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华任教 工程咨询（1949年4月—1957年底）
南京解放
1949年4月24日是一个难忘而值得纪念的日子，共产党解放了南京城，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凌晨，张光斗知道南京解放了，城内没有很大战争，国民党军队匆忙离城向南逃走了。他急忙走到街上，看到解放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他们在街上休息，而不进商店、工厂、住家。城内水电供应正常，可见工人护厂成功。在新街口广场看到市民扭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还有“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等，兴高采烈，张光斗也非常兴奋。午饭后，他到城内商业区察看，看到商店照常开门，生意兴隆，城内一派安定景象。之后，他连续几天在城内参观。张光斗要工作了，他在水电总处留守处读科技书，为青年工程技术人员讲水电工程课。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大力建设中型水电站》，说明国家需要电力，水电总处应大力建设中型水电站，因为在目前，建设大型水电站资金有困难；小型水电站的建设也很重要，可由地方办。还说了应该优先发展水电，因为水电的电费低，较经济，是可再生能源，又是清洁能源。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但是当时政府还顾不上进行水电建设。
5月，张光斗回常熟鹿苑老家探亲。轮船到达鹿苑码头，他上岸后，即被警卫带至镇政府，怀疑他是特务分子，原因是他拿的手皮箱上有外国旅行标志，他多方解释都无用。到傍晚，刚好来了一位小学老同学，给他做证，才放他回家。他觉得当地政府的警惕性高是正确的。他看到老母亲，已经76岁了，身体很弱，幸好耳聪目明。母亲见到他，非常高兴。张光斗送上礼品和钱，母亲很喜欢。大嫂身体很好，精神也好，大哥在台湾工作，儿子就业了，女儿在上学。二哥是商人，等待处理，张光斗告诉二哥，要服从政府法令，会得到妥善安排的。然后张光斗到了苏州，表姐夫殷昌颐在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张介绍到美国去实习的，张光斗说他回来得对。张木兰表姐在苏州一所中学教书，他们一家团圆了。他们一起欢唱革命歌曲，畅谈美好未来。然后他又回到南京。
不久，南京的解放军军管会派人来接管水电总处，成立水电总处保管处，黄育贤任主任，张光斗任工程组组长。水电总处保管处还设有总务组、学习组。军管会派来的领导，是一位解放军连指导员。他对水电总处员工训话，说他们都是国民党走狗，过去贪污够了，又欺压人民，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要他们认罪改造，为人民服务。他对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所以说这些话。但是张光斗思想上接受不了，认为他们过去努力工作，为了建设国家，为了抗战，也很艰苦，薪水勉强够吃饭，怎么他们成为走狗了，贪污了，欺压人民了？他思想上有情绪。原水电总处的共产党员袁定庵告诉他，南京军管会书记请他谈话。于是张光斗到旧国民政府去见军管会书记。书记接待了张，很客气。他光着脚，手挖着脚趾，对张说，那位解放军不懂党的政策，话说错了，很抱歉。他说张不是走狗，没有贪污，也没有欺压人民，张是个爱国工程师。回来后，袁定庵问张，思想问题解决了吧？张说解决了，但是心想他只是一个书记，是写文书的，不知道他是南京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张光斗后来说，当时自己的无知就是如此。
水电总处保管处总是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过了一段时间，张光斗向那位军管会领导反映，能否给一些学习参考材料？领导说张很好学懂《新民主主义论》，不要参考材料了。张光斗把《新民主主义论》读了几十遍，文字全认识，但并没有读懂，因为没有人教他们。例如他认为，没有产业的人，就是无产阶级。他们无产业，就是无产阶级。他并不知道工人阶级才是无产阶级。他还认为，共产主义这样好，为什么不把大家思想搞通了，直接建设共产主义，而要经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张光斗说，自己政治上的无知就是这样。所以，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人指导，像他那时的学习是没有用的。
经过几个月，水电总处保管处没有业务工作，学习又深入不下去，成天种树拔草。劳动锻炼是应该的，但是不结合工农，又没有人指导，所以不能改造思想。此外，与黄育贤处长也不大好相处，新中国成立前也有此感觉。因此，张光斗想离开水电总处保管处，去教书，做业务工作，这样才能发挥作用。
于是，他写信给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希望到清华大学教书。立即得到施先生的回信，请他去当教授，在开学前到校。他报告了黄（育贤）处长，黄不同意张辞职，华东工业处副处长吴兆洪也不同意。张光斗坚持要走，说这里目前没有业务工作，大学需要人教书，他还想写书。最后，华东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同意他请假一年去教书。钱玫荫也赞成他去清华大学，因为学校生活较为安定，环境较好，她也习惯于大学生活，她父亲过去是大学教授。
解放军向各地推进，全国除西南和台湾外，都已解放。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五星红旗定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6人为副主席。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举国欢腾，张光斗十分高兴，相信国家将兴盛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将提高。
初进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10月初，张光斗一家去北京。他将离开工作过12年的水电工程机构，不再从事水电工程工作，他感情上依依不舍，思想上也不平静。今后他将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要继续做工程工作，努力培养人才，建设国家，为人民谋福利。水电总处同事们送张光斗离开，也依依不舍，但理解他的心情。晚上张光斗一家到南京下关车站，把行李和书箱托运后，到江边等候渡轮。坐在江岸，观看长江夜景，想起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思绪万千，人活着总要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上了渡轮，张元正和张美怡非常兴奋。后来上了火车，张美怡很快睡着，张元正等着看黄河。
张光斗一家到了北京的火车站，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张任先生来接。他们乘车经过天安门，到骑河楼清华大学招待所。他们一家游览天安门等名胜，参观故宫，购买家具，忙了几天才到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张泽熙接待他们，安排他们暂住在照澜院姚家。次日清晨，两个小孩吃着姚家给的窝窝头，很高兴。随后，学校安排他们住到新林院53号。他们去买炊具，但是不会生火，过冬要生火炉，他们也不会。看来要过一个时期才能适应北方生活。张元正要上成志小学，他快6岁了，但顾校长说还不足6岁，不肯收，其实他在南京已上小学了。经多次请求，才同意收他入学。
张光斗见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荪。叶主任欢迎他，勉励他做好工作。又见了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张光斗感谢施院长同意他来清华大学。张光斗被评为教授，每月给1100斤（1）小米，是很高的待遇。张泽熙主任安排张光斗教土木系本科四年级结构组高等结构力学和水利组水力发电工程两门课。张光斗编写中文讲义，清华大学过去是用英文课本的，水力发电工程课又是新课，很费劲，每天工作到深夜。他想教好书，同时讲爱国主义，同学们很欢迎。他发现教高等结构力学课还可以，都是理论，讲清楚就行。但是教水力发电工程课就难了，时间很少，讲理论还可以，讲结构构造，则时间不够。他不会教，请教其他老师，也没弄懂。很多年后他才认识到，教工程课主要讲最基础的理论和构造，通过课程设计学设计方法，进行生产实习，增加感性知识，整个教学过程要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时，他还兼教北京大学土木系水力发电课。
1949年下半年，张任介绍张光斗当官厅水库工程局的技术顾问，张任也是该局技术顾问，他们两人每星期六到局工作。冯寅刚从美国回来，持美国爱奥瓦大学兰茵教授的信来找张光斗，兰茵要张为冯介绍工作。兰茵与张光斗在美国垦务局共事，他过去来华工作过，对华很友好，他们很熟。张光斗把冯寅介绍到官厅水库工作。从此他们两人合作得很好。
官厅水库过去日本人设计过，用的是混凝土重力坝。张光斗感到坝址河床覆盖层很深，建议改用土坝，领导不同意。后来苏联专家说改用土坝，才改过来了。张光斗开始想在覆盖层内做灌浆帷幕，经过试验，因设备不行，技术上不过关。由于覆盖层深16米，他建议在覆盖层内挖深槽，做黏土防渗齿墙。他参加了枢纽布置、土坝、溢洪道和泄洪洞的设计，特别是泄洪洞高压闸门的设计。张光斗说，当时他们对水库泥沙淤积是考虑不周的。
1950年寒假，张光斗随施嘉炀先生到吉林省丰满水电站参观，水电站管理局局长欢迎他们的到来。张光斗感觉到局长对他们有一定保留，很可能因为他们是旧政府过来的。那时已请来许多苏联专家，局长更信赖他们。张光斗和施嘉炀看了大坝，发现质量不好，坝体渗水，厂房内有两台机组在发电，场地乱堆着器材。他们看不到图样和资料，也没有见到苏联专家，只告知专家的意见是对坝体进行灌浆加固，同时准备混凝土施工系统，以便加高完建大坝。张光斗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对的，在苏联帮助下，混凝土系统可以很快搞起来，完建大坝。在丰满，他们吃了东北黏米饭和水库鲜鱼，东北真是好地方。想起日本侵占东北，杀害中国人民，旧恨难忘。
