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


今古學考卷上

《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

《易》,施、孟、梁丘、京、高。案:此五家,今學也。班於今學皆不加「今」字。

《易》,費。案:此一家,古學也。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説。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别於外。」或脱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經》二十九卷。班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此今學。《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注:「爲五十七篇。」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案:此三家,今學。

《毛詩》二十九卷。案:此古學,班不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别録》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蒼》九篇。案:此今學。

《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於魯淹中。」

《春秋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案:此今經。

《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論語》,《魯》二十篇,《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案:此今經。

《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案:此古學,班言古經。

班曰:「漢興,有魯、齊之説。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案:此今學。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案:此古學。

班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案:此漢人今、古分派之始也。經在先秦前已有二派,一主孔子,一主周公,如三《傳》是也。齊魯,今學;燕趙,古學。漢初儒生達者皆齊魯,以古學爲異派,抑之,故致微絶。當時今學已立學官,而民間古學間有傳者。如《毛詩》、《費易》。後孔壁古經出,好古之士復據此與今學相難,今學亦無以奪之。雖不立學官,隱有相敵之勢。至于劉歆校書得古文,古學愈顯。世以孔壁所出經皆古字,别異于今學,號曰「古經」,與博士本並行。至後漢,而今、古之名立矣。

《五經異義》今古學名目表

許氏《説文序》,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案:《漢書·藝文志》「孟」當作「費」。

案:西漢今學立在學官,古學傳之民間,當時學者稱古學爲「古文」。蓋博士説通行,惟古爲異,故加號别異,目爲古也。至於東漢,古學甚盛,遂乃加博士説以「今」字。故班氏以前猶無「今」號,至許氏《異義》,乃今、古並稱。古號得於西京,今號加於東漢,合而觀之,端委可尋矣。

《五經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

許君《五經異義》臚列今、古師説,以相折中。今與今同,古與古同,二者不相出入,足見師法之嚴。今就陳本標厥名目,以見本原,條其異同,使知舊本二派,自鄭君以後乃亂之也。

今《易》京氏説

《易》孟、京説

《易》孟、京,《春秋》公羊説

《易》孟氏、《韓詩》説

案:以上今《易》孟、京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詩》同。

今《尚書》歐陽説

今《尚書》歐陽、夏侯説

夏侯、歐陽説

案:以上今《尚書》歐陽、夏侯説,全與古學説不同。

今《韓詩》説

今《詩》韓、魯説

《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説

《韓詩》説

《詩》齊説、丞相匡衡説

治《魯詩》丞相韋玄成説

案:以上今《詩》魯、齊、韓三家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學《春秋公羊》同。

今《春秋》公羊説

《春秋》公羊説

《春秋》公羊、穀梁説

《公羊》説 二十三

《穀梁》説

《春秋》公羊董仲舒説

《公羊》以爲,《穀梁》亦以爲

大鴻臚眭生説

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

案:以上今《春秋》穀梁、公羊説,與古學全異。

今《禮》戴説

今大戴《禮説》

今《禮》戴、《尚書》歐陽説

《禮》戴及匡衡説

大戴説

戴説

《戴禮》及《韓詩》説

《禮》戴説

戴《禮》、《公羊》説

案:以上今《禮》戴説,全與古學異,與今《尚書》、《詩》同。

今《孝經》説

《孝經》説

今《論語》説

案:以上今《孝經》、《論語》説,與古學全異。

古《尚書》説

古《毛詩》説

《毛詩》説

古《左氏》説

古《春秋左氏》説

古《春秋左氏傳》説

《春秋左氏》説

《左氏傳》

《左氏説》 二十四

奉德侯陳欽説

古《周禮》説 十二

古《周禮》、《孝經》説

《周禮》説

侍中騎都尉賈逵説

案:以上古《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禮》説,全與今《禮》異,而自相同。審此,足見古《禮》自爲古《禮》一派,與今異也。其有誤説三條,一爲《穀梁》、《公羊》與《左氏》同,一爲貢禹與《古文尚書》同,駁見下卷。

鄭君以前今古諸書各自爲家不相雜亂表

今古學統宗表

今古學宗旨不同表

今學損益古學禮制表 此專表今、古不同者。

案:今異于古,皆孔子損因周制之事。擬撰《今古禮制不同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 此專表今、古相同者。

案:今、古相同,此孔子因仍周制不改者也。擬撰《今古禮制通用表》,姑發其凡,以示義例。

今古學流派表

《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

今古學專門書目表

今古兼用雜同經史子集書目表

《公羊》改今從古《左傳》改古從今表

案:《公羊》今學,有改今從古之條;《左傳》古學,有從今改古之條。蓋《公羊》居近燕、趙,有雜采;《左傳》屈於經,又不能不宛轉求通。二家其事相同,一因乎地,一求合于經之故也。姑發其例如此,不詳録也。《王制》、《周禮》、《國語》、《孝經》皆自成一説,不求合於人,故與二傳不同。

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

案:以上禮制有無,舊説多牽混言之。今表其有無,無者即可不言此禮。擬通撰定一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各經禮制同名異實表

案:以上各經同名實異者,此當分别觀之。後儒不知,混爲一説,則名實淆矣。擬撰《群經同實異名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

案:以上各經同實異名者,此當分别觀之。後儒不知,混爲一説,則名實淆矣。擬撰《群經同實異名表》,姑發其例如此。

今古學魯齊古三家經傳表

案:今、古之分,魯篤守《王制》,于今學爲純。古學全用《周禮》,于古爲純。南北相馳,辛甘異味,齊學本由魯出,間居兩大之間,不能不小用古學,如《公羊》是也。漢博士唯齊學盛,以伏生、公孫弘皆齊學也。魯學《易》、《書》皆不傳,蓋亡在漢初,非舊亡也。今立此表以明三派,以魯、古爲準,齊消息于其中。亦如《春秋》日、月、時例,月在中無正例,三學之齊即《春秋》之月例也。

鄭君以後今古學廢絶表

今學盛于西漢古學盛于東漢表

案:今學盛于西漢,屏斥古學不得顯。古學盛于東漢,今學寖微。二學積爲仇敵,相與參商。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詆古文爲俗學。可見鄭君以前,二學自爲水火,不苟同也。

今古學經傳存亡表

今古學考卷下

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説之,倉卒未能撰述。謹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此卷。中多未定之説,俟有續解,再從補正。

今、古二派,各自爲家,如水火、陰陽,相妨相濟,原當聽其别行,不必强爲混合。許君《異義》本如《石渠》、《白虎》,爲漢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擇其與漢制相同者,以便臨事緣飾經義,故累引漢事爲斷。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皆爲行事計耳;至書之並行,兩不相背,則不欲混同之也。鄭君駁《異議》時,猶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禮》用《王制》,箋《毛傳》用《韓詩》,注《古文尚書》用夏侯、歐陽説。夫説經之道,與議禮不同。議禮可以斟酌古今,擇善而從;説經則當墨守家法,雖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據别家爲説。今注古學,乃欲兼有今學之長,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補之,不惟無功,而且見過。使鄭君作注時,猶存《駁異義》之見,則分别今、古,先師之法不致盡絶。乃前後異轍,使今、古之派遂至漢末而絶也,惜哉!

