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2001年11月7日，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水碓子一座普通公寓里，拜访了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梁实秋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女士，那一年她74岁。1948年冬，梁实秋因国共两党政治斗争而离开大陆，和夫人程季淑及16岁的次女梁文蔷一道前往台湾。他22岁的长女梁文茜、19岁的儿子梁文骐都留在了大陆。从此，一家人隔断于海峡两岸，杳无音信，直到25年后的1974年，梁实秋辗转打听到孩子们在大陆的住址，从此转信往来，才知道了彼此的消息。

又过了8年，198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余毒的慢慢消逝，梁文茜才获准赶往美国西雅图她妹妹梁文蔷家，与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父亲梁实秋得以在分别33年之后重聚，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此时的梁文茜，已从分别时22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了天命之年。梁实秋则从46岁的壮年人，变成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更令人痛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亲人相见，因政治隔绝之故，却不能在近在咫尺的大陆或台湾得以实现，而要赶到万里之遥的美国去重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剧。这种久别重逢，更加说明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它将最终战胜破坏人性的一切邪恶。

梁实秋之女梁文茜。

想家想死

那一天，梁文茜告诉我们：“1982年，我在美国见到了分别33年的爸爸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其实，那一次见面是一次永别。我在妹妹家只有两周时间，转眼即逝，最后爸爸送我到机场，飞机快起飞了，我们像有许多话咽在喉头说不出来，爸爸一直送我到机舱门口，再不能进去了，他手扶着飞机门框，沉重地对我说了一句‘保重’。这是我最后听见爸爸的声音，充满了感情的声音，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声音。

“1987年11月3日，电话铃响，在美国的小妹文蔷打来长途电话。我听见她说是小妹，但又半晌无声，我突然明白了，再问小妹，她呜咽着告诉我爸爸过世了的噩耗，我猛地坐下来，觉得昏昏沉沉。告诉你们，我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我们带着困惑问：“为什么说您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梁文茜说：“爸爸非常怀念家乡。数十年来，他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海外到处漂流，虽说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但唯独乡愁无法排解，他和妈妈总是念叨着，总有一天将双双回到本国的土地上去走一遭。为了争取能回老家的那一天，他费尽心力努力办理在美国长久居留的手续。因为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了美籍华人，他才能得到回乡探亲的待遇。如果不是美籍华人，在台湾的中国人，都不能回大陆老家看一看啊！”

中国人成了外国人，才能回故乡看一看，这是什么道理啊？

梁实秋曾在80多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对家乡的回忆文章：

“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能说我不是道地的北平人么？”

梁文茜继续讲：“有一次，爸爸给我来信，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给我带点豆汁来！’这真是异想天开，让我好为难。我只能向父亲告罪：‘豆汁没法带，您到北京来喝吧！’还有一次，爸爸让我给他寄一点房山良乡的栗子，我寄去之后，由于路途遥远，都发了霉。这两样东西都是北京最普通的土特产，但对爸爸来说却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又有一次，我给他寄去一些北京蜜饯。爸爸不顾糖尿病的禁忌，拈起一块就放进嘴里，一边咀嚼还一边评论：‘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味，总算又尝到了！’

“要说爸爸感情最深的，自然要数北京内务部街20号梁家的故宅，他不厌其详地告诉我们：内务部街的房子本是我们的老家，我就是生在那个老家的西厢房，原是祖父留下的一所房子。这所老房子比较大，约有房40间，院落较多，宜于大家庭居住。”

谈起这个故居，梁文蔷曾在1981年专门踏访过一次，她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81年夏，我和君迈到大陆探亲，经招待人员好心安排，我得特准进入北平旧居参观，那是我生长的庭院，也是爸爸出生的地方。1948年我离开时，那所房屋已年久失修，相当破旧，但仍有其规模在，没想到时过33年，那所老宅竟住了23家人，院子已经不见了，原来的院子中盖满了违章建筑，全是厨房厕所之类的小屋，正中的空地上堆着一堆破砖烂瓦，上面又放着些盆景。我想当年回过大陆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触，真是一言难尽。

