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拙著《吴三桂全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既然见面,也该说点什么,于是,我就写了这篇“自序”,说说我对吴三桂人生的解读,也许对读者阅读本书有些许帮助。

从明清之际,到清初顺(治)康(熙)之际,约计五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王朝更替,还有李自成、张献忠两股政治军事势力与之交织在一起,群雄纷争,天下大乱。不知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趁乱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在相互角逐与较量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各展英雄豪杰本色,在这个历史大动乱的时代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然而,随着社会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他们中很多人不过是昙花一现,如同过眼烟云,转瞬间,化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已失去对他们的记忆,如在史册中能找到他们的踪影,那真是他们的最大幸运!

确有少数人,被人们恒久记忆,世代流传着他(她)们的动人故事,乃至穿越历史的时空,迄至当代,已过去三百多年,传说还在继续,在社会上还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样的人物,大概也只有吴三桂当之无愧!说他是惟一,显然有夸大之嫌。正确的说法应是,他是那个时代能“走进”现当代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

吴三桂是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历经三百多年,他的知名度何以不减不衰?原因有三:一是他于1644年(清顺治元年)接引清兵入关,又协助清军在山海关前大破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的精锐,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败亡!三桂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一战中帮了清朝的大忙。清朝之得天下,三桂的作用最大!以至今日有学者认为: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朝就不可能统治全国。简直把他看成是决定清朝命运的人!这一事件,不只是清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如说清军入关,三桂不可或缺!

二是王藩云南,最终抗拒撤藩,举兵叛清,引发长达八年的全国大动乱,战争波及的地区,无不遭受摧残。三桂又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在清初发展史上,他扮演了主要角色。

三是他与陈圆圆的爱情故事,更为社会所津津乐道。这是“英雄爱美人”的一个典型,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以至当代电视,都在描述传说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爱情的故事是美丽的。很可惜,三桂并未因这个故事而戴上耀眼的光环。说起对他的历史定位,他基本上是个被否定的人物。他引清兵入关之时,清朝给予的评价十分崇高,而那些坚守明朝气节的人,以及那些抗清的人无不对之切齿痛恨!至三桂在云南举兵叛清,清朝即指为“叛逆”“逆贼”,罪大恶极,罪不容诛!到乾隆时,高宗调整政策,对三桂的评价是:“功则功之,罪则罪之”。他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可非议。但是,这并未改善三桂的名誉,因为他举兵叛清,不为清朝所容,仍然把他打入“逆臣”之列而予以否定。

清亡后,三桂被评为“汉奸”,以引清兵入关即“引狼入室”而备受谴责;他举兵叛清,不但不被赞扬,还指责他不过为一己之私而逞凶。建国以来,仍沿袭民国时期的基本评价,还加大了对他批判的力度,把他列为“头号”汉奸,口诛笔伐,众口一声,没有人替他辩解。如前已指出,在清兵入关的关键时刻,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在他之前后降清的那些“汉奸”们是不能与他同日而语的。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主要是学术界对三桂的评价有了一些变化。一种意见,不再指责他引清兵入关为“汉奸”,但也不予赞扬有什么功劳。明确否定他抗拒撤藩、发动武装叛乱,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刚刚得到的社会安定。此系三桂的一大罪过。因此,他最后的遭遇不值得同情。另种意见,一如民国时期的评价,甚至又有所升级,斥之为“汉奸”“叛徒”“卖国贼”!戴上这三顶“帽子”,三桂就万劫不复了。

多年来,我们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至深,还习惯以“政治立场”“政治挂帅”的模式评论古人古事。还受传统成见的制约,所谓降清即“汉奸”,在当今社会也流行这种观念,一说“降清”讳莫如深,如平南王尚可喜一生并未做坏事,就是在吴三桂发动叛乱时,他坚决跟他划清界限,至死忠清不叛,保障广州一方平安。但一提到他是降清的人,就什么功劳也没有了,到头来,还是论为“汉奸”。就连当今学者,谁若肯定清朝一律被指为“汉奸”。可见,“汉奸论”在人们的观念中确是根深蒂固!

