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政治部第三厅始末
抗战期间，郭沫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这既是他抗战生涯中所担当的一个主要历史角色，也是其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实际上预示了郭沫若将以怎样的方式走过后半生的人生之路。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抗战初期的恢复组建，特别是其中三厅的组建，应该说是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组织机构层面一个有些特殊的案例。围绕三厅的组建，其后的工作，以及郭沫若最终辞职离任，其中显然内含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关系背景的历史信息。
关于三厅的组建和郭沫若主政三厅的一段经历，在郭沫若年谱、传记等资料中，已经有一个基本轮廓的叙述，主要依据两方面资料：一是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后改作《洪波曲》）里的记述文字；二是一些当事人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写于1948年，距事情的发生已经过去十年了，又是回看一段既成的历史，其中有史实之误，亦有含混或隐去之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均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所忆之事年代久远，且多为一些历史场景的情节、片段。唯一完整记述了这一段史迹的回忆文章，是阳翰笙撰写的长文《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1]，其所记，其实主要还是根据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加上他自己及其他人的回忆。[2]
已有的这样一个基本轮廓的叙述，在大的历史脉络上应无不妥，但若将其叙述的那一段史事细细阅读，却会觉得并不是那样清晰、完整，有些地方缺失了什么，有些记述明显带进后来评说的意味，也有些是具有文学性描述的情节。这不免让人有雾里看花或似是而非的感觉，尤其是关于那些隐藏在事情表象背后的动因。当然，其中还存在一些重要史实、史事的疏误。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再行梳理，从文献史料（包括尚未披露或未曾被注意到的文献资料，包括直接、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去获得一个历史叙述的文本。
《抗战回忆录》[3]如是说
1937年11月27日晨，郭沫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自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已经过去整整四个月时间了。他的归国，是经由国民党当局暗中安排的，所以9月间，他应召去南京见过蒋介石。蒋说到要委任他一个职位，但一直没有兑现。这四个月间，郭沫若是以一介文化人的身份投身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的。
8月24日，由郭沫若任社长的上海《救亡日报》创刊。《救亡日报》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创办的，虽然创办过程中的人事、经费等问题，是经国共两党[4]谈判商定的，但中共应为其主要的政治背景（夏衍、阿英都是主要负责人）。11月22日，《救亡日报》已经印行了“沪版终刊号”，报上刊载了郭沫若所作“沪版终刊致辞”：《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
此去香港，郭沫若准备赴南洋募集捐款，宣传抗战。这样的考虑，似乎表明他对于离沪之后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和方式做抗战工作还心中无数，毕竟上海那样的文化环境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一到香港，郭沫若就用“白圭”的假名做了护照，然后办好出国手续，但是朋友们都劝他留在国内，继续办《救亡日报》。斟酌再三，郭沫若决定暂不去南洋，改往广州，先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这时的郭沫若还不知道，一个关系到他个人的政治安排，已经在国共之间酝酿考虑。
郭沫若在12月6日到达广州，之后，就为恢复《救亡日报》出版的事情奔忙。转过年来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正式复刊出版。恰好就在这一天，郭沫若接到陈诚一封电报，谓“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虽然疑惑陈诚有什么“要事”找他商量，郭沫若觉得到武汉去一趟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
其实，在接到陈诚电报时，郭沫若应该还是有预感，也有期待的。因为他很清楚，尽管国民政府决定临时迁都重庆，但“自京沪失守后，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此时主政湖北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之职，是蒋介石此时倚重的人物。去年9月蒋电召他去南京，就是陈诚转达的。
郭沫若乘火车于1月9日抵达汉口，之后，在“新四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陆续见到了叶挺、黄琪翔、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人。他先是从黄琪翔那里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打算恢复政治部，欲委他以三厅厅长一职，负责宣传工作一事。然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王明等谈及此事时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干的意思：“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周恩来要郭沫若多听听朋友的意见，并表示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2月5日晚，郭沫若接陈诚通知，约次日共进午餐。次日，他拉上阳翰笙一起赴宴，结果发现，那“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而是召开第一次的部务会议”。同席的人有拟议中的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总务厅长赵志尧（垚）、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等，唯独没请周恩来。郭沫若表示了拒绝的意思，声明“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下午返回后，他请阳翰笙把赴宴的情形告诉周恩来，自己则在当晚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以此躲避职事。在车站，阳翰笙、李一氓带来周恩来亲笔信，嘱其“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跑远了”。