許君雖于今、古互有取舍,不過爲漢制緣飾。至于各經家法,聽其别行,不欲牽合之也。如明堂説,許案云:「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説,無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説朝聘不同,許案云:「《公羊》説,虞夏制;《左氏》説,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説。」是許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諸侯夫人喪,《公羊》、《左氏》異説。許案云:「《公羊》説,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説俱不别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據,不欲强同也。至其餘條,或云從《左氏》,或云從《周禮》,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鄭氏著書,乃全與此意反矣。

《異義》久亡,今就陳氏輯本考之,所存將近百條。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爲朋黨,互相難詰,以其門户原異,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條古與今同者。《穀梁》説「葬不爲雨止」,統尊卑而言;《左氏》説:「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説:「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參用古學之言也。《公羊》説:「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説:「既没,稱字而不名。」許以爲《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後師附會之説,于經傳無明文,同異無關于今、古禮制者也。又引《魯詩》説:丞相匡衡以爲「宗廟宜毁」;《古文尚書》説:「宗廟不毁。」許據《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説,同《古文尚書》不毁。按毁與不毁,經無其證,凡此所同,皆無明據,至于大綱,無或參差也。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于是以心所欲爲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當時名流莫不同此議論,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爲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爲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爲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爲殷、周異制。原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爲今、古派者,蓋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爲今學之祖,故許君以《公羊》「朝聘」爲虞夏制,鄭君以《王制》爲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爲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今于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繼絶扶微,存真去僞,雖清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

《王制》、《祭統》,今學;《祭法》,古學。二者廟制、祭時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兩漢經師言廟制、祭儀,皆牽混説之。特以之注經,則自鄭君始。議禮之事各有意見,多采輯諸説以調停其間,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議禮之説多不可據也。

今、古經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學官皆今學,民間皆古學,則知者鮮矣。知今學同爲魯齊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貫,不自相異;古學爲燕趙派,群經共爲一家,與今學爲敵,而不自相異,則知者更鮮矣。知今學同祖《王制》,萬變不能離宗;《戴禮》今、古雜有,非一家之説;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爲斷;古學主《周禮》,隱與今學爲敵;今禮少,古禮多;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説,則西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何論許、鄭乎!

魯、齊、古三學分途,以鄉土而異。鄒與魯近,孟子云「去聖人居,若此其近」,蓋以魯學自負也。荀子趙人,而游學于齊,爲齊學。《韓詩》燕人,傳今學而兼用古義,大約游學于齊所傳也。《儒林傳》謂其説頗異,而其歸同。蓋同鄉皆講古學,一齊衆楚,不能自堅,時有改異。此韓之所以變齊也。而齊之所以變魯者,正亦如此。予謂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蓋謂此也。

群經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爲今學派者,全據《王制》爲斷。《三朝記》知其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合也。《禮記》冠、昏、鄉飲、射義所以知爲今學者,以與《王制》同也。同者從同,異者自應從異,故舊説淵源,皆不足據。蓋兩漢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雖大家不免。如劉子政有古禮制,馬融説六宗偶同伏説是也。審淄澠,定宫徵,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難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繼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學《周禮》與《左傳》不同,《左傳》又與《國語》不同,至于《書》、《詩》所言,更無論矣。蓋《周禮》既與《國語》、《周書》不同,《左傳》又多緣經立義之説。且古學皆主史册,周歷年久,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見立説,不能不多門。至于今學,則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雖後來小有流變,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

《論語》:「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繼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于周禮,即今學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其偏勝,知其救弊也。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爲今學之本旨。何君解今禮,以爲《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尚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説,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爲《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至于許君《説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説目之,屏爲異義。至于杜、鄭、興、衆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説片語隻字。《五經異義》焉有以今學長于古義一條目?今説既爲俗儒,不可據以爲用今學也。至于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别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强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經立説,不牽涉《王制》。其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説合耳。」其所謂之「五經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説也。《異義》謂之今文,《説文》目爲博士,斥爲異説,不求雷同。即此可見東漢分别今、古之嚴。自鄭康成出,乃混合之。可含混者,則含混説之;文義分明者,則臆斷今説以爲殷禮。甚至《曲禮》古文異派,亦以爲殷禮。鄭君受賈、馬之學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混合以反杜、馬之舊。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兩京之舊法,試爲考釋,必知不謬矣。

今、古之混亂,始于鄭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約漢人分别古、今甚嚴,魏晉之間厭其紛争,同思畫一。鄭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勝,力返古法,足以摧擊鄭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厲。《家語》、《孔叢》皆其僞撰,乃將群經今、古不同之禮,託于孔子説而牽合之。如《王制》廟制,今説也;《祭法》廟制,古説也;各爲規模,萬難强同者也。而《家語》、《孔叢》之言廟制者,則揉雜二書爲一説。鄭君之説,猶各自爲書;至于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以迷亂,不能復理舊業,皆王氏之過也,故其混亂之罪,尤在鄭君之上。欲求勝人,而不知擇術,亦愚矣哉!

鄭君以前,古學家著書,不惟不引據《王制》師説,並《公》、《穀》二傳、三家《詩》、今文《尚書》、今《易》,凡今學之言,避之如洪水猛獸。惟其書今、古雜有,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鄭、賈、馬之引《孟子》、《論語》、《禮記》是也。引《春秋》,則惟《左氏傳》。至于引二《傳》「跛者迓跛者」條,則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書名,皆足見其門户之峻厲也。

《禮運》、《禮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學説,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從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後,則全主今學,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記》,全與《王制》、《穀梁》合是也。孔子傳今學派時,受業早歸者未聞,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又或别爲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爲。然大約出于受業者多,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别,故權以古學爲不受業,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

《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孝經》皆已成之迹,《春秋》則虚託空言。故予意以《孝經》爲古學,《春秋》爲今學,《論語》爲今、古雜。以《孝》屬行,行必從周;《春秋》屬志,志有損益;《論語》少壯晚年之語皆有,故不一律,大約從今者多。至于《孝經》有今學,《春秋》有古學,《論語》有今、古兩派,此皆後來附會流派,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别也。

