六十多年后描述的情景，是人们根据他们倒下的位置和姿态而猜想的。那渗进冰雪的鲜血像色泽鲜艳、质地莹润、生长极缓慢、不可再生的红珊瑚。
这两位水文人被匪徒残杀，看似有些偶然和极端，而在他们背后却有着意味更为深长的必然性。这些离黄河最近的水文人，在和平年代干的是最危险的事，也可以说是高危职业。每当暴风骤雨降临之际，每个人的第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的第一个条件反射就是在第一时间测出准确的水文数据，而预警机制、抗洪抢险的预案，就靠他们提供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我不想用坚如磐石来形容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脆弱。河流往往是最危险的雷击区，但他们必须长时间在电闪雷鸣中测流。而那随时都会夺走他们生命的惊涛骇浪，别说一个人，连一条船都可以席卷而去。但无论怎样险恶，黄河水文人都从未退缩。在玛多这被两位水文人的鲜血染红的河谷里，那早出晚归测流的水文人，依然是这河谷里一旦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的身影。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命定地将要成为这河谷中的一个身影，一个最长久的身影。如果说这就是命运，那也是他自己选择的命运。
尽管在来之前，谢会贵对玛多有多么艰苦都想过了，也有了十足的心理准备了，然而，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玛多的现实还是与想象、心理反差太大。最强烈的反差还不是一个县城的大小，而是他将要开始的生活、每天都要过的日子。那时候玛多县城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有，从生火做饭到焐热自己的身体，只能烧牛粪。把生米煮成熟饭，原本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在这里却成了天下第一难，别说煮饭炒菜，连水也烧不开，看着那沸腾的开水，最多也不过七八十度。从吃第一碗夹生饭，到喝第一碗温暾水，谢会贵就这样开始了他漫漫无期的高原人生。
对于来这里的每个人，高原反应比生活反差来得更加强烈。谢会贵没有忘记他在玛多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这也是他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度过的每一个夜晚。在那冷得让人瑟瑟发抖的寒夜，一间房里生一个小火炉就是世间唯一的温暖。每个人在睡前都会将炉子烧得通红，但哪怕烤得脸颊和胸膛滚烫，背脊还是一阵阵发凉。隔了一米来远，你就感觉不到这火炉的暖意了。那时候大家睡的是床板，铺的是毛毡和羊皮褥子，但往被褥里一钻，就像钻进了一个冰窟窿。好不容易把被褥焐热了，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又被从窗缝里、门缝里钻进来的寒风冻醒了。那门窗在睡前明明闩紧了，却还是被狂风吹得吱吱嘎嘎的，偶尔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像是被吹开的木门撞到了墙上，又像是有什么东西打在了墙上。在这不可名状的恐怖中，隐隐还能听到狼群在荒原上的低沉的嗥叫。这一夜不知醒过来多少回，或是冻醒了，或是惊醒了，或是被一口气给憋醒了，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醒来，那身体贴着褥子，就像一层冰似的冻结在床板上。这也是我在玛多亲身体验过的。所谓高寒缺氧，除了高寒，还有更难以忍受的缺氧。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百分之四十，头痛欲裂、心慌胸闷、恶心呕吐，这样形容还只挨着皮毛。那种难受劲实在难以形容，躺在床上，身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压得你没有气力呼吸了，还得拼了命似的爬一座高山。那种喘息，喘得你连舌头都要吐出来。这时候，每个人都会被折磨得直后悔，我就后悔过，实在不该来这个鬼地方，活受罪啊。
谢会贵后悔了吗？我看了看眼前这个一脸黢黑的汉子，他没说出一个“悔”字，却发出一声叹息：“唉，有时候突然很想家，难以克制地想家！”
这其实也是一种高原反应，更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与寂寞，但对于当年的一个小伙子，还只是刚刚开始。那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如果让他回家当一个农民，至少也能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等到结婚成家，也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寻常的日子，虽说庸常，却也是人间最寻常、最质朴的一种温暖。他脑子里萌生的这种很单纯的想法，全被老站长看在眼里。在这里熬过了漫长岁月的老站长，看着这个身子还有些单薄的小伙子，其实也是打心眼里为他着想。谢会贵犹犹豫豫的，还没有开口，老站长就主动提出让他回家住些日子。难道老站长就一点也不担心，小伙子这一走恐怕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老站长心里似乎比谁都清楚，一个人勉强留在这里，留得了十天半月、一年半载，也留不了他一生。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里，先就要有在这里熬过一生的准备。
谢会贵没有让老站长失望，他回家待了不到二十天，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水文站大门口。老站长信心十足地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小谢子，回来了？有人说你这一走就不会回来了，我还打赌呢，说你一定会回来！”这半开玩笑的话，让腼腆的谢会贵还有些脸红，他低声说：“我是自愿到玛多来的，我不能打退堂鼓，绝不能当逃兵……”
或许是刚刚经历长途奔波，小伙子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疲倦，但老站长一听，心里似乎更有数了。如果说谢会贵在毕业分配时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多少还夹杂着一个小伙子心血来潮般的豪言壮语，一份决心书，说穿了不就是一张纸嘛，而此时，谢会贵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在阅人阅世的老站长耳里，那都是过了脑子的，前思后想从心底里吐出的实诚话。这让老站长心底里有了一个笃定的判断，这小伙子一定会在玛多留下来，他这一次回来，比上一次似乎多了点什么，骨子里多了一股初来乍到时还没有的韧劲儿……
二、那股骨子里的韧劲
