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新一轮流感病毒不期而来，死亡的病例，让“白肺”“奥司他韦”这些重症医学专业里的词汇为普通人所知，让我的思绪，飘回到10年前……

那是2009年，中国南方一个城市，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远离市区的烈性传染病重症监护隔离病区里，准备接收第一位甲型流感（H₁N₁）病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我是ICU医生罗震中。冬天早晨开车去城南路“那个地方”，那个简易房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我的开车技术不好，空间距离感不好，眼睛余光看着两边的隔离护栏都有点怕，车子无可救药地会走S路，开在两道的中间。好在那是一条出城的路，车流并不繁忙。路过斜西街的时候，时间还早，著名的斜西街烧卖店门口还没有排起队来，于是顺路打包了三盒烧卖——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连早饭都买不到。

从城南路，穿过环城路，二环以外下一个坡，就是那幢简易的平房。矮矮的一层，蓝色的屋顶，像工地上供工人临时居住的宿舍，躲在城南卫生院后面的围墙里，极不起眼。西面靠着运河的河湾和城外的一大片荒地。大门开在围墙后面，既无门牌，也无标识。若不是刻意去找，这个房子隐蔽在周围的环境中，会让人以为是工厂的库房。

“哇，你来了。救兵啊！”方宇开了铁门，到门口来欢迎我。他穿着监护室的蓝色刷手服，监护室的蓝色工作拖鞋，裹着白色的棉大衣。呼啸的西北风里，一呼一吸间都是白色的水汽，在这个破旧的简易房子门前，看上去怪里怪气的。

“吃的来了。”他饿死鬼般从我手里接过热气腾腾的烧卖，头发乱翘，胡子茬发青，一副值了班没有梳洗的鬼样子。我们俩混在一起当医生好多年了，累得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丑样子都见过，早就没有男女之分。

方宇打开饭盒，夹起烧卖就往嘴里扔，空气里立刻弥漫起肉香混合南湖香醋的味道。房间里的空调温度不高，他拎起冰冷的矿泉水就灌下去，看来热水都没地方去弄。

空房间里只有一个破旧的桌子，他坐在办公室唯一的一个凳子上，一个监控中央屏孤零零地竖在中间，屏幕上有一格监控图像，显示了病房里唯一一个病人的影像。

“你看，就这些，没有什么可以交班。用无创，体温已经下来了。”方宇用一次性筷子指指图像对我说。

“条件高吗？”我环顾一下这间简陋到让人惊讶的办公室，墙面灰扑扑，天花板上是泛黄的大片陈旧水渍，窗台上有窗栏铁锈流下来的赭红色水渍，墙角的插头令人不放心地露着半截电线。

“不算高，拿下来也不是很气急。”方宇忙着填肚子，“搞定这样一个病人，对你来说，是分分钟的事情。问题是，这里什么也没有，明天接你班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一篇糊涂账。”

“这是病历。”方宇指指桌面上，一个大铁夹子夹着的几页纸，“我已经尽力了。”

医院的班车这时候吭哧吭哧地停到了小路上。司机小刘拎着两个袋子下车，站在门外，并不走进来：“接一下，有什么要带回去？”小刘和方宇打招呼，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他。

“带我回去。”方宇赶紧说，“我这个样子，昨天下午跳上救护车就接病人到这里，自己衣服都在医院里，你不带我，我可怎么回去啊！”方宇身上是监护室的蓝色刷手服，又单薄又显眼，这样子到城南路上去打车，像个怪物，冻都得冻死。

“明天，估计还是我来接你的班。今天你得搞定值班室。昨晚我裹着棉大衣睡光板床。”他指指身上的棉大衣，“今天若不搞定，你就只有光板床了。”方宇裹紧白色的棉大衣，急急忙忙跳上医院的班车，回去了。

片刻间，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我就一个人站在这个病房办公室里，接收这个未来被称为“烈性传染病定点病房”的简易房子了。

医院准备这个病房的动静，已经有些时日。我和方宇是ICU的高年资医生，一向医院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需要抽调“医疗应急抢救小组”，我们就一定是临床医疗组的成员，台风、地震、运动会、重大庆典，都是。

1个多月前，成立H₁N₁的应急抢救小组，我们也理所当然地在名单里——名字已经参加进去了，人仍然天天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查房、谈话、跑急会诊。

