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约翰生

摘要：钱锺书和约翰生分别是其所在国智慧文学的代表。他们虽生活在东西两个世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创作道路，可却在用文学启迪人类的智力巧思方面貌异心同。对这样两位同是博学智者的文学大家的生活阅历、独立立场、人格风范、著述谈话及渊源影响诸方面进行异同比较论述，不但有助于理解他们的个性品德，文化思想和创作成就，而且还可以接受人类智力承学传播流转过程中一些共通的治学精神、人生经验和智力遗产，进而启发人们在既漫长又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如何选择生活并为人类智力传承做出应尽义务。两位智者尚未能在两国学术界互通有无的隔阂或生疏现象，固然有历史政治文化语言的各种原因，还表明不同国家文化交流沟通一直就有某种天然困难障碍要努力克服，可人类的共识求同的“心理攸同”，决定了智慧文学不仅是无国界无边疆而且是可以认同共有的。求同比存异在互联网+时代更需引起关注。

关键词：生活经历 独立立场 人格风范 著述谈话 渊源影响 智慧文学

钱锺书（1910～1998）和约翰生（1709～1784）是生活在东西两个世界两个不同时代的博学多识文学大家。虽相差201年，两人都在本国受到应有的尊敬和纪念。如果说钱锺书是英国的约翰生，那么约翰生就是中国的钱锺书了。这个互联网上介绍的简朴语言，道出了两人可资比较的事实。《管锥编》的“广征博引”和《英文词典》里“博闻强记”的引语例句，沉淀实重，灵巧通达，无不表现出两人“广览群书”的貌同，并且敬重人类诗性智慧的心同。本文梳理钱锺书与约翰生一些同异方面，以期进一步引起大家对两位博学者进行对照和综合的关注，进而促进对他们的全面学习和深刻理解。

一 迥异的生活经历

钱锺书与约翰生两人不仅生活的国度不同，时代不同，而且生活的经历迥异。对比地说，一个是文人，一个是学者。尽管钱锺书屡屡感慨“诗人感觉胜于学士”，在艰难中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刊印的《写在人生边上》（1990年5月），他自称“作家学者”。“作家”是修饰语，定位是“学者”。钱锺书可算是个地道学者，他并无“知虑未至”的学者通病，且不论他写小说写律诗本身也是个纯正文人，“心思锐敏”。这里文人学者说法只是仅就两人比较后各显一面而言。

约翰生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两年之后出生的（1709），而钱锺书则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在年轻时期，他们都沐浴着本国社会转折变革时期伴随而来的一切凄风苦雨。

约翰生出生后就体弱多病。因疾病留下痉挛疙瘩面容，肥胖体型，战栗举止，抑郁心态。视力极差，一只眼盲，伴随终生。可生性聪慧，记忆超人。因父亲是林曲菲尔德小镇的穷书商，他得以坐拥书城，饱览经典。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很快就被导师断言是本校历史上读书最多的学生。因家境贫困，父亲生意破产，上学一年多后退学回家。没有文凭，找工作困难无路。之后，他与比他大20岁的波特太太结婚，用妻子钱开办一所教授拉丁文学校。不到两年生意关闭。接着他与学生加里克一起漂泊伦敦谋生。尝试写各类文体，以文为生。不但翻译法文游记，写悲剧《艾林》，发表诗歌散文，还参与时评，虚构国会辩论，臧否人物，蔑视权贵。在《绅士》杂志做编辑干苦力。此时真是个无所不能的“写手”。接受出版商赞助后，他用9年多时间独自编撰出第一部引用10多万条诗文语录来解释词意的《英文词典》，从此建立他的声望，接受两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人熟知大名“约翰生博士”或“词典人约翰生”。在53岁那年，领取英王室每年给予他300英镑的养老金。之后他汇校前人注释出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并写著名“前言”，为52位诗人写《英国诗人评传》。晚年乐于建立文学俱乐部，成为文坛大师。喜欢社交谈话。子夜在外，晨睡至午。曾有几次长途或出国旅行。终年75岁。纵观一生，虽少小天才横溢，50岁前后才得以公认成名，属大器晚成。

钱锺书似乎无约翰生那样生来的病态坎坷，包括“智障”。天资聪颖，学业就业一路尚为平稳。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接受古典文献学和现代科学教育。中学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19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约翰生入牛津时同一年龄，同享有天才博学之名，更有神奇传说如清华人称钱为“三才子”“人中之龙”“龙虎狗三杰”。他毕业任教两年后，便考入牛津大学。出国到英法国家学习，获牛津大学文学研究学士学位。在阅读浩瀚中国古籍书上，随时日添加阅读6种外语古今书籍能力，体现极强悟性识力。回国后，28岁便被聘任为当时最年轻的外文系文学教授，在西南联大等地教书。约翰生这个年龄，在伦敦闯荡一年多后才刚得到个编辑助手的位置。在抗战前后，钱锺书有往来于上海湖南任教的旅途奔波。虽能直接体验下层民生，但基本是在城里学院教书写作。未到40岁已写出《谈艺录》和《围城》，与同龄约翰生写长诗《伦敦》、写诗人《萨维奇传》一样，约翰生50岁写《幸福谷》，尤以“小说家”享有盛誉。

此后，约翰生继续走自己的文人路线，而钱锺书却因时朝变化，中断创作，到大学研究所受聘教授，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47岁完成《宋诗选注》，到60岁后开始整理从前读书笔记，69岁那年正式出版奠定他治学声望的《管锥编》。《围城》封尘几十年后重印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获得观众空前赞赏。读者因视觉不同，形成《管锥编》迷或《围城》迷或“钱迷”，更有“钱学”推波助澜。情形恰同约翰生生前死后都有众多粉丝迷一样，同样是个颇有争议人物。

论誉谤之盛，钱锺书既是“少年才俊”，更属“大器晚成”，有如“庾信文章老更成”。晚年钱锺书出国两次，虽不喜社交见客，警惕赞美，拒绝拥戴，不搞“盟主东南”，却也喜爱用书信方式去广交朋友，谈文论艺，针砭时弊，尤其给年轻人智力学习提携褒奖鼓励。他一直增补修改旧作，直到83岁还“自苦”披阅《管锥编》，“修益二十处”，体现一个学者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力求完美主义本色。文人约翰生早已“绝笔”，学者钱锺书却始终放不下，若不是后来多年一直躺在病床难起，读者还会看到“惬心以求当”的“补订”“补正”。钱锺书终年88岁。一个完整而圆圆的吉利数字。我们惋惜钱锺书没有时间把《全唐文》等5种书的《管锥编》续编写出来的同时，会想到约翰生的“提醒”，有些人太在意完美而留下未完成著述的遗憾。

因为上述不同经历，钱锺书虽面临社会远比约翰生险峻复杂，却依然超然物外，能清醒冷眼旁观俯视人生，而约翰生至多是如何选择生存不再随时受到政治干扰，对日常生活艰辛感触太深，使他几乎不可能会拿“写在人生边上”这样的题目来评判人生。

两人到晚年似乎都“苦尽甘来”，约翰生彻底闲适轻松享受生活，而钱锺书依然极其勤奋，尽力做自己那份事，不愿虚掷光阴，仿佛就是个勇与时间风车打斗的堂吉诃德，心无旁骛，我行我素，虽胜败参半，在所不惜。惟“惜阴如命”（杨绛语）。

