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灯笼概述
“丝质或纸质灯笼在每位旅人手中欢乐起舞，邝银腾的‘仁慈之灯’点亮每寸土地。”
——路易丝·乔丹·米尔恩《吴先生》
东方世界给我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其中最为深刻的首推东方人，其次便是这闪烁的、跳跃的光明使者。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灯笼在人们的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苦力们逼仄的棚屋，到北京紫禁城中皇帝的大殿，灯笼无处不在。
这些东方灯笼，或以纸、竹制成，或以角、瓷、青铜制成，或以木、石制成，或以丝、漆制成；或绘，或绣，或雕刻，或饰有珠宝。在任何群体、阶层、环境中，它们都是民族表情的组成部分。没有灯笼，任何婚庆、丧葬、节日、祭祀、游行，任何寺庙、祠堂、店铺、住宅，都不够完整。不管是以何种形制、由何种材料制成，它们都陪伴在人们的生活中。
在音乐、绘画和诗歌中，中国灯笼象征着这个国家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甚至连东方的天也有天灯。灯笼还有一个专门的节日，这使得对新年的庆祝一直延伸到正月十五。
灯笼的使命是发光、示路。它在制造时是为了表达美好，不管它的形制和材料有多么粗陋；在使用时，是寄寓幸福和友好，是为驱散黑暗，在陌生的路途指引脚步，为欢迎前来参加盛宴的宾客。
门阶处的迎宾灯笼为来宾照亮即将行经的庭院，是欢迎和礼貌的象征。它们以圆滚的、低悬的身躯，向来宾致以亲切的问候，以迎接门内正在等候的握手与微笑。
因此，我们撷取其中一盏，将它明亮的光线投向这个伟大国度的未来——尽管眼下，她正处于内忧外患而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由于受到打击或其他原因而丧失了意志，或者说想象力，他的身躯可能有多种走向，也可能原地不动。中国正遭受着这样的打击，她被一种观念战胜了。她没有任何错，除了专制。在她四千年的历史上，她再次被剑征服，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而今，侵略已经渗透了整个国家，而不是简单地掠过。中国的领导者们必须参加一场等待已久的竞赛，而与此同时，民主观念的伟大力量正缓慢集聚、警醒，最终发声并行动起来。
盗贼之风可能吹自四面八方，时起时落；饥荒、洪水、火灾的阴云可能笼罩大地，四处飘荡；政治巨变的暴风雨可能毁掉这些天朝之人的土地、房屋、寺庙，但一个完整民族不可抗拒的力量仍然存在，永恒地、平静地普照着一切疾风、阴云和暴雨。
中国对于文化的传承令西方世界汗颜。这不是一个刚学会数一二三的未开化的民族。就像宋代被称为中国的奥古斯都（960—1281）时代一样，有人称唐代为中国的伯利克里（618—906）时代。唐代的音乐、雕塑、绘画及应用艺术——瓷器、青铜器、刺绣、漆器、雕刻、珠宝——将上层生活装扮得无与伦比，也渗透进了下层民众的意识中。但这还不够，只有有教养的民族才会将学问视作三大美德之一。
当欧洲的先祖们身穿兽皮、从骨头上撕咬生肉、用棍棒击败邻居的时候，中国人正满怀崇敬地聆听诗人和哲人，聆听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然而，即便孔子也不是他言论的创始人。他以无上智慧收集千百年来已经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哲理和经验，并传授给后代。孟子追寻其师的足迹，对生命、爱与死亡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就像一个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一定会有一个“对手”一样，以杨朱为代表的对立思想出现了。杨朱的言论记载于《列子·杨朱篇》，2200年前的他有着与现代心理学家相同的哲学——无视死亡。他说：“理无不死。”“理无久生。”“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将死，则废而任也，究其所之，以放于尽。”
杨朱以现代智慧思索着，嘲笑着。这种亚历山大·大卫称之为“否定神圣”的思想有其内在哲理，崇尚自然，反对有神论。杨朱主张人生没有固定的程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幸福快乐的权力。“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道家学派的伟大典型老子认为，约定俗成的美德会妨碍人的个性，而个性是无价之宝，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财富。一个人要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自己的个性。快乐可以传递给他人，而他人不是被迫快乐。每个人都必须找寻他自己的乐趣所在，无论是美酒、女人、歌乐或是山顶。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即便在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之后，对于学问的尊敬也没有丧失。所有有志向的年轻人都期望掌握足够多的知识，至少能通过较低等级的考试。一个人只有展现出一定的学问，才能被任命做官。因此，当她世界背面的邻居在新文明中变得强壮而富有侵略性时，古老的、早在西方民族诞生前就已经步入文明的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依然循着老路。当她有时间——东方通常发展缓慢——将注入体内的新观念吸收，她将重焕生机，自行摆脱当前这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明困境。
我把这些灯笼置于公众的注视之下，尽管在这个美丽的国度，无数美好向我洒落，而我只能浅陋地呈现其皮毛。我的目的是展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新时期中国女性这样一个少有人知的黑暗角落。如此，倘我能显出一些亲切、同情和礼貌，就像我一个独自旅行的女人所接受到的那些美好，那么，评论家和书商们的名单上将会多一本书，人类知识的粮仓里也将多一颗稻谷。
梅杰·亚瑟·德·布莱斯在中国人的名字和术语方面给予我帮助，在此致谢。
书中所引诗歌来自对东西方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翻译家弗洛伦斯·埃斯库弗和艾米·洛威尔的《松花笺》等，包括L·克兰默的作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诗歌中的思想。我希望这些芳香能够向西方读者暗示中国的美丽与深刻，暗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从而使他们产生理解和尊重，培养善心，增进团结。这样一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便都能像李白诗中所言——
“再得论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