他们到了辽宁省沈阳市东北水利总局，魏兆麟局长欢迎他们。施嘉炀先生是魏局长的老师，魏局长请施先生和张光斗做东北水利总局技术顾问。魏局长给他们介绍东北水利建设情况和今后的计划，他们只能学习，提不出意见来。他们到申窝水库工地，看了坝址的地形和地质条件。张光斗认为这是一个好坝址，可以修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他还对混凝土配合比提了意见。施工队在打碎卵石，做混凝土粗骨料，张光斗说卵石是很好的粗骨料，混凝土和易性也好，不要费工打碎卵石。他们又到大伙房水库，张光斗帮助设计土坝、旁侧溢洪道、泄洪隧洞兼发电洞和调压井。春节前他们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张光斗应邀参加了。周总理走过来同他握手，他是那么高兴。周总理问张光斗学什么的，张说学水利水电工程的。周总理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很重要，黄河、长江的防洪兴利任务很重，勉励张努力工作。周总理的教导令张光斗毕生难忘，铭记在心。1950年春节，清华大学在工字厅举行团拜会，张光斗遇到叶企荪、张奚若、刘仙洲、梁思成、张子高、马约翰、周培源等名教授，感到很有幸，他觉得自己应该学习他们，努力工作，做出成绩。
春节后，水利部邀张光斗去官厅水库地址查勘，同去的有须恺、刘钟瑞、李维弟、冯寅等。他们到了河北省怀来县，天下大雪，张光斗去买了一瓶二锅头，在旅馆饮酒驱寒。次日，他们骑毛驴上现场，住在山顶小庙内，很寒冷。他们在现场查看了坝址地形地质条件：覆盖层深16米，可做黏土防渗齿墙；右岸山顶有平台，可修溢洪道；左岸山高，可修泄洪隧洞；坝址下游土料丰富，而混凝土骨料则较少，所以应该采用土坝。这次查勘更肯定了土坝设计方案。官厅水库主要是为防洪和供水目的，以后再修水电站。那时虽然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很高兴，因为在为人民建设。
1950年上半年，张光斗继续为土木系四年级结构组教高等结构力学，还为水利组教水利施工和水工设计，共3门课。水利施工是新课，只能讲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法，没有实习，印象不深。水工设计课只是做了重力坝计算，画断面图和构造，缺少整体观念。对这两门课虽然他很努力，但并不满意。
官厅水库将开工，水利部要张任或张光斗当官厅水库工程局主任工程师。张任不肯当。张光斗是从水电总处保管处请假来教书的，对目前的施工技术和管理也不熟悉，所以也婉谢了。
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治淮委员会为修建佛子岭水库，召开专家会议，邀张光斗参加。会议在工地开，由工程部汪胡桢部长和钱正英副部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薛次莘等老土建专家。计划坝高87米，设计地震烈度8度，岩基很好，但没有钻探资料。汪部长建议修建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如美国的巴脱勒脱坝，说是利于抗震的。张光斗说连拱坝不利于抗横向地震，建议修土石坝，附近有土石料。汪部长坚持要修连拱坝，薛次莘等都说连拱坝好，还说没有听到过能修这样高的土石坝。张光斗说即使要修连拱坝，也应做地质钻探。结果决定了修连拱坝。既如此，张光斗把美国垦务局巴脱勒脱连拱坝图样借给汪先生了。后来佛子岭连拱坝修成了，很有名，幸而没发生地震，岩基也良好，这是运气好。
张光斗保存了美国垦务局的许多设计规范和技术备忘录，很多单位来借用，管理很费事，所以他把这些资料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便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价值约2000美元，刘仙洲副校长给他写了感谢信。他存在上海岳母家两箱193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籍和资料，因运来北京很费事，他决定送给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上海勘测设计院，该院也给他写了感谢信。
20世纪50年代初，张光斗教授（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教授一起翻阅张光斗捐赠的美国垦务局赠送给他的资料（张美怡复制家庭保留照片）
1950年5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北京市举行游行，张光斗参加了。清华大学游行队伍从清华园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天安门。当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张光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然后他们步行到西直门，坐火车回清华园。这一天他走了很长的路，很累，但很高兴。
1950年中，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美军打到鸭绿江边，麦克阿瑟扬言，鸭绿江不是中朝边界，意图侵略中国。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前往朝鲜抗击美军。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必胜的把握。张光斗坚决拥护，认为必须抗击侵略军，但必胜之心不足。他曾申请到中朝边界修复被美军轰炸的水丰水电站，未去成。
1950年暑期，燃料工业部在北京成立水力发电工程局（简称水电局），黄育贤任局长，张铁铮任副局长。部人事司司长来找张光斗，说他请假一年期满，要他回部任水电局总工程师。张光斗说，到清华大学还不到一年，他想写书并刚开始动笔，目前水电局尚少业务工作，所以暂不回去。经再三劝说，张光斗仍不同意。最后，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找他谈话，说他是燃料工业部的人，请假期满，理应回部，他担任燃料部水电局总工程师，在水电建设中必将有很多工作可做。陈部长说知道他在留待解放中，保存水电资料图样，团结工程技术人员，是有功的。张光斗说明理由，请求暂不回去。陈部长同意他续假一年。
赴黄河考察
1950年暑假，水利部邀张光斗参加黄河潼孟段查勘，研究开发方案，以发挥防洪、发电等效力。查勘团由傅作义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带领，专家有苏联专家布克夫，以及张含英先生、张光斗等人，还有部办公室刘主任、崔副主任、李珍司长等，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王化云主任、赵明甫副主任等，连同工作人员和警卫共约50人。他们先乘火车到潼关，查勘黄河。布克夫提出在潼关黄河上修大坝，在关中形成大水库，可以防洪和发电。张光斗不赞成，认为关中平原是富沃之地，养育着千百万人民，历史悠久，不能淹没，而且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不宜修坝。布克夫说，关中平原泥沙淤积了还是一片农田，坝址地质条件是可修坝的，苏联伏尔加河上都修坝。于是布克夫与张光斗争论起来。
查勘团分乘约10艘木船，在黄河中顺流而下，白天行船，晚上上岸住宿。有一天，他们找不到村镇，只看见一座小庙，因帐篷不够，张光斗睡在小庙棺材上。
他们到了河南省三门峡，查勘坝址地形地质。布克夫说这里不能修坝，因为溢流坝单宽流量超过15米3/秒，是不安全的。张光斗说三门峡可以修高坝，美国许多溢流混凝土重力坝单宽流量接近100米3/秒，都很安全。布克夫给张光斗看苏联萨马林的书，当时张已能读俄文，看到书中果然写着溢流坝单宽流量不能超过15米3/秒。张说这是指灌溉系统土基上的小坝。布克夫说张光斗不对，于是又争论起来了。这时李珍等水利部的同志批评张光斗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还抱住资本主义腐朽的一套，要他改正。张想不通。傅部长找张光斗谈话，说他不懂水利工程，但知道在潼关修坝是不行的，因为不但淹了关中平原，也淹了汾河下游，他是山西人，不会同意的。傅部长说，只要张光斗认为是对的，尽管说，百家争鸣么！如有人找张麻烦，告诉他。傅部长还通知手下的人，张光斗没带秘书，所以张的待遇完全跟他相同，要他们照顾好张。于是张后面总有警卫跟着，每晚喝酸汤。张光斗与李珍等同乘一艘木船，他们过三门峡的人字门时，没有下船，顺流而下，稍有风险，但他们安全过了门，后来李珍等受到傅部长的批评。
船过王家滩时，张光斗看到山势雄伟，河谷狭窄，认为是个好坝址，他建议考虑在这里修高坝，因为水库淤积后不会影响潼关黄河水位和关中平原。而在三门峡修坝，水库淤积将影响关中平原，所以他不很赞成在三门峡修拦洪蓄水水库。
他们回到了洛阳，此次黄河潼孟段查勘结束，举行宴会。布克夫说明在潼关建坝的好处，并说明在三门峡不能修坝的理由，要与张光斗辩论。张说今天联欢，不讨论工程。张含英先生说，布克夫专家水平高超，一到黄河，就指出黄河的关键问题是泥沙，他在黄河工作多年都没有弄清。张光斗对张含英的话不理解。
到了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傅部长对王化云主任讲，请张光斗当黄委会总工程师。王化云主任和赵明甫副主任热情地邀请张光斗当黄委会总工程师，并说要为张盖小洋楼。张光斗婉谢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懂治河工程，即使来，也不住小洋楼。最后，黄委会请张光斗当技术顾问。
张光斗留在开封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黄河潼孟段开发方案的建议》，提出三门峡、王家滩和八里胡同3个坝址，其中三门峡坝址地质条件最好，但水库泥沙淤积将影响关中平原，只能修滞洪水库。王家滩如果坝址地质条件好，宜修高坝，水库淤积不会影响关中平原。八里胡同坝址如果地质条件好，也可做一梯级。后来经勘探，发现王家滩和八里胡同两坝址地质条件都不好，不宜修坝。另一篇文章《黄河治理的设想》，建议中上游进行水土保持，这是根本，黄河干流上修梯级水库，进行防洪和综合利用，下游进行河道整治。
回北京后，傅部长要李珍司长等到张光斗家表示慰问并道歉。傅部长还两次设家宴请张光斗。水利部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时也请他参加，“五一”和国庆天安门游行时请他上观礼台。傅部长的关怀，张光斗衷心感谢。
1950年下半年，张光斗教土木系本科四年级水利组的水工结构课和水力发电工程课、农田水利高专的农田水利课和电机系本科四年级电力组的水力发电工程课。水工结构课是国内新开的，他做尝试，编写讲义，安排设计，效果尚好。那时教学纪律较严，农专大考时，一个学生作弊，受到记大过和考试不及格处分。张光斗能教电机系课感到很高兴，他认为各专业应该相结合。
在节假日，张光斗到官厅水库工地当顾问，局长高镜莹很欢迎。他与主任工程师李维弟和设计工程师冯寅一起解决许多工程技术问题，如高边坡稳定、隧洞混凝土衬砌等。张光斗回忆说，现在看来，当时他对教学和生产工作是重视的，但研究和提高理论的工作做得很少，是很大的不足，也是他长期的缺点。
