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留痕
京城的东西琉璃厂，是一条中外闻名的古玩字画街。
当时的古玩字画铺，大多是寂寞清冷的。大名鼎鼎的荣宝斋也是如此，店员们常袖了手从窗里朝外闲望。听人说，这原本是一家姓韩人家的房子，后来要变卖，我家祖上曾有意买，后又觉得住人家旧房不如自己盖新居，于是作罢了，以后这儿成了卖字画的荣宝斋。上小学时我曾进去逛过一回，里边到处是画就是不见有几个人，恍惚记得有一张齐白石画的很小的小画，几只虾，要两块钱。我当时看后心里还这样计算，两块，可以买我最爱吃的二分一块的芝麻糖整整一百根，太贵了！说起芝麻糖，倒有一事可记。有回我放学回家，在柳巷口小酒铺里看见有一老人用芝麻糖当下酒菜喝酒。我忽然想到可以用此孝顺祖父，一溜烟儿跑回了家。晚上吃晚饭时，跟祖父说了所见，然后又说，您也可以用芝麻糖就酒。我还藏着有没舍得吃的芝麻糖，可以拿给您。祖父没正面回答，只说：“嚯，真惨！”我虽然弄不清“真惨”的意思，但知道不需要我的芝麻糖，心里有点儿失望。东琉璃厂有家古玩铺，在窗口放一颗翡翠，碧绿的叶，雪白的帮儿，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离得老远便晃人眼睛。我开始以为这是一家卖白菜的，以后才知道这是假的，并为此查字典学会了翡翠二字。记得那会儿大人们总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进这些店，一是怕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二是那些店里总有浓烈的潮气湿气混杂着霉味儿，怕把孩子们熏坏了。
西琉璃厂的中腰位置，南边一家百货店，北边一家副食店，与那些字画古玩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总一派繁忙热闹。再向西行不远，有个租小人书给孩子们看的书铺。老板娘极肥胖，特别在夏天，坐在桌子后面光是喘气，转动一下身体似乎都有困难。那时看一本小人书是一分钱，一本电影小人书是两分钱，租回来看也可以，但要交押金若干。来看书的全是附近胡同里的孩子，大都脏兮兮的，书也多是又破又烂，还有股难闻的味儿。我租过两回书，家里嫌脏不让租，我没敢拿进屋，偷偷塞在葡萄架下藤椅的坐垫下面，但被我的表姐发现了，当作她的“破案”成绩满市街一嚷，让我挨了好一顿骂，再不敢往家拿了。
那时的物质生活极不丰富，每月副食本上二两麻酱、两条肥皂、粉丝、火柴等金贵得不得了。回忆当年，我至今还有这样的感觉，那时我在学校考试若得了五分或考到了一百分，家长当然高兴。但若是能在副食店法定的额度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家长更高兴。那时我家东西各有一家小副食店，东边的属公私合营性质，叫作“常发”，西边的属公有性质，简称“西边儿”。我小时人老实，有礼貌，比较招人喜欢，一来二去“西边儿”卖副食的有个叔叔跟我熟了，一次我去买麻酱，二两的限额他足足给了半斤，回家后很受了一通大人的夸奖。因为那时虽然我家境比较富裕，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无议价之说。所以，对熟人好办事的理解，我最早是从麻酱、粉丝上开始的。同时我也记得那时常看见胡同里的孩子们买黄酱回家时，一边放慢了脚步往家走，一边一舌头又一舌头地紧舔碗里的黄酱，由此猜想那一定非常香，于是也曾仿效过一回，却是咸得发苦，悄悄吐在了路边儿。
不过我那时最爱去的店是东边的“常发”。这里前店后院，我去了不仅买东西，更可以借此和店主人的孩子玩上一会儿。店主人有两个孩子，男孩儿与我同岁，爱看书更爱说话，附近几条胡同里孩子们的事儿门儿清，店主人也似乎十分愿意他和我交朋友。另一个是女孩儿，比男孩儿小两岁，总是被她父母支使得像陀螺般地转来转去。一会儿拿着抹布擦东抹西，一会儿帮父母搬着空瓶空坛，很少见她闲着。有时我带了新书像什么《小布头奇遇记》等去店里，她刚跑过来欣喜地看上一眼，一眨眼又被支使去干活儿。那时大人们的眼中，女孩儿仿佛天生就是干活儿的命。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一过程尽人皆知，无非是抄掠、焚烧、造反、闹派性、大联合、上山下乡几部曲的轮番演奏，红色的标志和革命的标语覆盖了街头巷尾。闹腾了几年，人们终于发现，该穿衣还得穿衣，该吃饭还得吃饭，除了极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未改变自身的地位，而最切身的感受倒是物质生活还不如过去和孩子们更不听管。于是人们又重将目光凝聚在副食本、粮本、布票以及逢年过节方有收获的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上。
那时的荣宝斋，有个可记的趣事。即荣宝斋的大匾后边，某日又忽然冒出一块略小的匾，大书“文渊”二字，旁边一行小字，“康生左手”。起初我想这人一定是个左撇子，不然何以用左手写字？！年岁渐长，知此人名头来历后，乃明其用左手是显摆之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此匾忽然不见，那时我已长大，自然明其含义。只是如今，京师拍卖场中，此公之书法及此公秘藏之书，又悬高价求沽，不禁令人有沧桑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