画家况晗所绘的北京胡同最能表现梁实秋笔下的故土怀念意境。

我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大杂院中漫步，努力寻找我还可以辨认的一砖一瓦，全部照相记录下来。我是有任务的，我必须要向爸爸做一个详尽的报告。临行时，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有小青枣一个，叫我带回台湾，送给爸爸。这棵枣树是我们住在北平时的老枣树的子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珍惜地将枣叶包在湿纸中，装入塑胶袋，放在手提包里，顺利地带到台北，立刻交给爸爸。这是我能给爸爸带去的最佳家乡礼物。

与爸爸相聚一周，把中国大陆见闻一五一十向爸爸报告，内容包括我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得痛哭流涕，喉咙沙哑，两人情绪都过度振荡，渐感不支。我回美后，爸爸来信说：

‘你此番远行，带给我的种种消息，有如一场梦魇，使我的心情如沸！那一枝枣树叶子和那一枚青枣，至今已有十日左右了吧，泡在玻璃杯里，依然绿色，谁云草木无情？我放在桌上，我看着一阵心酸，料想它对我亦应如是。’

数日后，又得来信云：‘故居的那一颗枣及树叶都枯萎了，叶子压在一本书里，可以长久保存，枣子则缩皱成为红枣，怕只能留着将来做枣泥了……寝室墙上挂的故居图，我打算摘下来，因为一看那张图就想起你摄的那些张相片，实在不堪回首。’约三周后，爸爸在来信的信尾又提起枣子的事：‘你带来的那颗枣，已成为标本了，很好看的一颗小红枣。’”

到了梁实秋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越发地想家，渴望回到北京看一看，他在梦中呼唤最多的是“妈妈”。就在他去世前7个月的1987年4月，台湾《联合报》主编访问梁实秋，曾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您对已过去的85年有无遗憾？”，二是“现在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梁实秋列举了五条引以为憾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道：“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

梁文茜说：“爸爸突然发病那一天是1987年11月1日晚，这是有原因的。海峡两岸从1949年隔绝往来已经38年了，国民党当局蒋经国先生顺应民众，突然宣布从1987年11月2日开始解除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的禁令，这个特大喜讯让爸爸高兴死了。”

梁实秋的确是想家想死了，享年84岁的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墓地，这里高旷开阔。梁实秋为什么要在这里安息？他最后一任夫人韩菁清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萦的故乡”。

北师大之恋

梁实秋的一生，和北师大有着特殊的关系。1946年，梁实秋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因日本侵华而流亡大西南的9年生活，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平。回到北平以后，他很快接受聘请到北师大英语系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理论”等课程，他的儿子梁文骐曾描述了他在北师大上课时的动人情景：

“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匿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学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你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这一时期除学校工作外，梁实秋个人的学术志趣仍然集于莎剧的翻译。在艰苦的精神劳动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质帮助的，还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来北京后，程季淑就从婆母手里接过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劳，侍候公婆，同时，为使梁实秋专心工作，还把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担起来。

梁实秋说：“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4时，季淑必定给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他们到了台湾以后，梁实秋一直未敢懈怠学术上的进取，在夫人这个贤内助的全力支持下，他的翻译进展顺利。梁实秋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最后37种剧本译竟，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67年8月6日承朋友们的厚爱，以‘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北举行庆祝会，到会者约300人，主其事者是刘白如、赵友培、王蓝等几位先生。有两位女士代表献花给我们夫妇，我对季淑说：‘好像我们又在结婚似的。’……

最能使我感动的另有两件事：一是谢婉莹先生在庆祝会中致词，大声疾呼：‘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一是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先生，在我书房壁上看见季淑的照片，便要求取去制版，刊在他的第323期画报上，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42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他们二位异口同声、说出了一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之重要。她容忍我这么多年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可图的工作，而且给我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我能安心地专于其事。”