水利部在河南省开引黄济卫工程计划会议，该工程能灌溉近百万亩（2）。农田和引水到天津，有很大效益，大家都赞成。但破黄河大堤引水，过去未做过，不放心。黄委会委托张光斗做引黄济卫工程进水闸的设计。张光斗和吕应三去黄河现场查勘，挑选在黄河铁桥上游左凹岸挖引水渠，可保证常年引水，挖大堤建进水闸，在土基上建闸，不用桩基用钢板桩防渗，用横梁相互支撑闸墩和边墩，这些在设计上都是创新。进水闸建成后，运行很成功，也很安全，至今仍正常运行。其设计进水流量40米3/秒，黄河水位高时可进水80米3/秒，闸下游消能也好。张光斗还指导灌溉渠系和沉沙池设计，他建议必须做排水渠系，以免土壤盐碱化。进水闸施工时，他们去工地检查，当地农民都不赞成，怕大堤决口。工程经过汛期，看到渠道流清水，农民捧着水喝，高兴得流泪。但是后来因为进水闸用了钢板桩，违反了苏联规范，张光斗受到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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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时，张光斗和吕应三去佛子岭工地。在蚌埠到合肥的火车上，他的钱包被窃了，到合肥旅馆买酒时才发现，他们身无分文，不得已向安徽省委曾书记借钱。到了工地，他们看到连拱坝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由部队负责，解放军战士十分认真，按工艺规范施工，工程质量优良。而现在的工程质量远不如从前，都是施工不认真按规范进行的缘故。张光斗认为设计上对横向地震时的连拱坝的应力计算不完全符合实际，建议在支墩中多加钢筋。听说淮河干流上润河集闸由苏联专家布克夫设计的，用水下压力油缸启闭的平板闸门，张光斗认为不可靠，后来果然因运行不可靠而炸掉了，但他那时却因不同意苏联专家意见而受到批判。
1951年1月1日晚，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宴请苏联专家布克夫，邀张光斗作陪。布克夫要与张光斗辩论黄河潼关大坝，还有官厅水库土坝。布克夫主张用黏土防渗铺盖，不赞成中方用的黏土防渗齿墙。他说按土力学理论，黏土齿墙在结构上是不安全的。李葆华副部长说可以讨论。张光斗认为布克夫的理论不对，不愿讨论，因为那时一面倒，与苏联专家讨论无益，借故走了。
寒假中，张光斗又去了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旧地重游，倍感亲切。上清渊硐水电站已经发电了，下清渊硐水电站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杨森军阀炸毁，现已修复发电。目前正在修建狮子滩水电站。大坝在狮子滩上游他们原选的坝址，是混合堆石坝，上游侧是混凝土墙，下游侧是堆石坝体。溢洪道在左岸，在右岸挖压力发电隧洞，通至上清渊硐水库库尾悬崖下。工程布置设计得很好。张光斗看到大坝混凝土浇筑中，混凝土已初凝，仍加水浇筑，他说不好，要停浇。领工说他没浇过混凝土，不懂不要乱说，后来局领导批评了领工。大坝岩基有水平向黏土夹层，有的厚1厘米，工程处试验结果，黏土层的摩擦因数为0.4，张光斗不相信。到实验室看，原来他们把黏土样先烘干，再磨细成粉，进行试验，说是苏联专家规定的。张光斗说这样操作不对，他到现场，取黏土样，直接进行试验，得出摩擦因数不到0.1。实验室同志讲，他们的试验方法是苏联专家规定的，不能改。张光斗只能回北京后，告知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两位苏联专家去了工地，减小了摩擦因数到0.2，修改了设计。张光斗在工地看到溢洪道在页岩中，建议加长保护，也修改了设计。
1951年初，燃料部水电局邀请张光斗去浙江省黄坛口水电站地址审查设计。他到了浙江杭州，见到黄坛口水电工程处处长徐洽时，徐是他的老同事。这个工程由浙江省工业厅主管，厅长是顾德欢，顾是他在上海交大时的老同学、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光斗曾写信给顾，说顾参加革命，对国家和人民贡献很大，而自己仅做很少工作，非常惭愧。顾回信批评他不要考虑个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这次见到顾德欢，张光斗很高兴。
审查组到了黄坛口水电站地址。工程处选定的坝线，左岸是岩体，较为完整，左岸是45度坡，表面是土和石块，工程处认为下面不深处就是岩石，坝址没有钻探资料。要修50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张光斗认为坝线的地质调查和钻探资料较少，左岸山坡下面可能岩石面很深。建议把坝线向下游移约100米，那里左岸都是岩石，较为稳妥。如要用现定的坝线，则必须做钻探工作，查明左岸下面岩基是否不深。张光斗回到杭州后，见到顾德欢，告诉顾他的意见和建议，并写了意见书。回到北京后，张光斗把意见书寄给燃料部水电局张铁铮副局长，并当面说明他的意见。但徐洽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认为已定坝线没有问题，且急于开工，调钻机时间上来不及了。于是黄坛口水电站大坝就施工了。
大坝在河床两侧分期导流，先修右侧重力坝，待修左岸重力坝时，发现左岸土和石块覆盖层很厚，岩基在很深处，很难修重力坝或土坝，工程出了问题，为此顾和徐两人做了检查。顾德欢厅长批评张没有跟他力争，只是送他一份意见书，张无言以对。
这一时期有不少工程，因地质资料没有弄清，出了问题，因此，燃料部水电局和水利部都强调，水利水电工程必须重视地质调查和钻探。关于黄坛口大坝如何修改设计，张光斗建议，在河床重力坝左端修一短的斜重力坝段，与下游左岸岩基相接。苏联专家提出修一个很长的土坝与上游左岸岩基相接。后来就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施工。
1951年上半年，张光斗继续教土木系水利组的水工结构课，还教水利施工课和水力机械课。水工结构和水力机械是两门新课，编写讲义的任务较重，张光斗总觉得工程课很难教，不懂得工程课主要讲基础理论和基础构造，想讲全面时间不够。他觉得关键在于他不注意培养学生能力和创新精神，工作中研究和提高理论的工作做得较少，是不对的。在学期末，施嘉炀院长决定成立水力发电工程系，任命张光斗为主任。张光斗开始准备，见了周培源教务长，请示办系方针，考虑水力发电工程系本科4年学什么课程，并留张思敬和谷兆祺为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水利工程系，就取消了水力发电工程系。
学期中，黄河水利委员会得到水利部批准，决定修石头庄溢洪堰，以便遇到黄河大洪水时，分洪到北岸北金堤内分洪区，要张光斗代为设计。黄委会为了节省经费，决定采用土石溢洪堰，堰顶筑土埝，分洪时扒开。张光斗和黄委会赵明甫副主任等到现场选定了堰址，在石头庄黄河左岸大堤平直段。为了减小分洪溢流水头，溢洪堰长800米。溢洪堰采用印度式的，堰的上游坡为1∶2，下游坡为1∶10，用几排浆砌块石墙，墙之间填块石，堰两端裹头用块石保护，堰上下游大堤也要用块石保护，上游大堤保护长约800米。当地干部认为大堤和堰下游保护太长，费石料，赵副主任与他们争论，张光斗帮着说理，争论了通宵才定下来。石头庄溢洪堰没有用过，后来修了分洪闸，把石头庄溢洪堰恢复为大堤。
其间，另一件事是长江修建荆江分洪闸，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设计，水利部须恺先生要张光斗帮助审查设计。张光斗看了设计图样，发现闸墩放在底板上，是按飞机轮在跑道上着陆计算底板钢筋的，而不是按多跨弹性地基上梁计算的，底板内钢筋上下放反了。经多次讨论，长江委林一山主任认为张光斗是对的，便把工地的钢筋返工重绑，闸建成后，工作得很好。从此，林主任请张光斗担任长江委技术顾问。
暑假时，张光斗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同往黄河上游泾河查勘水土流失状况。他们两人都主张，水土保持工作是治黄的根本。他们坐汽车沿泾河的公路上行，直到甘肃省内。沿路看到坡地不长树木和茅草，大雨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坡地上很少耕地，人民生活非常艰苦。雨水汇集后在坡地冲成深沟，沟深达一二十米，沟壁陡立，沟头每年向上游延伸，沟壁坍塌，更增加水土流失。这样，黄土高原形成了很多沟和峁。水土保持工作要在坡地上植树种草，挖鱼鳞坑，修梯田。要在沟头做保护工程，在沟内修谷防，防止塌坡。要在溪河中修淤地坝，减少水土流失，造成耕地。水土保持必须综合治理，有生物的，有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增加耕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能减少泥沙入河，有利于河道治理。水土保持工作要进行科研，设立试验基地，开发新技术。水土保持工作收效较慢，必须抓紧进行，持之以恒。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由于当地人民较穷，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待人民发展生产后，自力更生走向富裕。他们写了泾河查勘报告和水土保持工作建议书，送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有一趣事，李赋都副主任好吃羊肉，但因为张光斗不爱吃羊肉，他一路不吃羊肉。到了甘肃一个乡镇，李主任与张商量，他一人吃羊肉，张远离开，张光斗当然同意，但张闻到羊肉味后，即大吐。可见人的生活习惯是不易改变的。
1951年下半年，张光斗教土木系四年级水利组的水工结构和水力发电工程两门课，他重新编写讲义，着重在基础理论和基础构造，加重设计工作，较前稍有改进，但还不满意。他继续准备成立水力发电工程系，计划基础课与土木系相同，技术基础课有水文学、水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钢筋混凝土学、工程地质学、工程材料学等，还有电工学。专业课除水力发电工程课外，还要有其他水利工程的课和电机工程课，知识面要宽一些。他还考虑要建立哪些实验室，并开始写水工结构教材。由于工作很繁忙，所以未到外地出差，只是去官厅水库工地做顾问。那里工程进展很顺利，大坝地基覆盖层深槽已挖到基岩，但不能挖干净，有漏水，张光斗建议浇筑少量水下混凝土，然后在槽内填筑黏土齿墙，结果很成功，后来的防渗效果好。溢洪道已挖成，有高边坡稳定问题，当时只用锚杆和喷混凝土，还是成功的。泄洪隧洞已挖成，正在衬砌混凝土。高镜莹局长对他参与工作很欢迎。