《論語》因革、損益,唯在制度,至于倫常義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義,經師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異致之説。揆之于初,無此分别。《異義》所録師説,半皆東漢注解家言,索虚爲實,化無爲有,種種附會,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門户,則好惡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動。言各異端,亦不必强同,但讀者須知此非今、古正義,不蔽錮于許説,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異義》,今不盡據之。

今、古之分,或頗駭怪,不知質而言之,沿革耳,損益耳。明之制不能不異於元,元之制不能不異於唐宋。今學多用殷禮,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學多用周禮,即《中庸》「從周」之意。今制與古不同,古制與今異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緣飾附會之説。試考本義,則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駭而走也。

魯爲今學正宗,燕趙爲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魯乃孔子鄉國,弟子多孔子晚年説,學者以爲定論,漢人經學,以先師壽終之傳爲貴,亦如佛家衣鉢真傳之説也。故篤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習久不察,各是所長,遂以徧説群經。此魯之今學爲孔子同鄉宗晚年説以爲宗派者也。燕趙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辭而先反,惟聞孔子「從周」之言;已後改制等説未經面領,因與前説相反,遂疑魯弟子僞爲此言依託孔子。如漢人傳經别雜異端,乃自託于師終時手授其傳,故弟子不信其書之比。故篤守前説,與魯學相難。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爲朋黨,樹立異幟,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説。此古學派爲遠于孔子兼采時制,流爲别派者也。其實今學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當從古。凡解經,苟今學所不足,以古學補之可也。齊人間于二學之間,爲鄉土聞見所囿,不能不雜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繩尺。不惟用今學所無,並今學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異,雜入古説,今不爲今,古不爲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則兼收並蓄,志在包羅,亦學人積習也。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之紛紜,大約七十子喪之後乎!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説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别其説。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説,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采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然考《異義》,雖以《戴禮》爲今説,而杜、賈諸家注《周禮》、《左傳》,于《戴記》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當時雖以《戴禮》爲今學,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説,足見其書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予以《王制》爲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爲古《國語》説;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爲古《周禮》説;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爲古《春秋左氏》説。詳見《禮記今古篇目表》。至于其餘,或爲《儀禮》説,或爲《詩》、《禮》、《孝經》説,陰陽五行説,學問派、子史派、陰陽五行派,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都爲考訂。每篇各自爲注,以類相從。再不求通别家,牽混異解。《戴記》一明,則群經無不大明。蓋以《記》中諸篇經説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仳兩傷,甚至援引異説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經意愈晦,經學亦愈亂。今爲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鍼,瓜分系别,門户改觀,群經因此大明,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戴記》。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絶無此説。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絶學。微言大義,幸得粗窺,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説爲過奇,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説淺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餘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實則非;久乃包羅小大,貫穿終始,采花爲蜜,集腋成裘,無一説不本前人,無一義仍襲舊説,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于盤根錯節,外侮内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隸《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

或問:《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禮,抑亦别有所本?曰:孔子答顔子參用四代,《王制》言巡狩與《堯典》合,則不獨殷禮矣。又《緯》云殷五廟,周七廟;尹更始説《穀梁》七廟,據周;天子稱崩,劉向説亦云據周;是《王制》參用四代之證。然《中庸》云:「吾説夏禮,杞不足徵;吾説殷禮,有宋存焉。」是春秋時,夏以前禮制皆殘缺不可考。大約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樂、夏時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國立官,多用殷制,《緯》云《春秋》用殷禮是也。《説苑》引伊尹説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與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禮也。《緯》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禮也。《春秋》有故宋之説;《穀梁》主王後其先殷人二義;孔子卒,殯用殷禮。故《春秋》見司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禮三公也。《殷本紀》伊尹説湯以素王之法,與《春秋》素王義同。史公素王妙論,亦以伊尹爲主,豈「素王」二字亦從伊尹來耶?説者以素爲從質之義,史公論范、計,亦質家意,豈素王爲伊尹説樸質之教,孔子欲改周文,倣于伊尹從質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禮耶?

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詳見前卷。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説矣。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考。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甌北等早言之矣。《戴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别禮説,陳左海、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王注《毛詩》已删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考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别矣。今之爲説,無往非因,亦無往非創;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面,並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經傳以《王制》、《周禮》、三《傳》、《戴記》爲證,于禮制以宗廟、禘祫、田税、命官、制禄爲證,可謂詳明。然此别其異同,試以「會同」明其意旨。《論語》有會同,是當時本有會同,故公西舉之,此《論語》據古學之證也。《周禮》有會同,合于《論語》,是《周禮》用舊儀典册之證也。《春秋》無同,是孔子不守周禮,自立新制之證也。《左傳》無同,是《左傳》緣經立説,經所無者不能有之證也。《書·禹貢》、《詩·車攻》有會同,此夏、周有會同之旁證也。《國語》、《孝經》無會同,此别派異于《周禮》之證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後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語簡事繁,學者當舉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以徐、秦《通考》爲藍本,分今爲五派,古爲六派,詳見前《流派表》中。以爲正宗。凡古有今無、今古同、今古雜者,别立三門收之,子、緯亦附焉。至《易》、《書》、《詩》舊皆同列,既無明文,惟據注疏分隸,今盡削落,不以爲據;其有明文者,分爲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論語》今、古兼有,亦如《禮記》分篇例,各從其類。漢人《易》、《書》、《詩》、《孝經》皆分今、古,誤説也;以《易》、《詩》證禮制,亦誤據也。《禮記》兼有今、古,以隸今學,誤也;《論語》今、古雜,今、古二家立二派,各爲家法説之,亦誤也。今盡汰誤説,别立新門,學者據此分鈔分説,禮制涇渭判然,不啻江河,執此治經,庶有澄清之效。

《司馬法》司馬主兵, 《王制》之傳也。其言兵制出師,與《周禮》不合,蓋全主《王制》也。《孔叢子·軍制篇》間于今、古之間,有用《周禮》之文,有用《司馬法》之文。今凡與《王制》、《司馬法》同者,則以入《王制》;與《周禮》同者,入古也。又考《司馬》逸文與《王制》同見于孔、賈諸疏所引者,今本乃無之。豈孔、賈所引别一書,今存本乃穰苴書歟?