二 自由的独立立场

钱锺书与约翰生两人同是博学文人学士，却以不同的方式关注政治问题，恪守自由的独立立场。约翰生历经4个王室，国内战争有英格兰与苏格兰复辟王朝的卡洛登之战（1746），更多是国外战争：英国对印度7年战争（1750～1757），对法国（1756）和美洲战争（1765）。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约翰生1784年去世5年后，巴黎发生法国大革命。约翰生有一贯的反对战争革命的政治立场和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他的英国国教信仰与王室保持一致，这使他在信仰上没有太大冲突，可这个信仰与苏格兰信长老会教有很大不同，导致他对苏格兰人有固执的偏见，尤其对当时领先思想界的苏格兰学派人物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偏激言行持有戒心，始终保持思想独立，但决不拒绝工业革命科学进步带来的新变化，体现他与时俱进的心胸识见。他思想的保守性，还可从他支持托利党和反对辉格党的鲜明立场体现出来。在早有两党大选轮流执政传统的英国，本不能以党派论观念先进，可连连胜选执政的辉格党实际上代表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的主潮流。面对现实，尽管约翰生不是党员，也无从政能力和野心，但他反辉格党的言行，无形中成为时潮的异见者和流放者。到他晚年，保守的托利党有几次轮回执政机会，约翰生与王室政府总算吻合，因此也借笔发挥力量，写出争议颇大的4篇政治文章，如反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征税不是暴政》，俨然成为政治人物。美国战争的顺利发展和最后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宣判了他立场的“反动”，尽管后来人只能不论立场而就观点来论述他思想的合理性，所谓“成事不说”。

要说钱锺书经历改换朝代之剧烈，甚于未看到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约翰生，不提还有巨大影响的“文革”和诸多事件。他显然没有约翰生那样明确的政治态度和固执的信仰理念，如他自语“志气不大”，“惭愧自己是懦怯鬼”，力求保持人身的自由和学术的独立。尽管年轻有过傲慢气盛，得罪师友，这些“偏执”都被无情岁月打磨去掉，留下的是如珠玉圆亮那样的“说圆圆说”。他一生几无任何党政偏好，也不对从政有任何企求，仅是想尽努力靠自身学术才能去生存去做事。即使逆境，他也要尽力守住底线，不背道德良心，如事后敢说在那场红学批判中“没有钱某一个字”。要说“野心”，不过是要追求“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的学问，自成一家本性特色。政治非其本分。“痴气”才大自有赐福，他不但在国民党时期兼任过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刊物主编，随团访问台湾，而且在共产党政府下从事毛泽东选集诗词英译定稿工作，后来出访美日，官位直升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论虚位挂名，这些公职地位，在他人是荣耀一辈子的追求，而在他则只不过是先安身立命后力求保持独立学术品格的护身符。然而，他躲闪政治，不等于他能避开一系列政治风暴。就说《宋诗选注》如何“尽可能适应气候”与“衷心嗜好”相抵触，想来不是当事人过来人，尤其不是他那样博学识要的人，其苦衷是无法深切体会的。虽然思想上“如膜妄心应褪尽”，实际上却无法“空得到空”。这样身不由己，于是人们就看到他既鄙弃官场又实际身挂官场的无可奈何，倨傲的狂狷与退出的蔽隐兼于一体，“把自己看成无情讽刺的对象”。尽管说是“虚名”，还是因为他的出席使一些大型学术研讨会影响不一般。当人们期待他能说做更多的时候，他却恪守老父家训“默存”，以别人看来是“不识抬举”“刁蛮”“狂狷”的率性拒绝方式，换取退隐自由淡定身心。这决不意味着他是个完全没有个人政治倾向见识的纯清作家学者。在特殊客观环境下，他既要保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品性，又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能守规定位在“不即不离”中，尽量保持平衡，可内心总是对政治文坛时髦潮流世态炎凉保持最异常清醒的状态，所以在最能表露他时势观察人物褒贬的“谈话”里，他总是告诫听众“不记录”“不宣传”，与约翰生早年想到“谈话”可以帮助立足开创新文体根本不同。著书虽不为稻粱谋，却依然忧患世俗人生。基于相同于约翰生对“人类思想进步总是缓慢的”这个见解，他不是不敢激进，而是实在不能也激进不起来。这也许是饱读诗书“通人”的一类命运，他们的本事终在言而非行，至多或讽刺或幽默地笑傲江湖，发出人生无奈的间接批判强音，而那些敢“行”的人不是大起大落，命运无常，便是流入“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之类。这个“成功失败”政治见解意义与约翰生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政客的最后避难所”同样精辟。

既然深知这个人类思想循序渐进包括自己生命有限的局限性，钱锺书和约翰生都本能知道自己不能也不可能超越它，尤其到了岁暮晚年，何况是“留命桑田又一回”的幸运。两人终其一生，都不是政治人士。如果约翰生在政治上还能列队出来算是个开过两枪的“战士”，那么钱锺书比较他就实在是个“隐士”或顶多是个“狙击手”了。

三 特异的人格风范

与他们独立立场自由思想相关的就是独特的个性脾气，两人都有“不讲情面”的执着孤傲，一览天下小。论方圆，两人方中见圆，圆中带方。如果说约翰生更多呈现“方”的棱角，那么钱锺书就更接近“圆”的境界。读者考虑其早年博学蔑视权威，刻画嘲讽小说主角方鸿渐不善圆滑，尤其晚年成为公众读者声望极高的知识分子，却以回避拒绝参与公共事务和各种聚会包括名流社交而特立独行，就应想到他的兀傲独特的气质和方正凌厉的个性，难以说其圆。可总体上说，钱锺书依旧是个道德人士，守身如玉，谨小慎微，茕茕孑立，戒律犹严，倾向于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坚守做人底线。这些又无不与明哲保身，避免是非之争有关，与其说是杨朱“利己贵生”，不如说是老庄“逍遥游”“人间世”超越时空。因此说他有“方”之表也是受其“圆”之里制约的，处处讲究行事分寸，力求中庸稳妥，可在不容虚伪不容愚蠢举动方面，与约翰生里外却是一个样。因为其“圆”，才出现集“不近人情”与要“人之常情”为一身的品格，如“神龙般迷走的才子”难以让人一眼见其“真性”。可要听他“谈话”，看他“书信”，见他“做事”，他虽外打圆场，可内心非但不是个不关心社会现实的“书呆子”，且本身就是个性情中人，孩童般赤诚，是非鲜明，“疾恶如仇，激昂慷慨”，所谓“侠肝义胆”。这时他与我们所读鲍斯威尔笔下那个冲动暴怒起来的约翰生已相差无几了。在他身边了解他晚年生活的人说：“先生的原则很简单，经常就是为节省下时间，为他所全心关注的‘问题’而‘多读书’。”“怕横生枝节，被无原则赞美或歪曲利用，成‘道具化’。这主要想到的危害是他要无端消耗精力浪费很多‘时间’。时间对他来说最重要。”因此，大凡遇争议之事，“笑而不答”，“不屑明驳”，不作“辩解”，就这点来说，又与约翰生主张不自我“驳辩”不把球“打来打去”的态度心理相通，百虑一致。他们两人一生都有正直坦率和敢言敢行的脾性，生前死后都难免成为争议人物。

约翰生是个让人耳听眼见的“真性”人。他一生坚守宗教信仰，从不隐晦自己的政治倾向，尤其当这些敏感时势问题与他思想抵触后，他要顽固坚持道德，决不妥协，就显出极强的保守个性；可在主张科学，反对奴隶制，同情黑人妇女弱势群体，反对革命暴政，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文化多元化诸多方面，他又眼光超前，见解独到，至今让人感到他不但走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性范围，而且还越过境界足以成为当今先锋派人物。如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对视野狭隘的种族优胜的批判。这两面对立，同是一种方圆互补。在生活中，他有个性倔强、脾气粗暴、谈锋犀利、舌不饶人一面，同时又有同情弱者、慷慨解囊、慈善待人、通情达理另一面，尤其对年轻人总是鼓励有加。进入晚年，比较不同的是，他怕寂寞凄冷，耐不得孤单无友，这显然与他抑郁症复发和妻子亲人早逝有关。庆幸他能从两个渠道得以补充：一是结识大酒厂商家思罗尔先生，特别是其年轻美貌文学才女的夫人，成为他们家里受尊敬照顾常客；一是组织文学俱乐部，广泛社交结识朋友。