那股骨子里的韧劲，是很多水文人能够在世界的某个偏僻角落里一生坚守的漫长诠释。很多人可以在瞬间爆发出巨大的热情、惊人的能量，甚至是舍身赴死的英勇，而如生命一样漫长的坚守，往往比短时间的爆发更能考验一个人的顽强意志与耐力。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别说熬过二三十年，你连两三天都受不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大河上下奔波，在荒凉河谷中见得最多的就是水文人。哪怕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感觉到他们的日子是如此单调乏味。用谢会贵的话说，他们每天要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看水。但要真正干起来，却又非常不简单，量水位、测水量、报水情，他们是为江河把脉的人。水文站一般外人是严禁入内的，我得到了特别许可，才有幸探访过大河上下的数十个水文站，在他们值班室的墙上，都无一例外地贴着一张图，红色的格子上用铅笔细细地画着三条曲线。如果没有他们解释，我是根本看不懂的，这是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图，一条曲线代表一年的流速，一条曲线代表一年来河流断面面积，而用流速乘以他们监测的断面面积，就得出一年的流量。这每一条曲线又由三百六十五个点构成，每个点都代表了一天测得的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经过初作、初校、复核三道严格的程序。这看似简单的一张图纸，用水文人的话说是“一天一个点，一年一条线”，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凝聚着水文一线职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心血。
每天早上八点，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他们必须准时出门，定时巡测。我已经反复描述过玛多的严寒，这里每年八个多月都要烤火，一年四季也离不开火炉。哪怕在大暑天，玛多的早晨也寒冷刺骨。出门前，他们先要穿好皮大衣、毡靴，戴上口罩、皮帽，扎好围巾，然后戴上烤热的皮手套。但有一点，早上出门时他们从不洗脸，脸上一沾水，出门时就结成一层冰壳子了。他们只能用烤热的双手使劲揉搓着冰冷的脸颊。这就跟猫儿洗脸一样，他们也爱开玩笑，时常拿自己取乐。一出门就骑上自行车，一路猛蹬，潮湿的浓雾在那死气沉沉的河谷里弥漫着，雾中隐约透出水文人暗淡的身影。骑了一半路，一双手差不多就冻僵了。到了断面，俯身一看，那黄河跟明镜儿似的，立马就照出了玛多水文人真实的面孔，那眉毛、口罩、帽檐儿上都结了白花花的一层霜。
黄河流到玛多黄河桥下，从源头那不过1米左右宽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宽约70米的大河，在黄河源区没有比这更大的河流了。每次测流之前，他们便开始摩拳擦掌，——他们的存在让我对中国式成语有了更接近本义的理解，这绝不是什么“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必须先把冻得麻木了的双手摩擦发热，让每一个关节都能灵活运转，还得使劲跺着冻僵了的双脚，以此来获得生命的热量。这样，才能投入他们一天的工作。而在当时，所有设备都是最原始的，测流断面，没有测量车，只有一种笨重的捆绑式测流工具——在一根铁制悬杆上绑上的测量仪器，水文人把那家伙叫作铅鱼，还真像，只是比鱼重得多，而一根几米长甚至十几米长的铁悬杆加上铅鱼的重量，两个人只有使劲才能抬起来。但玛多站人手少，谢会贵也就只能一个顶俩了。捆绑好悬杆和铅鱼，等他直起身来，油污已沾了一身。操控铅鱼是最沉重也最危险的，这也是谢会贵干得最多、最长久的一项工作。随着他不紧不慢地操控着探入水流的铅鱼，此时的黄河就像受到了神灵的控制，也牵动着谢会贵的每一根神经。在铅鱼发出的电铃声中，开始显示出一个个数据，另一个水文人员蹲在一旁，在膝头摊开的笔记本上快速而准确地记下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数据。一秒，一分，一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时间一如单调而有节奏的钟表。时间也是最好的老师，谢会贵干这活干得久了，压根就不用看表，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生物钟。时间和数字，都是最单调、最枯燥的，而水文人的执着，就是从单调里找到意义，从枯燥中发现乐趣。
何时开始测流每天都是定时的，但何时能够测完则是难以把握的，在涨水期测一份流量就要用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每到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有时一天要测量四五次。而一旦洪水暴涨，一条平日里看上去风平浪静的黄河，突然变得汹涌澎湃，浊浪排空，一不小心，连人带杆就会被浊浪与激流席卷而去。越是危急关头，一个处于龙头位置的水文站越要抢在第一时间测出水位、流量、含沙量等准确完整的洪水信息，为下游的抗洪抢险提供水情数据，也为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和水利枢纽提供宝贵的第一手水文数据。此时要掌控那剧烈摆动的铁制悬杆和水中的铅鱼，你咬着牙硬挺是挺不过去的，除了使尽力气，还得深谙这条河流的水性，如此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每当谢会贵终于把沉重的铅鱼从水底收上来时，这次测流就算告一段落了。但这还只是玛多站监测的第一个断面，也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断面，还有两个分别距玛多县城60多公里的监测断面。所谓“分别”，是这两个站不在同一个方向，也不在一条路上，想要顺便捎带上根本不可能。关于那条路有多少艰难险阻，这里暂时一笔掠过，而接下来的一切如同重复。这就是他们度过的很普通的一天，而他们从早上出发到夜幕降临时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到小站，就表明这一天终于顺利地度过了，一切正常。而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正常之日太少，非常之日太多。有时候，刚才还是蓝天白云、明晃晃的大太阳，突如其来一阵风，在这无遮无挡的高原旷野，一刮风便是飞沙走石，顷刻间，狂风便席卷着漫天大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而在这高原绝地，你想找一棵可以搂紧的树也没有。没有任何树木能在这里生长，唯一能看见的植物只有低矮、耐寒的野草，几乎是紧贴着地皮、匍匐在大地上生长——在狂风的猛烈冲击下，这其实也是人类最适合的姿态。这时候你千万别支着身子、顶着风，趴下！赶紧就地趴下！
一个人可以趴下，但骨子里那股韧劲绝不能趴下。或许就是凭着老站长早就看出来了的、认准了的那股骨子里的韧劲，谢会贵在来玛多的短短两年里，就摸清了这一段河流的特性和测验方式，成了站里的骨干。而一个人对水文如此投入，只因他对这条伟大的河流、这份平凡的事业如此热爱，才会如此执着和坚韧地守望下去。一个人可坚韧到什么程度？谢会贵在1979年的冬天验证了自己。在入冬之前，上级就给玛多站下达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谢会贵被选拔为这次试验的骨干。此时，玛多的温度已骤降到了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河上坚冰厚达1.5米，冰上还铺着1米多深的积雪。在人类生存的极限状态下，连走路都连连打晃，谢会贵却要先扒开积雪，然后打一溜冰孔。打冰，不是有打冰机吗？有，可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人类还在艰难地蠕动，打冰机却早已冻得一动也不动了。无论你怎么想办法，都无法启动。血肉之躯的人类，有时候真是比机器还顽强，谢会贵二话没说，就挥着一个2米长、20斤重的冰钎，开始一下一下地打冰。在这鬼地方，有劲也使不上，稍一用力就喘息不止；打了一会儿，又浑身发热，他们脱掉了皮袍子，一个冰孔好不容易打透了，已累得满头大汗。打，接着打，要不这汗水都变成冰溜子了。滴水成冰啊！每次，他都要打十几个冰孔，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一溜冰孔终于打完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每小时还得测一次流。可等你安装流速仪时，冰孔立马又结了一层冰，还得再打一遍，清除冰塞，把打碎的冰块捞干净了，才能把流速仪放进去。在放下流速仪之前，先还得用热水把仪器的运转部分慢慢冲开，从冰洞里放进河流的仪器才能正常运转。