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知名度很高,可名声并不好,甚至被认为是个很坏的人,几百年来,一直挨骂,不断被批判。说句实在话,给三桂做传,真的很难很难!

我的态度是,既不骂他,也无意赞扬他,亦不反驳骂他的人。那么,究竟如何对待他呢?我想了三条原则,用以解读吴三桂。这三条是:

一、不要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上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王朝,应站在客观立场,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来衡量是非功过;

二、不要站在一个民族立场上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民族,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论民族大小、先进落后,一视同仁;

三、不要站在“忠君”的封建道德立场,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皆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依据。

概括这三条,就是不“选边站队”,不分民族,不选王朝,只论事之是非曲直。这是以“一国大一统”为依据提出来的。具体说,古代生活在今日中国疆域内的一切人,皆“一国之民”;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一切民族,皆“一国之族”。同样,生活在清朝疆域内的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是中国的。无论在哪个民族内,或民族对民族,也不论在哪个王朝对另个王朝,或在哪部分人之中发生的矛盾、武装冲突,直至大规模战争,等等,都是“一国之内”的内部问题,应按一视同仁、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以功过、是非来评判。如,满洲(满族的前身)本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固有的古老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什么把她看成是“异民族”“外来民族”?清军入关,本属中国内部的国家统一的问题,为什么非说成是“异民族入侵”“满洲对汉族的征服”?以此观念,就判定凡归附清朝的人统统为“汉奸”。把国内问题一定搞成国与国、汉族与外来异民族(如日本)的关系,不能不铸成大错而特错!

上列三条,不仅适用于吴三桂,也适用于那个时代降清的所有人。

我只是讲清一个道理,绝非为三桂降清辩解。事实是,本书无一处文字为他辩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也本着一个学者的良知,如实地书写三桂的一生,既无隐瞒,也不夸大,揭示他的人生真相。所以,我不给他戴政治帽子,不预先设计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把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出他六十七年的人生经历,好否?坏否?见仁见智,读者自作判断。重要的是,把他的一生看成是一部人生教科书,从中获取正反两面的人生经验教训,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

归纳吴三桂的人生,总共有过四次人生选择。

1642年,三桂已经是宁远(今辽宁兴城)团练总兵,时年才三十岁。明清松(山)锦(州)决战刚刚结束,明军大败,元气大伤。三桂参加此战,败归宁远。清太宗皇太极趁明军新败,人心慌乱之际,向孤守宁远的三桂发出了招降信。同时,他又动员不久前已降清的祖大寿以舅父的身份、其兄吴三凤、姨夫裴国珍、好友张存仁等,各写一信给三桂,口径一致,指明朝将亡,清朝将兴,速来归附。

降,还是不降,三桂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但他都不回信,沉默意味着婉拒投降。第二年,皇太极又发出了第二封劝降信,三桂照旧不答复,却给舅父祖大寿回了一封信。大寿将此信呈送皇太极。该信内容失载,但皇太极看了信,说吴将军“犹豫不决”,即知其态度。的确,三桂有自己的利益思考:父吴襄在家无事,也许受父影响,无法举家降清,他的美妾陈圆圆还在北京,如降清,圆圆也将失去,故考虑再三,不作回应,并不明确拒绝,也是为将来的选择留有余地。

第二次选择,是在明亡、李自成进北京后。1644年农历四月初,李自成向三桂发出招降信,三桂接受招降,决定投入他的“大顺”政权。在清朝与大顺之间,三桂选择了“大顺”,还是虑及父母家庭在京、圆圆在京,有其切身利益,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降归“大顺”。就在率部赴京途中,得知其家被抄,父母被拘,尚未动怒,及至听到爱妾圆圆被掠,勃然大怒,当即反悔,率部重返山海关。此即清初诗人吴梅村之《圆圆曲》所吟:“冲冠一怒为红颜”。

紧接着,三桂又面临人生的第三次选择。在三桂与“大顺”决裂、发出“讨贼”的声明后,李自成亲率十万精锐前来山海关征讨。在危急的时刻,三桂向沈阳派出使者,请求清朝出兵前来援助,行至途中,正好与多尔衮率军进关相遇。多尔衮抓住机会,不断诱导三桂归清。要么与李自成的精锐展开生死决战,自取灭亡;要么投清,重获生机,为自己开辟新的锦绣前程。权衡利弊,三桂终于选择了后者,投归清朝,在山海关前彻底击败大顺军,并被封为平西王。从此,扶摇直上,前程一派辉煌!

