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大革命经历
1926年3月，郭沫若乘船离沪赴穗，应聘于国立广东大学。7月，他加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投身于北伐的军旅行列。1927年11月，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军事行动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的郭沫若辗转香港重返上海。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郭沫若经历了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走进一个与“创造十年”全然不同的人生领域。他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发生了政治关系，他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最初尝试，以及他一生的政治经历也是从此开始的。
历史的误读
尽管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郭沫若接下去的人生行旅，却多与这一段经历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因果联系。所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郭沫若在1926年至1927年的经历，应该是记述他生平活动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已经做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因此，现有的郭沫若年谱、传记对于他这一段经历的描述，让人感觉似乎已经不存在重要遗漏和歧义了。
然而回过头来检识一番，发现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郭沫若研究曾呈现一种非常热烈的场面，许多学术资料准备工作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但热烈的场景下其实存在着隐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发掘大量史料的同时，忽略或是忽视了许多历史细节；二是许多回忆资料中包含有非历史性的因素。
历史细节并非无足轻重，它们能够使历史场景鲜活生动地呈现出来。即使是一些零落的细节资料，在直接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它们可能与相关的其他一些史料联系起来传达重要的历史信息。回忆资料中包含有非历史性的因素，是指史料提供（回忆）者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了属于主观判断的内容。在有关郭沫若的生平史料中，后人的回忆文章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来回忆几十年前的人、事（或者依据口口相传），出现记忆上的错误，甚至张冠李戴，在所难免。这可以结合一手的资料或者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来确定其真正的历史存在或历史状态。但在提供（回忆）者的叙述中已经包含了解读性的主观判断的内容，而它们又反映某种时代氛围的话，那是会在无意中模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真实性的。
具体到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段经历，人们已经熟知并认可的叙述，大体上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1926年2月，郭沫若得到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信函，邀请他去广东大学任教。这是共产党人瞿秋白推荐的。
3月底，郭沫若到达广州，林伯渠安排了他到广东大学的事宜。这时，他结识了毛泽东，不久又结识了周恩来。在广东大学任教的四个月中，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的重要经历有文科革新、择师风潮，参与中山大学筹备工作，有多次与时政有关的演讲及许多社会活动，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6月，在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推荐下，郭沫若担任了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北伐。
10月，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即往南昌主持总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并再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在此期间，一方面是蒋介石拉拢郭沫若，另一方面则是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1927年3月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蒋介石决裂，并遭通缉。
8月，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概括叙述所依据的史料，为行文简便，在这里不一一注明，它们都是郭沫若研究者们所知悉的。我要说的是：从这样一个历史叙述的梳理中，我们实际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脉络，即它主要，或者说是侧重于在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去描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人生经历，而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交道往来则被包含在这一关系中，或者仅仅是从这一政治关系去解读那些史料。
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描述，是否就是曾经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仅仅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这样一种状态呢？我以为，这还是一个需要再斟酌的问题，这里面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读。我们不妨从对上文所涉及的一些史料的考辨，与另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历史细节以及相关的史料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把那些回忆性史料中所包含的非历史因素排除掉，然后再来看看历史叙述的文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大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其政治态势最根本的特征，这是考察此一时期郭沫若生平史料格外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背景，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实际上是被忽略了。
