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漫谈
有留白的音乐百听不厌
我曾经在一本叫《立体声》的杂志上写过连载，作为番外篇，接受了这次采访。是由记录员整理的。话题限定于音乐，我很少如此长篇大论，记得这好像是第一次。谈话是在神奈川县我家里进行的。刊载于《别册立体声》2005年6月号。
现在我家这套JBL音响，已经用了差不多三十年。毕竟是机器嘛，以后会如何自然很难说，不过照这个样子下去，说不定这一辈子都得用它了。一般而言，连续三十年始终使用同一台机器，势必会生出某种程度的腻味，便想换新的。这套音响却充分拥有独特性，或曰完整的世界观。就音质而论，世上音质更好的恐怕要多少有多少，然而我根本无心弃旧购新。该说我的喜好与音响的音质吻合呢，还是该反过来说我被它的音质彻底熏染了？总之从结果看，能邂逅对自己脾胃的音响，我觉得非常幸福。
我父母对音乐毫无兴趣，比较而言应当划归喜欢阅读文字的人，所以家里没有唱片也没有音响设备。小学五年级时，我得到一只小小的索尼半导体收音机，开始用它听音乐。那是在一九六○年前后。从AM广播中，常常传出瑞奇·尼尔森、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尼尔·萨达卡这类音乐来，于是我首先迷上了流行音乐。那是半导体收音机还很稀罕的时代。
六十年代风行这样的习俗：但凡像样一点的家庭，都得拥有百科全书和家具风格的立体声设备。在我念中学时，家里也买了一套Victor立体声音响。电唱机、收音机和扩音机三位一体，两边摆放着音箱，所谓落地式的玩意儿。我跟唱片的交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恰好赶上圣诞季节，所以头一批买回来的唱片里有平·克劳斯贝的圣诞专辑，非常精彩。就是收有《白色圣诞节》的迪卡公司那张。我听了无数遍。我对日本的歌谣曲提不起兴趣，从一开始就光听西洋音乐。英语歌词的意思嘛，根本就不知所云。尽管不解其意，却死记硬背下来。像“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我盼望着一个白雪飘飞的圣诞节）啦，瑞奇·尼尔森的《旅行者》啦，不管什么都一字一句背下来，就像念经。所以那时候听的歌，歌词直到现在还记得，还会唱呢。只是在人前不唱。（笑）等到后来弄明白英文的意思，才知道《旅行者》的歌词真是没意义。干吗要拼命背这种东西？连自己都觉得是冒傻气。只不过我对英文歌词兴趣盎然，后来还看起英文书来，那契机就是流行音乐。如此这般，甚至长大后还做起了翻译。
一九六四年之前，我听的都是美国流行音乐，“沙滩男孩”之类。当时英国的摇滚乐寥寥无几，那还是甲壳虫登场之前的事。怎么会记得是一九六四年前呢？因为那一年我去听了亚特·布莱基与爵士信使乐团的访日音乐会，从此以后就一头扎进爵士乐。弗雷迪·哈伯德的小号、韦恩·肖特的萨克斯、赛达·沃尔顿的钢琴，还有布莱基的鼓……总之棒极了。打那以后我一直流行音乐和爵士双管齐下。所以说，流行音乐是从收音机入手，爵士则是从音乐会入手的。进高中后，对古典音乐也有所领悟。自此以来，我喜欢的音乐便一直是三足鼎立。
高中时代，这世上我想听的音乐、想要的唱片多不胜数，可现实是能买得起的只有很少一点，欲求得不到满足的焦躁日积月累。拜其所赐，等后来经济上有了宽裕，就买来满房间的唱片，几乎无处下脚。（笑）当时唱片是贵重物品，我省吃俭用，攒下零用钱来，才能买上一张。像“蓝调之音”出品的霍瑞斯·西尔弗的《献给父亲的歌》，就是花了两千八百日元买的原版。四十年前的两千八百日元，在高中生来说可是一笔了不起的巨款。所以买来的唱片我听了好多遍。唱片这东西，如果小心对待，其实是经久耐用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把那时买的唱片放来听。
