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诗话与唐诗学本色论
本色问题的提出，首先是要矫正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偏激之处，但随着诗歌研究的进展以及指导创作的需要，宋诗话除去门户之见，在对具体作家的品评过程中，逐渐展示了对诗歌本质的深刻见解。
学术界对本色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有两派观点：一派从诗歌发展创新的角度赞赏宋诗，认为不应拘于“本色”的限制，“本色论”只是一家之言；一派认为诗歌应该有诗歌的“本色”，诗歌要有特别的质素，否则不能称之为诗，这是遵守诗文各有体，要保持诗歌文体的特别性，即诗总要是诗。这些讨论注重对“本色”问题的价值评判，本章着重“本色”内涵实质的探讨。对“本色”实质内涵的讨论，学界多注重概念辨析，讨论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含义，比如既指学诗的正头路，也指学诗需要遵循的技巧和法度，也指诗歌体制所体现出来的特点，还可以指诗人所要具有的特质。[1]本书则从具体作品出发，讨论“本色”诗歌具体呈现的是何种风貌。宋诗话这种诗歌辨体意识对明清诗话具有深刻影响，产生了专门的辨体著作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白话诗、新诗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也延续了辨体问题的讨论，最终必然走向何者为诗的讨论主题。现代诗歌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传统的界定，所以这个问题仍有其现实意义。
诗歌本色问题，是宋诗话构建唐诗学的基础，其中主要涉及文体问题、复古问题、诗歌风貌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有对前代诗歌理论的继承，也对后代诗学影响深远。鉴于宋诗话论诗主要以作家诗歌品评为主，本章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以所讨论的问题为经，以作家作品分析为纬结构全文。
1.1 诗歌文体本色
就诗歌文体来说，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诗歌风格论，狭义则指诗歌体裁论，即诗歌这种体裁有什么特点，有哪些规范等，本书取其狭义。
对文体的讨论，一直是中国诗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所见最早的论述大概是曹丕《典论·论文》，论述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八种文体的不同特征，认为“诗赋欲丽”。这种观点与西汉以来贾谊、扬雄、司马相如的观点颇不相同，贾谊等论者基本以儒家诗论论诗，大多讲求诗歌的社会功能，盖诗赋不徒欲丽。曹丕在魏晋“文学自觉”大风气之下，将文学的艺术性渐渐凸显出来，其以“丽”论诗表现了他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见识。“麗”：形声，从鹿，丽声。其字本作“丽”，后加“鹿”，成为形声字。鹿形丽声，鹿成对，并驾，“麗”本义就是成群、结伴、成对。“麗”用来形容文辞，则有对偶的意思。《文心雕龙·丽辞》说：“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此中“丽辞”就是对偶辞句。引申开去，文句之对偶，音韵之铿锵都可以称为“丽”，这种美正是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美。那么曹丕说“诗赋欲丽”，可以解释为他对诗赋文辞华美方面的要求。
其后陆机《文赋》的文体区别意识进一步加强，共论述“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并将诗、赋区别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与赋各自描写对象不同，文辞风格也不一样。“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指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文选》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缘情也就是言志表意；绮靡，李善注：“精妙之言。”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云：“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杨明先生认为“绮靡”是美好之意。[2]“诗缘情而绮靡”是指诗歌因情感而生，美好动人。这种美好不只包括情感，也指它的文辞要美好，诗歌整体上给人美好的感觉。
如果说曹丕、陆机对文体的论述还只是点到为止，约略而言，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么挚虞《文章流别论》考察源流，分析其特征，则更进一步。挚虞论诗，以《诗经》为主，所以他认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情志为本”，这个算不上新见，但是“成声为节”“曲折之体”，说出诗歌声律、音韵上的美感，这是能反映当时的诗歌特质的。