三統循環,由周而夏,此質家矯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議。周末名流,競欲救文。老、尹、桑、莊,厭棄文敝,至于排仁義,不衣冠。矯枉者必過其正,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然風氣日開,文明漸備,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盡,來往爲宜,若欲改周從夏,不惟明備可惜,亦勢所不行。繼周不能夏制,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羲、軒也。子桑伯子,欲復夏禮者也;《説苑》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論語》所謂「簡」,謂夏制也;「敬」,謂殷制也。孔子許伯子之質,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惟當用殷,小參夏意,深明損益,洞達治體,與孔子語顔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謂可與言繼周之事。《王制》用殷禮,仲弓有啟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獨取一冕,凡儀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從冕推之,故儀禮以及威儀皆不改也。「乘殷輅」,「輅」取實用,務于致遠,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無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復古。惟天道尚質,行時郊祀,大約皆夏正也,假時、輅、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顔子、仲弓以德行見。制作精意,二子得聞,以下偏才,舍大謀細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觀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閽弒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争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國大易爲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訂爲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爲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至于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制,故今學《祭統》、《祭禮》儀注與古學《祭義》同也。凡今學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禮記》雖爲今學,然所言與經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類鈔》,凡今無者别爲一册,入此門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學祇一派。雖齊、韓參用古學,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説也。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不能同。故《今古分類鈔》凡專派與所無,皆爲注明。如會同爲《周禮》專派,禘嘗爲《孝經》專派。他家所無者,入之。又《周禮》無禘祫;《左》、《國》無祫;《周禮》朝、覲、宗、遇分四時,爲專派;《左》、《國》有朝無覲、宗、遇;並爲注明分隸。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嚴,不可但因其俱爲古學,遂蒙混而説之,如前人之混亂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爲主。至于先師異解,漢人因其異師,亦以爲有今、古之别,實則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異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無所據,何分古、今?又《尚書》稽古有「同天」、「順考」之異説,然無關禮制,隨便可也。因「同天」偶爲今學家言,「順考」偶爲古學家言,學者亦遂以爲今、古有所分别,實則不然。今學附庸,古《周禮》無附庸。《異義》古學説有附庸,此亦後師誤説。許氏有「從今改古」之條,皆此類也。

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墨》、《韓》可考。古學則《國語》、《周書》外,引用者不少。漢初燕趙之書不盛傳,賈、張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爲今、古學由地而分之,喻古爲北皿,魯爲南皿,齊爲中皿。北人剛强質樸,耐勞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寬柔敦厚,温文爾雅,此魯派也。中皿間於二者之間,舟車並用,麥稻交儲,習見習聞,漸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齊學之兼取古、今義,正如此。

《孝經》、《論語》,《漢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復二派之舊,其事頗難。《孝經》爲古派,全書自成首尾。《論語》則採録博雜,有爲今學所祖,有爲古學所祖。欲一律牽合,於今、古説必多削足合屨之失。然舊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竊欲仍分爲二家。《論語》今學詳今,古學詳古,凡異説皆注明,如附解存異之例。至于《孝經》,純以今學説之,則又用《左傳》以古禮説《春秋》之法。好學深思之士,必能成此書也。

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爲今、古之分者。四家爲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二門既别,然後先師各囿所習,推以説《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説,皆後來附會之談,非本義也。説《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傳》之中唯《穀梁》。説《易》、《書》、《詩》、《論語》、《孝經》,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説。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説,多與以前同。今當以秦以前者爲正義,漢以後者爲晚説也。

《藝文志》「《孝經》」下云:「各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皆異。」《孝經》古文異今文,不審是先秦原文,抑漢後譯改?然必有不安,其説乃異,是今文自招之也。《左傳》破今學,其所以立異之處,亦如《孝經》,多由今説不安,或弟子主張太過,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古傳則必别立一説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極詆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據《周禮》以駁傳?苟能盡明今學,則其事理平實,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來風,終當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爲今、古學根本,根本已固,然後及《禮》與《易》、《書》、《詩》等經。蓋古、今起于《春秋》與《王制》、《周禮》,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説之者。《統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群經,人多經少,當易成也。

今、古説,其見《異義》者,多非其實。大約出於本書者爲上,其稱某家説者多附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爲説。是有明文爲可據,無明文爲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説,又以平實者爲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爲附會,如《易》家以六龍定六馬,《詩》家以譚公爲稱公是也。學者不察,則附會之説最易誤人。凡人説一事,口之所出多流爲歧異,如明堂、郊、禘諸説紛紜是矣。又六宗之説,至二十餘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爲之。此不足據也。先師主持一説,末流每至附會。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附會以爲王魯是也。有震驚張皇之色,乃過情虚擬之詞。今者細爲分出,務使源流派别,一覽而明。其于《異義》所言,不無千慮一得矣。

《詩》、《書》有四代異制,以今、古學説之,皆非也。然先師既主此説,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所謂削足適屨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説四代也。而《尚書》有五服之文,本與《王制》三服、《周禮》十服不合。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故今學之歐陽、大小夏侯説則以五百里爲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減省里數以求合《王制》之説也。古學之杜、馬説,則以爲千里爲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爲萬里,加多里數以求合《周禮》之説也。實則《王制》、《周禮》之説,皆與《尚書》夏制不相關。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王制》、《周禮》之説以徧説群經,統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絀、朝四暮三之蹤跡,班班可考。今誠各知其所據以推考求通之意,則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據,震驚其異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豈能合也哉?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説都非本意,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説。不明此意,經意何由得哉!

三《傳》著録,皆先秦以前。《穀梁》魯人,《左傳》燕趙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魯,特從今學者多耳。今學二伯,古學五伯,《公羊》從五伯之説。他如仲子爲桓母,改蔡侯,東爲朱,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至于禮制,則説禘説郊,時雜古制。蓋以齊居魯與燕之間,又著録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左傳》出於今學方盛之時,故雖有簡編,無人誦習,僅存秘府而已。至於哀、平之間,今學已盛而將微,古學方興而未艾。劉子駿目見此編,遂據以爲今學之敵,倡言求立。至於東漢,遂古盛而今微,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

今學傳孔子,本始於魯。公羊始師齊人,受業於魯,歸以教授,當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學於齊,學於公羊,始師其説。《春秋》多同《穀梁》,是齊學初不異於魯學之證。至於歸以教授,齊俗喜夸好辨,又與燕趙近,游士稷下之風最盛,故不肯篤守師説,時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爲所移。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職是故也。《儒林傳》言,伏生口授《尚書》有壁藏書,《公羊》有齊語,故人以爲舊由口授,至漢乃著竹帛。實則群經著録,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齊語,是秦前先師,非漢後晚師。不如舊説孔子畏禍遠言,不著竹帛也。

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不止古學,即今學亦有,以其書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諸書,皆魯學也。伏生口授《尚書》,世已尊行;魯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寫定,魯《書》遂變爲古學矣。《春秋公羊》由齊傳授,壁中所出,當即《穀梁》。《穀梁》傳而壁中魯學《尚書》之本文不傳,遂使人疑非其比,豈不可惜哉!

