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有梦 天知否
中国人的“飞天之梦”已做了几千年。
人们常常把渴望实现，但未没实现的愿望叫做“梦”，而为了实现这一“梦”，人们总是把心目中最美好的愿望赋予它，总是把自己崇敬的图腾放在思想殿堂最圣洁的位置上。
不是吗？屏息侧耳，我们就可以听到沿着历史长河蜿蜒而来的“嫦娥奔月”神话传说，而传说中的主角——嫦娥这个家喻户晓的女神，便是人类最早的一位女“航天员”。所以今天人们把即将进入太空的首位中国女航天员，亲切地称为“嫦娥”，包含的就是这种感情。神话中的“嫦娥”，原名“姮娥”，另有“常娥”“嫦羲”等多种叫法，一说“她”是神话人物后羿的妻子，一说是上古黄帝时代的女性。到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称为“嫦娥”。
“嫦娥奔月”的故事有两种版本，均源于《淮南子》。
一种版本是嫦娥偷吃不死之药奔月，即《淮南子·览冥训》中所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一说。另一版本是嫦娥被迫吃不死之药奔月的，见于新发现的《淮南子·外八篇》佚文，即“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托与姮娥。逢蒙往而窃之，窃之不成，欲加害姮娥。娥无以为计，吞不死药以升天”一说。
不论哪一种版本，都说明嫦娥奔月是服用了王母娘娘的长生不老药（不死之药），致身体骤然变轻，才飞离地球，升入太空，最后到达月球的。如果将这个传说与现代航天技术相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人的航天思维：借助外力，克服地心的引力，飞到月球上。
历史上，类似传说中的古代“女航天员”并非嫦娥一人，“女娲补天”中的女娲、秦穆公的女儿弄玉等，都是传说中的古代女性航天员。
其中，女娲的故事与嫦娥奔月一样有影响力，但更值得敬重。相传女娲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妹妹，据《淮南子·览冥训》的记载，在天上出现漏洞后，曾炼五色石将天补好，为人类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贡献，古人因此称之为“娲皇”。女娲是怎么将天补好的，自然有飞天的本事才可以完成。
与嫦娥奔月相比，弄玉飞天的传说也极具传奇，但更为古人相信。
弄玉是春秋时期秦国秦穆公的小女儿，她自小聪明伶俐，善吹笙，并无师自通，技艺精湛。每每在凤凰台上吹碧玉笙，定能招来百鸟和鸣。秦穆公视弄玉为掌上明珠，欲为女儿招邻国王子为婿，将来可做国君夫人。但弄玉不从，自有主张，若不是懂音律、善吹笙的高手，弄玉宁可不嫁。穆公珍爱女儿，只得依从于她。
仲夏之夜，月华如水。弄玉正在凤凰台上吹笙，一阵阵微风拂面而过，弄玉耳畔忽闻一派优美轻柔的音乐之声。这乐声从天边远远传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深沉凄婉，仿佛在召唤远方的亲人。弄玉又惊奇又佩服。
等她再吹笙时，这乐声竟应和着弄玉吹奏的节拍、曲调，吹起和音。好像合奏者就在呼吸相闻的咫尺之间，若远若近，配合得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衬托着弄玉的笙声更加细腻悦耳。
她知道这是箫，并认定只有如此技艺高超的吹箫人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钟情夫君。秦穆公得知女儿心思后，便派人广寻天下吹箫者。不久，一位名叫萧史的英俊少年浮出水面，弄玉对这位器宇轩昂、举止潇洒、落落大方的吹箫少年更是钟情万分。
萧史取出一支赤玉箫，在阳光照耀下，玉箫闪着赤红的光辉，耀眼夺目。他吹第一曲时，天上就飘来阵阵清风；吹第二曲时，彩云从四方聚合；吹到第三曲时，只见一双双丹顶白鹤在空中来回飞舞，一对对开屏的孔雀相伴栖息在树林之中，百鸟随即飞来，争相鸣叫。此时的穆公、弄玉及群臣百姓陶醉在美妙的箫声之中。
萧史和弄玉彼此仰慕，不久即结成夫妻，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十分美满。
一天，夫妻二人正在月下吹箫捧笙，忽见天上冉冉飞来一龙一凤。那紫色的翔凤停在凤台左边，金色的腾龙盘在凤台右边。这一龙一凤舒颈、展翅，凤鸣龙吟显得亲切和善，向他们召唤。弄玉带着碧玉笙乘上紫凤，萧史带上赤玉箫跨上金龙，一时间龙凤双展翅，驾着祥云飞入皓月太空。
这段奇事，《东周列国志》上有“弄玉吹箫双跨”的详细记载。
那么，古代中国的航天员都是什么模样？从考古发现来看，竟然与现代的航天员形象惊人地相似。
在甘肃省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半山文化遗址上，曾出土过两个陶质半身人像：圆头，长颈，额顶有一对圆镜状饰物，极似一副护眼的风镜。整体看起来，此形象与现代航天员模样十分接近。据分析，其中一位“航天员”应该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说的“西海之神”。
早期的“升仙设想”是借助于飞行动物，让自己上天，于是驾驭飞禽的能力便成为古代航天员的通用绝技。如《列仙传》中王子乔便会驾驭“白鹤”。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名叫晋，他跟着道士浮丘公在嵩山修行30多年，掌握了这门“航天技术”。人们曾见他乘着“白鹤”飞到缑氏山顶。
更让人惊讶的是，有人还会驭“风”。传说，战国前期思想家、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列子，便有此过人本事。据《庄子·逍遥游》记载，“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御即驾驭，“御风”就是能乘风飞行。
实际上，上述传说中的各种绝技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人利用地球上自然能量飞天的想象。
如果将这些传说与现代航天技术相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人的航天思维：借用外力，克服地心的引力，飞到月球上。
这正是现代航天技术的理论基础，嫦娥奔月借助的“不死之药”，便可看成是现代火箭技术中的燃料推进剂。由此可见，嫦娥奔月的故事完全可以理解为人类最原始的“航天设想”。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古人对“飞天”的认识来观察其充满想象的“飞天思维”。如古代中国人通常把航天科技看成“成仙术”，称航天为“升仙”，把宇航员称为“天神”。
到了晋代，东晋人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编著一本叫《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的书，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
此书前部分记载了自上古庖牺氏、神农氏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其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诞的神话，还有汉魏以下及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尤其宣扬神仙方术，多诞谩无实，为正史所不载。后部分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尤注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