先说郭沫若的受邀去广东大学。陈公博（国民党人）邀请，瞿秋白（共产党人）推荐，我们把这两者都确认作史料，但一直以来人们强调的实际上是后者的作用，似乎是有了瞿秋白推荐（与此相关的是，郭沫若到达广州后先去了林伯渠处），才有陈公博的邀请。其含义当然是以共产党作为促成郭沫若南下广东的政治背景。且不说关于瞿秋白的推荐只有间接的史料，陈公博的邀请则是直接的史料，在这一叙述中，还有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陈公博特意致函邀请的是两个人，郭沫若之外，另一位是田汉（邀请信函的抬头即为“沫若田汉先生”）。我不知道当初资料的发掘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这一点。陈公博邀请信的内容也是值得注意的，信中写道：“我们对于革命的教育始终具有一种恳挚迫切的热情，无论何人长校，我们对于广东大学都有十二分热烈的希望，于十二分希望中大家都盼望先生急速南来。”“现在广州充满了革命紧张的空气，所以我更望全国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深望先生能剋日南来，做我们的向导者。”[1]
广东大学不是一般的国立大学，而是相当（国民党）“党化”了的大学，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在将要把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的计划里，国民党人是准备让其“达到党化地步。将来凡系党员入校肄业，一律免费。非党员则要交纳学费”[2]的。陈公博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内有比他作为广东大学代理校长更重要的分量。他之所以会任广东大学校长，是因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了“西山会议派”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12月1日发布命令，免去了“西山会议派”邹鲁的国立广东大学校长一职[3]，由陈公博代理广东大学校长。他是去收拾邹鲁留下的一个乱摊子的。在代理校长期间，陈公博施行了几项新的校务措施。事实上，在邀请郭沫若南下广州时，陈公博因代理期满，已提交了辞呈，继任校长为褚民谊。而在郭沫若到达广州后，陈公博即已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北伐开始后该部改组为邓演达任部长的总司令部政治部）。北伐开始后，他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之一（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从这些相关的史料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邀请郭沫若去广东大学理解为，它应该是作为国民党人的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主动行为，他是为广东大学延揽人才（并非只是一个郭沫若）。事实上，创造社的几员干将后来都被广东大学延聘：郁达夫任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成仿吾任文科兼预科教授，王独清任文科教授。[4]瞿秋白推荐可以是郭沫若被邀请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的因素。陈公博的政治背景又表明，他为广东大学延揽人才并非个人之举，而是出于国民党政治利益的需要。那么，郭沫若南下广东，理应主要是由国民党人的意愿促成，共产党人只是从旁推动了此事。
郭沫若进入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不久，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提出了一些革新教务的具体措施，由此引出了广东大学的择师风潮，他也一时成了风云人物。在此期间被我们特别注意的史料是：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交往，几个月后，在共产党人的推荐安排下投笔从戎，进入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这里，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几乎又是被忽略掉了，包括他加入国民党一事。有的年谱没有记录此事，也有在6月的记事中含糊地写一句“此时已加入国民党”。
郭沫若加入国民党一事被人们忽略，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自己就把它忽略了。本来他在《脱离蒋介石以后》中清清楚楚记下，他是在1926年5月中旬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可后来，他从发表的文章中删去了这一段文字，使得只看今文的后人搞不清此事了。[5]
加入国民党，应该是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政治生涯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不只是此前作为一位浪漫派诗人的郭沫若在表面上一个政治身份的变化，而且是串联起他前后经历因果关系的一个历史细节，使我们对于他在此期间的活动可以获得一个具有相对准确政治含义的解读。
往前看，郭沫若3月下旬到广东大学，5月中旬，即由褚民谊介绍加入国民党，其间只有短短不足两个月时间。与此相关的是，他在这之前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这一方面可以从侧面看出，邀请他来广东大学一事于国民党方面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则说明，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对于他在文科学长任上的工作表现是充分肯定的。那么，在这两个月中让国民党人格外看重的郭沫若的工作表现，应该就是文科革新和他在择师风潮中的表现了。
郭沫若甫任文科学长即提出革新教务措施，其实并非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从陈公博代理广东大学校长到褚民谊接任校长以后，在广东大学推行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举措（在文科之后，其他学科也有做出同样革新者）。在陈公博之前，广东大学被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邹鲁所代表的守旧势力把持着，他聘请了一批前清的举人、贡生，也有着洋装而无实学的教授任教，早就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国民党人感到需要对广东大学进行革新，也已经着手在进行革新。陈公博代理校长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即施行了“设立专修学院、公开图书馆、邀请名流演讲等几项新校务措施”，继任校长褚民谊继续着这一革新，但革新受到守旧势力的阻碍。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入长文科的，他显然了解这一政治态势，并且果断地顺应了革新的趋势。这应该也是邀请他来广大的国民党人所期待于他的。所以，在初到广州被记者问到整顿广大文科的计划时，他表示还需要与褚校长“详细商订，乃能确定”，二十余天后，即与校长褚民谊联名发出了革新教务的公告。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后来在关于广大择师风潮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也写道：“文科学生，从前曾屡次要求学校改革文科，其要点有二：（一）撤换不良教师；（二）设立文科图书馆。但是一路都没有结果。到了郭沫若先生担任了文科学长，知道他是一位有革命性的人，所以又旧案重提，向他要求。”[6]