那一个冬天的冰期试验，让二十二岁的谢会贵打出了一个一辈子属于自己的品牌：“玛多打冰机”。要说这是对他的称赞其实还有点低估了他，他不是机器，但他验证了人类比机器更能忍受高寒缺氧的极限。这次打冰测流，也差点儿就让他把这条命交给黄河了。那是在鄂陵湖打冰测流时，一场漫天大雪骤然而至，白茫茫的原野看不清方向。他把一只手举到额头，在飞舞的雪花中辨别方向时，隐约听见脚底下响起冰裂声。好在谢会贵那时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在冰面上疾速地向后滑溜了数米，他才躲过一场灭顶之灾。若稍有迟疑，一头栽进了那冰窟窿里，就没有眼下坐在我面前闷头抽烟的谢会贵了。干水文原本就是一个高危职业，尤其是第一线的水文人，流水无情，危机四伏。1991年元月，那是玛多历史上气温最低的一个月，低到了零下五十四摄氏度的极端温度。谢会贵和一个同事林伟扛着仪器，踏着冰雪，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测流的断面。在破冰之后，为了将铅鱼深入河底，测到更精确的数据，谢会贵穿着胶皮裤跳入了河水中。那极度严寒的冰水足以穿透胶皮衣裤，让人感到钻心彻骨的寒冷。而除了能感觉到的严寒，还有难以察觉的暗流。谢会贵刚刚在水中放好了铅鱼，一股从冰层缝隙里袭来的暗流，像电流一样把谢会贵击倒了，好在林伟眼疾手快，一把将谢会贵从河里拖了起来。多年后，林伟回想起那个瞬间，还下意识地连打了几个寒战，那哪像是捞起来的一个人啊，就像从冰河里拖起来了一根硬邦邦的大冰棍。谢会贵能够活转来，就像死过一次又重生。按说他该休息几天吧，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个死过一次的人又像平时一样早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而且又一次走在了最前边……
冬去夏来，河流与时间，在时空中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不知不觉间，玛多水文站已换了七八任站长，那个当年身子单薄、眉宇间还有一股英气的小谢子，渐渐变成了玛查理街上谁都一眼就能认出的谢光头，而他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的脸，也让玛多的小娃儿一口一声地叫他老阿爷。岁月不饶人，谢会贵也并非不服老，但无论你叫他什么，“玛多打冰机”依然是不变的身份。每次打冰测流，他总是抢在同事的前头，第一个跳下水。但毕竟上了岁数，又加之长期坚守在高原上，从最初的高原反应到如今，已落下了一身高原病，尤其是一直折磨他的老胃病，在冰河里受了刺激，立马就发作起来，一旦发作，一张黢黑的脸孔便变得越来越苍白。那些年轻小伙子眼看他就支撑不住了，都争着过来要换下他，但他却死死地握着手里的铁标杆不肯松手，别争了，危险，我能坚持！——这是一个不爱言语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也挺实诚地说过，他也不是铁打的，人心也是肉长的，也怕死，如果他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这些话根本不用去想，句句都是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底下哪一个人不想好好活着呢？可每次他又把最大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最大的危险就是生命危险，只因他不想让那些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去冒生命危险。干水文这一行，与河流打交道，还真得有阅历，对这条变幻莫测的河流有长时间的感受。他说：“我同这条河打了三十年交道，对这里的水性、河床的变化规律，我比别的人都了解，一旦遇到了危险情况就可以随机应变，让那些年轻小伙子下去，我在岸上看着，还真不放心啊。”
谢会贵不光是打冰测流，多少年来他都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如果把他开过的车一溜儿连接起来，就是玛多水文站三十多年来的历史，从最初的手扶拖拉机、摩托车、解放牌卡车、跃进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切诺基到如今的皮卡，他至少开过七八辆了，从接手每一辆车到把一辆车开到报废，他都无法计算，他在这黄河岸边的一条条山道上跑过多少公里了。这些车，都是玛多水文站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巡测车。黄河源区的路，我已亲身体验过，从玛多到黄河源头玛曲，比从玛多到青海省会西宁还要遥远，遥远的不是空间距离，而是一路上折腾的时间太长了，那路况也实在太差了。黄河源作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又加之生态极其脆弱，也不能开山劈石地修路。而一条蜿蜒狭窄的土路，到处都是烂泥坑，陷车是正常的，不陷车才是不正常的。
一旦陷车，发动机立马就熄火了，一辆车彻底趴窝了。在高寒山区，车子趴窝的原因，不是发动机缺氧，就是油门打不着火。在这冷死人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重新发动，先得把发动机焐热。在这呼啸的寒风中，连个火星子也打不燃，更没有可以燃烧的干柴树枝，又拿什么去焐热那冰冷的机器？只有用你的胸膛，你胸膛里的热血散发出的热气。这是谢会贵经常要干的，每次汽车一趴窝，他总是第一个脱下大衣，然后把自己的胸膛紧贴在发动机上。等到发动机终于启动了，车轮还在泥坑里不断打滑，在这大雪覆盖的旷野里，连找个石头垫一下车轮都遍寻不着，还不如干脆把衣服垫在车轮下，这也同样是谢会贵经常要干的。然后，谢会贵几乎是光着膀子在车上猛踩油门，其他人喊着号子使劲推，一辆趴窝的车才像老牛一样气喘吁吁地爬出了烂泥坑。
那样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次，一辆车趴窝后，那冰冷的机器连人类的胸膛和热血都焐不热了，只能靠人来推了。在一个风雪肆虐的日子，谢会贵和三个同事去黄河乡热曲断面破冰测流，收工时已是傍晚六点，狂风一直在怒吼。在返回玛多途中，谢会贵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在距黄河乡20来公里的一个坑洼里，由于没看清楚被大雪覆盖了的路面，汽车猛地颠簸了一下，就深陷在泥雪里。谢会贵一会儿爬到车底下，一会儿又揭开机箱盖，什么法子都试过了，连测流时穿的救生衣都垫在车轮底下了，但那车依然趴在那里。——没办法了！谢会贵说，推吧。四个人在那个被狂风吹得狰狞可怖的雪夜里，又沿原路把一辆车推回黄河乡，推了整整一夜。除了一条回头路，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三、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下