这“喜社交”是钱锺书避之不及的。两人不同的“社交观”实与他们所处不同体制的社会相关。钱锺书似乎天生“不怕孤独”与约翰生随时“害怕寂寞”恰成两个双峰对峙的人格。约翰生虽名声大噪，毕竟在文人学科之中，被借名炒作一边倒机会有限，声名此起彼伏很平常，不会被供奉被权威话语权化，如杨振宁晚年在美国不可能同在中国那样享“明星待遇”。所以他有“宁愿遭遇攻击，也不愿受冷落”的主张，欢迎任何争鸣，自己却采取听之任之态度；而在独尊一统思想社会下，人运无常，与朝适才能名扬位进。晚岁钱锺书恰似“魔鬼夜访”，不但自知博得大名“生逢其时”“有别才”，还知道约翰生所说成名的因素“复杂和捉摸不定”，更知不能自主要被借名，所以退休年龄照样挂名，用他自嘲话说“尸位窃禄”。这个“禄”如前面提到是“护身符”，不仅保护而且确立他生前不大可能再受激烈批评的待遇。此时他不会有约翰生的“冷”而只有“热”，若主观上附和时潮，那么在客观上就会要多热就有多热，如现今一些学术明星的表演那般。钱锺书知道止学，到此为止，如同紧急刹车。他力主“抗热”，这恰与他成为公众拥戴人物的这个形象极为不协调。所以人们就看到他在这类减热排热清除干扰噪声方面“剑走偏锋”，大反潮流，“不将精力做人情”，不要成为人人要见的“下蛋鸡”。尽管自比是一块“所有苍蝇都想叮着”的“臭肉”，无可奈何，主观上却尽力回避谢客，不管来者身份大小，规格级别国宴，如同孙悟空挥棒扫空一切。比较约翰生接受乔治三世国王突然来到图书馆与他见面，还有约翰生勉为其难接受王室养老金来说，钱锺书又不能不说也是个敢“开枪”的战士了。当我们要责怪他避世不参与社会（社交）活动太私心贵己时，他又往往能呈现出地道的公众正义代表人物的另一面。我们现在看他为涉及“版权”出版其书事打官司的壮举，多少有些感觉他一反常态，走火入魔，可认真执着“私有权”，勇敢向前（钱）看，却大有举主持正义之旗，维护学术品格的胆魄，单身一人之勇武几同当下50多位作家联手状告百度侵权之气势一个样。这个重拳出手，不“舍身喂虎”，与他厌浮名虚誉苛刻自己尽量回避人群社会随遇而安看似十分矛盾，却闪出文人刚直不阿铮铮铁骨一道亮光来。让我们看到他不要“会做人”这一个真我。钱锺书“打官司”与约翰生对麦克弗森伪造苏格兰古民歌无情揭露引起“警告信”官司威胁，同样成为有趣的文坛公案，一主动一被动，貌异心同，呈现出两人彻底的智慧，足以提醒告诫后来为文写作者对自己对读者负责，要真心胆识，公私分明，无畏无惧，谨慎从善。

钱锺书虽付出“不近人情”的代价，却收获了人格精神。社会上流传他“脾气怪”“见面难”“出版钱书难”“拒绝社交”，都无不与其独特自守的人格有关。与专制社会相反相成，历史上偏偏恰是那些独立中立的耿介清流隐士在中国文化人中赢得最高称誉的荣耀，也能归属于所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一类。我们现在的纪念追忆，依然把“淡泊名利”“耐得寂寞”看作对钱锺书人格的最高评价之一，不仅因为社会体制出问题，还因为文德第一，文才其次。我们造他这尊“为人为文”的“人格神”，实有我们社会文人的补偿心理在作祟，要借他的力量来勉励自己和同行能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坚守文人的品德。这同西方世界首先学习宣传约翰生的信仰道德和善良人格同出一个道理，所谓人格力量大于一切文字。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钱锺书主文德与约翰生倡道德，两者互为一理，贯穿在他们一生言语行为之中，让我们对他们高山仰止，如果有偏激冲动也会原谅他们耿直无情。相对而言，如果晚年可敬可佩，中青年的钱锺书和约翰生似乎都比老年的他们更加可亲可爱。

四 智慧的著述与谈话

钱锺书与约翰生更多的类同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和谈话里，无论在语言才能、创作数量、文笔风格和批评思想各方面都有可比之处。这里提出一些印象式的比较，展示一般面貌，同样是要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关注兴趣，进而深入地对他们智慧文学宝藏的勘探学习取用。

从语言能力来说，钱锺书懂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拉丁文6种外文，加上中文，所谓在“七度空间思维”。他出生晚书籍出版多，读的书似乎要比约翰生多，精于鉴赏，偏于“知”；而约翰生通拉丁文古希腊文法文，懂些意大利文和荷兰文，读尽他以前的西方古籍经典作品，假以时日，他同样手不释卷，能如钱锺书一样读天下群书当无疑问。不过，他向国王说自己“没有沃博顿博士读得多”，这是“自来无第二人”的钱锺书，不可能与任何其他同代人要谦虚说出来的话。

约翰生因自身体弱多病读过大量医书，能自开“治己病”药方，喜欢读数理逻辑关注科学亲做化学实验，读书更泛杂，偏于“行”。这个“行”包括他尽量少“掉书袋”，重视把书用于生活实际上，强调“除了生活的艺术之外，书籍还能教给人们什么呢”。在与鲍斯威尔一起旅行苏格兰的路上，他们设想要办一所大学，把文学俱乐部的人分工任教，约翰生考虑再三后认为自己适合“教逻辑，形而上学和学院神学”，若能假想推测，钱锺书想来也许会去承担逻辑（名学），但更擅长教文艺鉴赏文学批评史。虽说文人，约翰生这方面显然能，并敢于以“学者”自居。可见上面判他们身份文人学者，外貌战士隐士，行事方正圆体，都很容易忽视他们共通性方面。此外，两人“博闻强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的故事传说。论同时代人言谈夸耀，钱锺书似乎得到更多。单夸记忆力强之“表”，实不足以彰显他们的思想智慧之“里”。要特别提到，约翰生似乎没有钱锺书那个随读随记“读书笔记”，给人不够勤奋而多懒散的印象。若凭此就说约翰生记忆更强，却要考虑他死后留下近三千本个人藏书，而钱藏书量确实较少。