程季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北师大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女高师附小读书，后考入女高师(北京师大前身)，毕业后又在女高师附小当老师，她是全校最肯负责的教师之一。正是在这里，梁实秋和程季淑热恋起来。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实秋，每到星期日，便精神抖擞整其衣冠进城，到师大附小约会程季淑，为此，梁实秋说：

“一年多来，我到石附马大街大约五六十次总是有的。风雨无阻，乐此不倦。”程季淑成了他的“崇拜偶像”。他讲：“其言虽谑，确是实情。因为清华园是纯粹男性社会，除了几个洋婆子教师和若干教师眷属之外看不到一个女性。若有人能有机缘进城会晤女友，当然要成为令人羡慕的一派。我自度应属于此派。”

如此“崇拜偶像”，可以想见梁实秋对夫人的感情，是多么的炽烈，夫人程季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在一些涉及人生转折的重大问题上，他夫人的态度具有决定性。

梁实秋到台湾后为什么不去政府任职？为什么不去台湾大学任教？而唯独去了当时很不景气的台湾师范大学？这与他夫人程季淑的判断极有关系。梁实秋说：“她很了解我，她认为仕途险恶，不如早退。她对我说：‘假设有一天，朋比为奸坐地分赃的机会到了，你大概可以分到大股，你接受不？受则不但自己良心所不许，而且授人以柄，以后永远被制于人。不受则同僚猜忌，惟恐你检举，因不敢放手胡为，而心生怨望，必将从此千方百计陷你于不义而后快。’她这一番话坚定了我求去的心。台大聘我去任教并且拨了一栋相当宽敞的宿舍给我，师大要挽留我也拨出一栋宿舍给我，我听从季淑的主张决定留在师大。”可见，程季淑对“师范”的理解，对丈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实秋曾对毕业于北师大的夫人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季淑有一个见解，她以为要小孩子走上喜爱读书的路，最好是尽早给孩子每人置备一个书桌。所以孩子们开始认字，就给他设置一份桌椅。有了适当的环境之后，不久孩子养成了习惯，而且到了念书的时候自然地各就各位。孩子们由小学至大学，从来没有任何挫折，主要的是小时候养成良好习惯。季淑做了好几年的小学教师，她的教学经验在家里发生宏大的影响。可见小学教师应是最可敬的职业之一。”

梁实秋的一生，和“师范大学”结下了终生之恋，除了他们夫妇和北师大有着密切关系之外，梁实秋的三妹以及她夫人的弟弟，也分别毕业于北师大和师大附中。更有意思的是那《雅舍小品》诞生地——重庆北碚主湾10号平房“雅舍”，为两家合资购买，另外一家的女主人龚业雅女士，也是从北师大毕业，他们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雅舍”现象作出了贡献。当年的“雅舍”将作为文物，长留于文学史册上。

程季淑1974年4月30日在美国去世后，即葬在西雅图槐园。为了解除万般思念的痛苦，梁实秋迅速拿起了笔，书写了悼念亡妻的近6万字的《槐园梦忆》。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要先把鲜花插好(插在一只半埋在土里的金属瓶里)，然后灌满了清水；然后低声的呼唤她几声，我不敢高声喊叫，无此需要，并且也怕惊了她；然后我把一两个星期以来多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报告给她，我不能不让她知道她所关心的事；然后我默默地立在她的墓旁，我的心灵不受时空的限制，飞跃出去和她的心灵密切吻合在一起。如果可能，我愿每日在这墓园盘桓，回忆既往，没有一个地方比槐园更使我时时刻刻的怀念。”