端详着眼前这个像高原岩土般质朴的汉子，我最关注的不是他为何能成为劳模，而是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在环境的极限状态下如何生存。这个人骨子里有多么顽强的韧劲，才能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里长久地坚守？才能忍受那漫长乏味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三十多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当我脱口问了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时，他黢黑的面孔下意识地一抖，又难得一笑：“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度过的，你要问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这话让我心里猛地一震，又一抖。时常听黄河人说，在那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状态下，不要说在黄河上破冰测流，更不要说像谢会贵那样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就是你啥也不干，只要能在那儿待下来，就是人间奇迹。所谓人间奇迹，只因超越了人类生活的常态，或经历过非人的折磨，或有非同寻常的过人之处。是啊，凡是来过这里的人，哪怕像我这样来这里看看就走的匆匆过客，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即使空手空脚站立不动，心脏也承受着数倍于平原地区的负荷。而要长久地待在这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暴风雪、洪水、泥石流、凶险的道路，听说以前这里还流行过鼠疫，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要不怎么被称为生命禁区呢？在这离人间最远、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生态都显得十分脆弱，生与死的距离也是如此之近，一场寻常的感冒就可能夺走一个人的性命。
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一位早已习惯于沉默的汉子，对我所有的疑问似乎都觉得没必要回答，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手指上被烟火燎过的痕迹，是这汉子的又一个特征。我也是个老烟鬼，但没他抽得这么凶。他笑了笑说，这还不是最凶的，尤其是在那些酒后的夜晚，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抽过五六包。他语不惊人，仿佛早已习以为常，这其实也是很多水文人长年养成的习惯。每个水文人，除了难以言说的艰苦，更有难以忍受的孤独与寂寞，这也是我同水文人交心时他们掏心掏肺的倾诉。他们每天从早干到晚，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到站房，在那些寂静得可怕的夜晚，没有电，更不说电视、电脑了，除了偶尔去那唯一的电影院里看看靠柴油机发电的电影，他们几乎无处可去，而待在屋子里也没有任何排遣孤独寂寞的方式。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等到最新一期的日报到了他们手里已是月报，当日的新闻对于他们早已是一个多月前的旧闻。可明明知道这已是旧闻，每个人都抢着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一张报纸翻烂了，他们还在把一个个老故事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传播。而站里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几乎就是水文站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除此之外，陪伴他们的只有烈酒和烟火，还有黄河在那黑暗而漫长的时空里隐隐约约传来的流逝声。水文人又长年累月与河水打交道，每个人都是一身风湿，酒是他们往命里灌的东西，烟那一点儿闪闪烁烁的微光，则是比烈酒更长久的打发孤寂、挨过长夜的方式。
与世隔绝，说到底还是交通极为不便，而交通不便给他们带来一个更可怕的伤害是吃不上蔬菜。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是长不出蔬菜的，从粮食到蔬菜都只能从千里迢迢的西宁运过来。可想而知，在那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的年代，哪怕是再新鲜的蔬菜运到这里也都腐烂了，而玛多人唯一能吃到的蔬菜只有冻成了冰疙瘩的白菜。谢会贵告诉了我冻白菜的做法，先放在开水中焯，再放在凉水中拔，最后放在油里炒。这样几经折腾，那菜中的人类最需要的维生素就所剩无几了。但哪怕这样的冻白菜，没几天也就吃完了，一年大多数时间只是咸菜咽馒头、清水煮面条。由于长时间吃不上新鲜蔬菜和水果，别说吃，连见也见不着，有些职工回到了远方的家里，看见家人买来了水果，脑子里会像高原缺氧一样突然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水果叫什么，只好说“那个，那个”，其实那都是最平常不过的水果，香蕉、梨子、苹果。你说他们傻吧？他们也觉得自己在高原上待傻了，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事实上，从玛多回一趟家，在那时也真是遥远得像两个世界的距离。由于难得回一次家，难得吃上一次蔬菜和水果，谢会贵和他的同事们均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维生素缺乏症，每个人都早早就脱发谢顶，你再看看他们的指甲，不是凹，就是翘，这就是维生素严重缺乏的症状。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高原之外的人，雪域高原是绝美的风景，而对于长久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棵小草、一朵小花、一点儿绿意，在他们眼中都是绝美的风景。有一年春天，谢会贵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亲，他是个难得尽孝的孝子，也是一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可一眼看见家门口绽放的一朵小花，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一滴一滴地洒在花瓣上。多少年了，他都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娇艳的色彩。别看谢会贵一副木讷寡言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充满了生活情趣。每年天气转暖的季节，他都会拿出平常采集的草籽，播撒在水文站的小院里，这是玛多水文站最美的风景，也是这雪域高原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每个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人间常事。但长期奔波于江河、在野外作业的水文人，想要找个对象，特别难，尤其是在玛多这种条件非常艰苦的水文站，非常难。