郭沫若在长沙一直逗留到2月末。2月26日，于立群来长沙，带来周恩来信，告以陈诚明确表示“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要郭沫若立刻回武汉。于是，他在3月1日返回武汉，当晚，与来访的陈诚商谈，提出工作条件，随即着手三厅筹备工作。
以上叙述史事的文字是郭沫若记在《抗战回忆录》里的，下面来看一些文献史料。
几函书信中的史实：三厅之组建
首先是一封陈诚写给蒋介石的信函。1938年1月27日，陈诚为筹组政治部的人事问题函呈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意见。信是这样写的：
职自奉命筹组政治部责任重大，深恐不能仰副钧座之期许，时经一月，而人事纷纭，迄未敢草率从事。因此一切编制预算，皆难着手，日复一日，贻误堪虞。对于人事，钧座自有权衡，惟为发生效能计，职仅就观感所及，敬陈如左：
（一）我国人事，久苦复杂，兹应以简单明快处之，所谓快刀斩乱麻，当断必断也。
（二）任人贵专，专则得行其志而无掣肘之弊；选人应有标准，标准既定，则不至为人所用。
（三）与其用四面圆通投机取巧者，不如用有良心有血性者；凡有良心有血性有坚定志趣之人，即仇者亦当破格用之。
（四）科学治事，责在分工，指臂相使，形成节制。除大经大法外，余应依次授权各级行之，然后职权与责任，始能相称。
（五）……今政治部之组织，事前既无准备，现在又不能确定标准，将来掣肘摩擦，定在意中，拟请钧座予以短期（三个月）之试验。
（六）对于克制共党最有效之方法，厥为从政治设施之实迹上克服之。例如政府对于人民应做之事，不待共党批评，政府即先去做。又如铲除贪污，应即破除情面，严厉实行，使青年在事实上，对政府生出信仰来，则共党自然无所藉口，以施其技。一言以蔽之，中央及地方加紧实行三民主义，即为克制共党唯一之要诀。
（七）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虚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与相当之权。周之为人，实不敢必，但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诚，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
（八）钧座迭次训示，一切应求之在我，诚为不刊之至论。可见本党自身果能健全努力，他人即无懈可击。……[5]
陈诚这一封信函，是迄今所能见到有关政治部三厅组建初始的、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历史信息：政治部（当然包括三厅）组建，开始于1937年12月；邀请周恩来参加组建政治部（是以个人还是中共代表身份被邀请这一点似不明确）；政治部的人事组成既需要在国共两党之间权衡考虑，又涉及国民党内人事关系的掣肘；政治部的人事安排要经蒋介石拍板决定；虽邀请周恩来参加政治部，但剋制中共，是国民党方面组建政治部的原则；陈诚对于郭沫若评价颇好，对于任用郭沫若颇有期待，且并未将其划入中共之列（当年郭沫若被开除国民党籍并遭通缉的罪名是“趋附共产，甘心背叛”）；陈诚想在政治部有一番作为。
再看周恩来就参加组建政治部及三厅事致郭沫若的两封信。
其一是1938年2月17日周恩来致郭沫若的信。写道：
寿昌、一立两兄先后到，函电均悉。一切已与寿昌兄详谈，烦他面达。兹特简告数事如下：
一、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
二、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先复辞修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敦劝田、胡诸友来汉，并提议以田代刘；
三、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
明日各事如有进展，当再烦一立兄来告。[6]
其二是周恩来1938年2月24日致郭沫若的信。写道：
前日去会辞修，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并说“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已解释过，并要我将上次所谈的写一个文件交辞修转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假使你要在长沙耽搁，可先要范扬来组织。他并要我及黄琪翔兄写信给你，劝你早来，他也即复你信。陈还说，为地位计，请你以指导委员兼厅长。
我根据他谈话的情况，认为你可以干。现托立群姊送信给你，请你：（一）速催范扬先生即来；（二）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请寿昌兄同来；（四）电汉年转催胡愈之兄速来。
我这里已电翰笙，催其速由重庆赶回，以便着手组厅。各厅编制草案中，均裁专员。陈说要请之专员，均可作为设计委员。
我担任写的文件，须由延安出来始能写成。我今日飞延安，约一周出来，你得陈复信后，最好五天后来此，先我来此两三天较同到为好也。[7]
在解读这两封信之前需要了解一下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协商合作的一些情况。