寒假时，张光斗与吕应三又去淮河参观梅山水库工程。他们乘火车到安徽合肥，晚上到合肥后找旅馆，因过年，旅馆都客满，又下大雪，他们不得已在火车站过了一夜。到了梅山水库工地，受到工程局俞局长的欢迎。梅山水库用连拱坝，比佛子岭连拱坝稍高，是世界上最高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岩基坚硬，但有黏土夹层，用各种方法冲洗，都不能把黏土冲洗出来。张光斗建议把有黏土夹层的岩层挖除，施工中这样做了，但左岸有部分黏土夹层的岩层没有清除干净，后来左岸坝基向下游稍有移动，经用锚索加固才稳定。他们还去了淮河流域其他水库如南湾水库和白沙水库等参观。这些水库都用土坝，采用河岸溢洪道、泄洪隧洞。溢洪道用弧形闸门，泄洪隧洞进口有用进水塔的，也有用斜坡式的。总的说来，工程设计施工是好的。后来由于水库防洪标准不够高，有的水库大坝被洪水漫顶冲垮了。由以上工程可看出，修建大坝必须弄清地质条件，做好地基处理，防洪标准要足够。回北京后，他又去了官厅水库工地做顾问。
1952年初，张光斗刚从官厅水库回家，次日早晨土木系主任来通知他，学校有紧急任务，要他别再出差了。原来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师生们先听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人的思想受社会的影响，教师们从旧社会来，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必须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周总理还讲了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他说我们必须学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张光斗很受教育，亲切感人，终生不忘。他认识到自己必须很好地改造思想。思想改造有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是批判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
同学们批判张光斗宣扬美国科学技术，说美国科技好，反对苏联专家布克夫的社会主义先进经验，如黄河潼孟段开发方案、润河集闸、官厅水库土坝等。张光斗思想上接受不了，他认为科技在应用上是没有国界的，他和布克夫的意见不同，不是政治问题。他学的是美国科技，说美国科技比中国好，这是事实，说不上他亲美和崇美。如果他亲美和崇美，就不回国了，或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去美国了。他思想上不通，检讨难于深刻，也就过不了关。在思想上，同学们批判他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充满资产阶级思想。张光斗后来认识到，自己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受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认识到这些思想的错误；对历史和社会进步是人类集体创造的，个人是渺小的，虚心使人进步，团结才有力量等认识不深，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不断思想改造，才逐步有所认识，当然还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当时他对自己的思想还认为是自信自强的表现。他认为自己尊重别人，愿意与人合作，从不损害人，攻击人，总是与人为善；自己诚实正直，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所以同学对他的批判，他也接受不了，因此检查也不深刻。这样引起同学们更激烈的批判。运动进行了约3个月，张光斗情绪很低落，心情不好，不断检讨，总是过不了关。“洗澡水”很热，但总“洗”不干净。最后他做了检讨，有些思想仍没有通，但勉强过了关。
1951年夏，张光斗在燃料部请假又期满，他又拖延半年。1952年，蒋南翔来清华大学当校长，蒋校长不同意张光斗离校，从此张就在清华大学留下来了。张光斗说，在学校他不能全时参加工程建设工作，但他常做工程技术顾问，更为超脱，有有利之处，所以人生过程是靠机遇。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学生参与生产实习
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主要是学习苏联。教育部领导来清华大学做报告，说中国教育必须向苏联一边倒，全部学苏联，把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全盘学过来，一定能收到成效，将来若有局部不适应的，可调整。蒋南翔来清华大学当校长，他已去苏联考察高等教育一段时间。教育部首先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中综合大学是文理科的，工、农、医、商、法等职业科院校分开设立。于是在教育部领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是全国性的，规模巨大。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科大学，把文理科调到北京大学，农、矿、石油、航空等系都调出，分别成立大学和学院。北京大学的土木系调入清华大学。大学内分三级体制，即校、系和教研组三级。清华大学土木系分成土木工程系和水利工程系，水力发电工程系并入水利工程系。水利工程系由张任担任主任，夏震寰和张光斗任系副主任。下设水力学教研组，夏震寰任主任；土力学教研组，陈樑生任主任；水工结构教研组，张光斗任主任；水能利用教研组，施嘉炀任主任；水利施工教研组，陈祖东任主任。
1953年，张光斗夫妇和水工结构教研组教师同游颐和园（前右四为张光斗先生，前右五为钱玫荫女士）（张美怡复制家庭保留照片）
蒋南翔校长做报告，说要全面学苏联，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等，一步一步学，计划在一年半时间内学完，称为“过河”。教师们先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资料，蒋校长反复说明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张光斗感到苏联教学经验确实是很系统完整，理论联系实际，工程专业课既有理论，又有布置和构造，还有设计和生产实习，非常满意，决心努力学习。年底来了苏联专家，水利工程系有两位，高尔竞柯是水工方面的，倪克金是水能利用方面的；还有萨达维奇，在土木系，兼管水利工程系的水利施工。后来又来了卡什尼克夫，是水力学方面的，库兹明是土力学方面的。
在专家的帮助下，清华大学领导决定在水利工程系设立两个专业，河川及水电站建筑物专业，下设水工和水电站两个专门化；还有水力动力装置专业。然后制订了教学计划，学制5年，毕业后得工程师称号。当时教育部定的高校培养目标是又红又专的劳动者。清华大学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接着拟定各门课的教学大纲。这样，专业的主要教学文件就齐备了。首先教师学习讲课。高尔竞柯专家给教师和外校进修教师讲水工建筑物课，他写了讲义，张宪宏翻译成中文，张光斗校对。本科水工和水电站专门化专业的学生，他们的水工结构课由张光斗和张任讲。水工结构教研组的教师除张任和张光斗外，还有丁则裕、吕应三、张宪宏、沈之良、孙肇初、冯国光、舒焕铸等，大家既要学习，又要工作，是很忙的，张光斗每天工作约14小时。接着，教师做课程设计，由苏联专家、张任和张光斗辅导。同时，全体教师要辅导学生做课程设计。苏联专家讲课内容有理论、有技术，较为精练，课前准备，讲得清楚。课程设计有枢纽布置，有建筑物结构设计和计算，考虑较全面，计算较简，着重于学习设计方法，教师们较有收获，张光斗在全校教师中做了学习经验的介绍。
1953年暑假，学生分到几个水利工地进行生产实习。出发前，制订了实习计划和大纲，学生主要做工程师的助手，也要进行生产劳动，还要提一些技术建议。当时各工地对学生生产实习是很支持的，安排实习地点，更换实习岗位，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免费提供宿舍等。高尔竞柯专家和张光斗同去大伙房水库工地，指导生产实习，并参观工程，受到工程局领导的欢迎。他们看到在土坝施工中，黏土含水量过高，碾压后层面呈橡皮弹簧现象，这对大坝安全是不利的，他们建议降低黏土含水量。高尔竞柯还提了其他一些建议。为此，工程停工了一年，给采土场排水，把黏土料风干到最优含水量，堆存保护，用来施工填筑大坝。结果很成功，大坝安全运行。
暑假时，燃料部陈郁部长邀张光斗去黑龙江省镜泊湖水电站处理工程事故。到镜泊湖后，张光斗了解到，水电站输水隧洞由于进水闸门开启时没有按照设计规定分期开启，而是快速开启，引起隧洞内压力波，使隧洞下游端一段钢筋混凝土衬砌裂开，进水闸室内启机被冲坏，水电站已停电。他从进水闸通气井下到隧洞内，在流水中步行，由于水冰冷，他的腿脚抽筋，只能出来。第二次，他坐在水中小木盒内请工人推行，到了衬砌裂缝处，他把手臂伸进裂缝内，手可摸到岩层，可见裂缝之大。苏联专家提出在衬砌外岩体内固结灌浆，然后修补钢筋混凝土衬砌，再发电。张光斗认为，由于这段隧洞外岩体是沙砾子母岩，较软弱，在高水压力下压缩变形，导致衬砌裂缝，不能用苏联专家的办法对岩体进行压力灌浆，这样会把衬砌裂缝挤得更大。他建议在衬砌内加钢环支撑，加做钢环混凝土衬砌，以承受内水压力和外岩石压力。在当时情况下水电站可恢复发电，但要稳定发电，不调峰，减小水击压力，在此期间准备加固施工，再停电加固，加固以后可正常发电。东北电管局同意恢复发电，但要张光斗在发电平安后再走。结果恢复发电成功。后来苏联专家组同意张的意见，进行加固。至今镜泊湖水电站安全发电。
1953年下半年，系里继续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并由高尔竞柯指导教师进行毕业设计，准备下学期学生的毕业设计。寒假时，学生进行毕业前实习，准备了实习大纲和计划，主要是收集毕业设计资料，毕业设计题目要结合实际工程。
高尔竞柯专家建议在校河上修建水利枢纽和露天试验场，作为教学科研之用。张光斗感到工程很小，起不到教学作用，而露天试验场冬天不能用，但也不好反对。学校领导批准了，于是进行水利枢纽和露天试验场的设计，有溢流重力坝和水电站，完全仿照苏联土基上筑坝的形式。修建工作进行了冬季暖棚施工，工程虽小，但技术问题也不少，由谷兆祺负责施工，张光斗指导，施工还是很费劲。由于对水源研究不够，进行了几年露天水工试验后，来水减少，1960年以后，不再能做水工试验，水电站也不能发电，最后把整个工程废弃了。这也是不重视研究原始资料的教训，也是学苏联的一个失误。
高尔竞柯专家还建议修建新水利馆，他帮助设计，一二层相通的大厅是实验室，主要是试验场、试验水槽和水轮机模型试验机座。一层是门厅、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教室。两翼是土力学、结构和电测实验室，还有办公室和图书馆。新水利馆的建成，有利于水利工程系的发展。
