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生态批评:起源、核心概念以及构建原则
姜礼福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批评视角,后殖民生态批评具有鲜明的多学科性、跨学科性和兼容性,是后殖民批评内部“环境转向”和生态批评内部“后殖民转向”共同推动的结果。该学说的构建拓展了后殖民和生态批评两种理论的话语空间和研究内容,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策略和研究范式,并赋予相关文本崭新的内涵。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核心概念;构建原则
【作者简介】姜礼福,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动物研究、后殖民生态批评等。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3SJD750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NR2012005)阶段性成果。
Title: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Its Origin,Core Concepts and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BSTRACT:As a research method and perspective,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is striking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and more importantly it is compatible with other critical theories.Resulting from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environmental turn”in postcolonialism and“postcolonial turn”in ecocriticism,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extends the discursive space and research objects of the two theories,offers a new perspective,strategy and mode to the researchers,and,meanwhile,endows some texts with new implications.
Keywords: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core concept,construction principle
Author:Jiang Lifu<victorlivjiang@163.com>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Zoocriticism in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生态文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其后向欧洲乃至在全球范围扩展,在90年代成为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显学。其中,欧美学者在生态批评的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中发挥核心作用。生态批评的奠基者或重要倡导者,譬如威廉·鲁克尔特、乔纳森·贝特、劳伦斯·布伊尔、约瑟夫·米克、谢莉尔·格罗特费尔蒂、帕里克·墨菲和司各特·斯洛维克等都来自欧美国家。9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席卷整个文学批评界,相关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但学者大多采用生态批评探讨主流英美文学作品,较少涉及边缘少数族裔作家作品。近几年国内有学者开始运用生态批评视角探讨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但仍鲜见有学者探索非洲、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等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作品反映出的生态思想。那么,生态批评适不适用于探讨前殖民地作家创作的新英语文学作品?斯洛维克关于“一切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阐释”的论断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研究者在分析欧美主流文学作品同分析新英语文学作品的研究内容、考量因素和批评策略是一样的吗?
要回应这个议题,我们必须厘清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批评的要旨以及核心内容。以“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为宗旨的生态批评其本质上在于揭露、反思和拷问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批评家往往将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以及行为模式,将矛头对准人类中心论,但几乎所有生态批评家都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历史性置若罔闻,刻意回避其殖民历史根源,忽视种族批评和物种批评等维度。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的压迫两方面内容的殖民化运动是现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而对作品中殖民因素、殖民实践和意识的再现属于后殖民批评的研究范畴。由此,要探讨前殖民地作家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或意识,不可避免地触及白人殖民活动、殖民历史以及给殖民地造成的影响或全球化语境下的新殖民主义。非洲生态批评的展开需借鉴后殖民批评视角。
事实上,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的对话和融合已成为21世纪英语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新趋势和热点。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初步开展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加拿大苏茜·奥布莱恩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开拓者。2001年在《呈现一个差异世界:生态批评、后殖民批评和全球化》一文中,奥布莱恩探讨了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糅合发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被认为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先锋”(Erney 6)。另外,哈莱姆·休根、海伦·蒂芬、罗布·尼克松、安东尼·维特尔等多位学者在“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起到标杆作用”(姜礼福 2013:29)。其中,格拉姆·休根和海伦·蒂芬的专著《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从“后殖民批评与环境的关系”和“动物批评与后殖民的关系”两个层面揭示了后殖民和生态批评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该领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比尔·阿希克罗夫特、盖瑞斯·格里菲思等后殖民知名学者走在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前列。他们认为“后殖民、动物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代表着“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未来”,提出“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在于同殖民历史联系紧密的驻领殖民地、占有殖民地和新殖民主义”的观点(Tiffin 213),引领了后殖民批评向环境批评延伸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话语和视角,后殖民生态学说呈现出强劲的爆发力和感染力,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宠。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该学说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相关批评实践也相对匮乏,为更好地推广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为具体的批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话语指引,有必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本学说的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和构建原则等进行系统归纳、总结。