他饱含着深情继续写道：“我的生日在腊八那一天，所以不容易忘过。天还未明，我的耳边就有她的声音：‘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我的寒鸦儿冻死了没有？’我要她多睡一会儿，她不肯，急匆匆爬起来就往厨房跑，去熬一大锅腊八粥。等我起身，热呼呼的一碗粥已经端到我的眼前。这一锅粥，她事前要准备好几天，跑几趟街才能勉强办齐基本的几样粥果，核桃要剥皮，瓜子也要去皮，红枣要刷洗，白果要去壳——好费手脚。我劝她免去这个旧俗，她说：‘不，一年只此一遭，我要给你做。’她年年不忘，直到来了美国最后两年，格于环境，她才抱憾地罢手。”

梁文蔷讲：“爸爸对他自己墓地之选择，曾几次在给我的《临别留书》中提起。1975年的《临别留书》中说，如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思是‘与汝母合葬，余之愿也。’1977年《临别留书》中说：‘到处青山好埋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死在美国，盼葬我于槐园。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临别留书》中再提坟地之事：‘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

后来，爸爸葬在台湾。我从西雅图家中带来爸爸最珍惜的三件纪念性物品。我相信爸爸会高兴我做了这个选择：一件是爸妈合照，第二件是妈妈的一缕花白的头发，第三件是妈妈的一双黑色半高跟鞋。”不久，女儿又在美国槐园为父母立了一个合葬碑，新墓碑上刻着梁实秋、程季淑的名字，梁实秋的名字下有小字三个：‘魂魄冢’，两旁有英文姓名和生死年代。碑下埋着一个防水盒子，里面盛着梁实秋最喜爱穿的一件旧上衣，在上衣的怀里，放着染有夫人血迹的纸巾，和一缕梁实秋留了多年的夫人的头发。在上衣上面，放着两人的合影照片。”

“雅舍现象”主人

梁实秋的一生，和“雅舍”两个字不能分开。“雅舍”不仅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居住7年之地，更是他一生文学创作和精神世界的象征，他因“雅舍”而名满天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线，而被誉为“雅舍现象”。“雅舍”也因梁实秋的巨大影响而成为一个文化遗存，被保护起来。

1943年至1946年曾在“雅舍”住过3年的梁文茜，是这样描述“雅舍”的：“据我所知，雅舍的来源是这样的，抗战期间家父去重庆担任参政员，并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担任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和清华大学吴景超先生及夫人龚业雅女士，合资购得北碚主湾10号平房一处，作为居室，因龚业雅的名字中有一个‘雅’字，所以命名雅舍，后作为梁实秋小品文集之代称。

雅舍位于重庆郊区，由青木关至北碚市区的一条公路北侧山坡上，地名叫主湾，当时门牌编号为主湾10号，当时我由北平给他写信，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写重庆北碚主湾10号，即可收到。

雅舍正中平房六间，平顶灰房，屋角灰砖座内镶竹篦墙，涂泥干后抹灰刷白，倒也素静。每屋三开扇格窗，糊上桐油刷过的纸，虽然颜色发黄，但不怕雨水侵蚀，经久耐用。脚下全是木地板，因架起离地有一尺多高，所以走上去，时有颤颤巍巍弹性的感觉，但习以为常，并无不适。雅舍平房东侧两间是：里边一间是卧室，外边一间原为家父书房。1943年我和母亲、弟、妹赴渝，人口多了，书房变成我姐弟三人卧室，与书房并存，好在我姐弟三人，都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住校就读，除寒暑假外，爸爸仍可独占书房，写作他的雅舍小品等文章。

雅舍很小，只是几间普通的四川平房，但其风景幽雅，北临北温泉，东去嘉陵江，南望一片青山绿水，好可爱的祖国大地、锦绣河山，如果不是抗战，也不会有机遇迁居至此。这小小的几间平房，其辐射面却很广很长。父亲自1939年至1946年的全部著作都出于此，最突出的‘雅舍小品’、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多种，很多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据说《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出有300多版了，至今销售不衰。半个多世纪以来，读者如此厚爱雅舍，顿使雅舍生辉。

听说雅舍现在已修茸一新，保存完好，感激之余，将来有机会请国外及港、台朋友，来此观光旅游，或可增加一些旅游业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