壁中《尚書》出,東漢諸儒以古學説之,亦如《儀禮》古文而西漢諸儒以今學説之也。二書本無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門户,先師附會之説也。

魯人不喜爲漢用,漢家因少抑之,魯學又無顯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孫弘。《穀梁》經傳皆先秦之遺。史公云:「秦雖焚書,而鄒魯絃誦之聲不絶。」故漢初徵魯生講禮,魯書未亡。漢抑魯學,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後既久,乃興魯學,而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爲説者,則又史臣回護之言,不盡事實也。

魯《書》未亡,學猶盛,故《魯詩》、《穀梁》江公能傳之。不然,則江公何以崛起?魯《書》學之亡,則以世無達者,不幸而亡。《穀梁》雖存,終漢乃得立,此魯學之所以微也。魯《尚書》家不傳,班《書》謂伏《書》傳於齊魯,非也。魯自有《尚書》,不傳於世,辨意欲周旋此事耳。

漢初,齊人以經術貴顯者,始於伏生,繼以公孫弘,故齊學盛。魯無顯達,故以寖微。至於重魯輕齊,則宣、元以後風氣改變之言,亦賴當時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終漢不得立也。

漢初,經學分三派,魯、齊、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詩》、《魯詩》、《齊詩》、《韓詩》、《毛詩》。《春秋》、《穀梁》魯,《公羊》齊,《左傳》古。《禮》、魯高堂生傳《士禮》,齊后倉,古《周禮》。《論語》,《魯論》、《齊論》、《論語古》也。四經是也。分二派者,《易》、《尚書》、《孝經》,三經是也。《尚書》今學,出於伏生,齊學也。《易》傳於田何,亦齊學也。《孝經》后倉、翼,亦皆齊學也。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全。所缺者,魯之《易》、《書》、《孝經》三經説也。漢初,齊盛魯微,故失三經之傳。而古學行於民間,乃能與齊學相敵。則以古與今異,齊、魯同道,故存齊而魯佚與!

《毛詩》説田獵,與《穀梁》同文,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皆用周禮是也,柳氏大義不察,乃以《毛詩》與《穀梁》同師,則合胡越爲一家矣。古、今學所同之禮,當由此推之也。

漢儒著書,初守一家之説;至於宣、元以後,則不能主一家。如劉子政學《穀梁》,而《五經通義》、《新序》、《説苑》中所載禮制,乃有與古學同、今學異者。是不專主一家之證。

漢初古學不顯,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禮,此古學先師在《公羊》著録以前已經大行之證。因《公羊》之録用其説,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傳》言「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子》同。據此説,則今説謂周初無盟,桓、文不交質也。《周禮》有盟,《左傳》有交質,此即實事,亦不與今説相妨。《周禮》非周公手定,《左傳》桓、文亦無交質事,疏家乃以《穀梁》爲漢初人著録,不見古籍而然。如此説,則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爲漢人作,從何得來?憑空臆造,全無實據,然疏家説不足駁斥也。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而流派爲子桑、惠、莊之流。墨子學於孔子,以其性近,專主此説。用夏禮改周制,本之於《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樹之意。特未免流於偏激,一用夏禮,遂欲全改周禮,與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絃更張也。《論語》「禹無間然」一章,全爲《墨子》所祖,所謂崇儉、務農、敬鬼、從質,皆從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則並此亦欲改之。當時如墨説者不下數十家,特惟墨行耳。

《禮》學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質易見,異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見於《周禮》、《儀禮》、《王制》者,此等禮制不能歸入於今,亦不能歸入於古。竊以此類亦有數例。有爲經中未詳之義,補經未備,如《儀禮》諸記之類是也。有爲緣經起義,如《詩》、《書》有此説,先師存此義,爲《禮經》所不詳,如《王制》言天子大夫爲監之類是也。有爲沿革佚文者,《周禮》、《儀禮》皆一時之書,一代典禮,每有修改;《禮緯》言周初廟制,與後來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禮》爲何時之書,《儀禮》爲何時之書,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禮之類是也。有異説别録者,古人習禮,質文隨意,有既從一家而其異説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襲不同是也。有爲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制者,如《鄉黨》記孔子之事,張盟生説此皆孔子一人之事,與常不合者,使常義則可不見,又其事爲朝廷所不詳之事,故隨人而改是也。有爲訓誡之事,如《幼儀》、《弟子職》之類,並非國家一定典禮,私家編此以訓童蒙,言人人殊,詳略隨意之類是也。有禮家虚存此説,欲改時制,未見施行者。有因緣失本,誤據爲典要,實與禮制不合者。有殘篇斷簡,文義不全者。有經傳混淆,前後失次者。有句讀偶誤,斷續非真者。門目既多,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故説經以《禮記》爲繁雜難通。然既得其大綱,再爲細分節目,有所不解則姑闕疑,就所立門目以求之,想當十得八九矣。

《周禮》之書,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因周禮不存,據己意,採簡册摹仿爲之者。其先後大約與《左傳》、《毛詩》同,非周初之書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與《尚書》典禮不合,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且《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故予以爲當時博雅君子所作,以與《王制》相異,亦如《左傳》之意。其書不爲今學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禮制與《左傳》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識二書孰在前,孰在後?孰爲主,孰爲賓也?

《儀禮》經爲古學,《記》爲今學,此一定者也。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約高堂傳經以後,已爲今學。後古經雖多廿餘篇,無師不習,是經亦今學之經矣。於此經欲立今、古二派,殊難措手。然細考《記》文,頗有與本經不同者,則經爲古學,《記》爲今學,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區别之意。

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後盛者昌,而《易》、《尚書》、《詩》、《禮》之今學全佚,而惟存古學,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猶幸《春秋》今學之二傳獨存,與古相抗,今學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書,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爲之呵護。予立今學門户,全據二傳爲主,至今學所亡諸書,皆以二傳與《左傳》相異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繼絶之功,準繩全操於此。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

《異義》引今、古説,有經傳、師説二例。師説多於經傳十分之七八,非議禮之口説,則章句之繁文,未足爲據。漢廷議禮,視丞相所學。苟與之同,雖屈而可申;倘或異家,即長亦見絀。半以勢力辯訥定優劣,無公道也。又東漢以後,今學與古學争,如《異義》所載是也;西漢以前,則今學自與今學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長短?乃意氣報復,自生荆棘,如轅固、黄生之論湯武,彭祖、安樂之持所見,必於家室之中,别圖門户之建。蓋諸人貪立太常,邀求博士。漢法:凡弟子傳先師説,苟其同也,則立其師;倘有同異,則分立弟子。故當時恒希變異以求立。嚴、顔因此得並在學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門爲利禄也。以此倡導學者,宜乎人思立異。實本一家,而奪席廷争,務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後來古學大盛,今學遂不自攻而深相結納,以禦外侮,而已有不敵之勢。無事則相攻,有事乃相結,《唐棣》之詩,何不早誦乎!