到了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大致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两类，也重视声音、节奏对文章的重要影响。刘勰共论二十种文体，《明诗》是论文体中的第一篇。此篇着重叙述诗歌发展流变史，对历代名篇作点评，有很多精彩之言，但是对于诗歌文体特征及其规格要求，刘勰说得非常空泛，而对其他应用文体，则说得很明白。所以杨明先生说：“想来这是由于作诗最需要灵感和天才，需要高度发达的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这些是难于如论应用文那样概括出要点的。”[3]所以对诗歌文体特征的论述，至此仍然停留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
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诗，他反对声律、反对用典，主张自然之美，这不仅有指陈时弊的作用，也影响了宋诗话，宋诗话中针对当时某些诗派在对偶、格律上的斤斤计较，就常常以钟嵘之言为依据反驳。钟嵘从创作角度谈诗歌，首先论诗歌产生的原因，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当然不仅自然影响人之心灵，社会生活也会触动诗情，所谓“佳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生活给人的影响，诗歌因“情”动而发，这是钟嵘论诗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其次钟嵘认为五言乃“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原因在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详切，“详”指描写的细致，“切”指描写得深刻。[4]也就是说五言诗能将对象最深微的地方表现出来。
萧绎《金楼子·立言》下篇从文笔之辨的角度论述“文”“笔”性质上的差异，其论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如果说刘勰从文章形式讲文体分为两大类，有韵之文，无韵之笔，那么萧绎则是从文体性质上明确指出“文”要有辞藻华美、音节动听、情灵摇荡的特征。虽不是专论诗歌，但是诗歌乃有韵之文一类，所以萧绎论“文”的特征也适合诗歌。
综上所述，各家对诗歌文体特征的阐述还是很模糊，但是我们可以约略概括为以下两点：诗歌写“情志”，但是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偏于“情”的描写，并且要有“滋味”“情灵摇荡”等；诗歌讲格律声韵，具有节奏之美，其语言应该有别样的美感。唐代诗歌理论极少，就是现存的几篇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宋代诗歌“本色”论的提出，最重要的即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的进一步探讨。明确以“本色”论诗的是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这就是从文体角度论退之诗非本色。诗文自有法度，“以文为诗”，具体如何解释，是指韩诗用了散文句法、语法，还是其他？宋诗话没有具体阐述，我们只能从诗歌分析中寻找答案。范温《诗眼》云：“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6]山谷从诗歌内容与诗歌工巧两方面比较《北征》与《南山》，认为《南山》胜在工巧，那么《南山》的工巧在何处，为什么这方面胜于《北征》？山谷的诗歌立场是什么？《珊瑚钩诗话》认为退之《南山诗》类杜甫之《北征》，历来对两诗的比较很多，并站在不同的诗论立场对两诗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两诗可比性在于，都是长韵五古，《北征》七十韵，《南山诗》一百零二韵；都有散文句法；都有对山景的描写；《南山诗》有明显模仿《北征》的痕迹。为了比较的便利，将两诗录如下：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数日卧呕泄。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杜甫《北征》）[7]
吾闻京城南，兹维群山囿。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粗叙所经觏。
尝升崇丘望，戢戢见相凑。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无风自飘簸，融液煦柔茂。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巉绝，海浴褰鹏噣。春阳潜沮洳，濯濯吐深秀。岩峦虽嵂崒，软弱类含酎。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神灵日歊歔，云气争结构。秋霜喜刻轹，磔卓立癯瘦。参差相叠重，刚耿陵宇宙。冬行虽幽墨，冰雪工琢镂。新曦照危峨，亿丈恒高袤。明昏无停态，顷刻异状候。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间簉。藩都配德运，分宅占丁戊。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窦。空虚寒兢兢，风气较搜漱。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昆明大池北，去觌偶晴昼。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惊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寻径杜墅，坌蔽毕原陋。崎岖上轩昂，始得观览富。行行将遂穷，岭陆烦互走。勃然思坼裂，拥掩难恕宥。巨灵与夸蛾，远贾期必售。还疑造物意，固护蓄精祐。力虽能排斡，雷电怯呵诟。攀缘脱手足，蹭蹬抵积甃。茫如试矫首，堛塞生怐愗。威容丧萧爽，近新迷远旧。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因缘窥其湫，凝湛閟阴兽。鱼虾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
