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邦之彦兮
（一）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罗烽创作经历
1935年7月15日，罗烽与妻子白朗潜赴上海投奔萧军与萧红。由于生活窘迫，陷入了“一件毛衣常常典当几次”的境地。随后更为逼迫人的是，投出去的文章无人肯要，典当一空，借贷无门。但这并未使罗烽消沉下去，相反他积极联络组织关系，努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事实上如果只为了维持生计，罗烽凭借铁路供职七年的履历以及东北流亡交通界的资格到南京政府交通部报到登记，即刻就可得到职业。这是国民党对沦陷区从事铁路、邮政的逃亡人员采取的特殊措施，并且还有东北铁路逃出的旧同寅在此担任重要职务。但罗烽认为这些出路都有碍于他的政治前途，所以一次次地拒绝、放弃。
天无绝人之路，1935年9月至10月，罗烽经人介绍认识了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周扬。经过一番程序于11月正式接上党的关系并加入左联。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使得罗烽的心情明亮起来。他这时的心情在11月写就的诗歌《他是贪婪地活着》中得到了表述，“还要将快乐造成不朽”，亦表达了罗烽高涨的革命热情与崇高的思想觉悟，“只要是有生命的原子，在动的社会里有用，在生的群众里有功，悄悄地死去也行”。而罗烽一生也真切地践行了诗中的语句。在同一时期，他与妻子白朗开始在进步文艺期刊《海燕》《夜莺》《作家》《光明》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
罗烽的创作主张早在他替妻子为《文艺》副刊撰写的前言中可见一斑：“文学不能规定目的，因为有目的的文学，常是失却了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学者他不能只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应当推开窗子、睁开他的睡眼，和现实亲切一下。那样，可以明了人类在广大的宇宙间怎样地生存着，更可以听见弱者的低吟是怎样在垃圾堆上和阴沟打滚呢！”[1]罗烽的文学创作是与他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的，他是由革命走向文学。文学的灵感与动力根植于他信仰的精神土壤，而他的战斗意识又源于强烈的关注现实精神。在黑土地上独特的生活际遇使他较早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伤痕累累的一面，所以他的作品中又带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温情意识。
他在1936年发表的《呼兰河边》《狱》较为鲜明地贯彻了他的理念。《呼兰河边》讲述了“我”在呼兰河桥防守所见证的一个手无寸铁的牧童的悲剧。敌军怀疑牧童是抗日义勇军将其逮捕，最后将牧童的小牛吃掉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他的尸骨与牛的骨头被抛在草丛中，而他的母亲亲眼看见了这一场景。“我”在文中时时流露出对牧童、小牛以及村妇的同情，那是人民苦难的缩影，不禁发出叹息：“中国人哪，中国人哪，受难的中国人哪！”这种同情隐隐地鼓励着受苦的人民进行反抗。当牧童的母亲求救无门时崩溃地诉说：“我没有炸弹，我没有手枪！”罗烽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中国人民反抗的道路。而在《狱》中描写的是在狱中受到压迫和不公待遇的人民，这和罗烽1934年被捕后的狱中经历是关联的。文中同时又暗示着未来的爱国志士的不懈斗争。“……而且，在窗前伸出一丛摇曳着的丁香树梢，它，告诉我，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死灭！虽然，那叶子已经半黄了。”
罗烽同年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承袭着揭露黑暗、鼓励反抗的主题，被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学》上转载，王瑶评价它是“发表后得到过好评的”[2]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同胞。在一连挖了六个坑以后，敌人又逼着他活埋自己。耿大终于觉醒，反抗敌人，第七个坑派上了真正的用处。作品展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洞察，即不反抗则死亡。周立波评价这篇小说：“……他在那篇上的成功不是他关于敌人的残忍的描写，而是他描写皮鞋匠耿大的恐怖心理的很少的几笔，和他反映‘九一八’以后的沈阳的乱离的情况。”[3]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罗烽负责中国文艺家协会募捐办公室的工作，同时担任文艺家战时服务团的宣传部部长。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局势空前紧张，文艺界人士开始撤离。罗烽被迫离沪，计划由南京北赴山西战场。后大同失守，北上交通不通，罗烽毅然奔赴武汉。与沙汀失去联系使得罗烽失掉了党的关系。