偶尔听到金华、杭州传来的消息，知道其他地区已经开始收治重症甲流病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昨天，忽然领导决议，这个病房开张了，由方宇去接了第一个确诊的重症病人，到这里来住院。

“哎呀，你来啦。”老许呱啦着松脆的大嗓门，略有沙哑地叫我。她刚从隔离区脱了装备出来。老许是呼吸科的护士长，医院派来负责这个定点病区的，年纪比我大一截，是所有护士长中比较年长有经验的。

她正在费力地拧氧气瓶上方的一个阀门，我帮她转了一下，阻力太大，死死的。我顺手拿起一把大起子，用杠杆原理，把阀门转松了。“啊哦，来了援兵了。”老许说，“看着换氧气瓶啊！等下就轮到你了。”她把一个比她高的满瓶氧气慢慢地斜靠着转过来，换上去。

我吐吐舌头，看着触目惊心的10个氧气瓶，就知道不好对付。铁门口的氧气站，是我这样“娇贵惯了的”医生从来没有对付过的，医院里用的是设备带，一插就可以了。中心供氧用惯了，再看氧气瓶就有点心虚。

“过来先做苦力。”老许带我进走廊东面的生活区域。这个地方弥漫着一股久无人烟的气味，混合着消毒药水冲鼻的刺激。似乎到处都有关不紧的窗缝，呜呜地漏着风，听上去怪荒凉的。

这个房子我来过一次，那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建造的目的和速度都和传说中的小汤山一模一样。一片圈定的空地，过三天之后，已经魔术般地竖起一幢平房，再三天，我们来的时候，房子已经刷白，装修好。更夸张的是门前的小路水泥未干，道旁的树都已经种好。

那一年，终究也没有收SARS病人，这个病房就一直空置在那里，围墙一拦，铁门一锁，在城外的风吹雨淋中，慢慢变成一个新的旧房子。周围约略知道来历的人，慑于SARS的影响力，都不敢随便进去。

这个当作微型小汤山的病区，就是按照烈性传染病房的防控要求来建的，缓冲区在办公室和隔离区之间，由一扇扇玻璃门隔开，西边是收治病人的隔离病房。这么规则复杂，结构特殊的建筑，全市只有这一处。

“啥也没有，就开张了。”我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治疗室、机器库房和药房，感叹一声。“我先带你熟悉功能区，规矩有点复杂。把你调过来，就是叫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呗！”老许一边示范穿隔离衣，一边对我说，“今天的药都刚从医院运来，你得帮我列清单，要东西。”

我学着她的样子穿隔离衣，戴口罩，戴手套。这些规范，近两个星期以来，医院里教了又教，培训了又培训，自然是熟悉的。

“我得到的指令是，可能马上会收上呼吸机的病人，不止一个。”老许皱皱眉头，她的消息也不太灵光，前方如火如荼的会议与这片房子距离遥远。

病人是一个年轻人，上着无创呼吸机，呼吸还算平稳。我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又看了一眼无创呼吸机的参数。这样的病人，对ICU专业的医生来说，不太重。

无创呼吸机好比是支持呼吸的一根拐杖，而我们ICU医生治疗的大多是气管插管的病人，就好比是用轮椅的，因此，撑拐杖的在ICU医生眼里真不算什么。

环顾一下房间，也就这个第一间病房约略像个病房的样子，有床边监护仪，床头柜给占了一大半，接线板很明显地吊在墙角落里。

“还好。”我对老许说，“插管箱备着没有，看这个样子，应该不用。”我拿起床头的CT片看了一眼。“在走廊上的抢救车里，应急要用的那点东西，昨天第一个备好的。”老许指给我看停在房门外的抢救车。

病人醒着，但是很淡漠，无奈地看看全副武装的我和护士长，不说话。他的呼吸并不太窘迫，可能是服下的抗病毒药奥司他韦已经见效了。被困在这样一个限制自由的病房里，由一群面目不清的人在身边日夜治疗，对一个清醒的病人来说，恐怕不会是很愉快的经历。

“现在需要习惯，没有护工哈。”老许看我是在查房的样子，顺手把墙边的接线板绕好，对我说。

我退到走廊里看了一眼。6间朝南的病房，其余5间都空着。孤零零的一张铁床放在房间的中间，连床垫都没有。只有全新的空调，很醒目地挂在墙上，明显是刚刚装上去的，地上的碎屑都还没有清理干净。