在我走访过的水文人中，像谢会贵这一代，还有他的前辈们，基本上是一头沉，半边户，妻子都是农村户口。哪怕到了现在，我还遇到了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年轻水文职工，有的谈了六七个对象，到头来都吹了。在黄河源、三江源等青藏高原腹地的水文站，很多人过了而立之年，个人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这其实不是什么悬念，很多年轻水文人都不约而同地道破了实情，他们谈过的对象，不是对他们人才人品不满意，而是明确提出，只要他们愿从海拔4000多米高的地方调到海拔3000米以下，这些姑娘都愿意成为他们的新娘。但让我感动而敬佩的，哪怕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也依然有很多年轻人难以割舍他们心爱的水文站，对那些跟他们吹了的姑娘，他们也没有一丝抱怨，而是为她们设身处地地着想，以满心满意的真挚去理解她们。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又有哪个姑娘能受得了呢？又有哪个姑娘的父母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这里来活受罪呢？在这里，可不只是一般的受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场很普通的感冒，很可能就会夺走一个年轻的生命。
又不能不说，谢会贵同很多水文人相比还真是幸运，他的个人问题几乎毫无悬念，在他来玛多的第三个年头，还不到二十三岁呢，就在玛多县城找上对象了。他对象是县民贸公司的出纳员，单位好，工作好，人更好。在很多人眼里，那真是一桩美满而浪漫的姻缘，有多少小夫妻能像他们一样，有雪域高原为他们祝福，还有黄河为他们证婚。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小子。可这小子长到五六岁时，由于在玛多唯一能吃到的就是保存较久的苹果，他竟然以为天底下唯一的水果就是苹果，只有苹果。这让两口子突然意识到，如果让孩子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下长大，那就废掉了。为了让孩子有个能与外面世界接触的环境，给他找个好的学校，妻子几次向谢会贵提出，想在西宁安个家。还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他，老谢呀，你就是再没本事，回西宁卖冰棍，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待在那鬼地方强啊，起码可以照顾孩子生活和学习呀！然而，谢会贵在玛多待的时间越长，越是不想离开玛多，有人说他简直是待傻了。妻子眼看大小子都过了上学年龄了，在几经犹豫后忍痛做出了抉择。1992年，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八岁的大儿子离开了玛多，把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他。十年夫妻，家破人离，在黄河面前发誓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谢会贵，又为了黄河只能肝肠寸断地看着妻子携儿远去。妻离子散，原本是人间最不幸的事，转眼便成了他的遭遇。而唯一能够给他消愁的只有烈酒，他一边流泪一边唱着在玛多淘金人中传唱的青海花儿《沙娃泪》：“哎，孟达地方的撒拉人，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进了，一路上少年（哈）唱不完，不知呀不觉地翻过了日月山。哎，出门人遇上了大黄风，吹起的沙土打给着脸上疼，尕手扶栏下着走不成，你推我拉的麻绳俩拽。哎，连明昼夜地赶路程，一天地一天地远离了家门……”
长歌当哭，那歌声真像哭一样。一段往事诉说到这里，我眼前这位一直木讷寡言的硬汉子，声音有些颤抖，眼眶里已有泪光隐约闪烁。离婚后，他独自带着一岁的小儿子留在了玛多，既当爹又当妈，从原本在玛多还算温暖幸福的生活一下变得举目无亲，很多人都担心他迈不过这道坎，但他一如既往，每次测流依然是走在最前边的一个人，依然是穿着胶皮裤第一个跳下冰河里的人。为了不耽误工作，没过多久，他又忍痛把小儿子送回老家让姐姐照顾，一个团团圆圆的四口之家，在谢会贵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又如同轮回般地转回了原点，他又变成了孑然一身的单身汉。对前妻的离去，谢会贵没有丝毫怨言，而说到两个儿子，他黢黑的脸上充满了愧色。大儿子是前妻带大的，小儿子是姐姐带大的，而身为人父，他连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都不知道，但对这里的水情、河势，他比谁都清楚。
对于有过家的人，或家在外地有家不能回的人，那白天难见人烟、夜晚孤灯冷月的生活，愈加难以忍受。尤其是过年时，一年到头，回家团聚，对于这些水文人，原本是一天数着一天地期盼，而过了十个团圆年的谢会贵，这个年，还真是跟他过不去了。大年夜，去西宁采办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赶不回来了，一座半埋在雪堆里的水文站，只有谢会贵和卡文明两个光棍汉。卡文明是玛多站唯一的藏族职工，他其实不是光棍汉，但家在外地，一年到头难得回一趟家，跟打光棍差不多。这大过年的，他原本是急着要回家过年的，可由于大雪封山，一条回家的路被老天爷隔断了。这两个民族的兄弟，在这与世隔绝的水文站里，还真是相依为命啊。他们吃不上团圆的饺子，更没有辞旧迎新的鞭炮，只有两条硬邦邦的生羊腿。他们一边喝着老烧锅，一边蘸着盐巴一口一口地啃着生羊肉，那凶狠的样子像狼一样。开始，谢会贵神志还挺清醒，还像大哥一样，对卡文明这个满脸忧伤的藏族兄弟又是劝慰又是开导，可还没等卡文明额头上的愁结解开，他这个大哥自己先哭了，他一哭，卡文明那堵在胸膛里的孤独与郁闷一下如排山倒海，两个汉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恸哭，也只有这样的恸哭，才能把堵塞在胸口的那比烈火烧心更强烈的痛苦倾吐出来……
这种在酒后放声恸哭的男人往往是最质朴、最直率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真性情吧，这样的人往往又是最豁达的。在谢会贵离婚两年后，朋友们帮他在西宁介绍了一位女友，第一次见面，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她，玛多是个怎样的地方，他又是什么原因离婚的。他的真率，他的朴实，还有他的忠厚，没有让女友退避三舍，在见了一面之后，又有了见第二面的念头。一段姻缘，几乎又毫无悬念地降临了，谢会贵也终于在西宁安了一个家。但他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很少，用他妻子半开玩笑半是嗔怨的话说，这个家就像是他的旅店，几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而他真正的家，还是那个青藏高原、黄河源头的玛多水文站。
哪怕老谢一言不发，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人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事实上，他不是没有离开玛多的机会，如果他真想离开这里，也许早就离开了，他的人生也许将以另一种方式来书写。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无疑是更合乎情理、更有出息的一种方式，然而一个难得的机遇却被他自己断送了。
