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七言古诗的壮大和新体诗运动——八代诗
第一节 五言诗的崛起和《古诗十九首》
一 五言诗的诞生及其体制的优长
中国诗的一大转关，是乐府五言的兴盛，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告一段落。五言诗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参朱光潜《诗论》十一）。所谓“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唐代以前，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五言诗在这一阶段中成为最重要的诗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单音素为基础。在古代，单音词占多数。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原始歌谣开始就是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双音词、联绵词逐渐增多，二言体就不能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四言体。四言体是适应语言发展趋势的产物，它比二言体更自由更宜于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诗的出现，造就了《诗经》时代的诗歌繁荣。
此后，屈原根据楚地的民歌，创造了辞体；汉代民歌中又产生了杂言诗。这是诗体的一次大的解放，四言的格局被突破，但由于辞体后来演变为赋体，脱离了诗的范畴；而杂言的形式不固定，诗句的节奏、用韵缺少规则，所以没有解决四言诗后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言诗的出现才被打破。
文学史上新的体裁往往产生于民间，五言句式虽然《诗经》《楚辞》中皆有，然而作为齐言体的五言诗的出现，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征于文献，较早如《孟子·离娄》所载《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如去掉两个作为语词的“兮”字，就是一首齐言的五言诗。而完全整齐的五言体诗，至少在秦汉时已萌生于民间。秦汉民谣中，颇有五言之作，如：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骸骨相支拄。（《水经注·河水注》引秦始皇时民歌）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引长安民谣）
而汉乐府民歌如《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陌上桑》《长歌行》等，则更是形式圆熟的五言之作。
五言诗较之四言诗，在体裁上有明显的优越性。钟嵘谓四言“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四言句只包含两个音步（二二节奏），单音词和双音词在配合时有一定程度的受限；而五言句则包含三个音步（二二一节奏），在四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节拍，既可方便地容纳双音词，也可容纳单音词，以至多音词，便于组词达意，较之四言体句容量更大，刘熙载认为它一句抵四言两句（参《艺概·诗概》）。
四言体节奏虽然鲜明，却嫌单调，未能曲尽抑扬顿挫之美。五言句以单音步收尾，便于句末适当拖长或停顿换气，比双音步收尾要从容得多，对于咏歌玩味、因声求气更为有益。同时，诗歌也是呼吸的艺术，应用语言学研究表明，人均每分钟正常呼吸为14-15次，即60秒内单呼（或单吸）30次左右，因此，单呼（或单吸）一次人均时值为2秒，而汉语口语表达的正常语速为每秒3.6字，所以，单呼（或单吸）一次吐字的正常情况为3.6×2（秒）＝7.2字，也正好相当于七言诗句。但吐字徐缓一点，则为五言诗句。而九言以上的诗句在感觉上则偏长——因而，偶尔为之是可以的（林庚曾实验过），但难以推广为一种齐言体诗。
因而，五言诗的出现，对于两汉文人，遂成挡不住的诱惑。由于文人的参与创作，而渐成时尚。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成为太初改历以前（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现存较早而又无可争议的文人五言之作，是史家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为赎父刑请求没身为婢之事，直咏其事，质木无文。至少在东汉，五言诗已流行于文坛，产生了诸如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以及所谓的“苏李诗”等佳作。至于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更表明东汉文人，在学习汉乐府民歌方面，已达相当圆熟。
二 《古诗十九首》及其时代、作者
《古诗十九首》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这一批诗最早著录于《文选》，萧统把两汉十九篇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选编在一起，标明是“古诗十九首”，后来竟成为一个专名。所谓“古诗”，本是六朝人对古代诗歌的一个统称，特指流传久远的无主名的诗篇。而汉代有一些未被乐府采录的民间诗歌，及一部分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无以名之，也称古诗。
现有资料证明，汉代同类文人诗至少有五十九首之多，而这十九首古诗，则是萧统经过严格挑选后保留下来的，它们经过时间的考验，历信弥新，既标志着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概括了同类古诗的大体风貌。
古诗和乐府有一部分重合，如《文选》把《羽林郎》《长歌行》也称为“古诗”，而它们也被收入《乐府诗集》。其实，《古诗十九首》和乐府有显著的区别：（一）乐府诗一般是民歌，而《古诗十九首》完全是文人之作，在文化水准上有一定差异。（二）乐府多叙事之作，或多叙事成分，而《古诗十九首》基本上是抒情诗。（三）乐府诗的篇幅或长或短，《古诗十九首》的篇幅则在八句（“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到二十句（“东城高且长”、“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之间，属于短篇抒情诗。因此，《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史上开出新的生面。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今人根据诗中地名和内容，认为是汉代以洛阳为活动中心的失职之士，主要应出自太学生阶层。汉代自武帝以来奉行养士政策，东汉质帝时代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他们的出路就是通过选举，由中央或州、郡征辟。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游学”方式，要说是漂泊也可以。营求功名富贵的人数一天天增多，而官僚机构的容纳毕竟有限，幸进者少而失意者多。心怀不平，遂发而为诗。