从数量上，“勤奋”的钱锺书实比“懒散”的约翰生写作量要少些许。这也可看作是学者与文人的根本区别之一。殊不知，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每种文学样式都有兴趣尝试。就体裁而言，我们可以做这样有趣的类比：《管锥编》与《英文词典》：不同类书，却广征泛引，同是博览群书体现记忆超人的杰作，如同“百科全书”，知性诗心浩瀚如海洋；《围城》与《幸福谷》：两人各自写作的唯一中长篇“学者小说”“哲理小说”，同一个“生活的选择”的母题，尽管人生态度叙述风格大有不同；小说散文《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人生边上的边上》与《漫步者》《冒险者》《懒散者》及个别虚构作品，同为报刊汇集文章，立意文德与道德、讽刺与幽默、边上与地下、博学与多识，各有千秋；古体格律诗《槐聚诗存》与《伦敦》《人类希望的幻灭》及其他英文拉丁文诗作品，钱锺书自有特色，“诗人”之名当之无愧；而约翰生同样作为诗人虽排大名有争议，但他的作品却一直被当作英国最优秀的诗歌受人赞誉；《谈艺录》《七缀集》与《英国诗人评传》：钱锺书涉及对个体与普遍现象的综合论述，而约翰生侧重诗人与生活命运的随感概述，两人都同是专注于对具体的诗歌诗人诗心诗界现象的议论评述，强调诗人的道德和诗人的诗性艺术成就，褒贬尖锐而深刻；《宋诗选注》与《莎士比亚集》注释：虽无法等量齐观，可见两人都下过考订校勘功夫，显出“碧海挚鲸”的博学识见；两人还有其他一些同类爱好：从事翻译，写“书评”译介文章，有英文《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与法文《西比尼亚游记》，约翰生翻译书量更多些；两人都从事过“有求必应”之类编务咨询甚至校对修改工作，钱锺书主编过英文刊物，参与文学史主编编写及其他《宋诗纪事》增补和古代文献数据库的项目立意设计，甚至曾兼任过图书馆负责人工作，为外文所文学所亲自选购书目，不以小事而不为，这些都超出常人看到或听到的范围，同样约翰生编辑《绅士杂志》，有求必应，为友人写序，支持年轻人，隐姓埋名帮助法律教授写演讲稿，正好比钱锺书化名“郑辛禹”排在吴庚舜名字后一起发表《也论“长生殿”》论文；除此之外，约翰生早年尝试过写一出悲剧《艾琳》，晚年旅行写游记如《苏格兰高地旅行记》，而钱锺书在夫人杨绛和同学曹禺戏剧创作上以及在翻译家傅雷的译作上有什么具体建议帮助，似乎不必特别“发明”而只需去“发现”；钱锺书有英文写作集《钱锺书英文文集》，而约翰生有拉丁文诗歌堪比；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已出三册）和约翰生“祈祷”文，属特殊类别，应当另论。有意思的是，钱锺书与约翰生都写有大量的书信，是名副其实的“书信人”，“写信的动物”，显然约翰生书信集历久能大致收罗尽全，而钱锺书书信集收录仅是个开始，便已有很大的难度了。

如果书信集能反映一个人的社交范围并可窥视其一时的情绪心理，显露特定的难言不便言之苦衷或随意的逢场作戏的应对应酬，那么“谈话”就是直接的个人宣言和表白。约翰生比钱锺书多出一个大头衔“谈话家”。约翰生所以能成为谈话大家，除社会环境外，还要归功于围绕在他身边转的一个小青年。比他小31岁的鲍斯威尔迷上他后，便有空就上访，有言必记下，有时惹火恼怒主人，有时写传记事被提起遭挨骂泼冷水。约翰生只希望死后写什么都可以，情形正如同钱锺书反对生前写他的传记，对钱学研究学会“指望‘缓刑’到身后才好”，否则对他就是“人生的讽刺”。生活中，钱锺书其实是个一点也不输人的健谈者。只要开口，便能“语妙天下”，“汪洋恣肆，趣味盎然”，“锋芒所向，鞭辟入里”，有时与约翰生同样饶舌，“口没遮拦”，“开罪于人”。因为社会体制不同，钱锺书父亲很早就告诫他并改字“默存”为座右铭，谨慎言出。在经历感受过历史现实的“有口难言”“言者加罪”之后，钱锺书不但在《管锥编》屡言“口戕口”“言语害人”“文字祸害”“实言难”，到晚年还对“谈话”不屑一顾，嘲讽能言善谈者，直言快语地指出：“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仿佛幽了约翰生一默，批评了那时还未见国内出版的几本《约翰生传》及记录他谈话的鲍斯威尔。钱锺书非不能言谈，而是不能不敢不想不允许公开他的言谈，因他有意保持这方面“沉默的自由”，那些字字珠玑的言语，就只能“随声随灭，实在可惜”。这两位大师“谈话”的命运不同，实际衬托出他们所处国度不同和政治环境迥异的特色。虽晚年还是有机会，有人早被提醒或意识不能错过记录谈话，均因大家“自忖无鲍斯威尔之才”而不敢笔录，当然先生若知道会不客气加以“禁令”制止，如佛门人不喜记言，必逐骂“稗贩我去”。也许享有“谈话家”美名的约翰生，同少了“谈话家”大名的钱锺书，若能在地下碰见，必会相视苦笑，看“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爱开玩笑，捉弄人”。

就批评思想或个人兴趣而言，钱锺书说过，他重视具体的文艺鉴赏：“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这可以借来说明约翰生原本正是这个思路。约翰生没有写大部头的史论专著，只写他所读所感主观印象式品评，即使写52位英国诗人评传，也是直接依据文本阅读感受而不是什么理论规则做出评价。因此，当代研究者认为，约翰生不是前人设想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他应被看作是20世纪倡导细读文本的新批评主义之父。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具体阅读的心得体会，但比约翰生有更自觉的理论作引导分析和总结归纳。当我们苛刻他书里没头没尾没有思想体系却通体浑圆时，我们最好把他与约翰生一起当作识文心有悟性开大智的文人作家看待，甚至不妨摘去他“学者”“大师”名分，特别欣赏看他“贯穿潜伏”文学文字文采文学批评而处处圆说的“滑稽游戏”。这样譬喻缤纷，汪洋恣肆，妙趣横生，应接不暇的个人著述，如春秋战国诸子篇，真应把《管锥编》叫“管锥篇”。

约翰生说过，批评家有两大类人，一拿“显微镜”，一拿“望远镜”。这个说法被钱锺书实际地当作理论去论说作文者。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都能从大处着眼、细节着手，侧重点却很不同。约翰生无论批评还是写作都有持“望远镜”的特点，看全局多于局部。如他写人物传记，重视细节却不去斤斤计较，直抒所感，要他写出《管锥编》那样考订细腻的文字恐怕不容易，也非其所专注。约翰生倾向“写意”而非“工笔”。尤其他不但大力主张要快手写文章，而且实际上常用最短的时间写出长诗，写出《萨维奇传》，写出小说《幸福谷》，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他“写意”的印象。其实他写得快只是个习惯，并非马虎潦草不负责任的快，不属于“速而未工”和“工而未速”两类人，没有“目穷千里而失之眉睫之前”的毛病，如同钱锺书精细却没有“不睹结构行布之全”的缺陷；这是因为两人都同样认为文字要打磨，人间要好诗。不然说钱锺书只有“工笔”，那么他的“下笔如风”的书信“写意”之快，就很难说其圆了。

文有文行。两人都对文字取审慎规范的态度。约翰生更在意去编一个用字范文的词典去身体力行。固执时他说，诗不能翻译，就因为它是诗；灵活时他也意识到，固定语言规则如同“以链条束缚音节，以马鞭抽打大风”，等同堂吉诃德勇士撞风车。钱锺书主张翻译要“化”，就比他不能译说要圆，同样是对语言提出最高要求的看法。两者貌异心同。说“工笔”钱锺书，几乎没人要反对，而若不思量，就直接去判断约翰生“写意”，至少误会不确切。因为约翰生也同样有反复修订增改的习惯，甚至认为“出版”如同下地狱，进去容易出来难。要知道，他对自己出版《英文词典》要求太严几乎废弃，逼迫催促下，反复推敲，最后迟迟才出版。当我们读到约翰生说只有傻瓜才不为钱写作时，我们要想到他实际生活的另一面——他为人写序替人写稿改稿从不想到要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也没因为钱写作而成为富翁。关于“文与人”和“文与行”的矛盾统一，两位文人学者都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精辟论述：“大可不必如此匆匆忙忙地相信或尊敬所谓的道德老师。他们演说时像天使，而生活里是常人”，正是“文章宁复见为人”。