那是他来玛多的第二年，谢会贵参加了黄委河源查勘队，既是向导，又是测流骨干。1978年7月27日，这是他忘不了的一个日子，也是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谢会贵对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分别进行了测流，第一次对两条河流在同日测得了精确的可比流量。这些数据，为黄委确定黄河正源，也为长期以来一直相持不下的黄河正源之争提供了最直接也最有说服力的实证（实测数据）。而在这次查勘途中，一个致命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查勘队队长董坚峰的马在幽险的山道上被磕绊了一下，突然受惊，而在这高山深壑间的山道上，步步惊心，一匹狂奔的惊马，随时都会摔进万丈深渊。幸亏谢会贵眼疾手快，那反应比高原反应还快，他纵马往前一跃，用自己的马拦住了董队长的马，又死死挽住惊马的缰绳，那一场人与马的较劲和角力，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在所有人屏息敛气的死寂中，那惊马仰天发出的一声声嘶鸣在空气中阵阵震荡。当惊马终于被制服了、驯服了，每个人都看见了谢会贵手上那被马缰勒出的一道深深的血痕。这次考察结束时，董坚峰问谢会贵愿不愿意到郑州工作。这绝非单纯的感激，董坚峰更看重的还是谢会贵在测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专业水平和不畏艰险、十分投入的敬业精神，如果把这样一个人才放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无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要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此一点也不动心是假的，郑州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大本营，也可谓是黄河之都，一个最底层、第一线的水文人，能从这世界最边缘的角落里调到那中原之中心的大都市，足以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但每到这关头，谢会贵立马就想到他的那份决心书，这是他的诺言，而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他在送别董坚峰时，婉言谢绝了董队长的好意。其实，只要他改变主意，就还有机会。董坚峰在完成这次考察后不久，就担任了谢会贵母校的党委书记，1982年又担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这是黄河水文战线的一把手了，但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甘居水文第一线、最底层的小伙子。谢会贵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位关心自己的领导，却一直没有去找他。
随着谢会贵在玛多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年岁越来越大，他自己不想走，上级也几次三番想把他调走。玛多站的顶头上司是西宁水文勘测局，局领导苦口婆心给老谢做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做得挺有意思，一般做谁的思想工作，是让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往往就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而给谢会贵做思想工作恰恰相反，是要把他从最艰苦的玛多调到那些海拔较低、条件较好的水文站去。不说去西宁，退而求其次，就是回到他移民搬迁的家乡贵德水文站，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去贵德看过，那里是“高原小江南”，又是省会西宁的后花园，谁都知道，天下黄河贵德清啊！但这个老谢，还真像是在高原上待傻了，说来说去就是那句话，“玛多虽说艰苦，可那儿的环境我早已适应了，情况也熟悉。反正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与其换其他同志来吃苦，还不如我继续在这里干”。这话听着很平实，却暗含着一股子比石头还笃定的倔劲儿。这个老谢，不像是在那高原上待着呢，他仿佛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黄河源头的那片高原融为一体了，除非你把他搬下山，他自己绝不会走下山。
他还真是被人搬下山了。那是2003年，谢会贵突发脑血栓，幸亏这时候青康公路的路况好多了，赶到医院时，老谢已经认不得人了。但这个历尽奇险的水文人，又一次让人们见证了生命的奇迹，连大夫也惊叹，这是一个特别顽强的生命。对于谢会贵，这也是他又一次死里逃生。他还在病床上躺着时，来医院里探望的局领导就开始盘算，这次老谢下来了，就不能让他再上去了，就在西宁给他找个清闲点的事儿干干吧。可等到领导再次来医院看望他时，老谢却不见了踪影。接下来便是一个在西宁局闹得上上下下都知道的“寻人事件”，而他们要寻找的那个人，又将毫无悬念地出现在那个叫玛多的地方……
四、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在玛多，我也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四十岁前拿命换钱，四十岁后拿钱保命。”
几乎无人不知，长年累月生活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那伤害的程度足以用对生命的摧残来形容。有人给我透露了一个冷酷的数字，在玛多这地方，人均寿命只有五十四岁左右。而一个人在高原上待了多年后，哪怕离开了高原，在余下的生命里也将是一个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药罐子”。在青藏高原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般干够二十年就可以轮换或退休了，而像谢会贵这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的，极为罕见。所谓地方干部，这里还得解释一下，这是用黄河人的眼光来看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而玛多水文站麻雀虽小，却也是黄委垂直管理的一个最底层的中央直属单位，在他们看来，那些非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就是地方干部。但像水文站这样的中央直属单位，又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由于他们每天都在与水打交道，很少与人打交道，与地方上、社会上少有接触，社会上对他们的存在也不大关注。他们时常被人们看见，却很少被人们认识，哪怕对他们比较了解的，也只是大致知道他们在河谷里测流，却不一定知道他们每天干的事都与自己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很多人看到这些一脸黢黑、木讷寡言的水文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那荒凉河谷里待傻了，而他们一旦闲下来，也时常长久地发呆。这也是水文人下意识的一种习惯。