归清后,三桂率辽东劲旅,展开万里征战,出河北,经内蒙,入山西、陕西,历豫、楚,趋江西,追灭李自成;再征四川,扫荡南明势力,根除张献忠余部;由川直下云贵,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逐出中国,逃亡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三桂请兵入缅甸,生俘永历帝。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四月,三桂将永历帝父子缢杀于昆明。清朝再颁最高奖赏,赐封三桂为“平西亲王”。自顺治元年(1644)至十八年(1661),三桂几乎马不停蹄,南征北战,终于登上人生的光辉顶点。

对三桂的一生来说,这第三次选择实具关键性,特别是他选择的时间与机遇,真是千载难逢!因而成就了他,达到了其他降清人物无法企及的人生目标。可见,三桂是幸运的。

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在过了整整三十年后,他又被迫面临人生的第四次选择。康熙十二年(1673),平南王尚可喜主动请求撤藩,归老辽东。三桂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满以为终老昆明,其王位传给子子孙孙,不曾想到,朝廷要撤他的“藩”,要剥夺他的利益!迫于形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假意申请,心存侥幸,误以为自己劳苦功高,圣祖和朝廷大臣一定会慰留他。他想错了!圣祖早已忧虑三藩势力坐大,威胁中央,遂决意三藩同撤。三桂是假申请,圣祖是真批准!

在圣祖下达撤藩令时,三桂又面临一次最困难也是最后一次人生选择:执行撤藩令,交权交军队交地盘,携家回东北故居养老,上下皆大欢喜,天下太平;抗拒撤藩,后果不堪设想!如同第三次选择,在生死存亡之秋,他明智地投向清朝,赢得后半生的光辉前程。假如投向“大顺”,或与之同归于尽,或另投新主,就是投清,但已错过最佳时机,他的价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眼前的这次选择同样重要。申请是假,此时若服从圣祖旨意,改变想法,完全来得及。两种选择,决于一念之差。三桂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他选择了抗拒,并举兵倡乱。事实证明,他选择了这条路,实际是选择了死亡!动乱八年,终被镇压,一事无成,却以悲惨收场:三桂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如果他也像尚可喜那样明智,其命运何至于害得自己埋身穷山恶水间,其后裔隐姓埋名,偷生三百余年!

随着三桂在败局已定的哀叹声中去世,他的一生至此也落下了帷幕。从“明清鼎革”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一大批人,也与三桂同归于尽,标志这个时代就此终结。

我概述三桂的人生选择,实际也勾勒出本书的基本内容。他的人生阅历丰富而复杂,个性鲜明而独特。如前已说过,三桂的一生是一部厚重的人生教科书,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喜悦,他的悲哀,无不是人生的启示录。我相信,无论谁,都会从这部人生教科书中获取教益。

我强调三桂的人生对今人的启示,是因为我把他还原为一个生活中的人,举凡他的实践活动,军事的,政治的,家庭的,情感的,等等,都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至于他的性格、嗜好、品德、作风,等等,无不是他的人性的展现。他的言行及所有的表现,不能不给人以启发与警示。与此相反,把三桂“政治化”,将他的一切言行都归为政治,戴上不少政治帽子,反复批判,就掩盖了他做为人的本质,无法认识其人的真实面貌,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启示可说。

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道理很简单。社会生活的主体无疑是人,无数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就是历史。所以,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物的活动的研究。历史人物传记,直接对一个人物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群体展开研究,叙述他(她)的人生经历,讲述其人生的传奇故事,最为百姓喜闻乐见。