革新措施受到一批代表守旧势力的教师的顽固反对。以教育系主任兼文学及专修学院教授黄希声为首，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讲师26人开会，于4月21日宣布罢教，同时呈文校长，要求“罢斥”郭沫若。22日，又将呈文在广州报纸上登出，并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呈送。[7]于是，这次教务革新在广东大学演绎为一场激烈的风潮，郭沫若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此时，他得到了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全力支持。该党部专门召开了党员大会，到会者有五百余人，推毕磊为主席。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一）援助文科同学之择师运动；（二）拥护为学生谋利益之褚校长及郭学长；（三）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之计划；（四）普遍择师运动于学校。”紧接着，文科学生全体大会通过的《文科全体学生宣言》，宣布全力支持革新；又决议组织“文本预科革新委员会”，选出委员9人，办理一切事宜。会后，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广大校长，要求撤换“不良教师”。[8]5月3日，褚民谊函呈国民政府，报告校务革新情况申请预算，同时，报告了文科部分教师罢课风潮的经过及解决办法。对于参加罢课的26位教员，除已经公意恢复授课的11人外，呈请对于另外15位罢课教员，“从轻处分，即日免其职务，不使借本校教员名义在外煽动，以正学风”。国民政府接到呈文后，于12日批示：“准如所请办理。”[9]
这一次风潮以革新势力的胜利宣告结束，郭沫若则得到国民党广大特别党部的高度评价。该党部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他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10]有一个历史细节，还可以从侧面看到在革新风潮后，郭沫若如何受到器重。5月3日，设在番禺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这是讲习所开办以来首次在广东之外招生，参加开学典礼的来宾多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妇女部长何香凝、农民部长林伯渠、青年部长甘乃光、全省农民大会代表彭湃、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等。开学典礼由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讲习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况，来宾相继发表演讲。郭沫若只是以广大文科学长的身份参加了典礼，但做了演讲，显然这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应该与褚民谊或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有关。[11]这也是一种政治评价。能得到这样的政治评价，应该就是郭沫若很快由褚民谊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5月中旬入党，6月初，郭沫若即受命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夏令营讲习班的教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并将讲授“革命与文艺”。其他将开设的课程有：蒋介石讲授“北伐计划与国民党政策”、周恩来讲授“国民革命与党”等。紧接着，他又与吴稚晖、张太雷、何香凝等受聘为国民党广大特别党部暑期政治研究班教授。[12]
再往后看，是郭沫若投笔从戎进入北伐革命军，这与他加入国民党是不是也有因果联系呢？我以为应该有。
在郭沫若参加北伐革命军的问题上，一直以来，认可这样的说法，即是经由共产党人（周恩来、孙炳文、李民治等）的推动和安排。并且在回忆资料中还有这样的说辞：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蒋介石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担任，但国民党里面又没有人可胜任此职，于是认可了共产党人推荐的郭沫若。我以为，历史的真实大概也未必尽是如此。
这一说法首先就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郭沫若是国民党员。而且，作为政治部的主要干部都应该具有党派身份（国民党或共产党）。其次，这一说法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共两党对于北伐的态度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一历史背景。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的军事行动是国民党极力推行的，当时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并不积极，也不抱“过分之希望”，而是把“国民会议”作为这一时期党的“总的政治口号”。陈独秀认为，广东当时还需要积聚北伐的实力而不要冒险，北伐的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中共方面甚至一度把北伐看作只是国民党的事情，当然也就不会热心参与其中。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一事，应该与他南下广州的情况相似，有共产党人的推动，但更主要的原因，恰恰还在于他本人就是国民党员，又在广东大学任职期间显示出宣传方面的才干，于是被国民党方面所看中。
《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总政治部扩大组织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组而成的，陈公博是政治训练部主任。政治训练部应该算是政治部组建的前期。6月21日，政治部召开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时，陈公博因两部交接工作的关系参加了会议，郭沫若则以准备进入政治部还未到任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持政治部的邓演达高度称赞了陈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创建性作用。在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第三天的会议日程上有这样一项报告事项：“褚民谊报告广东大学党务概况”，而其他报告事项都是各军政部门的工作报告。[13]这说明，广东大学的党务工作是纳入政治部工作范畴的。那么，郭沫若以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身份进入政治部，似乎应该也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即使他有这样的个人意愿），更大的可能是带有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党务安排的背景。事实上，身为广东大学校长的褚民谊后来也参加了北伐（校长一职留给戴季陶继任）。而且，从政治部组建的过程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陈公博仍然有可能在郭沫若进入政治部一事中起过作用？当然，这一点只能是揣测了。