予約集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今學先師舊説,《今文尚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于《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今學諸經,更附録古學之異者,以備參考。此書指日可成,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不必詳説,但云見《義證》足矣。如今《易》、《尚書》、《春秋》、《公》、《穀》、《詩》魯、齊、韓、《孝經》、《論語》皆統于《王制》,可以省無數疏解。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荆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而其中節目詳細,均見于《經話》中。

地理家有鳥道之説,翦迂斜爲直徑;予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無數小派,稽其數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攬,則亦非易事。

鄭君號精通三《禮》,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數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勞唇舌,空擲簡札,説愈繁而經以愈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歸并華岱,自謂如天之大,無所不通,乃致非類之傷,各失其要也。《後書·儒林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禮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案:此謂鄭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鍼鋒相迕,東漢諸儒持此門户猶嚴。許叔重治古學,《五經異義》是古非今,《説文解字》不用今學;杜、鄭、賈、馬所注《周禮》、《左傳》等書,不用今説;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禮》;是其證也。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爲何以箋《詩》?欲以今學入古也。爲何以注《周禮》?欲以今説補古也。爲何以注《尚書》?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鄭君一人而斬,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故《禮記》、《儀禮》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晉學者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絶,晉儒林所傳,遂無漢法,且書亦因此佚亡,不能不歸過於鄭君。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並有,便于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觀于表説可以見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鄭君之學,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將其所誤合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御繁難,有識者自能别之。

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是以初成一經而止。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説,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昔陳奂、陳立、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金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予之所約,則並欲作注耳。

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説,以禮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一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矜雅博。夫文人製詞,多用通叚,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爲據;况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篇。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録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説,强分此今文説,此古文説。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絶,解説雖詳,毛將安附,此大蔽也。石經以前,經多譯改,今、古之分,不在異文,明證在前,無俟臚證。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爲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舉,所取漢人辭賦之異文,徒取簡編宏富,非正法也。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方足爲據。如《左傳》之改「逆」爲「送」,改「尹」爲「君」,改「伯」爲「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爲異。不然則畢録異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詞人之便文,晚近之誤奪,牛毛繭絲,吾所不取。

大小戴《記》九十餘篇,凡《禮經》記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則别經之記當亦有編入者。今定《王制》爲《穀梁》、《公羊》記;《曲禮》上半小學,下半爲《春秋》;《檀弓》、《祭法》、《雜記》爲《左傳》記;《玉藻》、《深衣》、《朝事》、《盛德》爲《周禮》記;《祭義》、《曾子》十篇爲《孝經》記;《經解》、《表記》、《坊記》、《緇衣》爲經學説之類。詳見《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經、記互證,合則再美,離則兩傷,此千年未發之覆也。又《禮運》三篇,有經有傳,當合爲一大傳。《大傳》爲經,《服問》、《喪服小記》二篇爲傳,當合爲一。竊意此《禮運》三篇舊本一事,乃記夫子與子游論禮之言。子游習禮,此其授受之證也,後來先師各加注記。後因文多,分爲三篇,經、傳混淆,前後錯雜,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爲經、傳,便有統制。至于《大傳》爲經,《服問》、《小記》爲記,觀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蔭甫先生以《王制》爲《公羊》禮,其説是也。壬秋師以其與《大傳》同,不言封禪,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蓋《王制》孔子所作,以爲《春秋》禮傳。孟、荀著書,已全祖此立説。漢博士之言如《大傳》,特以發明《王制》而已,豈可與《王制》相比?精粹完備,統宗子緯。魯齊博士皆依附其説,決非漢人所作。盧子幹因不能通其説,故以爲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實則非也。

《王制》有經有傳,並有傳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經傳之外,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如説尺畝,據漢制今田爲説是也。此固爲戴氏所補,至目爲博士手筆,則誤讀《史記》矣。

《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説詳《義證》。二書皆蝕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樹不貳事,鄭以爲庶人禮,不知《穀梁傳》已有明文。譏世卿、非下聘、惡盟,尊齊、晉爲二伯,以曹以下爲卒正,以冢宰、司馬、司城爲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單伯、祭仲、女叔諸人使非爲監之説,則聽《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斷決。范氏據《周禮》以駁傳,亦無以折之矣。

《春秋》之書以正將來,非以誅已往。《王制》一篇即爲邦數語,道不行乃思著書,其意頗與《潛夫》、《罪言》相近,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則欲將此意筆之于書。又以徒托空言,僅如《王制》則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馬遷言之詳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從質,見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從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禮》疑《王制》,據周制駁《春秋》,是囈語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禄、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餘瑣細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説皆以爲從質是也。

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爲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于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然後乃爲此説。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牲》、《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説,疑此數節爲先師《春秋》説,錯簡入《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説五伯首説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爲尊周外楚,定《穀梁》爲二伯,《公羊》爲五伯。當時不勝歡慶,以爲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考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説,而皆不能通,唯闕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説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于齊晉耳。考其寰内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説,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爲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爲《春秋》説也。及録《穀梁》舊稿,悉用其説,苟或未安,沉思即得,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之書,《春秋》之别傳也。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别爲一家也。徧考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説,弟子多主此義,推以徧説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説。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説以明之。蟻穿九曲,予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嘗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于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將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見《左傳》,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然《前漢·儒林傳》謂張蒼、賈誼傳《左傳》學,爲作訓解;《藝文志》無其書,則其説亦誤襲古學家言也。按《國語》蚤出而《左傳》晚興,張、賈所見皆爲《國語》。因其爲左氏所輯,言皆記事,與《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稱《左氏春秋》者,即謂《國語》,不謂《左傳》。《左傳》既出之後,因其全祖《國語》,遂冒「左氏」名爲《左氏傳》。又以其傳《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後人聞傳《左氏春秋》,不以爲《國語》而以爲《左傳》,遂謂張、賈皆習《左傳》,此其冒名掍實之所由也。使當時有《左傳》以傳經,又有師説,張、賈貴顯,何不求立學官?縱不立學官,何以劉子駿之前無一人見之?太史公博極群書,只據《國語》。劉子駿《移太常書》,只云臧生等與同,不云其書先見。班書又云,歆校書,見《左傳》而好之,是歆未校書以前不見《左傳》也。觀此,則張、賈不習《左傳》明矣。前亦頗疑《左傳》爲河間人所僞造,有數事可證其爲先秦之書者。其書體大思精,鴻篇巨帙,漢人無此才,一也。劉子駿爲漢人好古之最,猶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則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爲,則既成此書,必不忍棄置;且積久乃成書,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學、傳其事。書成以後不授學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無别本,使非劉子駿,將與《古文尚書》同亡,至重不忍輕棄,三也。《曲禮》出在漢初,已爲傳記,則原書必不在文、景之後,四也。西漢今學盛,使果西漢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異,五也。以舊説論之,駁《左》者謂成于建始,則不若是之遲;尊《左》者謂出于漢初,則不若是之蚤。能知遲蚤成出之原,則庶乎可與談《左》學矣。

