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抗战改变了一切
第一节 “最大的问题”
正如老舍事后所回忆的，“抗战改变了一切”[149]。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突然地，个人的悲喜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所谓性灵，所谓自我，甚至所谓忧郁，所谓痛苦，所谓焦虑，转瞬之间一并解体。一切服膺于战争的需要，这在民众眼里即属天经地义的命题在具备爱国传统和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1936年，鲁迅就曾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150]。而到了“七七”之后，这显然成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一条公理。铺天盖地般的舆论是：在民族革命战争的非常时期，“我们的诗歌工作者，谁还要哼着不关痛痒的花，草，情人的诗歌的话，那不是白痴便是汉奸。”[151]“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同意这新的定义的人正在有效地发扬这工具的功能，不同意这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152]“……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些，朝坏处说，实在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着了为虎作伥的嫌疑。”[153]动不动便是“白痴”“汉奸”“为虎作伥”：这样的非此即彼、上纲上线，当置于背景下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拉开距离看时难免使人觉得过于简单和幼稚。而考察老舍在抗战时期的转向，当然不可忽略如此激切的一个舆论环境。尽管即便没有这样的环境，单从老舍自身的思想倾向、情感历程出发，抗战这一转也是势所必至。
从很早起就弥漫在老舍作品中的爱国仇日情绪——1921年，老舍在日本留学生刊物《海外新声》上发表的新诗，即有“要设法超度他们，/快快脱了军国的劫数！”的句子[154]；“九·一八”后，在这种仇日情绪的激发下，他甚至“冒险”写了《猫城记》这样的政论之作[155]，而“对国事的失望”[156]嗣后则成了贯穿山东时期的老舍创作的一大主题——在1937年7月前后适时地达到高峰，这在7月1日发表的短篇小说《杀狗》[157]中集中地得到体现。《杀狗》描绘的日军横行中华的惨淡场景十分突出地显示了老舍的将以呐喊取代昔日的惨笑的决心，小说设计的大学生庸懦无能、老拳师挺身御寇的情节和显示主人公杜亦甫的“真正有骨气的倒是那不识字的人们”的感悟更是体现了当时普遍存在于知识者群落中的一种自卑倾向。这种设计思路和思维方式是作家往日的小说散文中极其少见的，却显示了后来抗战时期创作的某些特征性倾向。因此，笔者认为《杀狗》正是老舍由山东时期的自由主义、幽默风格向抗战时期的功利主义、实用倾向过渡的转折之作。
散文《友来话北平》《三个月来的济南》《南来以前——致××兄》《这一年的笔》等详尽记述了战事初起时老舍是如何由青到济，苦闷坚持，直到决意离开的过程。从这些鲜活的记述里可以追索到老舍由山东时期迅速向抗战时期过渡的那短短4个月间（1937年7月至11月）的生存情状和心意起伏。我以为清晰理顺这4个月间老舍的一些重要行止，是考察其抗战时期的不可逾越的第一步工作，故不惮烦琐訾议，略事整理如下：
7月7日“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这一年的笔》，1938年7月7日《大公报》，《老舍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2月版。下简称《这》。）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们在青岛，正赶写《病夫》——《宇宙风》特约长篇，议定于九月中刊露。”（《南来以前——致××兄》，1938年2月15日《创导》，《老舍文集》第14卷。下简称《南》。）
7月7日至15日“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南》）
7月15日“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南》）
7月15日至25日“自十五至二十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南》）
7月底“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这》）
“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愤闷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这》）
8月1日“八月一日得小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南》）
8月13日“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南》）
“我是八月十三日到的济南。城里能逃走的人已走了许多——据说有二十万左右。”（《三个月来的济南》（连载之一），1937年12月4日《大公报》。下简称《三·一》。）
8月15日前后“《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南》）
9月15日“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南》）
9月19日“《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南》）
“而北边来了不少的流亡教师和学生。……三个月来，学生的工作只限于出些刊物，和演演戏。……戏剧，说真的，自然有它刺激与感动的功能；……刊物……不如戏剧与大鼓书之能直接打到民众的耳中了。”（《三个月来的济南》（连载之三），1937年12月6日《大公报》）
9月30日“三十日，敌军攻入山东境界，而且极快的到了德县，要逃走的人开了闸。”（《三·一》）
9月“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南》）
“我原想始终不动，安心的写文章，我的抗敌武器只有一管笔。……济南战期的报纸和刊物时常有我的文字，学生与文化界的集聚我时常出席，且有时候说些话。”（《三·一》）
10月5日“十月五日前后，全市的中小学全停了课，齐大也不敢再缓。”（《三·一》）
“八月初与十月初的两次迁逃，使济南差不多成了空城。”（《三·一》）
约同期“七七抗战以后，济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词等宣传抗战这个问题。记得，我曾和好几位热心宣传工作的青年去见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先生，向他们讨教鼓词的写法。”（《我怎样写通俗文艺》，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老舍曲艺文选》第37页）