郭沫若曾经说到过，政治部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两部分，事实确实如此，当然掌权者是国民党左派。那么作为总政治部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以为，我们在描述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经历时，对于他的政治身份应该有一个基本认定：即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人士。如果说在郭沫若刚到广东时，共产党人是把他作为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看待的话，那么在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则应该是以国民党左派人士来看待他。
从赴广东大学任教到参加北伐，郭沫若在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历可以这样概括：国民党人看中并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国民党并以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之中。
“知识分子的领袖”
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一步步前进，国民革命的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郭沫若的政治经历也随之而发生着变化。
北伐革命军攻克武汉之后，邓演达身兼了数职，他向蒋介石提出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在《蒋介石年谱》中有明确的记载。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驻扎在南昌，按说总司令部政治部也应设于此地，但由于邓演达主政湖北，所以总政治部设在武昌，于是，邓演达将总政治部分为两部分，分设于武昌、南昌两地，他让郭沫若在南昌主持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管江西方面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这表明他对于郭沫若是非常器重的。
被派驻于南昌的郭沫若直接在蒋介石手下工作，蒋介石应该也是很欣赏他的才干的。郭沫若于1926年11月8日晚起程赴赣，而到这个月底之前他的工作日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录：16日，蒋介石电令郭沫若从将到南昌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中挑选人员，担任各连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14]17日，蒋介石电催郭沫若“本日订定”俘虏宣传大纲。19日晚，郭沫若应召与从前线回到南昌的蒋介石谈话，所谈之事为在总司令部或总政治部应该设立经济科，“以调查占领区域一切经济状况而建设之”[15]。26日，郭沫若参加了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行营召开的政治、经济、党务联席会议，讨论江西政治、经济、党务方面的问题及提案。可见前几天蒋与他的那次谈话，是在征询他对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政治部受命起草“文官考试”“惩吏条例”等有关吏治的条例，并指导江西党务工作[16]。29日，在总司令部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中，蒋介石发表演说，郭沫若做政治报告。[17]也是在这个月，蒋许诺给郭沫若每个月加发两百元津贴。不久，蒋的夫人陈洁如来到南昌，蒋特别将陈洁如介绍给郭沫若，几次让郭沫若请陈到政治部去玩。[18]1927年2月，郭沫若与张群、陈公博、陈立夫等在总司令部就任“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职[19]，蒋介石又私下任命郭沫若做他的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
从这样一些历史细节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蒋介石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他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希望郭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在外人眼中，这一时期蒋郭之间似乎也具有了这样的关系。当然，蒋介石这时倒不是在与中共争夺人才，他一方面是在培植自己的亲信，另一方面是与武汉方面（后来则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势力争夺人才。
然而，事与愿违，郭沫若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对国民革命有自己的认识，也就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蒋介石共事，使他一步步看清了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本质。1927年3月下旬，他致信邓演达，表明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坚决站在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一边。3月31日，他开始起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此文公开表示与蒋介石的决裂。在南昌的这段时间，郭沫若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愈益密切。当时在南昌有一个由李富春、林伯渠、李民治、朱克靖、朱德等人组成的中共南昌军事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中共在驻南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的工作。这个军事委员会对郭沫若不保密，讨论什么事情，李民治还会向郭沫若征求意见并向他报告会议内容，郭沫若也常就工作征询军委会的意见，如蒋介石给他加发津贴一事，他就是先征得了军委会的意见才予以接受的。