由于对他们缺乏了解，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最底层的、第一线的水文人工资待遇很低，比那些同在玛多工作的地方干部低多了。如果说一个人年轻力壮时来到高原打拼，就是“四十岁前拿命换钱”，这个目标谢会贵过了五十岁没有实现，一辈子也难以实现。从刚到玛多水文站每月拿30多块钱工资，到如今，他每月也就能拿到3000多块钱的工资。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别说拿双倍工资，愣是连一天的出车补助他也没有拿过。如果说这微薄的工资就是他拿命换来的钱，那谢会贵的命、水文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了，太廉价了。而“四十岁后拿钱保命”，却是谢会贵用生命来验证了的痛苦的现实。他从二十二岁那年获得了“玛多打冰机”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如今这台“打冰机”也日渐磨损老化了，一身的高原病加上水文人的职业病，风湿痛、关节痛、胃痛，还有致命的脑血栓，从三十岁之前就开始折磨他，年岁越大越是厉害，无论在玛多水文站还是西宁的家里，那大大小小的药罐子，不是治胃病的，就是治风湿痛、关节痛的，有时候药罐子摆得太多了，他还得在这些药罐子上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一不小心，就吃错了药。
那么，谢会贵又拿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回首二十岁时，他用一张纸把自己送到了这个雪域高原，从此他就认了，一辈子交给玛多了。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以自己的坚守和全身心的投入，为自己换来了上上下下的夸奖，几乎每一任站长都这样夸奖他，“别看老谢是咱们玛多站资历最老的，可干起活来愣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夸奖的话多了，既是不断地重复，也是在不断地强调，而他每次听了也只是憨厚而实诚地一笑。除此之外，他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大堆荣誉证书，从黄委系统劳模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作为一个最底层的水文人，应该说，他已经抵达了人生荣誉的高峰；然而说穿了，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同他一生最宝贵的年轻岁月相比，这些荣誉证书说穿了也不过是一张纸。而每次在光环闪耀中领奖时，他也只是憨厚而实诚地一笑。如果说这些荣誉都是纸，他还用生命换来了更重要的东西，尽管写在纸上，却绝对不是纸，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玛多测量的数以万计的水文数据。那上面记录了黄河源头各个季节、各种气候、各类不同自然条件下流量、蒸发量、降水量、泥沙量等数据，这每一个高精度的水文数据，都在填补中国乃至世界水文的空白，更是国家防总、黄河防总、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污染监测治理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要说这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国计民生，绝对不是我在夸大其词。没有这些数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不可能打造一条数字黄河，中国第二大长河源头的水文数据将是绝对空白，一条如同巨龙般的黄河，从龙头开始就是个处于失明状态的瞎子。想想也知道，要不，国家怎么会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下设一个水文站呢？这里根本不具备设站条件，但必须设站！玛多水文站就是黄河的第一只眼，谢会贵就是这只眼睛里的一只瞳仁……
每当老谢陷入沉默时，我总是下意识地注视着他背后的黄河流域图。若从管理层级看，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到西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西宁局已是黄河水文的第五级管理机构，这是一个比县区还低半级的机构，但从其测区范围看，以玛多水文站为龙头，地跨青海、四川、甘肃三省（流域面积14.5万平方公里），除了黄河流域，西宁局还要代管长江流域的四川甘孜水文站。用局长王瑛的话说，“线长，面广，点多”。这些水文监测站点，或在玛多这样的雪域高原，或在人迹罕至的荒滩僻野，或在凶险莫测的深壑长峡之中，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站点大多是黄河的盲点，如果没有像谢会贵这样的水文人一代代在这里设站、坚守，将依然是绝对的空白。
对谢会贵这些长年累月坚守在水文一线的职工，黄委一直是十分关心的。听谢会贵说，前任黄委主任李国英（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现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继任黄委主任的陈小江都曾到玛多或到他家里来慰问过他。但他们关心的绝不只是一个谢会贵，而是所有的水文人。怎么才能把成千上万的水文一线职工从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这首先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水文测报走向现代化。而灾难有时候也是转机，在1998年长江大水后，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长江、淮河等流域出现跨流域、跨年份的大旱灾后，中央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水利的一号文件，不仅重申了水利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首次把水利提高到“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随着国家对水利的投入加大，近年来，黄委以河源区水文情势变化规律研究为重中之重，对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测预报技术进行提质改造，针对不同河段、不同时段的水沙特性和重点，推进和构建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各有侧重、各具特点的黄河上游水文体系。如今，很多水文站可以在巡测车、巡测船上操作着电脑监测流量，有的还实现了水文观测的全自动化，只要坐在监测室内点点鼠标，就可以通过连接设备测出比人力测量更精准的水文数据。
玛多水文站现在也挂上了玛多巡测站的牌子，那开着一辆越野车来西宁机场接我的，就是现任站长张红兵，一个大高个的西北汉子，还不到四十岁，不过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路上，他车里都放着那首水文人之歌：“我们像繁星一样，镶嵌在共和国蓝图上。山高路远，坚强守望，见证江河的消消涨涨。雨打风吹，一如既往，预测水势的闲闲忙忙。共和国知道水文，祖国腾飞有水文的热和光……”