三 两地相思与伤时失志：“十九首”的内容
《古诗十九首》各首独立成篇，整合而观，它们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中下层文士的苦闷、牢骚和不平。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屈原赋所表达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感情，已迥乎不同；是寒士之歌，而非志士之歌，却更接近普遍的人情。从内容题材上看，《古诗十九首》可以分为两类。
（一）思妇游子之歌。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最密切的人与人的关系莫过于夫妻、朋友，由于兵役、徭役或游宦，这种亲密的关系往往长期被切断，这就成为许多人私生活中最伤心的事。因此，中国诗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表现别离情绪的。具体到游学者，对于漂泊之感、夫妇分居之苦，更有切身体验。所以思妇游子之悲，遂成为《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一个主要内容。游子之悲与思妇之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之辞甚至多于游子之辞，实际是文人的代言之作。把一种苦闷从男女性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在内容上就显得更加丰富，在艺术上也更加动人。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古老的爱情神话传说，因为家喻户晓，所以一提到它，就会引起在长时间里积累起来的丰富联想和感情。《迢迢牵牛星》以女方的哀怨为主，属于思妇之辞。却借天上牛女双星写人间别离之苦，形象性和概括力更强。《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之歌，开拓了我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题材，形成了两个传统的主题，一是羁旅行役题材，一是宫怨闺怨题材，影响是深远的。
（二）伤时失志之作。汉代尤其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为政者安插亲信、亲属，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响了一般士人正常的晋升之路，在中下层士人中就产生了许多伤时失意的作品，有的愁荣名不立，有的恨知音稀少，有的愤慨世态炎凉，有的叹老嗟卑，总之是表现了他们的内心苦闷、彷徨和不满。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的依附性和两重性，这种不满又并没有指向对制度的批判，而是表现为对找不到出路的、颓唐悲观的人生的感喟。这种感喟往往和时序流逝的感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之常人更为强烈的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当及时行乐的消极观念：“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明月皎夜光》）、“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固不免产生消极影响，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从思想内容上看，《古诗十九首》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过道家和名理之学的熏陶，对人生价值和人生归宿这两个问题进行思索，并使这种思考上升到了哲理高度。如“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去者日以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皆透过人情物理，立言不朽，至今读之，犹有生气。每用于结句盖全首精神专注末句。其语万古不可易，万古不可到，乃为至诗也。”（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此皆昔人甘苦论定之言”，令人“冷水浇背，卓然一惊”（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诗中表现的人生态度，从总体上讲很低调。但可以肯定的是，诗人认识到传统道德和宗教迷信的虚伪——“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进而大胆暴露了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是不可告人的思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今日良宴会》），“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不如饮美酒，服被纨与素”（《驱车上东门》）。志趣不高，却说得快意当前。因为没有客气假象，所以王国维说：“但觉其亲切动人”、“但觉其精力弥满”而“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人间词话》）
更有价值的是，《古诗十九首》在男女相思情爱方面表现出一种纯真质朴之情：“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冉冉孤生竹》）、“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这种刻骨铭心的深情，磐石一样坚定的情爱，被表现得力透纸背，它和“空床难独守”的情感，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冰炭不相容，但在标榜人性的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蓉》与《庭中有奇树》是“十九首”中最短的两篇，诗皆由采花而怀人，把对自然的爱与对人的爱连在一起，情调古朴。前诗以“所思在远道”一句为转折，有力表达了“同心而离居”的苦恼。诗中如“涉江”、“芙蓉”、“兰泽”、“采之欲遗谁”、“长路漫浩浩”等，点化楚辞入妙，使诗中弥漫着芬芳馥郁的气息。后诗笔法安详，由树到花、由花到人缓缓写来，最后才揭出幽闺怀人的主题，表现了很深的思致。
四 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十九首”的造诣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造诣，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抒情言志，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在抒情中也间有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但它写景只是为了表现主观心情而做的必要的衬托和渲染。《古诗十九首》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生活现象的叙述，而是表现了人生中某些最动人的感觉和经验。总之，《古诗十九首》的情景、情事水乳交融，达到了极自然和谐的境地。
