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从文献史料中寻找历史的真实

“郭沫若有三个生日”，这既不是无缘由的推断，也非故弄玄虚，三个生辰日期都是郭沫若先后亲笔记下的。

如果说记述郭沫若生平活动的第一则史实，即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并且还没有被郭沫若研究所提及，也没有做出说明，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需要回顾考察一下郭沫若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的历史与现状。

郭沫若研究如果从对《女神》的评论和研究算起，已经有九十余年历史了。但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形成，是从郭沫若去世以后至今的三十余年间。对于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则基本上是伴随着这一学术领域形成的进程而进行的。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这一学术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基础性建设。

回顾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今，有关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及出版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如果从时间上划分，大致以90年代初为界，或者更精细一点划在1992年。这一年是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郭沫若研究界有许多学术活动，其中包括有一些文献史料成果的出版。

第一阶段，由于郭沫若研究为学术热点所在，呈一片蓬勃发展的态势，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以及出版，也同样呈兴旺发达之势。其间，既有机构、单位（郭沫若著作编委会、上海图书馆、乐山文管所……）有组织、成系统地开展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研究、出版工作，也有许多学人有志于此，涉足于此，专注于此。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场面，而且有大量的成果问世。

《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成都图书馆，1980年）；《郭沫若著译书目》（萧斌如、邵华编，1980年初版，1989年增订版）；《英诗译稿》（1981年）；《樱花书简》（唐明中、黄高斌编注，1981年）；《郭沫若书简——致容庚》（曾宪通编注，1981年）；《三叶集》（上海书店，1982年）；《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1982年）；《郭沫若少年诗稿》（乐山文管所编，1982年）；《郭沫若秘密归国资料选》（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抗战文艺研究室编，1984年）；《郭沫若佚文集》（王锦厚、伍加伦、萧斌如编，1988年）；《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王训昭、卢正言等编，1986年）；《创造社资料》（饶鸿兢、陈颂声等编，1985年）；《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1992年增订版）；《郭沫若书信集》（黄淳浩编，1992年）；《郭沫若全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其中历史编、文学编至1992年已出版，考古编也在进行最后部分的工作）……这些文献资料，有很多是多卷本大部头的成果。

除此之外，大量的资料、回忆文章等刊载于各种刊物上，特别是与郭沫若研究直接有关的一些刊物，如《四川大学学报丛刊·郭沫若研究专刊》《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学刊》等，或辟有文献史料栏目，或以有关郭沫若的资料作为每期刊物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一度专门设有“郭沫若研究”栏目，辑录郭沫若研究（当然包括文献史料）的文章、索引。

这一阶段文献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可以说基本上建立起了截至目前，郭沫若研究所凭借的学术资料库。

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初以后，随着郭沫若研究逐渐沉寂下来，乃至在学术领域遭冷遇，有关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沉寂下来。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从一开始，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郭沫若研究界可能觉得有关郭沫若的文献史料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郭沫若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基本上衍化为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有组织或成系统地（包括学者个人所做的项目）进行并完成的课题及成果，屈指可数。可以罗列出来的，诸如：《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乐山师专、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1993年）；《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马良春、伊藤虎丸主编，1997年）；《郭沫若留日十年》（武继平著，2001年）；《〈女神〉及佚诗》（蔡震编注，2008年）等，仅此而已。见之于报刊的资料性文章数量很少，而且多散佚在各处，甚至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

在这一阶段，郭沫若研究界中专门从事文献史料收集整理，或是把主要学术精力用于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种状况大致延续至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只是近五六年以来情况方有改观。一些研究者从郭沫若研究的进展中意识到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一些基础性的、系统性的收集整理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大型课题得以立项，并带动文献史料工作深入开展。

根据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前这一工作的总体状况及现有文献史料的情况，可以得到两点基本认识。

其一，尽管在第一个阶段，学术界对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建立起很好的基础，但是，对郭沫若生平基本史料、原初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特别是从成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的角度来看，还远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可以称之为完善或完整的阶段。所以，关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动，无论从地域空间上说还是从时间段上说，都存在历史的空白之处，存在资料上的盲点，已有的史料也往往失之零乱，并不完整。事实上，我们对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动尚不能做出全面的、完整的历史描述。

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学术论著及其他文章著述中有大量的佚文、佚诗是有待整理的，甚至有待寻找和发掘，这其中也包括与创作、撰写及发表、出版相关的资料需要查考、收集。郭沫若著作、译作的版本情况和版本变化包含很复杂的历史内容，除少数如《女神》等几种作品的版本汇校外，大量的版本情况和变化还没有被疏理、考订。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十年，后又有近十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度过，前后二十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同时，这又是他一生中两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行旅。但就如此重要和丰富的历史时光而言，我们所能了解和掌握的历史信息实在是太少了。