越是高寒缺氧的地方，越需要水文人的热和光。玛多，依然是黄河水文战线最艰苦的地方，但如今的玛多站与谢会贵那时相比已经好了不止一个时代，那漫长的黑夜早已被电灯照亮了，还连接上了卫星电视和宽带网络，这让一个孤悬于青藏高原、黄河源头的小站和世界的距离一下缩短了。而现代科技从来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许多艰险而繁重的任务，原来必须用人力来完成，如今配备了巡测车和现代化的测流设备，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安全性。以前一年到头都要定时监测，现在则以遥测为主，巡测为辅，这既扩大了信息收集范围、提高了测报质量，也让长年累月坚守在水文一线的职工由驻守变为巡测，有的河段和时段甚至可以由巡测变为无人值守。而一线水文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也今非昔比，每一个水文站看上去都是那样舒适而温暖，小院里还建起了蔬菜温室大棚，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我觉得，最具人性温度的还是制度，在跨入21世纪后，黄河源区水文站就实施了轮休制度，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黄河上游的冰封期，这些水文一线职工就可以回到远方的家里。
有了这样温暖的人性制度，又有可以替代人力的遥测设备，谢会贵就是不想走，也得走了。如今，黄河源区的老一代水文人大多已退休，有的已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如果不是长期守望在这片高原上，他们也许会活得更长一些。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里坚守，真是在提前预支生命啊。而谢会贵在2009年从玛多调到西宁局时，他已是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也是当时年岁最大的。若按现在的年龄标准，五十六七岁的老谢其实并不老，还处于春秋鼎盛的壮年呢！但长期生活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他看上去真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了。
一个人，从二十岁的憧憬与抵达，到天命之年步履蹒跚地离去，这就是他漫长而简单的人生履历。无论当初的选择是热血沸腾还是心血来潮，他已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下，以三十二年的生命和岁月验证了，那就是他矢志不渝的选择，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选择。我有幸抵达了黄河源头的青藏高原，又有幸找到了一个离他最近的机会，但他不愿意谈自己，他谈得最多的是那个水文站和他的那些老前辈和同事，“说啥呢，做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但黄河可以做证，青藏高原可以做证，一个人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坚守三十二年，哪怕再平凡，也足以用崇高来形容。
老谢虽说离开了玛多，但没有离开黄河、离开水文，他的魂，就像留在黄河源头了。没有人比他更牵挂黄河源头的水情和生态变化。从雪线上升、冰川消融，到湖泊湿地的干涸萎缩，到黄河径流量的锐减，这生态不断恶化的灾难，依然像高原反应一样牵扯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第一次在同日测得了玛曲、卡日曲两条源流精确的可比流量，他也眼睁睁地见证了黄河最上游的干流乃至源头从1997年到1999年连续三年跨年度断流的灾难性事实，向人类频频发出警示。而如今，随着黄河源头从过去的无人区变成一个个旅游景点，很多游客缺乏生态环保意识，老谢对游人带来的各种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损害也格外担心。他多么希望有幸来此一游的游客们，能够像那些心有神明的藏胞一样，对这里的每一滴水，对我们这条伟大的母亲河保持一种神圣的敬畏、虔诚而纯粹的信仰。黄河孕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她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无论谁在这里破坏的任何东西，都是对母亲的玷污，也将污染我们的灵魂。还有一个让他担心的问题是，现在虽说有了现代化的测流设备，但在玛多那处于极限状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仪器设备是无法全部代替人力的，它们比人更不适应那里的恶劣环境和气候。事实上，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听现任站长张红兵说，玛多巡测站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观测……
当我起身告别时，王瑛局长说了一句话：“老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劳模，我们不希望出现第二个谢劳模。”这话乍一听，让我非常惊诧，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立马释然了，“老谢这辈子受苦了，太苦了，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职工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不合适，以人为本，绝不是一句空话，从管理手段、管理机制上，从人性、人情上，都必须以人为本……”
这话让我心里一阵感动，但王局长也给我透露了一个苦衷，由于水文站是国家直属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特别强调文凭，但那些有文凭的大学生谁愿意到最底层的水文站来啊！干水文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实用人才，如今我们实行轮休、轮岗了，可还是特别需要有像老谢这种扎扎实实、特别坚韧、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精神，也许这就是黄河人身上特有的黄河精神吧。是啊，除了精神，你也无法解释这个在生命禁区里守望的人，还有他们守望着的一切。
对于我，玛多只是一条必然之路上的短暂驿站，我已无从进入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当年抵达的那个玛多县城玛查理。三四十年过去了，我眼中的玛多县城依然像是内地的一个偏远小镇，人口不过三千，很多都是近年来在县城周边安置的生态移民。一条主街实际上就是穿城而过的青康公路，在公路两边延伸出一里多路的两排院落，但以一座水文站为坐标，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县城比原来大多了，玛多水文站原来坐落在县城边上，如今已坐落在县城中心。我在离去前，又一次深深凝望，一个仅有五间房的小小院落，它的存在，让我们复杂的内心一下变得简单明了，面对它，一切都得以逼真地映现。唯愿在我接下来的奔波于大河上下的漫漫长旅上，它的存在如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一个闭上眼睛也能看见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