。旋归道回睨，达枿壮复奏。吁嗟信奇怪，峙质能化贸。
前年遭谴谪，探历得邂逅。初从蓝田入，顾盼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矇瞀。峻涂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苍黄忘遐睎，所瞩才左右。杉篁咤蒲苏，杲耀攒介胄。专心忆平道，脱险逾避臭。
昨来逢清霁，宿愿忻始副。峥嵘跻冢顶，倏闪杂鼯鼬。前低划开阔，烂漫堆众皱。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炷灸；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或如贲育伦，赌胜勇前购，先强势已出，后钝嗔
譳；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又如游九原，坟墓包椁柩；或累若盆罂；或揭若登豆；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或蜿若藏龙；或翼若抟鹫；或齐若友朋；或随若先后；或迸若流落；或顾若宿留；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或俨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战阵；或围若蒐狩；或靡然东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若气饙馏；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秃鬝；或燻若柴槱；或如龟坼兆；或若卦分繇；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訚訚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
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腠。厥初孰开张，
勉谁劝侑？创兹朴而巧，戮力忍劳疚。得非施斧斤？无乃假诅咒？鸿荒竟无传，功大莫酬僦。尝闻于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诗，惟用赞报酭。（韩愈《南山诗》）[8]
《北征》全诗可以分为五段，按照“北征”路线即从朝廷所在地凤翔到杜甫家小所在地鄜州，依次叙述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时自己的喜忧情怀；归途所见景色及其感慨；归家后全家团聚悲喜交集的情景；在家中对国事的忧虑及自己想到的对策；最后写自己对朝廷的信心。全诗如一篇陈情表，记载时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人物事件“杜子将北征”；所陈对象，皇上，从“臣甫愤所切”可以看出。通篇是向肃宗汇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并以献策和希望结束。开篇记时是很典型的散文句法，对山景的描写“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也有散文句法之意，尽管这种“或”的句法在《诗经》里就有，但是《诗经》时代对格律的要求并不严格，一切韵律都来得比较自然，那时候的诗，主要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传达的诗意与诗味。《北征》尽管有这些散文句法，并且用了陈述的语气，但其通篇看来仍然诗味无穷，与诗人用语精炼、传神有关，更与诗中萦绕的情感有关。以第一段为例，听到能放归探亲的消息，欣喜未及表现，先表露“惭”，因为时遭艰虞，自己却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其实杜甫放归，是肃宗对杜甫的疏离、冷落，杜甫却没有对皇帝不满，其为国事担忧之心历历可见，所以听到能回家的消息，“怵惕久未出”。又写他自己作为拾遗官，“恐”君有所失，“愤”东胡叛乱，“挥涕”别主，以至行在途中，道路“恍惚”，想到国事之艰，“忧虞”无极。诗歌情感饱满、丰富，细腻地刻画出一个士大夫忠心为国的形象。其次，用语精炼，如第二段记沿途之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写出战乱人烟稀少，田野荒蔽的凄凉之景，“眇”字写出景物的黯淡迷蒙，也是诗人心境悲哀的写照。诗人看到山中果实累累，红如丹砂，黑如点漆，既感叹自然雨露的滋润，也引起无限感慨：“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既是实景，也是社会环境的暗示，这种比兴之意在诗中不难见，加深了诗歌的诗味。“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笔法直陈，描写的视角非常客观，“照”字写出明月自古如斯，冷冷清清，没有温情，所取深夜、战场、寒月、白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惨淡悲凉的图画，正衬出诗人内心无限的悲凉和沉痛。所以《北征》间或用了散语、也用了赋的手法，但是因其比兴手法的运用、语言的精炼传神、情感饱满，使其诗充满了浓厚的诗情。