走廊的尽头，西门由铁链子锁着，一台很显眼的床边拍片机停在靠西的位置上，也不知道它已经在那里待了多久。朝北的6间病房都关着门，里面似乎堆了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间病房，免得临时收病人了，东西都找不到，对吧？”这个荒凉空荡得出奇的病房显然需要自己来规划，我对老许说。

“呼吸机今天会再运一个过来，要些什么特殊药品，你筹划一下，给我拉个清单。”老许和我合力把一个床头柜从库房里搬出来，放在第二间病房的床边。库房里有堆得山一样高的床垫，用塑料布蒙着。

“护士长，这个治疗你和我对一下。”今天刚来接班的护士双双从治疗室伸出头来叫老许。双双手里一瓶盐水，一页治疗单，她身后的“治疗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旧桌子。

“大家都习惯一下啊。我先给你们订饭，昨天少订了一份中饭，就有人没得吃了。”老许拿出电话，给食堂订餐。

我们的医院，大本营远在3公里外，每天3次的固定班车，附近没有人烟，是货真价实的荒郊野外。

“喂，你和护士长需要加快进度。”叶深打来电话。他离开重症监护室，去当医院的医务科长才几个月，就遇到了甲流这么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最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

“已经又有病人了吗？”我从墙角捞起一张瓦楞纸板，开始列清单。办公室里空空如也，写病历的纸张都还没有运到，只好先用用这些废弃的纸板。

“妇保医院有一个孕妇，高热，马上要做呼吸道的病毒检验，现在已经有点气急，看上去有点像的。”叶深说，他也是市级专家组的成员，还需要负责市内各大医院的一部分会诊。

我们市一医院辖下有本市的传染病中心，甲流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必然是由我们医院组建队伍的。昨天听说的决议是：能够转运的重症甲流病人，全部向这个病区集中。

“做完检验确诊，至少也得到前半夜，我们有半天时间准备。等你这里的消息就是了。”我看看空荡荡的病区，空房子、空柜子、空仓库。这样从无到有的准备，其实半天的时间很紧张。

我列好一张清单递给护士长：“老板娘，你打电话叫班车带来。”老许看看我列的东西，赞一声：“震中，你是个管理科的天才。”

门外的小路上，医院的大车小车一辆接一辆过来了。司机、工人从车上帮忙卸货。门口的小型工程队也来了一车，在病区的围墙内安装铁围栏，充当另外一道隔离界限。电焊烧得气味灼人。

整圈的围栏还没有装起来，门口醒目的牌子就先竖立起来了：烈性传染病区，禁止进入。这样，总算有了一点破土动工，成为病区的样子了。

“震中。”老许在门口叫我。我伸头看一看，见护士长正在和搬运的工人交涉，连忙跑出去。

“你告诉师傅，传染没有到这么远的，隔离区外面要给我们抬进去，不然我们怎么抬得动这么多东西。”老许有点气呼呼的。原来是工人师傅忌讳传染病房，不愿意进病区的大门。

“看，我们在办公室都不需要戴口罩。”我对两个离隔离区还老远就戴上蓝色口罩的工人师傅说。自己先推着个巨大的纸板箱进去。我并没有戴口罩，这样里里外外的搬运重东西，戴着口罩会闷死。况且，这里离隔离区远着呢。

“帮我们放进清洁区，其他我们自己搞定。”我指挥工人师傅。他们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会儿，也就偃旗息鼓，嘟嘟囔囔地开始动手了。

“隔离区怎么搬进去呢？”老许看着一大堆东西，继续不满。

我把需要搬进隔离区的东西排排队，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在缓冲区的门口，对老许说：“就这样子，每次进出大家都不要空手，双双在里面，有空的时候，往里搬几件，化整为零。”

双双在里面护理那个戴着无创呼吸机的病人，工作量并不大，已经把一天的输液和治疗完成了大半，正好发挥蚂蚁搬家的功能。她一手拎一个黄袋，一边向隔离区深处走，一边叫着：“重倒是不重，就是这口罩快要闷死我了。”