漢人今、古之説,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書》説之斂後稱王,《公羊》説之三年稱王,《詩》、《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稱公,皆推例之説也。然明文之説,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經推禮,與《左傳》之由經推禮,同一經也,有世卿、無世卿異,譏喪娶、不譏喪娶異,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師説;無明文者之推例,皆後師説。後師推例雖同先師,然附會失解者多于先師,以其學不如先師也。故予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爲正宗,以三《傳》推例有明文者爲輔佐。至于後師無明文之説,則去取參半。若《易》、《尚書》、《詩》、《論語》、《孝經》諸先儒説,除《禮記》本記諸篇外,則全由據《王制》、《周禮》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學爲異派,其中或同或異,或因或革,則又立《流派表》以統之。

始因《白虎通》臚列各經師説,欲將其説列爲一表,名曰《五經禮制異同表》。後作《群經今古禮制異同表》,以爲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經表》。今案: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諸經異説,有迥不相同,不關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稱王,而《尚書》説則據《顧命》以爲初喪稱子釗,斂後稱王。據經爲説,則無論今、古文《尚書》皆不能立異,與《春秋》三年稱王之説不同。《春秋》據踰年稱公,以爲踰年稱王,此據經也。《尚書》據「王麻冕」,以爲斂後稱王,此亦據經也。諸經如此類者實衆,不立此表,則此類無所歸宿,又必在今、古學中爲難矣。

博士言禮,據《禮》文者半,推經例者半。大約推例者皆當入《五經表》。何以言之?今學《王制》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無爲有,此當入《五經表》。見此異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異制,皆先師緣飾經義意造之説。又《禮記》中所言異同,有二家異説者,有文義小變者。此二派又足爲《今古表》之陳涉、吴廣,亦必求所以安頓之。二家説異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後。至于《曲禮》,本古文家説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與《周禮》相反。足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爲古學也。大約《今古表》中今學只一派,古學流派多,以其書多人雜,不似今學少而專一也。

《異義》採録今、古説,多非明文,後師附會蓋居其半。夫今、古異同,當以《王制》、《周禮》爲綱領,《公》、《穀》、《左氏》爲輔佐。但據經傳,不録晚説,唯議明文,不徵影響。今許所録,可據者半,不可據者半。大約今、古分别,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至於晚末,其派愈亂,如以今學説聖人皆無父而生,古學説聖人皆有父,豈不可笑!又《公羊》説引《易》「時乘六龍以馭天」,知天子駕六;未踰年君有子則廟,無子則否。皆誤説也,而亦徵録。又引《公羊》以鄭伯伐許爲譏。《左》説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皆非經意,爲余所駁者也。大抵許君身當晚近,有志復古,而囿於俗説,其作此書亦如其《説文解字》,真贗雜採,純駁各半,屈於時勢,莫可如何。然其採雖雜,今猶與今爲一黨,古猶與古爲一黨,不自相攻擊。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繼則同爲博士黨同伐異,視古學如讎仇,惟恐其進與爲難,故雖自立異,仍不敢援之以自樹敵,故説猶同也。

《異義》所録《左氏》,亦有異同。大約《左氏》亦有數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説,「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又採陳欽説:「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爲口,故麟來。」陳欽,《左氏》先師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説不同也。又言《左氏》説:「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載籍不傳此義,此蓋用《曲禮》説《左傳》也,而文、事與《曲禮》小異。此則未必異説之不同,蓋《左氏》舊用《曲禮》説,後久失傳,晚師無知者,而其初傳授之義,猶相墨守,久而訛脱,故與《曲禮》殊異。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説,較之《孟子》多有訛脱是也。此《曲禮》爲《左氏》説之起文,亦如《孟子》爲魯學《春秋》先師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學原始,疑皆哀、平之際學人所開。不然,何以漢初惟傳今學,不習古文?繼乃知古學漢初與今學並傳,皆有傳授。所以微絶,則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孫弘,皆今文先師。黨同伐異,古學世無顯達,因此不敵。《毛詩》假河間獻王之力,猶存授受。至于《左傳》、《周禮》,遂以絶焉。西漢今文甚盛,皆以古學爲怪,惡聞其説,習之何益,故不再傳而絶。觀劉子駿争立,諸儒仇之,可知古學之微,非舊無傳,蓋以非當時所貴爾。

古學微絶,以非時尚,然其書猶陰行于民間。《異義》言叔孫通制禮有日祭,是爲古説。又云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陸賈著書議禮,實多用其説,特未立學官耳。此爲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數傳之後,今學至大師數千。古學之絶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無即自作傳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傳》則承史文而傳之,亦非魯史自作傳也。今、古二家,孔子與魯史比,子夏與《左氏》比,以爲口説則皆口説,以爲傳記則皆傳記,分别言之,皆未窺其原也。甲申擬博士答劉子駿書,尚未悟此理,尋當改作也。今、古諸經,漢初皆有傳本傳授。其中顯晦升沉,存亡行絶,亦如人生命運,傳不傳,有幸不幸。諸説後來或分口説、載籍,或以爲有師、無師,皆謬也。《儀禮》,班氏以爲孔子時已不全,其説是也。

漢初,古文行于民間,其授受不傳。然《尚書》,《史記》所引多古文説,則武帝時有古《尚書》師也。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則古《詩》有師。古《周禮》説多見于《戴記》□□師説,當時尚多引用,是《周禮》□□亦有傳也。暇時當輯爲《漢初古文群經先師遺説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漢人僞作也。

予讀《儒林傳》,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學官,不惟當時先師名字遺説不可考,其有無是學,亦幾不能決,豈不可痛惜乎!