《南山诗》着重摹画南山之景，也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如序言：诗人听说南山是众山汇聚之地，广阔无边、巨细难陈，打算来描写；第二段写南山之景，大多是想象之辞；登高所望之山势，云遮雾绕之形态，春夏秋冬四季晨昏景色的变化等；第三段是过渡段，写前年迁谪经过此地，但是天气不好，没有看清；第四段着重写南山山形山势多姿多彩，用了五十一个“或”；第五段感慨天地造化之工，作歌诗以赞。全篇几乎都是散文结构、散文化用语，只是用五言表现、押宽韵而已，五十一个“或”达到极致。首段“吾闻京城南”“兹维群山囿”“山经及地志”“挂一念万漏”，几乎就是散文。尾段的结语，像铭文、颂词，而不像诗。第二、四段对景物的描写，纯用铺排的赋法，用语生僻、用字复杂，与《北征》用平常语传情很不一样，有如字书。全篇让人感觉在极力逞才，将所有的比喻拿过来摹景，语势非常紧张，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气势也像散文。
前辈对此诗褒贬不一，但是一致认为此诗以赋法入诗。《雪浪斋日记》云：“读退之《南山》诗，颇觉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9]方东树曰：“《北征》《南山》，体格不侔。昔人评论以为《南山》可不作者，滞论也。论诗文政不当如此比较。《南山》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北征》是《小雅》《九章》之比。读《北征》《南山》，可得满象，并可悟元气。”至于《南山诗》的结构、章法，赞赏的人多，但是究其实质，他们分析展示的特征，正是文法特征。姚范曰：“宋人评论，特就事义大小言之耳。愚谓但就词气论，《北征》之沉壮郁勃，精采旁魄，盖有百番诵之而味不穷者，非《南山》所并。《南山》仅形容瑰奇耳。通首观之，词意犹在可增减之中。杜公诗诵之古气如在喉间。《南山》前作冒子，不好。”《北征》味之无穷，这是诗歌最重要的特点；《南山》第一段就是一个序言、冒子，这是散文文法，诗歌追求凝练、简洁，语短情长，这种冒子最要省去。《北征》第一段也是总陈，但是感情无限曲折，与全篇浑融一气，不是加上去的。《唐宋诗醇》曰：“入手虚冒开局。‘尝升崇丘’以下，总叙南山大概。‘春阳’四段，叙四时变态。‘太白’‘昆明’两段，言南山方隅连亘之所自。‘顷刻异状候’以上，只是大略远望，未尝身历。瞻太白，俯昆明，眺望乃有专注，而犹未登涉也。‘经杜墅’‘上轩昂’，志穷观览矣。蹭蹬不进，仅一窥龙湫止焉。遭贬由蓝田行，则又跋涉艰危，无心观览也。层层顿挫，引满不发，直至‘昨来逢清霁’以下，乃举凭高纵目所得景象，倾囊倒箧而出之。叠用或字，从《北山》诗化出，比物取象，尽态极妍，然后用‘大哉’一段煞住。通篇气脉逶迤，笔势竦峭，蹊径曲折，包孕宏深，非此手亦不足以称题也。”尽管此段分析充满赞赏，但是我们同样感觉不是在谈诗，而是在论文，诗歌的结构需内在的情感曲线贯穿，这种外在的布置经营，一般是忌讳的，因为过于明显的结构布置，会损害诗歌浑融。蒋之翘曰：“《南山》之不及《北征》，岂仅仅不表里《风》《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竟何如也？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试问之，《北征》有此曼冗否？翘断不能以阿私所好。”这里指出其用语的繁冗、不精炼，这也是诗歌大忌。诗歌以情志为本，《南山》写景为主，这种表现内容的不同，也是诗文的一种分界。吴乔曰：“《咏怀》《北征》古无此体，后人亦不可作，让子美一人为之可也。退之《南山诗》，已是后生不逊。诗贵出于自心，《咏怀》《北征》，生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敌子美而觅题以为之者也。山谷之语，只见一边。”[10]这也是从诗歌传情的本质说出《南山》的不合“诗”意。所以尽管清代特别是宋诗派对《南山》十分欣赏，推崇韩愈的才力，但是此诗在结构、章法、用语、情感表现等方面，都表现出运用文法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是在五言古诗的外壳下展现的，这就是“以文为诗”最典型的例子。
宋人对退之诗歌的褒贬，正是站在不同的诗歌立场作出的结论。《临汉隐居诗话》一则材料非常有趣，能深刻反映宋人诗歌的不同美学观：“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尔，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父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父，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父之党乎？’一座大笑。予每评诗，多与存中合。”“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予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可谓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见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见之殊，不可强同也。”[11]引文中两派的交锋不可谓不激烈，以至严肃到上纲上线，说是结党结派，可见相互不能说服的理由都很充分。魏泰于争辩之后又补充一则赏诗的例子，强调所见之殊，不可强同，正说明观点相异对诗歌欣赏的重要影响。这里的争辩焦点就是诗歌好在“本色”还是“新变”。从诗歌“新变”立论，退之诗好处正在于此，山谷赞《南山》工巧，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退之，都是如此。从“本色”立论，从诗歌文体理论的历史来看，诗歌是凝练、精致的艺术，它要求以最精炼的语言、浑融的结构等外在形式包孕深涵的情感，让人味之不尽，咀之不绝。“以文为诗”是夹杂了散文的句法、章法、结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诗意，诗文不能相混，所以非“本色”，也就是非“诗”。所以退之“以文为诗”，陈师道直言其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当时舞蹈以女性为主，雷大使为男性，虽然其舞极天下之工，但是与女性舞蹈比起来，算不得本色。[12]陈师道以此比喻韩愈“以文为诗”也不是诗歌本色，即诗是诗、文是文，其风格情调、句式语法等都各有一套规则，界限分明，不能混淆。