“双双，先分堆放着，把重要的治疗药品先理出来。”穿隔离衣太麻烦，里面有双双一个就够了，我就没有再进隔离区，在缓冲区外面当搬运工。

两只从不干重活的手，只是搬了几趟东西，就开始痛了。我连忙停下，用护手霜涂好，戴一双乳胶手套。

“震中，你真是一个管理科的天才。”老许继续赞我，转眼看着我娇贵的一双手，讪笑道：“只是这两只手，就不像干活的人。”

医院的电工、设备科，又到了一大队人。这个病区没有完全完工过，很多地方的电线都拖在外面，插口的面板都没有装。走廊的日光灯都还没有装。电工师傅攀高爬低，开始动工。

设备科的工程师过来安装监控探头。专职管理呼吸机的工程师拿了一盒子接口，来看这氧气站和设备带，和医院运来的呼吸机接口是不是匹配。鸡毛蒜皮，千头万绪的事情，同时在动工中。

外面院子里是电焊的一闪一闪，里面是冲击钻的粗轧声音，和乒乒乓乓搬家具、搬重物的声音。运货带来的泡沫、纸箱堆得小山一样。景象繁荣得像一个工地。

天色慢慢转暗，冬天的4点多，风比正午凉得多。大车小车一辆辆回去，院子里慢慢沉寂下来。

被人声惊吓后沉寂了半晌的鸟，在荒草间“哇，哇”地高叫，嗓音粗轧，起承转合，像在聊天。

“好累，好累。”护士长的嘹亮嗓门在走廊里响了一天，要东，要西，现在比早上沙哑了很多。一屁股坐在休息室的床上发愣。

“你可以回去了。”我说。上前半夜的护士是ICU的燕子。双双戴了一天的口罩，小脸上留了印子，红红的一个圈，看上去很好玩。她和老许一样筋疲力尽地拖着步子，去开电瓶车。“搬运工累死了，我要回去睡觉。”双双把脑袋埋进毛茸茸的帽子里，双眼红红的，小姑娘确实是累了。

“嗨，第二个病人马上从妇保医院过来，你这里怎么样？”夜色像幕布逐渐降临，人声渐寂，离开不甚繁华的环城路还有段距离，周围一片寂静，显得病房无创呼吸机的滴滴声格外突出。

叶深的电话来了。这段时间他坐卧不宁，8点多了还在妇保医院医疗讨论，这会儿应该是呼吸道病毒监测出结果了，果然是阳性的。他在那边调度转运。

“现在上着无创呼吸机吗？”我到隔离区里看了一下病房的位置。柴工这家伙干活真够呛，探头装好了1病房和4病房，中间两间还没有搞定，墙面上吊着线，地上一地碎屑。梯子都在2病房架着，看样子明天还得继续。我只好先用4病房。

房间空荡荡的，铁床上铺了床垫，床头有旧的床头柜。准备起来应该不算费事。燕子打开房间里的空调，预热起来。

“有可能需要，有点气急，CT上正在快速进展。如果还有无创呼吸机的话先备着。”叶深说得模棱两可，听这意思不算太重。

机器库房里只有一台德尔格呼吸机了，孤零零像熊一样蹲在那里。白天老许已经把管道全部装好。我和燕子一起把它拖过来，放到床边，接好电源气源。

德尔格不是无创呼吸机。现在已经晚上8点了，这个时间打电话，叫医院专车送无创呼吸机来，估计得要大动干戈，把司机、护士长、工程师全部从家里叫出来。不过对于我来说，德尔格用作无创机也没有什么难度，模式上选好就可以，这机器的同步性能非常好，临时用作无创机有点大材小用了。等明天再想办法换。

我和燕子一起铺被子，铺床，连监护仪。入夜之后，附近除了西北风的呼啸声外，只有住在荒郊野外林子里的大鸟偶尔“哇，哇，哇”长啸几声，有时带着回音。没有人声，没有车声。

“我去开西门。”我拿了一大串钥匙到走廊的西头，去开隔离区收治病人通道的铁门。

这个简易房子的外形虽然像个工棚，内里的格式却是按照烈性传染病的隔离要求建造的，西门是病人入口。西门的围墙外，紧靠着运河的河湾，大片平缓的水域隔开了附近的道路和房屋。

当初，选址的时候，听说专家们也对周围的环境都谨慎地考虑过，此处人烟稀少，运转起来不容易引起居民的恐慌。

我把病房的走廊的灯全部开起来，可能是病房经过的风霜不少，即使开了灯，看上去还是昏暗得很。铁锈的西门在收住第一个病人的时候开过，尽管这样，我“哐啷哐啷”打开链子的时候，长久不用的铁门还是掉下很多锈蚀的碎屑。