《藝文志》有《周禮傳》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後,必傳名氏,豈秦、漢先師遺説之存者歟?《五行志》引《左傳》説,亦不詳爲何人之作。或疑爲劉子駿説。按劉語當著名氏,此亦秦漢先師説之偶存者。《戴記》中有二經師説,又當如今文《春秋》之《王制》,爲先秦以前之書,爲二經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爲監於方伯國,《春秋》之單伯等是也。《左傳》不用其説,而《周禮》云作之牧,立之監。其所云立監者,蓋即與《王制》同,是古《周禮》亦有此説。《左傳》異之者,蓋爲監實非當時故事,《周禮》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説有與今説相反,今説大明,遂足以奪古學之説。縱有明據,解者皆依違不敢主張,顯與今學爲敵。如《左傳》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今學譏喪娶、喪中祭,此變古禮也。《左傳》禮,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無譏文,此《左傳》即位娶元妃之證也。《傳》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爲祭,此喪祭之明證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烝於曲沃。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皆足爲證。又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葬,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按古禮重祔,今學不言祔;今學言祀主於寢,古學言祀主於廟,二者各異,不相通。古學作主以後,即祔於廟中。凡小祀日祭則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嘗、禘大祀,乃于廟行事,非不祭也。其譏吉禘莊公者,謂於祔主行禘祭,故譏之,非謂餘廟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全從禘於莊公出來。後世學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亂,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説,特謂新主耳。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謂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據,其分析處甚微。《周禮》亦主喪祭,其説特爲注家所掩耳。如喪中用樂,《周禮》有之,後人皆不敢主其説,亦是也。

魯共王壞宅所得書,各家數目不同。《史記》不詳其事,劉子駿以爲有《左傳》。《漢書·河間獻王傳》言:求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魯恭王傳》言得古文經傳,無書名。《藝文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漢書》證之,恐有《左傳》是劉子駿依附之説。傳古學者燕趙人,多不行於魯,當由今學與之爲難,故託言其書出於魯,以見魯舊傳其學之意,非實事也。

今、古學人好言今、古學得失,争辨申難,無所折中。竊以爲雖漢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學如陸道,古學如水路,各有利害。實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陸水,便不能偏廢舟車。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車馬之勞,於人則掩善而著惡,於己則蓋短而暴長。自旁觀言之,則莫非門户之見,徒爲紛更而已。

學禮煩難,今、古不足以統之,故表中多立門目。然其中有文字異同一例,本爲一家,傳習既久,文字小異,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如《王制》與《孟子》,《祭法》與《國語》,宜無不合矣。其中乃有小異處,後人遂張皇而不爲《孟子》與《王制》、《祭法》與《國語》有合,此則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丘盟詞,當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詳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丘,所引則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當即《公羊》「納北燕伯于陽」傳所引,乃《公羊》與《孟子》互異。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師,同説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國》、《禮記》、諸子之記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記各異。《孔子集語》集孔子之言,同一説也,而文義詳略乃至大相反。此皆當求其同,而不當求其異。然此以知其源爲難,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則未有不爲害者矣。鄭君是也。

漢初叔孫通制禮,多用古説。原廟之制,此古禮也。《周禮》祀文王於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齊之明堂是也。《左傳》「有先君之廟曰都,無先君之廟曰邑」,此亦原廟明堂之制。惟今學乃不言明堂,立太廟,不立原廟也。古學,天子宗廟中無太廟,惟别立明堂,諸侯不立明堂,曰太廟。今學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今學家間有説古禮者,舊頗難於統屬。今立一法以明之,以爲講今學者時説古學,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時制之例。

古學,禘爲祀天地,郊爲祈穀,禘重於郊。禘者,示帝也,故謂魯禘非禮,《穀梁》不言禘非禮。古學無祫祭。《公羊》説禘用古學,説祫用今學。今學不以禘爲大祭。古學每年一禘,亦無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説。

講禘祫須先知廟制。今先作《今古學廟制圖》,便知古無祫祭,今無配天禘祫之説。本數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糾葛耳。《左傳》不立四時祭之名,《周禮》則有之。《左傳》雩爲祈穀,與《周禮》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禮則雩專爲求雨,無祈穀説。《左傳》移動今學時祭,以郊、雩、烝、嘗當之。四者皆爲農事,所謂春祈秋賽,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此《周禮》、《左傳》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禮,須先將其名目考清。某禮於古爲某事,於今爲某事;某禮爲今、古學所有,某禮爲今、古學所無;某禮無其事而有名,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須先考正名實,然後求細目。不先知此,則禮制不能分也。

古禮門目多,今禮儀節少。今禮如建國、爵禄、立官、選舉外,其改動古學者可以計數。至於一切儀節名物,多從古説。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爲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無今者,則均附此篇之後。所録雖屬古文,實則今禮亦如此也。

《月令》説:脾爲木,肺爲火,心爲土,肝爲金、腎爲水。此古文説也。博士説: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今醫家皆祖博士,而古文無知之者。以高下相生爲序:脾居中主生爲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腎水,腎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説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爲中,肺心在上,肝膽在下。脾與胃對,肺與肝對,心與膽對。脾胃主消納,肺受而爲氣,肝受而爲血,心爲氣精,膽爲血精。肺肝主形質,心膽主精華。氣血已盛,然後腎生;氣血將衰,則腎先死。腎如樹木花實之性,乃五藏之精華,以爲生發之機者,古書當有此説。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爲今學門面語也。然下云「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爲大,似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爲亂,故《王制》改爲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説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侵削,所謂「魯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減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爲周禮,皆因主其説久,周禮不可聞,故即以是爲周禮。董子亦以《王制》爲周禮。封建之制,變爲郡縣,郡之大者方廣得四五百里,漢初封國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則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説也。總之,《周禮》之書與《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禮》摭拾時事處多,《王制》則于時制多所改變爾。

今學有大廟,古學無大廟。《明堂位記》因《春秋》有大廟,緣經爲説,故曰「大廟,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廟分爲天子、諸侯制,順《春秋》大廟之文也。今學禘在大廟,古學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圓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爲説,故《左傳》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言天子禘於圓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説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説也。然既有許義,而更别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爲主,許以書人爲據。許以後出古文爲古,先出博士爲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爲今學,此大誤也。其中篇帙,古説數倍於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説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禮》、《孝經》説明堂文王之廟云云。按,今學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學,劉子駿所説是也。《戴記》四説皆古學之流派,非今學也。且其四説有一説以明堂爲文王之廟,即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説也。安見其説在《周禮》便爲古,在《戴記》便爲今?大小《戴記》凡合於《周禮》、《左傳》、《毛詩》者,盡爲古學;合於《王制》者,盡爲今學。一書兼存二家,此不以實義爲主,乃以所傳之先後爲主。使當時《周禮》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記》晚出,不得立,不又將以《周禮》爲今,《戴記》爲古乎?蓋漢人今、古紛争,積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學之士嫉之如讎。凡未立者引爲一黨,已立者别爲一黨,但問已立未立,不問所説云何。東漢之末,此風猶存。故許右古左今,著爲《異義》,以《戴記》先立,尚挾忿排斥以爲異端。今則無所疑嫌,平心而覩,源流悉見。康成和解兩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難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後,又歷數千年之久,則其分之也,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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