郭沫若的书信、他的人际交往关系及他所参加或置身其中的各种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凡此种种，其中都包含了太多缺失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空白点。

可以说，在郭沫若生平活动的许多时候和许多方面，我们连最基本的情况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其二，在现有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存在不少失实失误的情况，并且这一问题尚未被研究者充分意识到，从而进行考辨补正的工作。

基本文献史料的匮乏、缺失，涉及的是未曾被发掘或整理的资料，一旦进入学术视野，理当会引起重视。但现有文献史料存在舛误，却意味着郭沫若研究一直认可并沿用着的一些资料存在问题，而且它们已经在郭沫若研究中产生了影响。如何发现这些失实失误的问题，是需要专门予以学术关注和考察的。

郭沫若文学作品的创作、学术论著的撰写，及其发表出版的历史信息记录中存在疏误的情况，不是个例。诗作《十里松原四首》《题〈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创作时间的记录都有误，而前者四首诗源出何处，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其实是需要进行考证的。在郭沫若著译系年及其年谱中，都把他为《甲骨文辨证》所写的序文记述为以日文发表，后由金祖同译为中文。事实是，该序文的中文本与日文本是同时发表的，且中文本为原稿手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研究的重要开始，研究其史学著述活动，也多从对该书的考察开始。然而，该书究竟完稿于何时（包括正论部分后陆续撰写的多篇补遗）？该书初版、再版、三版几个版次究竟是何时出版的？几个版次在内容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情况的记述多有失实失误之处。

《樱花书简》收录的六十余封家书，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批史料，1981年即已整理出版，前几年在日本也有日文译本出版，可是其中有许多封信函（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一）的书写时间是误断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是他流亡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批书信资料，也存在书写时间断错的问题，还有把他人写给郭沫若的诗误断作其书简的情况。

殷尘著有《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书中记述了郭沫若1937年秘密归国的过程，该书是被研究者视为历史资料的，所以目前郭沫若年谱对那一时间段郭沫若行迹活动的记述，即以其为主要依据，但是该书存在明显的史误。其实，郭沫若自己撰写的传记著述，如《创造十年》《抗战回忆录》（《洪波曲》）等，其中也存在一些疏误。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能一一罗列，只能将不同类型文献史料中存在疏误的问题列举一二。但是以上所举之例，涉及的都是关于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基本史料，可想而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么让人忧虑了。首先，许多基本史实疏误的存在，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现有的郭沫若传记、年谱，实际上存在许多失实或错误之处。其次，一些基本史实的疏误会影响到一个学术判断是否准确，甚至是否成立，譬如《十里松原四首》，该组诗篇的内容是人们常常用来解读郭沫若留学时期的思想历程，及某个时段精神心态的“证据”，但如果其创作的时间并非目前所标示的，那么已有的学术论断至少是要做出相应修正的。

现有史料中存在失实失误的另一种情况更为复杂，也更加难以判断，当然也就几乎未被意识到。这主要是指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回忆文章中所披露的各种史料。

从郭沫若去世一直持续到整个80年代，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他生平活动的回忆文章，其中大多是由亲历者撰写的，它们成为郭沫若研究学术资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检识这些回忆文章中可作为史料部分的内容，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即许多明显带有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实际上造成了历史记忆失实的情况。

在这段时期的不少回忆文章中，对历史资料的叙述，无形地具有某种倾向性，也就是说掺杂了属于史料提供（回忆）者主观判断的内容。他们以郭沫若辞世后对于他一生在政治上盖棺论定的评价为出发点，框定出一个叙述其人生行旅的政治脉络。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历史情节被忽略了，另一些历史情节则被放大，或者加入回忆者解读出的内容。这并非有意对历史作伪，但其中非历史的因素势必导致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的失实、失误，无形中模糊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对于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历，以及他在这段经历中与国共两党如何发生了政治关系的历史描述，就是典型的一例。

现有郭沫若文献史料存在史误，当然有各种成因，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也没有必要再去寻其究竟。对于郭沫若研究来说，尴尬之处，或者说问题的难点在于，多年以来，研究者们在使用那些存有疏误的史料时从未疑其有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摆脱这种尴尬境地，改变这种状况。

郭沫若研究如何在学术视野的广度上和学术思考的深度上有所拓展，是一个多年来不断重复的话题。但无论怎样说，文献史料的收集都是需要格外给予关注的方面。因为它在不断地寻找和揭示那些我们知之有限，还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由文献史料所书写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真实。这一寻找过程，一定会给郭沫若研究带来新的、更大的学术空间。

本书正文从两个方面对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进行疏理：一是关于缺失文献史料的发掘、钩沉、整理、考释；二是对现有生平史料中存在疏漏、舛误的考辨、订正。每一问题或一则史料单独成篇，按照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几个方面归类，分为“史迹”“著述”“交往”“书信”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