进高中以后，流行音乐很多都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我觉得无所谓，于是只拣爵士和古典唱片买。爵士乐新唱片资讯则通过爵士咖啡馆和爵士专门杂志获得。而古典音乐方面，神户三宫车站前有对老夫妻开了一家店名古雅、叫“益田名曲堂”的古典音乐小小专卖店，高中放学后我会顺道跑到那里去，一面同老大爷聊天，一面买唱片。三张一套的罗伯特·克拉夫特指挥的《勋伯格全集》等也是在那儿买的。我可是个相当自命不凡的高中生哦。就是收有《月光小丑》和《华沙幸存者》的那一套。店堂里摆的唱片大概都是老大爷自己挑选的，却不像世间常见的那样，说着什么“买那位演奏家的盘，还不如买这张好呢”，把店主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绝不干涉顾客的选择，是家非常棒的店。如今这样的唱片行不多见了。
就这样，念高中期间总之我是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中。身边也有喜欢音乐的伙伴，但那是甲壳虫的鼎盛时代，我也听甲壳虫，然而不是喜欢勋伯格和贝西伯爵么，跟别人基本没有共同语言。因此我是相当个人地、密室式地欣赏音乐。这种欣赏方式现在基本没变。独自一个人听，独自一个人喝彩。不怎么跟别人交流。
一开始我就说过，我的父母不是听音乐的人。我猜想，在喜欢音乐的人里，恐怕大多数是家中播放着音乐、摆着乐器的，再不就是受附近哥哥姐姐的影响开始对音乐萌生兴趣。可我不是，我是自发地一个人开始听音乐。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拿到Victor音响设备时，一个父母无法理解的崭新世界、一个自己独享的世界从此拓展开去了。
只是那套立体声是放在客厅里的，全家公用，我逐渐开始盼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音响设备。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受任何人干扰，尽情欣赏喜爱的音乐。再说那音质也谈不上好，唱针又是便宜货，兴许是因为调音台共鸣音的缘故，音箱还砰砰作响。还有一点，那时杂志上有人写文章说“今后将是组合音响的时代”，我便渴望拥有一套由单体电唱机、扩音器、扬声器组成的正式音响。好像是高二快要念完的时候，我拼命攒钱，但光靠这个远远不够，就向父母好求歹求，自己组配了一套音响。Neat的转盘， Fidelity Research的拾音臂和拾音头，Trio（即后来的Kenwood）的真空管式放大器，英国Richard Allen出品的口径八英寸（20厘米）双振膜扬声器。拿着音响杂志研究来研究去，搜寻什么东西好。当时连一根接线都得亲自动手焊接，电唱机的板材得拿着钢丝锯去锯，一个纯粹的初学者自己组装相当吃力。所以音箱当真发出声音时，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了。
大学读的是早稻田，于是在新宿的唱片行打工，拿着那份工资一个劲儿买唱片。在店里打工可以享受优惠价。新的摇滚之类就在唱片行一边打工一边听，爵士乐则跑到当时遍地都是的爵士咖啡馆去听，或到小型演奏厅听现场表演，每天沉迷于音乐中。书也不好好念，整天忙着打工、听音乐。开始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后来几乎是被扫地出门一样搬离那里，带着书和唱片住进一间地板几乎塌陷的廉价公寓，用刚才说的以Richard Allen二十厘米扬声器为主的音响，没完没了地听音乐。
在音响杂志上发表这种言论未免不合时宜，但我觉得，年轻时我一门心思只考虑音乐，没怎么关心机器的事。心想好的音响装置等有钱再凑齐不就得了。年轻时音乐也好书也好，哪怕条件差一点，不也照样会不由分说地沁入心灵么？人的心中可以容纳无穷无尽的音乐。待到上了年纪，这种储备便会发挥莫大的价值。这样的记忆与体验日积月累，会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藏，只属于自己一人的宝藏。因此比什么东西都宝贵。然而机器的话，只要有钱就能相对容易地弄到手。