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具有跨学科性,具有鲜明特色的核心概念构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生态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动物研究和动物批评、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土地、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等。
“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由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中首先提出,意指殖民活动的生态纹理。殖民扩张中的暴力征服、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给殖民地社会各层面带来严重灾难,殖民活动对当地自然生态的影响则更深远、更广泛。遗憾的是,大多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殖民扩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影响,而忽视其造成的生态后果。克罗斯比从生物学和历史学角度对西方国家殖民扩张对殖民地生态环境和物种传播产生的影响,为探究殖民活动对自然的危害和自然生态的历史性提供了翔实材料和文化背景。“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兼具后殖民和生态双重视角,联接、整合了两种批评话语,有利于研究者考察前殖民地生态问题的历史因素。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生态帝国主义”主要包含三层内涵。第一,殖民主义者的殖民扩张活动改变了当地自然环境和生物群落,对原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第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冲击了殖民地原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造成人与自然的危机;第三,在当今全球化和新殖民主义的社会语境下,发达国家对生态责任的规避或以环境保护之名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试图逼迫发展中国家屈服于西方发达国家权力话语。
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种族主义指西方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其他人种,甚至以理性为标准将其他人种排除到人的范畴之外。物种主义主要指人类在处理与非人类物种的关系时不以伦理为基点、不以道德为准绳,从而过度利用、肆意猎杀其他物种。显而易见,种族主义无法正确处理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物种主义则无法公正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沆瀣一气。白人殖民者为达到殖民目的,往往将其他种族或原住民贬低为动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灭绝行径经常以‘殖民地人们类似于动物’的论断进行辩护。”(Huggan 166)一方面,殖民者以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原住民降格为动物,彰显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的身份等级、文化优劣,实现文化渗透和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殖民者以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思想为基础,大肆掠夺和榨取殖民地的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不管是物种主义还是种族主义,二者具有雷同的思维模式,以损害他者为基础,达到建构相应主体的主导身份,只有改变这种话语范式,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正如格莱姆·休根所言,“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往往通过同其他人或非人类的等级关系来构建自我;如果不挑战这些思维模式和社会因素,人类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Huggan 166)后殖民生态批评以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为双重目标,其最终实现依赖于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根本破除。只有改变传统的人与人、人与动物的等级观念和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根除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
动物研究和动物批评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下,对动物权利的维护和动物生命的尊重等话题在当今社会哲学、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等诸多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升温,甚至出现了“动物转向”的趋势(姜礼福 2010:90)。动物的自然性不言自明,又因同人类的紧密联系而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性,因此不仅引起生态批评者的注意,也成为后殖民批评家的关注对象。美国生态批评家司各特·斯洛维克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当被问及最近几年兴起的动物研究的发展趋向时,指出“动物研究的未来在于动物研究和后殖民批评的汇合”(姜礼福 2013:160)。同样,韦德在《“异花授粉”:生态批评,动物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一文中指出动物批评发挥桥梁作用,是实现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交叉地带,是构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Vadde 565)。休根和蒂芬认为“既注重动物再现又强调动物权利的动物批评”同后殖民批评的相遇不可避免(Huggan&Tiffin 18),反过来,后殖民批评所主要关切的“他者、种族主义、语言、食人主义隐喻、发声以及代言等主题或视角皆可被用来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Huggan&Tiffin 135)。动物形象既可以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也可以是突破种族疆界、物种藩篱,实现和谐共存的媒介。众多作家都将动物形象作为探索环境、生态、伦理、人性等话题的重要载体,其中南非作家J.M.库切、美国印第安作家琳达·霍根、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可以反映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织,是后殖民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概念。生态问题同社会语境紧密相连。美国学者默里·布克金就关注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认为问题的产生“离不开其所处的宏观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经济语境”,将其称为“社会生态”(Wheeler 2)。殖民语境下的生态问题自然要探讨殖民活动产生的相关影响。辛西娅·穆列塔将“社会生态”界定为“历史发展中,不同人群以及他们所占土地之间的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Murrieta 3),借此探讨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影响。由此可知,人与人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态本质内容;在殖民语境下,族群内部关系、族际关系以及相应的土地占有关系则是拷量社会生态的核心要素。精神生态同文化紧密相连。某一特定种族的文化是指“他们的信仰、风俗和生活方式”。广义上讲,文化都是精神的。约翰·麦克尼尔认为“精神生态”指两种文化现象,一个相对古老,另一个则源于20世纪。古老精神生态涉及“世界范围内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神话”(McNeil 400),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而现代精神生态则是一种对环境危机和议题的回应,“是一种对自然发展过程心存敬畏和尊重,保持谦逊、质朴并对地球及其生物有一种尊敬和神圣感等为鲜明特征的世界观”(McNeil 401)。对当下的原住民而言,传承古老精神生态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坚持现代精神生态同样重要,这正是众多作家通过启示录式书写力图倡导的。