写作语言上，两人文笔纵横开阖，典雅雄健，譬喻精妙，无不打上各自用语的烙印风格，放到哪里都能被轻易认出。在他们各自同代人中都造就了一大批迷恋书嗜好书的钱迷和约迷。英国著名画家雷诺还是年轻人时，就站立街边柱子旁一口气把《萨维奇传》读完，要转动身体时才感觉腿脚麻木。我国知名画家黄永玉不但自己看《管锥编》，而且还买了七部书送给友人分享。有人工整手抄《围城》。《大染坊》剧作家陈杰据说能背诵整个《围城》。正是语言的力量，确立他们文字大家文学大师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包括人格风范，任何辩论争议似都应该从这些地方开始。约翰生在生前死后都有一些人学他文法，包括雷诺学得很像，而要长篇大论模仿钱锺书比较难，但还是可以在一些报刊书籍的短句书序里，常看到钱式笔法文句。钱锺书喜欢考察“句式”来源，比较其文心应用之优秀。这里各拈出他们喜用的行文句式供思考玩味：“婚姻生活虽有苦恼，可独身日子更加不幸”；“骈体文不必是，而骈体语未可非”。两个是非程度轻重的并列比较句式，无不显出他们体察的细心，语言的巧妙，思辨的智慧。套用应用活用它们，非此即彼一刀切的思维市场就会少很多，人生经验也会深刻许多。

两人都喜欢比喻骈语，博古通今，站高看远。风格上，钱锺书“半庄半谐”，约翰生“庄重凝练”，钱锺书“辛辣刻薄”，约翰生“温辛针砭”，同样睿智深邃，入情合理。与现在钱锺书同样不幸运的是，约翰生的用语习惯，典雅华美，自成一体，早在生前就遭到批评讽刺，“最美”和“最丑”语录同时编集被不同人利用欣赏指责。他的散文集如《漫步者》，哲学大词频频出现，措辞深奥，阅读困惑人。那些散文替女性说话的语调也过于“男性化”，难改他的铿锵有力。现代英语人要读他的书已缺少流畅的快感。不借“谈话”传记，他似乎早已失去了一般读者大众，如他死后有萨克利《名利场》描写女主角“把手头的大字典从窗子里直扔出去”。钱锺书的书虽还未见有人直接写扔出去，可他用典雅文言文写的书，自然也遭到“冷僻书”“难读”的际遇，讥评为“艰涩奥衍”之文。幸运白话与文言文还未彻底断裂，加上他有写一手快言巧思的白话文来替补，有趣味横生的小说《围城》来解围，佐以名望形势等因素，得到高度重视，但不用等将来，现在也已呈现出“围迷”与“管迷”的分道扬镳，各路自我欣赏，如同“约书迷”与“鲍书迷”那样又分又合。进入民间或学术轨道。他们的作品终会形成自觉正常的群贤毕集智慧语言爱好者的感悟学习交流场所，大家没有任何别的立场情绪派系理念争议，只是要从他们的书中“渴望得到愉快”。他们作文都自信坦诚如扬雄：“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坚信读者总是书的最高裁判者。

五 影响的源远流长

钱锺书了解喜欢阅读约翰生。他不仅在约翰生母校牛津大学读书，埃克塞特与彭布罗克学院相隔不远，都共用“饱蠹楼”图书馆，而且他写英文论文引用语和书目表明，他很早就读过约翰生的长诗和大部分作品，熟悉鲍斯威尔《约翰生传》和相关评论书籍。他在早年20世纪30年代细读过希尔—鲍尔编辑的标准本《约翰生传》，晚年还读过1978年出版哈佛大学文学教授巴特的广受赞誉的《约翰生传》。比起熟悉约翰生的林语堂，他虽无直接宣传文字论述，却似乎比他有超出对鲍斯威尔《约翰生传》范围的更广泛了解，更直接进入约翰生作品的殿堂，与梁实秋同样熟稔。这从《谈艺录》和《管锥编》可以见出。如他提到关于“男人主笔，谴责女人”的看法（《漫步者》，No.18）有两次，提到玄学派诗人考莱；又如《围城》有明喻写“鸿渐大有约翰生博士不屑把臭虫和跳蚤分等的派头”，还有暗喻用“这事（指鸿渐气爱尔兰人）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他对同学说过，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给友人写信，说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对导游夸耀书多而随行个个惊叹不已，他也惊奇大笑地回应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令人想到约翰生引用苏格拉底经过雅典市场时说的一句经典：“这里有那么多东西都是我不需要的。”千年西土，相会于心。这些无不表明钱锺书与约翰生心是相通的，受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约翰生在200多年前就大力赞扬敢到中国长城去的人，主张全球主义世界文学：“让我们开阔视野，观察人类，从中国到秘鲁。”仿佛要打通大同之路，同钱锺书一样有化开来的“中州无外皆同壤”的“全球意识”。可惜，约翰生在中国被接受的命运不逢其时，至今也未完全合时宜。这有他本人和时代诸多因素。

约翰生从早年激进到晚年保守，与众多哲学思想家人生轨迹一样，符合人生一般规则，如哲学家罗素所言，早出的急流小河终要汇入晚归的平静大海。为他写传的鲍斯威尔，极力强调这是个愿意顺从并与社会和谐的老人，不顾他早年文章激怒王室政府险被抓捕的事实，目的是要以“这一个”英国约翰生形象来抵制那些破坏正常秩序颠覆君主王朝的法国暴力革命。约翰生这些保守反对革命思想，甚至顽固坚持宗教信仰的举止，当然经不起大革命的浪潮，成为革命对象不提，进入更为激进暴力革命的20世纪，他被秋风扫落叶般地被提倡革命文学国家扫地出门也就不奇怪了。

在20世纪初，约翰生进入中国开始还走平稳，人们主要接受历史学家麦考莱的看法，其不无偏见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长篇《约翰生传》条目（商务印书馆出版《约翰生行述》）。早年自由主义者胡适在1918年《归国杂感》里，因强调要把西洋文化的“思想”和“文字”一起教，就希望更换教材，其中建议把麦考莱的《约翰生行述》换成弥尔《群已权界论》（即穆勒《论自由》），显然认为约翰生不适合时代思想主潮。鲁迅对约翰生不是贵族出身却为贵族辩护有点“不可明白”，把他的小说《幸福谷》看作“幻想”无益社会人生。在三四十年代，思想教育界尚未全面一统，范存忠、梁实秋、林语堂等学人还是能提倡学习约翰生，如梁实秋编译出版过一本《约翰生传》，范存忠在伦敦以“约翰生与中国”为题作学术演讲，介绍约翰生同时也与世界文化接轨。当然，愈到后来，革命胜利，受“学习苏联的影响”，约翰生两大突出问题即反对革命的保守性和坚持宗教信仰的顽固性变得更加碍眼反动，因此约翰生名字连争议讨论的名分都没有，就很快在我们的教科书和年青一代学人中消失得仿佛世上无其人了。情形只能等到后来改革，当下提倡和谐并重提学习孔子新风气，这才让人们想起还有林语堂过去说过能与思想家孔子比肩的约翰生。大智若愚的约翰生如自然存在的巨大庞石，不怕人踢，不去适应谁，反过来要我们有时去想到他去接受他去迎接他，所谓有容就乃大。钱书命运当亦同约书。《管锥编》当初出版，实在惊醒和教育“文革”一代学人，仿佛叮嘱切不可放弃文化古籍，切不可不认文言文。事后百年之后，当会重现今日英国一喜剧家说，读约翰生书开启心智，因为人们能从约翰生书里读到很多当时人知道而现在非常生疏的名字名著，若没有互联网查找，这些还真难读懂。钱锺书“引文”的“蟹行文字”，决不能简单看作是“掉书袋”，应视为彻底地体现约翰生及西方学术尊重人类文化智力的核心思想即“尊重他人来规范我们创造的能力”，所谓“文德”所谓“知识产权”。

物以类聚。即使在没有或有“严格的思想专制”时期，我们早有一批老前辈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一直学习和接受约翰生思想。这些人说起来都是自由主义者，而思想倾向又偏于保守而不是激进，恰与晚年约翰生或鲍斯威尔的这个约翰生心心相印，仿佛自由主义思想保守者注定会关注约翰生，而思想激进者天生排斥他。只是在后来更严峻的思想高压下，他们无法再公开表达看法，沉默不语。钱锺书在早年《谈艺录》和晚年《管锥编》依旧不顾时尚坚持引用，“胆识惊人”，无怪有人直视《管锥编》为“政治书”。晚年钱作品显然不直接表露政治观点，书中“拍案惊奇”多针对古人而非今事，倾向保守而非激进。这恰与读约翰生书虽面貌异而心理同，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