但其中不乏绮丽幻想，如“贯月槎”“沦波舟”等，表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力。文篇所叙之事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多为后人引用。如第6卷记“刘向校书于天禄阁，夜有老人燃藜授学”和“贾逵年5岁﹐隔篱闻邻人读书后遂能暗诵六经”故事。这两则传说都很有名。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最值得肯定的航天设想，是构思出一种类似现代宇宙飞船的载人航天工具。如王子乔所乘坐的“白鹤”、萧史所驾驭的“龙”，实际上都是一种载人飞行工具。
后来，东汉的张衡、唐代的韩志和，也都曾先后发明了类似的简单飞行器。而在传说中，古代中国人还真的发明了一种能飞的器物。这种器物，有不同的名称。如在《博物志》中叫“飞车”，在《拾遗记》中叫“巨槎”，在《洞天集》中叫“仙槎”，另外还有叫“魔毯”“飞扫”的，也都是飞船一样的载人航天工具。
上述实是一种文学虚构，虽说是远古尧帝时代的故事，但反映的是古人关于宇宙飞船的设计理念。
我们说完遥远缥缈的神话传说，再回到眼前的生活现实。中国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制作能上天的“飞木鸟”，以此寄托人类渴望在空中飞行的梦想。从许多古人的著作中，会发现制作“飞木鸟”的众多记载。古书中称木鸟为木鸢、鹊、鹄等。《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墨子经三年制成的木鸢曾冲天而飞。
有关他们制作“飞木鸟”的历史，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00年至400年期间。这一时期的张衡、韩志和、高骈等“木鸟”制造家中，张衡知名度最高，因他既是天文学家，又是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发明者。《太平御览·文士传》中就有张衡制造“飞木鸟”的记载。所存史料确凿表明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在使用竹木尝试制作能飞的原始器械了。这一点，已得到世界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说到“飞木鸟”，就不得不提到风筝，风筝起源于古代中国，约14世纪传到欧洲，风筝的起源也与“飞木鸟”有关。
风筝又名纸鸢、风鸢、纸鹞或鹞子，中国古籍当中有关风筝的史料比木鸟丰富。宋朝的《事物纪原》记载了汉初的韩信是风筝的发明人。唐朝的记述是：楚霸王被困垓下，韩信制风筝让张良乘坐，飞上天空高唱楚歌，瓦解楚营军心。宋朝的传说为：刘邦征伐陈烯，韩信打算里应外合，便用风筝测量距离，想用挖地道的方法攻入未央宫。
《事物纪原》和《新唐书》分别记载了利用风筝求援的轶事。公元549年，梁武帝萧衍被侯景兵困南京。武帝的将军羊侃用风筝送出求援诏书。不料风筝被侯军误以为妖术而射落，求援因此失败。
科学地讲，宇宙飞船能飞上天，离不开助推的火箭。火箭起初的作用是一种兵器，是宋代人发明的，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现代火箭的雏形，真正的发明时间应从南宋中叶算起，当时出现了一种“烟火”，其中被称为“地老鼠”“走线流星”的烟火，制造原理与现代火箭是一样的，都是借助燃烧时喷出气体的反作用力而升天。特别是“走线流星”，与现代的火箭结构最为接近，在药筒上绑一根芦苇或竹签，作为稳定和定向的装置。
而“火箭”这一名词的出现时间就更早了。早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就有了“火箭”。据《三国志》记载，当年蜀国军师诸葛亮在进攻郝昭统帅的魏军时，用云梯和冲车攻城，郝昭便是使用火箭摧毁了蜀军的云梯。
科学界认为，在航天飞行中，能够载人飞行才标志一国航天技术的先进和成熟。现代载人航天距今只有几十年时间，而早在中国明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载人飞行试验。这个航天人名叫万户。
梦想的魅力是无尽的，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
从远古时期的“嫦娥奔月”到明朝的“万户飞天”，中国人已把“飞天之梦”薪火相传了几千年。
600年后的今天，还是在万户倒下的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的“飞天之梦”还要接力延续……
二、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伴侣－1号”成功，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太空探险的新旅程。
“伴侣－1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人类对空间环境、天体和地球本身进行观测和研究进入一个新时代，因为这为人类了解地球、宇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有媒体说，当这一直径为23英寸、重184磅的铝质球体绕着地球旋转时，美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一向认为技术落后的国家却一下子打败了他们。接着使他们更加震惊的是：同年11月，苏联人又发射了一颗半吨重的“斯帕特尼克2号”，还载着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这颗卫星绕地球一周需1小时35分，距地面的最大高度为560英里，用两个频道连续发送信号。由于运行轨道和赤道成65°夹角，因此它每日可两次在莫斯科上空通过，以每秒5英里的速度离开地面，这次发射开辟了星际航行的道路。
紧接着，在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伴侣-1号”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1月31日，美国也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探险者-1号”人造卫星。
该星重8.22千克，锥顶圆柱形，高203.2厘米，直径15.2厘米，沿近地点360.4千米、远地点2531千米的椭圆轨道绕地球运行，轨道倾角33.34°，运行周期114.8分钟。发射“探险者－1号”的运载火箭是“丘比特”四级运载火箭。
继美国也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探险者-1号”人造卫星7年后的1965年11月26日，法国在南美洲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用“钻石-A Diamant-A号”运载火箭将“试验卫星A-1”发射升空。
“试验卫星A-1” 重量为42千克，卫星轨道为近地点536.2千米，远地点1808.9千米。轨道倾角34.24°，卫星运行周期是108.6分钟/圈。
由上可以看出，在短短7年时间内，美苏两国就以“厘米级”冲刺速度进入茫茫太空，这对刚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这种感觉对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钱学森来讲更为强烈，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他就积极投入中国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同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标志着中国把开发火箭技术纳入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