自然，音乐这东西与其以低劣的音质听，当然还是用优良的音质听好。不过，自己追求怎样的音质、怎样的音质对自己来说才是好音质，这些得视追求什么成分的音乐而变化。所以我觉得，首先得确立类似“自己追求的音乐形象”的东西。
一九七四年，我还在大学念书期间就开了一家爵士酒吧。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学校里待了七年，其间还结婚成了家。我讨厌进公司上班才决定自己开店的。父母当然不赞同。我就打工攒钱，又四处借债，才终于在东京郊外的国分寺开了一家播放爵士乐的店。要问是为什么，那当然是为了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唱片喽。如果进入某家公司就职，只怕会忙得一天连一个小时也听不上。自己开店，就能一天到晚边干活边听音乐了。我很想这样终此一生，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可连做梦都没想过当什么小说家。这不是瞎说。不单单是放唱片，大约一个星期还有一次，请日本的爵士乐手当场演奏。
刚开店时，扬声器用的是JBL的L88Plus三十厘米口径的低音、中音和高音三种音箱。其实我很想要一套更好的设备，可是因为没钱，只能买得起这样的东西。不过我很喜欢这套扬声器。小巧玲珑但很完整，而且耐用。后来又买了新的，但是这套L88至今仍在我的工作间大显神通。背板已被猫咪抓坏，不成样子了。
没过多久，国分寺的小店因楼房要改建难以为继，于是迁到东京千谷。那时候买的扬声器就是现在我家里用的东西。总之我很想要一套使用JBL配件的大型扬声器，再三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只有它啦。”后来又把低音音箱换成能更清晰地欣赏低音贝斯的老式设计，除此以外一切还是原装，如同开头说过的，一直用了三十多年。总之只要能用大音量狂听主流爵士乐就行，就是出于这样简单的想法买下的扬声器。
小店总共经营了七年时间，其间不知怎的写起了小说，直到现在。小店已经大致上了轨道，也有许多固定客人，要关掉实在太可惜。大家也都为之抱憾。自己来说不太好意思，但那是一家很不错的店。不过我还是想认真追求当作家的可能性。
就这样，我主要通过唱片听了许多音乐。当然现在还是用唱片和CD欣赏音乐，也常常去听音乐会。唱片里灌录的音乐很精彩，而现场演奏也很美妙。音乐爱好者里似乎有音乐会至上主义者，反过来也有唱片至上主义者，我认为这两者截然不同，并不能轻言谁好谁差。冒昧地说，有点类似电影和舞台剧的关系。而我呢，既不是光看电影，也不是光看戏剧，我是想在唱片和音乐会的相互关系中观察音乐、思考音乐。保持平衡其实很重要。
唱片有现场演奏没有的好处。比如说可以想听几遍就听几遍。还可以听到已谢世的一流演奏家的音乐。还有一点，自己拥有它、这音乐属于个人所有，这种真实感受也不容小觑。每一张唱片里都满载自己的感情。就像刚才说过的，两千八百日元的蓝调之声的唱片，对身为高中生的我来说是一笔莫大的开支。正因如此，我听得十分珍惜，把音乐的每个细节都铭记于心，这在我而言就好比宝贵的知识财富。虽然买它是勉为其难，却是物有所值。就像在没有活字的时代，古人为了阅读甚至会动手抄书，我则因为渴望听音乐不辞劳苦地买唱片、听音乐会。如此一来，人会真的名副其实地“全身都化作耳朵”去聆听音乐，这样收获的感动非同寻常。
然而时过境迁，音乐变得越来越便宜了。现在到了音乐以等于白送的价格传播的时代。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机器里，竟储存有几十小时、几百小时的音乐。不论多少音乐，人们都可以简单地随时随地调出来。固然既方便又美妙，但是作为欣赏音乐的方式，这么做未免有点极端吧？我想，自然也有适合以这种方式听的音乐，但肯定还有很多并非如此。终究，我觉得音乐自有与那内容相配的容器。我总是一边练跑步一边听音乐，所以能用小巧轻便的装置大量听音乐，就我个人而言当然值得庆幸。