与蒋介石决裂，显然是使共产党人对于郭沫若给予了特别重视的一个缘由。1927年3月30日，周恩来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在民众方面，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郭沫若因被委派去上海主持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而于4月14日到上海，周恩来面见了他，特别听取了他对于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等情况的介绍及建议。之后，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在江西、沪、宁等地叛变革命的行径，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20]当宁汉合流以后，共产党人在筹划南昌起义的时候，更把郭沫若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推举郭沫若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大概周恩来当时也不会想到，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按照这样一种预设的方式发展下去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策划和领导的，但从策略上考虑，起义时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所以起义之时，即召开了一次国民党部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革命，选举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1]这个委员会的核心机构是一个主要由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七人主席团，郭沫若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另外六名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恽代英。[22]与他们相比，郭沫若无论在政治经历还是军旅生涯方面都是资历最浅的，可见，此时中共已经非常看中他了，但也仍然是视其为国民党左派（起义军军力的主体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部队，郭沫若则是第二方面军的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是在8月4日晚赶到南昌的，起义部队已经准备南下。在革命委员会的七人主席团中，宋庆龄、邓演达早已在国外，并未参与起义之事，张发奎不但未加入起义，而且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谭平山、恽代英则具有国共两党的双重政治身份，那么实际上，以国民党人身份参加了起义及南下行动的，只有郭沫若、贺龙二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共产党人要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了。所以，当郭沫若随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时，他由周恩来、李民治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党员。
从此时开始，郭沫若的政治生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北伐初期以后，郭沫若的政治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脉络：作为一个国民党左派，郭沫若从蒋介石的行径中逐渐看出了其反革命的本质而与之决裂，并被开除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则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共产党。
提出入党申请了吗？
郭沫若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经过，在他自1926年3月到1927年8月之间的政治经历中，我们已经可以做出比较清晰和完整的历史描述，但是一些细节问题仍然有待相关史料的发掘、考订，方可做出判断，譬如，他是否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的问题。
迄今为止，有两篇回忆性史料记载了郭沫若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的史事，一为徐彬如所写的《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8月出版。书中与郭沫若相关的广州时期的事情，曾以《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的经历》为题，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一为朱其华所著《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5月出版）。他们分别记述了郭沫若在1926年、1927年提出过入党申请的事情。
徐彬如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他在《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是这样写的：“郭沫若此时积极要求入党，并写了申请书交给中大总支，经总支讨论，同意郭的申请。学生运动委员会对郭的入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认为郭还需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段时间。总支和学委会的意见由毕磊汇报给粤区区委，陈延年同意我们的意见，恽代英提出最好让郭到军队去，或到黄埔军校锻炼一个时期。陈延年让毕磊将区委的意见转告郭沫若，又派恽代英代表区委正式找他谈一次话，郭沫若当即表示完全接受组织意见，并要求尽快派他到军队中去。正好北伐军要成立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委派邓演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恽代英通过组织手续安排郭沫若去邓演达处任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徐彬如这段文字没有标明具体时间，是叙述到“1926年初”时写下的。郭沫若于1926年3月23日到达广州，7月随北伐军出征，那么徐彬如所记郭沫若提出入党申请的时间，可以推断一个大致的范围。应该说，徐彬如的这段回忆文字，将郭沫若提出入党申请的过程描述得非常详细了。
朱其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也是北伐的亲历者，他在作于1932年的《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中写到了郭沫若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书中写道：“在广昌，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同时解决了加入CP的问题……郭沫若去年在南昌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时代就要求加入CP，但直到此次到广昌以后，才正式通过。”这即是说，郭沫若于1926年11月至12月间在南昌（郭沫若于11月8日赴南昌就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提出过入党申请。
这两则史料的回忆者，都是相关历史的参与者，所以他们记述的史事一直被视为信史。郭沫若先后两次提出入党申请，均已被记入目前他的年谱资料中，也为许多他的传记所援用。然而，在对郭沫若1926年至1927年间的政治经历重新进行描述后，我感到对于这两个历史细节——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细节，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考订，才能确定其历史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事实上，仔细阅读分析一下这两篇回忆史料的内容，其中存在有明显的舛误。