195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进行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并请苏联专家做顾问。林一山主任主张修建三峡工程，同张光斗讨论。张光斗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进行三峡工程勘测规划的情况，说他当时是不赞成在美国帮助下进行三峡工程工作的。由于时间短，收集的原始资料很不齐全，设计中主要为发电，没有考虑综合利用，研究的问题很不全面，所以设计是很不成熟的。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勘测规划设计工作，时机成熟时，三峡工程一定会修建的。
1953年底，教育部评定教师职称，在水利工程系，施嘉炀和张光斗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4年春节前，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举行联欢会，把新中国成立前参加水电工程的技术人员都请来，欢叙旧情。李锐局长说要大力发展水电，希望大家为水电建设做贡献。李局长能团结旧社会来的水电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很好的，大家都年轻，可以做很多工作。李局长大力支持修建水电工程，宣传水电的优越性，这也是很好的。他还批评了已建的水利工程不重视水电建设，如官厅水库、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等。张光斗认为那是因为当时防洪紧急，所以先搞水库，后建水电站，也是可行的，现在这些工程都有水电站了。他主张水利和水电应很好地合作。
1954年，李锐局长与蒋南翔校长商定，要张光斗兼任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张光斗去上班了，但因学校工作太忙，没有很多时间去水电建设总局工作。
李局长反对三峡工程，组织水电建设总局人员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他把自己的文章交给张光斗，征求意见，并要张写文章。张把文章退给李局长，未发表意见，并说他忙，没有写文章。由于张学校工作较忙，而他同李局长对水利与水电关系的看法上不完全一致，他们都主张大力发展水电，张赞成水电与水利合作，而李局长则主张水电与水利分工，所以张逐渐少去水电建设总局。
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邀张光斗参加新安江水电站设计，该水电站是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简称华东院）设计的。张光斗去杭州和工地开会，认为坝址地形地质条件优越，可修大型水电站。由于河谷狭窄，用厂房顶溢流布置是合适的。他也赞成用木笼围堰进行河床分期导流。他为新中国成立前做的勘测资料得到应用而感到高兴。参加会议的还有苏联专家，他们意见较一致。
1954年上半年，官厅水库建成了，水利部傅作义部长约张光斗同去参加落成典礼。他们乘汽车经过八达岭长城。这是张光斗第一次到长城，看到长城如此雄伟，令人无比自豪。参加官厅水库落成典礼，他也很高兴，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参加设计的大水库。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修建这样的大工程，希望将有更多的大水库建成。典礼后，张光斗见到冯寅设计主任工程师，冯寅为官厅水库设计做了很大贡献，应该很高兴，但是他垂头丧气，精神低落，说是犯了错误，受到工程局局长的批评。张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他常找美国资料做设计参考。张光斗说不管这些，做好工程是主要的，将来是非终有定论。
1954年上半年，学生进行毕业设计，每人一个题目，分别由教师辅导。毕业设计中，要做枢纽布置的比较方案，进行较深入的建筑物设计，最后做施工组织设计，要求画七八张大图样。因为时间短，不可能做完整的设计，主要是学习设计方法。至此，水工结构教研组已学习了苏联教学经验全部过程，率先“过河”。张光斗又一次向全校教师交流学习心得，并被学校评为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的先进分子。张光斗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的苏联教育经验，对清华大学很长一段时期起到了影响。现在看来，这个经验学习对当时国家需要水利建设人才是合适的，但是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专业过窄，知识面也窄，理论基础较弱，不重视创新和能力培养，特别是缺少自学能力，也不重视科研。这对学生的成长和水利科技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这些也是他的弱点，不重视科研，不注意不断提高理论水平，缺少创新精神。这些可供后来者参考。
1954年暑假，高尔竞柯专家、吕应三和张光斗去淮河参观佛子岭和梅山两座连拱坝。高尔竞柯对大坝设计很赞许，并说支墩底部必须嵌入岩基，以增加摩擦阻力，因为连拱坝较轻，抗滑安全系数可以稍小于1。张光斗认为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坝抗滑安全系数是半经验性的，连拱坝抗滑安全系数和支墩底嵌入岩基是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
1954年下半年，高尔竞柯专家期满回国。张光斗与他共事两年，得到他许多帮助，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但张光斗对他也有一些意见，主要是他的傲慢态度，他说水利科技上什么都是苏联第一，美国水利科技都是落后的，中国更不在话下。实际上并非如此，各国都有先进的方面，美国高坝经验较强，中国灌溉和治河也有很好的经验，中国近年来修的高坝不比苏联少。高尔竞柯的技术观点张光斗也不完全同意。例如，高尔竞柯说水工建筑物科技中主要是水力学问题，结构理论不重要。他不主张做水工结构模型试验，认为结构模型试验是不必要的。他还认为大坝多数修在土基上，岩基上的坝是少数。他重视技术，不重视提高理论水平。这些问题张光斗与他讨论过，大家认为张不虚心，需要思想改造，认为应该一边倒学苏联。
在这里，要讲一些非教育科技的事。1951年，张光斗夫妇邀请岳母来新林院住，以便奉养她。岳母感到在北京过冬不习惯，学校又将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所以决定回上海。1953年张家搬到胜因院11号住，又请岳母来，过了半年，她还是不习惯，又回上海了。钱玫荫从1952年起，在学校大图书馆工作，任采购科科长，又任图书馆工会主席，很有成绩。张元正在清华附小上学，张美怡在清华幼儿园上学。他们一家是很幸福的。他们的邻居是梁思成、林徽茵教授和傅鹰教授，彼此相处得很好。
1955年，张光斗先生全家在胜因院11号家门前（张美怡复制家庭照片）
1955年上半年，水利工程系教师总结学习苏联的成果，写出总结报告。他们还整理了高尔竞柯专家的讲稿中文译文，正式出版成书。系里的所有教学工作，都照学苏联。张光斗他们在露天试验场，做了丰满水电站水工模型试验，由于溢流坝与右侧电厂厂房间的隔墙太短，电厂尾水道是转弯的，溢流坝下泄水流，冲刷了右岸。高速水流还冲坏了护坦和消力墩。他们在试验中把隔墙和护坦适当延长，取消消力墩，把问题解决了。后来丰满水电站基本上是按此办法修复的，效果尚好。其间，试验场还做了新安江水电站的水工模型试验。厂房顶溢流下泄，冲刷右岸，依据试验结果，把右翼墙下游段稍向左转，就能解决问题。
张光斗还主持建立了水工结构实验室，做结构模型试验，先做了流溪河拱坝结构模型试验。流溪河拱坝是中国第一个100米高的薄拱坝，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水工结构实验室，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工结构实验室。实验结构把拱坝体形稍加修改。拱坝右岸有顺河向断层，做网格混凝土塞加固，也做了试验，证明是安全的。接着又做了响洪甸拱坝的结构模型试验，也取得较好的结果。此后这个结构实验室有很大发展，做了很多坝的结构模型试验，近年来还做了地质力学模型试验。国内许多高校和研究院所后来都成立了水工结构实验室。
1955年暑假，张光斗与吕应三去工地检查学生生产实习。他们先到黄坛口水电站工地，刘局长很欢迎。局里把生产实习安排得很好，张光斗也学到了许多工程知识。当时工地有问题在争论：左侧顺河向土坝黏土下游反滤层，设计上要求黏土颗粒与第一层反滤颗粒的粒径比按无黏性土的规定，这样第一层反滤料将很细，其他层反滤也要较细料，施工上难于做到。张光斗认为，黏土只可能发生流土，不可能管涌，所以第一层反滤料可以较粗。设计同志不同意，给他看规范，他也不同意。由于施工要抓紧，由张光斗签字修改反滤层要求。后来工作得很好。
接着，他们去流溪河水电站工地，谭靖夷总工程师欢迎他们。工程局为水利工程系学生安排生产实习，做得很好。他们参观了高双曲薄拱坝，混凝土质量很好，右坝头断层网格式混凝土塞做得也很好，说明工程局对施工工艺和质量是很重视的，他们学到了不少工程技术。当时，刚遇到地下厂房开挖时岩体顶部塌方，有很大方量，不幸造成工人伤亡，谭总工程师正在处理事故。经过加固以后，岩顶已稳定，未再坍塌。那时工程局岩体锚固技术还较差，再加上对施工安全不够重视，所以发生这一悲痛事故。由此可见，提高施工技术，重视施工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1955年暑假，张光斗还受黄河水利委员会赵明甫副主任邀请，去河南泾洛河查勘。他们对泾河和洛河做了全河查勘，考虑开发计划，为了黄河下游防洪，拟减小黑石关洪水流量，兼顾本流域的灌溉和发电。他们初步选定了防洪水库坝段，泾河在陆浑，洛河在故县，决定先由黄委会做坝段勘测工作，明年再来选坝址和坝型。随后他们游览了龙门石窟等名胜古迹，看到龙门石雕人像，非常宏伟壮观。
当选学部委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成立学部，选举学部委员。报纸上公布了当选学部委员名单，这是由组织上征求各方面意见，并进行调查后选定的，其中有张光斗的名字。清华大学还有刘仙洲、梁思成、孟昭英、钱伟长、张维和章名涛。张光斗一开始认为，这不可能是自己，是另一个同名者，因为自己学识浅薄，德望不高，又少贡献，当不上学部委员。后来接到通知，才证实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感到很惭愧。在北京饭店开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时，周总理讲了话，郭沫若院长做了报告，讲了学部的目的和任务，希望大家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努力，做出贡献。张光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副总理说能当上学部委员是很光荣的，说明在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要虚心，因为没有被选上学部委员的人，可能学术水平更高，所以没有被选上的人也要安心。张光斗认为自己就是学术水平不够高的人，应该十分虚心，努力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学部将为国家科技方针政策和计划做咨询，并领导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是张稼夫、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等10人。分4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技术科学部主任是严济慈，副主任是茅以升和赵飞克。张光斗在技术科学部。