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在1937年12月26日召开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确定由周恩来、刘健群分别代表两党起草共同纲领。12月30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但在当日随后举行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未能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1938年1月1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政治部，蒋介石任陈诚为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意见。同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1月21日，鉴于蒋、陈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针对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的问题，提议在2月20日左右召开政治局会议。2月10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表示：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融成一体。2月24日，周恩来与王明乘飞机前往延安，2月27日至3月1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8]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返回武汉。
从这样一个政治时事的背景上可以看到：蒋介石、陈诚邀请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以邀请其个人的方式提出，但双方其实都清楚，这将会纳入国共两党之间合作抗日的整个考虑之中。所以，蒋介石会向周恩来表示“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这其实是在向共产党方面说明邀请周恩来合作的基本政治条件。周恩来则在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形成意见后反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申明接受蒋、陈邀请的必要性，并经政治局会议同意，才最后确认了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再从这个背景去看周恩来两封信所关涉到的郭沫若与三厅组建之事。
郭沫若受陈诚之邀1月9日来到武汉，为是否接受邀请出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之事与陈诚接触，同时，亦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密切联系。但这时的周恩来还不可能就是否考虑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给郭沫若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抗战回忆录》所写的），因为他和中共代表团、长江中央局都还没有就此形成一个意见。这应该是郭沫若来汉后盘亘一个月，直到2月初，仍无从下决心应允陈诚之邀的主要原因。1月21日，中共代表团、长江中央局和周恩来对于接受蒋、陈之邀，由他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一事提出了明确意见，并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但在得到延安方面首肯之前，这仍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在2月初，郭沫若为躲避职事去往长沙时，周恩来并不阻止，唯嘱其不要走远，显见是出自这一层考虑。[9]
到了2月17日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时，他和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应该已经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事（包括召开政治局会议问题讨论当前新问题的提议）得到了延安方面肯定的答复，并且此时也已经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的许诺。所以信中表示“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同时希望郭沫若“也能采此立场”。“原则上决定干”，还是留有回旋余地的，那就是还要视与陈诚商谈的结果如何。
2月24日，周恩来再致信郭沫若时，与陈诚的商谈显然已经有了满意的结果，组建三厅等诸事也已“运用好”，故周恩来写道：“我根据他谈话的情况，认为你可以干。”进而详细指示了下一步需要做的各项事情。郭沫若接此信后即返回武汉。
郭沫若彼时的政治身份
将周恩来与陈诚的几封信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史实。
在组建政治部第三厅时，国共两党都属意于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但两方又都有各自的考虑，所以此事从提出到尘埃落定延宕了三个月之久。陈诚要用郭沫若的主张在一开始就很明确，从他进言蒋介石的信来看，蒋介石在给郭一个虚位还是赋予实权的问题上有所保留和考虑，后来应该是接受了陈诚的意见。中共方面对于参与政治部改组态度的确认，延后了一段时间，又是经历了那样一个决策过程，所以对组建三厅和属意郭沫若任厅长，在开始时是基于周恩来一个预设的考虑，直到最后阶段才确认下来。
从这一史实，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郭沫若在三厅组建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身份？这一点实际上一直是被模糊在其生平叙述的文字中。
郭沫若自从有了大革命时期的一段政治经历（其间先后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之后，在其参与社会活动时就必然会涉及一个政治身份问题，不论是否被意识到。
从国民党方面说，抗战归国的郭沫若是被开除了党籍的前国民党员（当然那时属于国民党中的左派），他从日本秘密归国是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其归国后撤销了对于他的通缉[10]，但没有恢复其党籍。
从共产党方面说，郭沫若流亡日本是经周恩来同意的，但在流亡期间他与中共在组织关系上没有直接的联系。1937年7月归国后直至此时，郭沫若应该还没有恢复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否则，周恩来信中就不必以“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的话来提出要求了。[11]至于国民党方面对于郭沫若的中共党员背景是否掌握，或了解到什么程度，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尽管朱其华在公开出版的《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12]中披露了郭沫若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共之事，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小报上也有所谓郭沫若被中共开除党籍的报道。