再者，比方说一张CD里收录了长达七十分钟的普朗克钢琴曲，作为资讯当然便利适宜，但是对一般享受音乐的人来说，毕竟显得蛮横粗暴。普朗克的音乐恐怕不适合以这种方式欣赏。或者说像甲壳虫《佩珀中士孤独之心俱乐部》那样充分利用将A面翻转到B面的间隙、最里圈的重复等非唱片莫属的特质创造出来的音乐，如果用CD听，就难免感到“好像不对头嘛”。这里只怕没有正确体现甲壳虫成员设定的世界。
CD这东西与LP相比，是既便利又高效率的容器。但因为有七十多分钟的存储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往里塞，这种想法未免也太草率了。我想不妨有方便而高效的CD，也有不便且低效的CD。因为世上肯定也有寻求这种容器的音乐。我以前就一直提倡推出AB两面可以翻转的CD，可谁都不理睬。（笑）
不过我觉得LP这东西，作为音乐的容器十分精美。CD问世以来，许多人卖掉LP改买CD，而我至今仍常常卖掉CD改买LP。理由之一是觉得音乐这东西应当通过尽量接近原作的音源听。所以CD登场之前的音乐，我尽量想听LP。还有一点，模拟唱片在技术上已不再有发展进步的余地。它已经抵达进化的尽头，登峰造极。恐怕不可能再有“惊人的超级24－Bit，最新上市！”之类，因此可以免受业界摆布，心平气和地聆听音乐。再就是看到在旧货店里，内容精彩纷呈的模拟唱片竟卖得那般廉价，不免于心不忍：“哎呀，太可怜了。我来买走你吧！”每每如此。（笑）这么一来，简直变成一种救济事业了。
当然，由模拟唱片LP变成CD，音质得到改善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之类，就像在浴室里唱歌一样，含含糊糊的，可改成CD后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完全成了不同的音乐。西蒙和加芬克尔感觉也大不相同，鲍勃·迪伦上次推出的CD也非常好。反之像蓝调之声的“鲁迪·范·盖尔德”新剪辑版之类，我个人很不以为然：“这算啥东西嘛。”我绝不是心胸狭隘，只想把这两种媒介的好处兼收并蓄。
不管什么时代不管哪一代人，其中肯定有些是郑重其事认真欣赏音乐的，这在读书也完全相同。我想真正爱惜书的人，哪怕是到了可以用手机阅读的时代，也仍然要继续买书来读。世间大多数人也许会随波逐流，涌向当时最便捷的媒介，但不论什么时代，也的确有人并非如此。大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吧，确切比例说不清楚。此时此地我讲的这番话，归根结底就是面向这批人而发的个人见解。不如说，我这么一介庸人，在这里针对世间大多数人的事情高谈阔论，也许有点大言不惭吧。
住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去听古典音乐会。每每感到不虚此行的，就是弄清了果然有些部分光听唱片不明就里。比如说在罗马听洛林·马泽尔时,实在大吃一惊：“马泽尔原来竟是这么好的指挥家？！”乔治·普莱特指挥的贝多芬音乐会也很精彩。通过唱片得来的普莱特印象多少有些单薄，我还以为是位没什么了不起的指挥家。可实际演出完全不同。音乐在每个细节上都灵动生彩，肉眼可见。像这种地方，不去听音乐会就不可能明白。
还有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宿厚生年金会馆听过的鲍勃·马利音乐会。那一次，在最初的十秒钟我就彻底被击倒了，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再也无法停下。我从来没听过那么惊心动魄的音乐，空前绝后。那雷鬼的节奏径直渗进体内，现在仍残留在某处。这种东西，当时自然很开心，现在回想起来照样很开心。就像一场美好的恋爱，即便是上了年纪，时不时回忆起来，心中仍然会充满暖意。
只是最近不像从前那样常去听音乐会了。原因之一是扩音设备常常很糟糕。走调的乐声震耳欲聋，音量之大令人怀疑是否对身体有害。分明在演奏纤细敏感的音乐，粗糙的扩音设备却把它糟蹋得无以复加。原本是歌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音乐，听上去却不知所云，岂不滑稽！肆无忌惮地搞出那种音响效果来，大家竟然都没有一句怨言，可有点太那个啦。