（二）深入浅出，自然而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生活接近下层，对民间文学、民间语言较为熟悉，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活跃着民歌的气息，呈现出一种生动而自然的语言风格。谢榛说它“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四溟诗话》卷三）。成书说它“不使一分才气而语语耐人十日思”（《古诗存》）。另一方面，诗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恰当运用古典，丰富了诗句的内涵。有的诗句对仗自然工整，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诗人还喜欢运用互文的表现手法，达到文省而义见的效果。如《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语本《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播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六句之省言，上句的意思，需从下句的见之。所以黄子云说：“如‘十九首’岂非平淡乎？苟非绚烂之极，未易到此。”（《野鸿诗的》）
（三）浑融完整，天衣无缝。《古诗十九首》重视表现总体的诗意感受，故绝无雕琢拼凑痕迹。钟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魂，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上）王士禛说：“‘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带经堂诗话》卷四）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深衷浅貌，短语长情。”诗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保持了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在工整、细致方面又有所提高。这组诗数量虽然不多，但作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之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被刘勰称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
第二节 五言诗的蓬勃发展——建安、正始、太康诗人
一 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建安诗人
《古诗十九首》造诣虽高，却没有主名。到汉末建安至曹魏正始时代，五言诗成为诗坛的主要诗体，名家如林，产生了曹操、曹植、阮籍、左思等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
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这二十几年间，政局走向三国鼎立，而主要作家却集中在北方，在政治上隶属于曹氏集团。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动乱与民生疾苦，充满悲天悯人的情调，如“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一方面便是表现乱世英雄建功立业的雄心，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前人为谓之“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简而言之，即是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风貌。
建安诗文的代表作家，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和蔡琰，共同形成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曹氏父子是这一集团的核心。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后迎献帝迁都许昌，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又是当时改造文章的祖师，提倡清峻通脱的文体。有《魏武帝集》。曹操爱好音乐，“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晋书·乐志》）。
曹操喜用乐府旧题，作政治抒怀。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刘熙载则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诗概》）气韵沉雄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诗中多以周公自比，对《东山》诗特别偏爱。曹操的行伍诗，亦多立足于士卒平民而为之吟咏，具有平常心，这使他的诗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色彩和博爱的情怀。在帝王诗中，可谓古今无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
《苦寒行》最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军事统帅，诗人并不强作英豪之态，而是老老实实写下了士卒的苦寒和他自己内心的波动，表现了对不得已而用兵的深沉感喟，称得上是“古直悲凉”的典范。
曹操又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汉代四言诗不脱三百篇的套头，独他的四言不同，《短歌行》借用《郑风·子衿》《小雅·鹿鸣》诗句，而风格自殊；《观沧海》《龟虽寿》抒情言志，在建安诗中均属一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短歌行》歌咏渴慕贤才的政治怀抱，以兴会为宗，点化《诗经》妙语，且善于写景，创造了一个光风霁月的境界，与思想内容高度契合。全诗感于哀乐，欣慨交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观沧海》作为中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以写海取胜。虽然写在秋季，却写得大气磅礴，笼罩万有，一洗悲秋的感伤情调，这与诗人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非凡的气度品格乃至美学情趣都是紧密相关的。