这样的情况说明，此时的郭沫若实际上应该是没有党派身份的一介文化人。那么，在此期间他对于国共两党采取什么态度，与他以怎样一种姿态参与三厅的组建密切相关。反过来看，在组建三厅的过程中，也清晰地反映出郭沫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从回国之初到三厅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郭沫若做了大量抗战工作，但都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进行的。他曾往前线劳军，主要也是由于与张发奎等将领在北伐时期形成的私人关系。出任《救亡日报》社长，是唯一一个具有党派背景，且多少有一点官方因素的社会角色。但从《救亡日报》是国共双方各有一人任主编这样的安排可以看出，郭沫若任社长更多的只是因为办这样一份报纸需要一个有他这样声望的人来担起社长之职。
郭沫若从日本回国，自然是怀抱着要投身抗战有一番作为的宏愿，《归国杂吟》中那些慨当以慷的诗句即是明证。郭沫若回国是国民党当局策划安排的，当时传递消息的郁达夫还用了“南京欲借重”的说辞，郭沫若归国后蒋介石亦曾当面表示要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可以推测，在回国之初，郭沫若对于国民党当局是有所期待的，尽管在面见蒋介石时，他婉拒了蒋要给予职务的提议，在那种场合的谦辞未必能说明什么。但实际情况却是，直到陈诚信邀郭沫若前往武汉，也就是组建三厅之前，国民党方面显然是冷落了他。这从郭沫若离沪之后最初的打算是远去南洋做抗日募捐工作也可以看出端倪。或许蒋介石终是对他存有戒心，陈诚给蒋的信亦可印证这一点。
陈诚邀郭沫若去汉口并未明言商量什么事情，郭沫若能改变已有的安排北上，说明他心里最后的那点期待还在。但得到的仅是请其出任政治部一介厅长，且没有实际权力，郭沫若肯定会大失所望。他在《抗战回忆录》里后来说起并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但当时恐怕不可能全不在意这一点，因为那种人事关系关联到北伐时期，自然就有一个比对（他那时任总政治部副部长），而且这一比对更关键的含义还不是职级的高低，它表明了一种是否信任的政治姿态。所以，这时的情形颇有点讽刺意味：当陈诚为三厅的人事对郭沫若怀有期待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把郭沫若推开了。
为周恩来题“单刀赴会”
郭沫若受邀组建政治部第三厅，本是陈诚，当然也就是国民党方面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国民党方面既然不能给郭沫若以充分的信任，他当然也就不会再对此有什么期待。与此相反，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倚重是与充分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一事很晚才最终确定，但以周、郭的组合来参与国民党掌控的政治部和三厅组建这一考虑，他在一开始就对郭沫若有明确的表达并坚持这一点。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以看到周恩来的这种信任：这年春节那天（1月31日），周恩来“应人招饮，从酒阵中突围而归”，特嘱郭沫若题写了“单刀赴会”四字，“以为纪念”。这显然是他与国民党方面人员于酒席上的一次政治酬酢。郭沫若题罢四字，并记下缘由后写道：“此事不妨有一，不好有二。”表达了关切之意。周恩来看后另写了几行字，道：“秋白牺牲了/芝华老去不知秋/沫若今犹在/十年海外作楚囚/一朝慧剑斩情魔/脱樊归来喜杀我老周/我们的肩膀上又添了一只手。”[13]
在组建三厅事上，周恩来代表的当然不是他个人，而是中共方面的意见，这对于郭沫若做出抉择显然是很重要的。从周恩来致郭沫若的两信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郭沫若从犹疑到做出抉择的过程，他决定与周恩来和中共取同一立场参加三厅的工作。应该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郭沫若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恢复了。
政治部成立及第一次部务会报（会议）日期
郭沫若在《抗战回忆录》里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错记了的，即他将2月6日应陈诚邀约参加的那次宴请记为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14]尽管他没有明确说这一时间即为政治部成立的日期，但迄今为止的许多文献资料，实际上以此作为政治部成立的时间。[15]
6日是个星期日，应该是不可能开什么正式会议的，根据《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记载，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报（会议）是2月19日下午召开的，会议参加者有陈诚、黄琪翔、张厉生、贺衷寒等人，周恩来、郭沫若都没有参加。陈诚为会议主席，并报告政治部组建后的各项事宜，其中特别讲到，“在第三厅尚未组织成立以前，所有宣传事宜，暂由秘书处代为办理。”[16]所以，郭沫若所记6日的那次宴请（如果确实有），大概是陈诚为商量组建政治部具体事宜而约请一些人吃饭，所请之人，当然要是其拟议中将任职政治部的人员。
陈诚之所以有此举，应该与2月1日蒋介石给他的一纸手谕有关。蒋的手谕指令：“范汉杰仍留任军校教务处长为宜。政治部第一厅长应速决定人选。政治部应限期成立……”（显然陈诚拟以范汉杰为第一厅长人选）[17]蒋已经下了限期令，陈诚自然要加紧办事。那么，这次宴请或可称之为一个碰头会，商讨成立政治部的一些未决事宜。不过，政治部的人事组成，除三厅和周恩来的副部长之职，其他人员应已按照蒋介石的意见确定了，所以郭沫若在宴席上见到拟任第一厅厅长的是贺衷寒。
政治部成立的确切日期是何时呢？档案记载至今不曾见到，但有关陈诚的文献资料有这样的记录：1938年1月11日，“奉派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因于二十六年底委员长即命先生筹组政治部，至是因有是命”。1938年2月11日，“政治部正式办公。先生自定办公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在政治部办公……”[18]陈诚在1月即已被任命为政治部长，但政治部机构组建还在进行中，不能算成立，所以蒋介石在2月1日的手谕中会有“政治部应限期成立”的话。那么，2月11日“政治部正式办公”，应该就算是它正式成立的日期。