土地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土地是原住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也是殖民者实现征服和占有的根本。从地理层面,土地涉及帝国的扩张;从环境层面,土地涉及荒野或乡村背景。土地问题是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的重要议题。不管是后殖民批评家还是生态批评家都关注土地所蕴含的权力话语关系和文化内涵。后殖民批评理论先驱法侬认识到土地对原住民和殖民地居民的重要性,“对于一个被殖民的民族来讲,具有最重要价值,因为最实在、占首位的是土地:土地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保全他们的尊严。”(Fanon 9)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地理暴力行为,世界上任何区域都被开拓,绘制,最后实现殖民征服。”(Said 77)原住民要破除殖民意识,重构身份,必须从土地入手。法侬认为:“后殖民语境下土地是实现灾后恢复、可持续发展和尊严的主要场所。”(Fanon 9)赛义德认为对于原住民,被殖民奴役的历史就是对外来人失去本地的过程,因而地理身份必须追寻并重建,因为殖民者的存在,土地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恢复:“文学想象对于打破殖民主义以及全球化新殖民主义对土地的控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Said 78)法侬和赛义德将后殖民写作纳入生态批评框架,将其视作由土地造就的“创伤恢复、身份认同和历史迷思”。
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是后殖民生态批评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的对话和融合滥觞于全球化语境。西方学者对全球化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变相的或更为隐蔽的殖民主义。所谓的现代性和全球化都是在西方发展策略主导下对人类和非人类环境的暴力压迫。加布丽埃拉·库丁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就是新一轮的生态帝国主义化”(Kutting 29),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纳奥米·克莱恩认为全球化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的延续”(Peterson 172)。迪恩·柯廷认为:“从哲学和生态层面上,当代的全球化是一个旧现象,只不过是殖民主义换新装而已。”(Curtin 25)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恰恰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实现。”(Dirlik 3)全球化书写为前殖民地作家反思后殖民语境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重要手段。印度社会学家拉玛昌德拉·古哈和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娃都曾指出印度在全球化过程中沦落为第一世界新殖民主义的对象,自然资源受到掠夺、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无疑,而全球化和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联系紧密,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研究维度。其中,南非作家扎克斯·姆达在《红色之心》、印度作家阿拉文德·埃德加《白老虎》等分别探索了全球化语境下南非和印度所面临的新殖民主义困境。
除了核心概念的梳理外,厘清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构建原则等对于此学说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都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如同其他批评理论,后殖民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视角有一定的适用范畴,主要可用来考察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勒比海地区、美洲印第安或英国移民等相关作家所创作的再现或反映殖民历史以及后遗症的作品,欧美白人作家对殖民历史和帝国主义以及后继影响的反思以及西方移民作家创作对旅行文学等也可纳入这一范畴。
后殖民生态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维特尔认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生态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所催生的生态思想正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关注对象。”(Vital 91)海斯认为其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历史中原住民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殖民主义活动对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导致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部落、阶级、民族和利益集团间复杂的物质上和文化关系等”(Heise 255)。具体来讲,后殖民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殖民历史、殖民话语、帝国心态和后遗症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危害在文学作品的呈现,全球化、世界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生态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和动物帝国主义等的文化变种等。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特质使其呈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兼容性,这决定了在理论建构和批评策略上应采取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原则。具体来讲,后殖民生态批评“应当探索异质文化、不同历史间的内在联系,在差异中寻求统一,但亦需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尽量避免陷入狭隘的理论概念牢笼”(Caminero-Santangelo&Garth 10)。在批评方法上,最佳的后殖民生态批评必须是“跨学科、跨国度和比较式的”(Nixon 245),同时又必须是历史的。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批评策略,后殖民生态批评基于后殖民和生态批评话语的碰撞和整合,在批评实践中应当尤为注意重点考察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殖民主义活动的推进、发展以及其对殖民地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实现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的紧密结合。殖民扩张、帝国主义发展进程、文化帝国主义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质上要求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对外扩张、占有殖民地,以帝国需求为出发点重塑殖民地经济结构,传播西方价值观,这势必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后殖民和生态批评话语中的白人/黑人、人类/自然等二分法倾向造成的伦理和异化议题是后殖民和生态批评实现对话的重要领域。资本主义文明中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使西方殖民者的征服欲望空前膨胀、情感因素受到前所未有的漠视和淡化,导致人的异化、物化以及自然的异化。工具理性对过去和当下、人类和种际间存在的霸权行径进行辩护正是后殖民生态批评不断挑战的。另外,一些文学作品往往美化殖民者对原住民、濒危动物的压榨和猎杀以及现代性对荒野的侵蚀,后殖民语境下的原住民或动物意象都被打上了“殖民主义或反殖民主义话语的烙印”(姜礼福 2013:72),后殖民生态批评能有效揭露殖民主义的本质并进行批判性思考。
第三,两个批评领域都关注他者书写。后殖民批评关注被白人殖民者剥削、压榨的原住民、土著居民等他者角色,而生态批评关注同人类相比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然他者。后殖民主义先锋斯皮瓦克提出的“贱民能说话吗”的问题令人振聋发聩,后殖民生态批评则尤为关注“谁在说话”、“为谁说话”等议题。
最后,后殖民生态批评旨在缔造一个不同世界,实现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环境正义的社会正义或没有社会正义的生态正义都不是真正的正义。”(Roos,Bonnie&Alex 10)“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世界”成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口号。要真正实现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创造一个新世界必须开展后殖民和生态批评的对话和整合。后殖民主义批评因基本放弃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实践,仅仅试图从文化批判角度寻找想象新社会结构的可能性,而具有乌托邦性,同注重社会实践的生态批评的对话将使后殖民批评转变为行动主义,在物质实践层面实现社会正义。前殖民国家的生态正义贯彻离不开对殖民历史话语的批判并需同社会正义的物质实践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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