救护车到路口就关了警报声，无声地穿过小路，停在西侧的尽头的病人通道口。我和燕子穿好全套隔离装备，到车上去看新来的病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孕妇，肚子并不很大，看上去也就5个月大小，穿着红色睡衣，脸上戴着淡绿色的储氧面罩。她坐在椅子上，可见病情并不太严重。

“你能走吗？”燕子问她，本来我们是准备好来抬担架的。她点点头，自己站起来，在我们的搀扶下慢慢下车，走进病房里。我和燕子一左一右扶着她，手里还拎着小氧气瓶、转运监护仪等一大堆装备。

叶深的车停在小路东面生活区的门口。按规矩，没有穿隔离装备的他，得从洁净通道的东门进来。

她坐到床上，燕子马上给她接好氧气，我发现，在短暂的活动后，她喘得很厉害，胸廓剧烈起伏着，额头有细小的汗珠冒出来。

燕子立刻给她夹上氧饱和度指夹，90%的数字跳出来。勉强及格。短短几步路的体力消耗，已经让她受不了了。

“很累？闷不闷？”我问她。这是一个脸庞白皙的女生，圆圆的苹果脸还带着一点婴儿肥。我把床摇成45度，让她靠起来，这样略隆起的肚子对呼吸的影响会比较小。

她点点头，额头触手滚烫，体温不低。

我把德尔格呼吸机开起来。她看了一眼，略有点紧张地问：“这是什么？”

“戴一下，试试看，会好过一点。”无创面罩轻轻合在她的脸上。德尔格呼吸机到底是德国人产的高档呼吸机，当无创呼吸机用，同步性也非常好。她略微惊诧了一下，感觉了一下，没有太大的不舒服，几个呼吸的起伏之后，胸廓急剧的起伏略微缓和。她的神情也放松下来，任由我和燕子合力七手八脚给她固定好无创面罩。

监护仪的显示数字上，经皮氧饱和度上升到98%。她的呼吸慢了下来，像跑步结束以后慢慢缓和过来的样子。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好受一点？”

她点点头，放松地靠下来，自己把枕头垫垫舒适，窝在床上。

“今天的奥司他韦刚转运之前已经吃过，估计体温下来会出很多汗，给她多喝点水。晚上就不输液了。”用听诊器听了一下肺部的情况，我告诉燕子。她在出汗，我的手套上湿了一片。戴着乳胶手套查体很不方便，触觉变得不灵敏。

径直脱了隔离装备去办公室，病人的病历和CT片子都由叶深开车带来。

“这是病历和刚才市专家组的讨论记录，你看一下。”叶深环顾一下空空的办公室。

一桌、二椅、一个破柜子，都是上了年头的办公家具，边边角角上淡蓝色的漆早就磨掉，露出光滑的木头本色。

地上搁着电热水壶。大铁夹子夹着几张手写的病历纸挂在墙上，那是1床的病历。他拿起桌上另一个夹子，把手里的新病人病历夹上。房间里的空调是新装的，在低低的嗡响中工作着。

中央监控屏可以看见新病人朱慧（化名）在病房里的状况，燕子在她身边接心电监护，跟她说着什么。监控屏上只能看到黑白图像，没有声音显示。

“还行吗？”叶深问我。

处理这类不太重的病人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知道，他想知道的不是这个。他是在问这个病房里工作的流畅度，也在问我是不是适应。

“好多体力活！物资匮乏。”这个病房前一阵子曾经收过几个轻症的疑似病人，那时候整理过一下，目前的条件还远未到可以收治危重病人的程度，得好好调度。

我翻看着他带来的化验资料：“你呢？”我问他。话已出口，才发现自己的嗓音十分干涩。

已经有一阵子不在一起混，兄弟们早上查房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他，心里始终空落落的，好像缺了点重要的东西。

“忙忙碌碌，电话打的快着火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他淡淡苦笑。他这人向来不喜抱怨，也就是在这里，在寂静的、没有旁人的病房里，才会这样说，才会流露自己的无奈和厌倦。

他本是天资和勤奋兼备的人，是很出色的医生，万般无奈地放下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做行政，这种不可言说的无奈，是心头的一个伤。