根据《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记载，郭沫若以三厅厅长身份首次参加部务会议，是在3月28日上午。周恩来也是首次以副部长身份出席会议。那是在政治部会议室召开的“第十四次部务会报”。根据会报记录，参加会议的有：黄琪翔、周恩来、赵志垚、贺衷寒、康泽、郭沫若、柳克述、彭国栋、庄明远、黄和春、罗楚材、徐会之、孙伯骞、梁干乔、杜心如、何联奎，副部长黄琪翔代陈诚主持会议。会议先后由秘书处长柳克述、总务厅厅长赵志垚、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报告各部门工作。
郭沫若报告的工作事项是：“1.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以后公文送递，请饬送昙华林第三厅。2.关于第三厅主管业务，现正草拟整个方案及计画。3.前《日日新闻》日文印刷机件，拟请仍行划归第三厅管理，以利对敌宣传。据云前日租界三宝堂尚存有日文印刷机件数部，可否由部派员前往接收，一并交第三厅应用。”部务会最后议决六项事宜，两项涉及三厅工作：“关于日文印刷机件管辖问题，交总务厅第三厅会同商办，签呈部长核夺。”“关于接收三宝堂日文印刷机件问题，俟调查清楚，再行解决。”[19]
那么郭沫若是何时进入到三厅组建的具体工作中呢？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郭沫若在3月1日返回武汉，周恩来于2月27日至3月1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从延安返回武汉，当略晚于郭沫若抵汉时间，也就是说，郭沫若正式应允陈诚出任三厅厅长，并开始着手组建工作，应该是在3月上旬。在政治部于3月19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部务会报”上有这样一些决议：“本部部务会报改为每周二次，时间定在每星期一本部纪念周后，及每星期四下午四时，并应通知第三厅按时出席纪念周及部务会报。”“本部主办各种业务之指导刊物，交第三厅拟具编审计画呈候核定。”[20]可见，此时三厅已经接手原“暂由秘书处代为办理”的各项宣传事宜，进入常规工作秩序中，只是还没有正式在政治部亮相。
政治部第十四次部务会报
3月31日下午召开的政治部“第十五次部务会报”郭沫若没有出席，由阳翰笙代为在会上报告了三厅“奉令筹办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业已筹备就绪”的情况。[21]
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举行了正式成立仪式，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出席成立仪式。[22]
这样梳理过同郭沫若与三厅成立经过相关的方方面面的文献史料之后，我们对于这一段史事应该说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准确的描述。
三厅人事、机构若干史事
政治部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处；第一厅，辖第一处、第二处；第二厅，辖第三处、第四处；第三厅，辖第五处、第六处、第七处；总务厅，以单独序列设三个处。处以下设科、股两级机构。政治部聘请了七位指导委员：王世杰、朱家骅、周鲠生、陈铭枢、黄炎培、甘乃光、谭平山[23]。另设有设计委员会，聘请了七十余位社会知名人士任设计委员。[24]
第三厅的人事安排为：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扬，第五处处长胡愈之，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七处处长范寿康。三厅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文化界人士，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或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包括国民党方面开始极力要安排其党务人员担任的副厅长一职，最终是选择了中山大学教授范扬[25]。
铨叙厅为郭沫若叙中将函
政治部属于军政系统，进入三厅的文化人也都被授予了军衔。据政治部档案“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记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军阶为中将，副厅长范扬军阶为少将，三位处长胡愈之、田汉、范寿康，军阶均为少将。按照政治部军阶编制，厅长的军阶为中将或少将，视其原有军阶而定。所以同为厅长，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杜心如的军阶都是中将，前者原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后者原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中将处长，而总务厅厅长赵志垚的军阶为少将，因其原任军政部军需署设计委员会少将委员。但在此表中，郭沫若的军阶登记为“中（少）将”，并在“原任阶级”一栏注：“报铨厅函拟叙级中将”。这是怎么回事呢？
郭沫若军阶的情况显然比较特殊，他在北伐时期即有军职，阶级至中将，但1927年因反蒋而遭国民党党政军各个方面开除并通缉。1937年回国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但并未恢复他的党籍、军籍，此时，他只是一介文人，如以此身份出任三厅厅长职，开始时的军阶应只能为少将（以后升迁是另一回事），这对于郭沫若是不公平的，也与陈诚邀请他出任三厅厅长时曾许诺以“指导委员”身份的考虑不合（指导委员的职级相当于副部长，副部长的军阶为中将）。于是，政治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报请为郭沫若叙中将阶级。报请公文由政治部总务厅以“治人字”函发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核准所请后，于1938年4月27日，以“铨二字第5492号”公函回复政治部。该公函写道：“案准贵部总务厅治人字未列号函开‘为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叙中将阶级请予以更正赐复’等由，经签奉，批‘准予备案’。等因，除遵办外，相应函复查照为荷。”政治部总务厅收到该公函后，于5月2日以“治人字第2703号”笺函通知三厅。[26]