根据这一战略规划，中国科学院把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揭开了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序幕。
于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克服困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踏上了征服太空之路。
在同年5月17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于是，聂荣臻副总理责成中科院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发展规划。6月，科学院召开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
至此，中国人在圆“飞天之梦”的路上已进入“冲刺读秒期”……
三、“东方红一号”一飞冲天：千年天梦终实现
作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航天科技发展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党中央对此很重视，指示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不久，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要尽快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
一方面，先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发展规划。应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
通过与苏联方面的工作配合，我们也学到了相关技术，这无形中增加了我们发展中国特色航天事业的信心。
同年5月，在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下，中国科技部门迅速贯彻落实，制定了中国自己的航天技术初期规划，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施，中国科学院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基于保密需要，他们把此任务取名“581计划”。
“581计划”组建实施后，同志们便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并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中科院又在北京山区建成的两个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星际航行运载动力）试车台上，对各化学所研制成功的若干种液体、固体燃料进行台架试验，据记录总共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均取得了成功。
此时，国内正遭受三年经济困难，随后，中科院根据中央指示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
对此，用聂荣臻副总理的话说，就是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其具体工作方针是“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1959年5月4日，钱学森主持了“和平1号”火箭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箭上仪器、结构设计、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问题做了具体安排。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
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
据统计，座谈会延续3年，共举办12次，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在座谈会上，大家纷纷提议发展“T-7”型气象火箭，“T-7”型气象火箭是一种探测60—80千米以下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风速的空间探测装置系统。
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T-7”型气象火箭虽然个头不大，但它体内设备结构极其复杂，包括运载火箭、飞行器、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环境模拟试验、地面发射、遥测、跟踪测轨、时间统一和数据记录处理等各个分系统。
1960年5月2日，“T-7M”火箭在上海机电设计院发射成功，试验飞行高度达9.8千米。同月28日，毛主席、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并召开相关座谈会。
当听到参试人员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8千米，毛主席说：“8千米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千米、20千米、200千米，搞上去！”
1960年3月，为进一步研制火箭技术，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第一枚火箭总长10米，直径0.45米，起飞重量1138千克，可携带探测仪器25千克，设计最大飞行高度60千米，1960年9月13日首次发射成功。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提高，最大飞行高度115千米，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回收，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件。
1964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和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当年12月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总理，陈述理由，认为抓卫星工作是时候了。
1965年1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在“581”的基础上，将“651”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
随后，中科院马上组织相关专家编制“651”发展规划，提出1970—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