“郭沫若此时积极要求入党，并写了申请书交给中大总支”。实际上郭沫若在广州那段时间，中山大学还处在筹备阶段，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亦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虽然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广东大学，但那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国民党按照培养干部的办校原则而建立的一所“党化”的大学，它自1926年暑假起才挂牌招生，那时郭沫若已经随北伐军出征了，显然不会存在他与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发生过关系的事情。当然，徐彬如在这里所说的“中大”，也可能是一个便宜的称谓，实际上包括了广东大学的阶段。但是接下去所说的，郭沫若进入北伐军政治部是由“恽代英通过组织手续安排”的，则肯定为误说。郭沫若当时已经是国民党员，广东大学亦有国民党特别党部，他怎么可能经过中共的“组织手续安排”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呢！还有一点也需要指出，即所谓“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称谓是错的，那是抗战以后的名称。北伐时期政治部的准确称谓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隶属于总司令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1928年2月才成立的。
一方面是对于一个历史细节能做出详细的记述，另一方面却又在叙述中存在有许多绝非细枝末节的疏误，当然会让我们对其所述内容的准确与否持有疑问。也许我们还不好因此而否定那个历史细节的存在，但至少我们不应该仅以此孤证作为叙述历史的史料。在能为其找到佐证之前，关于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期间提出过入党申请一事，应以存疑为好。
相比于徐彬如以亲历者的身份所言，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写到郭沫若1926年在南昌时提出过入党申请一事，有点像是道听途说。因为该书所记为发生在1927年内的事情，关于郭沫若曾在年前提出入党申请之事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任何说明和交代。从研究的角度说，对于关乎郭沫若生平如此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仅以一句没有来龙去脉的文字为史料而做出判断，是失之严谨的，朱其华所记是否属实，尚须考证。
《一九二七年底回忆》写于1932年，这个时间距书中所述之事只过了几年，比郭沫若撰写《北伐途次》的时间还要略早，朱其华又是书中所记之事的亲历者，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很轻易地将书中所记视为可靠的史料。然而，关于朱其华其人、其书，却是我们在判断该书的内容是否完全真实可信时，首先需要了解的。朱其华在1929年即脱党，该书的撰写在此之后，那么在撰写的过程中，这一政治身份的变化，就有可能影响到他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判断和评价。事实上正是如此。仅就该书中记述到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也包括郭沫若、贺龙等人，及与他们相关的一些事情来看，作者在行文中明显地带上了主观臧否或个人的好恶，甚至用恶意中伤的文字进行描述。所以，对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书所记录的史事，应该进行充分的考证，才好确认其历史真实性。
朱其华并不直接与郭沫若共事，他是随广州国民政府北迁在南昌工作了几个月时间，所以关于郭沫若与中共的关系，恐怕只能是“听说”而已。其实，能够了解在南昌期间郭沫若与中共的关系，并且留下回忆文字的是李一氓（当时叫李民治）。郭沫若在南昌主持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李民治任主任秘书，为他的助手。在《李一氓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特别记述到中共在南昌的党的工作：“这个时期江西基本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只是处于戒备状态。党中央为了统一南昌部队党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南昌军委，李富春为书记，成员有林伯渠、朱克靖和我。但有时朱、林不在南昌，开会时就由党员的政治部秘书出席。后来朱德任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局长时，他也参加了这个军委。因为没有军事行动，部队就处于一个半平时状态。所以在军委来讲，也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开会的时间不多，每个月大概一次，都在晚上。成立南昌军委这件事对郭沫若也不保密。我去开会前，总是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回来以后，除必须保密的以外，我也向他简单地报告讨论内容。譬如蒋介石突然开条子，要给郭沫若每个月发两百元津贴，就是他提出来，征求党的意见，要不要接受。军委讨论过后，认为他可以接受，就由我转达了讨论的意见。”[23]
李一氓的回忆录虽然写于晚年，但是作为真正的当事者，他的回忆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像这一段文字写到郭沫若与南昌军委的关系，实际上反映的也就是作为国民党党员的郭沫若当时与中共的关系。然而，李一氓特别写到郭沫若与南昌军委的关系，却没有说起有郭沫若提出入党申请之事，这是不是表明在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当然，回忆者没有忆及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李一氓在写到几个月后郭沫若入党的具体过程时写下的另一段文字，其实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写道：“在瑞金的时候，周恩来同我商量，要介绍郭沫若入党。究竟是郭沫若提出在先，还是组织上要他入党在先，现在无从说起。我看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时对郭沫若来讲，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4]即使不说这段文字有无言外之意，一件直接当事者亦认为“无从说起”的事情，是不能作为史事就予以认定的，所以朱其华所言不足为信。
客观完整地记录历史
从郭沫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来看他从1926年到1927年，即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与目下许多他的传记、年谱的记述中所描述的那种历史文本相比，应该是有不小的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出现，除了因为援引到一些新的史料，更主要的却源自汇集了许多被忽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的补充、记述，对于回忆性的史料，尽可能地排除其包含的主观判断性的内容，以此来求得还原于真实的历史存在。