1.2 复古与本色
复古与本色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两个概念，但是复古是要回到诗歌的源头，而宋人认为最源头的诗歌最本色，这样两者就有关系了。从复古的角度论本色，就是这个原因。中国文化有一种很强烈的复古意识，认为越古越好，孔子就说要恢复周公制礼，自己只是述而不作。在诗歌发展史上，这种复古观念比比皆是。宋诗话对远古之诗，《诗经》《楚辞》、汉魏古诗、乐府等非常推崇，认为那样的诗歌自有“高古”风味，正是诗歌难得的质素。所以若能有这种高古之味，自是本色。
刘颁说“韩吏部古诗高卓，至律诗虽称善，要有不工者。”[13]这是推崇韩愈古诗。但是韩愈古诗也不是所有的都高古，譬如《南山诗》。有人说得更具体，严羽曰：“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14]晁补之《序续楚词》云：“息夫躬绝命词甚高。谓韩愈博极群书，奇辞奥旨，如取诸室中。以其涉博故能约，而为十操。夫孔子于三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词也。愈操词，取兴幽眇，怨而不言，最近《离骚》。《离骚》本古诗之衍者，至汉而衍极，故《离骚》亡，操与诗、赋同出而异名，盖衍复于约者，约故去古不远。然则后之欲为《离骚》者，惟约故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词也。”[15]认为韩愈博而能约，十操取兴幽眇、怨而不言，近楚词《离骚》。刘克庄说“退之《琴操》，真可以弦庙瑟。”其雅正可见。十操得诗之本色，那么它有哪些特点，也就是说它的高古如何表现出来？
韩愈《琴操》十篇，是拟古之作，分别为《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飞操》《别鹄操》《残形操》。钱仲联先生认为此十操次第，一依蔡邕《琴操》原次，没有更张；另外，此诗为贬潮州所作，大概在元和十四年。下面以《将归操》《越裳操》为例进行分析。
《将归操》，题下注：“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其诗：“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蔡邕《琴操》：“《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喟然而叹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16]从蔡邕的解题来读韩愈之诗，可见韩诗不失原题之意。诗歌从渡狄水写起，抓住古题最关键的环节。中间六句写出渡水的艰难处境，借用《诗经·邶风》“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兮，泳之游之。”但是稍微改变其意，将深浅可渡改为深浅不可渡，写出处境之难。此以河水的不可渡蕴藏前方目的地不可往之意，深得孔子之意。既然不可渡，则归去吧，不会与石头斗争，也不会应龙之求，志意坚决。表明道不合则不相与为谋，圣人不入危邦之意。陈沆曰：“公《秋怀》诗欲罾南山之寒蛟，《炭谷》诗欲刃牛蹄之湫龙，说者皆谓其指斥权幸，证以此诗益明。盖龙谓窃弄威福者，石谓余党附和者。言我将小试其道，则群小龃龉，将深论大事，则权贵侧目，吾力其能胜彼乎？恐道未行而身先不保矣。公阳山之谪，《新旧书》谓因论宫市，行状及碑则谓为幸臣专政者所恶，年谱谓为李实所谗，而公诗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云：‘前年出关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则其为权幸忌而逐之矣。……无应龙求，即《炭谷》《秋怀》二诗所指也。”[17]退之此诗有寄托，但是寄托非常隐蔽，要不是陈沆解说，一般很难达到此深度。陈沆是不是有些深文周纳？我们看其旁证，《秋怀》十一首，作于元和元年，是很明显的借景书怀，陈沆所说的一首：“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岂谓吾无能。”这首诗比较直白，其中的郁愤明白可见，“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这句话似乎是凭空而来，实是开启下文罾湫水寒龙，结句“惜哉不得往，岂谓吾无能”，与《将归操》“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何其相似！都是写出有雄心抱负而为人所阻。所以陈沆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将归操》借咏古题，以非常朴实的语言，蕴藏深隐之情，这是其最大的特点。
