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了那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后来，他不愿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巴金
(1904—2005)
四川成都人。作家。
著有《灭亡》《家》《春》《秋》《随想录》等。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
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软弱。他看清楚了，革命胜利后，必然要镇压所谓的敌人。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觉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
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