但是,这并不是说,凡传记都被人们喜欢。改革三十余年来,有关历代名人、帝王、将相的传记之多,成“满天飞”之势,实在说,真正为百姓广大读者喜欢的传记并不多见。问题就出在大多传记缺乏个性,一指传主千人一面,没有把传主的个性写出来;二指传记的作者没有把自己的学术个性展示出来,有千篇一律之嫌。故其传主外无形象,内无精神情感,如同学术论证,难以把人物复活,再现其生活原貌。即使已写过人物传记,对如何写传记,仍不甚了了。如,有一种意见认为:传记“写作的主要功夫不在于把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而在于记事”。显然,这种认识还不懂得写传记的基本要求。如果不要把人物写“活”,只是一味“记事”,就与学术问题研究等同起来,传记不复存在。只给人物“记事”,何如都写成“人物大事记”或“人物年谱”!这就不是传记了。只强调“记事”,当指其实践活动,而人的“言”则取消,又无思想可言,写这样的人物传就没有意义了。历来写传记,就是记言记行,把人物写活,忽视任何方面都违背写人物传的基本规则。

针对当前有关人物传存在的问题,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试图加以改变,克服以写论著的老办法写传记,尝试用有别于论著的新方法,重现三桂等群体的历史风貌。

概括地说,我的基本要求是:在我笔下的人物,确实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此人不是别人,就是吴三桂本人!书中涉及的其他人物,有重要的,也有不那么重要的,多为一般人物,不下百余人,力避雷同,重塑他们的各个不同人的形象。我从他们的言论、情感、行为方式、嗜好、习惯,以及举手投足的种种表现,去捕捉各自不同的个性,写出他们的真貌。

写人物传,当然以记述传主的实践活动为主。我用大量史实来反映三桂每项活动的始末,各有长短不一的过程,务求完整,免致支离破碎。同时,在记述每项实践活动中,我都要写出他们各自是怎么想的,用以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展现他们的情感。特别关注三桂生活中的细微末节来补充或证实他的性格、品行的特点,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意思。现今一些传记,只抓“大事”,忽略一些看来是小事但是能反映本质的细节,这就是“抓大放小”,不能深刻揭示人的精神世界。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研究历史人物,应置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去考察。写传记也是如此。人的思想、观念、习惯等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认清人物所处的时代,那么,就无法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是否合理。三桂所处的时代,正是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时期,明朝力图维护其统治,而关外的清朝,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各政治军事集团都极力打破明朝的一统天下,以取得本集团的利益。天下大乱,谁的势力强大、政策得民心,谁就会得天下!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不设定谁该得政权,谁不该得;一句话,谁统一中国,都是合理合法。同样,处在这种形势下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前程,也有权选择应支持的一方,也就不存在投某一方正确,投某一方就是错误。这样认识问题,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就不至于用“汉奸”“叛徒”“卖国贼”这样的政治结论扣到三桂等成千上万归于清朝的人的身上。认清时代,认清历史发展趋势,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就会理智地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些人物传记,也包括一些史学专著,在论及人物与具体问题时,只写具体“时间”,不写“时代”,虽一字之差,却另走一径,失去时代,什么也解释不清,更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本书在每个不同时期都着力描绘各个时期实况,特别指出其特点,将那个时代的风貌再现出来,因而解读三桂不同时期的人生,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最后,我还要说说本书的语言文字。传记的语言文字,不同于学术著作,它要求的语言文字,一定要通俗易懂,近似生活中的语言,生动、活泼,虽俗而雅,文字虽平常,却流淌着作者的情感,溢于字里行间。这就是我在写作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主张还是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字风格,古代本来文史不分家,用文学语言来表现历史内容,真是文采飞扬,意境幽深。一句话,写传记要借助文学似的语言,要借助文学的写作方法,效果会更好!我尝试这样做,是否达到效果,只有读者来判断了。

一部传记的成败,水平之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如今,一些西化的,还有“草根”网络语言之类的中国字但不是中国话,是不可取的,不会被社会所接受,还是回归到传统文化之路,才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是耶?非耶?请读者们自行判断。至于本书还存在哪些问题,也请识者正之。

当本书出版之际,我真诚地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杨华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与帮助!愿他们分享我为拙著出版所获得的快乐与喜悦。

李治亭

201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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