1955年下半年，张光斗在清华大学水工结构教研组继续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教水工专门化的水工结构课，指导水工模型试验和结构模型试验。他们开始重视科研工作，但主要是生产性的试验工作，缺少基础性科研工作，特别是缺少理论研究工作，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赵飞克副主任来学校同张光斗商量成立水利方面基础性研究的研究所。经过技术科学部多次研究，先成立水工研究室，请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帮助，研究室暂设在原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大学建的小楼内，一层作为中科院水工研究室的办公室，二层作为中科院动力研究室的办公室。水工研究室暂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实验室，待不久的将来，水工研究室在外面建好办公室和实验室后就迁出，小楼送给清华大学。这样的安排得到清华大学的同意。
于是，张光斗着手进行水工研究室的筹备工作，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新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还要招收1956年新大学毕业生，采购图书资料等，要做的工作很多。
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于1956年初正式成立，任命张光斗为主任。成立前，中科院张劲夫副院长找张光斗谈话，说成立水工研究室，表明中科院对水利基础性研究的重视，希望能取得很大的成绩，要张努力工作。在水工研究室筹备过程中，赵飞克副主任给予了很大帮助，如聘请回国研究人员钱宁博士、林秉南博士、萧天铎博士、张有实副博士、丁联臻副博士、冯启德硕士、黄进副博士等，还招收了新大学毕业生万兆蕙等10余人。中科院党组派杨家德任水工研究室支部书记，他是11级干部，是较高级的干部。水工研究室设3个组：泥沙组，夏震寰教授任组长，钱宁博士任副组长；水力学组，张任教授任组长，林秉南博士任副组长；水工结构组，张光斗教授兼任组长。后来，在华东水利学院增设了水文组，刘光文教授任组长。水工研究室开展了水利基础性研究，如泥沙，着重研究泥沙冲淤规律；水力学，着重研究高速水流；水工结构，着重研究结构理论；水文，着重研究陆地水文理论。水工研究室还主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水利学会的《水利学报》，第1期发表了张光斗的论文《混凝土重力坝的渗透压力》，他开始重视理论研究。
1955年寒假，张光斗与吕应三等水工结构教研组的教师同往新安江水电站参观，并进行学生毕业前实习，工程局徐洽时局长表示欢迎，华东院潘家铮主任工程师负责接待。该工程即将完成发电。当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混凝土重力坝体内有局部架空漏振点，需要灌浆加固；二是厂房顶与重力坝是分离的，在泄洪和地震时，厂房将与大坝脱开并振动。张光斗建议在厂房顶与重力坝之间加钢丝索，使厂房顶不能与重力坝脱开，后来就这样做了，新安江水电站厂房顶溢流是很成功的。他们在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学到了很多技术。他们的体会是作为教师，既要做教学科研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向工程师和实际学习，不断提高理论和技术水平。
1956年春节，在北京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央领导同志同学部委员一一握手。张光斗说，这是他第一次与最高中央领导们握手。
1954年，经孟昭英等介绍，张光斗加入了九三学社，这是他要求进步的表现。当时刘仙洲副校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教授们祝贺他。这表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落实，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张任来找张光斗，说他们是否也应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光斗表示自己离共产党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现在还不能申请，以后思想改造有进步了再考虑，目前他不考虑。
1955年下半年，水利工程系党总支李恩元书记和张思敬副书记找张光斗谈话，鼓励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光斗想到过去在大学时代，不敢接近地下共产党，革命性不强，新中国成立后，虽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远没有改造好，个人意识还不少，近年来，又没有很好地学习，读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感到自己离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差很远，所以他说自己不够条件，不敢申请。经两位系领导再三启发和鼓励，张光斗抱着试试的思想，写了入党申请书。他报告了自己的经历，讲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讲到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有许多缺点，但他牢记周总理的教导，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继续改造，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张光斗的入党申请书送上去以后，党总支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进行教育，指出他的缺点。这些教育，和风细雨，较为深入，触及灵魂，使他认识到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缺点，对他的帮助很大。但要真正改造，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努力。他几次修改了入党申请书，还填写了有关入党的表。1956年春，水工结构教研组党支部开会，讨论了张光斗的入党问题，同志们提了不少意见，最后通过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清华大学党委袁永熙书记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希望他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会后蒋南翔校长也对张光斗表示祝贺。
1956年中，张光斗接到常熟老家来信，告知母亲不久前病故了，享年83岁，他非常悲痛。母亲养育了他，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他升学，他没有报答母亲，临终前，母亲也没能见他一面，感到实在对不起母亲。
参与国家科技发展重大规划的制订
1955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曾多次召集学部委员开会，讨论国务院即将进行的科学规划，由严济慈主任主持。大家讨论了科学规划的任务和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科技和建设国家。张光斗还写了文章，提出建议。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集中了200余位科学家在北京西颐宾馆，为国务院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都来做报告，说明科学规划的任务和目的，要发展科技，关键是为了建设。所以决定科学规划的方针是“任务带学科”。规划工作的具体领导人是张劲夫、杜润生、武衡等。大家对规划方针进行了热烈讨论，科学家们认为科技是学科，任务能否带动学科，有不同看法。最后意见较一致，认为当前首先的任务是要发展建设，为此来发展科技，科技为发展建设服务，科技需要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就是学科，所以任务带学科是可以的。后又邀请生产部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讨论，大家认为任务带学科是可以的，并提出许多任务要求。在规划领导组的指导下，按任务分了30余组，其中有水利组，共5人，有黄文熙、严恺、谢家泽、覃修典和张光斗，张光斗任组长。他们讨论了水利任务的科学规划草案。不久，国务院邀请苏联科学院派专家来华指导和帮助制订科学规划，水利方面有两位，格立兴教授和明格利教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水利任务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水工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另一个是“水资源和流域规划”。张光斗代表水利组去领导组答辩，最后领导组批准了。于是他们进行规划，确定具体内容。格立兴专家指导水工建筑物项目，明格利专家指导水资源项目。每个项目分成10余个分任务，每个分任务要写出内容、要求、需要的科技、达到的成果、进度计划、需要的科技人员和设备等。苏联专家写出提纲，他们分工写出规划文本草案，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写出具体要求，既要能解决需要的水利技术任务，高标准，科技上高水平，又要可能做到。他们5个人分头写，并得到5位刚回国的留苏副博士的大力帮助。然后把分项任务草案在水利组会议上讨论和修改，还邀请生产部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参加讨论，提意见，进行修改。再向苏联专家报告文稿，最后向领导组报告，经修改后定稿。这项工作直到秋季才完成。接着，张光斗还参加了武衡领导的仪器、设备和科技人员的总体规划，一直到年底才结束。