为落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中国科学院于5月31日成立了卫星设计院和有关专家组，主要负责卫星本体和地面设备、生物、轨道等系统的研制，为了便于中央领导及时掌握科研进展，聂荣臻责成钱骥牵头，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再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哦？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都是姓钱啊？对，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的紧张情绪，会议室里顿时活跃起来。
196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呈报到中央专委。这个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10年奋斗和发展步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5个问题做了论述。
8月中旬，中科院开会，讨论卫星工作的任务落实和组织落实。决定成立三个组织：卫星任务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副组长杨刚毅、赵九章；卫星总体设计组，组长赵九章，副组长郭永怀、王大珩；卫星任务办公室，主任陆绶观。
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为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杨刚毅任党委书记，钱骥等为副院长。
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炮兵、通信兵部、邮电部、发射基地、军事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等单位相关机构负责同志。
这次会期长达42天，对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慎重的讨论，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主要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具体任务是：
（1）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
（2）探测空间环境参数；
（3）奠定卫星轨道参数和遥测遥控的物质技术基础。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在重量、寿命、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美第一颗卫星先进，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并慎重初战，努力做到一次成功。总体组何正华建议：第一颗卫星为一米级，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
“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由钱骥副院长领导，全组11个人：组长负责全面，并侧重结构、环境条件及运载工具协调；副组长负责电器部分包括整星电路、电缆布局、连接安装等；成员分别负责卫星跟踪测轨系统、轨道设计、遥测系统、电源系统、姿态控制、结构系统等。总体组确定“东方红一号”分系统的组成是《东方红》乐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天线、结构、热控、能源和姿态测量等。总体组与卫星办公室密切合作，将千头万绪的研制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具体课题，制成数百张任务卡片，下达各研究所。
用自己的手，送我国的卫星上天。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多年的热切期望，大家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接到任务的广大科技人员更是兴奋不已。中关村科学城里，白天可以看到大家忘我工作的场面，晚上科研和宿舍大楼灯火通明，生机勃勃，一派兴旺景象。各分系统密切配合，“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进展非常迅速。
为确保卫星的重量，总体组于1967年1月提出“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程序分为：模样、初样、试样和正样四个阶段。各分系统首先制作实验线路，装出性能样机，证明技术上可行，生产上可能，由总体组指派验收组进行验收通过后出模样星。通过解决模样星总装试验出现的矛盾，确定协调参数，在此基础上拟定各分系统的初样研制任务书。用初样产品总装出考核卫星结构设计、热控制设计等的结构星、温控星等。通过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然后协调确定研制试样星以及正样星的技术规范。
发射卫星最重要的是地面跟踪测轨问题。赵九章所长说过，“试想一颗几米尺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就像几千米之外的一只苍蝇，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如何去找它？因此，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
为此，1966年1月到3月间，651设计院曾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对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最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
一坎一坎地过，一坷一坷地迈。
科学研究如攀高峰，每一次成功的科研试验都离不开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和细益致细的敬业精神，中国科学院——这个优秀的群体，正用自己的智慧把中国人的千年天梦一天天实现。
1970年4月24日 上午8时，在铁路沿线每两根电线杆间有一位荷枪实弹的卫兵守卫下，“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以火车运输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70年4月24日 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CZ-1）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从中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时48分进入预定轨道，成功“飞天”。 宏伟嘹亮的《东方红》响彻天宇。
在中国人梦境中流淌了几千年的“飞天之梦”终于实现……
附：各国首颗卫星相关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