《越裳操》，题下注：“周公作”，其诗曰：“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后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蔡邕《琴操》：“《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辅成王，成文王之王道，天下太平，万国和会。江、黄纳贡，越裳重九译而来，献白雉执贽曰：吾君在外国也，顷无迅风暴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故遣臣来。周公于是仰天而叹之，乃援琴而鼓之，其章曰：‘於戏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献于文王之庙。”[18]韩诗模仿周公口吻而作，开篇起兴，雨施润物，万物萌生。朱彝尊谓此两句简妙，语淡意浓。乃是此句在比兴中包含天子大德感化四方之意，但是说得非常自然。其后讲到先祖创业之艰难，祖宗之功业。“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开启下面两句，也是比兴手法，讲自己不会不治于门，荒芜田野，这是近指自身。自身都不治理好，怎么能够服远？所以下句说只有四海平定，“越裳”才会来称臣献礼。陈沆以德宗时期政治为背景解释此诗，认为朝廷是藩镇所归仰者，欲使藩镇归附，必先自朝廷内部治理开始。德宗初期政治清明，叛将投戈，但一用奸相，再致播迁，权归节镇，韩愈之诗不能不说没有讽时之深意。但是韩愈仍然是依循古题，自己的深意藏而不露。《唐子西语录》云：“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辞，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辞，太白辈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体。”[19]《文章精义》曰：“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长。”也就是说韩愈《琴操》十篇，拟古得体，淡而有味。
其他高古之作如：“群物归大化，六龙颓西荒（《感怀》句）。安知浮云外，日月不运行（《苦雨》句）。孤儿去慈亲，孤客丧主人。莫吟辛苦曲，此曲谁忍闻。可闻不可说，去去无期别。行人念前程，不待参辰没。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里余，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行，远行多不归（《悲哉行》）。’右张为取作《主客图》，以云卿为高古奥逸主。”[20]此条所引孟云卿的诗没有偏僻生疏字，譬如其《悲哉行》，用叠字、叠词，将远行之苦写得真切，孤客情感之悲凉表现得回环往复。整篇从辞亲开始写，此后专门吟诵客在他乡流落之苦，饥寒不保，同时饱受思念之折磨，人世之炎凉，让人不胜其沉重，所以结句慨然总结“少年莫远行，远行多不归”，远行就等于诀别，何其凄怆；但是虽苦还是要远行，必有不得已之原因，所以前文所说的各种悲苦仍然要去承受，更见其悲。再如朱熹评一首宋诗：“病翁少时所作闻筝诗，规摹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流辈，少能及之。其诗云：‘月高夜鸣筝，声从绮窗来。随风更迢递，萦云暂徘徊。余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见理筝人，遥知心所怀。宁悲旧宠弃，岂念新期乖。含情郁不发，寄曲宣余哀。一弹飞霜零，再抚流光颓。每恨听者稀，银甲生浮埃。幽幽孤凤吟，众鸟声难谐。盛年嗟不偶，况乃容华衰。道同符片诺，志异劳事媒。栖栖墙东客，亦抱凌云才。’”[21]《闻筝》学《文选》《乐府》而得其意味；筝声华妙，随风萦绕，听声辨意，知理筝人心有所怀：年华易逝，声高和寡，知音稀少，无限惆怅感怀。此诗写听筝会意，写弹筝人为人不识的幽怨，婉转华美，结句“栖栖墙东客，亦抱凌云才”，将听筝所感人才不得赏识的悲叹升华、扩大，确有古乐府之意。
我们还可以借助宋人对高古的描述进一步理解高古之蕴意，以此了解宋人对诗歌本色的认识。《吕氏童蒙训》：“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22]此条说明高古与绮靡是相对的概念，高古之诗不是不讲究“一篇之警策”，而是整首诗气象浑融，警句自然在其中，“绮靡”则是过于追求警句以及语句锤炼而丧失了古意。张戒曰：“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椀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23]此条论老杜诗歌用俗语，比如用“个”“吃”等，但是老杜用俗语能全篇映带，自是奇作，其关键在于杜甫作诗是从胸臆流出，所以虽然用俗语，而篇章浑融，深有意味，气格自高，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绝句，全篇情景浑融，画面清新美丽，诗人情感含而不露，意味深长。高古不是语言的浅白，更不是随口乱道，是用平凡词语而能达到蕴含深沉、篇章浑融的境界。严羽曰：“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24]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几乎没有一首能让人说出一个确切的意思，但是感觉其很有意味，难以猜测，所以刘勰说“阮旨遥深”。《李希声诗话》云：“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25]风调高古的表现“意远语疏”，就是说意义深远、悠远，语言在不即不离之间，由此意味深沉。这种高古风调与过分讲求格律、字斟句酌的“切近的当”是判然有别的。所以《杜诗正异》指出一个现象，即近人论诗多以不必属对为高古（见《诗话总龟》卷十八《正讹门》引），从反面证明对格律的过分讲求就很难达到高古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