在武汉时期，罗烽与丽尼创办的刊物《哨岗》被封，他托柯仲平给周扬带口信，要求前往延安。后罗烽辗转于西安、临汾，最终回到武汉。其间两次试图与党取得联系均未能成功。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罗烽、白朗同为发起人之一，罗烽被选为理事。武汉战局吃紧，罗烽转移至重庆。在武汉的近一年中，罗烽创作了中篇小说集《莫云与韩尔谟少尉》，在《战地》连载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抵渝后罗烽、白朗又同战地访问团奔赴前线，1940年罗烽担任《文学月报》主编。这一年罗烽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粮食》，发表近百首《战地诗草》，长诗集《碑》、杂文集《蒺藜集》在桂林出版，写完《满洲的囚徒》第一部。
罗烽的小说以反映时代的真实矛盾与残酷为主题，由此产生了广泛的题材选择和对人物多重复杂性的揭示。有丧失民族气节为伪警察厅打造脚镣的铁匠沈万清（《生意最好的时候》）；安分守己对时局漠不关心但最终被赶入殖民地屠宰场的左医生（《左医生之死》）；为了避免孙子沦为日本侵略者走狗而在给孙子的蛋糕中放入砒霜的爷爷（《三百零七个和一个》）。中篇小说《归来》中的知识青年黎典和同伴白骞共同加入抗日义勇军，然而臆想中的诗意并不存在。没有整齐划一的服装，威风先进的武器，他对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同伴的牺牲更加深了他的孤独与惶恐，他试图逃回旧生活，等待他的却是一个生死难测的明天。这些人物与命运统统指向一个内涵，即必须反抗，唯有这样才能找到出路。
在艺术特色上，罗烽善于用对话以及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来推动情节发展。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善于将景语与情语两结合，环境成为外化的人物内心情感。罗烽运用诗化的语言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增强情感。这与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是有关的，与白朗的创作手法也是有所区别的。很多篇目结尾处的处理手法颇有特色：或是结束于富有象征意味的景色描绘中，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白朗在这一点上颇受罗烽影响；或是用饶有意味的叙中藏议收束动情铺展的故事，给人思想上的启示；也常笔锋陡转，于出人意料处戛然而止，让读者在喟叹之余细致思索。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白朗创作经历
1935年，罗烽、白朗在沪生活已经陷入窘迫，所幸白朗在《申报》谋得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但罗烽、白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能共吃一份客饭，勉强度日。1935年年底，白朗产下一名男婴。孩子未满周岁时患脑膜炎，因无钱医治死亡，这已是白朗失去的第五个孩子。1936年，白朗的作品在进步文艺期刊上发表，包括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轮下》。这一时期白朗和罗烽的作品大多以反封建、反侵略、反投降为主。
《伊瓦鲁河畔》讲述的是日寇统治下伪满宣抚员在宣传所谓的“王道乐土”时与村民之间冲突的故事。主要人物贾德和村民对前来演讲的宣抚员的鬼话连篇并未相信，反而与之正面对抗。后来义勇军及时赶到拯救了村民。这个故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日寇反伪满的主题。比如频繁在文中出现的歌谣：
“满洲国”旗黄又黄，
一年半载过不长，
东洋虎，
满洲狼，
一股脑儿见阎王。
在结尾处，象征投降主义的老村长投河自尽，没有人搭救，他发出怨言或叹息：“……在他们脉络里，在他们四周，只有一个单纯而不愿休息的而且也不能休息的兴奋激荡着……”贾德又唱起了开篇的歌谣，昭示着敢于反抗必将迎来出路。
《轮下》，一篇带有报告文学特点的纪实小说，在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具有别开生面的广度与深度。《轮下》以1932年秋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难民与日伪当局的斗争。揭示侵略者及其爪牙的残暴，以及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惨烈反抗。其中有难民代表被押入囚车，他的老婆抱着孩子卧在囚车前被活活碾死的悲惨场面。同时这篇小说在艺术处理上颇具匠心，“后来有学者评价她的这篇作品说：‘笼罩着凄楚沉郁的悲剧气氛，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并且在描写时采用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手法，把人物对话、动作、心理刻画组合成一组组电影镜头，平行交叉，迭复剪辑在一起，使小说文简流畅，人物个性突出，情节跌宕，节奏明快。’”[4]。这也基本概括了白朗的创作特色。
