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铁路公司
走出电报公司的操作室，我进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刚开始并不十分顺利。我刚过18岁生日。任何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都不可能一直生活在天真无邪的世界里。在这之前，我不曾说过或听过一个脏字。我很幸运，之前一直不知道卑鄙下流是怎样的。
起初铁路公司的办公室被临时安设在调度车间的一个角落，货运列车长、扳道工和消防员的指挥部也在这里。他们同斯科特先生和我在一个屋里办公。的确，这和我从前所习惯的环境完全不同。我仿佛一下掉进了粗人堆，我不喜欢这里。我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苦与甜的滋味。我在家里依然只感受到甜美和温馨，没有邪恶与粗俗。和伙伴们在一起时，我也感到轻松和舒服。他们都是正直的人，努力上进，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受到尊重的人。我在那时很厌恶与本性及早年教育格格不入的事情。其实与低俗人的接触也是有益的，因为按照斯科塔斯的哲学观点，这会让我对抽烟、诅咒或是说粗话感到厌恶。所以我依然感谢这段经历。
这些人并非是生性卑鄙的坏人。他们说粗话、叼烟嘴和抽鼻涕的习惯在当时比现在还要平常。铁路，这个新行业，吸引了许多跑河道运输的粗人。但他们中也有不少备受尊敬的年轻人，并且身居要职。他们对我友善。我偶尔还会听到他们的消息，有些人还健在。后来，斯科特先生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久，斯科特先生派我去阿尔图纳取当月的工资表和支票。这可是一次不平常的旅程。那时的阿尔图纳商店都还没建好，只有铁路公司修建的几座办公楼，丝毫没有大城市的样子。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公司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当时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凯恩——是我把他举荐到这儿的，后来我们几个好朋友又能一起在铁路公司共事。
罗姆贝特先生与斯科特先生完全不同。他不善交际，严厉又固执。可是当他与我说完几句话之后，便邀请我说：“你今晚必须来同我们一起喝茶。”我和罗伯特都很吃惊，小心翼翼地点了头。我到现在都把这个邀请作为莫大的殊荣。罗姆贝特夫人很热情，罗姆贝特先生向她介绍我时说：“这就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我很自豪，被这样归属到斯科特先生麾下。
这次出差我犯了一个大错，差点毁了我的前途。回匹兹堡的路上，我把工资单和支票揣在怀里，我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我的口袋很小，放不下东西。那时我很喜欢坐火车。一路上火车震动得很厉害，突然，我发现装工资单的包裹不见了！天啊，我把它弄丢了！
我深切地明白这个错误会毁了我，但隐瞒事实是没用的。我应该像“保卫尊严”一样保管好工资单和支票。我找到火车司机，告诉他包裹一定是刚才被震出去的，应该就在前面几英里处。我求他掉头去找，谢天谢地，他同意了。我一路仔细查找，终于在一条河流的岸边发现了它。我简直不敢相信，连忙跑下车去拾了起来。包裹完好无损。之后我自然是牢牢抓紧它，直到匹兹堡。火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多年后，我才敢再次提起这件事。假如包裹被甩得再远一点，就会被河水冲走，那样的话无论我怎样努力工作也无法补偿这个疏忽，而我也不会再得到上司的信任。这让我意识到，不能对年轻人太苛刻，即使他犯的是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会设想如果当初没有找到包裹，我的前途又会有怎样呢？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找到包裹的位置，每当我经过那条线路，就仿佛看见它还躺在河边。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孩子！上帝会帮助你，但是下不为例！”
很早之前，我就坚决地反对奴隶制，尽管因为太小而没有参与选举的资格，但我非常拥护1856年2月22日匹兹堡共和党的第一次全国性集会。一些共和党领袖在街上游行，反对威尔逊、黑尔及其他支持奴隶制的议员。我还专为《纽约论坛周刊》组织过近百人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并尝试写短信给大编辑贺瑞斯·格里利先生——为唤醒人们就这个重要问题行动起来，他付出了许多努力。
我的作品在这个自由而活跃的论坛上初次变成铅字，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那一期论坛我收藏了许多年。为了获得解放，必须付出发动内战这样高昂的代价，想到这里便不禁感到遗憾。然而要废除的不只是奴隶制度。松散的联邦制度和赋予各州过高的权力，难免阻碍或延迟了建立坚实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进程。南部的观念有离心倾向。如今，最高法院控制了一切，案件由律师和政界要员共同决议，这很合理。统一对各领域都是有益的。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管、公司管理等等都该被统一管理。（再读此段，是1907年7月，看起来就像是有先见之明，而今这些都已成为时下的焦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