科技规划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即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起了很大作用；二是增加了自然科学规划项，对自然科学学科进行了规划，因为自然科学学科不是任务能带动的。
1956年暑期，科学规划工作短期休息，张光斗应黄河水利委员会赵明甫副主任邀请，第二次去河南泾洛河选坝。他们在陆浑选定了坝址和比较坝线，建议采用土坝和河岸溢洪道。他们在故县也选定了坝址和比较坝线。由于左岸岩坡较高陡，坝头连接较难，但可开挖，张光斗建议采用混凝土重力坝，做好左坝头连接。黄委会一位领导建议采用定向爆破堆石坝，张光斗认为河道太宽，定向爆破坝不易做好。后来设计中采用了混凝土重力坝。
在这个时期，张光斗没有担任学校的教学任务，但还管清华大学水工结构教研组和中科院技术科学部水工研究室的工作。水工研究室要筹建办公室和实验室，技术科学部和张光斗的意见是建在中关村，离清华大学较近，便于合作，而水工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主张建在紫竹院，说是面积较大，环境较好，可能是希望离清华大学较远，可较有独立性。看来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合作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后来水工研究室并入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未建办公室和实验室。
有一件事，张光斗至今不能忘怀。周总理在中南海举行露天招待会，张光斗因事没有时间换呢制服，穿了布制服出席。周总理与张握手时，看见张穿布制服，就问张经济上有何困难，可以告诉他。张光斗说没有困难，周总理还不信，经同志们说明，他就笑了。周总理这样关心人，实在令人感动。
在此期间，张光斗几次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一次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张光斗不愿在会议上发言，蒋南翔校长动员他发言。他建议加上农村小水电，可以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后来，在《农业六十条》中，加上了农村水利建设的内容。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做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必须大力实施节制生育，说当时全国人口众多，而生育率很高，农村尤甚，人口还会猛增，这样生产、生活、教育、社会福利等都难以负担，国家难以昌盛。他还举了许多实例和数据，大家热烈鼓掌。当时领导也肯定了他的发言，有了节制生育政策，人口将得到控制，国家的事也就好办了。不料后来决定批判马寅初校长，说他宣扬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应该是人多好办事。张光斗觉得无法理解。
1956年中，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张光斗当选为教育界的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他还进了主席团，受到毛主席、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接见，并一一握手，他感到很光荣，很高兴。但也很惭愧，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贡献值得表扬的。
1956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大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飞速前进，是大好事。张光斗说，那时他的思想较简单，认为只要大家思想通了，早该快速前进，所以很赞成，而不懂人的思想和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而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要经过大量的工作才能做到。后来事实的发展深深地教育了他。
1956年末，党中央决定要开展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1957年初，清华大学校系党组织召开动员会，欢迎大家提意见。当然提出的意见不可能全对，但有许多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说成是反党。有17名党员贴了大字报，说明这个观点，张光斗也签名了。这时整风运动开始改为反右运动。党总支立即认为他们的大字报是错误的，在党内进行批判，签名的党员有的被划成“右派”，有的被记过，张光斗的党员转正期推迟一年，算是处分最轻的。水利工程系有许多教师被划成“右派”，如孙肇初、胡家博等，都是好同志，只因对系总支有意见。后来他们有的离开了清华大学，有的仍在校，业务上都有很大发展。
参与各地水电站工程讨论
1957年暑假，水利工程系党总支书记要张光斗陪他去广东省参观水电站工程。他们去了流溪河水电站，水利工程系过去为流溪河拱坝做了结构模型试验，张光斗还做了顾问工作，电厂很欢迎。他们访问了广东省水电厅设计院，听了新丰江水电站设计的介绍，并去工地参观正在施工中的水电站。它有中国最高的大头坝，高100米，水库库容在100亿米3以上。张光斗为中国能自己设计施工这样大的大坝和水电站而自豪。通过这次参观，他学到了很多工程技术。他体会到必须学习，学习理论，学习实践，这就是所谓“终身教育”。
应水电建设总局的邀请，张光斗去甘肃省刘家峡参加为刘家峡水电站选坝址，选坝址会议在现场召开。李锐局长主持会议，选坝委员会委员有黄育贤、张昌龄、胡福良、周太开、马君寿、张光斗等人，还有4位苏联专家。说是选坝委员会选坝址，实际上苏联专家起了很大作用。对大坝坝型，大家都同意采用混凝土重力坝，因为坝高，洪水流量大，坝基是岩基，地质条件较好。多数苏联专家选洮河口坝址，理由是该处河谷狭窄，宜修高坝，而洮河泥沙多，可修隧洞，把洮河多沙水流泄往坝下游，不入水库。中方专家主张选稍下游的红柳沟坝址，因为那里河谷较宽，溢洪道可放在右岸台地，水电站厂房放在河床，坝址地质条件好，基岩较完整，下游施工场地宽敞，利于施工。洮河水进水库，虽多泥沙，但大大增加了水量。洮河口坝址地质条件差，河谷窄，施工场地远，不利于施工。苏联专家认为，洮河口坝址地质条件可以修高坝，可修地下厂房，红柳沟坝址大坝工程量大。双方有争论，当然苏联专家占上风，张光斗仍坚持选红柳沟坝址。苏联专家又说红柳沟坝址有新构造运动。经过一年多的勘测钻探，证明红柳沟坝址没有新构造运动。后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选用红柳沟坝址。
接着，水电建设总局又召开四川省岷江上游紫坪铺水电站的选坝址会议。会议由李锐局长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与参加刘家峡水电站选坝址会议的相近，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到现场查勘后，苏联专家提出应修高坝，那样水库大，水头高，可多发电。张光斗过去勘测过紫坪铺坝址，其坝基是页岩，较软弱，下游还有断层，他认为不宜修高坝，可修40～50米高的中坝。但是多数人认为应该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充分利用水能资源，修建高坝，张只能保留意见。1958年大跃进，紫坪铺水电站开工了。1959年度汛，河床右侧已建了导流围堰。汛后又请另一个苏联专家组来查看，发现坝址下游有断层，他们认为不能修坝。又是尊重苏联专家意见，紫坪铺水电站停工了。
水利部傅作义部长找张光斗谈话，说最近国务院各部可能调整，问他水利和水电两部合起来成立水利电力部好还是分开好。张光斗说最好两部合为水利电力部好。因为水电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水电既是水利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电力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分在两部，水电介乎其中，如何分工很难办，要做到水利建设和电力建设统筹规划就更难了。如果水利和电力放在一个部，则可以做到水利和电力的统筹规划。当然，水利与水电的关系、火电与水电的关系，也要处理好，过去两方面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从团结一心建设国家的目的出发，以成立水利电力部为好。经过多方面的讨论，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水利电力部（简称水电部）。
中科院技术科学部水工研究室成立近两年，做出了不少成绩。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严济慈主任提出是否可改为水工研究所。张光斗认为现在力量还不够大，等建了办公室和实验室后再改所较好。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有些同志认为，在北京，有中科院水工研究室、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电力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太多了，有重复，提出应趁成立水电部之机，把3个研究单位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和水电部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冯副部长和中科院武副秘书长同意这个意见。张光斗向两位领导再三说明，水工研究室是进行基础性水利科学研究的，与生产部门科研机构结合生产任务进行技术开发和生产性试验是不同的。基础性研究很重要，所以应保留水工研究室，不要与生产部门研究机构合并。水工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钱宁和林秉南等也不赞成水工研究室与生产部门研究机构合并的事，向中科院领导再三反映意见。当时中科院决定要成立新技术研究所，如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机研究所等，所以要把基础工业的研究单位并入生产部门，如水利、土木、机械、电机、化工等，不接受他们的意见。1958年张光斗出国访问期间，中国科学院和水电部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张子林任院长，黄文熙和覃修典任副院长，张光斗也兼任副院长，领导结构所。他去上班了一个时期，后来因学校事务忙，就很少去。张有实和丁联臻后来告诉张光斗，他们与钱宁和林秉南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请求保持水工研究室，不与生产部门研究机构合并，事前没有通知张。1959年反右倾时他们受到批判，说是反对党的领导。张光斗认为这种批判是不对的，因为党员是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意见的。关于水工研究室的合并一事是否正确，张光斗觉得现在也说不清。