有关郭沫若大革命期间经历的史料并不多，而能让我们直接做出肯定判断的史料在数量上更少，大量的史料来源于后来的回忆文章，包括郭沫若的自传也是在多年后才写出的。所以对于当时出现的人和发生过的事，如果我们不能以直接确凿的史料予以记述，相关历史资料的补充叙述就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判断，也应该尽量完整、真实地描述那一历史场景及那一历史存在状态。这比简单地认可一种判断更接近历史真实，也更具有学术价值。譬如，郭沫若在自传中写到他到广州后先去林伯渠处接洽，然后才去了广东大学，后人在实际上就把此处的林伯渠解读为共产党人林伯渠。林伯渠是共产党人不错，但此时的林伯渠也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处秘书、农民部长。作为在当时广州政坛上活动的一个政治人物，林伯渠先以农民部长，后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常常在公众活动中露面。那么，郭沫若最初与林伯渠相识、打交道，究竟是与共产党人林伯渠还是与身为国民党政要的林伯渠呢（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发生的关系）？我们或者并不能对此做出肯定的判断，那就应该把这些内容完整地、真实地记录在与郭沫若相关的历史情节中，否则，历史反而被模糊了。
涉及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经历的史料，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回忆文章。今天回看这些资料，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郭沫若研究再做思考，即当时的许多回忆文章，或多或少都因为时代的政治背景而在对历史资料的叙述中，无形地具有了某种倾向性。它们以郭沫若去世后对于他在政治上所做的盖棺论定的评价，来框定出一个叙述他人生行旅的政治脉络。于是，一些历史细节被夸大了，另一些历史细节被忽略或抹掉了，甚至还有主观推定出来的历史情节。
李一氓关于郭沫若入党经过的那一段文字其实颇耐人寻味，其值得寻味之处有二：其一，提出了是郭沫若主动要求入党，还是组织上要发展他入党的问题。如果说在瑞金郭沫若没有主动提出申请，那么此前他的两次申请（在广东大学时、在南昌）应该并不存在一个有效期的问题。而且，至少半年多前在南昌提出的那一次，李一氓应该是知道的，假使有过此事的话。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所谓郭沫若提出入党申请的事情，是有待直接的史料予以证实才能确认的史实。其二，提出“时机”成熟的问题。这“时机”如果仅仅针对郭沫若个人而言，应该指的是他具备了条件，却不是什么时机。那么，主要的应该是针对组织而言。它的含义是：周恩来认为（当然是作为党组织的意见），南昌起义的行动进行到此时，郭沫若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身份不再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此，应该将已经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郭沫若发展为中共党员。
李一氓应该是了解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状态的，也了解关于大革命时期郭沫若与中共关系的那些说法，但作为基本上见证了这一关系发展经过的当事者，他的回忆文字既没有轻易否定什么，也不做无史料依据的认可，它们是审慎的、客观的。当然，他是历史的亲历者，而我们这些从史料中去了解历史的研究者们，就需要对过目的史料做出考辨。
郭沫若生平的史料，我们所能找到和拥有的，当然是越多、越充分越好，但肯定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难以穷尽的。所以，问题的关键还不完全在于我们是不是记录了郭沫若生平所有的史料（即使我们现在做出一部郭沫若的年谱长编，也还会不断有新的史料需要补充进去），而首先在于，我们是不是能以真正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去发掘史料、考察史料，去分析已经拥有的史料，并且恰当地运用这些史料。如果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一个预设的倾向性，那么势必在发掘、考察、分析、运用史料的时候出现偏颇，对一些相关的史料没有应有的注意，在同一史料中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掺入了主观推断的内容。为什么关于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的关系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1] 《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1926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2] 1926年4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
[3] 《国民政府公报1925年第1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
[4] 《国立广东大学概览》1926年5月。
[5] 发表于1927年5月23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的《脱离蒋介石以后》一文是这样写的：“说我投机呢，我的确是个投机派；我是去年五月中旬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介绍我入党的还是我们褚公民谊。”
[6] 《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
[7] 见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8] 《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9] 1926年5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
[10] 《广大特别党部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党务月报》1926年第2期。
[11] 《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盛》，1926年5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12] 据1926年6月2日、4日、9日《广州民国日报》。
[13]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1926年6月《广州民国日报》。
[1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16] 1926年12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
[17] 《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
[18]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19] 1927年3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1]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1927年8月1日），《新国家》1927年12月1日第1卷第12号。
[2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1927年8月2日），1927年8月2日、3日江西《工商报》。
[23]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24]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