“语言是民族的家谱。”（约翰生语）当所有障碍超越之后，没有太多现实利益涉及没有观念思想束缚知识，人们集中的视线自然要回归到约翰生和钱锺书作品本身的“语言天地”。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两种语言的微妙精华，似乎无法全打通。读钱锺书本应是中国人，而读约翰生则要把自己认作英国人，否则，他们中“机智俏皮”的语言，对非母语读者来讲，“往往没有效果”，因为他们作品同本国的“生活习俗和语言特点紧密相关”。反之亦然。因为这个原因，东西双方学者都不可能贸然地肯定或轻易地去接受上文提到的那个互联网上比较浅显的说法。由此可见，对这两位大家做任何比较都是权宜之计，无疑让人困惑疲倦，甚至非常有害非常危险，所谓“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扼”。这又是我们在他们100周年或300周年时还不能把手互相握在一起共同来学习讨论他们的难处之一。

钱锺书晚年巨著《管锥编》主“打通”求“共通”找“共识”识“心同”，已为大家诚心认可，也受到轻蔑非议。“东海西海，心理犹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个人性相通的事理观念在全球互联网化的时代，不再会显得是个有什么可以大加赞美的普通常识。可要是在“要裂”和“已裂”，甚至到了根本是两个阶级讲不通的“分裂”对峙的荒唐年代，这提倡人性人学“打通”是要有过人智慧和胆识的，不说要别有博学多识的能做才艺。即使现在冰冻融化，前仇释然，不再两极对立，在求同存异里，是存异强调特色还是求同主张共识，哪一个应为我们时代前行的当务之急呢？值得思考。仅就约翰生与钱锺书还依然像是两个隔海对望的大山而言，双方都还未有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国际文化接轨，因为他们太大太特殊太奇特，所谓“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我们的感悟理解是否应先从求同开始呢？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 西方英美国家2009年广泛纪念约翰生诞生300年，而中国学术界2010年庆贺钱锺书诞生100周年。参看《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三联书店2010年版）；美国The Johnsonian News Letter（March，2010）。笔者有介绍专文《英国旅行日志》（《澳洲环球商报》2010年3月18日～10月7日）。
2. 参看笔者《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64页；又见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0页。
3. 许慎《说文解字》写于公元100年，创“部首”编排，已用“引语”解说文字；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更是广征博引阐释文字意义。就文字贡献他们可以比类，可约翰生在其他方面远远超出他们的治学眼界和范围。此属文人学者的不同。
4. 参看笔者“译者序”，见《约翰生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还有其他译本如罗络珈和莫洛夫《约翰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增澄和史美骅《约翰逊博士传》（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关于译名，笔者认为，名字“生”与“逊”虽无区别，可现当代文化人如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都曾译为或使用过“约翰生”，这段历史没有理由忘记而重新换名或不作任何说明来吸引新生代读者。笔者译著时一直心想这个“接续”意识和力求做到“传承”，不应引起任何要立新或标榜的误会。笔者的“译著”不但愿意接受大家批评，更期待有更多更好约译著作出版替代。
5. 钱锺书对“龙虎狗”有“纯属现代神话”评说，参看给舒展的一封信。对这类轶事，钱锺书常“笑而不答”或不予确认否认，进行任何辩解。这是沉默的智慧。有人说钱“开黄色书单”，栾贵明曾就此事询问得到“你自己判断”的回答。同样是智者的胸怀。钱说见《栾贵明谈钱锺书》，《时代周报》2010年12月20日。
6. 林耀椿：《钱锺书在台湾》，见《钱锺书与书的世界》，秀威资讯出版社2007年版。
7. 从几本汇编书叙事人所言看，散见的书信之多，给人印象之深，如薛鸿时（二百多）、张隆溪（五十多）、傅旋琮（十来封）、钟来因（八）、陈骏涛（七）等。这些“通信”应看作是他晚年社交的窗口渠道之一。这些笔墨细节有助于全面理解他人生个性，是写好他晚年传记不能缺少的第一手材料。
8. 南方人先认“八”为吉利数，因为八的发音意味发（财），竟推广到北京奥运会，好比钱锺书打趣自己一辈子姓“钱”那样有趣。关于钱锺书生平，参看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张文江：《钱锺书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随笔提到，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2009年“又记”这部《钱锺书传》（标明“第1版”，不论是否属重印再版书），文内的“钱锺书简易年表”依然照旧写到79岁为止，实在对任何买这版本书的新老读者都是不想负有任何责任的。面对时下出版的匆忙浮躁赶集市时潮，只能喟叹钱锺书所为确实过于“自苦”了。
9. 《漫步者》第17期，见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下面简称《约翰生作品集》），第39～40页。钱的勤奋刻苦，正对约的略为懒散放任。怎么两位老人大家对“时间”支配有如此不同，颇值得思考。对钱我们还要考问，他拼时间后究竟有多少要写而未写，尤其那些不能写不敢写出来的东西？
10. 有关《幸福谷》与《围城》还有伏尔泰《老实人》的比较，参看“译者序”，见《幸福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借用这个“人生边”比喻说一下它的多边，钱锺书“单纯拙朴”，少介事务，尤其不在人生舞台上抢位置，连死后“遗嘱”处理也要尽快宁静“安然”，如同不生活在人生人情人间世俗之中。参看朱寨《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先生》，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第240～249页。鲍斯威尔记约翰生有时要抢占坐在一个引人注意的中心位置，即使挨炉子也不怕火烧身热。这一进一退，也是比较的素材，帮助理解人生边上人生中间人生社会的不同。两位大家在揭示人生艰辛人性善恶人情心理方面确有很多共同点，值得深入探讨。
11. 参看《约翰生作品集》，“译者序”第7～9页。
12. 因这些文章和看法，他的名字以政治人物或事件出现在英国政治历史专著中，如Speck，W.A. A Concise History of Britain（1707-1975）；Marshall，D.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13. 参看笔者《管锥编述说》。笔者拈出圆说为钱学最大特色，至今仍未见学者认真探讨。
14. 钱锺书生前曾从事毛选编译工作，现在一些“传记”、回忆录却极力夸大这方面的本事能力，真是“观书月眼谁（改一‘子’字）能明”？诗句见钱锺书《答悌芬》。
15.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94页。
16. 陆建德发言语，见张晖《纪念钱锺书先生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学所联合主持召开过俞平伯，鲁迅和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还有其他如“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
18. 已被传开的一些片言只语的谈话，无不表明钱锺书观察敏锐用语幽默。谢泳《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一文有关于他政治态度与个性的分析，见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 见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2页。
20. 见约翰生《爱国者：致大不列颠的竞选人》，《约翰生作品集》，第166～172页。
21. 参看钱锺书自述：“《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见《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31页。文内“私”“隐”可为“隐士”作一诠释。又“我迹近隐士，并不认识很多人”。见张隆溪《怀念钱锺书先生》，季剑青、张春田编《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政治非他们本分，国情不同，文人约翰生能敢说敢写，而学者钱锺书思想只能寓意于文字中。诚如上面提到那句“革命实际成功革命理论失败”的精辟之言，就是狙击手命中要害目标的例子。约翰生比钱锺书公开树敌为多，也能判出所谓战士与隐士不同。