1957年，水利部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设计会议，邀请张光斗参加。三门峡工程是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设计的。大坝采用混凝土重力坝，高85米，中间为溢流坝，正常挡水位为360米高程，在300米高程设12个泄洪深孔，在280米高程设12个导流底孔，溢流坝右侧为坝后厂房。设计中规定大坝完工后，把导流底孔封堵，水库蓄洪发电。张光斗建议不要把导流底孔封堵，把进口闸门设计成能启闭的，这样洪水时泥沙多可开启闸门，导流底孔可泄洪冲沙，减少水库淤积，黄河水清时可关门蓄水。苏联设计主任工程师克洛廖夫不同意，说这样高水头的闸门不能设计成启闭的，规划中水库准备淤积，是不冲沙的，要发电。张说闸门运用水头四五十米，是可以设计的。双方争论起来，克洛廖夫问张，设计谁负责，张说当然设计院负责。他说那么听他的，要张不要提意见。那时部内有位同志拉张出去，劝张不要再争了。
1957年下半年，黄河水利委员会青年工程师温善章上书周总理，说三门峡工程修成蓄洪水库，将被泥沙淤积，是不正确的。周总理将此批复给水利部，要对温的信进行讨论，水利部水电建设总局召集会议，水利部、有关省、高校的领导和科技人员100余人参加了会议。绝大多数人主张蓄水发电，要综合利用水利资源，并说这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只有温善章等少数人主张泄洪排沙，水库起滞洪作用，以免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结果受到反驳，说这是根据苏联先进经验设计的，还说目前的水土保持工作10年内可使河水变清，水库不会淤积。
赴苏联科技考察学习
1957年11月初，中国科学院访苏科学代表团去苏联，团长是郭沫若院长，还有张劲夫、杜润生等领导同志，代表团有100余人，水利组有张子林、张光斗和张昌龄3人。代表团参加了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庆祝典礼，站在观礼台上，观看在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张光斗看到苏联红军列队通过，展示各种新式武器，异常威武，想起苏联打退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取得胜利，又想起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原来国家是很贫弱的，又受到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现在强大起来，能与美英抗衡，令人钦佩。又看到苏联人民的游行队伍，兴高采烈，十分羡慕。他认为应该很好地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他们拜谒了列宁墓，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游览了红场，那里有许多古建筑。他们还看了百货商场，商品和货物很多。
令人兴奋的是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他勉励青年学生：“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张光斗感到作为教师，应该努力工作，培养好青年学生。
中科院访苏科学代表团的任务是听取苏联科学院院士们对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意见和商谈与苏联科研机构合作事宜。水利组听取了苏联科学院几位院士对规划中两个水利项目的意见。苏联院士们写了意见书，总体上是同意水利组规划中水利两个项目，以及每个项目的分项目和规划内容。他们也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增加建设实验室，重视原型观测，科研单位与生产部门加强联系，要理论联系实际。每年应制订年度计划，确定研究课题、内容、达到的成果、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等，年底进行检查。水利组对规划做了修改，每年也开始做年度研究计划。
接着，水利组参观了苏联国家水文局。全苏水文观测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都由该局负责，设网布点，进行观测。除了水文外，还观测降水、气温、湿度和风速等，每年把资料整理成书。观测仪器设备力求现代化、自动化。水文是国家的基本资料，所需经费全部由国家拨发，观测资料无偿提供使用单位。他们这样重视水文观测，值得中国学习。水利组参观了附近的水文站，还参观了国立水利地质研究院，该院是研究水工、水资源、地质和基础的，业务范围较广，不仅研究成果印发，还制定规范，编写手册。该院有较好的实验室。水利组还参观了全苏海洋工程局，它是负责建设海港的，工程局介绍了海港建设情况和设计施工经验。水利组还参观了国立水工设计院，它是负责设计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等大型水利枢纽的。他们听设计院介绍了设计情况，观看了模型。他们还参观了莫斯科土建学院，格立兴教授在此工作。他们听土建学院介绍了教学科研情况，看了实验室。关于科研合作事宜，水利组仅与各单位谈了一般性意向，未签订具体协议。天津市塘沽海港在渤海湾，其进港航道被泥沙淤积，需要研究防淤处理方法，交通部刘总曾找张光斗，希望张访苏时，与全苏海洋工程局商谈，请该局合作研究。张光斗参观该局时，与局领导商谈此事，该局同意与交通部合作研究塘沽海港防淤问题，后来果然与交通部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取得了成果。
苏联科学院安排水利组3人去高加索区参观访问。他们先到格鲁吉亚共和国第比利斯市，参观了第比利斯水工研究所，该所主要研究高坝工程，关于高速水流的防冲和消能，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该所也进行拱坝结构试验，但试验技术还不如中国。他们参观了一个拱坝工程，在施工中，机械化施工水平比中国高，施工质量尚好。他们还访问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院。然后他们到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市，这是一个石油城。他们参观了油田，看到在海岸边和浅海区都是摆头的采油机，真是壮观。张光斗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油田，后来中国果然出了大庆、胜利等油田。水利组访问了阿塞拜疆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院。最后他们到亚美尼亚共和国埃里温市，这是一个古城，有许多文物古迹。他们访问了亚美尼亚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院、院研究所，还参观了名胜古迹，虽然并非水利工程，却增加了许多知识。他们还去参观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水利枢纽，工程很宏大，看起来混凝土工程质量不是最优良的。他们回到莫斯科，中国科学院访苏科学代表团的任务到此结束。张光斗去莫斯科土建学院做了两次学术报告，讲水工结构模型试验和混凝土施工质量问题。当时该院的结构模型试验开始不久，主要是偏光弹性试验，张光斗介绍了他们做的脆性材料试验，交流了经验。张光斗还说中国的混凝土施工质量比苏联好一些，也交流了经验。格立兴教授很感谢张光斗的讲话，认为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有趣的是一开始张光斗讲中文，经翻译变成俄文，后来听众要他讲俄文，虽然不流利，但更能达意。
水利组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一个多月，感到苏联人民十分友好、热情，苏联经济也有了大的发展。张光斗还去苏联科学院院士、格立兴教授和高尔竞柯副教授家作客，他们的生活条件都较好。水利组还到一般人民的家中作客，参观学生宿舍。总的看来，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还不很富裕，较美国低，轻工业没有得到重视。
张光斗得到中科院的批准留苏3个月，到列宁格勒全苏水工研究院学习。他在研究院结构所工作，得到罗荪诺夫研究员的热情帮助和指导。过去他很少全时做研究工作，这次是很好的学习机会。结构所主要做偏光弹性试验和塑性材料模型试验，他学习了有关技术和经验。他还去混凝土结构所和水力学所参观，前者是进行混凝土构件试验，后者主要做高速水流研究。总的看来，研究院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他们对美国的科技了解得较少。张光斗在列宁格勒游览了城市，那里非常美丽壮观。他还参观了涅瓦河上“十月革命”时炮打冬宫的军舰，参观“十月革命”的历史介绍。参观冬宫，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冬宫巨大豪华，展品精美，特别是有许多油画，令人叹为观止。他一方面惊叹冬宫的华美，另一方面也感到沙皇的奢侈，无视人民的疾苦。封建主义真是腐败，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张光斗回到莫斯科，得到中国留苏学生的资助，买了一些试验仪器和材料带回国内。
（1） 1斤=0.5千克。
（2） 1亩=666.667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