从政治部组建之初陈诚给蒋介石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是想在政治部有所作为的，所以政治部组建还不到一年，就进行了一次机构整顿。显然，陈诚对于很快就出现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不满意。他在（1938年）11月24日函呈蒋介石，报告政治部整顿与充实计划等三件事，信函中还附上一份“政治部整顿并充实计划”，其中第一项是组织整顿，对于政治部本部的组织机构，拟“减少处股两级，每厅以设四科为原则。原有各处长或升任副厅长，或调设计委员，或派赴行营及战区政治部服务。”[27]蒋介石同意了陈诚的整顿计划。
进入1939年后，政治部废处、股，厅下只设科。三厅改辖四科：第一科，科长杜国庠；第二科，科长洪深；第三科，科长冯乃超；第四科，科长何公敢；另有厅长办公室，阳翰笙为主任秘书。机构改组后三厅的机构和职务设置及人员安排当然是精简了，（可参见附录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各科室官佐名册”）所以一时间，“候派”（等候分派）人员达二十余人。这一年10月底，在参加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陈诚主持召开了政治部江南方面政工会议，会上又提出调整政治部总部和各级机构的问题。12月3日，陈诚在政治部暨直属各单位人员联合纪念周仪式上讲话，宣布了调整计划。[28]调整后的政治部将设办公厅、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第四厅。办公厅下辖总务处、交通处及机要、文书、人事、编审、调查等组。四个厅分管“人事”“训练”“宣传”“经理”事宜。[29]转过年，政治部按这个计划进行了调整，第三厅仍由郭沫若任厅长。
1939年，抗日战争在军事上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党派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并成立了“防共委员会”。6月，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项政治口号。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呈针锋相对之势。
三厅各科室名册首页
郭沫若拟写的函件
在政治部，三厅的工作明显受到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郭沫若于11月末所作的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诗中写道：“厅务闲闲等萧寺，偶提笔墨画竹字。非关工作不需人，受限只因党派异。殊途同归愧沱岷，权将默默易訚訚。”[30]以国共合作为政治背景组建起来的三厅，势必发生大的变化。
1940年3月26日，蒋介石函电陈诚一份手谕，专讲“政治部事”。他根据调查，指出政治部七点缺失，提出五项改进办法。七点缺失中有两点是：“各党派利用政部机构及名义发展各自之组织”；“因容纳各党派，故一切机密不能保守”。五项改进办法中即有两项针对于此：“对各党派只可罗致收容其个人，绝不许有政治组织关系之人员参加政治部”；“除由中指定人员外，无论上、下级干部人员必须入党，绝不许另有组织作用”。[31]
蒋介石所谓对于“政治部事”的调查，应该是得自他治下的情治人员的报告。贺衷寒在3月15日给蒋的一份关于政治部内部人事、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建议（贺衷寒此时任政治部秘书长，但这份报告系直接呈蒋，没有经过部长陈诚），主要报告了政治部内，尤其是在三厅、四厅中，具有中共，以及第三党身份人员的情况，提到的人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朱代杰、庄明远、邱学训等人。贺在报告中还向蒋介石提出人员调整（包括三厅、四厅厅长）的建议。关于第三厅，他报告说：“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现虽已加入本党，惟对党态度极为冷淡，且其所保用之干部，如阳翰笙等，均系共党分子”，调整后拟请从谷正鼎、何浩若、邓文仪“三员中择一调任或调兼”[32]（郭沫若卸任后接任厅长的是何浩若）。
4月29日，蒋介石又函告陈诚，他准备约见政治部所属各机关少校以上人员（文武一律）及指导委员，让陈诚逐日分批安排，“限一星期内见完”[33]。显然，他要亲自给政治部人员讲“政治部事”。
蒋介石借党派关系，改组政治部（三厅当然首当其冲）人员组成的意图表达得非常明确。于是，不久之后，在政治部就发生了限令三厅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被视为离厅之事[34]，政治部再一次改组。
实际上，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蒋介石就意图将各党派一统于国民党之内，只不过以此为政治前提，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当时他并没有坚持这一点。但在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此时，他认为至少在军政系统内部必须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35]
卸任三厅，张治中提出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0年9月，郭沫若从三厅职上卸任。这时，张治中已经接任政治部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而于8月卸去政治部长任）。关于此事，郭沫若只在《五十年简谱》中简单地记述为：“九月政治部改组，卸去第三厅厅长职，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36]这一记述的文字一直被解读（包括阳翰笙等人的回忆文章）为：郭沫若提出辞职从三厅卸任，即等于要离开政治部，而国民党方面为留住人（包括三厅的人），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事实上，郭沫若的去职，是政治部改组的一部分，免去他的厅长之职，改命何浩若接任三厅厅长，是与对郭沫若的另一任命相关的，即任命其为政治部指导委员。同时，周恩来也不再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改任指导委员。
