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笔 1

病隙碎笔 1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写过剧本的人知道,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异,乃至天壤之异。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写剧本的时候明白,之后常常糊涂,常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其实谁也有“我怎么这么走运”的时候,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但是,若非“我怎么这么”和“我怎么那么”,我就是我了吗?我就是我。我是一种限制。比如我现在要去法国看“世界杯”,一般来说是坐飞机去,但那架飞机上天之后要是忽然不听话,发动机或起落架谋反,我也没办法再跳上另一架飞机了,一切只好看命运的安排,看那一幕戏剧中有没有飞机坠毁的情节,有的话,多么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别人去看。

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做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我希望“机长”走到我面前时,我能镇静地把这样的遗言交给他。但也可能并不如愿,也可能“筛糠”。就算“筛糠”吧,讲好的遗言也不要再变。

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做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岔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谢。

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炷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能还给我各项健康时,我总犹豫。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唯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财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沓账单还算什么朝拜?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信心便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在没有光荣的路上,信心可要放弃吗?以苦难去做福乐的投资,或以圣洁赢取尘世的荣耀,都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

曾让科学大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是:宇宙何以能够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阳光、土壤、水、大气层,以及各种元素恰到好处的比例,以及地球与其他星球妙不可言的距离——使生命孕育,使人类诞生?

若一味地把人和宇宙分而观之,人是人,宇宙是宇宙,这脑筋就怕要永远伤下去。天人合一,科学也渐渐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这样,问题似乎并不难解:任何部分之于整体,或整体之于部分,都必定密切吻合。譬如一只花瓶,不小心摔下几块碎片,碎片的边缘尽管参差诡异,拿来补在花瓶上也肯定严丝合缝。而要想复制同样的碎片或同样的缺口,比登天还难。

世界是一个整体,人是它的一部分,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这大约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应的原因。这也就是人类以及个人永远的困境。每个角色都是戏剧的一部分,单捉出一个来宠爱,就怕整出戏剧都不好看。

上帝能否插手人间?一种意见说能,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呀。另一种意见说不能,他并没有体察人间的疾苦而把世界重新裁剪得更好。从后一种理由看,他确实是不能。但是,从他坚持整体意图的不可改变这一点想,他岂不又是能吗?对于向他讨要好运的人来说,他未必能。但是,就约伯的醒悟而言,他岂不又是能吗?

撒旦不愧是魔鬼,惯于歪曲信仰的意义。撒旦对上帝说:约伯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于他,否则看他不咒骂你!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便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儿女和财产,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撒旦又对上帝说:单单舍弃身外之物还不能说明什么,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会怎样吧!上帝便又允许撒旦让约伯身染恶病,但信者约伯仍然没有怨言。

撒旦的逻辑正是行贿受贿的逻辑。

约伯没有让撒旦的逻辑得逞。可是,他却几乎迷失在另一种对信仰的歪曲中:“约伯,你之所以遭受苦难,料必是你得罪过上帝。”这话比魔鬼还可怕,约伯开始觉到委屈,开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

这样的埋怨我们也熟悉。好几次有人对我说过,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留神,说了对佛不够恭敬的话,所以才病而又病,我听了也像约伯一样顿生怨愤——莫非佛也是如此偏爱恭维、心胸狭窄?还有,我说约伯的埋怨我们也熟悉,是说,背运的时候谁都可能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给约伯看到的那样,从来就布设了凶险,不因为谁的虔敬就给谁特别的优惠。

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这又怎么说?

关键在于,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啊!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十一

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郿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断,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他所有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

可能很简单: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想要也没有。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十二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有一部电影,《恺撒大帝》。恺撒大帝威名远扬,可谓“几百年才出一个”。其中一个情节:他唯一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百般医药,千般祈告,终归不治。恺撒,这个意志从未遭遇过抗逆的君主,涕泪横流仰面苍天,一声暴喊:“老天哪!把她还给我,恺撒求你了!”那一声喊让人魂惊魄动。他虽然仍不忘记他是恺撒,是帝王,说话一向不打折扣,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以一生的威严与狂傲去垂首哀求,但是……结果当然简单——剧场灯亮,恺撒时代与电影时代相距千载,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飞烟灭。

我也曾这样祈求过神明,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满心敬畏(其实是满心功利)。但神明不为所动。是呀,恺撒尚且哀告无功,我是谁?古园寂静,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穿流,以云的变幻,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你只有接受这傲慢的逼迫,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

十三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意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十四

唯一的问题是:向着哪一位神,祈祷?

说瞎话的一位当然不用再理他。

爱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时候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事实上,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但是,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而并不固定是谁,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他把行与路做同一种解释,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无与伦比,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真是难为他了。

十五

我寻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点儿体会: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有时取笑你,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

因而想到,那也应该是文学的地址,诗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奥斯威辛之后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使人重新听见诗的消息。那样的怀疑之外,诗,以及一切托名文学的东西,都越来越不足信任。文学的心情一旦顺畅起来,就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它。说生活是最真实的,这话怎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呢?大家都生活在生活里,这样的真实如果已经够了,文学干吗?说艺术源于生活,或者说文学也是生活,甚至说它们不要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些话都不易挑剔到近于浪费。布莱希特的“间离”说才是切中要害。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

十六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亦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义,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想: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挑战”,向着这个和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忏悔”。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做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都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吗?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十八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两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内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做旁观了。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吗,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十九

几年以后我去陕北插队。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手欲举而又怯,声欲放却忽收,于是手就举到一半,声音发得含含糊糊。“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那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二十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二十一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了“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二十二

“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就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炼,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二十三

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需要科学,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绑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强行一旦得逞,信仰难保不是悲剧。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比如动物园里的狼,关在笼子里,写一块牌子挂上,说这是狼,可谁看了都说像狗。狼不是被饲养的,狼是满山遍野里跑的,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世界上就有了狗。

二十四

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中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当然是指第三位神,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审问,因而划出了现实的残缺,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征求忏悔之心。这是神对人的关切,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

二十五

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而且,这猜想只可能被证实,不大可能被证伪。怎样证伪呢?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

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死即是绝对的寂灭,并无灵魂的继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唯此才是科学,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证伪而信其伪,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到底怎么不一样?倘前者是科学,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证明其有,便已经是证明其无了?这就更加奇怪,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迟早要死,迟早会对死后的境况持一种态度。其次,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并无第三类机会。最后,那两种可能无论你相信哪一种,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

二十六

但猜想是必要的。猜想的意义并不一定要由证实来支持。相反,猜想支持着希望,支持着信心。一定要把猜想列为迷信,只好说,一律地铲除迷信倒不美妙。活着,不是仅仅有了科学就够。当然,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自封神明愚弄百姓的,理应铲除。但其所以要铲除,倒不是看它不科学,是看它不人道。原子弹很科学,也要铲除。一个人,身患绝症,科学已无能给他任何期待,他满心的坚强与泰然可是牵系于什么呢?地球早晚要毁灭,太阳也终于要冷下去,科学尚不知那时人类何去何从,可大家依然满怀豪情地准备活下去,又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靠着对未来并无凭据的猜想和希望。但这就是迷信吗?但这不能铲除。相反,谁要铲除这样的信心,甚或这样的迷信,倒不允许。先哲有言:科学需要证明,信仰并不需要。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向都隐藏在神秘中,但我们从不放弃,不因为科学注定的局限而沮丧。那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我们唯一的依赖,甚至不是根本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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