我倾心的爵士俱乐部，坐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叫蒙特克莱尔的小镇上。那是个非常小的爵士俱乐部，当然不会有过分的扩音设备，舞台就近在眼前，演奏者们开着玩笑，客人们也轻松自如，在温馨的氛围中欣赏爵士。在这种地方听到的乐音，在我而言就类似“优良音质”的参考值。
由调试完好的昂贵音响播放的唱片乐音，也成为一种标准留在耳朵里。偶尔听到这样的音乐，我就想：“好音质啊！每天能以这样的音质听唱片该多好！”但我并不是狂热的音响迷，根本做不到埋头于复杂的机械调试。能听到美丽的乐音自然再好不过，然而一想到为此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我就宁肯在恰到好处时妥协，心平气和地听音乐就行。这是个人的优先权问题。
当然我也有自己喜欢的音质。哪怕再怎么美丽清晰接近原音，哪怕大家异口同声好评如潮，我也常常毫无感觉。我家里的JBL音响块头很大，可是跟最新的扬声器相比，高音和低音都舒展不开。我想，就结构性能来看，它是落伍的扬声器。当然我有时也会想，要是高音域更舒展，低音域更浑厚该多好。但假如变成那样，对我而言音乐信息量是否会有所增加呢？大约不至于。我通过眼下这套扬声器获得的信息，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一个指标，以此为基础，我积累了音乐式的思维训练。
总之，我想在家中听的音乐相当明确，只要能播放出与这些音乐相和谐的声音，我就如愿以偿了。就形态而言是小乐队爵士，然后是古典钢琴曲、室内乐——这些就是我常听的音乐的大半。以LP为中心，相当多是旧式的单声道录音。所以只要音响装置对准焦点设准音色，能够心情舒畅、原汁原味地听这种类型的音乐就行。在这层意义上，没准是带有相当强烈的偏见的音质。
但反过来说，既然焦点调得如此精准，那么也能以像模像样的音质欣赏其他种类的音乐。比如说用CD来欣赏由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马勒交响乐最新录音，这样的东西原本与我家的设备不相配，可发出的乐音竟能不可思议地收敛于同一个世界。尽管我觉得这恐怕本不该以这种音质欣赏，却也能“井水不犯河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意地欣赏。
另一方面，小时候通过袖珍收音机贫弱的音质收听音乐，那沁入肺腑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沙滩男孩”的《宠物之声》也好，甲壳虫的《橡胶灵魂》也好，用那种收音机来听也颇受感动。可以说，会不会对音乐产生感动，与音质的优劣其实没有关系。像查理·帕克，很多作品都是用音质粗劣的广播信号转录，就算拿精美的音响设备播放，也照样音质贫弱。但我们仍然明白这是美轮美奂的音乐，可以想象假如是当场聆听演奏，我们一定会兴奋雀跃。不管把音响设备调得多么精妙，原音与再生音带来的空气震动在物理上或感觉上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如何把刻录在唱片或CD里的音乐以自己的方式翻译出来，这条通道的构建方法，其实就是每个人构建优良音质的基础。向音响设备要求的其实是这种翻译能力。
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讲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真正的音乐是作为观念存在于乐谱中。说是为了方便暂且将它变换成声音，但其实不听那玩意儿也没关系，只要作为音乐的观念从乐谱中传递出来就可以了。的确，所谓音乐就是一种纯粹观念嘛。我常常这么想。只是要把这种观念作为观念加以捕捉，对普通人可不容易。用袖珍收音机听也照样令人感动是事实，但优良音质可以成为捕捉观念时的好帮手，这也同样明白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