“早点回去吧，这里有我在，没事的。”我回头看他。他一脸疲惫，没有半分欢愉之色。眼下这一阵子是非常时期，医院里很多人都没有上班下班之分，只要有会诊就得开工干活，和军队似的。他负责总体调度，更加没有消停的时候。

“有事打我电话。”他点点头。这是他往常的习惯，太习惯太熟悉的话，让我听着觉得心头一酸。以前，如果有疑难的病人，临走前他也会这样说。无数次无数次，他在半夜冒着风雨赶来，绝不抱怨，绝不耽搁，绝不推脱。

仿佛是一句许诺：有事随时找我，任何时候，麻烦由我来应付。若不是这百分百兑现的许诺在过去的十年里为我挡掉了太多的麻烦，我的依赖感也不会这么重。唉！

带着大钥匙串送他出东门，看见新病人的几个家属不知所措地守在东门口，在冷风里焦急地瑟缩着踱步。

“医生，拜托你。”年长的男人是病人的爸爸。浓重的烟味，阴郁的脸色，褐色的围巾挡着冰冷的风，焦虑从他周身的每一个细节透出，却仍然非常有礼。

“我是罗医生。”我看了一眼，发现没有可以谈话的地方，按规定，家属必须在距离东门几米外的围栏外等候，只是今天的围栏还没有来得及装好大门，只能姑且在东门外站着简单说两句。

冷是真冷，11月底的气温，我穿着监护室的刷手服从温暖的空调里出来，忍不住打了个激灵。

“家里人的电话已经登记在本子上，晚上手机请一直开机，有事情我会打电话来。”我简单地择要告知了一下。

如果像病房里收新病人一样告知病情，我会冻死在门口，估计转出妇保医院的时候，医生们也已经详细说明过了。在等待呼吸道病原监测的那几个小时里，妇保医院医生对家属的一轮一轮宣教、告知、再告知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而市级专家组在那边协调讨论都已经两个小时。

“如果晚上一切正常，我明早会给你们电话，需要送早饭的话，早晨再过来。”室外的低温透过单薄的刷手服沁入肌理。我摸出口袋里的小纸条，写下病区的电话，递给病人的爸爸。“这是病房电话，有可能会不接，隔离区里的医生护士会有很多操作，没人接不用急，等20分钟再打。”我仔细地关照。一个不能打通的电话会让家属恐惧，而护士不可能随时接听电话。

“好的，明早我们会过来，医生，拜托你。”从家属站的那个位置看过去，其实看不到西头病房那边的隔离区，可他们却还是依依不舍地望着隔离区内透出的灯光昏暗地落在门前的荒地上。

我锁上东门，回到温暖的病区里。恍惚中，想到当年看过的SARS的资料。在小汤山，危重的病人就是这样被送进隔离区的。如果病情越来越重，终至不能回头，限于烈性传染病的防控原则，就永不能再见亲人。烈性传染病的残酷，我之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而如今，我不得不去想，这样的场景，我会去面对吗？一颗见惯生死的坚硬的心，不禁寒战了一下。

温差太大，我在25摄氏度的办公室里狂打喷嚏。这次准备启动病区、抽调人员的时候，医院给我们打过流感疫苗。

我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不是H₁N₁的疫苗，这个病毒才开始泛滥，没有可能这么快生产出疫苗来，这是不需要查证就知道的事实。

可能是H₃的流感疫苗。从几个月前起，流感这两个字已经成为非常触痛神经的字眼，在遥远的南方，流感流行以后，流感疫苗的抢手程度令人惊讶，医院里只有抽调前线的队员才有配额注射。就连八角茴香的身价都已经翻了快10倍。

按我以往不拘小节的个性，会拒绝注射，满不在乎地让给旁人。但是这次ICU抽的人最多，名单里以我的年资最高。我打不打就具有了一点象征性。为了遮掉一点锋芒和棱角，我什么也没说，打掉算数。

旁人就没有这么多计较，特殊的配额针剂，当然是好东西。设备科的工程师们还颇为羡慕：“我们也要进病房的，我能不能也打一针？”