22. 有人批评是一种“炒作”，“越隐越显”。见王朔、老侠《谁造就了文化恐龙》，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23. 语见孟令玲《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该文还选入田蕙兰等选编《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第58页。
25. 参看《栾贵明谈钱锺书》，《时代周报》2010年12月20日。
26. 栾贵明致笔者电子邮件，2011年5月2日。
27. 参看《约翰生传》。
28. 这是一个硬币有两面的问题，值得探究。钱先生骨子里如常人，还是怕“冷落”“寂寞”的。参看钱先生“怕孤单”的故事，见胡明《迟到的纪念》，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469页。他爱写信喜谈话自嘲学者生活如驴拉磨都应视为排遣寂寞之举，不提他还有读书多而棋不逢对手的空寂。
29. 钱锺书老师吴宓当年做同样的研究是“复古”而他弟子却被标示为“特色”。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世道无常，生有逢时不逢时。参看杨义、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业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30. 严羽语“诗有别才”，钱锺书除论述其本义外，还特别“曲解”其引申义，要成为大诗人不仅仅是他“能写诗会写诗，还有其他别才，非关艺与学，才与能”。参看《管锥编述说》，第251页。
31. 参看约翰生《漫步者》第2期，又《约翰生作品集》，“序”第11页。想到“耸动天下”的杨亿“西昆派”，“盛极一时”的陈衍石遗“同光体”，“解放后”根本“无人问津”的约翰生，还有自己独赏推举“霸才健笔”的江弢叔（江湜）少人理解，个人喜爱《野叟曝言》《西游记》《儒林外史》胜于《红楼梦》《三国演义》不合大众舆论，不提自己只能注不能选的《宋诗选注》还有小说《围城》遭遇过埋葬的命运，钱锺书怎么也能克制自己淡定，不敢飘然，要视那些“鼓噪”“浮名”误他。他要拈出一些不见经传小人的言语为其扬名说话，与他后来被扬名后要坚决打压那些无原则阿谀赞颂之词，同出于忧虑和谨慎的惺惺惜惺惺心理。众人皆醉我独醒，怎么说都无人听，他只好来个“不近人情”的干脆拒绝，“未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舒展形容语）。
32. 钱锺书去世前，名望声重，批评文字有也属于“甄士隐”不大公开，几乎没有对他个人名声地位的攻击批判，之后判若天地。参看王朔、老侠，王晓华，孙珺，蒋寅文章，见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这个现象正好折射思想一统社会的不太正常反常。当然尊重他有话以后说，也是常情理，尤其在我们这样官本位的人情社会。钱锺书生前反对“钱学”就似乎预料到死后“钱学”学钱不起来这一面，嘲弄别人同时嘲弄自己。
33. 钱锺书通常是愿意见人的，也很怕寂寞“冷落”。只是要见他，要遵从他所能接受的规矩。一般的“拒绝”是在什么情境下做出的，比如他当时在忙什么赶什么，情绪身体如何，说故事的人似都应有所交代。坊间传说有些太离谱，见不到面的记者借媒体添油加醋，而熟悉他的人无法认可，只能从理解个性角度去作些辩护。他拒绝参加国宴和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这件事在舒展一文里有叙说。
34. 参看钱锺书《致黄伊》信二函及同时期报纸有关报道。钱锺书：《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435页。
35. 钱锺书秉持“浮名误我”的清醒，对这些事一般采取“不合作主义”或“听之任之”。如他说：“我只好效法释迦，舍身喂虎，让他们吃好了。”见舒展《历史的淘气》，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72页。
36. 苏格兰人因这些“伪造”诗歌而提振起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约翰生的揭露在他们看来是一件伤害民族自尊的事情，因此他们不愿讨论真假。见笔者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约翰生针砭麦克弗森的造假，为此接到麦的“恐吓信”。考虑会遭到人身攻击，他此段日子睡觉前床边总放个手杖来保护自己。约翰生（1784）死后，麦克弗森（1796）也荣耀地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且挨着约翰生墓碑。近年学界仍有人在讨论理解这个问题的是非。同理，钱锺书这个“打官司”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37. 人品缺失，文不足以观。《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一大特色，不妨说集中于此高风亮节和人格精神。
38. 约翰生写作素有“道德文章”之称，如他散文《漫步者》《冒险者》《懒散者》道德说教一以贯之；钱锺书讲“文德”，可从他《谈艺录》《管锥编》针砭人物中清晰见出。
39. 鲍斯威尔《约翰生传》写晚年事多于早中年。人们印象容易停在他后期生活。钱锺书早年《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与晚年《管锥编》如同判若两人。虽锋芒不减，已用说圆掩盖，“偶尔露峥嵘”。参看笔者《管锥编述说》，第61页。
40. 见《约翰生传》，第88页。
41. 笔者译《惊世之旅：苏格兰高地旅行记》，第163页。
42. 鲍斯威尔在《约翰生传》记载自己随叫他（约翰生）随到，给人他没多少时间读书的印象。实际上，他与约翰生接触见面时间相加起来全部都不到一年。然而，这个“印象”又被晚年常与他在一起的思罗尔夫人写的“小传”加强了。这里有个早晚年的时间问题。他（她）们侧重记载看到的都是晚年的约翰生，而早年就从他们叙述中也能推测他似乎把书读完记住了。其实，鲍斯威尔的“旅行记”写约翰生找书读和女作家范妮的“日记”记载看他经常把书捧起贴近脸面专注读书情景，都是晚年他还手不释卷继续在读书的真实写照。若要硬性区分，他可能晚年病多近视太严重，泛读多于精读。参看笔者写的一组分类译述介绍有关约翰生研究或纪念文章（计有30篇），见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2009johnsonsland。
43. 见许多回忆文章说钱师不藏书，这是不确切的。他不特意藏书，逝世后书橱少说也有千本左右，包括《全唐文》《书道全集》《清诗纪事》等大书，还有约一半的外文书以及很多别人送的书。别人送的书，他大部分转送需用的友人。栾贵明致笔者电子邮件，2011年5月2日。
44. 参看钱锺书一封信说：“我言法国大百科全书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缚，敢于独立思考，取各派之精华’。”见张隆溪《怀念钱锺书先生》，季剑青、张春田编《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第52页。有西方论者强调，约翰生《英文词典》不是在学院里按部就班地完成的，少了许多严谨，多了不少真心乐趣，实为一大特色。据记载有人单读这部词典而成为作家。参考文章同上博客文。
45. 参看笔者《幸福谷》，“译者序”第11页。
46. 诗人艾略特和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极为推崇。见《约翰生作品集》，第245～246页。
47. 参看舒展《历史的淘气》，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69页；黄维梁《向钱看锺爱书》，《联合报》2008年12月19日。
48. 名人手书在当下似乎等同钱币，想捐助恐怕已无济于事了，这是一难；当事人不想落入“沽名钓誉”遭嘲讽的围城里，这是二难。钱锺书工作过的文学所似应承担义务和责任去收集征集汇编出版钱锺书书信大全。真希望他的“书信”比“谈话”命运要好些。
49. 鲍斯威尔见约翰生那年是1763年，他们一个54岁，一个23岁。
50. 参看王辛笛、余英时、夏志清等回忆文，见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
51. “知行”是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钱锺书特别加入“言”：“知之往往非难，行之抑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管锥编》，第608页。并参看《管锥编述说》第238～247页。这个“言不易”恰似我们今天社会摸石头过河或只做不许多说的真实写照。
52. 见钱锺书《和一位摄影家的谈话》，《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第203页。
53. 约翰生因鲍斯威尔在传记里实录谈话及表情细节而成为栩栩如生的艺人。后来人干脆不读约翰生作品就直奔《约翰生传》“谈话”书去了。这个取代作品的“艺人现象”惹得一些学者埋怨恨他拜倒师父，争论不休。目前这“双重形象”在西方学界业已达成共识，两者能互为补充，便于全面学习和理解约翰生。参看笔者的《约翰生传》“译者序”。