曹植（1920-232）字子建，他“生乎乱、长乎军”（《求自试表》），以出众才华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曹丕及其子曹睿当政后，对他在政治上予以排斥，他最终死于忧愤。其创作大致以曹丕即位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多抒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后期诗多写被压抑的苦闷心情。有《曹子建集》。他是建安时期创作最负盛名的作家和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曹植今存五言诗六十多首，其诗脱胎于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长于发端、形象生动、词采华美、韵律和谐，且多警句，具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和蓬勃的朝气，与其父的古直悲凉不同，故敖陶孙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诗评》）。曹植的五言诗开了六朝绮丽的先河，对提高五言诗的艺术性有推动作用；但也有过于雕饰，与乐府渐远，更趋文人化的倾向。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野田黄雀行》）
作为一篇寓言诗，“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是《野田黄雀行》主题句，陈祚明谓“此应自比黄雀，望救于人，语悲而调爽；或亦有感于亲友之蒙难，心伤莫救”（《采菽堂古诗选》）。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汎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赠白马王彪》）
《赠白马王彪》是诗人的长篇力作，诗前有序，略言黄初四年（223）五月，诗人和胞兄任城王曹彰、异母弟白马王曹彪一起进京城洛阳参加“迎气”的例会。在京城期间，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七月朝会完毕，诗人本与白马王曹彪顺路同行，中途为监国使者灌均制止，诗人遂在与曹彪分手时写了这首诗。诗中抒发了身为亲王而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兄弟死别生离的情况下的悲愤心情。全诗篇幅宏肆，笔力非凡，章自为韵，逐章转意，除首章外，其余各章之间顶真蝉联。方东树云：“此诗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遂开杜公之宗。”（《昭昧詹言》卷二）
“七子”这一称呼，最初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指的是邺下文人集团中除三曹以外的七个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因持不同的政见被曹操所杀，其余六人则依附曹氏。王粲创作成就较高，史传上说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能凭记忆重布棋局，文不加点，而身材短小、其貌不扬，所以原先依附刘表为其冷落，后来归附曹操，受到重用。此外，刘桢的五言诗名气也很大，曹丕以为妙绝时人。七子的诗多反映动乱时世，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等，尤为深刻：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七哀诗》记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可与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参读。诗中最深刻的一笔，是写途中亲眼看到母亲遗弃孩子，而过客行色匆匆，各走各路——这是一幅何等生动的乱世的世态人情画。母爱是出于人之天性的，而饥妇居然抱幼子而弃之，可见战争是何等灭绝人性。
建安时代五言诗最伟大的创获，当数蔡琰《悲愤诗》。蔡琰，女，生卒年不详，字文姬，父蔡邕为东汉学者。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汉末乱世中被董卓的部下所掳，辗转流入南匈奴，一住十二年，配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念蔡邕死而无嗣，用重金将文姬赎回，再嫁董祀。《悲愤诗》乃蔡琰自传体五言长篇，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在汉末大动乱中诗人独特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人民共同的苦难，具有史诗的性质和悲剧的色彩。全诗结构恢宏，挖掘感情，极有深度。诗中所记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实已超越个人悲惨遭遇，而着眼于民众共同的苦难。诗人站在受害者的特殊角度，揭露了战争对妇女人权的践踏，力透纸背。诗中最为感人的，是中间一段：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悲愤诗》）
作为被掠夺的妇女，女主人公天天思乡，一旦天从人愿，归国在即，却又导致了慈母与幼子诀别的悲剧。故国老亲之思和膝下幼子之爱，对于诗人本是同等揪心的感情，现在奇怪地变成了不容得兼的熊鱼，必须做出选择，等于让她自己把心剖成两半。当她五内俱焚，恍惚发狂之际，偏还有一等难友，对她羡慕得要死，也悲痛得要死。力透纸背的描写，展示的是一颗被损害的妇女的心和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沈德潜认为：“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似之。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古诗源》卷三）
二 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正始诗人
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去建安时代相隔不过二十年，文人的思想、文学的内容和风格，却为之一变。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鲁迅概括为两个字：乱和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魏晋统治者却提倡名教，非常虚伪，使当时名士十分反感，形于辞色。其时政治迫害滋多，如嵇康、何晏、夏侯玄等皆死于非命，故史称“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于是老庄思想抬头，佛教亦乘虚而入，与汉末以来人伦月旦之风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清谈的风气。当时文士行为放达而心情苦闷，饮酒、吃药成为时尚。前人谓之“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实际上是旷达的表现与苦闷的象征。文学创作中，建安诗人那种积极入世，反映现实，慷慨悲歌的特点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师心使气、忧生畏祸的思想和曲折含浑的诗风和文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家隶属于号称“竹林七贤”的文人团体，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