“口罩戴结实点得了，医院一共才配给30针，急诊、呼吸科的医生都还没有轮到呢。”负责打针的护士长不耐烦地说。

急诊科、发热门诊、呼吸科，每天都在接诊大量的发热感冒病人。

本省重症流感死亡病人已经在新闻中有报道。药店里，质量略好一点的口罩已经脱销；有清凉泻火功能的中成药全部炙手可热。食醋熏蒸这种消毒手段在各个学校里用得很普遍，搞得连本地南湖香醋都涨价了。

夜色把这个封闭的病房和世界隔绝开来，只剩下我们四个人。

我，燕子，两个病人。

两个上无创呼吸机的病人，对于我这样高年资的ICU专科医生来说，工作量并不大。片刻就搞定了病历和医嘱。

我很警觉地检查了一遍仅有10个氧气瓶的氧气站，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封闭病房，我们用手机铃声来提醒自己检查氧气消耗量。

又到隔离区内找了一遍抢救车、气管插管箱等抢救用品。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两个值班足矣，工作压力并不大。但是我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病房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能快速调动的援兵。

一旦需要抢救病人，两双手是远远不够的。

医院的ICU内重病人如果需要抢救，护士医生都会自动补位，过来三四个人帮忙抽药，心肺复苏，按压人工皮囊。

几个有经验的医生护士可以立刻同时开动，院内的呼叫系统还可以在5分钟内叫总值班到场协作，一起帮忙。人多手多，自然成功率就高。

但是在这里，一旦危机来临，只有我们两个人。医院远在3公里外，援兵至少要20分钟才能到场。

而且，穿上了整套隔离装备，就感觉人的灵活性明显下降，戴了N95口罩和防护镜，想要气管插管，就不是这么容易了。触觉都不灵敏了，何况这眼镜片，太容易起雾。

我不缺技能，不缺经验，但是缺帮手。眼下，这个深夜，也只能未雨绸缪，先策划一下，在心里演练一下，怎么样才能最快。

我到两间病房里看了一下。一病房的病人已经睡着了，戴了几天无创呼吸机的他已经很习惯，自己懂得把面罩卸下来咳咳痰，喝口水。白天我每隔几个小时就看他一下，每次都觉得他情绪很淡漠。肺部的情况其实好得很快，可能再过一两天就无须再戴无创呼吸机了。

新来的朱慧（化名）明显累了，呼吸平缓下来，监护仪上显示的指标也不错。这奥司他韦治疗H₁N₁病毒的确是高效，第一剂才吃了几个小时，汗出了很多，睡衣有点潮腻，体温应该是降下来了。她蒙蒙眬眬没有完全睡着，看见我在床边，伸手拉住我的衣服。

“不用紧张，我们都在。”我摸了摸她的圆脸。一个女生，半夜隔离在单独的房间里，和我这样裹着严严实实白色防护服的面目不清的人单独相处，她也是害怕的吧。

“睡觉吧。要不要帮你关灯？”我问她，她的脸上紧紧罩着无创面罩，说不出话来，无力地摇摇头。我知道她是怕的。陈旧的病房，陌生的机器，防护服包裹着的医生，还带着铁锈的窗栏、围墙——这是最像牢房的病房。

燕子正在走廊的一个小桌子上记录监护单。她也是紧张的，隔离区的中央监护仪没有装好，床边生命体征的监护参数在隔离区以外的办公室看不见，只能凭借监控探头来观察病人在病房内的状态。燕子不敢离开隔离区一步，唯恐病人万一有什么状态，来不及发现。

毕竟办公室里可以看到影像，却没有报警的笛声。如果病人窒息，晚半分钟发现和反应，可能就是一条性命。所以夜班的工作量虽然不算大，可燕子甚至连脱下隔离服去办公室喝水都没去过。

“你去睡觉吧，有事我叫你。”燕子对我说，“已经很晚了。过两个小时就得干早上的活，这里阿姨都没有，病人用的生活保障要早点做。”

“氧气瓶需要6点的时候更换，我手机设了闹钟，你不用管。”我离开前看了一下二级氧压表。两个无创呼吸机在连续消耗氧气，平日里，这都是无须操心的事，医院有专门的设备和人员管理中心供氧，但是在这个孤岛上必须要有警觉性。我和燕子都在自觉地适应着。

铁门前的小路只有不到50米长，从东头的斜坡，一直到西头的小河岸。旁边围墙内外都是大片荒地，望不到一个建筑物。有灰黑色的大鸟，在晨曦中“哇，哇，哇”叫得极其响亮，更显得附近十分冷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