54. 见张隆溪《怀念钱锺书先生》，季剑青、张春田编《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第55页。
55. 《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第204页。
56. 见钱锺书对笔者《管锥编述说》部分批评文字，《管锥编述说》，第92～93页。
57. 据说钱锺书曾考虑过这部大书用“篇”还是“编”的问题。栾贵明认为：“钱师开始先用‘篇’，后来才用‘编’。理由是越写越多，才由‘篇’提升至‘编’。”栾贵明致笔者电子邮件，2011年5月11日。钱先生当然不可能会采用如约翰生找不到好名（指《漫步者》）就以一夜不睡觉的方式来解决。约翰生故事见《约翰生传》第31页。
58. 参看钱锺书引约翰生《漫步者》里的一个评文看法，《管锥编》，第1447页。
59. 约翰生：《漫步者》第16期，见《约翰生作品集》，第34页。
60. 前者见《幸福谷》第57页；后者见《管锥编述说》第238页。他们生前都有针对不同人谈不同话和给不同人写不同信的情形，若放到一起“比较”，能见言行不一的自相矛盾，不可不考察而轻信以为真。人心思想此一时彼一时也属正常，同时他们待文待事与待人常不同。这些都是值得在“文与人”大题目下深入研究的问题。
61. 约翰生：《幸福谷》，第80页。
62. 《管锥编述说》，第323页。
63. “大字典”泛指当时流行人手一册的约翰生简装“小开本”《英文词典》。这部书于1848年出版，距离约翰生去世已60多年。语句出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340页。
64. 语出姜书阁《文史说林百一集》。
65. 对莎士比亚评语，见《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约翰生作品集》，第192页。
66. 约翰生在生前知道自己作品对一些读者难读不受欢迎，虽不悔改，可坚持认可读者说了算。他论作者自信与读者关系的看法可参考《漫步者》第1期，《约翰生作品集》，第22页。钱锺书虽不迁就读者，但也自信其书有读者而期待读者最后裁判。
67. 杨绛提到钱锺书讲约翰生编造议员故事（第109页），在上海与英国人谈学问“有约翰生气概”（第111页）；学生说“钱师喜欢约翰生博士谈话多妙喻警句”（第161页）；用“显微镜望远镜”喻结构主义（第318页）。这是比较新的材料，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68. 现代人重新考订注释编辑的《约翰生全集》，历经30年因经费等原因至今尚未出版齐全。
69. 1986年11月回复笔者一封信，他提到“五十年前细看这本书”。引巴特文见《管锥编》，第1462页；此外《钱锺书英文文集》，引用约—鲍文出处有15条之多。
70. 《管锥编》，第353、1639页。第1503页论“男贵女贱”也是强调立场角度不同而会导致评价不一。又参考《谈艺录（九一）》，第731页。
71. 政治家伯克得知鲍斯威尔把约翰生与敌手威尔克斯拉到一起见面后说：“外交使团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件能与它相比的胜利。”见《约翰生传》，第164页；又见《围城》，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229页。
72. 邹文海：《忆钱锺书》，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第51页。
73. 王水照：《对话的余思》，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106页；约翰生：《冒险者》第67期，见《约翰生作品集》，第116页。
74. 《钱锺书集》收《谈交友》一文，经杨绛解释劝说，钱锺书同意删去一段关于约翰生与鲍斯威尔“狎友”的文字（大约250字）。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383页。这段话恰当地表明钱锺书熟悉了解约翰生，尤其说他们是“友”而不“亲”的关系，仿佛在解释或回答西方学界有人讨论这类关系时表明鲍斯威尔从亲情上并不是最适宜写约翰生传的首选人。女作家范妮要比鲍更有资格，可她“太亲”怕破坏偶像终一字不写，也不愿合作，后来还是满意肯定鲍斯威尔写出《约翰生传》。这些都应属于有趣的文坛公案。今后出《钱锺书全集》应考虑复原全文。
75. 第一个引号句为钱锺书诗句，第二引号见法国总统希拉克“唁函”里的一个用词。
76. 胡适：《不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77. 参看鲁迅《〈月界旅行〉辩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2页、《“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笔者《在“幸福谷”寻找幸福》，《北京晚报》2006年7月14日。
78. 参看林语堂《英国人与中国人》，《笑傲风尘：林语堂散文全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79. 见英国喜剧家Frank Skinner以约翰生家乡学会主席身份作的2010年演讲。文字见The Johnson Society Transactions 2010。
80. 语出《漫步者》第17期，《约翰生作品集》，第40页。
81. 何兆武对近现代分期的一个看法。参看何兆武《上学记》（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及有关这时期思想领域特点的讲述。
82. 这个名单在1949年以前各学科界可以开出一大串。鲍斯威尔的约翰生故事为学者文化人津津乐道，无论辈分，互为插科打诨，大有“满城都说此郎中”“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默契或热闹。现在新生代学人要解释谁是约翰生，幸运暂时还没有很快就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需要解释谁是钱锺书。这是每代人的命运。
83. 笔者翻检《管锥编》引用涉及约翰生的注释出处多达12条、《谈艺录》6条。尽管不是最多者，足以引起好奇陌生者见到都会好奇地问谁是约翰生。
84. 参看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3页；20世纪自70年代末，引毛主席语录成时尚，《管锥编》出版一新耳目。除一两次提及马恩，里面没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政治倾向不能说不鲜明。《宋诗选注》引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见一些选本似有删除。最近三联版《钱锺书集》保留下来这个抹不去的政治影响。我近日重读诗选，发现里面过多的“人民性”选目，当时被胡适认为“迎合风气”，如今要被当作讽刺现实，只有感叹世道变迁无常，不变可以应万变，变可以变回去。
85. 笔者以为，大陆和台湾不约而同地长期忽视约翰生作品学习宣传教育，实于两地同受到近现代革命思想教育影响有关。参看《约翰生作品集》，“译者序”第14页。
86. “知识脱离观念”是约翰生的一个重要思想，落实到文艺鉴赏批评就是先读书后感觉，先有创作后才有规矩原则，不能规则在先去限制创作，不去读书就用观念思想代替鉴赏甚至搞大批判。钱锺书重视具体赏析的实践深得此思辨精髓。参看《约翰生作品集》，“译者序”第10～12页。
87. 《围城》译者索罗金看法，见《围城俄文版再版前言》，杨联芬编《钱钟书评说七十年》，第228页。
88. 诞辰纪念活动基本上是各管各，东西交流仍需努力。在西方，至少有四五个建立时间长且活动比较活跃的约翰生研究学会，如英国伦敦、约翰生家乡、美国中部和西部、澳大利亚墨尔本，均属民间团体，影响力和会员来源范围广大，甚至包括律师和医生群体爱好者，他们中眼下不会有人想去研究钱锺书；我们现在外语界教学教材都有约翰生学习，却未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尽管外文系比中文系有更直接了解，大家对约翰生的个性和影响力似乎远不如熟悉钱锺书。这显然与我们过去历史和现实对他定位评价不高有关。我们钱锺书研究依然活跃进行，尤以诞辰期间热烈，情形如同西方有高低潮，可惜研究学会机构一直没有建立。是否此事因生前被“打压”死后就难以再来或只能等待未来，若是这样，就真是又一个“人生讽刺”了。寄希望钱锺书家乡故居能坚持办下去，成为可以如约翰生家乡学会那样的学习交流中心，而不仅仅是个竖铜像收门票到此一游照相参观场地。约翰生家乡故居免费开放，以书养居。
89. 莫芝宜佳认为求同比求异“更有意思，更有远见”，见《道人出山去》，《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08页。
90. 关于其大的一个有趣表述：钱锺书可以同时与那么多不相关的杰出人士进行比较，不是“怪物”也是一种“恭维”。与钱锺书比较参照系的合适人选当是约翰生博士。见周泽雄《闲话管锥编》，《北京日报》2009年2月23日。确实，他们的比较范围还可以扩大延伸，比较钱锺书与政治家胡乔木，如同约翰生与伯克；钱锺书与戏剧作家曹禺，如同约翰生与戏剧表演艺术家加里克。
91. 见钱锺书《“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开幕词（摘要）》，《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