对比政治部组建之初，周恩来和郭沫若在政治部改组的问题上，采取了缓和、退让的态度，但退而不出。这反映了此时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政治策略。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面临的政治、军事问题，这年夏季，国共之间一直在重庆进行谈判。8月，周恩来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总的趋势是东方存在中日妥协的可能，所以我们党的政策应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但国内局势不会立即向好坏两个方向转化，是一个拖的局面。他提出，与国民党谈判可在小问题上做点让步，而在大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返回重庆，就面对政治部改组的事情，当然会选择退而不出的策略。
郭沫若从三厅去职，包括主任秘书、几位科长在内的许多三厅人员随之都递交了辞职申请。这些人多是郭沫若组建三厅时邀请来的，当然会与他共进退（如阳翰笙和其他一些人回忆文章中写到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不会选择加入国民党，所以也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政治部改组后的三厅（即周恩来所称：“不便在党化三厅方针下继续供职”。——见下文）。国民党方面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个现实问题，于是，有了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之议。
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之议，是由张治中提出来的，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记述了这一经过。信是在9月8日写的（由此信亦可知郭沫若从三厅卸任是在9月初）。信中写道：
顷间张文白部长约谈三厅事。我告以文化界朋友不甘受党化之约束，故当郭先生就三厅长任时，即向辞修声明，得其谅解，始邀大家出而帮助。今何浩若就任三厅，无疑志在党化，与郭先生同进退之人，当然要发生联带关系，请求解职。文白当解释全部更换，系委座意见，王系陈荐，梁为公推，袁、徐虽黄埔，但新识，何则最后决定，亦非自荐，只滕杰任办公厅主任，乃文白旧识。文白又询兄见委座经过，我当据实以对。彼言翰笙等辞职已准，但仍须借重，必不许以赋闲。最后征我意见，我以在文艺和对敌方面仍能有所贡献，只不便在党化三厅方针下继续供职，但决非不助新部长。文白乃言可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先生主其事，直属部长，专管文艺对敌工作。我答以此容可商量，最好请文白亲与郭先生一商。彼言明晨下乡作纪念周，将顺道访兄一谈此事。我意文白谈及此事，当为奉命而来，兄不妨与之作具体解决。盖既名文委，其范围必须确定，文艺（剧场剧团仍宜在内）与对敌工作倒是两件可做之事，然必须有一定之权（虽小无妨）一定之款（虽少无妨）方不致答应后又生枝节也。除此，在野编译所仍宜继续计划，因文委即使可行，定容纳不了全部人员，而文化界留渝一部分朋友亦宜延入编译部门。究如何请兄酌之！[37]
周恩来信中讲到了政治部几位部、厅干部任命的由来，也说明了郭沫若卸任一事确实只是政治部人事改组的一部分（并非专门针对三厅）。
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了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具体设想：包括工作内容、隶属关系、主政人选，说明他和国民党方面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显然已经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他向周恩来提出，实际上还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商谈此议。周恩来很清楚“文白谈及此事，当为奉命而来”，并认为这是可行的方案，于是，建议张治中与郭沫若面商，同时即信告郭沫若，并详细指示了一些具体事宜。
9月9日，张治中应该是去了赖家桥并拜访了郭沫若，谈妥了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事情。所以，9月10日，郭沫若即在赖家桥草拟成“文化工作委员会大纲”，包括“机构”“工作范围”“经费”“人选”几项内容。其中“人选”一项特别列出“党籍不限（此据张部长口头指示）”一条。[38]
9月17日，政治部长张治中以手令形式“聘郭沫若先生为本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8日[39]签发政治部命令（治机任字第十九号），聘任杜国庠等十人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聘田汉等十人兼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郭沫若致张治中函
在此期间，郭沫若还辞去了在三厅的另一个兼职：电影放映总队长之职。他于9月13日函呈政治部长张治中，谓：“本部直属电影放映总队正总队长一职本由沫若兼任，兹以本部改组，沫若原兼职务理应联带解除，敬请命令公布。至总队业务，向由副总队长郑用之同志负责，所有移交手续应否责成该副总队长代为处理之处并乞钧裁。”张治中函复郭沫若，道：“大函敬悉，电影放映总队长职务应准解除，并派何厅长接充。函交接事宜，已分令何厅长及郑副总队长分别办理矣。”随后，9月21日至10月2日，政治部以“治用巴字”第19200、第19201、第19203几号公文分别发出派令，办理任免交接事宜。[40]至此，郭沫若与三厅的关系才真正了结了。
10月8日，政治部将“本部拟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派郭沫若兼任主任委员检呈组织规程等件”以“治用巴字一九七六四号”公文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以委员长名义批示：“呈件均悉。准予备案。”[41]
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42]此后，郭沫若与重庆进步文化界的朋友们借文工会继续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附录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各科室官佐名册（撤裁处、股两级机构后）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录2
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
续表
[1] 该文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起，分五次连载。
[2] 阳翰笙日记后有整理出版，但并无这一时期前后的日记。
[3] 《抗战回忆录》1948年8月25日至12月4日连载于香港《华商报》。