七七事变后，怀孕六七个月的白朗依旧在战时服务团工作。8月13日日本飞机在上海“大世界”扔下炸弹，在正在募捐的白朗身边爆炸。9月5日，罗烽、白朗奉组织命令撤退内地。罗烽预备前往山西前线，于是待产的白朗同罗烽的母亲前往武昌投奔亲戚。上船时身怀六甲的白朗险些被蜂拥的人群挤下船，幸好被罗烽的母亲一把抓住。11月12日白朗产下儿子傅英，而在此之前白朗仍和罗烽紧密配合帮助爱国志士进行革命宣传。1938年3月，白朗与罗烽同是“文抗”发起人之一。后战火逼至武汉，白朗先行转移至重庆。在重庆，白朗克服了内心的种种情感，毅然参与了“文抗”组织的战地访问团奔赴前线。白朗内心的挣扎在作品《战地日记》中表露无遗：“‘到前方去！’我也曾几次私自下过决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是怎样也不忍离弃的……”
战地访问团的行程在艰险与欢快交相编织中度过。这段生活在1940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我们十四个》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遗憾的是，白朗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完成前线之行。1940年秋冬两季，是大后方进步文艺期刊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年里白朗在《大公报》《抗战文艺》《东北论坛》等发表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和评论等。出版中篇小说集《老夫妻》（1940年4月）、散文集《西行散记》（1940年初版、1941年再版）等。同这一时期的罗烽一样，白朗作品的中心内容以暴露日寇侵占东北的残酷罪行和人民的英勇反抗为主，鼓励人民投身于抗战，赞美大后方人民抗日的高昂热情，与党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紧密相连。
白朗的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给予极大关注。这一主题贯穿白朗的创作，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由展示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揭示日寇、伪满的残暴统治，赞美劳动人民的英勇反抗，到后来热情讴歌凭借自身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自我价值的劳动人民典型。白朗的创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女性精神成长的自传。《逃亡日记》以日记体写一位女青年，反抗旧家庭独自出走，可她一踏入社会就被“贫困的苦痛和彷徨的迷茫包围了”；《四年间》的主人公黛珈蔑视旧礼教，一心求学上进，却困顿于旧式婚姻，她怀着希望去学校任教，而学校的污浊风气让她难以忍受，四年间希望与幻灭周而复始；而在《生与死》中传统了一辈子的老祖母成功踏出了反抗旧社会反抗压迫的一步；《老夫妻》也是一位以夫为天的传统女性抗争成功的故事。再到1949年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女性的刻画，如《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些创作也反映了白朗本人思想的不断进步。
白朗的小说善于以场景的切换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罗烽是有所区别的。通过场景的变换与场景中人物的活动与对话来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使得文章节奏清晰，文笔简练。在进行群体刻画时，白朗运用电影化表现手法，既省笔墨又有较突出的形象特征。然而白朗的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稍显单薄，叙述多于描写，结构显得线条较粗。这既是受到白朗本人为了配合斗争未能精细打磨的影响，白朗说“我写了半辈子东西，全是‘急就章’”（见白莹《白朗小传》），也有缺乏此类生活实践的深入体验之故。
白朗的景物描写主要是服务对比手法的一部分，越是激越的场景前越要铺陈一种宁静的环境氛围，然而这种宁静之中又压抑着躁动。对比手法在白朗的人物塑造中是较常出现的，主要用于人物转变中。《老夫妻》里吝啬的老地主在经历了和义勇军一同对抗侵略者以后，临终前将其悄悄藏起的钞票全数给了义勇军。另外，白朗的小说作品，受其散文创作的影响，常将叙述、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散文化也表现于抒情化，在写景状物或指事造形中都伴随着情感上的抒发。在作品结尾的处理上，白朗颇受罗烽的影响，常于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中结束（如《伊瓦鲁河畔》《一个奇怪的吻》），或于情节的关键处戛然而止（如《生与死》《轮下》）。
[1] 罗烽。文学的使命［J］.文艺，1933（1）。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95。
[3]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J］.光明，1936（2）。
[4] 白朗。白朗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