11月15日“十一月十五日，……炸毁了黄河铁桥。铁桥一炸，济南才真成了空城。”（《三·一》）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故南来。”（《南》）
“经友人的劝告，我也卷了铺盖”，因为“日本人虽未见得认识我，可是汉奸或者不会轻易失掉这个表功买好的机会。”（《三·一》）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这是最凄凉的日子。……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八方风雨》，1946年4月4日至5月16日北平《新民报》，《老舍文集》第14卷，下简称《八》。）
“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八》）
从以上引文，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一些重要信息：
1. 战争的到来打乱了老舍的生活秩序，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
2. 放弃《病夫》的主观原因是以为“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
3. 在济南时老舍已积极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工作；
4. 并且开始将笔视作“唯一武器”；
5. 开始看到戏剧和民间文艺的宣传力量并努力学写鼓词；
6. 因担心被“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终于出走。
第二节 不归路
就是在这样的无法驱逐的极度不安焦灼和强烈的爱国心、责任心与气节意识的多重心理机制的激发之下，老舍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发生了重要转折。与此同时，所有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也都在适应着一个从相对和平状态到战争状态下的文学环境的变化过程。在这种共同经历中，老舍的转折与变异既呈现着与大多数作家的共同点，又基于他的既往经历，在文学风格和创作方法上显示出从幽默到无法幽默的特征，在文学思想上由自由主义转向功利主义。
一、无法幽默
山东时期，老舍的文学性格特征是以悲郁为内核的幽默，抗战初起时一变而为激昂慷慨明快热烈。这看似南辕北辙的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本自一种无法割舍的爱国情愫。因之，同样看来颇难于理解的从前一种倾向到后一种倾向的突然转易，也可以由这个特定的视角出发，理解为对缠绕于胸的一个问题，在两种不同情境下采取的不同解决办法而已。对进入抗战时期之后老舍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蜕》[158]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转折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蜕》对于为人物虚拟的活动环境阴城的灰暗色调的描绘与前引诸文中老舍对战事初起时的济南的沉寂气氛的体会十分贴合。可以说，这部作品记述的正是作者自己对于战事初起的动荡岁月的鲜活回忆。以之作为标本来破解老舍其人在1937年7月许至11月间的心态因而显得非常合适。）
小说以解题一节起头，描述秋日蝉蜕的情景。开篇即是：“在昆明湖的苔石上，也许是在北海上斜着身只顾绿影的古柳旁，有小小一只蝉正在蜕变。无疑的，时候是已经晚一点了，因为柳影已略略含着悲意，晚风开始透出一点警告的秋凉。蜕变似嫌太迟了些个。”“昆明湖”或“北海”无疑指代着北平。这是老舍山东时期那些幽默的或不那么幽默的作品中的人物活动的主要地域，老中国的首善之区，解剖国民性的第一视点。以此起头，证明“山东——抗战”一转的合理性：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作贯穿——姑且不论后来的有所游移——正是对积弱之国和不争之国民的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促成了老舍（人生阶段：）“山东——抗战”/（主题：）“国民性”（负面批判）——“国家至上主义”（正面激励）/（方法：）“幽默”——“无法幽默”这一连串的变化。正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初看微妙渐缓，实则大颠大覆的变化，敏感的老舍名之曰“蜕”。
“时候是已经晚一点了”，这证明作家对这一次“蜕”期待已久。多少年来，老舍对国事的忧虑、对民生的哀矜、对人世错谬的颖悟一直诉诸“幽默”之笔。站在幽默写家的立场上，他曾经不屑于来自左翼阵营的对于幽默的偏见和干扰[159]，到了《蜕》中却终于写下——“我们就深盼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这宣告了幽默二字的决然隐遁。幽默作为一种文学风格，以发现不和谐为肇因，以制造错位感为手段，以适度表现为原则。从山东时期的含笑静观到有一天终于笑不出来，原因在于作家发现的“不和谐”已经超出了“不会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伤害”[160]的限度，作家郁积于胸的忧郁悲观已在震耳的炮声和故家变成“被奸污过的贵妇”[161]的奇耻大辱中置换成疾痛惨怛，从而，“错位感”已难以制造，“适度”的原则再也无从坚持。
这一次的“无法幽默”甚至也不同于山东时期曾经在《猫城记》达到高潮的时时向沉郁顿挫那边倾泻下来的情感之波，因为在《猫城记》中，我们尚可说老舍的主体心境是抑郁的，而这一次，在国破家散的覆顶之灾面前，“抑郁”已无法承载作家的心理负荷。小说《蜕》“第一”“第二”两部分描述的阴城街衢间的飞尘、炊烟、灰雾组成的“迷魂阵”和城北死湖的秽水、恶臭以及沟水上浮着的“一层油腻而红白相间的泡沫”（这寂死的湖可能取意于闻一多作于1925年的《死水》：“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162]），这一切与老舍1932年《猫城记》对猫城街景、对猫国河流的描绘如出一辙。然而，我们可以说《猫城记》是抑郁的，甚至绝望的——老舍自己也说《猫城记》由于“对国事的失望”竟至于要“故意的禁止幽默”[163]——却无法从《蜕》得出同样的结论。《猫城记》写的是对国民性的绝望，对亡国灭种的恐惧。以《蜕》为老舍进入抗战时期转捩阶段的样本作品，我们发现，作家恰恰是被全民抗战的热烈重新激活了对国与国民的希望，从此搁置了一贯坚持的对国民性的批判立场，也搁置了幽默之笔，转向热情的吁求和坚执的相信——“国家至上”。小说“第五”部分，作者心造的英雄厉树人说：“假如你相信阴城无望，那就是你不相信中国会复兴起来！”这十分明显地是悖反了《猫城记》那条固执的“猫国无望——中国无望”的思路，从中见出老舍自己在“矮人”们果真到来的时刻，推翻了自己设计的亡国灭种的故事结局（一个不堪设想的结局），消解了郁积于胸的绝望，从而把自己从抑郁中解救了出来。他在描摹厉树人的心态时说：“平津的陷落矫正过来他的抑郁。他认清中国人——即使是大字不识的——有一种伟大的哲学作他们举止行动的基础；不识字的只缺欠着些知识，而并非没有深厚的教化。”这映射出值其时也老舍本人的心境。