[4] 潘汉年与潘公展就创办《救亡日报》进行谈判。见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
[5]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湾“国史馆”，2007年12月。
[6]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
[7]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
[8] 资料出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
[9] 还有一封记录在《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及一些文章中的周恩来于1月31日给郭沫若写的信（或作便条），指其是为说服郭沫若参组三厅而写，应系误读。信中说：“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当另有他事相关。
[10] 见1937年7月31日上海《立报》。
[11] 现有间接史料可以表明郭沫若恢复了中共党员组织关系的时间下限是在1938年5月中旬之前，那么其时间上限，至少应该在三厅组建之后，也就是在1938年三、四月之后。
[12] 朱其华北伐时期在政治部供职，后成为托派分子。《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1933年5月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
[13] 据原件手迹。“秋白”，瞿秋白；“芝华”当指瞿秋白夫人杨之华。
[14] 阳翰笙在《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中，关于此事写道：“一月三十一日，郭老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政治部要召开一次部务会议，请他参加。”“第二天我们去赴会。我记得这是二月一日。”1月31日、2月1日是农历春节（戊寅）的初一、初二两天，不会开什么正式会议，应该也属错记，包括相关联的一些情节的回忆。
[15] 如《周恩来年谱》《中华民国大事记》（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等。
[16] 《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318。
[17]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湾“国史馆”，2007年12月。
[18] 据《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
[19] 《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318。
[20] 《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318。
[21] 《军委会政治部部务会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318。
[22] 这一日期，《抗战回忆录》的记载与郭沫若在“第十四次部务会报”的报告相同。
[23] 《抗战回忆录》中提到的人选有所不同。
[24] 据政治部“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2094。
[25] 据政治部“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2094；范扬任副厅长，在三厅组建时就确定了，《抗战回忆录》所记有误。
[26] 两公函均据原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772，案卷号2092。
[27]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湾“国史馆”，2007年12月。
[28] 据《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
[29] 据陈诚1939年12月7日致贺衷寒信：“（一）本部调整，已奉委座批准。设一办公厅，下辖总务处、交通处及机要、文书、人事、编审、调查等组。（原秘书处取消）除办公厅外，并设四厅：第一厅专掌人事，第二厅专掌训练，第三厅专掌宣传，第四厅专掌经理。如此，则各厅较有中心，并可沟通。（二）办公厅主任，请吾兄担任，已一事权；至各厅长，除朱代杰调第四厅厅长外，其余均照旧，并以庄明远任总务处长，张宗良调办公厅副主任。”（《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10月）
[30] 《六用寺字韵》，蔡震《郭沫若用寺字韵诗作考》，《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3期。
[31]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湾“国史馆”，2007年12月。
[32] 据《呈蒋中正政治部内部人事情况及工作报告与建议》（贺衷寒），台湾“国史馆”藏档案。
[33]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湾“国史馆”，2007年12月。
[34] 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丁正献《昙华永念》（载《东海》月刊1979年8月第8期），都记述到此事。
[35] 在政治部的这一次改组中，第四厅厅长朱代杰等第三党人（第四厅主要由第三党人主持）也被调离政治部。
[36] 《五十年简谱》作于1941年9月，发表于《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第9卷第2、第3期合刊。
[37]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
[38] 参见原件手迹，载《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2期。
[39] 此命令原件所署日期之月份已经模糊，应为“九”之残字。《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2期《文化工作委员会史料特辑》中将其识为“七”字（未刊出原复印件图片），但该命令肯定是不可能签发于7月的。
[40] 两信及几件公文均据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1] 据原件。
[42] 据《五十年简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